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山”到“山花”
——同源故事的艺术对比评析
作者：鹤望兰
以张桂梅校长为原型的影视作品《我本是高山》（电影）与《山花烂漫时》（电视剧），通过不同媒介与叙事策略，共同呈现了这位“燃灯者”的传奇人生。两部作品虽同源却异趣，在主题挖掘、人物塑造与艺术表现上形成互补，以下从对比视角展开分析。
一、从叙事结构方面看，表现为个体史诗与集体交响的差异
电影《我本是高山》采取了浓缩型传记叙事，以张桂梅创建华坪女高的核心事件为主线，聚焦其个人信念与外部困境的对抗。影片通过“筹建学校—招募学生—突破阻力—高考突围”的线性脉络，强化张桂梅作为“超级英雄”的形象。
例如，海清饰演的张校长在风雨中站在泥泞工地、面对质疑者的凛然姿态，被镜头赋予了雕塑般的力量感。电影刻意删减次要情节，甚至弱化部分现实细节（如与基层干部的摩擦），凸显“理想主义VS功利主义”的二元对立，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则采用编年史式群像叙事，将张桂梅的故事置于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扶贫框架中，通过多线并进展现系统性变革。剧集不仅描绘张桂梅的个人奋斗，更细腻刻画了基层干部（如县长、教育局长）、教师群体、学生家庭乃至社会各界的复杂互动。
例如，张桂梅与副县长马永强关于“免费教育可行性”的争执、与民间资本代表姜大宝的博弈，均体现了政策落地与人性现实的多重碰撞。这种叙事使人物脱离“孤胆英雄”模式，更贴近真实生态。
二、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体现了神性与人性的双重探索
海清版电影中的张桂梅以“去人性化”追求神性。通过外形极致消瘦、动作刚硬果决、语言短促有力的外在表现，传递出一种近乎苦行僧式的奉献精神。影片中她拒绝情感软弱，甚至在学生剪发风波中展现出不容妥协的严厉，塑造了一个“不近人情”的道德标杆。这种处理虽强化了崇高感，但也可能让人物缺乏温度。
而宋佳版电视剧中的张桂梅则强调“人性化的神性”。角色被赋予幽默感（如与好友调侃“坟头蹦迪”）、脆弱面（如深夜翻墙家访后的疲惫）和小倔强（如赖床逃避会议）。她不仅在操场上与学生共舞，还会蹲在地上与辍学女孩算经济账，甚至因“骗”学生回校而打欠条——这些细节将“七一勋章”获得者拉回尘世，展现其“普通人”的一面。剧中她与基层干部的猫鼠游戏、与教师团队的磨合，更凸显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策略与智慧。
三、在主题表达方面，体现了信仰的抽象化与具象化
电影《我本是高山》将主题升华为“信念本身的力量”。影片通过反复出现的女子高生誓词“我生来是高山，而非溪流”，将张桂梅的精神抽象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符号化存在。电影中的学生形象多为面容模糊的群体剪影，个人故事被压缩为符号（如山月之死仅作为背景板存在），凸显集体命运与个人牺牲的宏大主题。这种处理虽震撼，但可能让观众感到情感隔阂。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主题路径则是将信仰具象化为可触摸的行动。剧中张桂梅的每一个决策都有现实逻辑支撑：为谷雨垫付学费时计算“五万换一生”的性价比；为招聘教师“绑架”教育局长软磨硬泡；甚至为筹款向企业家低头喝酒。这些场景将“共产主义信仰”拆解为具体的职业伦理与人性光辉，例如她与学生谷雨的互动不仅是救赎，更是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生动诠释。剧集中“买奶茶”“跳健身操”等生活化场景，进一步消解了英雄崇拜的距离感。
四、从艺术处理方面，体现了纪实美学与戏剧张力的平衡
电影导演郑大圣采用粗粝的纪实美学，大量手持摄影、自然光运用与素人演员的本色出演，赋予画面原始的冲击力。例如，山区女孩们晒红的脸、皴裂的手与泥泞的校舍形成视觉隐喻；而海清与小演员美朵达瓦的对手戏，通过特写镜头捕捉眼神中的坚韧与迷茫，将情感直击观众。电影克制配乐与煽情，甚至弱化张桂梅的疾病细节，避免落入苦情套路。
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在写实基础上融入轻喜剧元素，这样戏剧处理则缓解了沉重议题。例如，张桂梅与媒婆的斗嘴、与基层干部的“斗法”均带有黑色幽默色彩；而“熬夜看成绩单圈出不及格学生”的细节，既展现其偏执性格，又透露出可爱人性。导演费振翔通过恢复家访原址、还原方言环境（如东北口音与当地方言的碰撞）增强真实感，但亦通过舞台化的冲突设计（如招商会上的激情演讲）强化戏剧感染力。
五、从艺术表现对比启示，折射出同源故事的不同时代回响
两部作品共同指向张桂梅精神的核心——“以教育斩断贫困代际传递”，但差异化的表达折射出创作理念的演进，电影更接近传统英模叙事。
从“高山”到“山花”，张桂梅的故事在影视化过程中裂变为两种生命形态：一是象征意义的精神丰碑，二是扎根现实的改革样本。二者共同构成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艺术诠释——前者如星辰璀璨，后者似春雨无声，却都在时代的土壤中绽放出不改的信念之花。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