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叙事与生态乌托邦的辩证法
——论周承强的长篇小说《《碧水净土》的生态美学与政治无意识
袁竹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生态文学正在经历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而周承强的长篇小说《碧水净土》恰是这一转型期的典范文本。这部荣获多项殊荣的作品以粤港澳大湾区为地理坐标，以环保人的奋斗历程为叙事主线，表面上讲述的是"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实质上却隐含着一整套关于现代性、发展主义与生态正义的复杂思考。本文将从生态美学的形式创新、环保叙事的政治无意识、乌托邦想象的现实锚点三个维度，剖析这部作品如何通过文学想象介入当代中国最紧迫的生态议题，并探讨其在环境人文领域的独特贡献。
一、生态危机的文学编码：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
《碧水净土》的首要成就在于实现了生态思想与文学形式的有机统一。传统环保题材作品往往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是枯燥的数据堆砌和政策宣讲，丧失文学性；要么是浪漫化的自然书写，缺乏现实批判力度。周承强巧妙地避开了这些陷阱，通过多层次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个既具审美魅力又发人深省的生态文本宇宙。
在叙事结构上，小说采用了复调式设计，将三条情节线索——环保执法者的日常工作、企业排污的黑幕、受害民众的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的叙事动力学。这种结构本身就成为生态思维的文学转译，读者在追随不同角色的命运轨迹时，不自觉地被引入对系统性与关联性的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地将环保主义者塑造成道德完人，而是揭示了体制内环保人在官僚机器中的挣扎与妥协，这种复杂性描写避免了生态文学常见的简单二元论。
语言风格上，周承强融合了军旅作家的简练与诗人的敏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白话"。在描写受污染河流时，他写道："河水泛着诡异的荧光绿，像是被什么人倒进了整瓶劣质眼药水，眨一下眼就刺痛。"这种既具象又带有心理穿透力的描述，超越了传统环境文学中要么过于科学化要么过于感伤的语言模式。更重要的是，他发展出了一种"毒性话语"，能够准确表达化学污染对生命体验的微妙影响——这是大多数作家难以把握的当代体验。
《碧水净土》的人物塑造也体现了生态思维的深度。主角不是孤胆英雄，而是一个必须不断在各种力量间协商的环保工作者网络。书中有个意味深长的情节：环保局官员不得不与违规企业老板在麻将桌上谈判，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对方坐下来谈话的场合。这种对环保实践复杂性的诚实呈现，打破了环保主义者常被赋予的道德光环，却反而使故事更具说服力。小说中最为动人的或许是那些配角：患上怪病的渔民、组织环境诉讼的退休教师、偷偷记录排污数据的工厂员工...这些"小人物"构成了中国基层环保运动的真实图景，他们的故事汇聚成一部另类的当代中国环境史。
二、发展主义时代的环保叙事：政治无意识的考古学
透过表层的环保故事，《碧水净土》实际上是一部关于中国发展主义悖论的寓言。小说设定的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生态危机的重灾区，这种地理选择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周承强无意中触及了当代中国最根本的紧张关系：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不可通约性。
书中有一个极具隐喻性的场景：环保局监测到一家纳税大户企业夜间偷排，却接到地方政府要求"妥善处理"的电话指示。这种情境生动揭示了环保执法在中国的结构性困境——环境治理被嵌套在一个以GDP为核心指标的考核体系中。小说没有简单谴责个别官员或企业家的道德缺失，而是通过大量类似的制度性冲突，展现出环保在中国实则是不同价值排序之间的博弈。这种处理方式使作品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说教，触及了生态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碧水净土》对环保运动的呈现也打破了一些西方环境文学的惯例。书中没有出现对抗国家的环保NGO，环境改善主要依靠体制内环保人士的坚持与技术创新。这或许反映了中国环保事业的特殊路径，但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一个威权生态主义模式下，环境正义如何可能？小说中地方政府最终转变立场支持环保，这种叙事安排既是现实某种侧面的反映，也暴露了文本的政治无意识——对体制自我调适能力的谨慎乐观。
小说对"碳达峰"与"碳中和"国家战略的文学诠释尤为值得关注。通过将这一宏观政策转化为具体人物的职业追求与生活选择，周承强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使抽象的气候政治具身化。书中环保人面临的每个技术难题、每次利益冲突，都可视为中国低碳转型微观基础的文学写照。当主角在家庭聚会中解释为什么要关停亲戚工作的污染企业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道德选择，更是一个国家发展模式转变的缩影。
三、从生态废墟到美丽中国：乌托邦想象的现实锚点
《碧水净土》最引人深思的或许是其构建的"生态乌托邦"想象。与传统的乌托邦文学不同，周承强的未来图景不是建立在与现实的断裂上，而是通过放大现实中的积极可能性。这种"具体乌托邦"（恩斯特·布洛赫语）的叙事策略使作品既保持批判性又不陷于悲观主义。
小说结尾处，曾经的黑臭河道变成了生态公园，违规企业转型为环保技术公司，这些情节容易被批评为理想化的"大团圆"。但细读文本会发现，作者并未掩饰转型的痛苦代价：工人失业、地方财政短期受损、环保人付出健康代价...这种对过渡正义的关注使乌托邦想象保持了一定的现实感。尤为重要的是，小说将生态修复描绘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终点，暗示"美丽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到达的静止状态，而是需要不断维护的平衡。
《碧水净土》对科技的态度也体现了辩证思考。一方面，小说展现了环境监测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如何成为环保人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警示技术解决主义（techno-fix）的局限——没有制度变革与文化转型，技术进步可能只会带来污染的空间转移。书中一位老环保人的话令人深思："我们这代人用三十年弄脏了河流，子孙们可能要花三百年才能让它真正活过来。"这种代际伦理的思考，使小说的时间维度超越了当下，指向更为辽阔的人类世（Anthropocene）纪事。
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碧水净土》代表了一种正在成型的中国生态现代性叙事。它既不同于西方的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传统，也有别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征服自然"话语，而是试图在发展与保护、现代性与生态性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这种叙事的出现与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特殊境遇密切相关——它必须同时面对西方数百年间依次出现的环境问题，这使得中国的生态文学天然具有时间压缩下的复杂性。
结语：作为方法论的《碧水净土》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命题：《碧水净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讲述。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文学如何既能直面残酷现实又不丧失希望，既能深入技术细节又不沦为科普手册，既能参与政策讨论又不丧失批判距离？周承强的实践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通过复杂叙事保持多重张力，让生态思维在文学形式中自然生长。
《碧水净土》的局限同样具有启示性。它对体制内环保人的聚焦可能遮蔽了其他环保行动者的故事；它对技术治理的信任可能低估了文化转型的难度；它的"美丽中国"愿景可能淡化了全球生态不平等的问题。但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成为了观察中国当代生态思想状况的一个理想窗口——它的成就与盲点同样揭示了这个时代的环境想象的可能与边界。
在人类世的文学版图上，《碧水净土》代表了一种来自东方的生态叙事尝试。它或许还不够完美，但正因如此，它预示了中国生态文学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当未来的文学史家回望21世纪初中国的环境书写时，周承强的这部作品很可能会被视作一个转折点——从此，生态不再只是文学的一个主题，而成为了重新思考文学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法论。
作者简介 ：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作家网”“起点中文网”“喜马拉雅”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词曲中国2025当代百首优秀作品”大赛决赛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文学评论《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时代浪潮下的生命之歌与存在之思 ――评王十月长篇小说＜不舍昼夜＞》等四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刊载《东莞文学：钢与笔交织的时代和弦》《＜白毛女＞的艺术融合之旅》《山河为证：抗战精神的时代长歌》《光影铸魂——解码中国电影的文明重构与精神谱系》等艺术评论50余篇。长篇小说《东升》单行本由国家级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