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星：让我告诉你一个或三个秘密

 
　　让我先告诉你一个秘密，那是我前年在微信朋友圈发的一个段子：前年，我家对门搬来一对新婚夫妇，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家天天吵架，每次我都高声喊要离婚。去年，对门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女人过来敲门：你们小声点，我们孩子在睡觉。今年，我又听见敲门声，开门看见对门女人在砸自家门，我：忘带钥匙了？女人：我来看孩子，他不给开门。噢，原来他们离婚了。我家？吵声依旧，只是有点走调。每次在楼道里与对面单身帅哥擦肩而过，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朋友们看了这段子，有的说是我瞎编的，我说可以问我楼上的同事，证明是真的；有的说这个隐私，怎么可以发在朋友圈公示啊？我说我活的敞亮，就是为逗大家一乐；顾前给我打电话：你丫又不写小说，这个段子别浪费，我写小说用了。
 
　　每个人都有故事，但大多数人习惯藏着掖着，好像保守着一种秘密。故事是指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秘密是指隐蔽的不为人知的事情或事物。因此，只有鲜为人知的才是故事，只有陌生甚至是秘密的故事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正如爱•缪尔在《小说结构》中所说：“小说最简单的形式,是记载一连串每每惊人事件的故事。”
 
　　可以说每个小说家都是哓哓之口的泄密者，每个读者都是充满渴望的窥淫癖。
 
　　随着小说叙述形态的发展,它对传统的背离和反叛已是愈演愈烈。但故事依然是小说最初的形式，这里,我们所说的“故事”,不仅是“作品中叙述的、按照它们的自然顺序排列的事件”,更多的是指“对一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所谓故事,我们不难为这一原始的结构形式的形成，寻找到其美学依据。
 
　　依随韩东、杨黎欣赏的那些新生作家，孙智正、张羞的小说已远离故事的完整；赵志明小说的故事充满乡村的魔幻；曹寇、魏思孝、顾前小说的故事非常讲究。就是韩东命名的“南顾北狗”的狗子，他和顾前也不一样，狗子的小说太散文化，散淡的生活纪实，越来越不讲究故事。当然，不能说讲究故事，就是古典，杨黎最近的小说《一大一远》，同样有内在的故事线索，但早已面目全非。
 
　　一、故事的秘密性是叙述的导向
 
　　在顾前这本新小说集《一面之交》中，我在其中三篇中发现了所谓的“秘密”。

　　《一面之交》讲的是与“我”只有一面之交叫黄倩的姑娘，她在一所大学做团委工作。黄倩跟“我”的圈子里的好几个人都有牵扯，可最终谁又都没有跟他成事。“我”“不明白这个黄倩既然跟谁都不想成事，那她跟这些男人厮混干什么。”
 
　　在这个圈子里每个人对黄倩都有所谓的认知。小克：“她不谙风情”；朱俊：“她是长着一对乳房的男人”；把她引入这个圈子的刘超：“她如鸡肋”；老卜虽然曾把她约到了家，但只是“我把我自己的衣服给扒光了，而她却始终穿得严严实实地坐在那里。”
 
　　朋友要把黄倩介绍给“我”，并认定是个“不坏的主意”。隐约可以明白，大家期待着看“我”的笑话。在酒局上，“我”与黄倩并没有眉来眼去。在送她回家的路上，“我”“思忖着是否出于礼貌，该向她要个电话或者地址什么的，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我并不准备娶她，她也不是乱搞之人，何必多此一举呢”。“我”看见她目送“我”坐的车离去那个画面，使“我”“忽然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多年之后，“我”从老卜嘴里得知，黄倩从香港报纸上见一条征婚启事，就写了封应征信。谁知对方的回信不知道让谁给拆了，信中附带送黄倩的路费被拿走了不算，信还被贴到学校门口的广告栏上。“她受了刺激，精神上出了问题，住进了精神病院，一直也没有出来”。
“我想到了我自己，想到了我这么多年来过得孤独的生活，我的心里有点儿难过。”
 
　　其实，圈子里每个人对黄倩的认知都是无法证明准确，对于他们，黄倩可能就是个猜不透的迷，黄倩自我保护，如同保守的秘密。但追求完美形象的黄倩最终被自己一个“秘密”所打倒，由于一封出于虚荣的征婚信被公开，颜面丧尽。
 
　　小说正是通过这个“秘密”的解刨，让故事形成了“完美”的闭环。故事的魅力，就在于故事内在的秘密。最后，“我”的难过，不是因为她，而是自己多年来的孤独，这个深层的秘密，将是人类终极的秘密，无法解开。
 
　　说到人类终极的秘密，《在酒桌上》中的老卜在喝到半大之后，“总翻来覆去地向朋友们提出一个愚不可及的问题：你们说说什么是爱情？”
 
　　老卜后来在酒桌上不念叨“什么是爱情了”，因为他带来一位年轻的姑娘湛莹。朋友问：老婆知道吗？老卜回答：不知道，哪儿能让他知道。朋友追问：以后怎么办？一直瞒着？“老朴长叹一口气，显然朋友的话题戳到了他的痛处，我哪儿知道怎么办啊，先这么着吧。”
 
　　一天，老卜的老婆李蓉给下班的老卜做了一桌菜。她对老卜说，“跟你说个事儿，你别怪我好吗？你真的不怪我。”她对老卜承认自己在外边有了相好，并且怀孕了，但要做掉，还要和老卜过日子。“老朴当下就原谅了李蓉，如果就此打住，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那他就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丈夫，一个胸怀博大的男人，可惜他没有就此打住，他在这一刻突然心血来潮，感情冲动，把他和湛莹的事儿和盘托出了。他铸成了大错。”“你别哭了，老朴柔声地说，我原谅你了，你也听我说件事。”但没想到，老卜话音未落，李蓉怒骂：“你这肮脏的老色鬼！”随着哗啦啦一声响，李蓉把一桌子菜给掀了。
 
　　老卜以为自己说完了之后，“俩人都摆脱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的纯洁的人儿，会搂在一起痛哭流涕？等到两人哭够了，发泄完了，彼此相视一笑，替对方擦去泪水，继续在皎洁的月光下把酒言欢，顺便展望一下未来。未来无论是两人尽释前嫌，重归于好，还是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彼此都会是心怀感激的。”“人性的光辉在闪烁，世界因此而变得美好。”
 
　　在李蓉的胁迫下，老卜只好答应与“婊子”断了。老卜后来在酒桌上开始发问：“人家那个为什么就是伟大爱情？我这个就是瞎胡搞？”
 
　　本来夫妻之间都心怀鬼胎，各有秘密。然而，李蓉的坦诚，意外地换来老卜积极的回应，信息的对等，却出现了道德立场的倾斜。秘密的曝光，不是恰如其分，就如故事的展开，正好是恰到好处。
 
　　顾前的这篇小说原始素材，据说来自一位朋友的真事。就像说“编剧都不敢这样写”，生活中的故事太生动。但如此现成的故事，往往并不会为小说家减少多少创作的能力。在这篇小说中，我明显看出顾前对故事拿捏的紧张甚至急促，结尾在“祥林哥”的一个命名中结束。远不如其他创作成分更大一些的小说，在叙述与布局上，来的挥洒自如。
 
　　戴维•洛奇在《亨利•詹姆斯年，或时间即一切：小说的故事》一文中说：“写一部小说，实际上可以被形容为一个不断地解决问题、做出决定的过程。这些决定大都是对一些场景段落和句式做出取舍；这个动作或念头是否比别的更合适，这一字眼或短语是否更恰当。不过一旦写作开始进行，有一些微观的决定就控制着整个叙事，你修改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另外，也许是最重要的，便是视角的问题，它是故事如何被呈现、事实如何被接受，以及事实以怎样的风格和声音被讲述的问题。有多重可能性，你可有一个或数个视角；你可以让视角人物或人们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讲述他们的故事。”老卜如何面对自己的做贼心虚，李蓉如何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他们的立场，在小说中已经不由自主。所以，读者对小说叙述的严刑拷打或自圆其说，都是对小说家不公平的态度。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应该是顾前最用心的一篇小说。一次朋友聚会，“在我离去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据说这件事情一旦披露，足以让我的朋友朱俊、陶南和老胡名声扫地，这年头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名声扫地呢？我难以想象。”
 
　　 “我”后来应朱俊之邀，又参加了一个无聊的聚会。俩人出来后，朱俊对“我”说：“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不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的，因为一旦传出去，我们都要名声扫地。”他如此强调。他要说的秘密，也就是上次聚会后来发生的事。
 
　　其实“这个所谓的秘密，多少有点儿补偿他的过失的意思，毕竟我今天陪他来，是冲着一个美好的机会，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但他的话，还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我确实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样的事情能让我们名声扫地。你放心好了，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朱俊又说：我不能说了。但显然已吊起了“我”的胃口，“我”急于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朱俊欲擒故纵地说：“真不能再说了，我无权泄露别人的秘密。”接着话锋一转：“在如今这个世道，什么事情都讲究个交换，你先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
 
　　“我”不得不想想自己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秘密。“我”只好交代最近“搞了一个20岁不到的小情妇。”但朱俊对此不以为然：“你到底还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下了下狠心交代：“搞过同性恋。”朱俊反而说：“瞎编一个秘密，要罚两个秘密，你难道真的就不能说出一个秘密来吗？
 
　　我渴望听到一个真正像样儿的秘密。”这简直就像是逼着小说家在讲“像样儿”的故事。

　　“我”只好讲到父亲的秘密，又顺便想起了母亲的秘密。“那就是她和父亲结婚这么多年来，是否也像父亲一样感到幸福？看来这个秘密，我是无从得知了，我是不会站在临危中的母亲床头，俯身问她，你觉得这辈子过得怎么样？你快活吗？就让母亲带着他的秘密走吧，这或许是他从这个世界上能带走的唯一的东西了”。
 
　　“我”接着讲到：生活中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因而生活确实是美好的，值得我们继续活下去。“好了，我已经告诉了你一个秘密，现在轮到你了。”
 
　　我们此时似乎也被吊起了胃口，但小说戛然而止。也是，在“我”的父母展现的那些秘密面前，朱俊的那个所谓的“秘密”，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甚至有些多余了。
 
　　罗兰•巴特在《批评的语言》中指出：“批评的任务不是先预设作品中还有目前尚未被注意到的什么隐藏的、深刻的或秘密的东西，然后从作者的作品中去发现，而是要让当代的语言（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适用于作者的语言。如果有一种检验批评优劣的东西，那么，它不应该是发现作品的能力，相反，它应该是用自己的语言尽可能完整地‘包装’作品的能力。” 顾前在小说故事的叙述中故弄玄虚的笔法，就是为把我们引入他的“包装”，好像进入一条秘密的通道，而且充满诱惑。 　　二、什么样的秘密要在一波三折中展开
 
　　去年夏天，我和顾前、狗子、蓝石、亚林在崂山的海边喝酒聊天，我们谈到吴天晖写小招的小说《转换的意象》，顾前还谈到了辛格。回到北京，我把谈话整理出来，发给顾前，没想到顾前并不以为然，但又对许多话都矢口否认。我才明白狗子说顾前的酒后抑郁，表征特别。
今年初，我写了首长诗《病》，发给顾前，让他说两句，他在微信里只是一个劲说“牛逼”、“牛逼诗人写的。”叫我大失所望，我倒不是抱怨他应付我。我是惊讶作为一个小说家，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为什么这样理屈词穷。
 
　　通过顾前这两件事，我才发现他作为小说家的话语体系是那样的文本化，让我不得不敬重他在小说中所动的一切心思，在洞察他的秘密中，抢占他写作的快感和自信。
 
　　我和狗子交流过，尽管你们小说叙述特色都是不动声色，但顾前远比你讲究，特别是隐藏在小说中的布局和结构。顾前深知小说的魅力就在于故事延展的时间，欲擒故纵欲盖弥彰，就像好的礼物要有复杂的包装，也就是相声的包袱。顾前对小说结构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但这种效果，你并没有感到顾前的“用力”与“造作”，只有读完小说后，在你的回味中才有所发现。你都不知道是要赞美顾前，还是要赞美故事的本身。朱庆和说顾前的小说“无论从讲的故事，叙述的方式，结构、用词、气息，乃至小说的细致末节，都让人感到特别舒服和自然，就像你享受着最惬意的一天。”
 
　　《一面之交》中，“我”和开头介绍的一些朋友一样，并没有得手黄倩。一切都不出所料，平淡无奇，但也不应该不了了之。下面好似突兀地讲到，多年后，“我”参观一个现代艺术展，并煞有介事大段大段地对一些行为艺术品头论足。并讲到，“所谓行为艺术，重要的还不是行为本身，重要的是看待这个行为的眼光。”这些似乎有些扯远了，但这些铺陈，加速了小说结局的意外。何况“看待行为艺术的眼光”，不也正是看待黄倩的迷惑吗？
 
　　《在酒桌上》的老卜，在外面偷偷地找了一个年轻的姑娘，没想到他老婆也在外面有人了，并且有孕在身。老卜与老婆互换坦诚，意外的是老婆并不领情，与老卜翻脸。老卜一开始酒后发问“什么是爱情？”最后变成发问：“人家那个为什么就是伟大爱情？我这个就是瞎胡搞？”从一个宏大抽象的命题，最后变成一个非常现实具体的问题。生活的秘密，原来就是如此的狼狈和庸俗。
 
　　《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的结构更加复杂。一开头是“我”提前撤退的一个饭局，之后饭局留下的那些人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名声扫地”的事件，但一直没有交代，是一个所谓的秘密。后来“我”又和朱俊参加了一个文学杂志女编辑组织的饭局（怎么总是饭局？），见到几个电台的小伙子，这是一个不太愉快的饭局。退场之后，朱俊在路上要告诉“我”一个“秘密”。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个饭局，事情就是发生在 “我”走了之后。朱俊讲到他们后来转场到了一个酒吧，见到一个姑娘。讲到这，朱俊停住了。在“我”百般要求下，朱俊提出的条件也是彼此交换一个秘密。“我”挖空心思讲了一个又一个“秘密”，但似乎都不是真正像样的秘密，没有达到朱俊对“秘密”的要求。“我”最后只好搬出老爸老妈的轶事。父亲当年保守的一个秘密，就是他和母亲结婚的时候，母亲并不知道父亲已有婚史，还有两个孩子。最后，“我”指着街上一家书店对朱俊说，“我”发现那家书店门面豪华的装修其实并没有被人瞩目，因此说明“生活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朱俊到底还是没有讲出那个秘密。故事一环套一环，秘密一个个节外生枝。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叙述其实是最不抽象的层面。赫尔曼在《叙述分析手册》中指出：“叙述与表述——故事被实际讲述出来所经由的路径有关。故事在文本中是不可视的，而叙述则涉及提供给读者的具体的句子和词语。叙事主要涉及事件的感知，而叙述则主要涉及事件被语词化所经由的方式。”
 
　　读者对小说的注意力，不是在叙述的声音上，在言语上，而是在感知上，被聚焦在故事本身上。顾前闲熟而不动声色地将叙述分为多个层次：故事外的/故事内的;同故事的/异故事的；自故事的/他故事的。故事的时间属性又包括：事前的/事后的/同时的/插入的。故事的能见度又具有：隐秘的/公开的。故事的权威性的高低分为：叙述的/模仿的。
 
　　在顾前小说中，大量存在嵌入式故事。如何摆脱其生硬，令人困惑的不止是术语转换问题，有时等级的分层也难以维持。在《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中，“我”所欲求获取的秘密，反而被朱俊逼迫抖露出一个又一个自己的秘密，直至“我”的秘密穷竭，只好拿自己的父母故事应对。
 
　　这种嵌入式故事的文本，颠倒了整个原有的小说叙述等级分层，本来被认为最低层次的叙述，似乎成为最高层次的叙述，凸显出来。
 
　　这种具有矛盾形式的套层结构被卢锡安•达连巴赫描述为“可疑的复制”。小说中自身所属的那一上位序列被无情的打乱，“最深层会包含最高层”这一悖论，如何艰难存在于清晰垂直的分层体系中。就像顾前在本书前言中对小说里的“我”进行辩解和否定，让我们无法把握在小说中首先开始说话的人物（“我”），是否就自动成为了故事内的叙述者。
 
　　小说中人物的不确定性与故事发展的预知欲求，在叙述的流动中，与时间同化。正如伊格尔顿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中说：“人类存在是由历史或时间构成的。时间不是一种环境，我们在里面活动就像一个瓶子可以在一条河里运动那样：时间是人类生活本身的真正结构，我先由时间创造出来，然后我才能衡量时间。”顾前当然也顾后，他像掌握时间节奏的一位乡村牧师。 　　三、自以为是的探视女性内心世界的秘密
 
　　我在前面谈到《一面之交》的开头，几个男人对黄倩的品头论足。读到这里，作为男性读者的我，自然而然地增添了几分快感。好像我在和他们一起探讨对女性洞察的视角，如同这已是不公开的秘密。
 
　　其实，男作家自主的对女性视角，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肯定是危险的。
 
　　在《在酒桌上》中，顾前借老卜之眼不厌其烦地描述李蓉的心理：“老朴也许是天性善良，不忍看着李蓉如此痛苦，终归是一日夫妻百日恩。或者，他想起了自己的婚外情，想到她不过是犯了和自己一样的错误，不该苛求她。再或者，是今天这个月白风清，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夜晚，净化了老卜那卑微的心灵，使他陡然间变得高尚起来。不过，也不应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老卜想到，既然李蓉有个情人，而自己有个湛莹，不如夫妻就此别过，各安其位，岂不快哉。”
 
　　这充分暴露了男人价值取向的对等。女人要是如此简单，世界就“太平”了。女人是复杂的动物，阿坚说：“男人是人，女人是女。”所以，才有后面李蓉的不认账、不领情，小说没有走向预知的结果。
 
　　在《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中，穿插了一段“我”与小情人的事：“最近我那小情人跟我在一起时，老是不停地问我，如果我和我的父母亲闹翻了，住到你这儿来行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总是十分谨慎地回答，你住过来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我非常不希望你为了我跟你的父母亲闹翻。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心爱你的只有父母亲了，甚至情人的爱都不能与之相比。你以后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可是“我”的情人不知是否明白，她的反应是：“你这么说是怕我缠上你。她说的一点儿不错，但我是不会承认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这个意思。逢到这种时候，我唯一能干的事情就只有做爱了，幸亏我还有这个能耐。”
 
　　如黑格尔所言，只有在爱情中，精神能够体验对自我的消亡。就如老卜探问“什么是爱情？”；“为什么她是爱情，我是瞎胡搞？”
 
　　女人是一个无解的秘密，也是复杂的世界。小说叙述故事的历史，就是小说写作的历史，也是女人同步发展的历史。
 
　　赫尔曼在《叙述分析手册》中指出：“女人是一种极易受伤害的生物，这种易受伤害性与他的性欲望有关，两种基本的叙事发展是可能的，一类是性满意足的，它能导致女性融入社会中，另一类是烦躁不安的，它能导致灾难。”作为多数男作家的小说传统，为引诱女人，将叙述的摇摆不定将之塑形，这种矛盾的策略，屡试不爽。戴维•洛奇也说：“有些人，特别是女人，可能会说我描绘或者讽刺的是一种男性特有的学术话语模式。”因此，在这点上说，作家（男）都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