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1934年的逃亡》，从那时起，苏童被批评界看成“先锋派”的主将。1989年以后苏童的风格有所变化，从形式退回到故事，尝试以老式方法叙述一些老式故事，《妻妾成群》是典型代表作。《妻妾成群》后被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2009年11月，苏童以《河岸》赢得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继2007年姜戎的《狼图腾》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
强攻“神性”往往徒劳
“一个写作者更重要的一面，是要珍惜自己写作中的世俗心态，世俗性的一面其实最靠近神性。当一个作家把自己的精神角色定位于世俗的一面，他的道路是宽广的。这是一条捷径。”
4月20日，数十位湖北知名作家、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齐聚华中科技大学，探讨苏童作品的“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讨论收尾，苏童抛出不同于与会专家理论式剖析的个人经验解读。
他说，“从世俗走向神性，这是我的方法。颓废与否，与我无关。”
苏童说，这些年他观察，一些作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有意无意追逐甚至赋予自己创作的“神性”，赋予自己某种精神角色。最后，无数这样创作的文本所散发出来的“神性”，在许多意识形态和宗教里都能找到，这就让我们不得不产生怀疑，“强攻，往往效果是比较徒劳的”。
“在我们过去的文学秩序中，作家经常被扮演成一个医生的角色，似乎在启示，好的作品对社会有疗效。然而标高作家角色真起正面作用了吗？不一定。我认同法国作家让·科克托的一句话，‘其实我们都是病人，我们只不过需要一个对病情的诊断’。对病人的定位，我认为准确。”
关注人性的中间地带
“其实我关注的从来不是人性的黑暗面。人性是有褶皱的，打开这个褶皱，恰好是宽阔的中间地带。这中间地带是我感兴趣的，它的天地很大。”
苏童说，看待人性，他反对唯一性界定。“人性的深度、宽度是任何宗教、意识形态所不能概括的。写作是打开人性的褶皱、打开自己身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无需过多考虑读者，考虑作品给读者呈现怎样的人性。”
他以《河岸》为例，“我自己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一直都在对那个时代的人性进行观察和思考。‘十年浩劫’中，那些人伦惨剧，真正来自于人性溃烂、暴戾的东西”。
作家不要离现实太近
“作家真的是在反映现实吗？其实有时我是怀疑的。”
苏童讲了《红粉》背后的故事。“我上小学时，要经过一户人家的门口，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和两个十分漂亮的女儿。听说那位老太太曾经是一个妓女。我非常好奇，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娶了这样一个妓女，然后生了这么漂亮的两个女儿。后来，我就写了《红粉》。很多年后，我问母亲，陈阿姨(就是那位老太太)为什么要做妓女？母亲非常生气，问：‘谁说她做过妓女？’原来我的这种所谓冲动的原型，是冤枉的。”
有人问，我们的时代有很多可写的东西，为什么你的一些作品跟当下生活总有一段距离？苏童的回答是，作家跟现实的拥抱要有一拳之隔，拥抱太紧彼此都要窒息。“我的蓝图是离地三米的低空飞翔，飞得太高会不接地气，但要有飞翔”，苏童说。
可能到死都写乡村题材
“一个人所有的写作资源其实都是个人记忆。有时我会对人说，那个时代那么清晰，不就是一篇小说吗？写作就是如何利用记忆力的问题。有人问我，写了几十年怎么还在写乡村题材。我的回答是，是因为我的童年记忆取之不尽，可能到死都写乡村题材。”
苏童说，他童年记忆的丰富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那时各家的门都是开着的，各家的事都互相知道。小时候的家，房前一个门，房后一个门，除了街坊，就是船夫。7岁时还到过父亲的老家，那里水很多。这些零碎的记忆穿插起来，构成了《河岸》的底色。
“香椿树街、枫杨树故乡与童年疾病生活，成为我写作的根据地，和地理、精神意义的存在，一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作家从局部拥抱生活
4月20日，在华中科大举行的苏童作品研讨会，主题为“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苏童对这个主题的看法带些冷幽默，“我有点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有一种异己的色彩。我特别害怕高屋建瓴，大一统。文学永远需要异己，需要敌人。你要文学生态健康，没有异己，要培养异己。从这个意义上讲，颓废是正当的权利”。
批评界称他善以“少年视角”，写少年孤独、绝望、邪恶与犯罪的边缘故事，如《城北地带》；还写疏离主流的边缘故事，如《红粉》中关于被改造妓女的命运，这种“边缘叙事”，实质是选择一种他认为合适的话语姿态和话语视角。
对此，苏童回应，“边缘叙事”是相对“宏大叙事”设置的概念，这种区分是出于建立某种文学秩序的需要。然而所有的文学秩序其实都是主观的，注定是脆弱的。“2000年左右，法国朋友带我去看夏多布里昂墓，我问，夏多布里昂重要吗？朋友答，曾经非常重要，夏多布里昂曾为法国文学设立标准。但是今天，曾经根深蒂固的标准早已失语。可见所谓边缘，经过时间和文化的大浪淘沙之后，它是可以滑动的，甚至可以成为主导文学的力量。边缘不必以弱势的地位给人俯视。”
他认为，宏大叙事反倒值得警惕。
“如果说一个作家在筛选和淘汰生活的素材时，像鸟一样守候在海洋上，一定是局部的守候。大家注意这个关键词‘局部的’。所谓作家的敏感，其实是海鸟对食物、气味的敏感。通常来说，作家们拥抱生活都是从局部开始的，发现现实的真相也是从生活的局部开始的。所以要警惕那些理论家们批评家们所倡导的，什么宏大叙事啊，伟大的时代啊，时代的召唤啊，我的观点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苏童很喜欢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一个人的心灵史通常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表达，能有这样的野心和信心，说我要写中国的当下现实。他只能从一个局部楔入。”
苏童的“边缘”生活
对非主流的东西保持敬意
苏童的写作、阅读到生活，有一些“边缘”的反主流之举。他说，“对非主流的东西保持敬意，这是我的癖好”。
他的阅读“可能有点死板和怪。精品会反复读，市场上的新作反而会警惕，人人叫好流行的东西会警惕。就像看片，我会看闷片，因为障碍和阻隔的背后，一定有寻常意义之外的东西。最近我看东欧的电影，看看他们摆脱意识形态后，电影如何表达人生与社会。与欧美比，东欧就有一种不同眼光和气息”。
阅读方式，他也“有些老派，不习惯在网络上看超过3000字的文本。因为那样没有我要的阅读姿态——靠着或躺着阅读，很自在的那种”。
当代网络作家大量出现，苏童小心地保持距离，“听说有网络作家一边写，一边就发表到网上，改都来不及改。这样的速度，在我们青年时代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方式，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流。当时我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一种写作姿态，如今正好有点边缘了”。
未来，苏童更倾向于创作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
苏童的回答同样“非主流”。“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说，我的梦想就是写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小说。作家的梦想都是写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而且越长越好。”但“我从来不掩饰我对短篇小说的爱。你要说为什么，我只能说：身体气质。这是唯一可靠的解释。所以我说自己生活在夹缝中，不仅是生活的夹缝，还有我的文学、我的爱好和我的理性，也有一个夹缝。所以，我用几年写写短篇，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还是写写长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