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诗写作

                              关于爱情诗写作
                              ——栖霞谷夜谈之一 
                                    骆寒超
 
   有人说人性意绪最真实的宣泄，莫过于留在日记本中的那些爱情诗了。此话不无几分道理，也从一个方面反映着：在诗歌王国中，只有爱情诗才最能显出个人化写作倾向，也最易泄露一个诗人内心深处的审美趣味与精神境界。一般说异性之恋是灵肉结合的产物。当然，在灵肉结合中有偏于肉一方面的，我们称为性恋；有偏于灵一方面的，我们称为情恋。这也决定了爱情诗也可以分为重欲望赞美的性恋诗和重灵性咏唱的情爱诗。性恋诗主要反映诗人主体的审美趣味，情爱诗主要体现诗人主体的精神境界。在人性意绪的总体格局中，性恋与情爱无可厚非，这也决定了反映审美趣味的性恋诗和体现精神境界的情爱诗也应一视同仁。不过性恋诗和情爱诗的写法是有差别的：一重生理感觉，一重心理感受。这一点需要明确。
从追求生理感觉出发写性恋诗的，在百年新诗史中有两批突出的人物，一批是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赞美官能享乐的唯美诗人，如邵洵美。曾今可等。新月诗派的邵洵美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中颇有些诗给人以性挑逗的印象。沈从文在《我们怎样去谈新诗》一文中就称这部诗集是“官能的颂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有人甚至认为邵洵美是“一位新诗坛罕见的、追求官能享乐的歌者”，仿佛除了性的趣味”，就“没有其它的东西”可以歌唱了。另一批是新世纪初盛行过一阵子的“下半身写作”者，如沈浩波、朵渔等。有人在网上说“‘下半身’主要写性写身体，据说是追求生殖器的快感来反对上半身的权力话语。沈浩波无疑是其中最‘下流’的诗人”。这种谴责无疑很有必要。我认为尤其像曾德旷的《此言不错，只是我做不到》这样颓废到色情渲染之作，只厌谴责得不够。不过话得说回来，所有这些方面的谴责丝毫也不应该影响追求生理感觉的性恋诗写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影响了且酿成人生悲剧的事例也不算少。如1957年《星星》诗刊仅因为发表了曰白仿效郭沫若的《venus》所写的《吻》一诗，就遭到一场大批判，不但《吻》被判为色情之作，而且该刊四个编辑一网打尽，全成右派。其实，如同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所赋一诗中所说的：“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这原是我们人性中的至圣至神”，出于生理冲动的美感体验来赞美一下异性间的一“吻”又有何妨，即使像沈浩波的《一把好乳》、《我们那儿的男女关系》这样的文本，虽属“下半身写作”，也很难说就是色情的，下作到大逆不道程度的。拉开一点来说：即便像茅盾这样的大作家，打开他的小说，类似《一把好乳》这样的聚焦描述，也时可见到，小说可以，诗就成禁区了吗 ？当然也得承认沈浩波这类文本所反映出来的审美趣味是低俗的。的确，写生理感觉的性恋诗，特别讲究审美趣味要高格一点，行文造句也得含蓄，高雅一点，这个分寸必须把握住。因为，比之于世俗化的小说，诗毕竟是更要求雅致一点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郭沫若在长诗《瓶》中写抒情主人公渴望能与他所挚爱的人接吻时，这样写：
她的手，我的手
已经接触久，
她的口，我的口
何日才能够，
这样赤裸裸地写就未免太土了。我还想起汪铭竹，曾数次用诗作了对“乳的礼赞”。就在《乳底礼赞》中，他不同于沈浩波，这样写：
           小夜曲飘起时，孪生的富士山
           在顶巅上，有人举行蟠祭了
这里充分利用了意象暗示来“礼赞”这“一把好乳”。一种低俗的审美趣味凭着意象的遮羞布来吞吞吐吐地表现，“土”是避免了，却又显得太酸味儿一点。正是在恰如其分的分寸把握上，我倒觉得该提倡一下由欲念升华为灵性的性恋诗写法，而董培伦的《沉默的约会》是很合适来谈谈的。这首诗写一对年轻人的第一次约会。诗的一开头就说这一对坐在刺槐树下的人儿，竟然“谁也不敢抬起害羞的眼睛”。为什么呢？“怕瞳仁泄漏了心中的秘密”。那么这又是什么样的秘密呢？当然是出于性爱骚动中萌生出来的欲念，一种生理冲动希求满足的渴盼。这是人之常情。上引郭沫若的“她的口，我的口，何日才能够”，其实倒是大实话，只不过太直截了当，审美表达得含蓄一点才是。董培伦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就不同了。他大概太怕羞，不希望接触一下对方的手，这样写：“望着你翻阅书本的手指，/我真想变一只火红的蜻蜓，/作一次暴雨来临前的点水，/在你如水的手背上急速滑行。”这就把生理感觉的审美趣味高雅化了；有意境美，颇能给人以韵味的品尝。更可注意的是这场欲念羞答答的表现还因意境创造的成功而使生理骚乱提升为一种心理不宁，所以第三节就写“我”欲接触“你”的手所蕴藏着的潜意识活动：“试探你火热的青春的花蕾，/是否在你生命的枝条上萌生；/试探你与我两颗心的间壁，/在月老的穿凿下是否沟通？”但这个念头一出，“思绪的蜻蜓刚刚起飞”，自己又立刻令“它将翅膀收拢”，而心理的不宁也就有了戏剧性的展开；怕谜底过早打破会让“命运的双重不幸”招来；过早得到“你的应允”，岂不要“缩短我甜蜜追求的里程”；如若过早“摘个苦果”岂不要增添“大脑咀嚼”苦味的记忆提前来到。如何化解这场冲突呢？只有让“沉默”来“酿造甜蜜”了，于是
          初夏的原野弥漫着麦花的清香，
          朦胧的天边升起我朦胧的憧憬……
这不只是心理戏剧冲突的化解，更是以欲念为本的生理感觉向心灵境界为本的心里感受作升华，一场具有高雅审美趣味的推宕。抒唱性恋的诗能写到这个份儿上，也算爱情诗的精品了，因为它是灵肉结合的，因而也是具有健全人性的情爱诗。
但就我们民族的审美传统而言，情爱诗大多是心理性的，讲究人性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如同朱自清所谓的“理想的爱情诗”。情爱诗可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可归入道德范畴，也是寓教化于情爱的咏唱。我不客气地说这类咏唱很容易被伪道学所利用，成为“文以载道”的工具。远的且不说、只说20世纪以来，就流行过一种“奖章爱情诗”，前苏联诗人伊萨可夫斯基和我们的十七年诗人闻捷所写的爱情诗中，女抒情主人公所钟爱的人儿总是要在胸前挂着英雄奖章或劳动奖章的，挂奖章作为美的标志原属正常，值得褒扬而不该非议，问题是把胸前挂奖章成了爱情择偶的决定性标准，那就有点可笑了。闻捷有《爱情》一诗，一开头就让处于爱情幸福中的姑娘这样抒唱：“我最心爱的回来了，/胸前挂着战斗奖章。”如果把这一行诗拍成电影分镜头，大概在姑娘面前出现的情人应该是这样一串镜头的组合：“前胸一片闪闪金光。密密麻麻战斗奖章（向上摇）头。脸上被奖章映亮的眼睛。”看来爱情中的姑娘看重的只是小伙子胸前的战斗奖章。这个判断并没有曲解闻捷，在《种瓜姑娘》一诗中他这样的表现更是明显。诗写的是天山脚下有个种瓜姑娘枣尔汗，种的东湖瓜闻名四方，引得小伙子们走过她的身边都歌唱着要“把胸中燃烧的爱情/倾吐给亲爱的姑娘”。时间久了，枣尔汗终于回敬了一首歌：“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看来使这位姑娘产生爱情的，是“一枚奖章”，这相当荒唐；所谓寓教化予情爱的这场咏唱，够庸俗的了。“理想的爱情诗”的另一类得归入精神范畴，也就是寓至死不渝于爱情的咏唱。至死不渝是一种永恒的体现，而真正能超时间存在的永恒则只能是宇宙现象，因此这一类爱的咏唱往往藉大自然的物象来展开。朱自清在《解诗》一文中把林徽因的《别丢掉》看成理想的爱情诗。这首诗写的是一对旧日恋人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别丢掉”已成往事的记忆。虽然“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可是“你”已“不见”；虽然当时“你”说过一句除了“黑夜”没第三个人听见的话“我爱你”，但“这一把过往的热情”已“流水似的”轻轻流入“幽冷的山泉底”了，“你”尽可以向“黑夜”要回那句话。可“你”仍在“我”心里，并且“你仍得相信”那句“我爱你”的话“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这是通过自然物象与人之间曲曲折折的隐喻关系来表达抒情主人公始终恋着已“人不 见”的“你”。这一种至死不渝的精神状态因此得到了既高雅真诚又强烈深邃的体现。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更是藉大自然的物象来吟唱抒情主人公的情爱的。不妨看该诗的第二节：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场“月光”与“海洋”之恋的意象象征表现，把抒情主人公对所爱者的情恋，咏唱得如此的博大，而那种深沉的思念又被感发得如此的永恒。但必须指出寓道德教化于情爱咏唱固然是脱离欲望基础而有伪道学之嫌的，缺乏情爱之真实，寓至死不渝于情爱的咏唱同样有游离欲望基础而有陷入柏拉图式虚幻之虑的。这使我想起董培伦的另一首爱情诗《太空之吻》，值得提出来谈一谈。这是一首奇诗，写的是彗星与木星一场对撞的天象奇观，但董培伦其实又不是在写神幻的天象，而是拿这场奇景异象作为意象象征体，来象征存在于主体灵魂深处的那一腔至死不渝的情爱感受。全诗选取彗星向木星撞去那一刹那来展开抒情。文本一开头就把这场对撞置于情爱追求的极境，说这是“宛如奔赴前生前世预约，/不顾今生今世是否有缘”地“驰向我的挚爱我的翘盼”的。如此壮举因了只为前生的预约而不顾今世是否有缘作前提，也就为这场义无反顾行为埋下了激越情感的宿命性基础。随即以每节八行共三节的篇幅抒唱了如下三个方面：一、这一对挚爱者在遥远的空间，漫长的时间间隔中付出了“千滴相思”，而正是这些相思泪“溅起了银河”的“七彩花瓣”，“溢出”了漫空的“缠绵的情意”，“流成”了雪雨的“絮语哀怨”——奇幻而浩渺地表现出宇宙时空中的相思之苦；二、在沧海桑田的宇宙时序运行中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这一个机会在经历“尺尺寸寸”空间的“削减”和“分分秒秒”时间的“抖落”后，这对挚爱者就会相聚，“两双手就要摘那只禁果，/两颗心就要尝吻的震颤”——在极度夸张的宇宙幅员中展现出了悲慨壮烈的至美预期；三、这一场经历亿万年的预期迎来的将会是令全球人“惊讶”的“我们的拥抱”，令全地球人“叹惋”的“我的殒殁”，而“我”又是多么幸福地“愿以太阳般一腔炽热/将木星的亘古沉默点燃/在她怀中融尽我的微笑/用生命谱一曲爱的赞礼”。在抒唱了这些以后文本的最后一节这样唱道：
                  无望的期待无异于屠宰
                  千载伫候只是为了瞬间
                  有情有缘相亲相爱片刻
                  远胜于百代厮守之蜜甜
这是对第一节的呼应。这场呼应使得激越地咏唱着的情爱升华为知性的顿悟：至美的境界是刹那的获得，刹那的获得也会是永恒的拥有。由此看来，这是一首情感强烈的象征诗，象征着“彗星”充当的抒情主人公以渴求“太空之吻”为欲念基础所激发起来的感受，这场感受的咏唱想象奇幻诗，境界开阔，意象丰盈，且能兴发感动出至死不渝的精神意蕴和刹那即永恒的知性顿悟。应该说这是一场高格的情爱咏唱。
看来凭着《沉默的约会》和《太空之吻》，擅长爱情咏唱的董培伦已在当今诗坛确立起了写这类诗的坚实地位。因为他的这些文本能把生理感觉的欲望、心理感受的精神以及由爱的激情升华出来的知性顿悟结合起来写，能给我们感受的丰富深刻和血肉丰满之感。这两首诗可以说是董培伦400余首爱情诗的奠基之作。
当然，这样讲有人也许会说董培伦这些爱情诗不那么现代，谁才说得上现代呢？说不定会把穆旦推出来，认为这位诗人的《诗八首》才是具有现代品格的爱情诗。这我倒也同意。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拿《诗八首》中开宗明义的第一首来看看，这首诗是这样的：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大火，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大火，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恕我猜测诗人可能企图用诗的形式来言说年轻人的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穆旦看来，这不过是一场生命进入青年期——所谓“成熟的年代”必然会出现的性觉醒和生理骚动现象，立足点是性恋。这场言说要能领悟出深意，读者倒是要具有点脑筋急转弯的能耐的。说“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大火”是指“你”已感受到自己的肉体中有性骚动了；说“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是指“你”却没有意识到这场骚动是由于“我”出现在“你”生活中的缘故，所以说到底这不过是“我们”进入了青春期后，是“你底”和“我底”“成熟的年代”在作祟，从心灵相契而言，其实“我们”还“相隔如重山”。所以，从生命体的成长衍化规律——也就是从“自然底蜕变底程序”看，“我”爱上的只不过是生理意义上的、亦即肉性生命的“你”，而完整意义上的、永久的“你”却应该是灵肉结合的，所以“我”此刻爱上的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你”。由此说来，“我”在这场爱情中痛苦、沉沦和尽力挣扎出来——也就是“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也只不过是生命在经受造化的作弄，而一切生命体和大自然种种造化现象，又都不过上帝及上帝的意态所派生、所体现出来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的痛苦、沉沦和挣扎，“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而已。这可是浮沉于爱海中的抒情主人公心灵挣扎后的看破红尘。穆旦的这组《诗八首》也许同他第一次恋爱受挫而带来的痛苦和痛苦之余的反思有关，可以说这是一场肉性之恋易失而灵肉相调之爱焉求的惘然心境的展示，所以是渗透激情的沉思之作。诚如同里尔克所谓：诗的情感是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写诗凭经验必然会使诗人从纯抒情向沉思转化，而渗透激情的沉思之作，作为与纯抒情之作相对应而言，也就现代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旦的《诗八首》的确是爱情诗写作中具有现代品格的，值得称颂。
不过凡事都不能超做得过度，得掌握分寸，如果过分凭经验，通过诗的形式来演绎一场灵肉关系中的”爱情原理“，那就会大煞风景。这使我想起穆旦另一首题名《爱情》的诗。且引它的第一段来看看：
                     爱情是个快破产的企业，
                     假如为了维护自己的信誉；
                     它雇佣的是些美丽的谎，
                     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
这是“爱情原理”枯燥乏味的言说，没有一点情感可言。在这里诗人信奉的是“向头脑去推销它的威力”，但我们接受不了“它”——这样的爱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