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进灵魂的风：伊甸论

          吹进灵魂的风：伊甸论
                                                                             沈    健
 

        1、“一场充满秘密的雨”：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
 
        迄今为止，伊甸依然被堙没在误读的海底：“伊甸在诗坛崭露头角时，我说，这大概是最后一个浪漫诗人。十多年，伊甸在力图改变自己，只是今天，我读他，还是认为这个位置对他合适[1]。”这段话出自著名诗人叶延滨，语态的恳切与言说者的威权地势，顺理成章地加强了公共诗坛对伊甸的皮相解读与表层肯定。是的，无论是笔名“伊甸”本身，还是大量的诗歌文本，无论是早期热烈的肯定性写作，还是近期峻切厚实的质疑性书写，伊甸就像“一场充满秘密的雨”，情感葱翠外溢与意蕴光辉四射的形态不能不让人看走眼。就连伊甸的老师沈泽宜教授也有些目光迷离，他接过叶延滨的判断：“这段话，一语中的。局限在这里，无可替代也在这里。他的《石头·剪子·布》，大体上就是这样一种新浪漫主义写作，我加一个‘新’字，因为它同时带有写实、象征、隐喻的成分，但伊甸骨子里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2]。”作为伊甸诗歌充满主观偏爱的读者，我们想问一句：伊甸果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吗？
        “蝉儿叫得多么起劲
        像撒娇的孩子任性地呼唤着亲娘
 
        少年的嚷嚷声穿过鱼网
        像无赖的黑鱼在水塘里窜来窜去
 
        迎亲的锣鼓声愈来愈近，男女老少涌向村口
        ——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成亲
 
        ……如今喧闹的是钢铁，是钱币，是遗忘
        这个衰老的正午，我的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喧闹的正午》
        这是伊甸写于2002年的一首小诗，不太起眼，发表后也未引起什么注意。仿佛印证了诗歌边缘化时代的一个通行定例，石沉大海一样消失在诗歌的泡沫之中。然而，当初我读的时候却有一种被闪电击中的感觉。
        “正午”，一个生机勃勃的语域开阔地，它链接着充盈、丰富、旺盛、壮年、成熟、丰收、灿烂、光明、广阔、自在、无限、客观……这样一些开放性的能指。如果“正午”是人生的比喻，那么它应当是一部小说最精彩的段落，一首诗歌最眩目的句子，一段曲子最迷人的旋律。然而，正是如此美好的“正午”，突兀地和“衰老”发生了短路，形成一场人为的人文主义“尴尬”，这不能不令人肝破胆碎，心智眩迷。仿佛一条隐秘的地下隧道，诗，在这里被突然地接通了无边的现实与广阔的人心。
        往往就是这样，通过当下关怀与尊严诉求，伊甸得以消解诗歌极端主义写作的无效阅读，神奇地把读者带向了喧闹的“如今”，带向时代：“一个虚拟的春天”；“一个什么都可以复制的年代”；置身其中，“我的舌头锈迹斑斑/而城市的舌头——灰尘飞扬的马路/却整日絮聒不休”。于是，个人的垂直生命与民族的横向生态发生了交叉，诗歌有效阅读的焦点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个体生命的尴尬被广阔地引向了时代的“尴尬”，文化与道德的“尴尬”，甚至诗歌本身的“尴尬”！
        然而，就此罢手的诗写者还只能判给“及格”分，优秀的作家注重的是人性深层的“尴尬”渊薮，最大限度地逼近心灵在时间控制下的细小颤栗。“衰老的正午”震撼人心处，与其说是对外在时代的灾变恐惧与迷惘，对“钢铁”“钱币”“喧闹”的问责，不如说是一种对个体存在的恐慌与无奈，一种对“遗忘”的精神追问与宗教超度。“遗忘”，包含了个人和族类对过去的遗忘，也包含着个人和族类被他人与历史的遗忘，肉体的轨迹在时间的星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才是锥心伤骨的根本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晚年的歌德在穷尽人类经验与体验之后，通过浮士德博士说出了他与生俱来的恐惧与迷惘：“你多美啊，你停一停吧！”历尽沧桑的塞弗尔特面对他挚爱的布拉格更是失语吞声：“我的时光已经不多。晚了，这已是我最后的歌唱”[3]。诗人——“族类的触须”——特殊的心智敏感与灵魂声纳向我们显像的是人类共通经验：作为个体生命，“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本质上是一种有限肉体在无限时间中的“尴尬”！
        伊甸正当人生“正午”，浑身散发着“比爱情更销魂的蓝”，恰属成熟之秋。我们需要追问，是什么力量陷他于此种窘困而不能自救，像“赤裸着身子的河流，被北风卡住了喉咙”（《羊群和老人》）？当“寂静像庞大的冬季铺天盖地而来”，是什么力量迫使他像一棵过火木一样，只能“用沉默说话，用唯一的黑色概括生命”（《树殇》）？当苹果开口说话，“命令我们飞越死亡的烈焰，逼近永恒”，是什么力量驱动他把“衰老的正午”像蛊毒一样播撒在近期的文字之中，迸射出晚年叶芝在“山冈上，老骨头不停地摇摆”的困惑与挣扎？
        “往北，往北……用更大的严寒来抵抗严寒/用更大的荒凉来抵抗荒凉”（《红石峡》），在想象力的严寒与生命力的荒凉中，诗人孑然一身，“走进黑暗”，口中念念有词：“只要有一点火星……黑暗/就不会比整个世界还要大了”（《一个人走进黑暗》）。
        “孤独、孤独、孤独……在文字的原始森林中/找寻一粒被厚厚的落叶覆盖的/钻石——用它来照亮生存和死亡……”（《抵达沈从文的三条道路》）无边无际的孤独中，他将自己想象成醉人，而把自己的肉体想象成清醒的观察者，一路摇摇晃晃走来，痴人说梦般地宣告他的发现：“你们看：大地在倒，倒……”（《看醉人走路》）即使在美好的春天，感伤的打击也是那么地无处不在：“又是春天，邻家姑姑戴着红头巾嫁到远方/回来的，是她女儿臂上的黑纱”（《又是春天》）……
        这简直就是一个E时代的哈姆雷特！一幕又一幕，目睹着他那灵肉吁请与良知索要，我们说，黑暗已不仅仅是某一肉体的黑暗，而是他所属群体的良知黑暗；衰老也不仅仅是肉体的衰老，更是他所属时代的衰老。
        究竟，这是一种嗫嚅，一种哽咽，一种曼杰斯塔姆被“掐住喉咙”式的控告，还是一种历尽沧桑的沉默与怅惘，一种叶芝式的“向生活，向死亡，投上冷冷的一瞥”？
        “小时候，风能吹倒我的身体
        但吹不进身体里面去
 
        长大以后，风吹不倒我的身体
        却能一点点吹进身体里面
 
        中年时，风吹进骨头
        有时我听见骨头里飞沙走石的声音
 
        风正一点点吹进我的灵魂
        等到灵魂灌满了风，我要在灵魂的壁上
 
        戳一个洞，‘呼——’
        把自己的身体吹得杳无踪影”——《吹进身体里的风》
        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方程式，灵魂的成长与肉体的衰老正好成正比，骨子里飞沙走石、布满自然与社会内容的时候，正是肉体摇摇欲坠之际。“吹进灵魂的风”，为理解“衰老的正午”提供了诠注与参考，是生命应对种种“尴尬”的审美弥撒。
        吹进伊甸身体里的风，既有政治秩序的压抑，也有现实人生的宿命规定，更有俗世的人向超凡的神修炼进程中的无奈与怅惘，一种超越一切的自由之吁请，一种趋于永恒的恳求，一种对神性的憧憬。在灵魂的壁上戳一个洞，让伟大的自然把自己回收茫茫宇宙中去，实乃生命化境：消失即诞生，瞬间即永恒。
        显而易见，对瞬间的尖锐质疑，对永恒的本质追寻，呈现出的乃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品格，一种立基于理想主义，从康德的启蒙和韦伯的理性出发，杂糅着列奥塔锋芒毕露的后现代质疑品格：质疑而非盲从；个人而非群体；肉体而非物质；在批判中建构而非在消解中毁弃。由此，我们说，浪漫主义只是伊甸的面具与衣饰，只是诗人早期在读者阅读定势中的预设假象，“三米之外，我如一个成熟的丝瓜/从浪漫主义的老藤上悬挂下来”，在人事沧桑与时间压力下，诗人早已完成了他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涅槃”，并且用精致、细微、巧妙的“遍体金黄”，令人眩目地遮掩住了他那内在的“果核”：
        “风暴在头顶掠过，世界的耳朵从树上纷纷坠落
        只有我一个人张开全身的伤口
        作痛苦的倾听”——《横卧山野的红玉米》
        对伊甸的误读历史应该终结了！套用臧棣博士的一句话：“里尔克始终是一个运用现代主义的面具把自己隐藏得天衣无缝的浪漫主义诗人”[4]，我们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伊甸已经是一个娴熟地运用浪漫主义把自己隐藏得面目暧昧的现代主义诗人，一个通过介入尖锐的现实，“保有社会离心力”，从而拒绝成为程序内意识形态帮凶的踽踽独行者，一个有着波西米亚风格的21世纪的风车挑战者。与其说他是一位艺术史上的浪漫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位被怀疑论驱动着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一个思想启蒙合唱团中的唢呐演奏手。
        是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已经身不由己地内嵌于利益网络之中的传媒时代，疏离体制，恪守尊严，“抓住诗歌这只扶手，在角落里站稳”（《角落》），谁，能够保有这样的定力？谁，能够无视甚至否认其先锋光芒？
 
        2、“在秋天才懂得辽阔的含义”：伊甸最初的前倾姿态
 
        1981年4月号的《东海》发表了一组题为《日出》的诗歌，署名曹富强，其中有一首《大海日出》：
        “大海啊
        因为你日日夜夜擂着进军的战鼓
        因为你年年月月顽强地奋斗
        因为你丰富如诗人的感情
        深刻如哲学家的思想
        因为你宽容如慈母，严峻如诤友
        因为你给所热爱的人类
        留下了取之不尽的财富
        因为你把高山大地的爱与恨
        一点一滴地注入心头
        公正无私的宇宙
        才把一枚硕大的金质奖章
        挂上了你的胸口……”
        这是一首有着普希金风格的作品，气韵沉雄，情感壮美，语言精简，几可乱真于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朦胧诗人舒婷的作品。这里的“几可乱真”，并不导向一种贬意的解读，虽然隐约指出了同代人之间的互相仿制，但是我要说的大意是，即使存在着一些依稀的临摹痕迹，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曹富强”与“龚佩瑜”（舒婷原名）们所共享的是同一个光源——俄罗斯文学太阳普希金。单向铺排的句式，始开终合的结构，人化自然的题材，最要紧的是对公正、博大、自由的缱绻心仪，是那一时代文学青年乃至整个民族精英所能够沐浴的仅有的文学财富与思想资源。在诗集《石头·剪子·布》的后记中，伊甸告诉我们：“1966年到1978年，我只读到过一部外国诗集，那是我的老乡查良铮先生翻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集。”“这个时期，我还从别人的笔记本上抄下了莱蒙托夫、海涅、雪莱、拜伦的一些诗歌，以及上百首唐诗宋词……”对今天这样一个出版物铺天盖地如蝗虫漫舞的时代，这一语境的强调也许非常之必要，那是一个汉语世界的“中世纪”，中文读者精神资源之匮乏，我们眼下读者的想象力是无力抵达的。唯因如此，确认伊甸与北岛舒婷的同一文化起点格外必要，它是解读北岛后一代人的逻辑起点。
        不久，“曹富强”彗星一般消失了，频频出镜的是一个叫做伊甸的年轻人。如今，在诗歌界，能够讲得清伊甸与曹富强关系的，也许仅限于不多的几人，即使在伊甸从教的嘉兴学院，也很少有人知道伊甸的原名了。从曹富强到伊甸的历程，是一个俗世之人走向著名诗人的历程，是曹富强在艺术之路上脱胎换骨的历程。
        “劳动者又从黎明出发了
        歧路上已派乌鸦驻守
        喜鹊的歌唱代替了知了的聒噪
        指引一条没有陷阱的道路
        每一颗心都是一曲英雄交响乐
        有着黄河般肤色的人群
        命运注定了黄河般曲折的经历
        命运注定了奔向大海的使命”——《开桔花的土地》
        这是第一首在发表时正式署名“伊甸”的诗。昂扬的奏鸣曲节奏，喜剧性激情，哲学式言语意象，纵横开阖的结构，与杨炼《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江河《让我们一起走吧》一起，强烈地传达了时代奋进的主潮，成为“一个民族已经醒来”（穆旦诗句）的审美象征。
        1984年，即处女作诞生的第五个年头，无论对伊甸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国家，都是极有意义的一年。一方面，诗人从海宁乡下中学来到湖州，大学生活的熏染，师友之间的信息交流，以及大量的书籍资料，垫高了诗人那富有灵气的眼睛。另一方面，在自上而下的改革政策推动下，整个国家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顾城《感觉》中的那片灰色世界终于被翻到了封底，崛起与飞翔的渴望重又复归在作家们的书写之中。这一年的元月，伊甸的《快乐的女车工》在甘肃《飞天》杂志刊出。在这首诗中，伊甸那为压抑的生活所不能磨灭的诙谐达观天性，他那在《播种的日子，我们就坚信收获》的信念，借女车工的形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倾泻，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工厂的年轻人》等组诗，将伊甸的名字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久，诗人写下了《南方，又一个崛起的诗群》，提出了“南方生活流”诗歌这一先锋概念，开创了南方诗派从自发实践向自觉创作的时代。文章在1985年第4期《诗林》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伊甸与同为浙江青年诗人的柯平、力虹、宫辉和江苏曹剑、安徽沈天鸿以及上海许德民、孙晓刚、宋琳等人一起，形成了新时期声势浩大的南方诗派，并以南方诗派领军人物而引人瞩目。这一时期伊甸的诗歌，以生活的本体象征、总体的结构意识和明快的口语追求为特色。意象奇谲新鲜，语言诙谐洒脱，构思独到微妙，散发着隽永的淡淡的象征意味。但我们和伊甸都无法回避80年代初那一段历史，整个知识界被裹挟在“过于模糊过于天真的改革热情”之中（王晓明语）。
        通观本期的伊甸，我们说，他最多只能算做是一个接纳与阐释过度的卡夫卡！一个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刑天舞干戚”形象！
        1989年以后，整个知识界被历史强行抛入了反思的硬盘，一场艰难的格式化开始了，大量的阅读打开了诗人观念的天窗。诗人陷入深刻的自我批判：“对冬天的忽略/使我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深入冬天》）；只有“在秋天才懂得辽阔的含义/苍凉的含义/在秋天才发现自己是一只蟋蟀/所谓天空，只是一块断砖”（《秋》）。面对语言，面对残酷的社会与人生的文本，他恨不得将过去一笔勾销：“最深刻的话已在童年说完”（《童年》），他几乎像塞弗尔特一样失声吞语：“让我抓住……抓住自己的良心……直到抓出血来”（《诗人》）。他充满痛悔地说出：“我的困惑感、孤独感、失落感以及从中孕育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将笼罩我的全部生命和文字，我的诗歌的基调必将趋于沉重与忧郁[5]。”诗人写于这个时期的一首诗表现了他直面人生的勇气：
        “这是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我感到自己正被黑夜提升
        所有的植物抛弃了我
        抛弃吧，让我也抛弃自己
        我将以怎样的方式摔回大地
        或者击穿岩石，进入地球内核”——《谁拯救我》
        伊甸，一个成名于北岛后的诗人，在历经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喧闹”之后，终于沉潜下来，回到了自我本体与诗歌本体的拆洗与重构之中。
 
        3、“飞驶的是黑暗，不是火车”：由体验到经验的转型
 
        如果说，早期的伊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情感抚慰的话，那么，90年代后的伊甸则给当下时代提供了精神批判的经验镜像。真正的“换血”契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易代之际，标志性事件有二。
        一是海子的死。作为当代诗坛浪漫主义终结的最后仪式，直到1991年还在浙江溅起神秘的回应，从山海关到千岛湖，从海子到方向，生命的自我终结签下了80年代的句号，活着的人必须以此为起点，再次出发。这一期间，诗人在一首诗的结尾写下：“我准备历尽沧桑”，而另一组诗则题为《我欲历尽沧桑》，考之当时语境，这并非是诗人的自我做秀，或者无病呻吟，80年代末系列化的诗人死亡事件将时间的疼痛强行带进诗歌的视野，一代精英不能不在道德认知上、精神生态上、生活方式上死一次，而死即新生。
        二是女儿伊水的出生。“水无处不在/一些水渗入石头，直指岩心/一些水在风中漂泊，与落叶同病相怜/水包容一切，又被一切包容”，“即使化装成黑夜，水也被星星一眼洞穿”。生命的初始化以其神圣和纯粹为伊甸指画了一个朦胧开端。
        死亡的神性与诞生的纯粹，从两个维度引领了诗人：
        “一滴水洞穿这奇异的过程
        以及过程背后永难说出的秘密
        ……血——一种怵目惊心的水
        使大海和世纪变得沉重”——《水》
        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伊甸节制、客观、镇静了。在伊甸的创作史上，《水》是一首转型之作，它开启了智性写作之门，一改以往抖包袱的魔术师作派，围绕着水的以柔克刚、生命之母、万物之源等能指特征，诗人极其智慧地挥舞语言的凿子敲打着、剥落着，不虚躁，无焦虑，娓娓写来，精琢细磨，多视角地展示了生命的包容性、复杂性与思辨性。与其它先锋诗人不同，伊甸并不执着于词语的修辞策略，在睿智与巧慧的语言张力中传达一些若有若无的隐喻，或者沉溺于语言、知识与文采的狂欢；伊甸一如既往地刻意于历史语境中的内心遭遇，以及由此生发开去的族类思想承载。水、风、空气、冰等物象频繁地出现在伊甸的诗中，诗人早期关注的公共事件与外部历史的主题内化为一个个“小发现”：
 
        l  “我大叫：‘生活！’
        如此无力，像一片薄纸
        你轻轻地说：‘生活！’
        如此沉重，像整个大地”——《歌德》
 
        l  “飞驶的是黑暗，不是火车”——《飞驶的是黑暗，不是火车》
 
        l  “对不起，我已点燃我的整个生命，可还是那么黯淡”——《看烛火》
 
        一切都不是天外来客，“突然”中内隐着“必然”。这种“必然”就是大量的“对话”，与大师对话，对自然对话，与自己对话。他像少年时代“一首一首抄下来，一遍一遍地诵读”那样阅读，写作读书札记，后来还专门出版了一本集子——《别挡住我的太阳光》——这是当代浙江十分罕见的思想随笔，其中多数在《南方周末》、《随笔》、《书屋》、《读者》等杂志发表过——可惜尚未引起到位的评价——在《同自己谈话》一文中，伊甸写道：“同自己谈话，既是一种能力和智慧，又是一种高贵的人格境界[6]。”就这样，在严格的自律与自赎中，诗人荡涤身体黑暗，完善自我人格，赎拯个我内心。当然，过程是漫长的，积淀也许早就开始了，1996年，诗人将多年前的体验凝结为如下诗句：
        “我站在唐古拉的冰山面前
        跟它靠得很近
        仿佛听见它神秘的呼吸
        阳光下我久久感受着
        一种回肠荡气的凉意
        我不敢过久地仰望它苍老的头颅
        怕它的高贵和圣洁
        灼伤我的灵魂
        我甚至不敢说话，不敢走动
        怕一丝小小的声音
        干扰它千万年的玄思冥想
        就这样一动不动
        仿佛一尊石像
        直到冰山的影子把我完全覆盖
        直到黑夜来临
        我和冰山融成一团”
        这首诗题为《仰望冰山》，凝声屏息的主人公，仿佛生存在斯奈德、勃莱和庄子笔下。而就在不久前，他还在《垦荒者》、《走出荒原》、《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等篇章中挥洒着铺张扬厉、纵横椑阖、万物灵长式的舞姿——典型的普希金、海涅范式，何以至此如出峡之水突趋平缓、舒慢、包容与大器？面对自然神性与历史必然，个我太渺小了，个我必须通过自我敬畏与批判来达成自我救赎。个我作为主体必须消隐于自然实在，个体的体验相应地凝成族类经验，趋于客观，暧昧，内蕴，因克制而宽厚。
        有必要说一说体验与经验的区别。对经验的关注是艾略特、奥顿以降的现代主义诗歌精神遗产。现代主义诗歌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反对浪漫主义滥情与夸饰，从心理学与诗学角度上看，就是反对被过度放大的“体验”。由于体验直接指向人的生命，具有本体论色彩，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从情感出发又最终归结情感，其结果往往是自我的过度释放甚至膨胀、畸变。而所谓经验，乃是客观世界在人的头脑中留下的踪迹或形成的知识，一般不带有本体论内涵，更多的指向客观、实在和本真，因而被现代主义诗人们用作校正自我畸变的武器[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艾略特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对人类经验的复杂揭示可以更为有效地“教会人类用新语言感觉”，“开拓我们的意识面，改善我们的感受性”，创造出与现实的审美疏离效果[8]。
        由主体体验向个体经验的掘进，由自我放大向个我内缩的转型，由无限抒情向零度揭示转向，正是伊甸90年代创作发展的内在轨迹。我们可以作一个比较说明。在浙江海宁现代文学史上，如果算上伊甸，可以说出过三个著名诗人。假如徐志摩代表了早期浪漫主义的过度、表层体验的话，那么穆旦则表征了现代主义谨慎的经验传达，而伊甸正好处于他的两个前辈的中和地带，他折中地兼容了浪漫主义抒情与现代主义质疑，将两者优长熔铸一身。读一读下面这样一些诗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沉郁与肉感是多么地接近40年代的穆旦：
 
        l  “假若他喊疼，那是整个世界在喊疼
        假若他沉默，只是他一个人在沉默”——《一个踽踽独行的男人》
 
        l  “此刻，她正携带着整个早晨
        冲荡着我身体中的黑暗部分”——《空气》
 
        l  “没有一个人，或者一只瓢虫，一粒果核
        对我说：伊甸你早！”——《……悲壮，然而从容》
 
        l  “它开口说话的一天
        我们将全部变成哑巴”——《童年的冰》
 
        l  “一个手臂再也做不出投降的姿势
        假若它举起来，就是为了孤独而倔强发言
        一条腿再也无法像奴隶一样下跪
        假若它膝盖着地，那是一种高贵的求爱”——《伤科病房》
 
        我们再也找不到青春期症侯，甚至连焦虑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90年代以降伊甸并没有放弃他的泛政治性“放疗”与意识形态“透析”，也尽管其诗歌的价值主潮依然是正义、善爱、自由、尊严的追问，但是，在话语方式上，伊甸更接近了生命本体的浑茫与苍凉，包容与厚重，沉郁与执着。在一首《逝去的时光》的诗里，他甚至将自己消泯在客体之中，将个体与族类、客观与主观、我与他统一为一体：“我遗忘自己，是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自己/我想起自己，是为了彻底的遗忘自己”。那个经常以夸父、伏羲和安拉形象出现在诗行中的浪漫主义自我，被隐匿在“愈来愈冷漠和绝望的人类”之中，不再像一个催眠的神巫，带着听众强行进入体验，他是那么谦卑、和蔼、低姿态：“我看见了未来——它多么模糊”（《羊城夜雨》）；他是那么的清醒、自律、博大：“对庞大的劫难必须俯瞰/对细小的柔情必须仰视”（《帕斯捷尔纳克》）。他甚至渴望一种通过“慢”来抵达“快”，通过“少”来达成“多”：
        “我喜欢看一些老人
        慢悠悠地散步
        慢下来，慢下来……甚至停住脚步
        左看看，右看看
        上看看，下看看
        我羡慕他们
        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
        我想，与其老了才慢下来
        不如现在就慢下来
        我就可以看到
        更多好看的东西”——《看老人慢悠悠散步》
        这是一种历尽沧桑的绚烂，饱尝忧患的成熟。诗，在这样的语调与节奏中，不再是黄钟大吕震荡人心，而是个人化幽径上的独省沉思；美，不再是悬搁在隐喻天空中宏大的预设理念的传达，而是润物无声的悄悄话，悄悄地修正人心，唤醒感性。
 
        4、“2月30日，奇迹会降临”：泛意识形态批判的先锋深度
 
        但是，“诗歌是一门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它憎恨多种主义”，布罗茨基在《文明之子》一文中的断语让我们又一次惶惶于前文的判断：对伊甸的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绕口令式的指认究竟意义何在？诗歌，是个人内心遭遇的语言承担，天然地指向自由、正义，指向爱与善，指向沉甸甸的文化承载与人学吃水线，其终极价值在于重塑人的尊严。当前，一种异常琐碎、物化、庸俗的类似于地摊上劫掠小学生口袋的垃圾印刷品充斥诗坛，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美学标准被广泛接纳，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谈诗歌的价值承载，也许不无悲壮意味，因而格外沉重。显然，伊甸的创作恰好是谈论这一话题的典型个案。
        先让我们从王家新说起吧！因为在当代诗坛上与伊甸最具可比性的是王家新。
        王比伊略小几岁，先前偏居湖北一隅，有着大量程式化的“少作”，比如《希望号渐渐靠岸》等，宏大社会化主题与外在公共性意象，兼有一些普希金式的现实激情与阿莱克桑德雷式的清新、细腻，这一切都可以反照出伊甸依稀的诗学五官。王的“换血”始于北京生活，丰富的西欧和苏俄思想史资源，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与灵魂之父，早年的出自底层的波希米亚反抗风暴找到了栖身之枝，并且结出了为自由、尊严而写作的累累硕果。可以说，如果没有《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等杰出的抒情诗，中国当代诗坛将是多么地寂寞黯淡，王家新对汉语的贡献不在于多大程度上探讨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词语可能性与灵魂可欲性，而恰恰在于出色在表现了东方境遇中个人命运的抗争。因此，著名批评家陈晓明才说，“王家新这批诗人进行的后现代主义修辞叙事，总是包含着现代主义式的意念”[9]，他们本质上属于现代主义的大本营。
        伊甸的转型轨迹几乎是王家新在南方的投影。同样是90年代后，同样依托于西欧、苏俄和中国当代思想史资源，同样依托于大量的阅读、深湛的思考，同样写下了大量的札记、随笔、读后感，对当代政治、道德、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淘洗。关键是同样的多血质气质与人生经历，伊甸与王家新长期以来执着于自由主义诉求和人道主义请愿。如果说，他们的前期比较注重直接抨击，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流于席勒化，那么晚近以来，他们已经开始“以个人方式代替整个人类说话”（艾略特语）。因为诗歌提问的对象并非仅仅某一个具体的体制，诗歌应该对整个人类制度和存在程序提出无边的质疑，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诗人，才被誉为人类的良心。也只有这一层面上的诗人，才配得上先锋称号。
        伊甸非常赞同评论家洪治纲在《先锋：自由的迷津》一文中的观点，“判断一个作家是否属于先锋，关键是要审度他的精神内核中是否存在着与现实价值体系保持对抗的姿态，检视他的审美发现是否带有超前性，是否对社会、历史、生命和自然有着更深更远的认知，是否在存在的境域中具有顽强的开拓性”[10]。对整个社会与历史的质疑，是伊甸从前及今延至将来的思想主核，是伊甸对当代诗歌与文化的主要贡献。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95年写作的《里尔克在慕佐古堡》组诗中。组诗一共写了40来首，收入集子仅12首，但就这12首，也足以见出诗人的价值取舍与情感选择。组诗充满了一种对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礼赞与思想钦恋，无论是新但丁布罗茨基，燃烧着冒烟的良心的帕斯捷尔纳克，还是独步孤岛的高更，唯我独醒的卡夫卡，伊甸的赞美可谓毫无保留。比如对布罗茨基，他是这样写的：“西伯利亚的暴风雪/铁丝网和呻吟/在你体内到处蔓延、扎根/你居然没有成为拱腰曲背的土堆/仍然是一个鲜活的动词/和主语分家，单枪匹马走向远方”。众所周知，布罗茨基的流亡者命运，几乎就是二十世纪人类良知的代名词，就是一个后政治学符号，一个与体制、时代和整个平庸文化对抗的象征。“成为动词，和主语分家”，在整个西方现代思想史上，无论左、中、右哪派哪路，知识先锋们都无一例外地承继了这一使命，质问“充满大众化警察威胁力的政治过去”[11]。这组诗语言纯粹、简洁，穿透力强劲，尽管题材并不十分新鲜，但自有一种“纯金的声响”驶过我们的心灵，就像“雪橇驶过苍凉的大地”。相对于王家新辞藻杂措而逻辑清晰的理性推进策略，伊甸似乎平实了些，冲击力也相应小些，但却更显客观、内敛，指向直觉领悟方式。
        如上所言，诗人并不是一些对具体体制发言的人，其质疑的对象必须扩展到整个人类生存制度，整个存在与虚无，整个欲望黑暗与人性混杂。90年代以降，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与全球化客观上消解了传统的一元体制，政治的挤压更多地表现为经济的诈取、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溃烂，“收割谎言的日子/比真实的晴朗还要晴朗/但天空依然看不见/排成‘一’字和‘人’字的大雁/对这两个字的蔑视是时代的风尚”。于是，先锋诗歌的写作被带向了文化的深度拷问。
        《看雾》是组诗《看》的一首，铺排和复沓看似老套，却被断续的节奏赋予了深远的象征意味，那“爬行着，翻滚着，缠绕着，变幻着”的“雾”，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能指，却被巧妙地掩藏在游戏式语言形式之中。置身其中，人如能逃脱被改写与宰制的命运岂非天外奇迹？《推门》就是《看雾》的逻辑发展。诗中的“我”从家门走出，郑重地关上门并使劲推了推，在确认门关得很紧的前提下又“习惯性地”回头再三“推上几推”。我们知道，家是一个代码，一个意味辽阔的人权象征，其私有性、社会性、人性内蕴可谓烟波浩渺，涵盖幽远。此诗貌似一个安全话题，其实并不局限于此，反讽性的叙述中，深深埋藏着一个关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物化价值对人性的消蚀力无所不在与无所不能的隐喻。其批判的力度和深度显然越过了弗洛伊德与荣格，进入了拉康与哈贝马斯的锋芒所指。
        处在如此悲惨结构中的人，失语已是最好的境遇了：“我看见，但我不敢说出” （《看鬼》）；“赤裸着身子的河流/被北风卡住了喉咙”；“一个往天堂，另一个往地狱——中间只剩下一片宏大的荒凉”（《记忆和遗忘》）……遗忘、孤独、衰老、时间、死亡和对人性本身的绝望成为伊甸的主题：
        “从这棵草跳到那棵草
        就好像从青年跳到中年
        从中年跳到老年
        人跳得多么沉重，还要发出一些
        虚无主义的长吁短叹
        蚱蜢跳得多么轻盈，多么骄傲
        好象整个世界也在跟着它跳跃
 
        整个下午我躺在草地上
        呆呆地思考一个天大的问题
        ——我要做一只蚱蜢呢还是做一个人？”——《蚱蜢》
        多年以前，伊甸就对自己的身为“人”而羞愧不已，“我……厌倦了像人一样说话”（《嗥叫》），吞吞吐吐的语辞中，烦恨与郁闷是多么沉痛苍凉！“我吃饭、睡觉、做爱/像偷吃禁果前的亚当/丝毫不了解它们的意义/这些无意识行为/既没有荣耀，也没有罪孽”，意义与感官分裂，机体与价值分离，作为人的自由沦丧催生了作为物的自由上升。置身此中，情何以堪？面对举重若轻的自由精灵——蚱蜢的时候，他清醒的泛文化批判者角色在哲人式的困惑中写下对人性的深度绝望：“那些遗忘，那些冷漠/像洪水漫过广场……”（《广场》；“于是，‘忍耐’、‘忍受’、‘容忍’便成为我们全部生活的主题”（《1月》）；“我要做一只蚱蜢呢还是做一个人？”人，被飞逝和偶然镣铐在物质与欲望之中，而蚱蜢，却自由，永恒，舒展着骄傲与自然的翅膀！
        伊甸不是纯粹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这个文化换血主张者从来都不曾埋过虚无主义底牌，像当下汉诗文化中常见的“革命嘴脸”那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语言纵火之后以废墟的歌唱高标创新成果。这一点他也和王家新如出一辙，但王执着于词语世界的想象性凯旋，而伊甸却将热情浇向当下关怀与人性提升，试图在理性家园里重建人类尊严与社会秩序：
        “但我们会比冰活得更久长
        骨头里开始下雨，灵魂绽出绿芽
        在消失的雪花背后，一朵无形之花
        在我们的疼痛里生长
        它的开放将是一个世纪的开放
        我们准备了阳光和一千只眼睛
        观看一切，并且用血记录下来
        2月30日，奇迹会降临在
        从未发生过奇迹的地方”——《2月》
        伊甸的2月30日是怎样一个日子？根据他大量的有关村庄的诗歌，也即评论界曾经关注的“新乡土诗”[12]，我们可以大致描画一个轮廓：一个善与爱的世界，一个通过植物与庄稼来抵达解放的审美乌托邦，安详、谦和，充满健康色彩，在生机盎然的瞬间，人与世界亲切相遇，趋于农业文明的和谐——一个永远与时间背道而驰的美学圣地。
 
        5、“渐渐地逼近冰山”：未展开的结语
 
        诗人的文本永远是自我人格的雕塑。体现伊甸自我写照的诗比比皆是，比如《一棵树落光了叶子》：“一棵树落光了叶子/一棵赤身裸体的树/倔强，沉默。‘看谁笑在最后’/它向天空伸出的那些又黑又瘦的手臂/不是祈求，也不是诅咒/那仅仅是一种体验，一种承担/多好啊，与北风搏斗，与阳光交欢/一无所有的生命/自由，轻盈，站立就是飞翔/沉默就是骄傲”；再比如《打开》：“谁能打开自己的头颅/装进石头与陨铁，甚至一座大山/头重脚轻，好让自己倒立行走？”大器境界，自信至上，无怨承担，自觉者无敌，最能预警整个民族“短路”倒计时的，恰恰就是正在进行时的个人“尴尬”。
        生活中的伊甸极其随和，诗歌中的伊甸异常严肃，最能传达他在审美追求中的自画像莫过于下述诗句：
        “像燃烧一样奔跑——这就是红
        给一匹马带来的永远的使命、痛苦
        以及像流星一闪而过的幸福与光荣
        但马仍然红着，越来越红
        马仍然跑着，越跑越快
        ……渐渐地逼近冰山”——《红马》
        “自从发现地球是圆的，南辕北辙就不再是一个笑话。”这是《大街上》的句子，写于1981年，发表于1982年7月号的《绿风》杂志，短短8行，却预言了一个多元化时代的必然到来，显示了伊甸超强的前瞻能力与思辨才华。在今天这样的语境中，不管他属于现代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抑或发展中的新超现实主义，他的未来必将是越来越纯粹、质朴、苍郁、厚道，在瞬间中拥抱永恒，在人性中接近神性。对此，我们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