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人与存在的约定

                天命：人与存在的约定
                           ——王桂林诗集《新绝句：沙与沫》读后
 
                                                                                                   格  式
 
        一个心中有数的诗写者，值得我欣赏的不是他行走中的从容，而是他于众声喧哗里的拒绝。因为有了拒绝，诗写者才会时常眷顾和坚持那个最初的约定。《沙与沫》，表面观似乎是最初约定的某种结果，事实上却是诗人王桂林向先知作家纪伯伦的致敬。只不过，他将这种致敬演绎成个我诗写方向与原则集中发散的过程。
        《沙与沫》这本书有一个清晰的前缀，这便是“新绝句”。在一个争奇斗艳的国度，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新”之于具体的诗写者，或许算不上一个什么难度指标，但“绝”无疑具有天堑般的惊险。置身于人生的中途，桂林将一首诗的命运押到句子上，实在是一种危险的预设。“一根筋儿”的秉性，令他最终又把这愿景美好的预设变成了不知所终的迷宫。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看惯了修辞的歧路亡羊，真正体味到了“简单，具体，直接，当然还有准确，永远是表达所真正需要的。”
        “大蒜，小麦。大蒜，小麦。/杨树在垄上陪着它们挨晒。/一些人戴着苇笠弯腰拔草，另一些人弯腰拔草，啥也没戴。”这样的诗句，在当下很容易被人扣上“废话写作”的帽子。然而，之于王桂林，却是天高云淡般的开阔与简约。用他的话说，“诗是心声，应从灵魂深处朴素而真切地涌现出来，如果故意使语言具有诗意时，诗意反而消失了。”由此可见，桂林诗句的新绝，也就有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长久以来，国人惯于将泰戈尔的飞鸟误读为轻盈，殊不知其轻盈的翅膀下扇动着相当超拔的智性。这种明显具有“下游特征”的写作，在纪伯伦那里仿佛成了漫漶的沙与沫，一旦尘埃落定，就立马变成貌似不合情理却又暗合天意的绝智通圣。绝本是知天命的本义，通方成了知天命的临床兆征。桂林之所以用纪伯伦的《沙与沫》作为自己的书名，并非同质语境下的同义反复，亦非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间断性失语，而是他对存在的一种领会、对命运的一种神通。这种领会与神通，落实到桂林的诗写文本中，就变成了绝句的强压功能以及空间的紧缩特征。“我看见过我的死，从未看见过我的生。”明明是创世纪的活儿，顷刻便有了末世的调性。际此，你不得不认可，天命就是人与存在的一种约定。有所为，有所不为。“空前”已不可能，然而，“绝后”的事儿尚在途中。
        绝即极致和停滞的意思，这在本旨上与知天命相通。活过了五十年，桂林算是一个有历史的人。由于深知“激流不能为倒影造像”，所以他急于停下来探究个我的秘密。停下来，就是一只苹果从树上坠落，悲与欣只是对事件的情绪判断。整本诗集中，我最喜欢的是《不断追问的旅程》这一辑。因为怀想和追问，桂林的诗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尖锐。“但尖锐不是突兀，不是刻意地破坏，而是诗的激流在行进过程中所应该必然路遇的险阻，是路遇险阻时的跳跃和跌荡，以及跳跃和跌落时的惊喜和疼痛。”
        他什么都明白。五十岁是一个剥掉伪饰的年纪。客观，裸露，敞亮。是诗，是大于存在的诗。我离得太近，又来得太迟。梦里不知身是客。只有把自己当回客，才知道那个约定一直在着，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