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幻化》三部曲窥探当代文学的雄浑史诗
袁竹
引言：文学丰碑的崛起
在当代文学的浩瀚星空中，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宛如一座巍峨耸立的文学丰碑，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这部长达 150 万字的鸿篇巨制，以其雄浑壮阔的叙事、深邃幽微的思想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波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1999 年 11 月，《幻化》三部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文学界激起千层浪。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中国文学出版领域的翘楚，一直以来都以出版高质量、高水准的文学作品而著称，其对作品的遴选标准极为严苛。能够在该社出版作品，无疑是对作品文学价值和艺术水准的高度认可。《幻化》三部曲能够获此殊荣，足见其在思想深度、艺术创新和文学感染力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作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推出当年即实现再版，这一成绩在当时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中实属难得。它不仅证明了作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引发他们的共鸣，也从侧面反映出《幻化》三部曲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打破了读者对传统文学作品的认知，为他们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2000 年 3 月，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幻化》三部曲首发式暨研讨会。这一活动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轰动。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界的核心组织，汇聚了众多文学界的精英和权威人士。他们的参与，充分体现了文学界对《幻化》三部曲的高度重视，也为作品的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在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专家、学者、作家和评论家们齐聚一堂，围绕《幻化》三部曲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塑造、叙事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和解读。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有对作品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也有对作品的深入探讨和理性反思。这些讨论和交流，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幻化》三部曲的理解和认识，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十多年过去了，《幻化》三部曲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依然经久不衰。国内外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累计已达 50 多万字，评论者涵盖了中国老中青三代优秀评论家。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作品进行了多元化的解读和评析，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评论生态。这些评论文章，不仅是对《幻化》三部曲的深入剖析和研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的一份宝贵财富。
在众多评论中，有 10 多篇文章呈现出全面否定的态度，撰写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当时的文学博士，如今已成为文学评论界的主将。这种现象看似矛盾，实则反映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和客观性。文学评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和肯定作品，更重要的是要对作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指出作品的优点和不足，为读者提供参考和借鉴。这些否定性评论的存在，使得《幻化》三部曲在接受赞誉的同时，也能接受批评和质疑，从而在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断深化人们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
《幻化》三部曲的诞生，是张俊彪对文学艺术不懈追求的结晶，也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的呈现。它以一种全景式的视角，将西北黄土地的厚重历史与东南沿海的现代文明巧妙地熔铸在一起，在政治风云与人性幽微的交织中，构建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里，既有革命岁月的激情与苦难，也有改革开放后的机遇与挑战；既有权力斗争的残酷与无情，也有个人情感的纠葛与挣扎；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也有对现代文明的探索与接纳。
从创作时间上看，《幻化》三部曲耗时十六载，这漫长的创作过程不仅体现了张俊彪对这部作品的精心雕琢，更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敬畏之心。在这十六年里，张俊彪深入生活，广泛涉猎各种知识，不断积累创作素材，对作品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进行了反复推敲和打磨。他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文学的执着热爱，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完成了这部史诗性的巨著。
从作品的影响力来看，《幻化》三部曲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热烈反响。它不仅成为了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文本，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许多评论家认为，《幻化》三部曲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以其独特的创作视角、立体的人物塑造、创新的叙事艺术以及深刻的社会洞察，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从创作背景、叙事革新、人物塑造、文学价值、社会意义以及文学史定位等多个角度，对《幻化》三部曲进行深入剖析，探寻这部作品背后的深层内涵和艺术魅力，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当代文学经典之作。
一、时代风云中的创作溯源
（一）黄土高原的精神烙印
1952 年，张俊彪出生于甘肃正宁县永和乡王家寺村的农家牛圈，这里地处黄土高原，是他梦开始的地方。黄土高原，这片广袤而厚重的土地，总面积约 65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 7% 左右 ，位于中国北方太行山以西、乌鞘岭以东、秦岭以北、长城以南。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更是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独特的地理风貌与人文底蕴，如同深深烙印，成为张俊彪创作的源泉。
幼年时期的张俊彪，家境贫寒，生活充满了艰辛。他未满 9 岁，就被父亲送至正宁罗川镇的罗川小学住校读书，11 岁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正宁县第二中学，然而初二时，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读书机会被中止。在那动荡、贫瘠的岁月里，他在校园里悄悄捡起造反派丢在树下的书，带回家中，白天下地干农活，夜晚在煤油灯下读书，就这样偷偷读完了《红岩》《红日》《青春之歌》等，文学的种子也在他心中悄然萌芽。
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对张俊彪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这里的地形地貌独特，塬、梁、峁等多样地貌并存。“塬” 宛如被大自然精心雕琢的巨型平台，轮廓分明且醒目，塬顶平坦无垠，向远方延展数里甚至数十里，其边缘却仿若刀削斧劈般陡峭险峻，与周边幽深的沟谷形成鲜明对照。在《幻化》中，张俊彪对黄土高原的地貌描写细致入微，通过这些描写，展现出当地人民生活环境的艰苦，以及他们在这种环境中顽强的生命力。“放眼望去，黄土塬像一块巨大的黄色补丁，镶嵌在天地之间。一道道沟壑如大地的伤疤，蜿蜒曲折，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农民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他们的身影在塬上显得那么渺小，却又那么坚定。” 这种对黄土高原地貌的描写，不仅为故事提供了真实的背景，也暗示了人物命运的坎坷与坚韧。
黄土高原的气候条件也独具特色，它处在沿海向内陆、平原向高原的过渡地带，自南而北跨越暖温带和中温带两个热量带，自东向西横贯半湿润和半干旱两个干湿区。冬季受蒙古高压控制，寒冷干燥；春季大气和土壤干旱现象严重；夏季盛行来自太平洋的热带海洋气团，降水集中且常伴有暴雨；秋季暖湿的海洋气团南退，冷空气进入，由于秦岭的阻挡，锋面降水较为频繁。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面临着诸多挑战，旱灾、涝灾等自然灾害时常威胁着人们的生活。张俊彪在创作中，通过对当地农民应对自然灾害的描写，展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那年夏天，暴雨如注，洪水顺着沟壑汹涌而下，淹没了大片的农田。农民们没有被灾难吓倒，他们纷纷拿起工具，冲向田间，试图抢救即将成熟的庄稼。霍士斌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他在齐腰深的洪水中，奋力扶起被冲倒的玉米秆，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不屈和坚毅。” 这样的描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黄土高原人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顽强抗争。
除了地理环境，黄土高原的人文底蕴也是张俊彪创作的重要源泉。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在远古时期，就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黄河两岸的肥沃土地，为早期人类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黄土高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古代人们摸索出了梯田、轮作等适应当地环境的农耕技术，为后世农业生产提供了宝贵经验。民间艺术形式如剪纸、皮影戏、信天游等，更是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情趣。在《幻化》中，张俊彪巧妙地将这些文化元素融入其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书中描写了一场热闹的皮影戏表演，“夜幕降临，村里的打谷场上挂起了一块白布，一盏昏黄的油灯照亮了整个场地。老艺人熟练地操纵着皮影，人物在白布上活灵活现，演绎着古老的故事。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阵阵笑声和喝彩声。霍士斌和小伙伴们也挤在人群中，眼睛紧紧地盯着皮影，被那神奇的表演深深吸引。” 这段描写，不仅展现了黄土高原的民间艺术魅力，也体现了当地人民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革命历史同样是黄土高原给予张俊彪的重要精神财富。正宁县地处陕甘交界，是革命老区，这里曾发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张俊彪从小就听着这些革命故事长大，对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充满了敬仰之情。为了重现历史真貌，他踏遍陕甘寻访革命遗迹，沿河西走廊追溯西路军征程。1978 年秋冬，张俊彪辗转兰州至西安，循西北陕甘游击大队、红二十六军战斗足迹，踏访延安、正宁、旬邑，采集写作素材。“当时陕甘交界林密路险，我背着行军壶，带着干粮，在深山老林里寻访流落各地的老红军。那些用脚步丈量的路途、亲笔记述的事迹，铸就了我的创作根基。” 张俊彪说。
在《幻化》中，张俊彪通过对霍士斌等人物的塑造，展现了革命岁月的激情与苦难。霍士斌在战争年代的勇猛无畏，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正是黄土高原上无数革命先辈的真实写照。“霍士斌紧紧握着手中的枪，眼神坚定地望着前方。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呼啸而过，他却丝毫没有退缩。他带领着战友们，向着敌人的阵地发起了一次次冲锋，呐喊声回荡在山谷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直到取得胜利。” 这样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
黄土高原的精神烙印贯穿于张俊彪的整个创作生涯，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根与魂。他用自己的作品，向读者展示了黄土高原的壮美与坚韧，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顽强与乐观。正如他自己所说：“陇东大地生养了我，也塑造了我，我与庆阳有着血脉相连的牵绊，庆阳是我的根，是我的魂。” 这种深深的眷恋和热爱，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也让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二）特区浪潮中的思想蜕变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汹涌澎湃，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吸引了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前来闯荡。1992 年，张俊彪也毅然南下，来到了这座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城市。
初到深圳，张俊彪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这里与黄土高原截然不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车水马龙，一片繁华景象。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然而，在这繁华的背后，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问题。社会的浮躁、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都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张俊彪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深圳，他亲眼目睹了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各种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一些人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社会的道德底线受到了挑战。在《幻化》中，他通过何人杰这个人物的命运轨迹，展现了特区浪潮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何人杰从一个投机政客逐渐转变为参禅隐士，他的内心世界经历了从追逐权力和财富到寻求精神解脱的巨大变化。“何人杰初到深圳时，被这里的繁华和机遇所吸引。他看到周围的人都在拼命赚钱，于是也投身其中。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手段，在商场上逐渐崭露头角。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他却感到内心越来越空虚。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意识到自己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失去了太多宝贵的东西。” 这段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何人杰在特区浪潮中的内心挣扎和转变。
深圳的文化氛围同样对张俊彪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个移民城市，深圳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形成了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使张俊彪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思想和观念，拓宽了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他开始思考如何在这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保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和文化特色，以及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幻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张俊彪对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探索。他将黄土高原的传统文化与特区的现代文明巧妙地交织在一起，通过人物的对话、行为和心理描写，展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例如，在描写黎可夫这个传统知识分子时，张俊彪展现了他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然而，在特区的生活中，黎可夫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影响，他开始对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黎可夫来到深圳后，看到周围的人们都在追求物质享受，他感到有些困惑。他一直坚守着儒家的中庸之道，淡泊名利，然而在这个充满诱惑的城市里，他的信念开始动摇。他开始思考，传统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能行得通，自己是否应该做出一些改变。” 这段描写，深刻地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困境，以及他们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思考。
深圳的生活经历让张俊彪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蜕变，也使他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了特区浪潮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以及人们在这个特殊时期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他的创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二、叙事革新：突破传统的文学实验
（一）权力理论下的微观叙事
在 20 世纪的思想长河中，福柯的权力理论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人们对权力本质和运作方式的认知之路。福柯认为，权力并非是一种单一的、集中的、由上而下的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分散的、多元的、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关系网络。它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以微观、隐蔽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
福柯指出，权力与知识是相互交织、相互建构的。权力通过知识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规训，而知识则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得以产生和传播。在学校教育中，教师通过传授知识和制定规则，对学生进行权力的行使，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在医院里，医生凭借专业知识和诊断权力，对病人进行治疗和管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病人的身体和行为。这种权力的微观运作方式，使得权力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地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
在《幻化》中，张俊彪巧妙地借鉴了福柯的权力理论，对政治斗争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微观解构，为读者呈现了权力对人性异化的深刻过程。小说中的霍士斌，便是一个被权力异化的典型人物。在战争年代，霍士斌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战士，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展现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在战场上的勇猛表现，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成为了众人眼中的英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霍士斌凭借着自己的革命功绩，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了省委书记。权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起初，他还能保持着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努力为人民谋福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诱惑逐渐侵蚀了他的内心，使他的人性开始发生扭曲。他开始沉醉于权力带来的快感，变得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他将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在 “文革” 期间，霍士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被剥夺了权力，沦为囚徒和庶民。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的无常和残酷。然而，当他在复出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疯狂地追逐权力，对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进行报复。他的行为变得极端和残忍，完全失去了理智和人性。他利用职权打压政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他的眼神中不再有曾经的坚定和正义，取而代之的是贪婪和冷酷；他的行为也不再受道德和良知的约束，而是完全被权力的欲望所驱使。
这种对权力异化的细腻描写，使读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权力的可怕力量，以及它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霍士斌的命运，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权力异化的一个缩影。他的故事警示着人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被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也可以成为腐蚀人心的毒药。当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时，它就会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侵蚀人们的心灵，使人性变得丑恶和扭曲。
（二）辩证结构与象征体系
《幻化》的叙事结构独具匠心，犹如一座精心构建的迷宫，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小说以三条人物主线并行发展，分别围绕着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三位主人公展开，看似独立成章，实则紧密相连，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辩证关系。
霍士斌的人生轨迹，是一部充满权力斗争和欲望膨胀的传奇。他从一个英勇的革命战士，逐渐沦为权力的奴隶，在权力的漩涡中越陷越深，最终走向了毁灭。他的故事充满了激情与冲突，展现了权力的强大诱惑和对人性的腐蚀。在战争年代，他凭借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了众人敬仰的英雄。然而，随着权力的逐渐增大，他的内心开始发生变化，对权力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政敌，满足自己的私欲。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疯狂，最终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
黎可夫的人生，则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坚守与挣扎。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秉持着中庸之道，试图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道德的操守。他在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中善于藏锋守拙，明哲处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危险。在和平时期，他身居高位，但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不参与权力争斗，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他所坚守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他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和行为产生怀疑。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试图找到一个平衡点，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内心的困惑。
何人杰的人生，则是关于投机与救赎的灵魂之旅。他从一个投机政客，在权力和欲望的驱使下，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他善于钻营，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手段，在官场中左右逢源，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势力。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他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他陷入了困境，失去了一切。在经历了人生的挫折和磨难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逐渐认识到权力和欲望的虚幻，开始追求内心的平静和真正的幸福。
这三条人物主线，通过日环食、金山公司等核心意象，形成了紧密的内在呼应。日环食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不仅暗示着历史的循环往复，更隐喻着人性的光明与黑暗交替。在小说中，日环食的景象多次出现，每次出现都与人物的命运和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当霍士斌在权力的巅峰时，日环食的出现仿佛是对他的一种警示，暗示着他的命运即将发生逆转；而在黎可夫面对人生的困境时，日环食的景象又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和宇宙的神秘，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对于何人杰来说，日环食则象征着他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他在欲望和良知之间徘徊，如同在日环食的阴影中寻找光明。
金山公司也是连接三条主线的重要意象。它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舞台，吸引着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等人的参与。在金山公司的运作中，三人的命运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故事的发展。金山公司的兴衰，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成为了小说中社会现实的一个缩影。霍士斌将金山公司视为自己权力的象征，试图通过掌控金山公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黎可夫则在金山公司中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希望能够为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何人杰则将金山公司视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公司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种象征系统的运用，使《幻化》在写实层面之外，获得了哲学寓言的深度。它让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了解一个故事，更是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历史的发展和人性的本质。深圳新闻网曾指出：“张俊彪的文字已突破传统概念，开辟创造了一种意象的、哲思的新境界。” 通过日环食、金山公司等象征意象的巧妙运用，张俊彪成功地将小说从一个简单的叙事文本提升为一部具有深刻哲学内涵的文学作品，让读者在阅读后久久回味，引发了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入思考。
三、人物：复杂人性的多面呈现
（一）霍士斌：英雄与堕落者的交织
霍士斌，《幻化》中一个极具张力和复杂性的人物形象，他的一生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从革命战争年代的英勇战将到和平时期的权力囚徒，他的命运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深刻地展现了人性在权力诱惑下的脆弱与复杂。
在革命战争年代，霍士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他出身贫寒，自幼便饱尝生活的艰辛，但这也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压迫的强烈反抗精神。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他毅然投身革命，凭借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在战场上屡立战功，成为了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骁勇战将。他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毫不畏惧死亡，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霍士斌毫不退缩，他带领着战友们坚守阵地，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但仍然顽强地坚持着，直到取得胜利。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与传统革命英雄形象相比，霍士斌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丰满。传统革命英雄往往被塑造为完美无缺的人物，他们具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然而，霍士斌却不同，他虽然有着英雄的一面，但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和欲望。他性格粗砺刚硬，有时甚至显得有些鲁莽和冲动。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战场上勇往直前，但在和平时期，却成为了他走向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霍士斌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凭借着自己的革命功绩，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了省委书记。然而，权力的到来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智，反而逐渐侵蚀了他的心灵。他开始沉醉于权力带来的快感，逐渐迷失了自我。他的权力意志迅速膨胀，变得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他将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在工作中，他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他利用职权打压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将他们视为自己的敌人，进行残酷的迫害。他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氛围和政治生态，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他在战争年代就已冒头的对女性的占有欲，此时也愈加恣肆放纵。他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完全不顾及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他的行为不仅伤害了这些女性的感情，也给她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的畸形的权力欲和情欲，使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和罪恶之中。他的虚荣心和感官虽然得到了某些满足，但他却失去了真正的人生幸福。他的家庭也因此破裂，他与妻子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子女们对他也充满了失望和不满。他在暮年连遭家庭变故的精神打击，灵魂孤寂，晚景凄凉。
霍士斌的堕落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从个人性格来看，他的粗砺刚硬和冲动的性格使他在面对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时，缺乏足够的自制力和判断力。他没有意识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也可以成为腐蚀人心的毒药。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霍士斌很容易受到权力的诱惑，走上堕落的道路。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类似霍士斌这样的人物。一些官员在权力的诱惑下，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滥用职权，贪污腐败，最终沦为了人民的罪人。这些案例都警示着我们，权力是一种危险的东西，它可以考验一个人的意志和品德。在面对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时，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否则就会像霍士斌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二）黎可夫：传统坚守者的困境与挣扎
黎可夫是《幻化》中一个极具传统色彩的人物形象，他的一生都在坚守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试图在现代社会的浪潮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道德的操守。然而，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却给他带来了诸多困境和挣扎，使他陷入了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黎可夫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仁爱、礼义、忠信等观念早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在战争年代，他虽然也投身革命，但与霍士斌等勇猛善战的革命者不同，他更多地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他在人际关系中善于藏锋守拙，明哲处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危险。他的这种处世哲学使他在战争年代能够保全自己，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和平时期，黎可夫身居高位，但他依然坚守着儒家的中庸之道，淡泊名利，超然于权力争斗之外。他不追求权力的扩张和个人的利益，而是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关心百姓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积极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人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他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誉。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黎可夫所坚守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多元化和功利化使他感到无所适从，他开始对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金钱和利益成为了许多人追求的目标。而黎可夫所坚守的儒家道德观念在这种环境下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坚持和努力似乎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
在面对一些社会现象时，黎可夫感到无比的困惑和无奈。他看到一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这让他感到非常痛心。他试图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和改变这些现象，但往往收效甚微。他的努力被人们视为迂腐和不合时宜，他的声音在喧嚣的社会中显得微不足道。
暮年的黎可夫与穆静的黄昏恋，不仅是他情感上的一种寄托，更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种无声抗议。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婚姻往往被视为一种家族的联姻，而不是个人情感的选择。黎可夫与穆静的爱情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爱情和精神上的契合。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遭到了社会的非议和家人的反对，这让他们陷入了痛苦和挣扎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黎可夫的黄昏恋是他对自己一生坚守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一种反思和突破。他在暮年终于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所坚守的东西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调整和改变。他开始尝试去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和思想，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传统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与黎可夫类似的困境。他们坚守着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但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这些观念逐渐失去了市场。他们感到迷茫和困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黎可夫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坚守传统，而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
（三）何人杰：投机与救赎的灵魂之旅
何人杰在《幻化》中的形象宛如一条波澜起伏的河流，从最初的投机政客逐渐演变为参禅隐士，他的转变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深意，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故事伊始，何人杰是一个深陷权力漩涡的投机政客。他将政治视为一场谋取个人利益的交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在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他善于钻营，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灵活手段，在官场中左右逢源，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势力。他为了获取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不惜背叛自己的原则和良心，与一些不道德的人为伍，参与各种不正当的政治交易。他的行为完全被权力和欲望所驱使，内心充满了贪婪和野心。
在政治斗争的浪潮中，何人杰经历了无数的起伏和挫折。他曾经风光无限，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耀和财富，但也因此树敌众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他逐渐陷入了困境，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他被对手击败，沦为了阶下囚，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在狱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回顾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他意识到自己的贪婪和野心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开始对权力的本质产生了怀疑，思考权力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真的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与《百年孤独》中奥雷里亚诺上校制作小金鱼的行为相似，何人杰在狱中通过重复性的劳作来实现精神的救赎。奥雷里亚诺上校在晚年不停地制作小金鱼，做好后又熔化重造，这种看似无意义的行为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反思和救赎。他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虚无，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何人杰在狱中也通过劳动和思考来反思自己的过去，他开始阅读哲学和宗教书籍，试图从这些智慧的源泉中找到解脱的方法。他在劳动中体会到了汗水的价值，在思考中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思和内心的挣扎后，何人杰终于实现了从投机政客到参禅隐士的转变。他放弃了对权力和物质的追求，开始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和内心的平静。他离开了喧嚣的尘世，来到了一个宁静的地方，开始了参禅修行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摆脱了权力和欲望的束缚，内心变得更加纯净和安宁。他学会了放下过去的恩怨和烦恼，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他的这种转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它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欲望和诱惑时的挣扎与觉醒，以及对精神自由和内心平静的追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都像何人杰一样，被权力和欲望所驱使，迷失了自我。然而，当他们经历了人生的挫折和磨难后，才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寻求精神上的救赎。何人杰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曾经多么迷失，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有决心改变自己的行为，就一定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精神的升华。
四、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升华
（一）人物塑造的范式突破
在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人物塑造范式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是核心要义。这种范式认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作家通过对典型环境的描绘，展现人物在其中的成长、奋斗与挣扎，从而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通过对 19 世纪法国社会的全景式描绘，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葛朗台这一人物形象，便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金钱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在这种环境下，葛朗台对金钱的追逐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的吝啬和冷酷不仅体现在对家人的态度上，更体现在他与周围人的一切交往中。他的行为和性格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集中体现，通过他，读者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对人性的扭曲。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样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小说以 1812 年俄法战争为背景，展现了俄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安德烈、皮埃尔等人物形象，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和成长。安德烈在战争中经历了生死考验，他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皮埃尔则在经历了贵族生活的空虚后，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们的命运与俄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反映了俄国社会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矛盾和变革。
然而，《幻化》在人物塑造上却大胆地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张俊彪巧妙地运用福柯式的微观权力分析，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细节中，揭示权力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微妙影响，使人物成为透视社会结构的棱镜。以霍士斌为例，他在小说中的命运轨迹充满了权力的烙印。在战争年代，霍士斌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忠诚，在革命队伍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将。此时，权力对他来说，是实现革命理想的工具，他运用权力为人民谋福祉，展现出了高尚的品德和坚定的信念。他带领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英勇行为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和士兵们的尊敬，权力在他手中得到了正确的运用。
随着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的稳定，霍士斌的权力逐渐增大，他成为了省委书记。然而，权力的增长并没有让他更加谨慎地行使权力，反而使他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对曾经的战友和同事进行打压和迫害。他的性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勇敢正义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独断专行、冷酷无情的权力者。在 “文革” 期间，他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权力被剥夺，沦为囚徒和庶民。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的无常和残酷。然而，当他复出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疯狂地追逐权力，对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进行报复。他的行为变得极端和残忍，完全失去了理智和人性。他利用职权打压政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他的眼神中不再有曾经的坚定和正义，取而代之的是贪婪和冷酷；他的行为也不再受道德和良知的约束，而是完全被权力的欲望所驱使。
这种对霍士斌在不同权力情境下的细致描绘，使他的形象更加立体、真实，也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权力对人性的影响。与传统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相比，《幻化》中的人物不再是简单地被社会环境所决定，而是在权力的微观运作中，主动地选择和塑造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受到权力、欲望等微观因素的左右。这种突破传统范式的人物塑造方法，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塑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使文学作品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
（二）复调叙事与意境融合
复调叙事这一概念，最初源于音乐领域，指的是在一部音乐作品中，存在多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旋律声部，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节奏、音高和表现力，却又能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丰富而多元的音乐整体。这种音乐形式打破了传统音乐中单一旋律主导的模式，为听众带来了全新的听觉体验。
前苏联学者巴赫金将复调概念引入文学批评领域，用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主人公不再是作者思想的简单传声筒，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和声音的个体。他们各自有着独特的价值观、信仰和人生追求，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的对话和冲突，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拉马佐夫兄弟四人性格迥异，各自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老大德米特里冲动鲁莽，追求感官享受；老二伊万理性冷静，对上帝和道德持有怀疑态度；老三阿廖沙善良纯洁，笃信上帝；老四斯乜尔加科夫则阴险狡诈，是恶的代表。他们在面对家庭、爱情、道德等问题时，各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彼此之间的观点相互碰撞、冲突，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多元的叙事格局。这种叙事方式使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小说的主题和人物，感受到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多样性。
在《幻化》中，张俊彪巧妙地运用复调叙事手法，让三位主人公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各自讲述自己的故事和内心世界，他们的声音相互交织、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效果。霍士斌的故事充满了权力的斗争和欲望的膨胀，他的声音充满了野心和冷酷；黎可夫的故事则围绕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展开，他的声音中透露出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和对现代社会的困惑；何人杰的故事则是关于投机与救赎的灵魂之旅，他的声音中既有对权力和欲望的反思，也有对精神解脱的追求。
三位主人公观看日环食的场景，是复调叙事与意境融合的经典范例。在这个场景中，日环食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不仅暗示了历史的循环往复和人性的光明与黑暗交替，还为三位主人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观照对象，使他们的内心世界在这一刻得以充分展现。
当霍士斌观看日环食时，他站在高处，俯瞰着周围的一切。日环食的景象让他感到自己的权力如同这太阳的光芒一样，虽然有时会被阴影遮挡，但最终还是会重新照耀大地。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傲慢和自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心中想着自己曾经的辉煌和成就，以及那些被他踩在脚下的敌人，心中充满了得意和满足。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正逐渐走向衰落，日环食的阴影也正慢慢笼罩着他的命运。
黎可夫观看日环食时，心中则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他看着日环食的变化，想起了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人生就像这日环食一样，有光明也有黑暗，有起有落。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平静和坚定，他相信只要坚守自己的内心，就能够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他反思着现代社会的变化和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和弘扬传统的价值观，让社会回归到一种和谐、美好的状态。
何人杰观看日环食时，心中则充满了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迷茫。他看着日环食的阴影逐渐笼罩大地，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投机行为和对权力的追逐。他感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罪恶和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如何才能摆脱过去的阴影，找到真正的自我。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选择，意识到自己曾经的追求是多么的虚幻和无意义。他渴望能够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
在这个场景中，张俊彪通过对三位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和对话，将复调叙事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的声音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对话，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同时，日环食这一意象的运用，又为整个场景营造出一种深邃、神秘的意境，使读者在感受到人物内心冲突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一种哲学的思考和对人生的感悟。这种将复调叙事与意境美学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使《幻化》在叙事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
（三）哲思化语言的创新表达
张俊彪在《幻化》中所创造的 “哲思化” 语言风格，犹如一股清新的溪流，在当代文学的语言长河中独树一帜。这种语言风格既深深扎根于西北方言的肥沃土壤，汲取了其质朴、醇厚的营养，又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哲学的思辨色彩，使其焕发出深邃、独特的思想光芒，为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西北方言作为中国方言体系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以其简洁明快、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展现了西北人民豪爽、质朴的性格特点。在《幻化》中，张俊彪巧妙地运用西北方言，为小说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常常使用西北方言，如 “额（我）”“咥（吃）”“咋个（怎么）” 等词汇的运用，不仅生动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身份，还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西北的广袤大地，感受到了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额今儿个可累坏咧，这活计真不是人干的。” 这样的语言表达，质朴而自然，将人物的疲惫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生活状态，增强了小说的代入感。
西北方言中的一些独特句式和表达方式也为小说增色不少。“你看你这娃，咋这么不懂事哩！” 这种句式充满了浓郁的地域特色，既表达了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责备，又展现了西北人民直爽的性格特点。张俊彪通过对这些方言元素的巧妙运用，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活，语言更加生动有趣。
张俊彪又将现代哲学的思辨色彩融入到语言表达中，使小说的语言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哲理意味。他常常运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将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文学意象，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一种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震撼。在描写霍士斌权力膨胀时，张俊彪写道：“他的瞳孔里跳动着红色的火焰，那是权力燃烧后的余烬。” 这里，“红色的火焰” 和 “权力燃烧后的余烬” 这两个意象，生动地表现了霍士斌被权力欲望所吞噬的状态，以及权力对他的腐蚀和毁灭。这种意象化的表达，不仅使抽象的权力概念变得具体可感，还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权力的可怕力量。
在描写黎可夫对人生的思考时，张俊彪写道：“他仿佛置身于一片迷雾之中，眼前的道路模糊不清，但他心中却有一盏明灯，那是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守。” 这里，“迷雾” 象征着人生的迷茫和困惑，“明灯” 则象征着黎可夫内心的信仰和追求。通过这两个意象的对比，深刻地表现了黎可夫在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挣扎和坚守，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内心的坚定和力量。
张俊彪还善于运用富有哲理的语句，引发读者对人生、社会的深入思考。“人生就像一场梦，我们在梦中追逐着虚幻的影子，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真实。” 这样的语句简洁而深刻，蕴含着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反思。读者在阅读这些语句时，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思考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从而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这种将西北方言的质朴与现代哲学的思辨相融合的语言风格，使《幻化》的语言既具有生活的质感，又具有思想的深度。它打破了传统小说语言的束缚，为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读者在阅读《幻化》时，不仅能够被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还能够在语言的品味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五、社会镜像与人性启示录
（一）历史进程的全景映射
《幻化》犹如一部气势恢宏的历史巨著，以细腻而磅礴的笔触，勾勒出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这部作品通过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三位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珍贵文学文本。
在民主革命时期，三位主人公怀揣着对理想和信念的炽热追求，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霍士斌，这位勇猛无畏的革命战士，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的英勇事迹激励着无数人，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精神的象征。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霍士斌毫不畏惧，他手持钢枪，带领着战友们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战场上，子弹呼啸而过，炮弹爆炸声震耳欲聋，但霍士斌始终冲锋在前，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和决绝，仿佛在向敌人宣告：“我们绝不退缩！” 最终，他们成功击退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霍士斌的勇敢和坚韧，不仅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为了实现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
黎可夫则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谋略，为革命事业出谋划策，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他善于观察局势，分析问题，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独到的见解和可行的方案。在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面对复杂的战争形势，众人陷入了沉思。黎可夫站起身来，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巧妙的作战计划。他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并最终取得了成功。黎可夫的智慧和谋略，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
何人杰在革命的浪潮中也积极参与，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年轻有为，充满活力，对革命事业充满了热情。他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为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一次秘密的情报传递任务中，何人杰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敌占区，成功地获取了重要情报，为革命军队的行动提供了关键信息。他的勇敢和机智，展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担当。
新中国成立后，三位主人公凭借着在革命时期的卓越贡献，相继担任省委书记的重要职务，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导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的命运逐渐发生了分歧。霍士斌在权力的诱惑下，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了权力的漩涡。他的权力意志迅速膨胀，变得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他将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利用职权打压异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在一次干部选拔中，霍士斌为了安插自己的亲信，故意打压那些有能力、有才华的干部，导致一些优秀的人才无法得到重用。他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氛围和政治生态，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文革” 期间，霍士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被剥夺了权力，沦为囚徒和庶民。他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折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对权力和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意识到自己曾经的错误和迷失，开始寻求内心的救赎。在狱中，霍士斌常常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他逐渐认识到，权力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真正重要的是为人民谋福祉。他开始阅读书籍，学习知识，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他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何人杰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机遇，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建设中。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果断决策，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他逐渐迷失了自己的初心，陷入了权力和欲望的深渊。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惜违背道德和法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何人杰在商业活动中，为了获取项目，不惜行贿受贿，与一些不法商人勾结，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的行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相比之下，黎可夫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关心百姓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积极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人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需求，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教育和医疗条件。他还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企业和技术，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誉。
通过对三位主人公命运的细致描绘，《幻化》深刻地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它展现了革命的艰辛和伟大，以及革命先辈们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它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和复杂性，以及权力对人性的侵蚀和扭曲；在改革开放时期，它反映了市场经济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
《幻化》成为了一部生动的社会历史教科书，让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所经历的苦难与辉煌、挣扎与成长。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权力批判与价值探寻
在《幻化》中，对权力异化的批判是一个核心主题，而霍士斌的命运则成为了这一主题的生动注脚。霍士斌在战争年代是一位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展现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赢得了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成为了众人眼中的英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霍士斌凭借着自己的革命功绩，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了省委书记。权力的到来，逐渐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起初，他还能保持着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努力为人民谋福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诱惑逐渐侵蚀了他的内心，使他的人性开始发生扭曲。他开始沉醉于权力带来的快感，变得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他将手中的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在 “文革” 期间，霍士斌遭受了残酷的迫害，被剥夺了权力，沦为囚徒和庶民。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权力的无常和残酷。然而，当他在复出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疯狂地追逐权力，对曾经迫害过他的人进行报复。他的行为变得极端和残忍，完全失去了理智和人性。他利用职权打压政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无辜的人。他的眼神中不再有曾经的坚定和正义，取而代之的是贪婪和冷酷；他的行为也不再受道德和良知的约束，而是完全被权力的欲望所驱使。
霍士斌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异化的危害，警示着人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也可以成为腐蚀人心的毒药。当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时，它就会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侵蚀人们的心灵，使人性变得丑恶和扭曲。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例子。一些官员在权力的诱惑下，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些现象都提醒着我们要警惕权力的诱惑，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异化的发生。
与霍士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黎可夫的中庸之道。黎可夫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的仁爱、礼义、忠信等观念早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在战争年代，他虽然也投身革命，但与霍士斌等勇猛善战的革命者不同，他更多地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谋略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他在人际关系中善于藏锋守拙，明哲处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和危险。
在和平时期，黎可夫身居高位，但他依然坚守着儒家的中庸之道，淡泊名利，超然于权力争斗之外。他不追求权力的扩张和个人的利益，而是致力于为人民谋福祉，为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关心百姓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积极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人民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需求，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教育和医疗条件。他还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引进了一些先进的企业和技术，为当地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誉。
黎可夫的中庸之道为我们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诱惑，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而黎可夫的坚守和智慧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保持内心的宁静和道德的操守。我们应该学会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的公共利益，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该从霍士斌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异化的发生。我们应该学习黎可夫的中庸之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的公共利益，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六、文学长河中的独特坐标
（一）承前启后的文学传承
在当代文学的宏大版图中，《幻化》宛如一座独特的地标，屹立于文学发展的长河之中，展现出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既继承了前辈作家的文学传统，又以创新的姿态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在文学传承与创新的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文学流派的传承脉络来看，《幻化》与茅盾所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茅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其创作风格和文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社会剖析派强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深入剖析社会结构和人物的命运，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细致描绘，揭示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为背景，生动地展现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试图发展民族工业却最终失败的悲剧命运。在《子夜》中，茅盾通过对吴荪甫这一典型人物的塑造，以及对他与买办资本家赵伯韬之间激烈斗争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他对社会生活的全景式展现，以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为社会剖析派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幻化》继承了茅盾社会剖析派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中国社会从民主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张俊彪在《幻化》中，通过对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三位主人公命运的刻画，深入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在描写霍士斌在 “文革” 中的遭遇时，张俊彪不仅展现了他个人的命运起伏，更通过他的经历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黑暗和人性的扭曲。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与茅盾社会剖析派的传统一脉相承。《幻化》还借鉴了茅盾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结构上的技巧。在人物塑造方面，张俊彪注重刻画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真实；在叙事结构上，他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方式，使故事更加丰富多样，层次分明。
《幻化》又下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先河，对传统历史叙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新历史主义小说强调历史的相对性和多元性，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个体的记忆和叙述构成的，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它们不再将历史视为一种既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实，而是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重新诠释，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幻化》中，张俊彪不再将历史简单地呈现为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交错叙述和对历史事件的多角度描绘，展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多样性。他笔下的历史不再是宏大叙事下的英雄史诗，而是充满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和挣扎奋斗。在描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张俊彪不仅展现了革命英雄的英勇事迹，也刻画了普通百姓在战争中的苦难和无奈。他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描写，使历史更加贴近真实，更加生动可感。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幻化》也展现出了独特的文学品格。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相比，《幻化》更关注政治精英的精神世界。《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描绘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坚韧和奋斗。而《幻化》则聚焦于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等政治精英，深入探讨了他们在权力、欲望和信仰面前的抉择和挣扎，揭示了政治斗争对人性的影响。
相较于贾平凹的《废都》，《幻化》对欲望的描写更具历史纵深。《废都》以庄之蝶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困境和欲望的膨胀，对欲望的描写更多地侧重于当下社会的现实层面。而《幻化》则将欲望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审视，通过对霍士斌等人物命运的展现，探讨了欲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对人物的影响。霍士斌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对权力和欲望的追求，反映了历史变迁对人性的塑造和改变。
《幻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不仅在于它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更在于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和人物的精神世界，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当代文学的深远启迪
张俊彪的《幻化》以其独特的创作实践，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宝贵的启示，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本土性并回应人类共同关切这一关键问题上，《幻化》给出了深刻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元素和视角；另一方面，也使得文学面临着同质化的风险，本土文化的特色和价值容易被忽视。《幻化》的成功，就在于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守本土文化的根基，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作品中对黄土高原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使读者感受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张俊彪通过对黄土高原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方言土语等元素的描写，展现了这片土地独特的魅力。在小说中，陕北民歌、窑洞生活、民间信仰等元素的运用，不仅增添了作品的地域特色，更体现了作者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这些本土文化元素的融入，使《幻化》在全球化的文学语境中脱颖而出，展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魅力。
《幻化》又以其对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的深刻思考，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作品中对权力、欲望、信仰等人类永恒命题的探讨，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意义。霍士斌对权力的追逐和迷失，黎可夫对传统信仰的坚守和困惑，何人杰对欲望的反思和救赎，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反映了人类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的共同挣扎和探索。这种对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的关注，使《幻化》能够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共鸣，实现了文学的跨文化传播和交流。
张俊彪在创作中勇于创新的精神，也为当代作家树立了榜样。他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表达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在叙事结构上，他采用了多线叙事和象征手法，使小说的情节更加丰富多样，主题更加深刻；在人物塑造上，他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在语言表达上，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 “哲思化” 语言风格，使小说的语言既具有生活的质感，又具有思想的深度。这些创新举措，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应如《幻化》一样，立足本土，深入挖掘本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展现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关注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以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呼唤，实现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勇于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结语：永恒的人性史诗
张俊彪的《幻化》三部曲，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座巍峨耸立的丰碑。这部倾注了作者十六载心血的鸿篇巨制，以其雄浑壮阔的叙事、深邃入微的洞察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与人性的宏大史诗，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学瑰宝。
从创作背景来看，《幻化》三部曲是张俊彪个人生命历程与时代风云变幻相互交织的结晶。黄土高原的深厚底蕴赋予了他创作的根基，滋养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而特区的前沿体验则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文明的窗户，使他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思考，审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这种独特的创作背景，使得《幻化》三部曲既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感，又充满了对现代社会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反思。
在叙事革新方面，《幻化》三部曲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大胆借鉴福柯的权力理论，对政治斗争进行了微观层面的解构，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权力对人性的异化作用。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通过三条人物主线的平行发展与相互交织，以及日环食、金山公司等核心意象的巧妙运用，构建起了一个充满哲学意味和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使小说在写实的基础上，获得了更高层次的艺术升华。
人物塑造是《幻化》三部曲的一大亮点。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三位主人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的命运轨迹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人性画卷。霍士斌从革命英雄到权力囚徒的堕落，展现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和扭曲；黎可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坚守与挣扎，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困惑与迷茫；何人杰从投机政客到参禅隐士的转变，则揭示了人性在欲望与救赎之间的徘徊与觉醒。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他们的故事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面，也引发了人们对人生、价值和信仰的深入思考。
在文学价值上，《幻化》三部曲实现了现实主义的现代性转型。它在人物塑造上突破了传统的范式，采用微观权力分析，使人物成为透视社会结构的棱镜；在叙事艺术上，将复调叙事与意境美学相结合，使小说既具有故事性，又具有思想性；在语言表达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 “哲思化” 风格，使小说的语言既质朴又富有哲理。这些创新和突破，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社会意义上讲，《幻化》三部曲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生动记录。它通过三位主人公的命运起伏，展现了从民主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揭示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如权力异化、道德失序、文化冲突等。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启示，如如何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坚守精神家园等。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幻化》三部曲的警示和启示，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把握人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当代文学史上，《幻化》三部曲占据着独特的坐标。它承前启后，既继承了茅盾社会剖析派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开启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先河；既关注政治精英的精神世界，又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挖掘；既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又反映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它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和思想深度，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幻化》三部曲的价值，最终归结于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在这部作品中，张俊彪构建了一座关于人性的实验室，通过对霍士斌、黎可夫和何人杰等人物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人性在权力、欲望、信仰等因素影响下的复杂变化。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人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性的本质始终不变。在面对权力和欲望的诱惑时，我们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幻化》三部曲不仅是一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史诗，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命运的启示录。它如同一座灯塔，在我们迷失方向时，照亮我们回归人性本真的道路；它又如同一面镜子，让我们在阅读中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其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和读者阅读的宝贵财富。在未来的岁月里，《幻化》三部曲将继续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激励着人们不断探索人性的奥秘，追求更加美好的人生。
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起点中文网”刋载长篇小说《钍帝》《梦海拾星》《逆袭修道》《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逆天修道不逆天》《穿梭梦境的未来探秘人》等；“喜马拉雅”发表长篇小说《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百年笔耕铸魂，八十载文学烽火 ——徐光耀的文学史诗》《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文学评论。30余万字长篇小说《东升》单行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即将出版发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