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表达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与死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层面和世道人心的担当。
这是一部跨文体写作的作品，通过对10多个乡村自杀者的寻访，记录了他们走向绝路的心理历程。作家的采访记叙完整真切，过程一波三折，然而，故事情节却又有相当文学性的描绘，对人物、事件讲述得绘声绘色，形成了十分强烈的文学效果，有着相当的思想和内涵的冲击力。从叙述内容看，纪实是其核心，真实是其灵魂，而文学的剪裁和精心的组合，形成了富有张力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内涵。
更重要的是，《生死十日谈》并不是专门写死亡，写走向绝路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有对生的期待、对生者的抚慰、对如何有尊严地活着的文学表达。“十日谈”选取了世界文学中熟悉的名字，不独是为了时间段的划分，也是因为这个600多年前讲述爱与生命的文学名著，对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里的当今人生也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借鉴。何谓生与死，如何善待生命，成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芸芸众生者应当正视的。生死者，关乎社会人生，精神心理疾患，成为障碍社会人生的生命源动力；生命如何发展，生活的风帆如何顺势而发，这些最为简单的人生课题，却被更多的人们习焉不察，也被社会所忽略。有良知的文学，有良知的作家，不应当忽视这样一个大题目。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惠芬接触了自杀者事件，于是，她与几位研究此专题的学者、学生同行，以各种方式获取众多的第一手资料，以文学的名义记录下10多位活生生的生命走向绝路的过程以及他们身边的人们的反应。这些生命的自戕自虐，令人扼腕——如因为“一泡屎”而断送婆媳两个生命，“回乡A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开煤气自杀的大学生耿小云，等等。她们多是女性，生命灿如夏花，却走了极端，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为情，有的因为穷，也有的因为愚昧、软弱。作家写她们，是期图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让他们的生命即使消失，也得到应有的尊重，为那些心理疾患者也为社会敲响警钟。
孙惠芬的理想是关注时下乡村中最为底层的弱势者们，从他们非正常的死亡中找到病象的根源，比如，穷困、愚昧，比如偏执的个性、社会的隔膜、旧有的习俗等等。同时，作者更想表达对于他们个体生命应当有的尊重和理解，在现代化的历程中，每一个生命都应当有尊严地活下去。所以，孙慧芬在作品中多次写道，即便是发展了的乡村，人们认了宿命、信了天命，但他们作为当事人应当有自己的尊严。比如，51岁的刘国胜的故事，尽显人心的悲凉，却在无奈与无助中求洒脱。较之男人们，那些乡村中的女性虽历经生命的摧残，却也有坚毅的人生向往。作家从众多的生命个体出发，书写她们的人生境遇、心理境况，她们“坚定，坚硬，虽偶尔从言语中流露出内心深处的苦楚，灵魂中的纠结，但你绝不要指望她们会向自己的内心低头”。从而为那些女性的负重、忍隐、坚强进行呼号。
孙惠芬是有悲悯情怀的作家，《生死十日谈》有着复杂的人文情感，一方面，面对死亡的生命，寻访和研究自杀者的行为动机，找寻社会的人文病因；另一方面，让逝者的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让这个社会对于任何一个生命的消失，都应当有着宽容与理解，同时，也厘清产生这些特殊现象的社会原因。由于作家对于这块土地(辽东乡村)的熟悉，她在作品中，每有对于乡村生活的描绘，则多与自己的体验与感知相联系，对于当下变化的和不变的乡村内容的认知，又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关联。此外，对于人生的活法、生存的状态、社会的办事效率、职业者的特权意识等诸多社会肌体中的不良现象，作者也常常做出精致而理性的点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纪实的非虚构，有着担当与真实、直截的品格，也是其文体之长。
今天，许多的精神疾患者需要医治，或许，文学的治疗可以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慰藉、得到绽放——这也许就是《生死十日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