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的名义……
——《新世纪文学作品选》序言
冰 峰
新世纪的帷幕刚刚拉开,《新世纪文学作品选》就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了读者的视野，这无疑会让我们想到两点：一是本书为文学作者以及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次亮相的机会。二是新世纪的文学舞台的确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在北方，春天的声音就是风的声音。我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也感觉到了这一切。一种热烈、狂喜、颤动、执著……的声音响了起来。让人在急促的喘息声中感觉到了一颗颗灼热的心在狂跳。这是生命在春天里的一种本能反应，我无法克制。就像植物在春天不能抵御生长的欲望。
本书汇集了诗歌、散文、小说作者近千人，其作品风格多样、题材广泛，有不少有分量的作品。许多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也从不同角度给予了我们支持，如散文作家许淇、石英先生，诗评家毛翰先生，小小说作家凌鼎年、孙方友先生、诗人洋滔、东方浩先生等。同时，本次活动也隆重推出了一批文学新秀，如诗歌卷的刘宏章、鲁文咏、星宇等，散文卷的周雁羽、宋黎等，小说卷的安启华、全健等。
综观本书作者的作品，首先让我躁动的是诗歌，这些用生命与激情串结的中国汉字。这些汉字让人想起生命幻化的风的声音。她们吹动的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栖息在肉体之上的感觉和飞翔的灵魂。这种温暖的抚摩让我的思维膨胀。
春天的夜晚，风总是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不断敲打我的窗户，而这些诗歌，却将我的感觉不断碎裂，我听到一种很深刻的声音在大地上走动。我看到土地皲裂的皮肤被声音的脚踩得柔软而温暖。一些植物开始从泥土的窗户中伸出了鹅黄的头颅……我的窗户开着！
《沙漠·水草》的作者刘宏章只有25岁，但他的诗却写得很成熟。“零若疏星的绿，干渴的发烫/上火的太阳传染着咳嗽”，这就是诗歌留给我们的经验：在遥远、苍凉的西域，沙漠与水草在风中交织出两种不同的情感，一种是饥渴，另一种同样也是饥渴。生活与环境的饥渴使我们的思维变得单纯。沙漠与水草是两组不同的意象群，它们的集合是悲壮的，而在刘宏章的诗中，这一伤痕已经被作者抹平。他聪明地使用一种极大的反差来掩饰内心的苍凉，一种是“河流在远处/在绿色拥挤的南国/悲泣着恼怒”，一种是“我也听见了一夜的风沙醉着酒/摧枯了塬上半开的花/扯着嗓的肆虐”。大自然的绮丽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我们无法抗拒风沙的粗手抚摩水草的柔嫩。这种蹂躏与践踏为孤寂的沙漠生出了一缕揪心的悲壮。美丽的伤痛让我们眩晕。
毛翰做为一位著名的诗评家，他的诗散射出哲人的光华。在毛翰的诗中,“植物人”这个独特的载体让读者首先想到的是“行尸走肉”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词汇，然后是人类，然后是人类扭曲或变异后组合而成的人类社会:“这世界满是丑态，不看不烦/这世界满是谎言，不听不气/这世界不可理喻，不说也罢”，在另一首《鹿回头》中也写道:“逃过了人家的食欲/逃不过人家的情欲”，于是只好“一只手捂着眼睛/一只手捂着耳朵/一只手捂着嘴巴”，这种消极、逃避、躲闪的处世方式令人痛心疾首。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懦弱，但懦弱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方式？毛翰诗中的这种试图将肉体与灵魂剥离的方式多少让我们感到有点悲哀。我们仿佛听到一种声音在袅袅回荡：植物般安详的肉体与乞丐般逃亡的灵魂在空旷的宇宙中发出幽忧的哀鸣——“不知仙乡何处”？“不问今夕何夕”？
相比之下，刘馨泉的《鸟·羊》则显得温和得多，同样是对人类善与恶的反思，如果说毛翰的率真给人类灵魂的伤害是撞击，那么刘馨泉则有点阉割的味道了。初读《鸟·羊》一诗，一种平和的交谈方式让读者多少感到有点吃惊，因为读者没有来得及呼吸就被这种语言渗透了。这些语言是大自然最清纯的空气:“鸟有多好啊”！这鸟便在我们的感觉中扑动闪亮的羽翼。“羊有多善良啊”！这羊便在我们的生命里叫出善良的声音。就在读者被一种朴素的观点教化时，回头却看见“一个人/砍掉一棵树之后/一只鸟失去了栖息的地方”，同时也听道“一只羊在我的诗篇中/咩咩的叫出声来”，人类的良知被突变的温度冻僵。首先是作者的良心发现:“我赶紧将诗篇往怀里抱/生怕那个/开羊肉馆的人/听见”——哦，那个砍树的人是谁？那个开羊肉馆的人是谁？是谁在破坏我们的家园？是谁在吞噬我们的善良？仅仅是食欲？仅仅是情欲吗？
洋滔的《诗》则是对毛翰诗的一种理性批驳,“老的死了/新的正在孕育”，从对诗的阐释洞达生存与死亡、繁荣与衰变的生命状态。这种迂回实际是对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注解，新生力量总是在一种自我消退中成熟。
而东方浩的诗则写得很纯粹，纯粹得让读者看不清溶解在诗中的思想和经验。我们只能用最笨拙的方法对其进行诠释，那就是调用我们的嗅觉器官，亲自去品尝。这种纯粹的品质让我们的灵魂出壳:“高楼上方的月亮/你一步步走进我的门窗/幽暗的房间渐渐亮起来/仿佛一道道流水的波光在摇晃”，摇晃的月光浸入肌肤，于是“现在/我的双手浸透清凉”，作者的纯粹被意境与语言的纯粹覆盖,“呵，无名的流水”——月光,“就让洁净的月色洗去我经年的尘垢/洗去我深处的伤痕和早来的忧郁”。这里用“月”的品格将“琴声”的品格十分贴切地加以释放。读者岂能闻不到“琴音”的幽香与芬芳？
鲁文咏与林青的诗是都市生活中捕捉的一个镜头，他们利用调整焦距的手动技巧极其巧妙地将人格化的都市做了定格放大。那个“肯定不是本地方言”的都市炭客,“手是黑的脸是黑的/只有喘息是白的”，但他却能够“托起过多少火焰/从楼底到楼顶/温暖城市的每一个高度”——平凡与渺小的伟大！而站在都市繁华处的一幢高楼,“它背着手/戴着一枚戒指是用非洲海岸的女奴眼泪/精工锻打而成的”。这两首诗的反差是残忍的。她让我们的良知分割成两种不同的造型。其一是“雪后的都市打着寒战”；其二是“都市/进入满脸红豆的青春期/啜饮气泡正足的饮料”。这两首诗的共同之处就是口语化和不假掩饰，留给读者的也只是两张生活照片或两段电影剪辑，其诗的张力被时空的巨手拉得很大。这就有待读者去洞察、感受和翻译。
夏金锐、星宇的诗以个人情感为参照对象，将诸如象征、比喻和暗示等技巧串接成一些可用的锻造工具。链状铺开，一头系着自我，一头系着大山、大海、大平原以及遥远的故乡。他们的诗情感真挚，蕴藏着勃发的生命力。
刘松林、丁岸的诗写法独特，文思机智，以悟性的语言讲述生命的原值。如“名字跌成重伤/只是还未折断/搁一搁/晾一晾/依旧插在年号上”的《光绪帝》；“要美给人看/就霹雳一声/死在夜空/何必惊叹/生命短暂/而我活得灿烂”的《烟花》。理性被鲜活的感觉稀释，一个简单的名称被分裂、破碎成许多可感的意象，光绪帝的名字何以跌成重伤？何以搁一搁？何以晾一晾？何以插在年号上？原来是作者拆解了历史，以一种调侃的、游戏的方式把线形的历史与平面的生活艺术地呈现出来。
阿信、郑玉玺的诗各有千秋，但使用的背景都是静态的，阿信诗的背景是寂静的草原，郑玉玺诗的背景是宁静的长夜。他们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的情感是在诗中释放的，而后者则是在读者心中。阿信的“当我醉卧成一面拂晓的山冈/酒啊，你就在这静静的花丛中爆炸”！诗的内值得到了充分的散发，酒在花丛中的爆炸是灿烂的，也是绚丽的。就仿佛晨光中花蕾爆炸成花朵一样。芬芳的散发宛如文字的魅力，让读者心动。而郑玉玺的“今晚我为你守夜/任你闪烁的眸子/透支我所有的爱情”却在宁静中被宁静淹没。诗的内值被移植给了读者。
64岁的老作家石英给我们寄来一首《“包头”的来意》，以他特有的感光材料对“包头”进行了艺术扫描。诗作情感真挚，文字朴实，表现出良好的艺术修养。
散文是人格与灵魂碰撞后闪现出的光环，是人类与真诚的对话，是生命攀升的信念。我在阅读本书收入的散文作品时，始终被一种“散文精神”所感动，有的作品纯洁坦率、貌不惊人，朴拙平实中显出哲思与锋芒；有的作品语出惊人，字字珠玑，雅趣盎然中显出雍容华贵；有的作品则激情喷薄，光彩四射，让人如醉如痴……
许淇是著名的散文诗家，他写的散文自有其独到之处。一是想象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时序的线路被思维的碎片覆盖着；二是意象集中，作品的张力靠意象的群体辐射来实现；三是作品的碎片有足够的磁性完成重组。四是作品刻有很深的散文诗烙印。正是由于上述特点，许淇的散文才给我们制造了一种凌乱的印象：蔷薇园和散文诗和森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词汇，何以放到一起？仔细品读，我们便找到了里面的“核”。那就是生命传导的媒体：血脉与情感。在许淇看来，散文诗是流动的，也是飞翔的，流动的时候是鱼，飞翔的时候是鸟。鱼“划出一道道银弧的波纹”，鸟“比真的小比真的美”。蔷薇园、散文诗、森林之间跨越时空的交媾，使这篇散文在理念与现实的裂痕上涂上了感情的胶剂。其实蔷薇园只是一个盛装散文的容器，在时间静止的时刻，读者是找不到概念的。比如散文诗与鸟、鱼、蔷薇花、森林的雪等，这些概念几乎是混淆的，读者很难分辨出他们此时存在的方式，就像庄子的蝴蝶飞在庄子的梦中一样，读者的阅读感觉被散文所幻化。
郭翠华的《杜拉和她的〈情人〉》很快就将我带入到一种情绪之中。我不知道那双“忧郁、颤栗的眼睛”如何“有一种绝望的魅力”？这是作者刻意营造出的一种爱情的纯美境界。“绝望的魅力”是残酷的，是撕碎了的美的碎块。郭翠华的文笔非常优美，她的语感能让读者融入其中，感受作者内心释放的韵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也许人生有那么一次淋漓尽致的爱就够了”，这是作者对于爱情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深度被美丽的文字溶解了。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少女无法抵挡内心骤然而起的悲哀”，一种“绝望的魅力”与“相拥而泣”的表达让一切都丧失了。只有人生中最深刻的“爱”还活着，永远地活着。作者不露声色、温文尔雅地张扬着自己的独特感受，让读者心动，情也动。
《小桥》、《水仙情趣》都是咏物喻情，借物言志的作品。无论是方叶的“用宽容与坦诚，支撑起不曲不挠勇往直前的信念”引渡人生的“小桥”。还是方叶的“丰姿美丽，气质朴实”“来自清泉，又落得清白如水”的“水仙”。其品质都刻上了作者的情感烙印与思想烙印。一是作品融哲理性、知识性和人生思索为一体，描绘了小桥、水仙特有的品质与风格。二是作者通过与物的亲近，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桥”虽然只是“那么简简单单，潇洒出尘的‘一’撇”，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撇，在作者心中构成了“天人合一”的深悟。正如作者在文中写的那样“我之所以迷恋小桥，因为小桥是我心灵深处的一个无法化解的情结”！事实上是小桥、水仙的存在为作者沟通读者建构了一种可能，这是作者扩张自己的合理选择。一方面，小桥、水仙即使有象征色彩，其所指也只能是一种模糊而抽象的精神向度；另一方面，小桥、水仙作为作者思想所附着的自然躯壳，其追忆与思考的宽度也只能是作者的经验。因此，小桥、水仙的感知与喟叹是作者个人品质与思想的散射，同时也是作者企图完成个性传播与教化的媒介。
《个中自有颜如玉》是一篇值得女人学习，男人体会的好散文。什么是漂亮？什么是美丽？我想读完周雁羽的散文后，自然会找到一个衡量的标尺。“漂亮的女人满大街跑，而美丽的女人，则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一语道破天机，令漂亮而不美丽者自惭形秽。但作者并没有对“漂亮”多加指责，只是循循善诱，以深刻的思想，透辟的说理，加上与人为善的态度，告诉人们一个真理般的答案:“美丽乃是一种境界，一种高贵的素质，一杯值得人用生命去酿制的、愈久弥香的好酒。”
海湛、王明韵、李玉英、孙重贵的作品接近散文诗，都具有散文诗的特征。《和平鸽，掠过世纪末的天空》有一股硝烟的气味，那是来自科索沃、波黑……的硝烟，兄弟、民族成了炮声中四分五裂的弹片。作者渴望和平，渴望一种飞翔的姿势,“在蓝色的天空上完成远行的航程，不带来一点火光半缕硝烟”。作品的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善良襟怀，本身就让人感动不已。《声音留给自己听》写得很自我，一是生命之上的生命，二是经验之上的经验。生命与经验的撞击覆盖或淹没了作者的“耳鸣”。“耳鸣是一种声音”，一种能够击碎人意志和灵魂的声音，这种声音是痛苦的，但却是“人最高的尊严”！《绿色柳笛》吹响的是绿色的声音，是对绿色的一种召唤。如“我把心种在荒地上”的焦急和“我把目光犁在荒地上”的希冀，都表述了作者对绿色的渴望。《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颂》是香港诗人孙重贵的作品，作品虽短，但却具有凝重的历史感。
赵丰的《影子》最初给我的感觉有点荒谬，觉得“影子”飘动的样子很像人的魂魄。但仔细琢磨后便觉得不是那么简单，魂魄是个体的，不具有广泛传播的功能。而影子则不然，不仅可以传播，而且还可以复制、移动，甚至繁殖。孔子的思想就具有了这样的功能，不仅在中国的古代、现代传播、复制、繁殖，而且还移动到了国外。“影子”的存在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是肉体的克隆，也是思想的繁衍。《影子》的功能是向我们提供了一剂长生不老的药方：留住影子！
读高建林的《晚照》时我的眼里噙满了泪花。作者将情感写得痛至骨髓，让文字流淌出清澈又澎湃的血液，让人反思、惊醒、惭愧……可怜天下父母心，身为人子，我们做了些什么？……这是一面良心的镜子，让我们照照自己，看我们是否愧疚？
傅蕴明的《想起穿列宁服的日子》其实是诱导读者想起那个年代，人物与历史的交叉使读者的思维产生了奇妙有趣乃至荒诞的错位。宋黎的《有雪的冬天才美丽》文笔简练，生动活泼，节奏感强，有诗的韵味，对“雪”的态度和眼光具有艺术家的敏感与情愫。耿兆苏的《珠海圆明园游记》地方色彩浓郁，描绘事物生动，状景抒情有独到之处。
小说与诗歌、散文相比，对人的生命与情感的阐释更为深刻，也更具故事性与演义性，也更为夸张。本书的小说涵盖面广，取材广泛，艺术表现手法多样。我在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总是被一种“小说的思考”所感染或震撼，在窗口，我仿佛看到一个很大的烟斗正在燃烧我的思想，一缕淡淡的烟雾飘了起来……
凌鼎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小小说作家，他的《相依为命》解剖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亲情。作者是聪明的，因为作者找到了一个裸露人性的特殊社会背景，这个背景让作者看清楚了一切。作者很巧妙地就将手术刀伸向了情感与社会相交的缝隙，将一本《新华字典》和一串香蕉做为亲情之间人性与情感交流的一个符号。作者的刀是犀利的，也是残忍的。他为了实现人性的解剖居然让小农的奶奶连心中仅有的一点希望也加以囚禁。向读者清楚地再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疤痕。其实在我看来，作者的手术刀只是将那个时代的脓疮捅破而已，我们看到也许仅仅是那个时代流出的一点脓血或一点眼泪。因为一篇小小说的容量是十分有限的，作者能够让读者看到那个时代的一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孙方友的《亮嫂》是宿命论中一种向度的伸展。生死轮回，命中注定，逃离只能是一种迷失方向的走法。亮嫂与周方达的恩怨具有一种特殊的巧合。透过其故事的表象，亮嫂内心那种深刻的矛盾便凸现出来：一种是对周方达情感中无法湮灭的爱与现实的矛盾；一种是灵魂自洁与生存境遇的矛盾。这种两难使亮嫂在情感与宿命的圈子里几度徘徊，最终还是误入了周方达建构的营寨。正如毛翰诗中写的那样：逃过了人家的食欲/逃不过人家的情欲。这里的情欲是广义的，如果将“人家”解释为命运，那么这篇小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黎莹的《房客》写得很平静，一种柔肠寸断的平静。荣的命运是简单的，简单到失去了生存的设防。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作者设置的圈套，是作者误导读者的一种手段。当我们觉得一切都在顺理成章时，荣的命运却发生了突变。当大顺告诉荣家里已经有媳妇的消息后，作者的处理是简单的:“荣愣了半天，才哭着跑回房去”。实际上这里的“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作者将痛苦的爆发用一个“愣”强化了。其实在读者和荣的心里，这个“愣”是一种破碎的声音，一种敲击不幸与痛苦的声音。
《归》的情节特别简单，没有盘根错节的枝蔓，没有扩散的时空。一个短暂而凝固的镜头给读者留下了一声长长的感叹。作品笔触细腻，质朴亲切，于平实中显深沉，于宁静中显张力。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安启华的这篇小说有戏剧小品的感觉，它充满了动作性与对话性。现场感很强，是一个生活片段的模拟。
卫平的《化缘》有点苦涩，苦涩得有点荒谬。神应该是“爱”的化身，这里的神却冷酷、无情，那个披着神外衣的“神头”，贪婪而愚昧，不仅拒绝学生走近他的庙门，还砸了支书的棺板。“神头”的自践与萎缩使读者内心产生了清洗污垢的冲动。在这里，小说的功能被作者有意张扬：其一是作者在小说中与社会的对话实现了反讽的目的；其二是对善良人格的同情唤醒了读者的正义感。作者的企图是向读者传递两种不同的知觉符号：神的符号与人的符号。这两种符号将会导读对小说的理性认识或直接干预人性记忆与品行的完善。
刘忆龙的《桥》是一篇非常机智的小说，小说通过下跳棋这样一个简单的游戏过程，给“张老师”以及读者提供了一个“做人”的游戏规则:“光搭桥，防拆桥，拆别人的桥，还不够，关键时候还要借桥”，这些智慧经验有很好的实用价值，使张老师身受其益。用张老师的话讲:“我对生活的哲理又上升了一个档次”。这篇小说虽短，但内涵容量很大，其外延、语义的宽度、故事的张力与弹性都已经超出了小说的本身局限。所谓的跳棋游戏规则只是作者借用的一块“璞”，其作者意图可能是“玉之器”，成为什么形状的“器”？尚待读者雕琢。
史闻玉、全健、王雪欢的小说都是写感情婚变故事的，由于背景与人格存在层面之间的差异，情感、细节、结局的处理便有了深度的差别。《阁楼》有点武侠小说的味道，保留了充满杂质的生活样态，由于情节处理合理,“会说话的哑巴”的出现也未让人感到突兀乖张。《假如丈夫有情人》用一种假想的写法，对现实生活中女性内心的恐慌给予了夸大。恐慌意味着一种威胁的逼近。女人是脆弱的，社会环境的变化给女人带来的心理恐慌是致命的，金钱、物、名利对人格的异化与扭曲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镜子》便是这种恐慌转化为现实之后的一种悲哀。镜子是孤独的，镜子里的吴雨也是孤独的。
程宜文、白旭初、碧逸的小说写的都是老人的故事。《心透》是对退休老干部生存惯性的一种夸张，作者营造的故事是荒诞的，其优点就在于以游戏的方式弥合了“老赵”习惯心理与现实分离的鸿沟。《盼》则是对世态炎凉的一种反思，盼的人没有来，没有盼的人却来了，而且还送来了自己喜欢喝的茶，这种相悖于常规的尴尬让人感到焦灼与伤痛，实际上这种尴尬与困顿只是源于人物与社会之间的抵牾。因为过去身为局长的“他”其思维向度在一定意义上已被局长这个记忆所局限。《怪老头》的内心世界与生命个性是中国农民特有的，他是勤劳和保守撕裂与嬗变后精神本原的再现。
读马永成的《罗四小传》仿佛偷听隔壁人的对话。虽然没有看到隔壁人的面孔，但所说的话却让读者听了一个明白。这是没有技巧的技巧，写小说的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赵家贵的《画圈》则有点滑稽、蹊跷，瘦老的画是真是假在余主任心中其实也是一个谜。因此余主任就进行了一个十分荒诞的实验：画圈。画圈其实是他对自身心灵隐秘的一种无意识探究，这种探究实际并不能让自己获得答案，相反却让自己的内心经历了一次无端的嘲弄与亵渎。因为他最终的判断还是错了。
以上是我在编稿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所评作品也仅局限于“‘鹿鸣杯’全国诗歌、散文、小小说大奖赛”等级奖获奖作品。做为本书主编，为收入的稿件做一些说明，讲一点真话，我想还是有必要的。本书从筹划到出版历时半年，也算是工程浩大了。在此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太辛苦了，他们所付出的一切是高尚的，也是无私的。在这里让我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辛苦劳顿的陈亚美、王泉又、胡云晖等诸君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向为本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中国文联出版社、内蒙古文联、包头市文联以及《鹿鸣》杂志社的领导及同仁表示感谢！
文学的梦太清贫了，我们用清贫换来了一套装帧精美的文学作品选集，这对于策划本书的几位朋友来说，也算是一点慰藉。
在我们编稿过程中，许多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也纷纷来稿给予支持，在这里，让我以至诚之心向他们表示感谢。
2000年4月6日
《新世纪文学作品选》（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