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行知“平民教育”观的时代使命
浅谈陶行知“平民教育”观的时代使命
文/董元奔（江苏省）
陶行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一系列杜威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极大的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有的理念比如“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至今依然有借鉴意义。“平民教育”也是陶行知先生的重要教育思想，这对于今天的教育普及化和公平化也是有借鉴价值的。当然，陶行知先生不是想当然的提出“平民教育”口号的，他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时代潮流激荡下才萌生“平民教育”思想的，可以说，提出“平民教育”和身体力行践行“平民教育”是陶行知先生的时代使命感使然。
一、半殖民地的民国社会呼唤“平民教育”
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晚晴政府，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国是新事物，没有了皇帝没有了世袭的朝廷让国人着实新鲜了一阵子，然而，不久国人们发现，封建官员在做着民国的官，只是辫子剪了，衣服换了，衙门外的牌子换了，官名儿换了，但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没变，另外，西方列强也还跟过去一样在中国作威作福，就是说，中国的社会制度在本质上没有变，中华民国依然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半殖民地社会。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药》等形象的描绘了辛亥革命后民国的真实思想图景。
情况还不仅如此。由于袁世凯匆匆死去，北洋军阀分裂成奉系、直系、皖系等各个派别，这些派别因争夺国家统治权的需要，在自己的割据地区，纷纷通过出卖国家和民族权益，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而帝国主义列强也就趁机继续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通过掠夺原材料，发展畸形的资本主义实业。
为了获得廉价劳动力，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农民的土地和有限财产，中国农民大批大批的破产，中国农村一派凋敝景象，卖儿卖女和人吃人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国农村不仅没有因为辛亥革命而繁荣，情况反而更加恶化了。为了发展自己，帝国主义利用它们在中国的特权，积压中国的民族实业，中国民族除了四大家族之外，也纷纷倒闭，即便是那些小手工作业者也不能幸免，他们被迫沦为帝国主义实业的低端加工厂，或者直接成为帝国主义实业的打工者。矛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典型的描绘了那一段悲惨的民国商业史。
农民要自救，手工业者要自救。自救的道路有好多种，孙中山先生晚年发动北伐战争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是一种，这些都是社会大革命。只有社会大革命是不够的，因为革命的主力是下层老百姓，不把下层老百姓的思想解放出来，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当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看到了中国的那些麻木的“看客”之后，他弃医从文，希望用自己的文章唤醒麻木的国人，《呐喊》、《彷徨》中的数十篇小说就这样创作出来了。郭沫若的情形也大约如此。可是，问题又出来了。鲁迅们的那些高大上的文学作品究竟谁才会看得懂呢？当然必须是知识分子，老百姓连字都不认识，如何才能接受得到鲁迅们的思想教育？因此，思想解放的先决条件倒不是启蒙文学，而是识字。
谈到识字，民国时期大学者很多，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多，这些人的家庭条件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读书是非常奢侈的行为，如果能像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那样的出国留学，更是需要庞大的家业来支撑。当然，我们本人所要说的陶行知先生家境也是不错的，他能够在国内顺利的接受了系统的教会学校的教育，并于1914年二十三岁时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还能够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了一年教育学。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中上层非常小，下层非常大，就是说，相比较于中上层社会，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下层老百姓几乎都是文盲，因此，打破有钱人对接受教育的垄断，开展教育普及非常必要，于是，陶行知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
二、民国时期的教育现状呼唤“平民教育”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北洋军阀的武装力量溃不成军。随着1927年民国政府迁到南京，民国面向全国的各项社会政策遂逐步展开，教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1928年，民国教育部长蒋梦麟主持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把学校分为幼稚园、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层次，其中，初等教育（即小学）学制六年，中等教育初中三年高中二年，高等教育（本科）四年。会议还制定了各层次教育的课程标准、升学规程等等。
不过，民国政府知道，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中高等教育，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是占中国人口不到两成的家庭子弟，绝大部分国人是没有条件接受系统教育的。于是，民国政府又尝试制定了“平民教育”办法，那就是发展生产教育和乡村教育。
生产教育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生产教育的创始人和大力倡导者是黄炎培和许崇清。黄炎培把民国初期一直流行的实用主义教育口号改为职业教育，许崇清后来又改为生产教育。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比起实用主义教育来得具体、明白，能够打动老百姓，更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容易被政府接受。黄炎培甚至在北京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总部后来移到上海，在全国各地还创建了一些分社。
职业教育固然可以招收平民，但是受教育者毕竟要接受多年的系统教育，普通农民的子弟还是没有能力参加的，所以职业教育很难在全国普及开来。为了扩大下层老百姓的受教育面，许崇清提倡生产教育。生产教育直接面向劳动者，接受教育的年限也未必很长，但是受教育者总还是要先接受三两年初等教育才可以，这依然限制最广大的劳动者接受教育。
在黄炎培和许崇清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启发下，晏阳初提出了“平民教育”主张，陶行知、梁漱溟随即加入了这一阵营，并迅速成为“平民教育”运动的核心人物，不过他们当初没有使用“平民教育”这个概念，他们用的是“乡村教育”这个名词，但是二者含义是类似的。由于“平民教育”更有概括性，后来这个名词就普遍被大家接受了。
“平民教育”继承了职业教育和生产教育的内容，把平民教育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平民学校。平民学校采取班次制度，也就是普通的学校，大班一两百人，小班三四十人，用固定的教材、挂图教授。第二类是平民读书处。这是为不能按照钟点组织学生上课的一种变通方法，以一家一店或一个机关为单位，请家里店里或机关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时间是灵活的，内容也是随意的。第三种是平民问字处。如果附近没有哪个家里店里机关里有识字的人，那就设立平民问字处，就是远远近近的老百姓可以到某个识字的人那里问字，比如一个摆摊子做生意的人识字，那就在他那儿设立问字处，问字的内容是专门编给他使用的《千字课》。
1928年前后，“平民教育”运动开始呈现蓬勃发展势头。
晏阳初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在北京创办平民教育学校，1930年，他在河北定县创办平民教育促进会，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随着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影响力的扩大，1934年，民国河北省政府决定以定县试点，成立了河北省政府（定县）建设研究院，聘请晏阳初为院长，定县的县长在研究院里担任实验部主任，受晏阳初领导。研究院提出三种教育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研究院实施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研究院组织六大建设，即政治建设、教育建设、经济建设、自卫建设、卫生建设、礼俗建设。
梁漱溟于1929年在河南辉县白泉村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后来搬迁到山东邹平，改名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院以邹平、菏泽两县为实验县区，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其他实际情况，学制年限不等。研究院还特别开设了两种班级：农场和乡农学校。农场主要招收成年农民，主要学习植棉、植桑、养蜂、凿井等农村实用知识，乡农学校则招收农村孩子，开设精神教育、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史地等方面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1928年创办了晓庄学校，在晏、梁等人的影响下，晓庄学校创立后不久，陶行知先生遂以晓庄师范学校为根据地，大力开展平民教育。陶行知以“教学做合一”为教育原则，以“深入民间与农民一起生活”为理想，先后组建晓庄实验民众学校、晓庄乡村教育研究所、晓庄乡村教育先锋团等，改良乡村生活，以学校领导乡村社会，最后使学校与乡村社会合而为一。这种教育，不仅有助于农民识字，也有利于改良乡村陋习，传播新思想。当时的报纸《中华教育界》在报道陶行知的平民教育运动时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她以万物为导师，宇宙为教室，生活为课程。她要打消学校与社会的分离，荡平学校与社会的围墙，破除教师与学生的界限。”陶行知晓庄学校的平民教育影响力最大，连蒋介石都亲临视察和听课，民国政府大力推广晓庄模式。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重庆社会大学，后来又筹办上海社会大学，所走的基本上还是晓庄的路子。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内忧外患，农村破产，农民愚昧而贫困，为了复兴农村，并通过农村复兴城市，进而复兴民族，针对乡村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教育甚至是识字教育，非常必要。而教育是无止境的。今天的中国，农民的数量依然超过城市市民，农民的识字率固然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但是农民的文化水平还普遍偏低，他们许多人还是难以适应新时代的生产发展要求的。因此，民国时期特别是陶行知先生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系高等教育工作者，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涉文史哲诸领域。已在各类媒体发表作品五六百万字，其中文史哲论文近300篇。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中华诗词学会梅尧臣诗学奖、今日头条57篇次青云奖等。近年常应邀参加由重点高校或高等级学术机构主办的文史哲类学术研讨会，论文入选《山东师范大学李清照暨第37届古典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诗词学会宋诗宣城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水利学会和河海大学长三角水利文化学术大会论文集》《中国教育报刊社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论文汇编）》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