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乌托邦内涵比较研究

东西方乌托邦内涵比较研究

——乌托邦内涵在欧洲和中国私有制历史时代的演化和实践

文/董元奔（江苏省）

拉丁文“Utopia”的汉语意思是“不会有的地方”、“空想的国度”、“难以达到的境界”等。“Utopia”翻译成汉语“乌托邦”其实是直译的，意思是“乌龙的有所寄托的国家”。

乌托邦这个名词是英国首相、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发明的。莫尔于1516年出版著作《乌托邦》，描绘了一个神秘岛屿上的社会制度。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做自己擅长做的工作，共同效力于社会，劳动总成果也属于全体人所有。这种超越现实的平等、富足的社会理想，在莫尔之前的历史上有过，在莫尔之后的近代社会也有过。这些社会理想包括其实践后来都被称为乌托邦。

这样看来，乌托邦似乎是欧洲特有的社会理想喽？其实不然，中国晋代文学家陶渊明（365-427）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桃花源”其实就是乌托邦，“桃花源”这个名词可比“乌托邦”早了一千一百年呢。与“乌托邦”相似的是，在“桃花源”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及之后，中国也有乌托邦实践。

基于此，本文将分三个历史阶段阐述欧洲和中国两千五百年的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即：以柏拉图“理想国”和老子“小国寡民”为代表的奴隶社会乌托邦；以欧洲莫尔等人的思想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内容的封建社会乌托邦；以欧文等人的思想为代表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内容的近代乌托邦。

一、奴隶社会的乌托邦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文明的诞生，是人类社会的伟大进步。

漫长的原始社会实行的是建立在民主、平等基础上的公有制，后人甚至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原始氏族制度是不是乌托邦呢？当然不是。因为氏族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需要的，氏族制度不是空想，是现实的选择，这与乌托邦空想的含义是相悖的。

奴隶社会诞生后，奴隶主阶级不再像氏族社会时代那样杀掉战俘，战俘转化为奴隶。奴隶主依靠奴隶从事社会化大生产，奴隶主自己可以不劳而获，而奴隶保全了生命，还能有一口饭吃，奴隶主和奴隶基本上各得其所。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但是，当生产力水平继续提高之后，奴隶创造的财富大幅度增多，奴隶获得的却依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需，奴隶与贪婪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加大。同时，奴隶主对平民的压迫和剥削力度也在加大，大批平民沦为奴隶，平民阶层与奴隶主的矛盾开始尖锐。这样，原有的生产关系平衡被打破，社会出现严重的治理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有一些“开明”的奴隶主贵族怀念氏族社会时期的治理模式，即部落首领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全体氏族成员，各尽所能，战天斗地，共同获取并消费生活资料。柏拉图（前427-前347）的“理想国”和老子（约前571-约前471）的“小国寡民”分别是欧洲和中国奴隶社会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乌托邦理想。

在对外的希波战争和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重摧毁下，雅典奴隶制城邦制度基础受到严重动摇。为了缓解奴隶主贵族与平民阶级的矛盾，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城邦制“理想国”规划。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人们被分为三类。一是治国者，由哲学家组成；一是卫国者，由武士组成；一是劳动者，由自耕农、手工业者等组成。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三类人在法律意义上是“平等”的。之所以由哲学家来治国，是因为哲学家有智慧；之所以由武士来卫国，是因为武士强壮勇猛；之所以由自耕农、手工业者劳动，是因为自耕农、手工业者有劳动技术。劳动者如果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呢？柏拉图有“办法”，他认为劳动者虽然有劳动技术，但是他们不识字，又没有武士那样的蛮力，哲学家和武士可以分别通过洗脑和威吓的方式使他们接受安排。当然，既然三类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柏拉图反对哲学家生活奢侈。

如同氏族社会一样，“理想国”里的三类人是各尽所能，各尽其力，共享劳动成果。柏拉图的“理想国”应该是欧洲最早的乌托邦蓝图了。但是，“理想国”剥夺了奴隶主贵族作威作福的特权，雅典执政集团当然不会采纳。

柏拉图的“理想国”其实是从东方学到的。早在公元前494年，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前558-前486）下达命令，重建在战争中被摧毁了的小亚细亚爱琴海边的米勒古城，他要求把新城市建成中等城市。他将按照一定比例，派总数为一万人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入住该城，三类人各司其职，共同生活，帝国将不过问该城的管理。当然，这项“理想城堡”工程随着大流士的死去而终止。

在大流士一世、柏拉图设计他们的乌托邦之前，在遥远的中国，老子就已经设计了中国版本的乌托邦——“小国寡民”社会了。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八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生活在春秋中后期，春秋争霸战争已经进入到新阶段，即齐、楚、晋、秦等大国因势均力敌，谁都无法灭亡谁，于是各大国争相吞并小国，藉此逐渐壮大自己的国力，小国人民自然不胜其苦。老子反对大国这种追逐私利的行为，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小国寡民”的天下治理观。

在老子的理想社会中，周王室、诸侯、卿、大夫、武士等都是不存在的，奴隶也不存在。极少的一群人就组成了一个“国家”，在这种“小国”里，没有先进的工具，没有刀兵，大家哪儿也不去，根据自己的特长合理分工，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怎样防止“国民”不安分守纪呢？老子认为，应该取消文字、书籍，取消教育，取消任何发明创造，让人们的智力和生产方式退回到原始氏族时代。

其实，原始氏族时代还有部落联盟一类的社会组织，相邻的部落联盟之间还会因争夺地盘和猎物而发生战争，在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里，部落之间不仅不必结成联盟，而且部落内部继续分化才更好。基于逐利的人的本性，原始氏族部落之间如果不发生战争，这两个部落必须相聚遥远，遥远到它们之间不存在狩猎、捕鱼、采集植物果实等方面的交集，老子所谓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是不可能实现的。再者，在老子的时代，哪个诸侯国愿意放弃好不容易打下来的那片江山，主动把国家拆分成成千上万个小国呢？老子嘲笑孔子“克己复礼”的理想是倒退，是不能实现的，而他自己的创造愚昧而富足的“小国寡民”社会的理想更是乌托邦。

虽然“理想国”和“小国寡民”是乌托邦，但是，如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直启迪着欧洲人改革现行剥削制度，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一样，老子的“小国寡民”也一直是后来中国的君主追求“垂手之治”的思想之源，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自然经济的思想基础。

二、封建社会的乌托邦

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时期为中世纪（476年-1453年）。但是，欧洲封建制度从开始崩溃到走入历史，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从萌芽到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英国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其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体制才算确立。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比英国还要晚一两百年。因此，至少从1453年到1688年，整体上的欧洲仍然处于封建社会时期。

中世纪时期的神学统治不仅极端专制，而且极其稳固，乌托邦并没有在欧洲出现。中世纪结束前后，随着神学光环的逐渐退去，带有资产阶级标志的批判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一批开明富人既反对封建阶级欺压农民，又对新兴资产者的唯利是图不满，他们在欧洲进行了一系列乌托邦探索。典型代表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亚当主义者、法国人拉伯雷（1483-1553）和英国人托马斯·莫尔。

1420年，中世纪结束前夜，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和传统教派的斗争越来越尖锐。趁着胡斯党人叛乱，新教中的亚当主义者决定仿照亚当、夏娃的伊甸园建立新国家。他们聚集到布拉格附近莫尔河中的一个岛上，不要金钱、政府、军队、教堂，所有的财产归集体所有。他们也不穿衣服，共同种地，采集野果，共同消费。帝国绝不允许这种“大逆不道”的现象出现，军队直接开赴该岛，所有人都被屠杀。亚当主义者的乌托邦失败。

法国作家拉伯雷在其小说《巨人传》中设想了一个乌托邦。他的乌托邦就是一个拒绝政府管理的修道院，只有年满十岁的有良好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的靓男俊女才可以被选进来。他们在修道院里学习知识，谈情说爱，想吃啥吃啥，起床和就寝皆随心所欲。乌托邦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由这些靓男俊女的家长出资，乌托邦雇佣大批奴隶耕种修道院外购置的土地，在修道院设立的工厂里做工。拉伯雷让这个乌托邦在小说中实现了，不用说，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地主、资产者会花钱支持它。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相对来说要更加未来化。在《乌托邦》中，乌托邦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甚至要比当时的欧洲先进一千年以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使乌托邦的物资极大丰富，货币失去了作用，偷盗完全没有必要，每个人住的是一样的用黄金和白银装修的高档房屋，吃的都是符合各自胃口的食物。由于生产工具高度先进，劳动产出非常丰富，每个乌托邦成员每年只需要工作一个月，每天的劳动时间只需要十五分钟。在漫长的闲暇时间里，乌托邦成员可以研究科学技术，读书，旅游或参加各种公共游乐活动。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对历史上的“理想国”等社会模式作狂想般的发展，是要为中世纪结束后的社会新矛盾提供解决方案。当然，在封建阶级尚未没落，而资产阶级正在由小变大的莫尔的时代，创建乌托邦需要全体富人“裸捐”，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莫尔所描绘的乌托邦的理想图景为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萌芽提供了基础。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乌托邦似乎更加“接地气”，中国封建社会的乌托邦就是持续了两千余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

欧洲中世纪时期也有自然经济，那就是庞大的庄园主经济，庄园主组织广大农奴在庄园里劳动，从而实现庄园内部各种生活物资的自给，这是典型的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设想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式是“男耕女织”，结果是一家一户实现自给自足。同时，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实行小型家庭制，手工业者生产劳动工具，由商人做中介，跟农民兑换粮食，手工业者和商人从而实现自给自足。中国的这种自然经济理想早在《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司马迁（前145-前90）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进一步描绘了这种只有“盛世”才会有的理想：“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室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其实，司马迁所描绘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理想社会是老子“小国寡民”社会的升级版，其出发点是可操作性。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下，“小国”不仅实现了，而且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国；“寡民”虽然司马迁没说，但是后来的统治者是做到了，即采取愚民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与“小国寡民”所不同的是：“小国寡民”社会不需要君主和官府，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需要这些，其实，官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不会受到少数民族武装的侵扰，也能有效遏制少数家庭不遵守自然经济规则的行为。

为了保证一家一户能够自给自足，汉初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实行从三十税一到十五税一的休养生息政策。如果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实行这样的赋税政策，中国古代社会真的就是大同社会了。但是，翻开二十五史，我们发现，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变本加厉剥削被统治阶级，下层人民群众总是一贫如洗，甚至卖儿卖女，挣扎在死亡线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的设计是美好的，但是那是画饼充饥，统治者不甘心把它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空想的模式，因而是乌托邦。

欧洲中世纪结束前后的乌托邦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比起奴隶制时代的“理想国”和“小国寡民”社会，图景更加清晰，也向现实社会靠近了一些。虽然它们仍然是不能实现的，却进一步开启了人们追求大同世界的心智。

三、近代空想社会主义

从中世纪结束前后，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进行了二三百年的斗争。在这场漫长的血腥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只是领导阶级，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将成为新的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针对封建阶级的斗争成果将被资产阶级独占。因此，在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欧洲无产阶级又一直在跟资产阶级斗争着。

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取消和保留剥削制度的斗争，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实行全社会公有制度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的时代，莫尔等人的乌托邦社会设想影响了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批欧洲思想家，于是，相对成熟的空想社会主义于十八世纪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和夏尔·傅立叶（1772-1837）。

欧文同情工人疾苦，也感受到了当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越来越紧张的矛盾，决定进行“新和谐”社会实验。欧文认为，只有富裕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只有知识才能创造财富。他在自己的工厂里进行实验。他开办夜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和劳动技术水平，为工人的子女开设免费的幼儿园和中小学，从小抓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他大幅度缩短工人劳动时间，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欧文几乎穷尽自己的财富践行他的“社会主义观”，但仅仅两年实验就失败了。

圣西门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根源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过渡性制度，它必将为人人平等的新制度所取代。为此，圣西门提出自己的社会治理方案——实业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全部财富属于国家，国家把有经验的学者和创业天才集中起来管理全部实业，广大工人在国家的实业部门从事各种工作。管理者和劳动者是平等的，并平均领取工资和享受各种福利。圣西门的时代，法国还处于波旁王朝时期，反动政府根本不理会他的建议。

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的文明是奴隶制的复活，终究会被人类摈弃，这个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他在自己的著作《社会化、工业化、新世界》中为自己的理想社会设计了一种工农相结合的“和谐制度”。每一千六百人左右组成一个基层社会组织，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事先盖好的城堡中。城堡的中心区是集体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学校、医院等，围绕中心区的是农业区、工业区、住宅区。人人在城堡中接受教育和劳动，没有城乡之别，没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别。傅立叶把他的书寄给欧美各国执政当局，但无人响应。

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欧文通过教育培养劳动者的思想，圣西门通过公有制实业解放工人阶级的思想，傅立叶基层公社制度等，都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赞赏。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随着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大大深化，中国城市民族工业纷纷破产，农村更是早就凋敝不堪，封建阶级欺骗人民群众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图穷匕见”。指望清政府搞“洋务运动”或者维新运动改变中国已经不现实了，于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试图把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引入中国。孙中山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他要求袁世凯放手让他搞实业，他想实现圣西门的通过实业兴邦、富民并最终走向社会大同的计划，袁世凯当然不能答应他。

孙中山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军阀施舍给人民群众的一点可怜的人道主义的“民生观”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当然是不正确的，那至多是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在十月革命尚未爆发，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的当时，孙中山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误解”，加上他的崇高地位，依然对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启蒙意义，那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中国工人运动的萌芽，留法、留日的中国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接触，以及北洋军阀政府倒行逆施的黑暗统治，使无政府主义思想于辛亥革命后在中国广为传播。1912年，刘师复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本营广州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发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主张废除私有制，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归全社会共有，取消政府、军队、警察、监狱、法律和宗教，取消家庭、婚姻，建立各种福利机构，提倡全体人绝对平等和绝对自由。

在刘师复的影响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成立类似组织。这些组织广泛开展面向公众的集会活动，出版各种小册子，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它们甚至组织工人进行反剥削的经济斗争。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对于唤醒无产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早期马克思主义组织坚决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1921年至1927年，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占据社会思想的主阵地，无政府主义者逐渐分化，有的融入到人民之中，有的成为个人主义奋斗者，有的则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主要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与国内辛亥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它与中国古代就有的“大同”理想，自给自足的理想，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理想等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承继关系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启蒙任务。

“乌托邦”作为一个名词是欧洲人发明的，但是乌托邦作为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并非欧洲人发明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就是乌托邦。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乌托邦理想的起源都远远早于“乌托邦”、“桃花源”名词的出现，名词出现后，乌托邦理想继续发展并丰富自己的内涵。梳理欧洲和中国的乌托邦，我们认为，它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即：以欧洲柏拉图“理想国”和中国老子“小国寡民”为代表的奴隶社会乌托邦；以欧洲亚当主义、莫尔思想、拉伯雷思想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内容的封建社会乌托邦；以欧洲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思潮为内容的近代乌托邦。

乌托邦虽然是空想的，但是它显示了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已经认识到了剥削制度的不合理，它还启发人们对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长达两千五百年的不懈追求，直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乌托邦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但是乌托邦的历史却值得我们研究。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两度被选为教育厅机关杂志封面人物。系传统文化学者，网络知名作家，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中华诗词学会梅尧臣诗学奖等，有论文或长文获今日头条青云奖56次，还有诗文获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汇展奖、中国散文网生态文学征文特等奖等，有骈文被市属重点中学勒石于校园。相关作品入选《福州大学“中华诗词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诗词学会宋诗宣城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师范大学李清照暨第37届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论文汇编）》《中国诗典（1917-1999）》《中国最美游记》等。个人传记入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首发式的大型图书《中华百年人物（现代篇）》，有关事迹载入《江苏教育年鉴》。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