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家族传奇·文学叙事
——评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的地域文学意义
杨思辉
罗松是黔西南文坛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知名作家，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普安红》，以及文化著作《兴义史话》《石头记忆》《带一本书去黔西南》等。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获得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新人奖”，在省内产生了重要影响。独特的史学与文学眼光，使作家罗松的文学作品充满历史与文化的诗学韵味，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在继承传统叙事的基础上，通过文学介入历史真实事件之中去描摹那些逝去的往事，把贵州赫赫有名的刘氏大家族兴衰与沉浮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将地方历史书写与家族传奇绵密交融在一起，传递着作家对个体、族群命运的探讨以及对地域历史建构的独特思考，具有典型的地域文学意义。
一
《永康堡》是一部书写清末民初贵州西南军阀的历史小说。人们常常把历史划分为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和建构的历史。《永康堡》在兼有这些历史维度的基础上，它更像是一部“小说的贵州近代史”。提起西南军阀史，绕不开“兴义系”。小说以民国初年在贵州政坛显赫一时的督军、省长刘显世和游击军司令、滇黔边务督办刘显潜的故居“永康堡”为名，以清末民初贵州军政发生的事件为对象，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和事件为原型，再现了那个动荡不安和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罗松作为黔西南本土作家，有“在地化写作”的优势，他通过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的官方资料、地方文献、族谱和口述史料等，这些使他对兴义刘氏家族历史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将这一晚清民初贵州政治势力崛起的典型作为文学创作的选题。用文学之笔书写历史往事，把家族真实发生的故事变成小说，把家族中的个体、族群变成小说中的人物，用文字复活家族生命的同时，也用新的方式揭开了这段错综复杂历史的一角，使近代西南地域历史通过文学创造的真实，成为人们认知与精神记忆的一部分。
晚清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一个“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在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时期下，晚清政府传统的政治逐渐发生裂变，王朝制度与体制不断解体，加之西方列强的入侵，冲击与动摇着晚清政府的政治架构，帝国的政治危机日趋严重，王朝政治合法性日渐丧失。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大背景下，清政府财政、军事和行政权力呈现不断下移和私人化趋势，在地域广大的中国，清王朝在很多区域的基层权力失控，政治紊乱，已经无法实现国家权力在地方的统治与控制。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中，地方军事势力开始出现。兴义地方团练的出现，正是晚清王权式微下地方势力崛起的典型案例之一。
刘氏家族的崛起是从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开始的。早在咸丰末年，刘官礼就效法湖南老乡曾国藩、左宗棠，在兴义下五屯组织封建团练，对抗回民起义，凭借团练武装起家。在镇压多起地方起义中，刘官礼逐渐建立起以永康堡为根据地，含盖盘江八属的地方私人武装力量，为维护清王朝在地方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清廷嘉奖，晋升为同知、知府等官衔，并委以总办兴义府五属团练的重任，成为贵州西南实际统治者。刘官礼乃一介地方士绅，不是地方土著，其祖籍在湖南邵阳，自幼深受湖湘文化影响与浸润，因而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认为“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因此，他大兴教育，创设“培文局”，重建笔山书院，创办各类小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劝导乡绅办学，极大地推动兴义地方教育的发展，既为兴义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也为后来刘氏家族的崛起奠定了根基。清朝末年，刘官礼进入晚年，儿子刘显世接任团防局局董一职，掌握兵权，开始显露头角，成了权倾一方的人物。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雄踞兴义的刘显世接到贵州巡抚沈瑜庆密电，令他火速率军进入省城贵阳，镇压革命势力，摧毁革命政权。刘显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向外扩展的极好机会，于是挑选精壮武装人员500人，包括外甥王文华、体育教官袁祖铭等人应召启程赴省城。刘显世率兵行至安顺平坝、清镇一带时，贵阳的革命党人先一步发动起义，迅速夺取全省军政大权，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结束了清政府在贵州200多年的封建统治。形势剧变，刘显世处境尴尬，外甥王文华竭力劝他顺应形势，投奔革命。眼见清廷大势已去，刘显世遂派其外甥王文华到贵阳交涉，表示拥护共和。因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认为革命需要，极力举荐，并任命刘显世为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兼黔军第四标标统。刘显世摇身一变成为贵州军政府的要员。但成立不久的军政府在1912年政变中被宪政派联合地方反动势力颠覆，滇军唐继尧乘机夺取了贵州政权，当上了都督。刘显世则以兴义和云南的密切关系，就任都督府军务部长，后又升任贵州护军使。他的堂兄刘显潜当上了“贵州西道尹清乡督办”。唐继尧离开贵州，刘显世以贵州护军使的名义，全面接管了贵州军权，“兴义系”军政集团对贵州的统治从此确立。
“兴义系”军政集团主政贵州后，刘显世和王文华决定重建贵州陆军。早期的兴义集团依附云南唐继尧的滇系军阀，参与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胜利后，刘显世、王文华等都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护国战争为刘显世的军事扩张创造了条件。1917年3月，黔军第一师成立，王文华任师长兼第一团团长。护国战争后，随着集团势力的壮大，其内部渐生裂痕，最终演化为势不两立的新、旧两派。以刘显世为核心的一批人被称为“旧派”“耆老派”或“文治派”，以黔军领袖王文华为核心的一批人则被称为“新派”“少壮派”或“军事派”。两派矛盾、斗争加剧，乃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民国八年、九年间，贵州政坛上连续发生了“新派”向“旧派”夺权的斗争。刘显世被迫下野后，“新派”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但新的矛盾随之突出起来。刘氏家族积百年的封建势力而取得的贵州政权，被王文华、何应钦摧毁，因而对王、何二人恨之入骨。由于王文华坚决拥护孙中山，袁祖铭投靠北洋军阀，贵州“附北弃南”非除去王文华不可。1923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被刺杀。1923年刘显世短暂复辟，但次年即被袁祖铭击败，1925年被迫引退，“兴义系”核心势力瓦解。1927年，袁祖铭被北伐军击杀后，周西成担任了贵州省政府主席，掌握贵州的军政大权，建立“桐梓系”军阀集团，“兴义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小说《永康堡》通过对刘氏家族作为贵州西南地方势力代表的历史书写，多维视角反映了民国初年兴义刘氏家族崛起与衰落的历史变迁。作为一个对地方历史文化着迷的作家，罗松一直在探索具有地方历史纵深感的文学创作。他以“永康堡”刘氏家族叙事的方式贯穿起了对清末明初贵州西南军阀历史的思考，将贵州军阀的历史处理成与个体经验、家族变迁的历史小说，从而使文学书写的历史显得鲜活而生动。在贵州当代文学发展史中，能够以丰满的人物形象与紧凑、丰富的故事情节来集中反映贵州军阀历史的长篇小说佳作并不多，而讲述刘氏家族那段特殊历史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永康堡》的出版，填补了清末民初描写兴义家族重大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
二
《永康堡》是一部描写兴义刘氏家族传奇的小说。“一部贵州近代史，半部都是兴义人。”在贵州近代史上，的确很少有一个家族像兴义刘氏家族那样对贵州近代军政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永康堡》描写的就是这个家族从割据一方的军阀，到民国初年主政贵州数十年，再到家族内斗、分崩离析，最后被其他势力取代的一段充满权力博弈的家族传奇史。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永康堡》就是以刘显世为核心的家族兴衰为表现对象，描写刘氏家族传奇的小说。刘氏家族是含盖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三家的一个广义家族群体，除家族中的刘官礼、刘显潜、刘显治，王文华、王伯群、何应钦等影响较大的家族成员之外，小说还涉及与家族密切相关的众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比如蔡锷、唐继尧、唐继虞、袁祖铭、张百麟，等等，但他们都是围绕刘氏家族主要成员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等人的命运沉浮而展开。刘、王、何三家以血族姻亲为纽带，刘官礼的长女，即刘显世的胞姐刘显屏是王文华、王伯群的母亲，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是何应钦之妻，他们因姻亲而联系在一起，不仅在贵州掌握军政大权，清末民初在中央也有相当地位。刘氏家族通过联姻、血缘亲属、门生旧故、同学挚友结盟巩固势力，又通过地缘关系与利益关系的结合，构成了一个较大的家族体系和地方军政集团，掌控贵州军政。然而，刘、王、何三家虽有如此密切的姻亲关系，后来由于权力之争，引发权力格局巨变，同室操戈，互相厮杀，最终产生矛盾、分裂、甚至仇杀。
刘氏家族传奇史中，刘显世、王文华、何应钦是核心人物。刘显世于辛亥革命后依附云南军阀唐继尧，借滇军之力颠覆革命政权，于1913年独揽贵州军政大权。随着刘显世势力的膨胀，以刘显世为核心的军阀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从护国运动开始，集团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武人集团”便构成对刘显世的威胁，刘一面挑拨王文华与袁祖铭的矛盾，一面与唐继尧勾结，激起了王文华的极大不满。由于王文华为刘显世的外甥和下属，为避免“以下犯上之嫌”，1920年11月，王文华为避“弑舅”恶名，故意赴上海遥控指挥行动，派部下卢焘、谷正伦、何应钦等在贵阳发动政变，即历史上所称的“民九事变”，杀死刘显世亲信郭重光、熊范舆，刘显世遂以“养病”名义赴昆明依附唐继尧，刘的威望从此低落。刘在昆明还想依靠唐继尧的力量重返贵州，东山再起。1921年3月16日，王文华在家族的权力斗争中被刺杀于上海，献出年轻的生命，年仅32岁。王文华被刺，幕后主使直指刘显世旧部袁祖铭，一场家族内斗演变为血腥仇杀。1922年初，新派系内部发生亡命的拼杀，何应钦在黔军的内讧中被逐出省，避居于昆明。袁祖铭于4月19日进驻贵阳，取得了贵州的统治权。王文华在沪被袁祖铭雇人刺死，文华虽除，仇怨难消，于是，又把恨王（文华）之心转移到何应钦身上。同年12月，何应钦在昆明茶楼被行刺，身中两枪，所幸未致命，后查明系刘显世的子侄收买刺客所为。王文华被刺后，卢焘、谷正伦、何应钦等发生内讧，军人之间互不信任，军阀内部互相猜忌，民间各种传闻纷然并起，大有祸变在即，人人自危之势。随着刘（显世）联袁（祖铭）倒王（文华）的策略得逞，袁祖铭的力量既已壮大，便以北洋军阀为后台，民国十一年八月，中央委任袁祖铭为贵州省长。1923年，趁滇军入黔之机，刘显潜协助刘显世短暂复位，再度当上了滇黔联军副司令兼贵州省长。但其旧式治军方式遭到新黔军抵制，最终被袁祖铭击败。1925年，刘被迫交出省长职务，引退家居，“兴义系”军阀核心势力瓦解，以刘显世为主的政治势力在统治贵州十余年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是黔西南的一代枭雄袁祖铭，虽击败刘氏，自己当上了省长，但最终亦于1927年1月30日在湖南常德宴会上被蒋介石部下设伏兵乱枪杀害，袁祖铭毙命时年仅38岁。至此，“兴义系”军阀核心人物相继覆灭。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折射出旧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地方势力难以突破传统桎梏、实现真正变革的历史困境。“兴义系”军阀集团的兴衰印证了只追求眼前利益，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最终带来身后祸患而无法避免的历史宿命。
《永康堡》中描写的这段刘氏家族传奇史，表面上看，以刘氏家族的权力之争与矛盾纠葛为描写对象，但其本质上却是关于传统宗族势力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文学反思。这个家族以乡土为根基，借团练武装起家攀至贵州权力巅峰，却因历史的局限未能超越旧式权谋思维而崩塌。作家罗松通过刘氏家族传奇故事中的背叛、恩怨、复仇的描写，深刻透视民国初年军阀争雄混战的种种乱象。
三
纵观全书，感觉《永康堡》是一部历史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优秀小说。小说的历史背景真实，情节跌宕，笔法娴熟，体现了作家的史识、学养和文学叙事的能力。作品通过描写刘氏家族主要人物的所作所为，以一隅窥全貌，抽丝剥茧般将这个家族从崛起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历程展现得清晰而深刻。作者通过“七分写实，三分虚构”的文学描写，推动了人们对清末民初贵州军阀历史特别是刘氏家族的基本认知，用文学方式复活了刘氏家族人物群像，体现了客观历史写真与叙事主体认知的有机统一，再现了清末民初贵州军阀割据混战的风云历史。
贵州近代史料及相关文献中对刘氏家族中人物评价褒贬不一。认为刘显世“极端仇视革命”，一心想当贵州的“土皇帝”。有人写对联贴在兴义团防局门上，披露刘氏父子办团练残害人民。上联：缙绅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公办，公心何在，公理何存，无非借公图私利。下联：团防总局，饭局、酒局、洋烟局，局中设局，局内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庆升平。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义愤。刘显世是家族中的领袖，人称笑面虎，表面温厚，行事阴狠，心思缜密，处事精到，老谋深算，圆滑世故。一个深谙官场权谋之道的人物，因其保守政策与家族内斗导致集团分裂。刘显世虽一度权倾贵州，却未能突破传统的士绅思维，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时代变化，最终被历史淘汰。王文华是刘氏大家族崛起中的重要成员，被誉为“黔中第一人”，是兴义最早加入同盟会的盟员之一。蔡锷称赞他：“出奇制胜，出少胜多，迭复名城，强虏丧胆，逆贼心摧，功在国家，永垂不朽。”王文华思想敏捷，善交际，经史学识直追其兄王伯群，而其性情，三教九流。罗松在小说中写道：“少年王文华器宇非凡。兴义城乡，无论待在闺中的春心少女，或是已为人妻的风情少妇，只要听说王文华路过，大多会将窗棂推开一丝，目光随了王文华一路……”在刘显世、刘显潜眼里，王文华小小年纪，已露大将之风。他反对袁世凯称帝、追随孙中山护法，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作为刘显世之侄，却与叔父保守政策对立。虽有改革抱负，后却在上海遇刺身亡，未能实现理想。何应钦是刘氏大家族中最成功的人物，也是贵州建省600年来历史造就的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人物之一。何应钦性格温良，没有不良嗜好，他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清廉简朴，勤勉敬业、循规蹈矩，有“黔西南乡民敦厚朴实的表征，却也显示出山岩般的安详与自负，外虽憨直而内有城府。”何应钦是家族里的政治明星，青年才俊，早年留学日本。后成为黔军将领，脱离“兴义系”后投靠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亲历“兴义系”兴衰，却未深陷家族内斗。他是“兴义系”中少数跳出地方桎梏成为国民党要员的人物，其成功得益于开放视野与高超的政治智慧。此外，小说中还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一代枭雄袁祖铭。袁祖铭是安龙人，史学界和民间对袁祖铭正面评价的不多。袁祖铭个高体壮，肤白而近视，喜留金黄八字胡，少年时玩劣喜斗，喜爱狩猎，不喜欢学习。有人说他“能征惯战，但依违莫测、有奶便是娘”。他的父亲袁廷泰怒其玩劣不喜读书，常以棍棒教育之，并在年少时为其定亲完婚，期望通过成家后能使其顽劣有所收敛。民间也有认为袁祖铭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事强人，一个虚伪狡诈的投机者。年轻时就立志飞黄腾达，出人头地。罗松在《永康堡》中写道：“袁祖铭敦实豪爽，老思想虽然根深蒂固，江湖习气却极浓厚，不是怕事之人。”出身贫寒的他，在护法战争中战功赫赫，凭借军功崛起，成为黔军的重要将领，贵州省长，一度掌控贵州军政大权。在贵州近代众多的风云人物中，袁祖铭的迅速崛起而又瞬间消亡，令人为之感叹！从刘显世的保守，王文华的激进，何应钦的远见与智慧，到袁祖铭的野心，这些人不仅共同书写了兴义刘、王、何氏家族及“兴义系”军阀的兴衰史，也为后人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小说可以是历史，但历史未必就是小说。连接于小说与历史之间的桥梁是作家的文学创造。从《永康堡》这部历史小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正是牢牢抓住了历史原则与文学原则这两个维系作品成功的关键，融历史于文学创作之中，把历史写真与作家主体认知有机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作者高度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写真，以现实主义笔触营造出“文学真实”的历史叙事，将作家体验到的，读者见过、听过、感受过的清末民初贵州历史事件予以如实向世人展示，以文学补充微观史实，保留集体记忆。从作者对刘氏家族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精细描写中不难看出，如果不是居于对清末民初以及贵州军阀历史事实的准确把握，很难在作品中制造出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又重视叙述主体认知的传递。对历史小说来说，作者不可能对历史人物的性格与历史事件的发展漠然视之，他总要首先对他们进行理性的思考与分析，赋予他们以叙述主体的感情色彩与情感倾向。无论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多么的遥远，都有叙述主体的情感掺杂在里面，并试图通过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精细描绘，表现作者自身的情感体验与价值追求。在《永康堡》中，作家罗松将看似难以触及的历史事件落实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赋予了小说更为具体和可感知的审美形式。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既遵循真实的历史线索，对历史保持尊重和审慎的态度，又以个人独特的历史观念和文学感觉，于书写之中寄寓自己的态度，把作家个人的精神认知传递到整个创作过程中，较好地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做到客观历史写真与叙事主体认知的有机统一。
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的军阀政治》中说：“任何一个稍微对中国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16—1928年的中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那是一个‘军阀’统治的时期；第二，那是一个混乱的破坏性时期。” 《永康堡》一书，以刘氏家族为主线，围绕家族的崛起与沉浮，反映了贵州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诡异、凶险、残酷与血腥，真实再现了清末民初贵州军阀政治和人性百态，客观地还原了清末民初西南军阀割据混战的风云历史。
刘氏家族所处的是一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见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由君主专制向民主立宪过渡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晚清民初，中国近代社会急剧转型以及新旧政治模式的转换过程中，社会危机始终未能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混乱之中，这就造成了适于军阀政治生存并成长的社会生态环境。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演化为各个军阀派系的混战。刘显世就是军阀混战的时代贵州政治舞台上的掌权者、主宰者，统治贵州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处于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相当激烈的时期。为了政治权力，刘氏家族内部勾心斗角、乌烟瘴气，凶恶残暴，军阀派系之间互相残杀。从军阀混战到军阀派系之间的争斗，血淋淋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军阀正如孙中山所言，无论南北或新旧都是“一丘之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考虑人民利益，罔顾政治规则和政治道德，进行政治投机。选择盟友和敌人，不是根据政治志趣和阶级观念，而是利害关系，不顾基本的道德和仁义，“有奶便是娘”充斥于政治活动之中。即使像王文华这个曾经的英雄人物，由于没有一个先进政党思想的引导，缺乏对国家全局性变革的深刻思考，仍困于旧式军阀思维，最终陷入无原则、无底线、为了权钱私利而血拼的深渊。
小说《永康堡》穿过历史的隧道，承前启后地描述了刘氏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将历史事件和刘氏家族所发生的事件连接在一起，把历史事件化成一幕幕历史场景和一幅幅人物形象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贵州军阀历史的时代特征，而且通过刘氏家族传奇的文学叙述，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转型期地方权力集团的历史局限与深层阵痛。“兴义系”最终走向衰落不仅是政治或军事的失利，更是宗族逻辑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必然溃退。这段充满传奇的历史告诉我们，刘氏家族的崛起反映了乱世中武力与权谋的短期有效性，而衰败则揭示了单纯军事强权若缺乏政治远见与社会基础支撑、脱离时代潮流的统治必然走向覆灭。
当然，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永康堡》的不足也是明显的。特别是作者对刘显世这个历史人物多重性格的刻画仍显不足。刘显世主政是以军阀性质的方式介入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他参加讨袁护国对贵州参与全国政治有积极意义，但他执掌贵州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小说对刘显世的封建劣根性似乎还没有充分地挖掘和表现，对其他一些人物的描写，斧凿的痕迹也较明显。另外，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恰恰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清晰的年代交代，给读者带来不少阅读障碍。当然，这些瑕疵并不影响《永康堡》仍是近年来贵州文坛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学佳作！
（作者系贵州省黔西南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