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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或空间诗学

霍俊明《朔方》2020-10-12 05:06
霍俊明:地方性知识或空间诗学
——关于地域性诗歌的可能、悖论及反思
 
        现在我们在故乡的土地——陌生的领土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无所不在就是无所在,
        谁能证明
        一个地方多于另一个地方?
        ——谢默斯·希尼
 
        所谓云南,我视其为世界的灵魂。它的天空住满神灵,让我知敬畏。
        ——雷平阳
 
        地域和空间区隔曾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视界带来了巨大影响,相应的“地域性写作”曾是一个比较显豁的文学传统。然而在米歇尔·福柯看来20世纪是一个空间的时代——如今早已经是21世纪了,而随着空间转向以及“地方性知识”的逐渐弱化,在世界性的命题面前人们不得不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到地域和空间之上。空间诗学以及地方性知识研究也随之呈现了近乎火热的场面,比如空间社会学、异质空间、空间对话、诗性地理、诗意空间、想象性地理空间、建筑的空间伦理、光滑空间、条纹空间、多孔空间、第三空间等等。
 
        一
        此次《朔方》杂志推出“2020年代地域性诗歌专号”,将我们的视野从碎片化的生存现场拉回到诗歌与地域性的互动关系上来。尤其是2010年以来的十年又恰好是“地域性”或“地方性知识”发生了巨大变动的时段,这对诗人的世界观、诗歌写作观念以及整个诗歌生态都带来了不无深刻的影响。
 
        苏轼当年对杜甫远走成都时就诗人和空间的写作关系发出如此慨叹,“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引自朱弁《风月堂诗话》)然而时过境迁,对于“地域性诗歌”以及地域与诗人之间关系我持有的越来越多的却是疑虑,而“地域书写”作为重要的评价尺度却在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是有人对地域投注了过多的热情,甚至会言之凿凿地指认地域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在“区域文化”“地方主义”的强势口号之下产生了偏狭化和道德化的趋势。由此,我们看到的是地域性诗歌的新一轮的信任危机,这一危机的形成既与诗人对地域的浅层描摹和观光化景观的炫耀有关,又与21世纪以来现代性和城市化整体情势下地方性知识所遭遇的挑战有关。质言之,无论是具体的空间乃至更为阔大甚至抽象化的地域已经发生了质变,而这必然深层地影响到同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视域以及世界观。
 
        地域性以及我们使用的越来越频繁的地方性知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变动空间,更为准确地说并不只是空间而是时空体结构,它与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以及毛细血管发生着极其复杂的渗透关系。然而,随着“景观社会”的猝然降临,在由速度、城市和后工业构成的强大现代性法则面前,曾经近乎静止的整体化的地域和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地点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甚至在一夜之间发生了断裂。与此相应,地域性的文化功能以及诗人与地域的关系已然与传统诗学迥然有别,地域也不再是一个万能的精神乌托邦,而是真真切切地让作为“人类记忆者”诗人处于不断的怀疑、自我否定的矛盾情境之中。
 
        那么,地域性诗歌在今天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情形或命运呢?
 
        二
        对于很多人而言地域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要想写出真正有效而重要的“地域之书”并非是简单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诗内诗外下常年的苦功夫,从小处、细微处以及熟悉之处寻找属于自我、现实、中国以及世界的“地方之书”。

        我们甚至可以说地域和空间就是一个诗人世界观的体现,也是一个人的现实感、生存境遇和精神意志的折射,“我有过赴死的经历/在坡头镇德隆村,喝醉了/赤身跳进赤水河/峡谷展开两岸的绝壁/波涛擂鼓,流水送行/人们在岸上挽留我/一魂入川,一魂归黔/还有一魂,留于滇/这三省交界处/三魂归一,我又活了过来/比此前更加孤独了”(王单单:《镇雄诗篇》)。而王单单这首写于2018年的《镇雄诗篇》与他以前所写到的关于“镇雄”的诗又有很大的差异,甚至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正反映出一个写作者与环境和地域之间相互刺激、拉伸、消长以及调整的复杂过程:
 
        “十年前某个深夜,我在镇雄县安尔村一间D级危房里,吃着泡面听着汪峰,在青春的血涌和强烈节奏感的催动下,一气呵成写就《晚安,镇雄》,我只想表达个人经验,但诗歌无意外露的锋芒对当时的镇雄社会图景、生活风貌甚至是人们的精神现状都作出了强烈批判。后来此诗的影响超出诗歌圈,被无数镇雄人转到百度贴吧或QQ空间里并创下了令人吃惊的传阅度。我想,那么多镇雄人喜欢这首诗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批判气质正好宣泄了人们内心深处蓄积已久的愤懑与不满。如今十年过去了,镇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城市建设、交通卫生,还是人们的精神品质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以致我后来调离镇雄时竟然心生悔意,并心甘情愿为她写下这组《镇雄诗篇》。”
 
        有一段时间中国诗坛非常强调所谓的地方主义和地域性写作,沈苇对此问题的回应则是:“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西东碎语》)
 
        那么,我们真正了解地域吗?
 
        在很大程度上地域还可以被置换为地理、地缘、地方、区域、空间,甚至在更多的诗人那里“地域”还等同于精神或诗性层面的故乡、异乡、乡愁。这也许是你熟悉的或陌生的地方,你到过的或者从未去过的地方,实有的地方或虚构的地方,是离你最近的日常空间或者是已经被如此烂俗化的“远方”……作为一个亲历者、旁观者以及描述者或想象者,诗人们面对和呈现出来的空间或地域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是有生命力的还是一个个呆滞的复制品?你在一个个空间面前是一个基本合格的现象学的还原者吗?
 
        空间是时间的运动化、历史化的过程,超然于具体的时空之外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到诗人与空间、地方性知识以及地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空间视野给诗人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这一影响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无论一个诗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还是疏离,我们衡量的尺度仍然是写作的有效性和活力。
   
        空间区隔和地域不是符号和元素,也不是仍然被津津乐道的传统和文化遗留,空间在诗人这里只能在成为特殊的精神共时体之后才能获得生命力。
 
        这使我想到了一些云南诗人,尤其是雷平阳从2000年开始一直行走在云南的六大茶山,他是田野考察者和一定程度的民俗学家,同时更像是行脚僧。对云南茶山的考察实际上涉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以及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地缘政治学。在寻访山林、古寨的过程中雷平阳始终怀有的是终将丧失的忧虑和悖论,因为人类的童年期早已结束,原乡已经成为废墟,而德里克·沃尔科特早就发现了这一世界性现实:“一切终将消失,古风犹存的山谷终将凋零,艺术家将沦为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但在这之前,仍有些值得珍惜的地方,有些并未与时俱进的山坳,生活周而复始,不为世事变迁所侵扰。它们不是寄托乡愁的所在,而是人迹罕至的圣地,寻常而纯朴,就像那里的阳光。平庸威胁着这些地方,正如推土机威胁着海岬,勘测线威胁着榄仁树,枯萎病威胁着山月桂。”(《安的列斯:史诗记忆之碎片》)

        这些地域、场景、区隔和空间构成了诗人写作的起点或支点,在曾经的记忆尚未坍塌的时刻这些空间成了最后的避难之地和容身之所。这里的每一个地点和空间都不再是平面化的地图标记,而是对应了严峻时刻的精神记忆和见证者的喊魂。
 
        雷平阳这个田野考察者和怀旧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无比广阔的云南空间,这一空间既是当下的又是过去时的,是新与旧掺杂在一起的复合景观,更是本雅明所说的“充满了现在时间的过去”。在地域的墓碑上有人已经錾刻下这些名字:哀牢山、基诺山、乌蒙山、南糯山、布朗山、狮子山、易武山、奠边府、佤山、司岗里,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牛栏江、他郎江、小黑江、红河、昭鲁大河、滇池、翠湖、洱海……那一时刻,我们不只是与雷平阳的故乡相遇,而是与自己的故乡重逢,那是我们极其熟悉的贫穷而衰败的味道,是温暖而又朽坏的声响,是痛苦和记忆交织的废墟,“我对自己实施了犁庭扫穴式的思想革命/不向暴力索取诗意,不以立场/诱骗众生而内心存满私欲/日落怒江,浩浩荡荡的哀牢山之上/晚风很疾,把松树吹成旗帜/一点也不体恤我这露宿于/天地之间的孤魂野鬼 / 我与诗歌没什么关联了,风骨耗尽/气血两虚,不如松手/且听遍野哀鸿把自己的心肝叫碎/——当然,它们的诉求里/存着一份对我的怨恨/——我的嗓子破了,不能和它们一起/从生下来的那天便开始哀鸣,哀鸣到死”(雷平阳《过哀牢山,听哀鸿鸣》)。
 
        三
        实际上雷平阳代表了当下非常普遍的诗人命运和写作现象,即一个诗人总是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复杂的生存空间发生着互动。然而,围绕着以雷平阳为代表的散文和诗歌写作,多年来阅读者和评价者会不断兴冲冲地贴上标签,反复强化那几个关键词——地方性、地域文化、故乡经验、现代性批判等等。雷平阳由此被框定和局限于一个“云南作家”和“地方诗人”,雷平阳本人对此非常不认可,“2006年,《雷平阳诗选》出版后,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批评界有一种声音,不由申辩地将我的写作定格为‘草根性写作’和‘地域性写作’,其理论旨趣生成于诗歌生态之上的地理学,并将‘题材’有意无意地放大成了一项重要的诗歌美学指标,开始的时候我对此一方面保持了沉默,另一方面则充满了警惕。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书写的小传统中,‘地方性’屡屡被认定为‘局限性’,它并不是道拉多雷斯大街之于佩索阿,也不是马孔多小镇之于马尔克斯,一个写作者一旦被认定为‘地方性’的,似乎永远就不能成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地域性’抑或‘地方性’,它纯粹就意味着不入流,是所谓的外省写作。当然,我的警惕倒不是担心自己被当成了‘地方性’的,就成不了‘世界性’的,而是这种命名方式并未建立在现代性书写与现代美学之上,且保持了令人惊恐的文化观和世界观”(雷平阳《我诗歌的三个侧面》)。
 
        著名批评家陈超先生早就注意到诗人与地域之间特殊关系,尤其是对感伤化的乡土写作提出了有力提醒:“一般地说,诗歌整体语境构筑于回溯或追忆之上,诗人往往会以失落、怅惘的情致贯穿经络,这几乎是相沿不替的种族诗歌审美性格。长期以来,众多乡土诗人铸形宿模,延续了这路‘感伤乡土诗’的语境。众口一声的挽歌合唱,天长日久会渐渐损坏我们的听力。”(陈超《“融汇”的诗学和特殊的“记忆”》)
 
        多年来,我一直记着雷平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声不吭地生活在昭通,像活在岩层里。”尤为可贵的是雷平阳的诗歌文本中的“云南空间”已经超越了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存在指向。这一特殊的生命化、精神化空间因为具有了超越地域性的普遍人性、现场感和生命诗学的意义。他的诗歌来自于乡土却又超越了乡土,生发于云南又予以了提升和变形。这对于众多粘滞于乡愁经验的诗人们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雷平阳诗歌里的“云南”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地理风貌的代名词,而是成为精神重组后的个体乌托邦意义上的灵魂空间,“当区域文明被全球化逼到天空的外面,所谓云南,我视其为世界的灵魂。它的天空住满神灵,让我知敬畏”(雷平阳《希望纸上有片旷野》)。
 
        四
        地域曾经一度是人类童年期的代名词。个体的童年期与人类的童年期几乎一样,它们都意味着古老的原初的秩序,意味着时间和空间的伦理从未改变。与此同时,童年期还意味着生活习惯、精神原型以及存在景观亘古如此,意味着原初母体的物性、神性以及文化教养。
 
        当地域具体化为一个个诗人的故乡和出生地,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整体弱化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空间、地域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该如何处理?
 
        残山剩水注定了此时代诗人并不轻松的写作命运。
 
        “不在禄劝县城/不在武定县城/他们散落在荒郊/好像怕錾子,錾出生年/惊醒人们的梦/錾出卒年,又把人们催眠/一路走,一路传来/电锯、磨轮的刺耳之声/山体炸出的巨石/被分割成一块块石碑/最终,又安插在我们化为泥土的墓前/手握方向盘,我没有/过多偏头看。錾碑人叮叮当当/一路凿在我骨头上/后视镜里,扬起漫天白灰/禄劝到了,或武定到了/两个县城,相距仅仅七公里/錾碑人,烈日下心无旁骛/成堆杂乱摆放的石面,等着落字”(铁柔《禄武公路沿线的錾碑人》)。
 
        诗人近乎身不由己地关注着现代性语境下的“地域消亡学”。如果这一精神起源和记忆中心遭受到了挑战,那么也必将产生反本质的言说方式,遗忘和废墟将取代记忆和共同体。而作为语言和记忆的操守者,诗人不得不时刻返观断崖时代的空间伦理和地域景观,也在用语言和想象重建一种秩序和空间。
 
        随着“新迁徙时代”的到来以及人口在空间的频繁流动,空间和地域的原生文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携带着异质文化混合和共生的特征。此境遇还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和“异乡人”,“异乡人!行走在两种身份之间/他乡的隐形人和故乡的陌生人//景物、面影,涌入眼帘/多么心爱的大地和寥廓”(沈苇:《异乡人》)。那么,诗人如何能够再次走回记忆中的过去时的故地、出生地?这是可能的吗?而对于很多重新回到故乡的作家而言,面对着与童年期的故乡相去甚远的景观其感受并不相同,但大多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半个多世纪之后,我重返我的出生地和维尔诺,这就像一个圆圈最终画成。我能够领会这种好运,是它使我与我的过去重逢,这太难得了。这一经验强大、复杂,而要表述它则超出了我的语言能力。沉浸在情感的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述方式,即,我开始为各种人物素描与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米沃什词典》)。张曙光则日益感受到城市时间对乡土时间的挤压或者碾平,“我在这座城市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在县城的时间,但我仍然有一种客居的感觉。我对它的感情也日益变得复杂起来。不单单是喜爱,更多的是追怀怅惘,也略微带有一点愤怒。很多美好的东西都已随着岁月逝去,而我们将会给后世留下些什么呢?在赞叹和追怀中难道这一切不值得我们去深入思索吗”(《一个人和他的城市》)?
 
        五
        湖南的90后诗人玉珍曾经在微信里给我发过她湖南乡下院子的照片,我看见有几只土鸡出现在了画面里。由这个寂静的院子出发,我看到了那些树木、土地、大山……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背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出生地甚至乡愁就在写作者那里获得了优先权甚至道德优势。我们在新世纪以来遇到的这种类型的诗歌却如滚滚落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而且更多的是廉价的道德判断与伦理化表达。
 
        在故乡和现代性乡愁面前,诗人应该将外在现实内化为现实感和精神现实,而非惯性的社会学理论学的阅读和指认。即使是同一个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和面貌却具有差异。空间和地理都是实践化的结果,是人与环境、现实相互影响和彼此怀疑、辩驳、确认和修正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感知、经验化、想象化和修辞化的,甚至在特殊的时代伦理的影响下写作和空间的关系同样规避不了伦理化的冲动。
 
        诗歌对应于生活、现实乃至时代的途径不是一种而是多种,而最终在诗歌语言中完成的现实、现实感以及时代,更是明显区别于日常状态的现实与时代。地方和空间以及地域既具有自然属性又有生命意义,关乎当下和历史,甚至指向未来。它们既是地域的又是超地域的。质言之,地域已经不是自然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的“空间符号”,而是上升为一种精神性的场域,成为个人精神史的流放地或纸上旷野,“边远地方并非世界终结的地方——它们正是世界展开的地方”(布罗茨基)。正像当年耿占春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和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这个地方的秩序、传统和伦理约束,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自我的地理学》)。
 
        正是认识到个人生活和写作与地方空间的悖论式关系,从江南来到西部的沈苇在写作的实践中才会最终发出拒绝的声音,“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沙漠,一个感悟》)。

        那些具体到诗歌以及现实中的显性或隐性的地方传统会对个人写作才能产生挑战,甚至个人才能即使携带“考古队员式的目光”,也很容易被这一传统的巨洞吸附进去。这也必然是文化现实、经验现实和修辞化的想象现实的互相抵牾。沈苇也有过这样的写作焦虑,比如深受地方传统影响的《占卜书》(仿突厥文)《谎歌》(仿哈萨克歌谣)以及“新柔巴依”“雪的柔巴依”“格则勒”等个人化仿写。这些文本由一行体箴言、二行体、颂文、类经文、谣曲和文人化的民歌体构成。关于地域性写作可能带来的危险,80后诗人王单单有着深彻的自省和检视,“我的写作状态也从之前的‘阵地’式更换为‘游击’式写作,云南背景下的地域性特征不自觉地有所弱化,诗意的发生也从对自然物景或者个体经验的直接汲取向人性深处的开掘转移”(《让“诗”立起来,让除此之外的一切垮掉》)。
 
        然而,在很多写作者那里成立的地域文化和地貌景观所带来的新奇和神秘已经更多地成了某种流行的被展览的符号,成了惯性的机械生产,成了被驯服的风景。质言之,被风情化和风景化的地方空间(风物、风俗)甚至地方性知识已经与真实的丰富褶皱相去甚远,更多时候成为寄生于地域上的“奇观”。而我们所关注的诗歌中的景观、事件、生活、现实甚至个人体验也往往成了某种炫耀的浮泛之物,经过概念化和仪式化后其本质和细节被抽空、清洗或者是抹平过了。这是一种快餐化的文字消费。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和精神生活中予以回应。而不幸的是很多诗人在回应这一情势的时候成了社会伦理和道德化的替代品,而在诗意和诗艺上未有更多的发现。
 
        焦虑感已经成为当代诗人写作中不由自主的一个中心,当然不幸的是这在很多诗人那里带有着实用主义的便利和由此带来的伦理化的泛滥。也就是说这种碰撞、焦虑、乡愁、挽歌不仅成了主导性的写作资源而且还沦为了排他性的写作权利。
 
        六
        对于诗人来说,地方、空间、地理、地域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也是想象和修辞的过程。只有如此,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空间才能够被充实起来变得有血有肉,“这些空间标着所有的界线,标着光照和风的情况,标有经纬度,标有各个天体的位置,它们被当作人人共享而又不属于任何人的永远和谐的图像,是属于那些能够想象出的事件的图像”(彼得·汉德克《缓慢的归乡》)。
 
        我们需要的是寓言之诗和精神事件式的诗,而这抵达的正是语言和情感甚至智性的深层真实。正是得力于这种变形能力和寓言效果,诗人才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得以在词语中现身。我们可以看看娜夜的《望天》:“望天/突然感到仰望点什么的美好//仰望一朵云也是好的 在古代/云是农业的大事/在今天的甘肃省定西县以北/仍然是无数个村庄/吃饭的事//而一道闪电 一条彩虹/我在乎它们政治之外的本义//看啊那只鸟/多么快/它摆脱悲伤的时间也一定不像人那么长/也不像某段历史那么长//它侧过了风雨/在辽阔的夕光里//而那复杂的风云天象/让我在仰望时祈祷:/一个时代的到来会纠正上一个时代的错误”。在这首诗中同时出现了农业景观、自然景观、现实景观和历史景观,是诗人的精神视界把这些单独的不连贯的碎片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和共时性结构——它们彼此激活。
 
        在地域的自然风景和时代景观面前诗人首先是一个凝视者,而凝视状态在一个加速度的交通网和城市化时代面前变得愈益艰难,茫然、错乱和倏忽的眼神正在取代以往作家们凝视的眼睛。说到时代层面的空间经验和地域认知,我们会发现很多诗人的诗歌据此携带了超大能量的乡愁和伦理,很多诗人似乎刚从城市建筑中满脸忧悒地走出来。
 
        客观、物化和中性意义上的自然风物和时代景观只有经过诗人的重组、过滤、变形才能具备精神品质。这提醒同时代的写作者们,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一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角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人的深度意象,从而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人们的精神面影。
 
        时代变了,诗人和考古学家们遥远的目光已经被匆促的现代性世界景观所终止,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焦虑、忧郁是出于对人类心灵史和地方性知识的维护与拯救,但是这一维护和拯救显然是徒劳无功的,甚至会进一步增加记忆中的苦痛、尴尬和阵痛的成分。
 
        人类的命运如此相似,随着钢铁机器强硬法则的崛起,曾经的土地和记忆正在涣散,“就算是美洲的高速公路,那些似乎没有终点的慢车,它们洗劫而过的区域也呈现这种特性”(伊夫·博纳富瓦《隐匿的国度》)。这种空间和地域的现代性代价几乎无处不在,请看“斗南在滇池东侧,是昆明的东郊。滇池一派大水,拥着一座昆明城。今天下午,乘缆车上西山,半空中风吹车厢,摇摇欲坠,低头看,滇池就在脚下,忍不住说:要是跳下去能不能游到岸边?同行的昆明人忙劝:还是别跳吧,水脏”(李敬泽《两封信,自昆明》)。
 
        这使我们想到更早时刻罗兰·巴特所描述的“埃菲尔铁塔”式的现代钢铁社会和资本化时代的寓言,“钢铁的神祇为罗马的火神,其生产地则为车间: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可运作的材料。这种材料在象征的意义上,与人对自然的一种粗暴而趾高气扬的支配观念相联系。铁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晚近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七
        时至今日,人类旅行时的速度远远超过我们祖先的想象,一个个想象中的空间和地域已经如此便宜地成为现实之物。快速移动的技术,从汽车到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让人类可以从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边缘地区。
 
        工具和空间成为达到移动、输送、疏解功能的重要手段,“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光是速度本身就让人难以留意那些飞逝而过的景致。配合着速度,驾驶汽车,颇耗费心神,轻踩着油门与踩刹车,眼光还要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来回扫视”(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这让我想到了2013年张执浩的一首诗《平原夜色》。这是移动的景观时代的一个疑问重重的寓言,诗人目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恍惚、最不真切又最不应该被抛弃、被忽视的部分:“平原上有四条路:动车,高速,国道和省道/我们从动车上下来,换车在高速路上疾驶/平原上有三盏灯:太阳,月亮和日光灯/我们从阳光里来到了月光下/日光灯在更远的地方照看它的主人/平原辽阔,从看见到看清,为了定焦/我们不得不一再放慢速度/左边有一堆柴火,走近看发现是一堆自焚的秸秆/右边花枝招展,放鞭炮的人又蹦又跳/细看却是一场葬礼到了高潮/平原上有一个夜晚正缓缓将手掌合拢/形成一个越握越紧的拳头”。这在张执浩写于2017年的另一首诗《平原上的瓜棚》中也再次得到了印证,“不断提速的路上能够看清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
 
        确实值得注意的是在诗歌文本中出现最多的是与现代性景观直接对应的高速公路,显然诗人们试图一次次给加速度的景观踩下刹车,“望着山谷间悬空的高速公路,沉重的叹了声气/无力再想更多,权当那目光坚毅的孩子是一个/玻璃钢孩子。但他比玻璃钢柔软、亲切/配得上你给他的爱,值得你一脸紧张/在岔路上,尽快地把爱活出来/车窗外,一列反向疾驰的火车正穿过/甘蔗田,和你一样。空气甜丝丝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气息,就像玻璃钢孩子在你熟睡时/将一颗棒棒糖轻轻地放在了你的嘴唇上”(雷平阳《玻璃钢孩子》)。这条高速公路与过去时的空间和时间背道而驰,这是一条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公路,而诗人只能借助于超验和幻象来完成减速或者僭越的心路历程。这个世界的距离感、陌生感、陡峭度和未知性已经空前消失了,交通网络以及现代景观在铺展和矗立起来的时候,其代价是人类童年期的土地、故地和根性的铲除。
 
        这个时代的人们更多只是看到了各种道路以及道路两旁设定好的风景,而普遍忽视了拆除、填补、夷平和碾压的过程,忽视了这一过程之中那些付出了代价的人和物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高速公路以及迅疾的现代化工具(飞机、高铁、汽车)和碎片分割的现代时间景观使得诗人的即时性体验、观察和停留的时间长度以及体验方式都发生了震惊般的变化。在稳定的心理结构以及封闭的时空观念被打破之后,随之而来的感受则是暧昧的、陌生的、撕裂的。这也导致了被快速过山车弄得失去了重心般的眩晕、恍惚、迷离、动荡、无助、不适以及呕吐。这正是现代性的眩晕时刻。而我们放开视野就会发现,于坚、王家新、欧阳江河、雷平阳、孙文波、翟永明、潘洗尘、汤养宗、张执浩、胡弦、沈浩波、朵渔、哨兵、江非、邰筐、郑小琼、谢湘南、刘年、王单单、张二棍等同时代诗人都将视线投注在高速公路的工具理性和速度景观之中。
 
        那高速公路上出现的兔子、野猪、刺猬、蜗牛、鸽子都被碾压得粉身碎骨或者仓皇而逃。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如此而成为一个封闭的乡土社会的守旧者和怀念者,也不能由此只是成为一个新时代景观的批判者和道学家。但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情感和经验几乎同时出现在此时代的诗人身上,而最为恰当的就是对这些对立或差异性的情感经验予以综合打量和容留的对话,“鸽子们放弃了飞翔/大摇大摆地,走在高速公路上/翅膀作为一种装饰/挂在死神的肩上。正好有/车辆快速驶过,像另一种飞翔/像刚从死神身上,摘下了/那对翅膀”(王单单《高速路上的鸽子》)。
 
        八
        由当下地域性诗歌的可能、悖论以及局限,我一直想到当年一个诗人在田纳西州的山顶所放置的那一个语言的坛子,这就是语言和意志的可能性与最高精神秩序。坛子是一个日常景观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物什,但是作为语言世界中的意象却在一瞬间就成为周边事物的中心和顶点。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诗人的精神照彻与语言光芒。诗歌是经验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甚至超验的,日常的神秘似乎就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灰色的没有花纹的坛子上——它安静坚实却又容留了无边无际的风声和喧嚣。
 
        我想强调的是在空间乃至地域面前,真正的诗人应该具备“哈扎尔辞典”那样的捕梦者般的语言宗教感和深度的百科全书式的词条意识,具备将客观之物灵魂化的能力。真正的地域化文本应该具有“坛城”般的象征能力,即在微观和细碎中返观整体性的世界,在一个定点和限制那里生发延伸的触须并进而返观内视精神化的自我。这最终生成的应该就是主体化的启示录式的“风景”。这让我想到的是哈斯凯尔的那本《看不见的森林》,在一平方米大的局促空间却重新发现了一个具体幽微而足以照彻内心的世界。
 
来源:《朔方》
作者:霍俊明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011/c404033-318872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