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现代文学坐标上的璀璨星辰
作者：袁竹
引言：重识延安文学
延安文学，作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宛如一座巍峨的丰碑，屹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它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坐标，对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从历史的维度审视，延安文学诞生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延安，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吸引了众多怀揣着革命理想与文学热情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汇聚于此，以笔为武器，以文学为阵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之中。在这片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土地上，延安文学应运而生，它承载着时代的使命，肩负着民族的期望，成为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连接五四新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桥梁和纽带。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它倡导民主与科学，追求思想解放和文学创新，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延安文学则在五四新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它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命运，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宣传革命思想，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延安文学的出现，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更加贴近人民、贴近生活，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社会影响力。同时，延安文学也为新中国文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作家和文学人才，为新中国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文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现代内涵。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文学的有益元素，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在民族性方面，延安文学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将民间文学、传统戏曲等艺术形式融入文学创作之中，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许多作品以民间故事、传说为蓝本，运用民间语言和传统叙事方式，塑造了众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感。在现代内涵方面，延安文学积极传播现代思想观念，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关注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它以现代的视角审视社会现实，对封建礼教、旧传统进行批判和反思，同时也对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进行探索和展望。
延安文学在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它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和表现手法，如新歌剧、秧歌剧、朗诵诗、街头诗等。这些新的文学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群众基础，它们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式，迅速传播革命思想，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新歌剧《白毛女》将西方歌剧的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戏曲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成为中国新歌剧的经典之作；秧歌剧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群众参与性，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成为宣传革命思想、鼓舞群众斗志的有力武器。
延安文学所蕴含的人民性维度更是其核心价值所在。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将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命运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和主题。延安文学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工农兵形象，展现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和精神风貌，表达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和赞美之情。作家们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创作出了许多贴近人民、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以农民的生活为题材，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情节，展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觉醒和成长，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
延安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入研究延安文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更能让我们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宝贵的经验，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延安文学的独特现代意味
1.1 民族性与现代内涵的交融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中国新文学宛如一颗破土而出的新芽，在时代的风雨中蓬勃生长。这场文学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桎梏，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新纪元。在其发展进程中，新文学积极汲取西方文学的思想观念与表现形式，同时深入挖掘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学与文化精髓，呈现出民族化与中国化的发展态势。这一趋势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文学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它使得新文学既具备现代文学的特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形成了民族性与现代内涵交融的复合形态。
周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家，对这一现象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指出，西方的现代文学和思想观念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已逐渐融入中国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国民族自己的血和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二者在新文学的发展中可以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五四时期，新文学所倡导的 “人的自觉” 观念，并非单纯的西方舶来品，而是与中国社会当时所普遍追求的人民的自觉和民族的自觉高度契合。这种契合表明，五四新文学的建构基础具有双重性，既是现代的，追求着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也是民族的，紧密联系着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需求。新文学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对民族精神的挖掘，成为了建构独立自强、民主科学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学表达。
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解放区成为了新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文学朝着更加自觉地融合民族性与现代内涵的方向发展。延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它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在新的现代意义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探索。
在思想层面，延安文学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和民族解放的理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许多作品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英勇抗争和坚定信念。孙犁的《荷花淀》，通过对白洋淀地区抗日军民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坚韧与智慧，以及他们对民族解放的渴望和追求。小说中，水生嫂等妇女们在丈夫们奔赴抗日战场后，不仅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还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中。她们学会了射击，配合子弟兵作战，展现出了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勇敢和坚强。这种对人民群众抗日精神的赞美，不仅体现了民族解放的主题，也展现了延安文学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把握。
在人物塑造方面，延安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合。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等人物，他们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和幸福，展现了新一代农民的觉醒和抗争精神。小二黑和小芹在面对封建家长的干涉和恶势力的阻挠时，毫不退缩，坚决捍卫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更是对封建传统的挑战，体现了时代变革对农民思想的冲击和影响。
在形式创新上，延安文学大胆借鉴和融合了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学的形式，创造出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形式。新歌剧《白毛女》将西方歌剧的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戏曲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极具特色，它广泛吸收了各地民歌和地方戏曲的精华，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秧歌《捡麦根》等，并将这些元素进行精心加工与整合，使其戏剧音乐化，实现了民歌与各种地方戏剧音乐的完美融合。同时，为每个主要人物选定音乐主题，使戏剧与音乐紧密结合，通过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还采用了和声、齐唱、重唱和合唱等西方歌剧的元素，并使之与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相协调，成为具有 “中国气派” 的歌剧的合理组成部分。赵树理的小说采用评书体的叙事方式，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有趣，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和民族风格。他的小说常常以农村生活为背景，通过讲述农民们的故事，展现了农村的社会风貌和农民的思想情感。他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和民间故事，使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
延安文艺界普遍认识到，这种新的文学状态不仅是构建独立民族国家文学的迫切需要，更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体现了开放的民族性和现代内涵复合型价值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使得延安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塑造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确立，对延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塑造延安文学独特品格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对中国的革命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要课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命题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对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思考，从中挖掘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思想元素。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和名言警句，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引用《论语》中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来说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实践和应用；引用《孟子》中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需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和磨难。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建构了富有现代价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这一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倡导实行 “节制资本” 和 “平均地权” 的政策，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在文化上，强调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在观念和创作中积极响应和践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时代要求。作家们深入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创作出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时代精神的作品。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通过对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揭示了封建土地制度的腐朽和罪恶，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历史必然性。这部作品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农村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小说中，作者通过对地主钱文贵等人物的刻画，揭示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残忍；通过对农民张裕民、程仁等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农民阶级的觉醒和反抗。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土地改革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巨大影响，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翻身解放的过程。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为背景，描绘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最终获得土地和自由的故事。小说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品通过对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农民在土地改革中的成长和进步。他们从最初的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到后来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勇敢地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成为土地的主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学创作中的生动体现。
延安文学还积极宣传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通过文学作品向广大群众传播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许多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故事，宣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讲述了王贵和李香香在革命斗争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故事，歌颂了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和美好爱情，同时也宣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念。这部作品在当时广泛流传，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确立，延安文学才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现代品格。它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时代价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3 文学与政治的契合共生
在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且充满争议的话题。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代的现代化发展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一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矛盾。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表达，不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社会情绪的变化，还能够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学的现代特征，既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情绪的艺术表达，又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和非理性情感的交织，以及这些情感和思考所赖以形成的各种根源。
而在延安时期，特别是 1942 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延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
延安时期，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关键阶段，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为了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而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自然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工具。《讲话》的发表，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文学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的提出，使得延安文学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武器。
《讲话》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使命，指出文学要为革命斗争服务，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这一观点明确了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强调了文学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此时延安文学的现代发展和大众化趋势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批判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同向发展、互为促进的紧密联系。延安文学积极响应社会和政治的需求，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情节，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以解放区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通过对封建势力的批判和对新思想的宣扬，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斗争。它让广大群众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教育，增强了对党的信任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
在当时正在进行新的强力社会整合和现代化话语建构的历史语境中，延安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紧密结合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列宁提出的 “党的文学” 观念，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崭新建构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延安文学的现代价值在意识形态的深层结构和思想表达中，呈现出一种党的文学形态和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和思想倾向上，还体现在文学创作的方法、风格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延安文学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典型性和教育性，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现实，传达革命思想，发挥文学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在艺术风格上，延安文学追求朴素、自然、生动的表达方式，以贴近群众的语言和形式，使文学作品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和理解。许多作品采用民间故事、歌谣、戏曲等形式，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文化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语言质朴、节奏明快，富有音乐性和感染力，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既符合当时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也有助于更好地传达革命思想，实现文学的社会功能。
延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的高度契合，使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人民性：延安文学的核心维度
2.1 面向工农兵和人民的文学导向
延安文学以其鲜明的 “工农兵文艺” 和 “人民文艺” 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这一文学形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它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广大工农兵群众成为抗日救亡的主力军。为了激发工农兵群众的抗日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文学必须深入到他们中间，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需要一种新的文学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文学应运而生，其 “工农兵文艺” 和 “人民文艺” 形态逐渐形成。
延安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文学已经开始关注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但在创作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作品内容与工农兵群众的实际生活脱节，形式上过于追求高雅，难以被广大群众接受等。1942 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延安文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此后，延安文学界积极响应《讲话》精神，广大作家深入工农兵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延安文学的 “工农兵文艺” 和 “人民文艺” 形态，具有高度的组织化和群众化特征。在组织化方面，延安成立了许多文艺团体，如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等，这些团体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文艺活动，推动了延安文学的发展。鲁迅艺术文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他们深入工农兵群众，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在群众化方面，延安文学注重贴近群众生活，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文学作品能够被广大群众接受和喜爱。许多作品采用民间故事、歌谣、戏曲等形式，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有趣，深受群众欢迎。新歌剧《白毛女》将西方歌剧的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戏曲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该剧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动人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音乐旋律，迅速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开来，成为宣传革命思想、鼓舞群众斗志的有力武器。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对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精英化格局，使文学真正走向大众。在这一方向的引领下，作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工农兵群体，深入挖掘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奋斗历程，以文学的形式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和革命精神。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以解放区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自由婚姻的故事。小说通过对农村生活的细腻描绘，展现了农民在革命浪潮中的觉醒和抗争，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这一方向的转变，也为建构新的现代文学思潮和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促进了文学形式和内容的创新，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学形式得到了重新发掘和运用，为延安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许多作品采用民间故事、歌谣、戏曲等形式，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文化元素，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语言质朴、节奏明快，富有音乐性和感染力，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2.2 “人民” 概念的建构与人民性升华
“人民” 概念的建构是延安文学人民性维度的重要基石，其内涵在毛泽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建构中不断丰富和深化，实现了人民性的升华，对延安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泽东对 “人民” 概念的探索始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根据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变化，对 “人民” 的范畴进行了界定和调整。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提出 “人民” 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不仅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等爱国力量。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这一论述明确了抗日战争时期 “人民” 的范畴，体现了毛泽东对 “人民” 概念的动态理解和灵活运用。
随着革命的推进，毛泽东对 “人民” 概念的思考更加深入。在革命胜利前夕，他提出了 “人民民主专政” 的政治命题，强调 “人民”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一阐述进一步明确了 “人民” 在新中国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使 “人民” 成为了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精神支柱。
人民话语与工农兵话语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工农兵话语主要从阶级论的角度出发，强调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人民话语则具有更为广阔的内涵和更强的包容性，它不仅包含了阶级的属性，还融入了民族的属性。人民话语将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阶级与民族内涵的高度辩证综合。这种综合使得人民话语更能全面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
在延安文学中，人民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升华。作家们深刻理解了 “人民” 概念的内涵和意义，将人民的生活、情感和奋斗作为创作的源泉，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崇高精神。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的觉醒和斗争，展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小说通过对农民张裕民、程仁等人物的刻画，展现了他们在土地改革中的成长和进步。他们从最初的胆小怕事、逆来顺受，到后来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勇敢地与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成为土地的主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生动地刻画了东北农村土改时期农民的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土地的渴望和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小说中的赵玉林、郭全海等农民形象，展现了他们在土地改革中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斗争精神。
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延安文学中人民性维度的经典之作。它们通过对人民生活的真实描绘，展现了人民的智慧、勇气和力量，表达了对人民的赞美和敬意。同时，这些作品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2.3 文艺领域的人民本位彰显
在文艺领域，人民本位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延安文学的始终，成为其鲜明的特征和核心价值。毛泽东对《逼上梁山》的评价，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文艺工作者们前行的道路，深刻体现了人民本位的思想。1944 年 1 月，毛泽东观看新平剧《逼上梁山》后，在写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高度赞扬了该剧将历史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他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及旧文学艺术中，人民却被边缘化，成为了被忽视的群体。而《逼上梁山》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让人民重新成为舞台的主角，这具有革命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不仅是对《逼上梁山》的肯定，更是对文艺创作中人民本位思想的强调，激励着文艺工作者们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生活、展现人民精神的作品。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思想家，也积极响应人民本位的理念。1945 年，他明确提出 “今天是人民的世纪，我们所需要的文艺也当然是人民的文艺”，这一观点与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郭沫若认为，文艺应该以人民为本位，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需求，为人民服务。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努力践行这一理念，通过作品表达对人民的关怀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历史剧创作方面，郭沫若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创作了许多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如《屈原》等。这些作品以历史为背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
周扬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文艺的新特质。这种新的人民文艺以其强烈的人民性维度价值，成为新中国文艺或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先锋形态。周扬在报告中指出，新的人民文艺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革命性和时代性。它以人民的生活为素材，以人民的语言为表达方式，以人民的审美需求为导向，创作出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具有社会价值，它们在宣传党的政策、鼓舞人民斗志、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文学中人民本位的体现，还表现在作家们深入人民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用文学作品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许多作家深入农村、工厂、部队，与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创作出了大量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的作品。赵树理的小说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语言通俗易懂，情节生动有趣，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他的小说常常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背景，通过讲述农民们的故事，展现了农村的社会风貌和农民的思想情感。他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语和民间故事，使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孙犁的小说则以白洋淀地区的人民生活为背景，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和美好情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小说常常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白洋淀的自然风光和人民的生活场景，展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坚韧和乐观。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延安文学的内涵，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它们以人民为本位，反映了人民的生活和需求，展现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和崇高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三、延安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3.1 新的民族形式变革与创造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鬼” 形象始终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与情感诉求。传统文学中，“鬼” 或为冤魂托孤、或作幽冥隐喻，多以个体悲剧为核心，折射出封建伦理下人性的压抑与挣扎。而延安文学创造性地将 “把鬼变成人” 升华为时代命题，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叙事边界，在传承文化基因的同时，赋予其革命性的现代内涵。
在延安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致力于新的民族形式的变革与创造始终是其重要的内在线索与动力源泉。延安时期的作家们身处民族危亡与社会变革的时代洪流之中，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创新精神，在文学创作中大胆探索，成功地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现代经典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后期延安文学阶段，在新的形式变革与文体创造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新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堪称中国歌剧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将西方歌剧的表现形式与中国民间音乐、戏曲元素巧妙融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中国民族特色的歌剧形式。《白毛女》的音乐创作极具特色，它广泛吸收了各地民歌和地方戏曲的精华，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山西秧歌《捡麦根》、秦腔、陕北道情滚板、河北梆子和花鼓、山西梆子、佛曲《目莲救母》、河北念经调等等，并将这些元素进行精心加工与整合，使其戏剧音乐化，实现了民歌与各种地方戏剧音乐的完美融合。同时，为每个主要人物选定音乐主题，使戏剧与音乐紧密结合，通过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还采用了和声、齐唱、重唱和合唱等西方歌剧的元素，并使之与中国民族音乐风格相协调，成为具有 “中国气派” 的歌剧的合理组成部分。
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看，《白毛女》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既保留了中国民间音乐的独特韵味，又借鉴了西方歌剧的表现手法，实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有机融合。以喜儿的音乐主题为例，其旋律素材主要来源于河北民歌《小白菜》，这首民歌原本表达的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的悲惨遭遇，旋律哀怨、凄婉。在《白毛女》中，作曲家对《小白菜》的旋律进行了改编和发展，使其更符合喜儿的人物形象和情感变化。当喜儿在黄家遭受苦难时，音乐主题以哀怨、悲愤的旋律为主，表现出她的痛苦和无奈；而当喜儿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获得解放时，音乐主题则变得激昂、欢快，展现出她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喜悦。这种通过音乐主题来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人物情感的手法，是西方歌剧常用的表现方式，而《白毛女》将其与中国民间音乐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语言。
在音乐表现手法上，《白毛女》还运用了和声、齐唱、重唱和合唱等元素，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 “北风吹” 这一场景中，喜儿的独唱与合唱相互呼应，独唱部分表达了喜儿对父亲的思念和对新年的期盼，合唱部分则营造出了一种欢快、祥和的节日氛围，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使音乐更加富有层次感。在 “扎红头绳” 这一场景中，喜儿和杨白劳的对唱，通过重唱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父女之间的深厚情感。而在 “大红枣儿甜又香” 这一场景中，合唱部分以欢快的旋律和热烈的节奏，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和感激之情。这些音乐表现手法的运用，使《白毛女》的音乐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好地传达了作品的主题和情感。
除了音乐创作上的创新，《白毛女》的思想内涵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以佃农女儿喜儿的悲惨身世为线索，深刻地揭示了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的主题，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封建压迫下的苦难生活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得解放的历史进程。喜儿原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但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她遭受了地主黄世仁的欺凌和迫害，被迫逃进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变成了 “鬼”。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里，喜儿得到了解放，把鬼变成了人。
喜儿的形象蜕变构成了这一主题的经典诠释。传统志怪小说中，“鬼” 往往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用以消解现实矛盾；而在延安文学的语境下，“鬼” 不再是神秘的异己存在，而是旧社会制度下被剥夺基本生存权的劳苦大众的具象化表达。喜儿从被迫害的少女到 “白毛仙姑” 的转变，本质上是封建剥削制度将人逼入绝境的残酷写照。这种对 “鬼” 的现实主义解构，将个体命运与阶级压迫相勾连，既延续了传统文学借鬼魅影射现实的批判精神，又通过阶级分析的视角，将个人悲剧升华为群体抗争的历史寓言。
延安文学对 “把鬼变成人” 的书写，更在于其对 “人” 的重新定义与建构。当喜儿在新社会重获新生时，文学叙事不再停留于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通过对 “人” 的政治觉醒与社会改造，完成了对传统 “人性” 观的超越。作品中，喜儿的解放不仅意味着脱离物质贫困，更象征着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 —— 从被压迫的 “鬼” 到自觉抗争的 “人”，其转变过程深刻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对传统人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将个人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相统一的叙事逻辑，打破了传统文学 “因果报应”“清官救赎” 的封闭结构，构建起 “革命救赎” 的全新范式。
在艺术手法上，延安文学同样实现了对传统的创新性发展。以《白毛女》的戏剧形式为例，其既吸收了民间戏曲的唱念做打、程式化表演等艺术元素，又摒弃了传统戏曲中 “才子佳人”“帝王将相” 的叙事窠臼，代之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现实题材；在语言层面，作品大量采用陕北方言与民间歌谣，既保留了传统文学的乡土韵味，又通过口语化、大众化的表达，实现了文学与群众的直接对话。这种 “旧瓶装新酒” 的创作策略，使延安文学在传承民族艺术基因的同时，开创了服务革命实践的新型美学范式。
延安文学对 “把鬼变成人” 的书写，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文学革命。它在传承中国文学 “文以载道”“以情动人” 的精神内核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实践，重构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种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不仅塑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品格，更为中国文学如何扎根本土、回应时代提供了宝贵经验。
3·2赵树理小说：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典范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堪称延安文学语境下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卓越典范。他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和创作手法，既扎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深厚土壤，又积极融入现代思想与革命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在叙事结构上，赵树理借鉴了传统话本小说 “讲故事” 的线性叙事模式，情节紧凑、脉络清晰，极具可读性。以《小二黑结婚》为例，故事以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为主线，围绕他们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展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这种类似于章回体小说 “有头有尾，疏密相间” 的叙事方式，贴合中国普通民众的阅读习惯，易于被大众接受。但与此同时，赵树理又赋予传统叙事结构以现代内涵，他的故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情节猎奇或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对农村现实生活的细致描绘，揭示社会变革时期的阶级矛盾和思想冲突，展现新政权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使传统叙事服务于现代革命主题的表达。
人物塑造方面，赵树理同样巧妙融合传统与现代。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中 “白描” 的手法，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如《李有才板话》中，通过李有才编的快板以及他与村民们的对话，将其机智幽默、敢于斗争的形象生动展现。然而，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又不同于传统文学中类型化、脸谱化的形象，而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农民形象不再是被动的被拯救者，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觉醒并主动参与到社会变革中的新农民。他们既有传统农民勤劳、朴实的品质，又在革命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精神风貌，实现了传统人物形象的现代转型。
语言风格上，赵树理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大量运用鲜活的农村口语、方言俚语和民间谚语，使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例如，在《三里湾》中，人物的对话自然质朴，如 “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生动反映了农村的现实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这种对民间语言的运用，既传承了中国文学 “接地气” 的传统，又打破了 “五四” 以来新文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语言隔阂。同时，赵树理并非简单地堆砌方言，而是对其进行筛选和加工，使其在保持生动性的同时，更符合现代文学的表达规范，实现了民间语言的现代化改造。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 “山药蛋派” 风格。他以农民的视角和语言，讲述农民的故事，既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学的审美需求，又发挥了文学服务于革命、改造社会的功能。这种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为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借鉴，也让赵树理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3.3 孙犁小说对古典抒情传统的现代转换
孙犁的小说创作，在延安文学谱系中独树一帜，他以细腻的笔触与诗意的表达，完成了古典抒情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不同于赵树理聚焦现实斗争的叙事路径，孙犁将古典文学中 “感物吟志”“情景交融” 的抒情美学，融入对冀中平原抗日军民生活的书写，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精神的诗意世界。
在情感表达层面，孙犁继承了古典文学 “含蓄蕴藉” 的抒情传统，却摒弃了传统文人的伤春悲秋与个人化愁绪，转而将个体情感升华为对家国命运的深沉关切。以《荷花淀》为例，水生嫂送别丈夫时的欲言又止、缝衣针误扎手指的细节，既延续了古典诗词中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的婉约抒情方式，又通过人物克制的情感流露，折射出抗日根据地群众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将个人情感与时代洪流相融合的表达，打破了古典抒情文学的封闭性，赋予传统抒情范式以现代革命情感的新内涵。
意象运用上，孙犁对古典意象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荷花、芦苇、月光等传统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在他的笔下褪去了文人雅趣的色彩，转而成为冀中水乡军民精神品格的象征。《采蒲台的苇》中，“苇” 不再是古典诗词中孤寂清高的意象，而是化作根据地人民坚韧不屈的精神图腾 ——“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借物咏志的手法既延续了古典文学 “托物言志” 的抒情传统，又将其与抗日军民的集体记忆相勾连，使自然意象承载起现代革命话语的精神内核。
语言风格上，孙犁的文字兼具古典诗词的凝练与民间口语的鲜活，实现了语言层面的古今融合。他善于运用短句与白描手法，营造出如古典诗词般的节奏感与画面感，如《芦花荡》中 “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简洁的语句既暗含《诗经》“蒹葭苍苍” 的意境，又通过赋予植物以人格化的 “狠劲”，传递出根据地人民蓬勃的生命力。同时，他吸纳冀中方言的质朴表达，使作品充满生活气息，这种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既打破了古典文学语言的雅化传统，又避免了新文学欧化句式的晦涩，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的新范式。
孙犁对古典抒情传统的现代转换，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学实践。他以传统抒情美学为根基，注入现代革命精神与人民立场，使文学在直面残酷现实的同时，依然保有诗意的光辉。这种创作路径不仅丰富了延安文学的审美维度，更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独特启示 —— 传统并非束缚创新的枷锁，而是孕育新美学的文化母体，唯有在传承中创新，方能让文学在时代变革中焕发持久的生命力。
四、延安文学的价值与当代启示
延安文学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仅在革命年代发挥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重要作用，其蕴含的精神内核与创作理念，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与社会文化建设仍具有深远的价值与启示意义。
从文学本体角度看，延安文学开创了 “文学为人民服务” 的新范式，重塑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在延安时期，作家们走出书斋，深入工农兵生活，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作品，使文学真正成为人民的精神食粮。这种创作理念打破了传统文学精英化的桎梏，为文学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在当代，尽管社会环境与创作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依然是文学繁荣发展的根本遵循。当下的文学创作应继续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关注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与情感体验，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引发大众共鸣的优秀作品，避免文学沦为少数人的 “自说自话”。
延安文学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当代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经验。如前文所述，赵树理、孙犁等作家在作品中巧妙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既保留了民族文化的根脉，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全球化浪潮下，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延安文学的实践表明，传承传统文化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要立足当代社会需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价值观念相融合，从而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一经验对当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社会层面而言，延安文学所倡导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延安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无数革命者与普通群众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甘愿牺牲个人利益，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与价值追求，在当今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部分人精神世界相对空虚的背景下，能够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引，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延安文学中展现的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也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此外，延安文学在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探索，也能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启示。延安文学强调文学服务于革命斗争，但并非否定文学的审美特性，而是实现了政治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在当代，文学创作同样需要把握好与时代、与社会的关系，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文学的审美功能与社会价值，避免走向极端化的创作倾向。
延安文学的价值早已超越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其蕴含的丰富精神财富与创作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文化传承与社会建设提供了多维度的启示。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深入挖掘延安文学的价值内涵，将其优秀传统发扬光大，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简介：袁竹，四川德阳人，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代表著作《中国当代名家画集·袁竹》（天津人美版）；《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作品选》（河北美术版）。袁竹创作文学评论、小说、散文、诗歌等400余万字，发表在“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四川农村报”“少年先锋报”等各大媒体。歌词《石榴红》荣获金奖。 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在中国作家网“长篇连载”栏目连载。文学评论《四秩风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时代华章与未来新程》《从航海罗盘到数字星图：中国文化出海的文明重构与范式革命》《新世纪蜀韵：四川作家笔下的文学版图》《阿来：于藏地书写中构筑文学的宏大宇宙》《〈贾平凹文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棱折射》《于时光褶皱处，探寻人性微光 ——贾平凹长篇小说〈消息〉的深度剖析》等三十多篇论文被中国作家网发表，其中“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2024年度十佳”系列评论引关注。《作家网》发表《数字浪潮下，中国文化出海的星辰征途》《时代浪潮下的灵魂镜像与文学回响——叶辛“知识分子心灵三部曲”》《大地与灵魂的叙事诗 ——论刘亮程及其作品的境界》《于文学星河中闪耀的星辰——探秘张俊彪》等文学评论。30余万字长篇小说《东升》单行本由国家级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即将出版发行。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