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在湖北文坛有“小地方的高人”之誉。虽然长期蛰居安陆，但他的艺术视野却极为开阔，一点也没有一般所谓小地方人的狭隘。曹军庆自称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对当前中国社会外在现实和内在人性的观照是十分犀利透辟的，他敢于直面我们时代的现实悲哀和心灵隐痛，这就为他的小说奠定了沉郁的底色。但是他一直以来又迷恋打破叙事成规的先锋小说，这使得他不满足于镜面书写现实生活，而是潇洒地游走于先锋叙事与现实主义叙事之间。
曹军庆每年的创作量并不大，他属于那种很能沉得住气地经营叙事艺术的小说家。去年他的短篇《有房子的女人》和中篇《精神》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纷纷转载，这不仅止于表面上的热闹，我以为其中正隐含了曹军庆以先锋姿态书写现实人心的叙事艺术日渐成熟的趋势。不管国内外学界对先锋一词如何聚讼纷纭，就我对当代中国先锋小说文本的阅读体验而言，所谓先锋不外乎解构，或者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内容”，如现实、理想、精神、人性、自由之类的宏大范畴，或者进一步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形式”，即颠覆传统意义上以营造文学“真实”为核心的叙事规范体系。前一种解构直通现代主义叙事，后一种解构走向后现代主义叙事；前者沉郁荒诞，后者嬉戏不羁。实际上二者时常相容相交，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先锋小说中并行不悖。但当年的先锋小说往往固执于超越现实的高蹈姿态，热衷于淡化社会现实背景，习惯于剥离历史文化氛围，最终流于叙述的抽象化和概念化，于是割断了文学与人间的血缘，沦为精致的塑料花朵。从曹军庆最近两年的小说创作来看，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叙事艺术融合愈益圆熟。一方面，他的小说继续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努力挖掘城乡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的心灵，尤其是挖掘他们非常态的内心生活；另一方面，他的小说又决不重蹈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窠臼，而是精心地汲取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解构叙事技法的营养，把解构叙事与现实叙事相化合，实现两种叙事形态的互渗与共荣。
《有房子的女人》是曹军庆去年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这是一篇巧妙地运用现实主义笔法来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佳构。谢静怡居然敢在相亲对象付海全面前坦承自己真实的“二奶”身份，她还毫不掩饰对那位曾经包养过自己的陈局的爱恋，讲述着自己与陈局之间的灰色故事。然而，虚构正隐藏在谢静怡真实的讲述之中，故事的结局说明单身母亲谢静怡身边的那个孩子，那个被她反复强调是其与陈局之间爱情结晶的孩子，那个在小说中真实得无可置疑的孩子，最终被证明是谢静怡花钱抱养的孩子。而谢静怡之所以如此编织谎言或虚构真实，其隐衷正在于她内心对陈局的旧情不断，她宁愿活在虚构的真实或真实的虚构中。现实中的孩子不过是谢静怡内心中真实情感的替代品。谢静怡正是通过隐藏“亲子”的养子身份来填充自己的心理虚空，因此她必须虚构，必须通过编织真实的谎言来确证自己的存在。不仅如此，小说中作为谢静怡配角的付海全同样也生活在虚构的真实或真实的虚构中，二人如影随形。付海全毫不掩饰自己对有房子的“二奶”谢静怡的垂青，他的言行和目标可谓赤裸裸，这当然是一种可怕的真实，而一旦谢静怡卷入官司，他那装饰出来的真实立刻暴露出虚伪的嘴脸，所以付海全的真实同样也是一种虚构或者虚伪的真实。至此，曹军庆不仅塑造了两个具有双重性格的典型形象，而且借此实现了解构真实或破译虚构的潜在叙述意图。一切都引导着读者直面解构后的真实。
有意味的是，除了《有房子的女人》之外，曹军庆最近的三个中篇《精神》《滴血一剑》《家谱学》也都把笔触聚焦于真实与虚构对传统界限的瓦解。当然，曹军庆并没有采用常见的所谓“元小说”技法来实现这种解构叙事目标，比如让作者直接在作品中现身说法，实现对小说中虚构的真实世界的颠覆，而是借用了戏中戏的叙事策略，让人物的叙事行为成为作者的叙事对象，曹军庆的小说由此成为了解构叙事的叙事。《精神》讲述了作家王海波因为写了一篇名叫《精神》的小说而被某导演相中，将其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的尴尬经历。王海波的小说《精神》写的是一个县楚剧团在市场经济年代的崩溃，吴氏父子和孟花楼等人物都有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原型，尤其是吴生瑞的那句话音拉长的台词。“精神”实乃小说的点睛之笔。但曹军庆的小说《精神》不同于王海波的小说《精神》，王海波作为曹军庆笔下的人物被要求按照某导演的旨意来改编电视剧《精神》，王海波的改写过程中所遭遇的心灵上的尴尬和苦闷、艺术上的真实与虚构，成了曹军庆小说《精神》的全部叙述内容。在将叙事的虚构性展现给读者看这一点上，即叙事的自反性这一点上，曹军庆的小说《精神》无疑具有“元小说”色彩。但曹军庆超越了传统“元小说”叙述的游戏性，他不仅用现实主义的笔法真实地刻画了王海波从事电视剧艺术虚构的现实行为与经历，而且深刻地透视了王海波陷入虚构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的心理困境。如果说王海波在一开始陷入虚构的陷阱是受到了导演的商业蛊惑而尚不自知的话，那么他后来跌入虚构的循环则是清醒的身不由己，因为他必须活在虚构中，就像谢静怡一样必须活在真实的虚构或虚构的真实中，否则他的心理结构就会崩溃，这就不是“精神”而是很有些“神经”了。
《家谱学》与《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也采用了自我颠覆式的戏中戏叙述结构。和王海波一样，男主人公贺船帆也是作家，他厌倦了编造那种时髦小说的虚构游戏，决心写一部真实的作品。为此他深入研究家谱学，直接和写作对象展开对话，且根据邬向东的自述撰写了一部纪实文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又名《生死情》。但最终贺船帆尴尬地发现，原来邬向东的自述以及他为亡妻守墓的行为不过是招徕顾客的表演秀而已。面对邬向东虚构得如此真实的行为艺术，贺船帆心中的真实理想坍塌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瞬间瓦解。不仅如此，让作家贺船帆的生命充满吊诡的是，给予他巨大影响的父亲一辈子执迷于家谱学的研究，老先生从贺氏家谱中总结出一道神秘轮回规律，为了让这神秘的疾病降临到自己而不是儿子的身上，他从此虚构了自己的肝病，不管医生如何否认，他固执地长期服用治疗肝病的药品，直到有一天他果然罹患肝癌去世，他的虚构终于变成了真实。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父亲的身上再一次被颠覆。这一切使得贺船帆抵制工作室安排的写作任务——为木头镇土皇帝屈家父子编写家谱的行为显得是那样的无力和荒谬！真实无法触摸，只有虚构以真实的名义存在，我们必须直面真实被解构后的真相，那就是虚构，虚构成了另一种真实，这实在是作家叙述的悖论，也是人类感知自身存在的悖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还用浓墨重彩塑造了老干部屈之兵的形象，退休后的老公安屈之兵之所以如此迷恋写作旧体诗词，是因为只有写那种”老干体”诗词才能让他麻木自己内心的隐痛。炫耀各种诗词获奖证书对于屈之兵而言就如同邬向东一样，也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同样属于行为艺术范畴。屈家父子宁愿花费巨资请人编修一部屈氏家谱，这表面上是为了高攀诗祖屈原，而骨子里其实是陷入了精神性迷狂，即虚妄地活在真实的虚构或虚构的真实中罢了。
《滴血一剑》里的戏中戏不是小说、不是剧本，也不是什么家谱，而是一场虚拟的网络游戏。中学生白令涛属于当下中国农村常见的留守儿童，孤苦无依的他迷恋网络游戏，尤其酷爱玩“滴血一剑”，这是一款需要连过108关的游戏，剑剑滴血、刀刀致命，充满了暴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白令涛竟然把这款虚拟空间中的网络游戏移植到了现实生活中，为了报复肖老师对他的歧视，他残酷地对肖老师实施了“滴血一剑”式的连环暴力，整整108刀，这是残酷的真实而不是虚拟的游戏。中学生白令涛以令人发指的方式颠覆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暴露了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危机。与白令涛相比，“明星学生”单立人同样陷入了网络时代的心理危机。由于觉得自己在肖老师之死的事件中有知情未报的嫌疑，精神恍惚的他遂离家出走，他躲在网吧里耗费了97天的光阴，终于连闯108关，赢得了《滴血一剑》，可到头来方知这款游戏的终极不过是一个硕大的男根，虚无感顿时弥漫在他的心田，单立人就此回家。可他不知道，就在自己连闯108关生死游戏的过程中，他的母亲万里寻子，饱受磨难和摧残，这是真实的生死闯关，而非虚妄的电脑游戏。更让他想象不到的是，等他从虚拟的游戏世界中返回真实的人间，等待他的将是父母离异的结局。在儿子失踪的日子里，这一对父母陷入了以互相伤害对方为乐的虐恋心理循环，直到双方的心理结构平衡彻底崩盘，离婚成了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真实的生活结局与“滴血一剑”虚构的游戏结局一样的虚无，戏中戏同样令人唏嘘。
曹军庆在文坛出道很早，却曾在上世纪90年代几乎中断了文学创作，我宁愿相信这是曹军庆正做着厚积薄发的文学梦想。诚然如此，所以曹军庆在新世纪复出后才迸发出别样的艺术能量。他虚构的文学故乡“烟灯村”亦真亦幻，奠定了他“小地方的高人”地位。而从他最近的小说叙述趣味来看，曹军庆在素朴的现实叙事与新锐的解构叙事之间游走得更加自如，更加得心应手了。我期待着他内敛的文风里挥洒出更加激越的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