一部超越乡土与官场的寓言
——解密《羊的门》里的乡土、权力与生存困局
作者：罗登廉
李佩甫的《羊的门》，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长篇力作。在我看来，它比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生命册》更具有生命力。《羊的门》不像那些悬浮的小说，只在纸面上搭建光鲜的故事，而是把根深深扎进豫北平原的泥土里，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一点点结出对人性、权力与生存的果实，让人看着想吃，但吃起来又略带苦涩的味道。这本书难以简单定义，说是乡土小说，却藏着官场的波谲云诡；说是官场小说，又裹着乡土的根脉；说是政治小说，却满是普通人的悲欢。它就像呼家堡那片土地，看似平坦，底下却盘桓着纵横交错的暗流。
平原人的生存哲学与无奈
《羊的门》里的乡土，不是文人笔下“麦浪滚滚”的浪漫想象，而是带着烟火气与生存重量的真实图景。李佩甫用大量诸如“吃了吗”“上屋吧”这些豫北方言里的日常客套话，铺陈场景。它们不是简单的问候，而是藏着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 问“吃了吗”的人未必真要留饭，是借这话拉近距离，探探对方的近况；说“上屋吧”的人未必真心欢迎，是给对方面子，也把握了彼此的分寸。这些话语里的潜台词，是平原人在长期农耕生活里琢磨出的相处智慧，透着一股子实在，也藏着一丝小心翼翼。
更动人的是，书中对平原人生存姿态的描摹。“在这块土地上，人是活脸面的，脸面就是人的命”，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能打开无数中原人的生存逻辑。为了脸面，穷人家办喜事也要借件新褂子撑场面；为了脸面，邻里间有矛盾也不会当面撕破脸，要找中间人调停；为了脸面，男人再苦再累也得撑着家，女人再难再委屈也得顾着家的体面。这脸面不是虚荣，是平原人在土地上讨生活的底气，是他们在贫瘠与艰难里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
还有那些关于“活”的句子，读来让人心生沉郁。“我的祖辈，我的父辈，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爱，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爱。他们只知道一个字：活……他们是在将就中活的……儿子是要生的，没有爱也要生。一个儿子是一个希望，两个儿子就是两个希望……他们是在种植未来。” 这不是某一代人的写照，而是中原农耕文明里无数人的生存常态。他们不懂风花雪月，不懂情感表达，只知道把种子种进地里，把孩子拉扯大，日子再苦，只要有口气，就得往下熬。这种“将就”里，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对未来的朴素期待，可在物质渐丰的当下读来，又满是心酸。他们用一辈子的“活”，撑起了家的未来，自己却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
李佩甫写乡土，不是单向度的赞美或批判，而是带着理解的共情。他写平原人的坚韧，也写他们的局限；写乡土社会的温情，也写其中的封闭。呼家堡的人靠着土地谋生，也被土地束缚；他们重视人情，也困在人情里。这种复杂的乡土图景，让《羊的门》的乡土叙事有了厚度，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对这片土地上人生存状态的深度观照。
权力游戏中的人性博弈
《羊的门》里的官场线，绕不开呼国庆的沉浮。这条线没有惊天动地的反腐大案，却把官场里的权力逻辑写得入木三分。官场于呼国庆而言，不是实现理想的舞台，而是一场关于利益与生存的博弈。他从乡党委书记起步，靠着讨好市领导谢丽娟升任副县长，又为了扶正情人设计原配，本以为天衣无缝，却被对手王华欣抓住把柄。眼看要丢官，靠呼天成的人脉起死回生，还升了县委书记；可没过多久，又因范骡子的出卖陷入贪污风波，最终还得靠呼天成解围，却也不得不放弃官场，回到呼家堡。
这一路沉浮里，藏着官场最真实的规则。权力是终极目标，为了权力，阳谋阴谋皆可为之。呼国庆为了权力，能牺牲感情；王华欣为了权力，能处心积虑报复对手；范骡子为了权力，能反复倒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在官场线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而“靠山”与“人情”，则是官场生存的硬通货。王华欣的靠山是市委书记李相义，靠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老婆精心研磨的“胎盘胶囊”。这种带着私人化的“人情”，比钱财更难偿还；呼国庆的靠山是呼天成，呼天成四十年里攒下的“人情存款”，上至中央领导，下至省行行长，关键时刻都能成为救命稻草。反观范骡子，没有靠山，没有人脉，即便再有能力，也只是别人手里的棋子，有用时拿来用，没用时随手丢弃。
李佩甫写官场，最厉害的是不做道德评判，只客观呈现。他不把呼国庆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也不把王华欣写成纯粹的反派。呼国庆有野心，也有挣扎；王华欣有算计，也有无奈。他们都是权力游戏里的参与者，被权力推着走，也主动追逐权力。这种中性的叙事，让官场线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浅薄，呈现出人性在权力面前的复杂。权力能让人膨胀，也能让人迷失；能让人实现欲望，也能让人付出代价。
官场线还藏着对“人情社会”的反思。呼天成的“人情存款”，本质上是把人际关系异化为权力工具。他帮过的人，日后要为他所用；他积累的人情，最终都变成了掌控他人的资本。这种“人情”不再是纯粹的善意，而是带着功利目的的投资。当人情变成权力的筹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也便慢慢被消解了。
呼天成的权力建构与专制困局
若说《羊的门》有一个核心人物，那必然是呼天成。这个呼家堡的“当家人”，不是传统乡土小说里的老农民，也不是官场小说里的官员，而是一个深谙权力运作的“政治高手”。他身上有中原大地的厚重，也有权力者的复杂，是书中最具张力的形象。
呼天成构建权力的过程，堪称一部乡土社会的“权力教科书”。第一步是“正风气”。呼家堡穷的时候，偷盗成风，他抓住全村人的把柄却不追究，这是“恩”；再推出孙布袋游街示众，树立反面典型，这是“威”。一恩一威之间，既让村民感激他的宽容，又让他们敬畏他的手段，偷盗风气就此扭转，他也初步建立起权威。第二步是“破迷信”。平原人信鬼神，鬼神的权威远超凡人，呼天成在“小娥事件” 里直接叫板封建旧俗，让村民觉得“连鬼神都不怕的人，才值得追随”，就此取代鬼神，成为村民心中的“最高权威”。第三步是“统一思想”。他发起“斗私批修”运动，哪怕斗出人命，也要用负罪感裹挟村民，让他们把精力都投入到建新村中。“羊有的时候就得赶一赶，你不赶，它就不走。”这句话道破了他的统治逻辑，即用外力规训村民的思想，让他们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变成“听话的羊”。
呼天成的权力，还来自他对“人情”的经营。他不像官员那样靠职位掌控权力，而是靠四十年积累的“人情网”。中央领导老秋、省委组织部处长邱建伟、省行行长范炳臣，这些人都曾受他恩惠，日后便成了他的“资源”。呼国庆两次出事，都是靠他这张网解围；呼家堡能从穷村变成富裕村，也离不开这张网带来的政策与资金。这种“人情权力”，比制度性权力更隐蔽，也更牢固。因为制度会变，职位会换，但人情带来的羁绊，却能跨越层级，贯穿多年。
可呼天成的形象，又绝非“专制者”那么简单。他有私欲，对秀丫的感情是他一辈子的软肋，为了克制这份欲望，他甚至屠尽全村的狗，用极端的方式战胜自己的本能。他也有“公心”，带领呼家堡致富是真的，让村民过上好日子也是真的。他不是纯粹的好人，也不是纯粹的坏人，而是一个在权力与欲望中挣扎的“复杂人”。他用权力构建了呼家堡的“繁荣”，却也用权力扼杀了村民的思想；他让呼家堡人物质富足，却也让他们变成了没有自我的“羊”。这种矛盾，让呼天成超越了“脸谱化”的权力者形象，成为一个立体的、值得深思的文学典型。
“羊的门”背后的生存困局
“羊的门”是全书的核心隐喻，这扇门到底通向哪里？书中没有明说，却在字里行间给出了答案。呼家堡的村民是“羊”，温顺、听话，跟着呼天成这只“牧羊人”走，他们从这扇门里得到了物质的富足，却也失去了精神的自由。这扇门，既是“希望之门”，也是“牢笼之门”。
呼家堡的“繁荣”是靠“牧羊式”的统治实现的。呼天成用奖励与惩罚驯化村民，用会议与运动统一思想，让他们相信“跟着呼伯走，才有好日子过”。村民们不再思考“为什么”，只知道“怎么做”；不再有自己的想法，只知道服从。当有人为了得到表扬而砍掉自己的手指头，当全村人为了病重的呼天成集体学狗叫，这种“顺从”已经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狂欢。他们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与独立，变成了依附于权力的“工具”。
这种“牧羊式”的生存困局，不仅存在于呼家堡，更折射出某种普遍的生存状态。李佩甫通过呼家堡，写的不是一个村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生存镜像。人们渴望摆脱贫困，却在追求富足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人们依赖权威带来的稳定，却也在依赖中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困局，是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是自由与服从的博弈，也是每个时代都可能面临的生存命题。
书中还有很多隐藏的隐喻，比如“狗”的意象。呼天成因为被狗叫打断了与秀丫的私情，便屠尽全村的狗。狗是忠诚的象征，也是警惕的象征，屠狗不仅是呼天成克制私欲的极端方式，更是他消除“异己”、巩固权力的手段。任何可能打破他统治秩序的“声音”，都要被消灭。再比如，“泥蛋”的隐喻，呼天成被称为“玩泥蛋的人”，“泥蛋”既是呼家堡的村民，也是他手中的权力。他把“泥蛋”捏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却也在捏塑的过程中，让“泥蛋”失去了原本的形状。
这些隐喻，让《羊的门》超越了“乡土”与“官场”的范畴，成为一部关于人性、权力与生存的寓言。它不直接批判什么，也不刻意歌颂什么，只是把呼家堡的故事摆出来，让读者自己去看、去想。当“羊”习惯了被“牧羊”，当“门”变成了“牢笼”，我们该如何寻找真正的自由与尊严？
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文学力作
《羊的门》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与“深刻”。李佩甫没有回避乡土社会的复杂性，没有简化官场的权力逻辑，也没有美化权力者的形象。他用现实主义的笔触，把中原大地的人情世故、权力运作、生存困境一一铺陈开来，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完美”却无比真实的世界。这种真实，不是“记录式”的真实，而是“文学式”的真实。它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与思考。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羊的门》的语言极具特色。李佩甫的文字带着乡土的粗粝与鲜活，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写平原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写村民的脸，“皱得像晒干的红薯皮”；写官场的虚伪，“笑里藏着刀，话里裹着蜜”。这些文字不刻意雕琢，却充满了生活的质感，能让读者瞬间走进书中的场景，感受到中原大地的温度与气息。
更重要的是，《羊的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本书写的是特定时代的故事，却探讨了永恒的命题：权力如何影响人性？人该如何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寻找平衡？个体该如何保持独立的自我？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即便在今天读来，我们依然能从呼家堡的故事里，看到当下社会的影子，感受到那些关于生存与尊严的叩问。
李佩甫曾说：“一个民族的秘史需要以文学的方式来探究，真正的文学里一定有作家自己的血肉。”《羊的门》就是这样一部有“血肉”的作品，它带着李佩甫对中原大地的深情，对人性的洞察，对时代的思考，成为一部值得反复品读的文学力作。它不像某些快餐式的小说，读过就忘，而是像一杯陈酒，越品越有味道，越读越能感受到其中的厚重与深刻。
《羊的门》是一本复杂的书，也是一本真诚的书。它在乡土与官场的交织中，写透了人性的复杂；在权力与欲望的博弈中，叩问了生存的意义；在隐喻与现实的碰撞中，呈现了时代的镜像。李佩甫用他的笔，把中原大地的泥土、人情、权力都揉进了书中，让我们看到，文学不仅能记录生活，更能照亮生活。它能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看清自己的位置，思考自己的选择，守住自己的尊严。
读《羊的门》，就像走在豫北平原的田埂上，脚下是坚实的泥土，眼前是辽阔的田野，心里却装着沉甸甸的思考。这本书，值得每一个想读懂乡土、读懂人性、读懂时代的人去读、去品、去悟。
作者简介：罗登廉，湖北麻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定居北京，为报刊编辑、自由撰稿人。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