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和雪莱诗歌浪漫主义追求的分工
拜伦和雪莱诗歌浪漫主义追求的分工
文/董元奔（江苏省）
1822年7月，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1792-1822）在流亡意大利期间于斯贝齐亚的海上不幸溺亡，雪莱的挚友——当时同样流亡意大利的另一位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匆匆赶到火葬场参加雪莱的葬礼，从火化炉中抢救出雪莱的心脏，并以雪莱的遗嘱执行人身份宣布永远保存这颗心脏，他认为未来的世界需要雪莱的灵魂。
一年多后的1824年4月，拜伦作为希腊民族独立运动的游击队总司令逝世于军营，临终前他要求把他的心脏埋在希腊，身体则运回英国跟他的母亲合葬，——他深爱被外族专制主义压迫的希腊人，但他要把他的身体还给他的祖国。
拜伦对雪莱和自己心脏的重视显示出拜伦对二人诗歌灵魂的珍视，但是他对于这两颗心脏的处理方式也显示出这是两个不同的灵魂。那么这是两个怎样不同的灵魂呢？
浪漫主义是英国十九世纪前期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其在诗歌领域存在着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个递进的发展阶段。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都憎恶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消极浪漫主义憧憬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所谓“田园牧歌”生活，对改造现实社会即怎样走向未来却一筹莫展；积极浪漫主义则通过描绘民主、自由的未来社会图景激励人们勇于斗争，打碎和改造现实社会。英国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性诗人是“湖畔派”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性诗人就是拜伦和雪莱。
虽然同为积极浪漫诗人，但是拜伦和雪莱的诗歌风格是不一样的。拜伦对雪莱和自己的心脏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那是因为：拜伦的浪漫主义诗歌重在打碎，即推翻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解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雪莱的浪漫主义诗歌重在描绘，即未来的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拜伦：现实的社会必须打碎
拜伦的诗歌作品始终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心中的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然而在拜伦及其作品于1902年经梁启超介绍给中国读者时，中国的文学大师们在赞叹拜伦诗歌的感染力之际，不约而同的把拜伦看作是一个革命者：梁启超说拜伦“实为一大豪侠”，王国维说拜伦是一个“以一身与世界战”的人，鲁迅则说拜伦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斗士。
中国文学大师们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拜伦本人也说自己是“业余的诗人，职业的海盗”，拜伦为自己确立的人生使命是斗争，是革命，是打碎罪恶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是需要武器的，拜伦手中有两个武器——枪和笔。拜伦愿意拿起枪直接参加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军事斗争，他为希腊民族独立运动殉职就是明证；同时，拜伦还拿起笔，通过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宣示自己的理念，希望感染许许多多的人像他一样，拿起枪去斗争。
《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是拜伦近似自传体的浪漫主义诗歌代表作，这部长篇叙事诗以主人公恰尔德·哈罗德出国游历为线索，描写主人公的所见、所感，典型的反映了拜伦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热情。
长诗第一章反映了拿破仑铁蹄蹂躏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的苦难和不屈不挠的反抗行为，塑造了一个西班牙女游击队员的战斗形象。第二章反映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压迫下的希腊人民的悲惨生活，诗人痛斥土耳其人对希腊古典文明遗迹的破坏行径，缅怀希腊的光荣历史，呼吁希腊人用清醒的理智和无畏的牺牲起来跟敌人斗争。写于1812-1815年的这两章虽然以叙事为主，但是字里行间充满反抗压迫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呼吁道：“海潮在咆哮，晚风悲叹，/成群的海鸥啊厉声呼唤——/夕阳在海边渐渐下坠，/我们的船儿啊赶快拉起巨帆！”
第三章和第四章写于1816-1818年，则以抒情为主。拜伦意识到刚刚失败了的拿破仑针对欧洲其他国家战争的动机是推翻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残暴的封建制度，所以他一方面批判神圣同盟剿灭拿破仑革命的历史倒退行为，另一方面也批判拿破仑革命损害了工人阶级和弱小民族的自由权，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为此他号召人们要打碎世间的一切反动制度。拜伦早在第二章中就表达了自己对希腊的深切同情感和对希腊民族觉醒状况的担忧，1817年前后正是希腊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时期，拜伦在第四章中热情赞扬希腊民族的觉醒，这是他不久之后亲赴希腊与希腊人民并肩战斗的原因所在。第三、第四章由于是以抒情为主，诗歌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得到了更热烈的张扬，比如诗人用大海作抒情背景呼吁人民群众彻底打碎任何性质的妨碍自由的社会，他写道：“海军的大炮，像霹雳似的猛击，/岩石筑成的城墙，使事情慌张，/任何希望都在他们的京城里颤抖惊慌。……/那些泥塑的创造者，全部像雪片似的纷纷飘落/融化于大海那滚滚不息的波浪。”
拜伦诗歌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前中期的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创作。郭沫若发表于1921年的《女神》呼吁人民起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彻底埋葬旧中国，比如《天狗》那篇所塑造的那个“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的“天狗”就是拜伦勇于破坏的精神的化身。二十年代末的革命诗人殷夫的那些讴歌工人阶级，鼓舞人们起来推翻旧世界的战斗诗歌，抗日战争时期“时代的鼓手”田间的那些鼓舞人们团结起来驱逐侵略者的战斗诗歌，都具有拜伦式的的彻底的战斗精神。
二、雪莱：未来的社会是这样的
拜伦不太喜欢预言未来，他认为首先要做的是打碎铁幕一般的现实社会；雪莱不同于拜伦，他喜欢憧憬，我们最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如此。其实，早在雪莱及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之初，中国的文学大师们就看到了雪莱的浪漫主义不同于拜伦的地方。
1922年雪莱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诗人雪莱的百年祭》一文，在分析雪莱和拜伦的不同之处时他说道：“拜伦的革命是破坏的，目的在于去除妨碍一己自由的实际的障害；雪莱是建设的，在提示适合理性的想象的社会。”雪莱诗歌中所想象的是什么社会呢？周作人说：“他诗中的社会思想多半便是戈德文哲学的无政府主义。”
周作人认为雪莱的理想社会是无政府主义社会，这未必恰当。雪莱有一首诗《麦布女王》以荒诞的手法让女王通过“时光隧道”走进未来世界，女王发现，“未来世界不再是地狱，而是爱情、自由和健康。”其实，爱情是需要责任的，有时候会受到自由的制约，雪莱的理想社会显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的那种连爱情、家庭都要取消的绝对自由的社会。但不管怎么说，雪莱的笔并没有过分渲染拜伦诗中那样的武装革命，他更注重人类远景的想象性描绘。我们还是通过雪莱的诗来体会雪莱的理想吧。
雪莱的代表作是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和“好神”。他发现宙斯的专制统治给人间带来了巨大灾难，便盗得智慧之火欲拯救人类，恼怒的宙斯用铁索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悬崖上。普罗米修斯经过三千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宙斯终于入了地狱，人间获得了智慧之火，到处充满光明。
固然雪莱用许多文字描写了宙斯统治下“首先是饥荒，接着是劳苦和疾病，/争执和创伤，还有破天荒可怕的死亡”的人间惨状，固然雪莱用许多文字描绘了普罗米修斯与宙斯之间基于“只要你在天宫做一天皇帝，/我便一天不想安睡，一天不头低”原则上的决绝的斗争情形，但是，长诗还是以更精彩的篇幅描绘了人间获得智慧之火之后的美好图景。有一节诗这样热情地写道：“人间已经变得好像是个天堂，/不再骄傲，不再嫉妒，不再有什么/羞耻的事情，也不再有什么苦水/来摧毁那解忧忘愁的爱情的甜味，/人类从此不再有皇权统治，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人类从此一律平等，/没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区别，/也不再需要畏惧、崇拜、高低，/每个人都是管理自己的皇帝，/每个人都公平、温柔和聪明。”很显然，诗中描绘的这种社会已经类似于共产主义社会了：没有了阶级和国家，但是有爱情；没有了尊卑和压迫，只有尊严和自由；没有了贪婪和剥削，每个人都凭自己的智慧获得充分的自我发展。恩格斯据此曾称雪莱是未来社会“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所说的未来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二十世纪前中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火热时代，但是有许多文学家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醉心于花草虫鱼或个人的感情生活。雪莱的诗歌在反映黑暗现实的基础上，撇开个人享受，描绘全人类共同幸福生活的未来图画，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具有脱离社会现实倾向的周作人就在那篇《诗人雪莱的百年祭》中看到了《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文艺与社会相结合的可贵之处，他说，雪莱“的社会问题乃至阶级意识都可以放进文艺中去”，并且没有丧失“文艺的自由和生命”。当然，文艺与时代生活实现完美结合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时才真正做到。
同为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注重对现实社会的打碎，雪莱注重对未来社会的描绘。两位诗人1816年在意大利的相识和相交，预示着只有把旧世界的打碎和新世界的重建结合起来，浪漫主义诗歌才有可能是完美的。可惜的是，二人相处仅五六年就阴阳两隔了，他们之间的艺术渗透尚未充分。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尚未登上人类思想舞台的十九世纪一二十年代，无论拜伦和雪莱用多少年时间互相借鉴各自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浪漫主义都还会是有缺欠的。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拜伦包括《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在内的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孤傲、浪漫、单枪匹马、出入神秘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虽然也呼吁民众起来斗争，但是他们希望民众跟他们一样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去斗争，这些主人公后来被称为“拜伦氏英雄”。至于雪莱，怎样才能迈入雪莱作品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呢？在《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作为为人民谋利益的英雄的化身，普罗米修斯并不是依靠人民，而是依靠宙斯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冥王、赫拉克勒斯等一批神灵打败宙斯的，所以雪莱曾说他是出于“改良世界的欲望”而创作了《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无论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仅仅依靠敌人打击敌人，都是不可能彻底打碎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不论憧憬是多么美好。这一点，在中国辛亥革命失败后的鲁迅的著作中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当然，我相信鲁迅除了深入研究了辛亥革命之外，他也应该受到过拜伦、雪莱的一些影响，毕竟他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一篇长文《摩罗诗力说》研究了拜伦和雪莱。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今日头条“优质深度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和“专家评审百人团”成员，中国作家网签约作家。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有论文或长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中华诗词学会梅尧臣诗学奖，56次今日头条青云奖，相关作品入选《福州大学“中华诗词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诗词学会宋诗宣城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师范大学李清照暨第37届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论文汇编）》《中国诗典（1917-1999）》《中国最美游记》等。个人传记入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首发式的大型文化工程《中华百年人物（现代篇）》，有关事迹载入《江苏教育年鉴》。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