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今又动芳菲

故园今又动芳菲

——读张秉毅小说《五谷地》

作者：肖能

张秉毅的《五谷地》是部别具一格的小说。

五谷，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分不清楚了，甚至都遗忘了五谷和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之上，而农业的形象化的代称，就是五谷。在传统中国，关于农业以及由农业衍生出来的知识体系对古代中国人来说，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不熟练掌握这一知识系统，农业无法开展，生存无从保障，文明也无以为继。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人人皆知天文，对繁复的星象如指诸掌，是因为农业的发达，五谷的丰登，需要通晓天文。今天视为绝学的小众的天文，曾经是妇孺皆知的大众化的知识。

所以《论语》中，躬耕田亩的荷篠丈人傲然地讥讽汲汲奔走于世路的孔老夫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在荷篠丈人看来，连基本的五谷都不分清，怎么担当得起“夫子”的尊称。1903年大革命家章太炎在《苏报》上撰文攻击光绪皇帝，“载湉小儿，不辨菽麦”。“不辨菽麦”，也就是“不分五谷”。长自深宫的皇帝，压根儿不具备最基本的农业常识，不具备生活常识，又遑论其他！连五谷都认不清，那可真叫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

五谷既然如此重要，所以它成了一个符号，象征着人人须知的生存知识，象征着务实的品格作风，也象征着关注现实的民族文化精神。何为中国？从这个角度讲，就是长着五谷的地方。中国就是五谷地。《五谷地》这部小说，描写的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无形中也贯穿了作者对一个民族的前世今生的思考。

一

小说中塑造得非常有特色、饶有意味的一个人物，是老农赵常。从这个人物，可见作者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习俗、中国农业生产通透的理解和精到的把握。近四十多年及飒沓如流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以农为本、为根的基本形态和底色，农人、农俗、农事逐渐淡出了一般人的视野和记忆，大众对此已相当隔膜、陌生了，张秉毅则是少有的仍在关注这“三农”问题且有相当体验的当代作家，他对农人心理的准确把握，农人语言的精细描摹，农人生活传统的完整再现，农村风土人情的细腻书写，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赵常把种田当成了信仰，朴素而实诚的信仰。他对待种田的态度是非功利式的，种田大半辈子，从来都是直流汗不算帐。“不是不算，是不能算，农民若是连种庄禾都算开账，那谁还肯再种，算账的，是商人，农民算账，就不是农民，也成商人啦”（《五谷地》，作家出版社2023年，第78页。下面引用只注页码），算账不是一种做事的习惯，不是一种职业习惯，赵常在潜意识里质朴地把它上升为一种人对待世界的根本态度。算账，是将本求利、不断追逐收益的经济理性的态度，它的人格化，就是商人；而农民不是商人，只流汗不算账，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必知其所以然而必然，把躬耕了当不问来由、不问结果、只注重过程本身且只要还有口气、一辈子都不止息的使命所在，这不就是非功利的信仰的态度么！所以，秋天他的几十亩庄稼大丰收，阻止人用计算器为他算细账，产了多少粮食，挣下多少钱，理由是“咱庄户人家种地，不管老天让不让吃。吃多还是吃少，都得种。”（第179页）。

正是内心执拗于种田，他还与儿子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这个冲突，不是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冲突，而是价值观之争。他儿子已经离开了五谷地，住在城市，当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与现代文明的寄寓之所——城市完全契合了，他怜恤父亲年近七旬、垂垂老矣，劝他不要再种田了，更现实的考虑是，种田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划算。这话引起了赵常的强烈抵触，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儿子（尽管知道是为他考虑，一片好心）挑战、否定他最为珍视的贯穿着信仰的活法。种田、干农活，于赵常而言，不是汲汲于来钱的谋生方式，而是能够托付全副身心的生存方式。

大年夜的，赵常连年夜饭都不准备，把钱丢在桌上，气呼呼地说：“不是说只要有钱就行，这不是钱嘛。”（第77页）言外之意，钱既然力量这么大，把年夜饭买回来不就成了。这事后来传遍了五谷地村，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笑话。赵常的赌气等同抬杠，其实也有他自个儿的道理，他不过是用这看似任性的举动表达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钱非全能。其实赵常的儿子难道不知道大过年的，商业活动基本上都暂停了，钱在这个特定时刻当然会失去效力？当然知道，只不过把这看成是非正常的暂时现象，而赵常则不同，是从根本上质疑、不承认钱的全能性，是要排斥以钱为主导的现代价值观对于他的自成一系、自得其乐的生活的干扰和破坏。

钱作为现代社会中强大的物质力量，究其实质，乃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钱非全能，即人非全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人，尤其是农民，才需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在田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尽其全部的心血、汗水来艰苦地劳作，度过虽不舒服但却有意思的一生。

如果说，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脱离了自然条件的束缚，但付出的代价是，投身于一个相互满足需要、相互依赖的庞大经济体系，换言之，自此人离不开人了。而赵常，作为秉持传统的农人，所离不开的，是天与祖。

赵常的生活随着天时的转移而转移，这是中华文明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在日常生活和劳作中的延申，它确保了人能和其所处的生存环境保持亲密无间的和谐状态之中。赵常身上基本上保留原生态的气息，一辈子几乎没离开过本乡本土，最远的地方也只去过北京，还是给儿子看病，书本没啃过，手习惯握的是锄头、犁等农具，与笔无缘，就因为这样，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传统农业文明的浸润和熏陶。他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都是传统的。

所以他按照延续了千百年的节令知识来安排他的生活和生产。节令对农事的引导，早经前人提炼为简明易记、朗朗上口的谚语，构成了他这类人奉之不疑、拈之即来的绝对律令。在到起耕的时候他扬鞭扶犁，“九九又一九，耕田遍地走，到了节令嘛”（第33页）。“处暑糜黍寒露谷，霜降黑豆抱住哭”（第178页）。农人对节序关心，相应地，对标志节序的物候也上心。春天燕子在家里筑巢，最为农家所喜，视为吉祥，父母们对孩子还颁以禁忌，编造故事，防止顽皮的孩子触犯燕子（第48页）。其实，所保护的，不在于燕子；燕子是春天的使者，保护燕子，在意的是春天到来的消息，维护的是四时有别、流转有序的农人的生活秩序。

冥冥之中决定农人的生活秩序的因素、力量，如果把它实体化，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天。四时的流转，风雨晦明的变化，无非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传统农人的最高信仰，是对天的尊崇和敬畏。禾苗的成长，须有雨水的滋润，而雨量的合适、充足与否，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而取决于天。赵常始终坚信：老天可不是冷冰冰的，凶巴巴的，硬邦邦的；相反——“这老天是无情无义的吗？才不是呢，老天最有情义，只要这人，不造这孽，不做亏心事，天就不会亏人！”（第54页）这揭示了农人内心中隐藏着的一个契约，人和天的契约，人生在世，人以自己立身的善良来换取天的善待，人不亏心，则天不亏人。

甚至夏天自家正熟的瓜地夜晚被狐狸獾子闯入乱啃糟蹋，赵常也不以为意：“这地里的东西，有人吃的，也就有这些野东西吃的。这是老天安排下的，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第124页）他辛辛苦苦种瓜，瓜熟了后又不辞劳累到处送瓜，却拒绝卖瓜，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同时还不怕野兽的糟蹋，这一连串不可理喻的行为，并不矛盾，相反是赵常统一的人格的完整体现，他敬天，相信天的伟力，相信天对于一切均有不为人的私意所能窥知但又最终是合理的安排，瓜的丰收就是明证，把瓜免费送人品尝，不是简单分享丰收的喜悦，是把天之于人的情义播之于众，以此再次申明他对天的敬意。既然天会有安排，人尝是尝，狐狸獾子私闯瓜田乱啃一气，不也是尝吗！人虽难知狐狸獾子的行踪而预先防范，但天是知晓的，狐狸獾子在天的注视之下而能为之，不正好说明得到了天的默许！赵常不计较瓜田的损失，是基于对天的信仰而造就的豁达、大度。

除了敬天，法祖亦是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精神支撑。清明节上坟烧纸钱，很多人为图省事，都是现买，但赵常绝不“哄鬼”（第10页），他态度坚决，清明上坟，一年一回，最要紧的是诚心、孝心，他仍然坚持亲手打纸钱。自制的纸钱，用的是整张老毛纸，以十章为一沓，十沓为一刀；打，是将一沓老毛纸，放在木板或大木墩上，用钱戳，在上边凿印出类似于古铜钱的半镂空孔印。

传统中国社会中盛行一种名为“荐新”的仪式，在春夏秋冬四时向祖先进贡出产的新品时物，以表示对祖先的思慕和爱敬。今人早已不弹古调，但赵常对此宝爱有加。夏天种的瓜熟了，“谁也没吃，赵常先拿了一半，急马流星地送到西边不远的祖坟”。

八月十五中秋，庄稼基本成熟，赵常这天无论如何都要吃上用新黍子做成的软油糕，这是“吃新”的习俗，当然不能忘记祖宗，同时还有个“泼散”的仪式，“要在吃之前，弄一碗跑到院子外，用筷子夹着，向东西南北抛撒，为了让祖宗甚至孤魂野鬼们都分享一口”（第162页）。

但，赵常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强力冲击，也明白以其渺渺之身，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在村里讨论合作社的时候，绝大部分人村民皆欢天喜地赞同，而他的不积极配合，无形中把自己树立成冥顽不宁的对立面，他对这一幕相当敏感，类似于被批斗的历史记忆再次浮现出来，曾经被视为老式种田的典范、全村看齐的榜样的赵常，在乡村巨变即将启动的趋势前，越发显得落伍、不合时宜。他身上有中国农民特有的执拗劲儿，也不多说话，照他的固有节奏不紧不慢地干着该干的活。春雨贵如油，可老天的脾气摸不准，祖上传下来的经验暂不灵光，本来“牛马年，好种田”，可今年种子种下了，天却一直未见雨水，联系人举行领牲的仪式向龙王爷求雨也不管用，赵常心里憋着气，这不仅是愁，担忧今年的庄稼，还有煎熬，他硬抗着压力不入合作社而如今老天又不遂其愿。好在终于下雨了，漫天大雨，赵常释怀，做出了不像他这个年纪的近似于疯狂的举动，不仅衣服都没穿好就在雨夜“扯起嗓子吼着”（第56页），踉跄摔倒在地也不在乎，更负气走出自家院子，冲到村道，尽情感受雨水的冲击，品尝雨水的滋味。这是宣泄，这是倚天为后盾对要他放弃这种信念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声音的回应，他要用这虽晚而终不迟的磅礴大雨，把憋在心里的郁闷、委屈、焦虑和不服一洗而空，这场雨浇的与其说是干涸待润的苗，毋宁是他的近死复阳之心。非止于此，他余兴不减，还有劲儿，力犹能逮，钻进被窝，就势折腾老妻！“喜雨”这段情节，把一个执拗的老农写得痛快淋漓，活灵活现。

不过在大势面前，赵常的这点负气，终究是投进江湖里的石头，不管有多硬，也就扑通一下而已。他对于传统的坚守后继无人、终不久矣，无可奈何花落去，赵常也不禁哀叹：“以后，像我这么种地的人，真的恐怕再也没有啦。”（第206页）

这不仅仅是他的传统种田方式不符合经济理性，尽管获得丰收，但最后一算总账，还是亏的，收益抵不上成本。所以五谷地村要推行现代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种植，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规模化，尽可能降本增效，也就是把经济效率原则引入农业。大势所趋，赵常实在难以坚持。即使赵常顽固如常，不愿主动顺应趋势，放弃他自己的这一套，一旦物故，人亡事息，他这精耕细作的程度几近于艺术的传统种田技术，因找不到传承者而将消失，或许沦为日后考古学、民俗学研究的材料；更有甚者，支撑起赵常传统的种田之道的上天与祖宗这两大精神权威，在今日的社会生活中已被祛魅，丧失了人们对其曾经怀有的无上敬意。人们的生活日趋实效化，不再需要神圣性的看护、督责和加持。以赵常为象征的传统生活方式，还能不能坚守其本色呢？是否只有作为华夏古老的农耕文化的传承人从而被特别保护才得以存在下去呢？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相当深刻的问题。

赵常坚守的，不是一个无价值的、可以弃之如敝屣的东西，而是有价值的，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可逆的时代趋势的冲击下无以自存、被迫消亡，这真是令人唏嘘的悲剧，赵常无意中充当了这一悲剧性的角色。不过作者点到即止，没有对赵常这个人物展开过多。

二

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二十一岁从五谷地村出去而在退休后又选择回来定居的文人周至。

周至经历了一个离开到回返的生命历程。年轻时好不容易努力考大学考出了农村，从此命运为之一变，文名日盛。四十年来走遍了大半个世界，六十岁退休，以其声望和身份，当然有更好的颐养之地，但最终选择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五谷地，准备老于斯了。无论曾飞多高多远，叶落终思归根，是中国人的文化宿命。《礼记》说：“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生命犹如一个圆圈，终点就是起点。

在小说的设定中，周至是现代陶渊明。他回老家，修葺老屋，命名为“三径农舍”，语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客厅里挂的是他最喜欢的徐悲鸿的《采菊东篱图》，两侧对联也是集陶诗之句，“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对陶渊明的热爱和仰慕非止于此，周至时不时邀请他的文艺圈子里的朋友来五谷地小聚，在他们的提议和助力下，在村里整出了五柳广场，建起了由书法家欣然挥毫《归去来兮辞》的文化墙。周至的五谷地村，打下了鲜明的陶渊明的印记，成了他的精神栖居地。作者无疑极度偏好陶渊明，借写周至对陶渊明的仰慕之机，大段大段援引、罗列自南北朝以来历代对陶渊明其人的评价，不惜与小说整体的叙事基调和风格不协调。在周至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寄托了其人生感悟。

中国的隐逸文化，在陶渊明这里才真正、完全地奠定，陶渊明几等于千古隐逸之宗，是隐逸的高标、典范。

陶渊明之所以能定型隐逸文化，是他通过自己的践行，改变了或者说提升了隐逸的内涵，把原本避世意义上的隐逸发展成乐生的意义。是的，自陶渊明始，隐的最大意义，是以人和自然的审美关系取代、涵盖了人与人的政治伦理关系；隐，不再是规避社会的不得已的策略，而是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领悟人生的真谛，珍惜人生的善好。

当然，善好不是现成的，需要人的发现和创造。例如，陶渊明更新了劳动的内涵，耕田就在陶渊明手上焕发了新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务农有三个层面的用意。第一，务农，是衣食等生活资料的生产来源。正缘于此，古人才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第二，务农，是道德品性的培养基地。虽然是靠天吃饭，但尤需要种田人的勤苦劳作，踏实肯干。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此为尽人皆知、颠扑不破的真理。数千年的农业史，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吃苦耐劳、务实肯干、克勤克俭、无怠无荒的德性；第三，务农，还是审美体验的滋长空间。而这一点，正是陶渊明开拓出来的。

陶渊明在诗中描述他干农活，“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把本来累不堪言的体力活，变得兴味盎然，妙不可言。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务农的陶渊明何以乐此不疲，但根据常情推断：一个人从某种活动中获得乐趣，大半是消除了人和活动的对峙状态，以自己的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跃居为活动的主体，不是通过这活动在以后获得什么，而是就在活动中即时获得什么。可以肯定，陶渊明务农，绝不是装模做样、浅尝即止，仅仅把干农活当成一个隐逸生活的修饰和点缀，而是能深入其中，像码字一样锄禾，像做诗一样种田，陶渊明应该是个干农活的行家里手，如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佝偻承蜩、津人操舟，轻松自如地做繁难无比的事。

周至定居家乡，一方面积极参与村里的各项公共事务，并且建言献策，特别是在乡村建设以及探索返乡养老方面，动用自己的资源，发挥余热，为村里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他对家乡有很深的感情，也是一个文化人位卑不敢忘忧国的使命感使然，可谓新时代的乡贤。当然，余生中更多的内容，是向陶渊明看齐。

他也务农，欣羡陶渊明“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的情调，拟把自家院子前的荒地利用起来，种点菜、山药和玉米。四十年笔耕，耳顺之年再实打实地来犁田垦荒，起初手脚不协调，别扭，在赵常手把手的指导下，逐渐有模有样了。他的打算很清楚，以他的退休收入，过悠哉游哉、聊以卒岁的优裕生活，绰绰有余，之所以还要耗费大量的心思精力种点菜，如同欧阳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他种菜之意不在菜，在乎那份青葱的诗意”（第112页）。

所以周至谢绝了乡邻的主动帮忙，自己动手，亲力亲为，先是用牛羊猪粪撒地翻田，再盘畦分垄，规划各畦的种植，犹如文人盘点、整理书柜，把林林总总的藏书分门别类放好。浇水是日课，他纯如老农一般，不用自来水，重打了一口井。自此三天两头站在井台上，摇轱辘取水浇灌菜园，不嫌麻烦，是因为“只有加上人的劳作，他的田园生活才有真正的诗意”（第116页）。这一认识，就进入了陶渊明的境界。

务农，仅仅是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生活内容之一，并非全部，他同样热衷于游览、阅读、交游。

以游览来说，陶渊明对名山大川并未表示特殊的兴趣，他游历的范围，大抵都在家乡附近。这更难得了，他能从平平无奇的景色中感发无穷的新意，他是靠他的心灵来生发美感，而不是依赖于层出不穷的新奇风光以穷耳其目之视听。《归去来兮辞》中有句话“园日涉以成趣”，尤能反映出陶渊明的这个特点，小园每天走到，皆有新鲜的趣味，可以说百看不厌。这正是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的地方，也是陶渊明为后代的中国人留下的一笔精神遗产，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价值之路：人生的乐趣，从本质上说，与环境的逼仄、单调并无多大的关系，而取决于心灵是否丰富与锐敏。趣味，是心灵的创造，而非外物的刺激。以锐敏之心，对可观之景，何为无乐！允为陶渊明异代知音的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说过：“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如果善观，就没有得不到快乐的地方了。

周至与陶渊明的精神也是遥相呼应。五谷地有个十字大路，路两边种有白杨树，“周至喜欢这村道，每天都要去走走。走在这熟悉的路上，他会莫名地激动”（第47页），此可谓“路日走以生情”。初春时节周至决意游一回故乡之春，“从小到大的村子，熟悉得像自己的手掌”（第29页），这还有游览的价值吗！他设计了一条怀旧路线，边走、边看、边想、边忆，物和人俱有是也俱有非，游目所及，足以骋怀。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传入中国，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好像鲜有不为这句话着迷的，不管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理不理解，不管对这句话背后的西方文化背景理不理解，这句简单而动情的话还是直接叩击了在俗世里忙碌操劳、憾此身非己所有的现代中国人的心灵。海德格尔这句名言在中国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回响，其实与中国传统所塑造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大有关系。

传统中国人本就向往和追求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素以诗性取代神性，把诗意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圣贤、哲人早以自身的实践，为世人做出示范。孔子不就夫子自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还由衷地欣赏弟子曾皙描绘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理想人生。这就是诗意的生活。更进一步发扬此道并洋溢于人生之全部的，乃陶渊明。陶渊明作为诗意人生的践行者、创造者的角色，经过唐宋以来文人、思想者的阐释、确认和宣扬，已成不刊之论，这也就逐渐积淀成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处，遇到合适的契机便自然而然地被触发出来。

近一百多年来，因种种内忧外患，古老的中华民族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度、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勇猛、坚决进行自我更新，走上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个过程艰难曲折，但也成就非凡，真正印验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言，当然，代价也付出了，就是在物质充裕、繁荣的同时，精神愈发失落，拥有巨大容量的生命却分不出一点空间给诗意。精神的问题只能通过精神自身的努力来解决，而不能乞援于精神之外的任何因素。诗意，毕竟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它不拒绝回应现代人彷徨的心灵对它的渴求。

这需要典型，重生自身的诗性精神，为世人做出示范，周至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从五谷地村走出来的大文化人，如今退休，回乡度过余生，有条件及机缘去过久以向往之的陶渊明式的诗意生活。

五谷地村因贫瘠、落后，想奔更好生活的村民陆续徙走、进城，渐渐人烟稀少，更显凋敝——这不仅是五谷地一个村子，应是中国广大农村的普遍情形，但近些年又出现回流的趋势，出于各种原因，不少人不约而同慢慢迁回，犬吠鸡鸣又多起来，烟火气更浓，周至叶落归根，汇入这股潮流中，成为五谷地村之有吸引力的一个明证。更因五谷地村新颜换旧貌，城市里对普通人而言实现较有难度的陶渊明式的诗意生活，在乡村反倒有了更好的实现基础。

三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富二代，李星。

五谷地村还出了个在晋陕蒙交界地带响当当的民营企业家李铜厚，此人不简单，尽管肚子里没多少墨水，但敢想敢干，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白手起家，创办了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巨贾。李星是李铜厚的独生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多年来一直在海外随心所欲地游学，只因父亲突然中风，不得不回国，并着手准备继承家业，接父亲的班。李铜厚是个干练精明的企业家，当然不会随随便便把担子往儿子肩上一放就撒手了；接班始于训练接班人，为此和李星签订了一个奇特的契约，要求李星接班前，必须在五谷地村住满一年。就这样，不久前还在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会巴黎的李星，也来到了这个僻远的五谷地村。

李星并不是个只会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尽管他的私生活非常放纵、混乱。他一直穿梭于国内国外、东方西方，这种总在路上的日子，使他内心中产生强烈的漂泊感，虽说物质无缺应有尽有，但在精神上无根，总找不到心灵的归依，这种状态如曹植的诗所写，“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只不过李星不是古典时代中的身不由己，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当前阶段下做出的最合理的安排，但难见总体的目的，即人生每个阶段的合目的性反而造成了总体上的非目的性，这就是他的精神上无根的状态。

正因为“仿佛一直在旅途中”（第82页），经历良多，所以他对人类恶劣本性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他在飞机上结识了一位法国少女玛格丽特，在她的引领下参观了卢浮宫里的维纳斯雕像，他震慑于维纳斯的无与伦比的美，当从玛格丽特口里得知，维纳斯之所以断臂，是当年出土时法国人和希腊人为争夺而展开的混战所致，不禁脱口而出：“可恶的、自私的人类。”（第84页）他谴责的不是具体哪一个国家，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私的本性，所以他掉头而去，不想再看了，他是为人类卑劣可恶的行径而羞愧。此事对他心理的冲击远未停歇，甚至才是个开始，随后他在和玛格丽特上床时居然阳痿了。无疑，作者是通过这个具有象喻性的情节来表示李星因对人类深深的失望而又找不到出路和方向从而陷入精神的苦闷和无能之中。李星从此暗暗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运用他的艺术才华，为断臂的维纳斯续上双臂。他想做的，与其说是为维纳斯续上断臂，毋宁说是改变人类自私的本性。所以李星自认为他是在从事一项“神圣的工作”（第85页）。

李星很早就知道他是要接班的，也认识到接班是他不可选、不可避的命，他没有抵触，但也不代表他就全心全意地认同和接受。要接的这个班，与他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他还未弄清楚，所以他只要有可能，就极力摆脱他作为李铜厚儿子的这个在旁人啧啧称羡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头衔，“就是李星最不愿意人家一说到他，就得提他父亲，父亲成了他的帽子似的”（第61页）。

他读过许多书，拿了日本、欧美名牌大学的学位，内心对父亲有些不屑，“李铜厚？不就是一个没文化的土包子，煤老板，暴发户”（第20页），但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傲视父亲的资本，也靠的是父亲的资本，为此自嘲“硕士，博士，还不是靠老子的钱换来的，你不想要，还都不行”（第19页）。他轻视父亲，但又没有坚硬的凭借，所以只能转为自嘲；他想摆脱，但又不能自立，只好无奈地感慨，“三十而立，我已三十岁，想想，那就三十岁吧，至于立不立，我才不关心呢，反正我的一切，都有人替我安排，一定还是最好的安排”（第47页），这是要听之任之了。所以他对父亲有种种难以言述的复杂感受，这是古往今来一般富二代的共性，他必须在父亲如山般伟岸的身躯下找到令他自己茁壮生长的空间。

带着这些迷茫、困惑及矛盾，李星开始了在五谷地的生活。在五谷地村，李星从云端降落到凡尘，落了地，逐渐有了转变。

五谷地村的有规律的自然生活秩序，重新调适了他因到处漂泊而形成的颠倒错乱的生活状态。“这些年东西南北地乱跑，使我早就失去了季节的次序与感觉，今年，我却在这里真正过了个北方之春。虽然有过几天沙尘暴，春天，毕竟是美好的，令人身心愉悦”（第46页）。季节感的浮现，意味着生命生机的复苏。这是他寻找、重建自我的起步。

同时，五谷地村淳朴、简单、稠密的人际氛围，也温暖了他的原本冷漠、孤寂的心。李星既然要长居于此，为拉近与村民的距离，办了一次村宴，场面的欢畅、情绪的热烈自不待言，中间还有个激动人心的插曲，多年前就已定居香港的村民陈大林人到暮年惹起了乡关之思，执意回乡，正好赶上了这场全村老少都有参与的宴会，一时间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李星是平生第一次遇见这么个阵势，那一直苍白阴郁的脸上，漾起了欢笑”（第66页）。

他对父亲的认识也有了改观。从村民的口里，他听到了父亲的成长轶闻，了解到父亲在儿时那无法无天而又合情合理的“光辉”事迹，从而发现了一个更鲜活、具体、感性的父亲。父子逐渐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沟通。对父亲，不再轻视，而有了理解和钦佩。

最重要的，是李星在五谷地村真正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同投身于新农村的建设中，全力带领五谷地村跃上一个新的层次。这不仅仅是他对村长的号召的响应，更是自我的理性的认识和认同，所以也是对他多年来积累的困惑的真正廓清。

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社会改进模式，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止于至善。这是文化知识、道德觉悟的依次普及，最终使整个社会臻于理想之境。这种模式的现代世俗化版本，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该逻辑预设了，率先致富者不应把私人的积累和传承当成是最高目的，而有不容推卸的文化使命、道德义务去带领更多人一起奔向富裕，这个逻辑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自私基因的扬弃。李星依托于其父作为先富者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资源，建设家乡，以奔向更美好的生活层次，是他想要续上维纳斯断臂的工作的现实表现形式。

同时，从事脱贫奔富的事业，也一举解决了他对父亲多年的心结，他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自觉把造福桑梓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李星的自我也由此得到真正的建立，作为一个象征，是困扰他的丧失了三年的男性机能在不经意间自然恢复，意味着他沉埋已久的生命力的勃然而兴。

最后李星还和五谷地村的大学生村官赵芳芳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志趣相投而自然生情，他也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向赵芳芳求婚。作者并未把俩人关系升华的情理逻辑描写得特别充分，但意图非常明显：肯定建设新农村、振兴乡村的事业，才是李星解决精神困惑的现实路径，找回真实自我的起点，实现个人价值的必然选择，且与获得人生的幸福、圆满也是同步、一致的；还有一点就是，新农村的未来，在像李星、赵芳芳这样的年轻人身上。

四

《五谷地》在布局上，有意采用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的美学，不聚焦于某个人物，而以一组人物，主要是以传统老农赵常、退休的文化名人周至、迷惘的富二代李星等三人的视角，来呈现五谷地村的不同侧面。这几个人的故事，单看各自独立成篇，自成脉络，合起来又相映成趣，构成整体。作者有意在探索一种散文式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手法，尝试文体的融合。

如果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小说的叙事取向，是强调以村委会等治理权威的引领为主轴，文化人的智力资源与民营企业的资本优势为两翼，形成合力，终将促成美丽乡村的建成；这是大有作为的事业，既可以满足现代人对诗意生活的创造性需求，也可以满足年轻一代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这种叙事，无疑是作者对生活高度纯化的结果，如果从更倾向于现实的角度来看，当然有理由认为作者简化了其中的复杂纠葛，淡化了其中的多重色彩，但作者自有他的情感关怀和表达偏好。

作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文学时代中，凭借着对文字的炽热和灵性，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并崭露头角，不少名家都曾看好这颗新星。而在九十年代，他逐渐自远于文坛，虽然没有搁下笔，还是以笔为生，不过步入了与文学相关的另一个领域——电影剧本创作。这是个与现实联系得更加紧密的领域，作为职业编剧，作者写了不少剧本，获得不少重要奖项。在二十多年的编剧生涯中，作者看到了很多，获得了很多，这给与了他丰厚的积淀，令他有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他所经历的一切，包括他始终关怀的乡村。作者对乡村、对文学均有赤子之心，所以就有了这部《五谷地》。

犹记得2021年春，我和作者相聚于北京的一场婚宴，作者当时非常兴奋，谈起了他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主题、计划，神采飞扬，这是灵感迸发、内心充满欲勃的表现，令人预感一部佳作即将诞生。苏轼说过创作的一般规律：“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佳作，非“为”所能工，乃不得不工。作者的创作劲一上来，下笔不能自休，当年年底便收工。期间每写完一部分，作者都把稿子发给我试看，能够见证这部小说从构思、草创到最终落地的整个过程，于我而言，也是难得的机缘，莫大的荣幸。

随后这部小说就进入了出版流程，当时正值举国抗疫的关键时期，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一路下来，到2023年底方才正式问世。当年八月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也颁奖了，获奖作品之一《宝水》，其主题、结构、人物设置等，与《五谷地》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五谷地》正式出版虽晚，但成书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于《宝水》，足见当代作家群体中有不少都在默默观察、认真思考中国的乡村问题。

文学大奖是引领文坛创作的风向标，山乡巨变这个主题能获得文学大奖的重视和垂青，足见作者张秉毅文心的锐敏。当然，这不是说作者嗅觉很灵，善于发现、捕捉热点。事实上，作者在乡村这个领域耕耘了将近大半辈子，他犹如自己笔下的老农赵常，以虔诚的信念和朴拙的作风，坚守自己的坚守；而乡村，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中国式现代化伟业中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重大关节，关于乡村巨变的文学书写自将进入各方面的关注圈。作者的坚守，最终合于时代的脉络。

除了《五谷地》外，作者另有长篇继续书写这个主题，期待它能尽快付梓。

作者简介：肖能，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武汉轻工大学。出版有《世道人心说西游》、《魏晋名士志》、《又见干戈暗洛阳》等著作。

来源：鄂尔多斯山羊

作者：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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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