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精神的当代重构与智性远征
——论顾偕长诗的多维阐释及其艺术革新
作者：申君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星空中，顾偕的创作犹如一颗独特的恒星，以其持久的光芒和巨大的能量吸引着文学界的目光。作为中国当代长诗创作的代表性诗人，顾偕的作品不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延续了汉语诗歌的史诗传统，更在当今现代化语境中，开创了全新的诗歌范式。尤其在当代诗歌版图上，顾偕以其恢弘的长诗创作，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诗坛普遍沉溺于碎片化抒情或个人化叙事时，顾偕却选择了以"千行万行级"长诗为载体，构建起融合历史哲学、时代精神与宇宙意识的诗性大厦。这种创作姿态不仅挑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体裁边界，更重新定义了诗歌的思想容量，使其在中国当代诗坛普遍以抒情短章为主的背景下，顾偕竟能多年独步天下，凭借恢弘长诗创作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史诗”的重要书写者。他的作品不仅突破了传统抒情诗的格局，更以哲学思辨、历史纵深和时代精神构建起一座“诗性思想的圣殿”。无论是早年的《太极》（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英汉对照版）、《国家交响曲》（中国青年出版社99年版）、《浦东交响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还是近年由广州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行星·四重奏》，顾偕的诗歌既是民族精神的宏大叙事，又是人类命运的终极叩问，作品的智性光芒与史诗维度，使之其诗歌的精神高度与艺术造诣，均展现出了罕见的革命性突破。本文试着将从思想内涵、艺术创新、文化价值三个维度，对顾偕的诗歌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评析。
一、思想内涵的深度探索
作为长诗传统的重构者，顾偕的诗歌理论核心是“启智论”。他认为诗歌不仅是情感的抒发，更是思想的发现与真理的揭示。他拆解“诗”字为“言寺”，强调诗歌语言必须兼具虔诚与智慧，使读者在审美体验中抵达更高层次的认知。这一理论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抒情，而成为“思想的诗化表达”。
在《行星·四重奏》中，他以宇宙视角审视人类文明，探讨时间、生死、科技与信仰的终极命题；在《太极》中，他融合东方哲学与西方思辨，使诗歌成为跨文化的智性对话。这种“诗性哲学”的探索，使顾偕的诗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备思想史的深度。
顾偕诗歌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其深邃的思想性。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坚持诗歌的"启智"功能，将诗歌创作提升至哲学思考的高度。这种思想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对民族历史的诗性重构。在《国家交响曲》这部6500行的鸿篇巨制中，顾偕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和思想者的睿智，重新梳理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他笔下的历史不是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充满张力的多维对话。诗中"青铜器上的铭文突然开始流动"这样的意象，生动展现了历史记忆的当代激活过程。
其次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四千行的“大型思想抒情史诗组曲”《行星·四重奏》，堪称顾偕思想诗歌的巅峰之作。在这部作品中，诗人将视野拓展至宇宙尺度，以行星运行为喻体，思考文明兴衰的永恒命题。"每个纪元都是彗尾的尘埃/在光的绝对速度里缓慢老去"这样的诗句，既体现了科学思维的诗性转化，又饱含对人文价值的坚守。
第三是对传统智慧的现代诠释。其三十年前创作发表并引起诗坛震动的长诗《太极》（2400行），就集中展现了顾偕在这方面的艰辛探索，作品巧妙地将东方哲学与西方科学相融合，创造出了无数令人拍案叫绝的意象。那种跨越时空的智慧对话，使古老的太极思想至今仍在焕发出新的诗性生命力光芒。
顾偕的创作实践表明：诗歌永远可以是思想的道场，语言的圣殿，以及民族精神的史诗性表达。前面所述提出的"启智论"诗学，就是要将诗歌从审美领域提升至认知维度。进而加强作品的显著特质，使诗歌能够富于更为深邃的思想性。这种极具思想体系的诗性建构，在其新作《行星·四重奏》中，诗人以天体运行为喻体，颇为生动而深沉地探讨了文明兴衰的永恒命题，并使这种将科学思维与诗性智慧相结合的表述方式，开创性地形成了诗坛独特的"宇宙人文主义"新视角。
二、艺术形式的创新突破
顾偕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面对长诗创作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领域，他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尝试。
在结构方面，顾偕创造了"交响曲式"的诗歌结构。如《浦东交响曲》（15000行）的十个乐章，《广州步伐》（7000行）的四卷十六章，分别对应历史进程和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每个乐章既独立成篇，又与其他乐章形成和声关系。这种结构既保证了长篇作品的逻辑完整性，又避免了单调重复的问题。
在语言层面，顾偕发展出独特的"哲理性意象群"。他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可感的意象，如"时间的甲骨文在相对论里碳化"，既保持了哲学思考的深度，又不失诗歌的形象性。这种语言实验极大地拓展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力。
在文体融合上，顾偕的尝试尤为大胆。他在长诗中嵌入戏剧对白（《国家交响曲》第四章），化用学术论文的论证方式（《太极》的量子力学阐释），甚至尝试将多媒体元素引入诗歌文本。这些跨界实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的当代特征。
此外交响乐式的史诗结构艺术突破，多声部复调结构及其主题变奏，也使其作品呈现出了史诗般的壮阔感。这种在长诗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交响乐”特征，尤以《浦东交响曲》为改革开放之大背景，将中国城市发展史与人类文明进程交织，较为生动而形象地形成了“时代精神的诗性档案”。而《国家交响曲》则更以民族命运为线索，融合历史、神话、现实与未来，高度而完美地构建起了“东方精神的宏大叙事”。
顾偕这些长篇史诗的语言风格兼具雄浑与细腻，既有“历史引力是缥缈的”（《行星·四重奏》）这样的哲思警句，也有“挽歌的光穿透死亡”（《行星·四重奏》）那样的意象张力，使诗歌在宏大叙事中，总是不失浓烈的抒情温度。而所有这些在艺术形式的革命性突破，和在诗歌创作上已然实现的多重创新，类似的结构革命不仅能使诗人的那些宏大篇章，一如"交响曲式"诗体和"星系结构"那样，各章节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在庞大的"哲理性意象群"里，还使丰富的语言实验，演化和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辨抒情体"，并能将逻辑论证融入所有的诗意表达。
三、文化价值的多元呈现
顾偕的诗歌创作具有多重文化价值，这些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所认识。从文学史角度看，顾偕填补了汉语诗歌"非叙事性史诗"的空白。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史诗创作一直相对薄弱。而顾偕的长诗既不同于古代的叙事史诗，也有别于西方的英雄史诗，他开创的"思想型长诗"，为汉语诗歌增添了新的类型。
在精神启蒙方面，顾偕的作品被青年读者称为"纸上的哲学课"。《行星·四重奏》已开始被多所高校列为通识教育读本，这种将诗性智慧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文本，为当代人文教育提供了宝贵资源。
就文化传播而言，顾偕的英文版作品如长诗《太极》等，也成为了海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化思想的重要文本。这种跨文化传播，使东方智慧的全球表达，让顾偕的作品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𡯁其他的《太极》英文版被作为国礼赠予外国政要，并被多国学术机构收藏，更证明了中国文化已能丰富多彩“走出去”的典范。顾偕这种将诗歌既扎根于东方哲学，又具备普世关怀的人文意味深厚的创作，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自是从中也都获得了智性启迪。他的创作理念已然影响了一批国际诗人，同时也促进了"智性诗歌"的跨国对话。这种跨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诗人中，一样是不多见的。
顾偕作品的独特价值还体现在文学史意义和精神启蒙上，其开创的"思想型长诗"创作范式，填补了汉语诗歌"非叙事性史诗"的空白。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顾偕一直独立特行地坚持建构性写作，其宏大叙事始终以个体体验为根基，使诗歌未来的可能性，充分于自身的探索和创作实践中，为汉语诗歌的发展前进，开辟了新的可能路径。这种堪为诗歌的终极使命，无疑代表中国当代诗歌，在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上，呈现出了较大的重要突破。顾偕不仅是一位诗人，更可以说是一位“用诗歌思考”的哲人。他的作品证明，真正的诗歌不仅是美的表达，更是真理的探索——它应当照亮人类的精神世界，成为文明进步的永恒见证。
在人工智能时代，尤其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顾偕用自身长久不懈的探索与实践，已然证明了长诗创作仍然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在娱乐至上的普遍尘世氛围中，他坚持诗歌的思想价值；在全球化的语境里，他努力追索本土智慧的现代表达。当语言日益沦为工具时，他的诗歌同样也一再提醒我们：语言仍可以是存在的家园。那些镌刻在长诗中的思想光芒，不仅照亮了过去与现在，更为未来的诗歌创作，坚定地树立起了精神标杆。
2025.6.14～16于上海
作者申君，自由文学观察与批评家，神学研究者。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