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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文人曾给香港文学带来新景象
一般追溯香港当代文学的源头，大多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南下文人、作家来到香港后从事文学创作开始。南下文人、作家一批是1923年到1937年，一批是四十年代末。这些南下文人、作家，有的描写香港位处南方“蛮”的一面，抒发对香港被割让的情感，但也有不少开始思考香港本土文化的价值，并留守香港，为香港带来新的文化景象。
“南下文人、作家中，他们或客居香港，如张爱玲，或定居香港，如许地山，或路过香港，如鲁迅。这些作家与香港发生最密切联系的时期就是抗战爆发后。张爱玲在这个时期写了《天才梦》，萧红在这里写了《呼兰河传》，戴望舒又写了一系列诗歌，茅盾跟香港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此创作了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和《腐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作家小思向记者介绍。她著有《香港文学散步》，专门研究香港文学史、香港文化史。
南下文人对香港文学影响深远，比如当时出现的《文艺新潮》、《人人文学》等期刊，除引进西方文艺消息外，也为作家提供发布作品的渠道，推动文学发展；同时一批人进入大学从事文学教学、研究工作，如于香港大学的许地山，这些人推动了香港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当然，最重要的是刘以鬯、张爱玲等人写出了一系列优秀作品，让香港文学因为有了领军人物而不至于籍籍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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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
存在断裂
在内地文学研究者视野里，一般都认为金庸、倪匡是香港文学的代表。但在香港作家里，这样的观点有点先入为主。
“香港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谈到香港文学，董启章喜欢强调这个观点，早在1920年代，香港文学就出现了，当时作品写得比较简单，主要受到上海文学的影响。他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比如刘以鬯老师的《酒徒》、《对倒》。其实香港文学在报纸副刊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香港文学的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的文章，但是刘以鬯等人在主编副刊的过程里，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提携一些年轻的纯文学作家。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快报》，西西的《我城》最早都是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我认为，香港文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断裂。香港文学从来没有很强的传统，尽管作家和作品都存在，但是因为没有学者研究整理，而未能变成传统。包括现在香港的年轻作家，也不太知道30年前的香港文学了。”
董启章的这一说法，也呼应了被称为“香港文化遗老”、今年1月6日去世的也斯一个“怪论”。去年，在香港书展上，也斯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香港文学的不兴旺，原因在于媒体。他说，影响香港文学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1995年之后报纸通过减价占有市场，文学失去了很多阵地。在此之前，《星岛日报》有个青年文艺的副刊，不同青年人在那里发表作品，完成文学事业第一步，只问文学不问出处。而现在香港年轻作家的最大困境是，年轻作家出名很容易，但出名之后很难。他们没有了自发的文学空间，没有人际关系维系一个大的文学社群，“香港没有发表阵地，很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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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有自己的特色
香港文学为何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追根溯源，跟香港的历史背景有关。相比起台湾文学等受到政治的影响较大，香港文学较自由及开放，这与殖民地时期英国对管治香港的不确定性有明显的关系。基于这种不确定性，早期香港政府并没有为香港订立长远的文化政策，而放任的态度使香港文学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
边缘或者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特点、一无是处。也斯曾说：在我看来，香港文学走着她自己的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五六十年前，香港文学在翻译这方面是走得很靠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翻译了加缪的《局外人》。到了现在，翻译弱了，但都市文学——也就是写现代人的感情——写得很深，走得很靠前，并且与电影、戏剧结合得很密切，焕发着不一样的朝气。
“香港文学主要是城市的文学，写香港的人和事物，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来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人群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香港文学除了非常本土，也有这个普遍性的层面，如果写得好，也就是世界的文学，不单是地区的文学。”董启章提到，“韩丽珠就写得非常好，还有谢晓虹，潘国灵。这几年香港还拥有了一份纯文学杂志《字花》，已经办了几年了，30岁的一批年轻人办得很不错。”
对于香港文学的未来，今年香港书展年度作家陈冠中说了这么一个观点：香港专业作家生活艰难，亦舒是最后一位，后来人只能业余创作，这影响了香港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成长需要很多客观条件，带有一定偶然性，也许很多年也没有一个大作家，也许一下出好几个。也许，关键还是我们还没出现那样的天才吧，真是天才出现了，什么也拦不住。所以，还是要看作家自己。
谈起香港文学，一般人能想起的大多限于金庸、倪匡以及李碧华等偏商业文学的作家。对于这一成见，香港著名作家董启章谈到，其实香港也有纯文学作家，比如刘以鬯和西西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