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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80心态――漫评闽教版刘再复著作几种

沈金耀2011-07-28 09:08:07
    福建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了刘再复的几种著作,重读或新读这些著作令人思绪连绵。
    首先想到的是,刘再复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从中国80年代的学术氛围及他的这些著作看,刘再复思想的成熟、发表主要是在80年代,他在中国文学界、思想界的影响也主要是在80年代,从他出国之后的著作看,许多想法是他80年代思想的发展。80年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思想解放、心系天下、独立自由,以良知、健美培育民族性格,所以具体点说,刘再复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著作体现了这部分知识分子的80心态。
    个人的觉醒,是80年代一个重要的主题,因此,相似的80心态,却各有不同的心路历程。在思想碰撞仍然激烈、斗争手法依然粗暴的80年代,刘再复坚守的是人的良知、仁慈、宽容、博爱,这些是他的“文学三论”——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论、国魂论——的底色。这个底色在他的《读沧海》中被反复渲染。读那深奥无垠的沧海,其实是在不停地追问比沧海还要广阔的心灵,将自己的灵魂更新到一个高贵的境界。在刘再复笔下,故乡的草地、慈爱的母亲、美丽的女教师、大地、高山、榕树……化为柔美的呼唤:真正的人的生存。因此,在刘再复的“文学三论”中,文学主体论是核心所在,它强调人的主体性。
    主体性这个词并不新鲜,它的重要意义是在中国当时的语境中讲人的主体性。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像人那样活着,以对待人的方式对待人,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有良知、有尊严的存在着,等等,这些话题曾深深激动着80年代中国的老少知识分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世故的眼光看,为“主体性”这样的关键词而激动是有点不太深刻,也有点过于天真、柔弱,似乎有点无视历史进程的严厉与无情。关于人的主题的讨论,在80年代曾热闹过,但最终在80年代末戛然而止。但文学,人类的诗意向往,守护的正是人心中的纯真与善良。在刘再复的散文诗和理论著作中,对人心之纯真与善良的守护是一以贯之的主线,在这个意义上看,他是一个纯粹、真诚的文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在80年代之后的二十几年里,他的初衷不变。
    读他的《阅读美国》,可以感受到他在寻求东西文化血脉的会通,书中处处体现出他对宽容、诚实、单纯、自由的赞美。当他参观杰弗逊纪念馆时,杰弗逊名言“在人类文化的大书中,诚实是它的第一篇章”,“在美国的字典里,没有绝望二字”,“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等语句使他激动不已。(见《阅读美国序》)他钦佩耶稣的对行刑人的宽恕:“连用铁锤把钉子打进自己的血肉之躯的人都能原谅,那还有什么不可宽恕的呢?基督的爱如此彻底,如此博大,如此具体,如此无可争辩,怎能不感天动地呢?” (《阅读美国》第33页)刘再复如此强调和坚守宽恕、真诚、自由、纯真已超越了个人修养,他想的是人类、特别是祖国人民应有的情怀。
             近几年偶尔在《读书》等杂志上读到刘再复的个别文章,仍是对善良、纯真、美丽的礼赞,觉得有点脱离现实,但从他一系列著作来看,就自然可信了。连着阅读各个时期的作品,才能更真切地理解一个人的思想的整体。自从背井离乡,他坐在安静的书桌前读书写作,“主体不再焦虑”,但他的著作仍体现了他的80心态,思考的主线仍在延续,只是境界更加开阔了,或许,是出走的经历使他领悟更深刻的人生意义。毕竟不可改变的还是中国心,不仅在《阅读美国》中时时流露出他对祖国的眷恋,在《共鉴“五四”》中更表现出心系祖国前途的热切情怀。
    近代中国,积弱难返,在如何拯救中国这根主线上,刘再复反思了近代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在《共鉴“五四”》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肯定的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可惜的是,‘五四’对‘人—个体’的发现并没有使‘人’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站立起来。应当说,这是中国世纪性的悲剧。”(《共鉴“五四”》第115页)刘再复认为“五四”对人的发现是伟大的功绩,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不容个人主义健康发展,导致“人”未能在中国大地上真正站立起来。这样的情思,不是单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考察,而是将人的发现与中国人的命运联系起来了。正是“民族—国家”的生存问题导致了阶级意识的觉醒,而阶级群体意识极大地抑制了“人—个体”意识,而且阶级意识觉醒后产生了“阶级斗争崇拜与暴力革命思路”。在这里,刘再复对中国现代思想历程做了阶段性发展的梳理,。
    显然,刘再复不赞同“阶级斗争崇拜与暴力革命思路”,他崇拜的是善良、纯真和美丽。因此“我们要对革命作一世纪性的思想告别,这一告别就是不再把革命视为圣物,不再把阶级斗争的极端形式视为必然。”(《共鉴“五四”》第122页)通过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建构各种调节机制的改良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其实,“五四”的主将鲁迅,也曾主张以宽容、和平的方式解决社会、家庭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可证。在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作为社会权势象征的“父亲”,鲁迅主张所有的一切在“父亲”这里了结:“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这是最有效的和平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但需要权势者的觉醒、克制、让步,在解开各种症结时权势者走出仁慈的第一步。但权势者似乎更喜欢以暴力扼杀异己力量。鲁迅毕竟也是一个凡人,在学生被虐杀、在从美丽的身躯流出的鲜血面前,鲁迅狂怒了,变成主张扔出匕首、以血还血的伸张正义。谅解鲁迅,但以血还血不是最好的方法,也不是从根本上消除暴力的方法。以暴力治人者最怕暴力的反作用,被暴力压迫的人只能以暴力反抗暴力的压迫,如此以往,人类何时能消除暴力的循环?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总应该有人适时或不适时宜地出来叫停暴力的循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愿意重复鲁迅的情思。
    时代毕竟不同了,刘再复主张在二十一世纪“告别革命”,这是他的一贯思想自然演进的结果。刘再复的这个说法必须是在超越各种利益集体的角度言说才是富有深刻意义的,它是对二十一世纪这一时段的希望,不然,往往可以被解读为维护既得利益者,是与权势者共谋。如何告别革命,需要权势者的首先让步,也需要弱势群体的隐忍、宽容,更需要各个阶层人民的心灵境界的升华,在斗争中尊重对手的生命,在获取自己的权利之后宽恕对手。人类历史应该进步,但我们也要有耐心,不必冒进。为了每一个生命,为了珍惜每一个生命,我们应该“告别革命”,以非暴力的方式推动历史进步。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赞同刘再复先生的见解。
    一个离家出走的人希望自己的家里“告别革命”,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苍天可鉴的良好愿望,也是生存在这片大地上所有的人应该认真争取的前景。
    文学以诗意滋润心灵的善良与纯真,这或许就是刘再复一贯坚持的信念,这也是他的这一批著作展现给读者的一个重要的启发。
 
(福建教育出版社版刘再复著作系列:《读沧海》《阅读美国》《鲁迅传》《共鉴“五四”》《共悟人间》《文学的反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