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之花：谈《围城》与《应物兄》的差异
《应物兄》与《围城》有着本质区别，即《围城》是“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才胜于情”的“学人小说”，而《应物兄》是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之作。我们欣赏或研究这两部作品，实为欣赏两朵由不同的人栽培的、开放在不同时期的异质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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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自1946年刊发，至今已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被誉为20世纪的《儒林外史》，是“钱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长篇巨制《应物兄》出版未久，有关批评文字已经多过本书，“是近几年里的唯一个案”。在当代文坛，《应物兄》已是“现象级”存在，同样被誉为21世纪的《儒林外史》。作家金宇澄的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应物兄》是升级版的《围城》。“升级版”，其实也暗含着两者的不同。正如我们看到的，已有众多学者将其与《围城》进行比较分析，这样的比较确实有道理，因为《围城》与《应物兄》均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均以讽刺幽默、机智风趣见长。
然而，与钱锺书否定《儒林外史》对《围城》的影响类似，李洱不仅否定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也不认为《应物兄》与《围城》有多大关联。他说：“开句玩笑，把它与《围城》相比，就像拿着猪尾巴敬佛，猪不高兴，佛也不高兴。”两位作者的否定，是出于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的考虑吗？虽然这种现象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笔者还是愿意相信，钱、李二人只是在陈述事实。我们应该意识到，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是特别的、自成一体的、陌生的、异质的。如果进一步了解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再对比分析这两部作品，则会发现《应物兄》与《围城》确实有着显著差异，彼此互为异质性的存在，它们实为两朵异质之花。
只要认真阅读作品就得承认，《围城》的内容与《应物兄》的内容明显不同。钱锺书自述，他想写的是“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这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特性”。《围城》的经典化始于夏志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曾用长达10页的篇幅高度评价《围城》，认为其“可能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总体上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结合《围城》文本来看，钱锺书通过归国的轮船、苏文纨的客厅、上海的餐厅、方鸿渐家乡、三闾大学校园等场景，写的是上海小市民社会、江浙地方传统乡土社会、中国国立高校小社会的“某一部分”。钱锺书所说的“某一类人物”，包括方鸿渐、赵辛楣、曹元朗、李梅亭等男性，以及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女性，也包括一些上海小市民。钱锺书着力刻画的是“某一类人物”中的知识分子的庸俗乃至不堪。《围城》连载后，面对有些读者的批评，钱锺书亦不无遗憾地说道：“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可见，钱锺书对《围城》这个“小时候的营生”并不是很满意。
而《应物兄》则围绕济州大学筹建儒学研究院，将不同国度、不同城市、不同高校、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呈现。与《围城》主要描写“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相比，《应物兄》则是描写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诸多面向，广泛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中遭遇的诸多困难。与《围城》集中书写知识分子不同，《应物兄》当中的知识分子占比不到三成，李洱还刻画了以栾廷玉、麦老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以黄兴、罗总、季宗慈为代表的商人，以释延安为代表的僧人，以及老更头、曲灯老人等底层百姓。与《围城》主要写“某一类人物”的庸俗乃至不堪不同，《应物兄》中的社会与人物均是复杂、多层次、立体的，而且“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讨论了情感、自我与他人的相通、共同体与‘中华性’等依次递进的现代性难题”。无论如何，相比《围城》，《应物兄》在内容上更为博大，在内蕴上更为复杂。
《围城》与《应物兄》的形式也有着显著不同。钱锺书的好友郑朝宗并不讳言地说：“钱先生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于是他更珍惜这仅有的一点点经验，要把它蒸熟、煮烂，用诗人的神经来感觉它，用哲学家的头脑来思索它。其结果，事实不能仅仅是事实而必须配上一连串的议论。这议论由三方面表达出来：作者的解释、人物的对话、主人翁的自我分析。说到这里，不由得令人想出个新的名词：‘学人之小说’。”而夏志清则认为，《围城》“是讽刺文学，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称得上是‘浪荡汉’的喜剧旅程录”。
事实上，与其说钱锺书受到了《儒林外史》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了17、18世纪英国散文随笔的影响。早在1946年就有读者指出，“钱锺书写的小说有一种散文的美，轻灵飘渺，幽默中带有点俏皮，《文艺复兴》上写的一篇《围城》，虽非力作，也拥有一部分读者。”而《应物兄》采用的形式，虽然有着筹备儒学研究院的主要情节，但与钱锺书的“流浪汉小说”式的叙事，显然是不同的。李洱的小说，更多汲取的《论语》等中国传统典籍的叙事方式，以“言”推进叙事。在这个叙事场域中，所有人都在说话，包括动物、植物也在说话，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我们不难判定，《围城》更多属于“独白”小说，即《围城》更多的是钱锺书的声音。而《应物兄》的视角则比较复杂，将多种陈述、多种说话方式、多种风格、多种“言语”、多种背景、多种语义和评价进行了“混合”与“对话”，是一部多声部的、充满对话精神的作品。每个人物就是一种声音，每个人物的声音都是平等的，在《芸娘》一节中，围绕着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围绕着“整体性中国文化”的话题，有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文化态度、不同性格特征的人，存在着不同的陈述、不同说话方式，不同的话语特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应物兄》“采用了杂语体的叙述方式,将大量的知识展示、思想剖析和学理探讨的元素融合在文本中,给人以百科全书式的广阔视野”，“这一尝试突破了小说的传统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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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样描写了知识分子，但钱锺书与李洱对待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女性）的态度明显不同。钱锺书是“刻薄”的、讥讽挖苦的。陈炜谟于1949年1月化名熊昕发表了《我看〈围城〉》一文。他认为，《围城》虽然在当时寂寞的文坛有重要分量，显现了作者的天才，但由于作者自命不凡，抱着事不关己、居高临下的态度，无视人生与现实，“对于女人似乎只有奚落，不然就是谩骂”，缺乏应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以致“从全体来看，依旧是失败的，至于效果，甚至是有毒的”。1948年，王元化《论香粉铺之类》用近三分之一篇幅批评《围城》，“这里没有可以使你精神升华的真正的欢乐，真正的痛苦，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要雨下不停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迟至上世纪80年代，尽管《围城》已经充分经典化，但施蜇存、史景迁等大家依然对《围城》有着尖锐的批评。施蛰存认为钱锺书“不是写长篇，而是发泄他的‘恶客’（上海方言，刻薄之意）”，是“洋才子说刻薄话”。2014年3月到华来访的史景迁认为《围城》“以一种轻蔑的姿态评判了他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悲伤而尖锐，对婚姻、家庭以及对学术界都有着极度悲观的看法。整本小说描述了一幅阴冷的图像，女性是可以被操控的，西方人则荒谬而专制，主人公想要冲出去却最终一无所获”。陈炜谟、王元化、施蛰存和史景迁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围城》的批评，皆为基于学理的批评，并非无根游谈。
与钱锺书不同，李洱的关注点是生活与历史的深刻联系，是“知识分子在历史上选择或者被迫选择的”种种疑难问题。所以，从《花腔》开始，他便“特别关心鲁迅、陈独秀、瞿秋白在当初的选择”，并为此产生“疼痛感”。与其说他一直在书写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不如说他书写的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历险。更重要的是，因为“疼痛感是双向的”，所以这也是作者本人的精神历险：“他们的爱之深、责之切，他们的历史感，他们与现实的摩擦系数，都与我们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有关。所以，我很自然地要去写他们，带着挥之不去的感情去写他们。”我们看到，《应物兄》里面刻画的众多知识分子，从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古希腊哲学专家何为老太太、经济学家张子房，到闻名世界的儒学大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先生，以及这些大师众多的门生、弟子和友人，他们都是立体的，而且各有不同的精神世界、性格特征。主人公应物兄，尽管有孤独、有软弱、有些许天真，但他“虚己应物，恕而后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是对时代做出严肃思考的人”，“是时刻要做出选择的人”。应物兄“在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中，营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也有一套和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期待。小说中的双林院士，更是一个可敬的人物形象。他长期隐名于大漠深处从事研究工作，一直保持着读古诗、与同代人用文言通信的习惯。在他看来，“鲁迅曾有著名的‘民族脊梁’一说，双林院士就是这样的脊梁，在需要的时候，这样的人会义无反顾，会挺身而出，默默扛起民族的重担。”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李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尽管有女性读者对《应物兄》中的女性描写存有疑议，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与《围城》不同，《应物兄》里面的女性比如芸娘、谭淳、陆空谷、乔珊珊、易艺艺、金彧、朗月、清风，都是立体的人物，作者对她们或揭露，或嘲讽，或敬佩，或赞美，态度是不一样的。以芸娘为例，作者笔下的她凝聚着“一代人的情怀”，有追求，有思想，有柔软，有娇羞，是“一个喜欢独处又喜欢热闹的人，一个具有强烈怀疑主义倾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哲学学生，一个诗人，一个给女儿起名叫芸香却又终生未育的人”。她是最让应物兄感激、挂怀的女性，是应物兄重要的精神座标。显然，与钱锺书的刻深寡恩不同，李洱是慈悲的。
如何看待科学与人文两个学科，《围城》与《应物兄》的态度值得探讨。《应物兄》第98节，李洱用较大篇幅讨论了人文之思与科学之思的差异：“有人说，科学并不‘思’。科学不像人文那样‘思’，是因为科学的活动方式决定了它不像人文那样‘思’。这不是它的短处，而是它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科学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对象内部并深居简出。科学的‘思’是因对象的召唤而舍身投入，人文的‘思’则是因物外的召唤而抽身离去。”（下转第9版）
而《围城》第六章开始从三阊大学校长高松年切入，调侃了老科学家“老”字，讥讽了科学家跟科学、“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的大不相同，并通过分析文科出身的人和理科出身的人的从政包括当校长，对政治“治国平天下”、科学“自然齐一律”进行了解构。不难看出，《应物兄》始终展现着李洱的知识分子情怀，而《围城》则时有流露作者一以贯之的讽刺、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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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需要探讨的是，《围城》与《应物兄》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我想，这是因为两位作家创作的时代背景不同，两位作者的创作旨趣亦不相同。《围城》创作的时代背景是“二战”，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围城》写于1944至1946年，而其中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更多是“二战”时期的上海、香港地区、浙江贵州江西部分地区。“二战”时期，大的方面是国家民族存亡、通货膨胀，小的方面是家庭被迫离散、生活“捉襟见肘”，在此意义上，钱锺书的“忧世伤生”难以完全脱离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注与忧虑。这些在《围城》中有一定的表现，这与钱锺书“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这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特性”是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这些书写是《围城》“讽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是钱锺书刻画“部分社会”、“某一类人”庸俗的乃至不堪的若干面的一部分。
而《应物兄》的时代背景是21世纪的全球一体化。当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全球化之后，我们实际上就同时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犬牙交错的阶段，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实。在李洱看来，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对这种现实作出回应，而如何回应，这对中国当代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作家的知性能力和叙事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家必须有能力“突破小说的经典模式”，即“必须去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寻找一种跟传统、经典小说不同的一种叙述方式。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叙述方式，就是为了要建立小说和目前中国复杂社会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李洱看来，只有如此方能抵达“中国小说的未来”。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应物兄》“依赖现实主义精神和现代主义训练，同时还调动了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和叙事智慧，使用了经验‘层累’这一特殊叙事动力，把细小的经验片段‘堆积’在一起，从‘势能’演变成‘动能’：情节不是被因果律和目的论推动的,是靠着‘事体情理’滋蔓出来的，小说中的世界获得了如同现实一样的逼真效果，与阅读者的经验和期待产生耦合，不断生成意义的增殖”。依凭这样的创作思路，李洱通过描述各界面对“儒学研究院”的复杂心态，通过对蛐蛐、白马、济阳洞的传奇书写，通过中国中小企业、全球跨国资本运作的具体描写，对中国深刻复杂的现实作出了文学的回应。
可以这么说，时代背景不仅制约了《围城》的书写内容，而且制约了《围城》可供借鉴的写作手法与表达形式。而深处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李洱，加上多年创作实践积累，既可以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与手法，又可以更多调动中国的传统资源。同时，通过阅读与自身阅历，李洱对中国现实有着更多认识，对“同时代人”有着深入了解，对一体化与本土性、传统与现代、同质化与异质性有着更多的思考，并能够使他将这些思考细密地渗透到《应物兄》这部作品当中。
其次，两个作者写作旨趣不同。钱锺书认为，读书或写作是“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并不“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事实上，《应物兄》中有一段话，正好是借乔木先生之口对钱锺书这种写作旨趣的回应。“乔木先生突然感慨道，‘富家子弟做出的学问，好啊，好就好在有富贵气。钱钟书先生的学问，就有富贵气。至于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或许，可以推定，钱锺书的写作旨趣包括《围城》“有富贵气”，但“与老百姓关系”未必有多大。或许，正因为如此，王元化等人以鲁迅、罗曼·罗兰、契诃夫为标准批评《围城》“让人看不到”人生，自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钱锺书创作《围城》，尽管表达了他的“忧世伤生”，但他与鲁迅、罗曼·罗兰、契诃夫等人的创作目的是截然不同的。鲁迅代表了敢于向黑暗、绝望反抗；罗曼·罗兰代表了“雄强的力量”、心的光明、向“庸俗”的艺术市场宣战；契诃夫虽然着力于对灰色生活的描述，但他表达的却是对庸俗的拒绝。
在李洱这里，“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特殊参与者，不仅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他认为，作家某种意义上就是“时代的书记员”，而作品则是时代的注脚。同时，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仍然是不能抹去的，它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丰富了我们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判断依据，使世界更具有人性。没有文学，这个世界会很干燥。文学使我们眼中有泪，心中柔软。”与此相应，作者通过创作“在回忆中思考，他用语言描述，他怀揣着某种道德理想对事实进行反省式书写，并发出诉求”。他认为：“长篇小说可以看成作家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关于世界的总体性想象。它是经验的晶体，有多个切面，你可以从不同的切面去观察它，观察它所构筑的世界图景。有一种说法认为，世界早已分崩离析，人们愈来愈生活在一个碎片化时代。这可能说出了部分现实。但长篇小说仍然试图与它进行对抗，使人们的意识有可能从碎片构成的迷雾中走出来，在盲目性中发现自我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提醒你不断积极地调整这种关系。在我看来，这可能是长篇小说存在的重要理由。”对此，吴俊将《应物兄》看成“寓言之作”，“是以出世的精神写出俗世的故事而成就入世的关怀。寓言性决定了《虚物兄》的思想境界和审美趣味，说它写的是俗世的故事，它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日常，但寓言性的故事，显然并非现实，而具有了超现实的结构和走向。”从这段知人论世的批评来看，李洱通过书写俗世书写日常表达了自己的“入世的关怀”。也就是说，李洱是有着知识分子情结、家国情怀的作家，他秉持文学介入现实、文学关怀现实的立场，坚信文学在对抗全球化、实现“本土性”的价值与意义。
关于李洱的创作旨趣与追求，由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也可窥一二，“《应物兄》庞杂、繁复、渊博，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生活与知识、经验与思想、理性与抒情、严肃与欢闹相激荡的独创性小说景观，显示了力图以新的叙事语法把握浩瀚现实的探索精神。李洱对知识者精神状况的省察，体现着深切的家国情怀，最终指向对中国优秀文明传统的认同和礼敬，指向高贵真醇的君子之风。”这与钱锺书的旨趣实异。我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把“总体性想象”、“世界图景”与钱锺 书的《围城》联 系起来。有经验的读者，其实都可以看出，《应物兄》要处理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写作难度，要比《围城》复杂得多。
综上所述，尽管《应物兄》与《围城》都刻画了知识分子，尽管都“揭露了一些现象和现实中的丑闻”，尽管都表达了一定怀疑，尽管都刻画了某些人如丧家之犬无家可归，尽管二者都大量运用了幽默和反讽的修辞，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处理现实和面对文学传统的方式”也是有很大不同的。换言之，《应物兄》与《围城》有着本质区别，即《围城》是“所见的人生似乎不多”、“才胜于情”的“学人小说”，而《应物兄》是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之作。我们欣赏或研究这两部作品，实为欣赏两朵由不同的人栽培的、开放在不同时期的异质之花。
与《围城》主要写“某一类人物”的庸俗乃至不堪不同，《应物兄》中的社会与人物均是复杂、多层次、立体的，“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文学作品，讨论了情感、自我与他人的相通、共同体与‘中华性’等依次递进的现代性难题。”
来源：文学报
作者：何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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