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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女诗人诗歌作品的总体面貌

董元奔2025-03-21 18:26:16

明代女诗人诗歌作品的总体面貌

 

文/董元奔(江苏省)

 

【前言】

 

钳制人的自由特别是妇女自由的“三纲五常”是明清时期封建礼教的核心,其精神支柱便是南宋时期的朱熹理学。朱熹理学从一诞生就显现出其灭人欲的腐朽性了,所以陆九渊开创了“心学”与之分庭抗礼。

 

元代前期,在南宋时作为“官学”的朱熹理学迟迟没有传到北方,蒙古人的“野蛮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稍微减弱了理学思想对人的自由的控制力。即便是到了把朱熹理学确立为官学的元朝中期,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仍然为统治者所接受,朱、陆学说呈现合流趋势。

 

明代取代元代以后,朱元璋及其子孙皇帝打着恢复和发扬中原文明的旗号,大力推崇他们的老祖宗朱熹的理学思想,压制陆九渊学说,朱熹理学迎来了黄金时代,“三纲五常”就这样慢慢成为明清时期的社会主流思想。而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遂成为勒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广大妇女脖子上的四根绞索。

 

在这四根绞索的共同发力下,明代的文化土壤没有产出像唐代薛涛、鱼玄机,宋代李清照、朱淑真那样的杰出女诗人,明代的女诗人们失去了唐宋时期女诗人的灵气和创造力。但是,即便如此,女性对于爱与美的与生俱来的追求还是使明代女诗人取得了一定成就,只不过明代女诗人的诗歌面貌不同于唐宋。考查通过《明诗综》等资料流传下来的数十位明代女诗人的有限作品,我们发现其特征在总体上是这样的:凄楚的心态与刚烈的风格,热烈的爱情与隐秘的表达,狭窄的生活与书卷的才情。 

 

一、凄楚的心态与刚烈的风格

 

明朝从一建立就实行残酷的统治制度,甚至普遍实行“连坐法”,而且吏治还非常黑暗。许多士大夫莫名其妙的就“犯了罪”,一旦犯罪,重罪满门抄斩,即斩尽男丁,妇女没入军营或官府从事杂役或风月服务。而妇女早先从未走出家门,儿子、丈夫或父亲突然犯罪,自己将要面对一个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坠入人间地狱的悲惨结局,因此,妇女在明代受到的压迫程度超过男子。一些被牵连受到精神和肉体迫害的贵族女诗人便会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凄楚心态。同时,人生的大起大落使她们不像男子“温水煮青蛙”而是一下子就看清了社会的一些罪恶,她们的作品便会控诉这些罪恶,并表现出决不妥协的刚烈风格。

 

明初太史宋濂有个同宗的金华潜溪(今浙江义务)女子宋氏,她的丈夫在阆州知府任上得罪上司,被罗织罪名下狱,丈夫深感冤枉,乃绝食而死,但是官府依然要执行“连坐法”,宋氏和她的婆婆由此被编入位于边境的云南金齿(今云南保山)军中,婆婆做杂役,她做“慰安妇”,她们将在那里度过数年。宋氏奉婆婆途经武陵(今湖南常德)的一处邮亭时,她悲愤的在邮亭壁上题诗一首《题邮亭壁歌》。这可不是四句头的小诗,而是一首长达一百零八句的七言诗。如此长的七言诗不仅在古代女诗人的创作中绝无仅有,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长诗难以直接依据行文顺序划分段落,因为激愤的女诗人是夹叙夹议的。叙述的部分主要是宋氏自己的身世和遭际,议论的部分主要是对世俗特别是罪恶的社会制度进行控诉。

 

叙述部分可以分三个层次。宋氏首先描写了自己奉婆婆一路走来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邮亭咫尺堪投宿,手握亲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施铺摊,支颐相向吞声哭。”在路人的询问下,宋氏叙述了丈夫“犯罪”的冤枉:“守廉不使纤尘污,执法致遭僚佐怒。府推获罪苦相攀,察院来提有谁诉?”丈夫“获罪”,家产也被官府没收了,年幼的儿子所幸没有被处死,不料却在宋氏奉婆婆出发前病死了。最后,宋氏回忆了自己显赫的身世,并用之与今日的悲惨处境相比。她回忆往昔道:“翻思昔日深闺内,远行不出中门外。融融日影上阑干,花落庭前鸟声碎。”如今,身为贵妇的她却要去过一种人世间最卑贱的生活,她哭着写道:“岂知一旦夫亡后,万里遐荒要亲走。”

 

议论部分也就是控诉部分分两个层次。宋氏首先控诉封建制度对丈夫的不公,丈夫遭受严刑逼供,始终不认罪,官府就使出更阴的招:“经旬苦打不成招,暗嘱咐=家人莫送饭。”接着,宋氏批判一个因类似的“连坐”罪跟她们婆媳一同前往云南的天台女子“丧夫未经二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宋氏以此表明自己的圣洁意志,虽然她考虑婆婆而“几回欲葬江鱼腹,姑存未敢先求死”,但是她却决定“妾心汪汪淡如水,宁受饥寒不受耻”,而她们滞留邮亭,又是因为婆婆已经重病,她发誓道:“姑亡妾亦随姑亡,地下何惭见夫面。”

 

作为足不出户的贵妇,宋氏尚不能深刻理解造成她的悲剧的社会根源,她在这首长诗中不可能把批判的主要矛头对准封建制度,而只能站在她自幼所接受的封建礼教教育的立场上,在批判吏治和世俗之后,决心以死明志。

 

类似的表现女诗人坚贞不屈情怀的诗还有不少,比如黄峨写给“获罪”被流放夜郎的丈夫杨慎的诗《寄夫二首》,被诬有奸情的李玉英自辩的《送春》,呼文如反对包办婚姻的《刺血寄丘谦之诗》,等等。

 

二、热烈的爱情与隐秘的表达

 

封建礼教灭人欲,它要灭的不仅是爱情,甚至包括人在进化时从动物界继承来的十几亿年养成的生理上的对异性的渴望,这就注定了礼教是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从明代女诗人的爱情诗中,我们时常可以感受到她们心底那熊熊燃烧的永不熄灭的爱情火焰,只不过她们畏惧社会流言,不敢明目张胆的让爱情的火光四射而已,她们只能委婉的向情郎表达心曲。

 

这些女诗人,不管她是诰命夫人、大家闺秀,还是风月场所的女子,不管她们因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社会环境使得她们诗歌的取材范围是多么的不一样,她们诗歌创作的主体形式是爱情诗,而且其爱情诗在思想情感上的共同点是爱情的热烈、专一、唯美和高尚。这里以明初的张红桥为例。

 

张红桥(1354-1375),本名秀芬,原是中原官宦人家女儿,自幼随私塾先生学习诗书。红巾军起义,中原地区大乱,秀芬随父母及亲戚南逃,亲人大多死于非命。洪武元年(1368),天下初定,秀芬遂与姨母定居在福建侯官县(今福建福州南郊)的一处红桥旁,以色艺为生,因其诗名远扬,人们遂以红桥名之。洪武六年(1373)春,元朝遗民进士、“闽中十才子”之首,已婚的林鸿(约1343-?)慕名拜访张红桥,欲纳她为妾。林鸿以诗一首托张红桥的姨母送到张红桥的室内,诗写道:“桂店焚香酒半醒,露华如水点银屏。含情欲诉心中事,羞见牵牛织女星。”

 

张红桥本来就厌恶风月生活,加之整个社会处于战后的凋敝期,前来消费的没几个有钱人,母女俩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艰苦。如今能够攀上豪门地主,实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何况林鸿又是个风度翩翩的名士,年龄也才刚交而立。张红桥非常高兴,遂写了一首和诗,交给姨母传给林鸿。诗写道:

 

梨花寂寞斗婵娟,银汉斜临绣户前。

自爱焚香消永夜,从来无事诉青天。

 

林鸿的原诗以浅白的方式直抒胸臆,谈不上诗艺就罢了,爱情的成分也没有多少,只是以牛郎织女的典故表达自己的结合之意而已,其实,二人还没定终身,用牛郎织女典故并不妥当,这与其大才子的身份实在是不相称的。而张红桥的这首和诗所表达出来的对林鸿的爱慕之情超过林鸿的原诗,更加可贵的是,诗以非常含蓄的方式表达了热烈的情感。和诗从林鸿原诗的中的月夜写起,不过和诗中的月夜不是虚无缥缈的天河,而是眼前的这个梨花正在寂寞开放的院子,这不仅使女主角美丽纯洁的形象鲜明起来了,也把女主角因寂寞渴望爱情的心态委婉的表达出来了。寂寞的梨花到底想什么呢?第二句说,梨花想着银河那边的牛郎星呢,诗句再次紧扣林鸿的原诗,并再次委婉的表达女主角对林鸿的爱。后两句转入闺房内,张红桥写自己长期以来都是守着香炉度过漫漫长夜的,从来就没奢望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诗于自怜中再次向林鸿委婉的表达爱意。四句诗,句句示爱,却并不直说,这固然有南宋以来封建礼教束缚下女子的矜持的缘故,但是张红桥于诗的艺术追求上却是成功的,那就是蕴藉。

 

张红桥还有一首诗描绘了她与林鸿幽会的情形,依旧是情浓的化不开,诗却“左顾而言他”,既滑稽又非常朦胧:“桥畔千花照碧空,美人遥映水云东。一声宝马嘶明月,惊起沙汀几点鸿。”最热烈的爱情,直接说出来那就贬值了;最美妙的爱情诗,浅露告白就没有味道了。无疑,张红桥深悟为诗之道。

 

此外,类似张红桥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孟淑卿描绘内心情愁的《登楼》,谢五娘怀念远方丈夫的《春夜》,董少玉借柳抒发别情的《忆别》,王微惜别名士谭元春的《次友夏韵》等作品,都通过隐秘的艺术手法表达了热烈的爱情。

 

三、狭窄的生活与书卷的才情

 

明代妇女普遍缠足,她们足不出户,生活的圈子中除了丈夫和孩子,就是女红和诗书。能够写诗的女子,其家庭条件一般都是不错的,她们甚至不需要做女红,专心读书就是。这些女诗人虽然难以像男子那样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搜寻写作素材,但是她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前人的诗歌作品中汲取营养,从而使自己的诗歌获得前人诗歌的神韵,这使得明代女诗人的作品能够显示出才情。我们不妨以明代后期的沈宜修母女为例。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南直隶苏州府吴江县(今江苏吴江)人,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幼习诗学画,而其丈夫叶绍袁(1589-1648)官至工部郎中,是吴江豪门地主,水产丰富的汾湖几乎都是叶家的。

 

沈宜修十六岁嫁到叶家,那时叶绍袁尚未出仕,夫妇俩诗琴相和,举案齐眉,后来,沈宜修接连生下三个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和叶小鸾(1616-1632),数年后,叶绍袁短暂出仕。又过了数年,叶绍袁不耐阉党排挤,于崇祯四年(1631)辞职回家,专心陪伴妻女。

 

沈宜修跟叶绍袁结婚以来,叶府庞大的家业都是叶绍袁及管家打理,沈宜修从未过问,她只是一门心思培养三个女儿,以至于母女四人后来成立了一个诗社。沈宜修母女或在诗社里研习古代诗歌以提高诗艺,或荡舟汾湖赏景吟诗,她们的生活圈子虽然很小,但是诗歌作品却很有古代名家范儿。比如沈宜修写于汾湖边的一首《竹枝词》:

 

八月湖边紫蟹肥,荳花棚底露痕微。

但凭啸傲烟波阔,采得莼丝棹月归。

 

汾湖盛产味道特美的紫螃。农历八月间,正是紫蟹蟹黄最饱满的时候,沈宜修安排正在豆田里干农活的仆人们到湖里去捉蟹。今晚,夫妇俩可以享受紫蟹大餐一了,而三个女儿也都早就馋得不得了了。但是等了好久,仆人们的船终于回来了,他们不仅捉来了紫蟹,还采来一些莼菜,这跟紫蟹一样,也是下酒菜。这首诗是故意提到莼菜的,这是沈宜修要渲染他们一家隐居自乐的生活环境。据《晋书·张翰传》载: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烩,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沈宜修的这首《竹枝词》生活气息浓郁,颇有南宋诗人范成大田园组诗的意境,而典故的使用又使这首小诗因知识性而变得蕴藉起来了,这是超过范成大的地方。

 

叶小鸾十四岁那年写过一首五言诗《春日晓妆》:

 

揽镜晓风清,双蛾岂画成?

簪花初欲罢,柳外正莺声。

 

小诗写诗人春日清晨对镜梳妆的情形和她急于出去赏春的心情。诗人梳妆时心猿意马,固然她不是因为爱情,但是诗中美人这种“反常的”梳妆动作颇有晚唐五代花间词特别是温庭筠、韦庄词中那些相思中的贵妇的情态。此外,以“晓风清”起兴显然是学习《诗经》的,并且还超越了《诗经》,因为这个起兴是针对整首诗的,《诗经》中常常只是针对第二句而已。此外,借景(“莺声”)抒情,情隐于景中的写法又具有汉代“古诗十九首”的风采。

 

沈宜修母女的这类通过借鉴古人诗歌艺术以弥补生活领域不足的诗歌作品很多,再如沈宜修仿照汉代回文诗所写的《秋闺回文四首》,叶纨纨善于化用欧阳修等人诗句的《春日看花有感》、叶小纨把竹枝词的技法与闺情相结合的《采莲曲三首》等。明代其他女诗人也多有这类作品,比如桑贞白翻写李清照词《一剪梅》的七绝《春日即事》、张引元实践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山居》、张乔善用象征艺术手法的《赠黎美周》,等等。

 

【结尾】

 

明代女诗人缺乏人身自由,生活圈子狭小,她们的诗歌成就比不上人身和思想上相对自由一些的宋代女诗人,更比不上唐代女诗人。但是,明代女诗人深受封建礼教迫害,这使得她们容易认识到封建社会的一些罪恶,加之她们有充分的时间深挖自己的生活圈子,有充足的时间研习古代经典作品,因此,她们在诗歌创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就。

 

明代女诗人的大部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是本文所说的三方面,即:凄楚的心态与刚烈的风格,热烈的爱情与隐秘的表达,狭窄的生活与书卷的才情。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是属于“糟粕”范畴的,比如沈琼莲规劝弟弟专心科举考试的《送弟溥试春官》,郭贞顺劝诫丈夫的好友要忠君的《上俞将军》,另有一些诗在艺术上显得过于浅白,这些都不在本文的探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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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江苏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知名辅导工作者,两度被选为教育厅机关杂志封面人物。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今日头条“优质深度长文精选频道创作者”和“专家评审百人团”成员,中国作家网专栏作家。已发表作品500多万字。有论文获人民日报出版社专题征文一等奖、中华诗词学会梅尧臣诗学奖等,有论文或长文获今日头条青云奖56次,有骈文被市属重点中学勒石于校园。相关作品入选《福州大学“中华诗词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诗词学会宋诗宣城研讨会论文集》《山东师范大学李清照暨第37届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论文汇编)》《中国诗典(1917-1999)》《中国最美游记》等。个人传记入选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首发式的大型图书《中华百年人物(现代篇)》,有关事迹载入《江苏教育年鉴》。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