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袁竹作品看历史人物的文学重构与经典化路经
李栎
一、历史人物重构的叙事策略深化
在《一代宗师黄宾虹》（“喜马拉雅”连载）中，袁竹所构建的叙事时空并非简单的线性铺陈，而是如同黄宾虹笔下的山水长卷，充满了层次感与纵深感。当站在黄宾虹嘉德拍卖行的展厅这一现代场景中，周围是喧嚣的人群和高昂的竞价声，而他的思绪却能穿越到过去，回到那些在画室中与笔墨为伴、在山林间与自然对话的孤寂岁月。这种时空的交错与叠印，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更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境遇。
黄宾虹生前的慨叹 “我的作品，要五十年后才真正会为人所认识！”，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破了艺术市场的浮华表象。袁竹通过这样的历史错位处理，并非是要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试图引导读者思考艺术价值的本质。在当下这个快节奏、重功利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习惯于用价格来衡量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却忽略了艺术本身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底蕴。黄宾虹的作品在他生前不被认可，并非因为其艺术水平低下，而是因为他的艺术理念超越了当时的时代认知，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更为高深、更为纯粹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人们审美水平的提升才能被真正理解。
袁竹对黄宾虹艺术创作孤独性的强化，从多个维度展开。在描写黄宾虹早年研习传统绘画的过程中，他并非像其他画家那样一味地模仿古人，而是在临摹的基础上不断思考、不断探索。他常常独自一人在画室中待到深夜，面对古画反复揣摩，试图从中汲取营养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这种孤独并非是被迫的隔离，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艺术家为了追求艺术真理而付出的必要代价。
同时，袁竹也着重展现了黄宾虹美学的前瞻性。在当时的艺术界，大多数画家还沉迷于传统绘画的技法和程式，而黄宾虹却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绘画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提出的 “五笔七墨” 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手法，更对后世的绘画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前瞻性的美学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异类，也使得他的作品难以被大众所接受，但却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而黄宾虹价值的滞后性，在小说中通过与其他同时代画家的对比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当时有些画家凭借迎合市场的作品获得了名利双收，而黄宾虹却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他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内心却充满了对艺术的执着与热爱。这种对比，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的差距，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黄宾虹作为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高尚品格。
在《大文豪鲁迅》（“喜马拉雅”连载）中，袁竹的叙事策略则呈现出另一种风貌。他以 1881 年绍兴周家宅院的感官宇宙为切入点，将鲁迅的降生置于一个充满东方美学意蕴的氛围之中。晨光、桂树、香气，这些看似平凡的元素在袁竹的笔下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桂花的醇厚香气如同陈年的美酒，象征着鲁迅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金黄色的阳光则寓意着希望与新生，预示着鲁迅未来将在黑暗的中国大地上播撒光明。
袁竹以植物意象为符号系统的叙事策略，在鲁迅少年周樟寿的命名仪式中达到了顶峰。“樟” 树四季常青、枝干粗壮、根系深扎大地，祖父希望周樟寿能像樟树一样坚韧不拔、坚守自我。这一命名不仅体现了家族对鲁迅的期望，更暗示了鲁迅一生的精神品格。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鲁迅无论面对何种困难与挑战，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坚定与执着，如樟树般在风雨中屹立不倒。
袁竹通过这些细腻的描写，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隐喻结构。鲁迅的精神根系深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他从小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如四书五经的熏陶、家族礼仪的影响等，都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的思想枝叶却能刺破现代中国的苍穹，他以犀利的笔触批判社会现实，以深刻的思想唤醒民众的觉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这种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挖掘与呈现，让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这位文学巨匠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
二、文化记忆的当代转译与激活拓展
《三星堆：青铜恋歌》（“起点中文网”连载）作为一部在地奇幻小说，袁竹在其中进行的文化记忆转译与激活实验，可谓是大胆而富有创意。小说开篇对三星堆博物馆的描写，就充满了神秘与奇幻色彩。雨珠在玻璃上的折射让青铜神树顶端的太阳鸟仿佛振翅欲飞，这一细节描写并非简单的写景，而是袁竹为古蜀文明注入灵性维度的巧妙手法。它打破了人们对考古文物的固有认知，让冰冷的青铜器物仿佛拥有了生命。
新出土纵目面具的 CT 扫描结果，“其表面的孔雀石结晶、氧化膜与硫化亚铜层的异常重叠，以及眼部穿孔处显示出的神秘阴影”，这些看似科学实证的描述，实则为古蜀文明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袁竹并非是要否定考古学的科学性，而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人们对古蜀文明的想象空间。考古学往往注重对文物的物质属性和历史背景的考证，而袁竹则更关注文物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内涵，他希望通过文学的手段，让这些沉睡已久的文化记忆重新焕发生机。
袁竹的奇幻书写并非天马行空的随意想象，而是建立在严谨的文化考古学根基之上。在描写主人公穿越到古蜀时期参与青铜铸造的情节时，他对青铜铸造工艺的描写展现出了惊人的专业水准。“袁竹运用现代的青铜铸造知识，如提出改用草木灰调节陶范透气性、采用‘将军盔’熔铜法等，与老觋所代表的古蜀传统工艺发生碰撞”，这些细节描写都是基于三星堆真实的考古发现。袁竹通过这种方式，将现代科学知识与古代工艺技术进行对话，不仅让读者了解到了古蜀文明的高超工艺水平，更展现了不同时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这场现代与传统的工艺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文明认知模式的较量。老觋所代表的古蜀传统工艺，是古蜀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与智慧，它蕴含着古蜀人对自然、对材料的敬畏之心。而袁竹所提出的改良方案，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效率、对创新的追求。袁竹通过这种冲突的描写，并非是要评判哪种认知模式更为优越，而是试图探索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传统与创新的平衡。这种思考对于当下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小说中的时空对话机制是袁竹激活文化记忆的又一重要手段。主人公右眼金化后获得 “看见重叠时空” 的能力，这一设定看似荒诞，却为勾连古今提供了巧妙的叙事枢纽。当主人公在荒原遭遇古蜀骑兵，发现他们与青铜器物有神秘关联，自身也觉醒神树纹时，读者仿佛看到了古蜀文明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神秘联系。青铜官道上，主人公感知到神树心跳，与古蜀都城产生共振，这种超现实的描写让读者感受到了古蜀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仿佛那些遥远的历史场景就在眼前重现。
物质符号的叙事转化在小说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玉玦拼图既是情节发展的关键线索，又是情感的载体。“玉玦公主与袁竹各自拥有半块玉玦”，这半块玉玦不仅连接着两人的命运，更象征着古蜀文明的传承与延续。当两块玉玦拼接在一起时，显现出的铭文仿佛是古蜀文明向现代社会发出的密码，等待着人们去解读。一支现代钢笔神秘嵌入大祭司权杖，“笔帽上刻着的‘袁’字与鼎壁新出现的古蜀文字完全一致”，这一细节更是将时空的错位展现到了极致，暗示着古今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和交流。
袁竹通过这些物质符号的转化，让古蜀文明的文化记忆不再是冰冷的文物和枯燥的文字记载，而是变得鲜活而生动。这些符号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读者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与古蜀文明进行近距离的对话。这种对文化记忆的激活方式，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更让人们对古蜀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入探索的欲望。
三、逍遥美学在文学中的多维实践拓展
袁竹作为逍遥画派创始人，将其书画美学融入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逍遥美学体系，这种美学体系在其作品中呈现出多维的实践形态。在《一代宗师黄宾虹》中，对黄山意象的描写堪称典范。“画面上，黄山巍峨耸立，云雾缭绕，仿佛能闻到山间清新的草木香气，听到远处瀑布水声轰鸣。” 这里运用的通感修辞，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写景技巧，更是袁竹将山水画的 “散点透视” 法巧妙转化为文学叙事的体现。
在这段描写中，读者的视角可以自由地在黄山的整体山势与山间的细节景物之间切换，一会儿是宏观上黄山的巍峨雄伟，云雾的弥漫缭绕；一会儿又是微观上草木的清新气息，瀑布的轰鸣声响。这种叙事方式如同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让读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黄山的美，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审美体验。这种将书画思维融入文学抒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学叙事的局限，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活力。
袁竹独创的 “豹纹斑”“牛毛纹” 皴法在文学领域的转化与运用，更是其逍遥美学的一大亮点。在《三星堆：青铜恋歌》中，青铜器表面的装饰纹样不再仅仅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描述对象，而是成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元素。“青铜胄残片复原图上的纹饰”“青铜箭镞的形制” 等，都与主人公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紧密相连。
当主人公发现自身觉醒的 “神树纹” 与青铜器纹饰同源时，这些原本冰冷的物质纹理瞬间转化为了富有生命力的生命符号。这不仅体现了袁竹独特的艺术思维，更实现了书画与文学之间的深度互文。“豹纹斑” 的粗犷与灵动、“牛毛纹” 的细密与绵长，在文学叙事中转化为了不同的情感氛围和情节节奏，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如同欣赏书画作品般的视觉美感和艺术张力。
袁竹将中国画精髓 “写意” 与世界主流艺术抽象元素相结合的理念，在小说中体现为现实与超现实意境的巧妙交融。在《大文豪鲁迅》中，少年周树人夜读的场景描写：“桐油灯芯爆开的灯花在墙面上投下摇曳的巨影，那些四书五经的文字仿佛在纸面上游动，汇聚成一条蜿蜒的墨色河流。” 这里，写实的灯光与抽象的墨河相互映衬，营造出了一种虚实相生的美学空间。
桐油灯芯爆开的灯花是现实中可感的细节，而文字汇聚成墨色河流则是超现实的想象。这种融合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夜晚读书时的静谧氛围，更暗示了知识传统的沉重与思想变革的涌动。四书五经代表着传统的知识体系，其文字汇聚成的墨色河流，既象征着传统知识的博大精深，也暗示着它对人的束缚；而灯花投下的摇曳巨影，则仿佛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思想风暴。这种对抽象元素的文学转化，展现了袁竹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逍遥美学的核心之一 —— 留白艺术在袁竹的小说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一代宗师黄宾虹》中，陆抑非拒收画作的段落，寥寥数语却蕴含着无穷的意味。“画家友人陆抑非，深知黄宾虹的才情与不易，曾将自己多年使用的一堆秃笔赠予他。黄宾虹对此感激不已，他将自己精心绘制的画作作为回礼... 然而，陆抑非却婉言拒绝。” 这段文字中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也没有对人物内心的直接描写，但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张力却十分强大。
陆抑非为何拒收画作？是因为艺术观念的差异，认为黄宾虹的画作不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还是因为深知黄宾虹的困境，不想让他因回礼而更加窘迫？黄宾虹在被拒绝后又会是怎样的心情？是失落、是困惑、还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追求？这些未言明的潜台词，形成了巨大的情感留白，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种克制的叙事方式，如同山水画中的烟云，看似虚空，却能容纳万象，让读者在品味之余感受到无尽的韵味。
在时空结构上，袁竹创造的卷轴式叙事法，是其逍遥美学在文学形式上的又一创新。《大文豪鲁迅》第一章从东昌坊口的晨雾景象，到周家宅院的桂树香气，再到产房内外的喜悦氛围，最后定格于婴儿清澈的眼神特写。每个场景都如同画卷上的一个独立单元，它们之间没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是通过一种内在的气韵相互连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像在欣赏一幅缓缓展开的卷轴，能够在不同的场景中自由穿梭，感受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转换。
《三星堆：青铜恋歌》中现代展厅与古蜀战场的切换，则发展出了双卷轴并行的结构。“广汉的秋雨如从远古洇染而来的水墨” 开启的现代叙事轴，与 “荒原弥漫着原始的气息，泥土的腥味、血腥气以及青铜氧化的味道交织” 的古蜀叙事轴交替推进。这两条叙事轴相互映衬、相互补充，让读者在现代与古代之间不断穿梭，感受到了时空的碰撞与融合。这种卷轴式叙事法，充分体现了袁竹 “逍遥山水” 的空间意识，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结构模式。
四、文学史定位难题的深度剖析与突破路径
袁竹的创作实践给新世纪文学史的定位带来了诸多难题，这些难题的背后反映出了传统文学史框架在面对新兴文学现象时的局限性。《三星堆：青铜恋歌》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拥有大量的网络读者，其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奇幻的情节设置符合大众的阅读口味，具有明显的通俗文学特征；而《一代宗师黄宾虹》则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手法，被严肃文学界所关注和讨论，具有严肃文学的特质。
这种跨界的创作姿态，打破了传统文学史中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格局。传统的文学史往往将严肃文学视为高雅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学形式，而将通俗文学视为低俗的、仅供娱乐的文学形式。然而，袁竹的作品却告诉我们，这种划分是片面的。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所属的类型，而在于它所蕴含的思想内涵、艺术价值以及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三星堆：青铜恋歌》虽然是一部奇幻小说，但它通过对古蜀文明的重新诠释，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一代宗师黄宾虹》虽然是一部严肃的传记小说，但它也以生动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黄宾虹的艺术人生。
袁竹作品引发的关于新经典标准适用性的争议，进一步凸显了现有文学史评价体系的困境。以 “智慧、创新、艺术、价值、真实” 五大标准来衡量袁竹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其作品在各个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在智慧标准方面，他对艺术本质、民族魂、文明延续等问题的思考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在创新标准方面，他将书画思维转化为小说叙事的方式堪称独特；在艺术标准方面，逍遥美学的实践让其作品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在价值标准方面，对文化传承主题的贯穿体现了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在真实标准方面，历史细节的还原与奇幻逻辑的自洽使其作品具有很强的可信度。
然而，当这些特质分散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时，文学史就面临着如何进行综合评价的难题。《一代宗师黄宾虹》中对艺术市场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思想深度；而《三星堆：青铜恋歌》中青铜神树的心脏隐喻，则蕴含着对文明延续的思考，同样具有深刻的内涵。但由于两部作品的类型不同，其思想表达的方式和力度也有所差异，这使得文学史家在评价它们的思想重量时难以找到统一的尺度。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提出的 “三古七段” 论，为解决袁竹作品的文学史定位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强调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 的编写理念，认为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应受朝代更替等外部因素的过多影响。这种文学自主性的史观，让我们认识到评价一位作家的作品，不应局限于其所属的文类，而应关注其在美学上的创新和对文学发展的贡献。
袁竹将 “豹纹斑” 皴法的视觉节奏转化为《三星堆：青铜恋歌》中神树纹的叙事节奏，这种艺术思维的迁移创新，是其作品最具价值的地方，也应该成为文学史评价的重要基准。无论其作品是发表在网络平台还是传统出版物上，无论其属于奇幻小说还是传记小说，只要它在文学艺术上具有创新意义，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应该被文学史所记录和肯定。
袁竹创作中强烈的在地性与世界性张力，是其作品能够在全球视野下产生影响的关键所在。袁竹的 “逍遥画派” 理论主张 “用国际视野来发展国画”，这一理念在其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星堆题材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在地性特征，它承载着古蜀文明的神秘与辉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袁竹在《三星堆：青铜恋歌》中，并没有将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叙事框架，而是巧妙地融合了全球奇幻文学的范式。
这种融合并非是对西方奇幻文学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深入理解古蜀文明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奇幻的叙事手法，让三星堆文化能够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例如，小说中对青铜神树、纵目面具等文物的奇幻化处理，既保留了其原有的文化特质，又赋予了它们新的叙事意义，使其成为连接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桥梁。这种将在地性文化与世界性叙事方式相结合的策略，体现了袁竹对 “中国故事，世界表达” 这一命题的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
袁竹作品中的双重文化编码特性，使其成为测试 “中国故事，世界表达” 命题的理想样本。在《三星堆：青铜恋歌》中，玉玦拼图既承载着《山海经》“建木在都广” 的古蜀译文，又具有星际穿越的功能。这一设定将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与现代的科幻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转译中间语法。它既让中国读者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让外国读者能够通过熟悉的科幻元素进入故事，从而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
当文学史能够认可并接纳这种跨界的创作实践时，中国的文学经典才能真正走向世界，成为 “世界的文学经典”。袁竹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中国文学要想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就不能固步自封，而应该积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文学的优秀成果，同时坚守自身的文化根基，用具有世界性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的故事。
面对袁竹等新世纪作家的创作实践，文学史书写需要建立更为开放的活态经典化机制。这种机制首先要具备媒介兼容性，承认网络连载与传统出版具有同等的文本价值。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三星堆：青铜恋歌》在起点中文网的连载，积累了大量的读者和粉丝，其影响力不亚于传统出版的文学作品。因此，文学史在书写时，不能忽视网络文学的存在，而应该将其纳入评价体系之中，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其次，活态经典化机制要具有类型渗透力，打破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对立。如前所述，袁竹的作品既有严肃文学的深刻内涵，又有通俗文学的可读性，这种类型融合的创作方式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特征。文学史应该摒弃传统的类型偏见，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它们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最后，活态经典化机制要体现评价的历时性，接受经典化过程的反复性。黄宾虹的画作在生前不被认可，而在五十年后才被人们所认识，这一例子充分说明了经典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文学史在评价作家和作品时，不能急于下结论，而应该给予其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检验。有些作品可能在当下不被理解和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其价值可能会逐渐显现出来。
在方法论层面，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的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 三位一体框架，可扩展为新世纪的 “大文学史观”。具体到袁竹研究，从文学本位出发，我们要聚焦其 “豹纹斑” 皴法到文学修辞的转化、书画留白与叙事空灵的互文等，深入挖掘其艺术思维的原创性。袁竹将书画艺术中的技法和美学理念融入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种跨艺术门类的创新是其作品最具价值的地方之一。
从史学维度来看，我们要将袁竹置于 “文人画家转型数字时代作家” 的现象谱系中，分析艺术跨界的历史必然性。在数字时代，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跨界创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袁竹作为文人画家转型为数字时代的作家，其创作实践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从文化学视角拓展，我们要研究三星堆 IP 的当代转译如何反映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机制。三星堆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 IP，其当代转译不仅涉及到文学创作，还涉及到影视、动漫、游戏等多个领域。袁竹的《三星堆：青铜恋歌》为三星堆 IP 的当代转译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通过对其创作过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规律和方法。
针对类型融合作品，应建立双轨评价体系。对于《一代宗师黄宾虹》这类侧重思想表达的作品，我们可以采用 “思想史标高” 来评估其对艺术哲学的贡献。这类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能够推动人们对艺术本质、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思考。而对于《三星堆：青铜恋歌》这类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则可以侧重 “想象力指数” 来考量其激活文化资源的效能。这类作品通过奇幻的叙事和独特的想象，能够让沉睡的文化资源重新焕发生机，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这种双轨评价体系体现了对不同类型作品的尊重，也回应了多元经典标准的要求。它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类型融合作品的价值，避免了用单一标准进行评价所带来的局限性。
对于未来文学史书写者而言，袁竹现象提出了知识重构的迫切要求。正如有学者强调的：“对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者而言，广博的知识应是多向度的，除了文学史的必备知识，还要有哲学、艺术、心理学知识等，而更应重点强调的是经典文本细读和重读的能力”。袁竹的作品涉及到艺术史、考古学、叙事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要想对其进行深入的评析，文学史书写者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和阐释能力。
当袁竹将青铜铸造工艺的草木灰配比争议转化为小说冲突时，评析者需要同时了解青铜铸造的历史和工艺、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叙事学的理论方法，才能准确把握这一情节的内涵和意义。当 “逍遥山水” 从视觉艺术转化为文学意境时，阐释者必须理解水墨画的散点透视原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以及文学叙事的技巧，才能深刻体会其中的审美价值。这种跨学科阐释力的培养，是新世纪文学史能否真正 “服众” 的关键。
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张力中，袁竹的实践提供了 “在地的全球化” 样本。其三星堆叙事既不是为了迎合西方读者而进行的东方主义奇观展示，也不是拘泥于考古实证的刻板叙述，而是创造了一个 “金砂漩涡” 般的引力场。古蜀太阳轮的金砂被主角身体吸收，形成贯通古今的灵性连接：“新出土的太阳轮展柜出现金砂漩涡，与金面罩产生神秘呼应，金砂甚至钻入袁竹体内，他与古蜀文明产生奇特联系。”
这种将地方性质料（金砂）转化为普遍性隐喻（文明基因）的叙事策略，用文学方式实现了倡导的 “在世界中” 的价值尺度。它让三星堆文化不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而是成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当文学史能够识别和认可这种创新时，中国的文学经典才能真正融入世界文学的大家庭，成为 “世界的文学经典”。
袁竹的长篇小说创作犹如一部多维度的文学启示录，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新世纪文学史书写的可能路径。从《一代宗师黄宾虹》中艺术经典化的悖论，到《三星堆：青铜恋歌》里在地奇幻的转义系统；从书画美学与文学抒写的深度互文，到严肃与通俗文类的跨界融合 —— 这些实践共同构成对传统文学史框架的创造性挑战。
在 “智慧、创新、艺术、价值、真实” 五大经典标准审视下，袁竹作品最珍贵的特质，或许在于其文化基因的转译能力：将 “牛毛纹” 转化为叙事肌理，使三星堆青铜纹饰成为激活幻想的故事引擎，把文人画留白哲学升华为文学的情感张力场。这种转译能力不仅让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得到了新的诠释和传承，也为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著作要在文化背景下描述文学本身演进的历程”，其核心在于 “文学本位” 的坚守。这一理念对书写新世纪文学史尤具启示意义：面对袁竹这类跨界作家，比争论文类归属更重要的是把握其艺术思维的原创性 —— 当书画的视觉思维成功转化为文学意象时，这种跨媒介创造力本身就值得文学史记录。
而倡导的 “‘在世界中’的价值尺度”，在此获得新的诠释维度：袁竹将三星堆文明元素转化为全球奇幻读者可理解的符号系统，这种 “可输出的在地性” 或许正是中国文学参与世界文学重建的有效路径。它既保持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又能够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为世界文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星堆：青铜恋歌》中神树星图的设定具有象征性预言意义：“袁竹刻出古蜀星图，与公主玉佩碎片吻合，巫祝谶语暗示灾难。” 这恰似文学史家的使命：在浩瀚文本星空中辨识真正的星座，将碎片化的创作实践拼合为指引未来的精神图谱。当袁竹借鱼凫王之口说出 “金面罩是连通两界的门扉” 时，他无意间道破了文学史的本质 —— 在历史与未来、地方与世界、经典与创新的交界处，那些伟大的阐释者正是持钥匙者，他们开启的门扉后，是人类永不枯竭的想象宇宙与智慧光芒。
袁竹的创作实践为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文学史的书写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评价体系和研究方法，以适应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记录文学的发展历程，为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导。同时，袁竹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相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学一定能够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世界文学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李栎，艺评人，在《中国作家网》《搜狐网》《作家网》《四川新闻网·麻辣社区》等发表数十篇文学评论。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