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的时候抚摸自己的发肤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冯至《十四行集》
甲
三十岁之后，时光兵分两路，一路催我衰老，一路让我亲见自己的衰老而忧心忡忡。乙
比我更忧心忡忡的是我的祖母。在时光倾轧之下，此刻，她所有的心事都化为叹息，而这积蕴了八十六年的叹息，仿佛比黑夜更沉重的空气，在她狭小的屋子里盘旋，甚至只在她的喉咙和唇齿间，徘徊往复。老实说，我惧怕走进她的屋子，惧怕呼吸那沉重而阴凉的气息，也惧怕与她苍老的眼神对视或对话，即使她是我的祖母。不单如此，一直以来，我都本能地抗拒与老人过于密切的接触，似乎他们身上乃至四周都笼罩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比如莫名的气味），有时不得不和他们共睡一床时，便全身绷得紧紧地，一动不动，颇不自在。以前我以为自己难以靠近的是他们那枯瘦如柴皱褶遍布的身体，现在我才明白，那令人不安的东西其实是层层累积、沉淀、发酵的时光，是一种过早预知又无可避免的存在。
在故乡罗岭的这几年，祖母几乎整日躺在床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身体似乎成了床榻的一部分，或者说她就是一张床，瘦硬的骨头仿佛床板，残余的皮肉仿佛床单和垫絮，每天她就睡在自己的身体里，从白昼到黄昏，到黑夜，再到黎明。黎明时分，她最先听见后院的公鸡打鸣，一声长，一声短，一声尖锐，一声低沉。她早就醒了，对于她来说，醒和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很久以来，她的黑夜和白昼没有界限，也都没有梦，只有微阖的双眼，或身体某个地方迷迷糊糊的疼痛，她努力想要进入梦境，然而却只能在梦的边缘踟蹰。她为此忧伤，并充满恐惧，而这恐惧自然并非是因为无梦可做，而是因为她总感觉有个人就在她的窗外，向她招手，然而，她却闭口不语那个“人”究竟是谁。
死亡，实际上早已被提前预告，比如那停放在楼梯下盖着红布的寿材，正安静地等待着一个人最后的归宿。我已见过许多亲人，比如祖父，外祖母，外祖父等，前仆后继地走进那小小的木头房子里，三年后，终葬于山坡之上，泥土之下：在罗岭，这至今仍是所有老人最向往、最安详的死亡程式。或许在二十年前，当祖父先她而去的时候，祖母就已经为自己设想了这样的仪式和过程，只是她没料到我们也未料到，她那孱弱多病的身体竟然能一直支撑到现在，可能还将继续撑下去，生的烛火硬是在死的阴影里放出微光来，无怪乎母亲形象地称其为“弯弯扁担”，这“扁担”既指向她那佝偻蜷曲的身体，更指向她韧性十足的生命。为此，她感谢并乐于告诉我们那个冥冥中保佑她的人，当然，这个人不是天天照料她饮食起居的她的儿子或儿媳——我的父亲母亲，而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或者更准确地说，观世音菩萨是她心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神。
心中有神的人无疑比那些行尸走肉活得长久，也总比那些心中有鬼的人活得更自在坦荡。敬神犹神在，没有文化的祖母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而我们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信佛的。我只记得许多年前，当她出门和几个老头老太打纸牌回来的时候，常常质问“谁动了我的菩萨”，毋庸置疑，那天她一定输了钱。现在，每天清晨，她都艰难地爬起身，缓慢地移步到屋角的方桌前，恭恭敬敬地在观音瓷塑像面前点上三柱香，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她翻来覆去默念的其实也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然而已是足够，即使她懂得更多的佛经又如何呢？悲欢离合，生住异灭，也莫过于一声“阿弥陀佛”吧。
她眯着浑浊的眼，默念着，一遍又一遍，太阳就升起来了。
丙
春天。我站在“家庭用人体秤”上，两个准确的数字显示我此刻的体重，或者说，我具象的身体在一瞬间获得数字化的抽象描述。然而，这究竟是对构成“我”的全部骨骼（包括结缔组织、神经组织等）和血肉的结构描述，还是对“我”的本质描述？我想起那些在磅秤上最后一次表明自身价值的生物，它们的血肉之躯和短暂生命，同我们的一样值得尊敬。我们与它们有着一样的呼吸、呐喊、愤怒、沉默、爱以及生死等过程，不同的只是语言、思维以及命运，就像是两个重量各异、语境不同的词语。
命有多重？我突然思考起这个看似虚伪的问题。
命运是看不见的存在，是不可逆的主观经验的历程，它仿佛星空，漂浮在每个人的头顶，又好似稻草，紧攥在每个人的手心。许多人在春风得意时感受到它的轻盈与畅快，许多人又在茫然失意时感受到它的沉重与无奈。许多人把它当作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借口，许多人又为它背负道德伦理、形而上学的十字枷锁。命有多重？是我们出生与死亡时体重之间的差异，还是我们的心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摇晃不定的失衡？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父亲，我不知道他会如何回答。年轻的时候，他告诉我上山下乡、民办教师以及刚出生的我多么肥胖；退休之后，他告诉我他的血压、越来越重的鼾声和越来越少的性事，他从未告诉我他这一生的重量。母亲也不曾说过，卖鱼的时候她斤斤计较，但却从未把自己的命运置于那小小的秤盘之上，虽然她的命运并不比那些鱼好多少，或许在她眼里，命运就是鱼。他们共同认可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命是天定的，好也罢，坏也罢，信也好，不信也好，是拗不过的，只能顺其自然：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吧。其实，反抗也是有过的，只不过在他们心头积淀得越来越多的，不是事在人为的豪情，而是天命难违的无奈：人命终究敌不过天命。现在，他们在劳作了一辈子的故土上，过着最平淡而安静的晚年生活，命运已成往事，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没有到达像他们那样认命的年岁，所以对于我来说，命运还像是锁在匣子里的预言，俨然设定却又依然悬而未决。有一天，突然发现网上有这样的“算命”游戏：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对应一定的重量，加起来的重量就是某个人“命的重量”，对应于四句批注诗。按此要求，我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命的重量：五两一，相对应的批注诗是：“一世荣华事事通，不须劳碌自亨通，兄弟叔侄皆如意，家业成时福禄宏。”我不禁对我的“好命”大笑起来。
丁
太阳好的时候，祖母偶尔也会把藤椅推到大门外，晒晒太阳。或许是因为在黑暗里呆得太久，那个时候的她，总让我想起一截完全氧化的废铁，在阳光里升腾起黑色的烟雾，又慢慢消散。或许，我们成年后的身体也如这般，一点一点地被氧化，被耗散，无论是在阳光底下，还是在黑夜之中，只是我们看不见或不愿看见罢了。
偶尔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颤巍巍地来看她。她们用言语和手势相互比划着。那些死去多年的谁和谁，借着一个个墓碑上的名字起死回生，又转眼沉到整个村庄的历史之中。那些早已湮没无声的旧史，仿佛善本经书，甚至犹如天书，在屈指可数的若干老人的记忆里残缺不全地保存着。当有一天他（她）们都复归尘土的时候，这部书便一同归于沉寂，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在村庄的大地上新添几个坟冢，在村庄的断代史上增加一个标点而已。他（她）们是“空巢”里飞不动的鸟，是某个家族最后的象征，是一个村庄最后的隐喻，也是“老龄化”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或许他（她）们早已习惯了我们口头上潦草的关心，而当我们沉默的时候，他（她）们反倒开口，关心起我们的身体和心理来。我们不会因此而惭愧，他（她）们也不会因此而难过：这似乎是一种伦理公约，带着温情与冷漠的双重表情。
陷在藤椅里的祖母，小心地挪动着身子。她让我找来“活血止痛膏”，帮她贴在膝盖上。我曾帮她剪过脚趾甲，那时怎样的脚趾甲呢？指甲仿佛长进肉里，或者说，肉好像长成了指甲，分辨不清。她慢慢卷起裤腿，露出小腿和膝盖。这里肿了，她说。她低头抚摩着自己的下肢。只剩下骨头了，她又说。还有皮呢，我说。止痛膏是否能真的阻止她的疼痛，我没有问，我只看到她的胳膊上、腰上都贴满了止痛膏，或许她只是需要一样东西，阻止疼痛的蔓延，就像她每日虔诚地祷告，以阻止死神靠近一样。一切于她都只是延缓和推迟。显而易见，她所剩无几的时间也已瘦得皮包骨头了，如果时间能够贴上止痛膏，估计她也会毫不犹豫地贴上去。此刻，她所眺望的村庄也已老弱病残，两代的血肉都已无偿地奉献给了城市，剩下的只是皮囊和骨头，支撑着越来越瘦的田地，和越来越粗重的呼吸。或许也应该给它贴上一块止痛膏，不是在皮上，也不是在骨头上，而是在心上。
不久，来的老太婆又少了两个，我无语，祖母也愈发黯然：她们永远不会再来了。
戊
夏天。八月照相馆。当母亲把我肉的身体放进脸盆里的时候，我的手里正握着一个木制的小玩具，我清澈而专注的眼神一下也没有离开它，所以我没有注意到照相机的镜头已经对准了我。我抬起头，随意地朝前方望了一眼，于是便定格了此生的第一张黑白影像——在出生一百天的时候，在一个搪瓷脸盆里，漫不经心。
对肉身的漫不经心，是否意味着一种对比肉身更崇高的东西的礼拜？比如那个小小的玩具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喜悦？其实，那时的我也只不过是没有主体概念的“玩具”或是大人的“游戏”罢了，吃喝拉撒睡，只表明一种生命的本能，却并非一个真正的“我”。我在等待一个“镜像”，只有从那面镜子里，我才发现了“我”，并由此而突然发现与“我”相异的母亲、父亲以及“我”之外的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世界。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一个在生存的东西，其次才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我在故我思”，当我沉默的时候，身体即是我的语言以及我存在的意义，参与自我历史与我所在的历史的构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理解了梅洛-庞蒂，并因此而拒绝了笛卡尔式的扬心抑身的身心二元论。
同样地，在我看来，城市是乡村的镜像，乡村首先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一个在生存的地方，其次才是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更新的地方。而这种更新不是以城市的思维割裂自己的身躯，不是与自己的前史一刀两断，更不是为镜中的虚像而舍弃自己的生命，甚至生存的可能，只有身心统一、“先在”的乡村，才能作为与城市相异而又心心相印的真实存在，不至于迷失，不至于消逝。这一过程，不是游戏，而是生命的进化。
与乡村漫长的进化相比，个人无疑是微不足道的，正如那张我八岁之前唯一的照片，很久没再出现过，仿佛和那家照相馆一样消失或隐匿了。比照相馆消失得更快的，是照相馆老板的儿子，十多年前，他死于白血病，那时，他刚刚二十岁。我的脑海里依然有他模糊的面孔，清瘦的，苍白的，仿佛被水洗过的黑白照片。他的遗照应该还挂在他父母的卧室里，常常被擦拭得干净，只是我也未再见过。多年后，我遇见他的父亲，在和舅舅下棋，他的母亲，在和舅妈打麻将，而他们仅剩的女儿也已结婚生子了。我想，他们更好地活着，也正是为了让他更好地“活着”，活在他们的身体和记忆里，活在他们的生命延续里——永远二十岁！
己
庚
秋天。佛陀说，你是自己的主人。而我想说，你只有“翻身”才能做主人。身体是一座山，翻过去，你才是自己的主人，在这之前，你只是身体的奴隶，或者自我的觊觎者。然而，这“翻身”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痛苦的。有的人恐怕一生都停留在自己的身体里，像个迷恋母亲乳房的孩子，他享受并放纵自己感官的欲望，并对超越身体的一切形而上的东西（比如道德、宗教等）抱有怀疑和警惕，或者说，身体便是他的此在，便是他的宗教。他是耶稣和撒旦的孩子，是这个时代的畸形儿，又像是最符合这个时代的识时务者。只是，识时务者多了，奴隶便多了，甚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也就多了吧。
我从哪里来？当我问母亲的时候，母亲说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我信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在看《西游记》。另一种答案是“捡来的”，这三个字让我在遭受委屈时常伤心不已。青春期的时候，我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突然有了好奇，这好奇是强烈而忐忑不安的，无法言明，只能故意藏得很深。更可笑的是，我以为别人（包括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在没有什么“性启蒙”的乡下，凡是关涉困觉、亲嘴之类的常被列为不洁的或见不得光的词语，然而总有那些乡野的粗话、荤话、孬话，反倒更激发了我从发生学上对“人从哪里来”的问题追根溯源的冲动。正是在那个时期，突然就在父亲订的一堆报纸里发现了一本《家庭医生》，后来又发现了一本《人之初》，于是趁他们傍晚到菜地浇菜的工夫，迅速翻阅，那些熟悉又陌生的身体器官，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各种疾痛病症，仿佛突然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冲击着我的大脑。不久之后，我又“不小心”在父母的床褥底下发现一本小说，《废都》（可能是盗版），那些欲言又止、神秘莫测的方框，盛满了一个少年最原初最混乱的想象。在被文字敲打之后，我赶紧地把它放回原处，只感觉心慌气短、心惊胆战。如此这般，竟断断续续地读完了整部小说。近二十年后，当《废都》“重现江湖”并被重新评价的时候，我依然能想起那个“庄之蝶”来，只是，这只“蝶”还是庄生的那只蝶么？栩栩然，蘧蘧然，不过一场晓梦罢了。
就在去年，我才恍然大悟：其实父亲早就猜透了我“卑劣”的探究欲，只是他什么也没说，而是将这些好不容易找来的“启蒙”读物，放在我能轻易找到的地方，他以他所能想到的而我又喜欢的阅读的方式，及时化解了我身心的乃至青春的危机。那一瞬间，我在他的沉默寡言里真正感受到一个父亲无声的伟大。也正是站在他和文学的肩上，我才得以顺利地翻过身去。我感谢TA们，以及那段隐晦的时光。
辛
祖母在房里摔倒的时候，身旁没有人。她喊父亲的名字，耳背的父亲在院子里看书，根本听不见；她用尽气力，又喊了几声，还是没有人来，母亲也出门打牌去了。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动弹不得，一阵阵的痛从身体的四面八方一齐涌来。她只好侧卧在地板砖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她仿佛瞥见谁又站在窗外，她赶紧朝观音菩萨望去。菩萨应该是有千只手的，只是此刻，没有一只伸向她。过了许久，父亲忽然感觉空气里似乎有些怪异，他走进祖母的房里，慌忙将她扶上床。她的额头已经青肿了。她只是想扶着床边的藤椅去趟厕所。
已记不清这是她第多少次摔倒了。似乎每摔一次，她身体的某个零部件就要失去应有的功能。比如在一次摔倒之后，她左手的小指、无名指和中指便不能再弯曲，只好僵直着，仿佛蒸熟了的三根蟹脚。无论她承认与否，那些跟随她一生忠心耿耿的身体部件，此刻已彻底停工了，也已无法再更换了，它们成了残废的摆设，最后的牺牲，这让她更加难过。她的亲人们似乎都在默默等待，她同样只能等，等她身体结构的各个部分陆续地陷入停顿，等生命的齿轮自然而然地停止转动，等一扇门缓缓关闭，等另一扇门为她打开。为此，他们彼此心照不宣。
有多少人能带着自己完整的、原装的身体最后离开？那些先天残疾的人似乎比正常健康的人更能保持原有的装备，而后者却常常处于种种意外的可能之中，一次交通事故，一次突然中毒，一次自我戕害，一次他人行凶，如此等等，都会让身体的某一部分像阑尾一样，转眼间离我们而去，而那些植入体内或安装在体外的人工机械，那些相伴终老的伤痕和痛苦，仿佛要提醒我们：“人”本来就应该是残缺的，和这个世界一样，一切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东西都是神话。正如此刻的父亲，“起搏器”正守候在他的心脏旁，此刻的母亲，口腔癌手术后下颌缝合的印记依然清晰：他们注定要带着残缺不全的身体（甚至灵魂）安度晚年。
迎着月光，完好如初地平躺在床上，多么难，多么幸福！
壬
冬天。裹着身体，在风里行走，每天的风都是新生的，却一天比一天冷，吹得人眼底生疼。或许有一天，眼睛也会随风而去，变为无法复原的胶片的暗影，就像曾经见过的那无数的风景和人物，都躲在自己的时光里，一点一点地消失，一寸一寸地老去。我怀疑自己的身体，此刻，它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慢慢拖入泥沼。是谁在消灭我们的身体？劈空而来的一句，从身体之外，不由分说地就飞进我的大脑里，仿佛谶语。
女儿最先学会的语言不是我们的，甚至连我们自身都是语言的产物。现在，她四岁，开始懂得在识字卡片上找她自己的名字，懂得把毛绒小熊当作她的小宝喂她吃饭。她对我说，她还想要个妹妹。她不知道，她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是不易的，虽然未经她许可，却是恰到好处，不前不后，不早不晚，偏偏就是她“这一个”，继承了我们的血脉。而在她之前或之后的那两个未知的生命，却没她这么幸运了，他（她）们刚在子宫里萌芽，便被迅速扼杀了，仿佛透明的琥珀，瞬间消失于亿万年的暗物质中。对于有些人来说，生命不过是一次偶然、一次冲动、一次意外的结果，降临尘世只是为了满足非“我”的意愿，或是为了完成某种家族的仪式，人类生育的本能。生命仿佛是一次被动的历险，从最初到最后：被孕育，被生成，被命名，被喂养，被教育，被驯化，被生活，被生病，被死亡，被怀念或被遗忘。许多人在这历险后被历史所铭记，更多的人在这历险中即被历史所湮没；被铭记的自然不是他们的肉身，而是他们主动与“被动”对抗才留下的斑斑驳驳的名字，那是浴火重生的舍利，那是永垂不朽的符号。那些肉身不坏的菩萨，以及那些被技术保护的死人的肉身，只是作为符号的表征物或者说“生命的能指”，而痴享众生的膜拜罢了。佛说，众生平等，指的是身体，还是灵魂，是现世的生存，还是来世的可能？
女儿抱着我，说是要某个玩具，其实她的玩具遍布各处，废旧的也早已塞满了几个储物箱，这和没有一件玩具的我的童年形成鲜明对照：似乎她是幸福的。然而，在我看来，她依然是“不幸”的：她有许多的玩具，却没有一个兄弟姐妹；她不愿穿有亮片的衣服，因为怕幼儿园别的小朋友把它们扯坏，而她自己会把芭比娃娃拆得粉身碎骨；她懂得“独善其身”，却不太懂得爱惜、分享和礼让。爱她的人像她的玩具一样围绕在她身边，听她的号令，鲜有人对抗她的意愿，争夺她的需要，在她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他者”。不由地想起小时候我与哥哥的那些激烈的身体碰撞，为一件衣服或一块糖；在一张床上彼此依靠，为了相互取暖；争先恐后地帮母亲打酱油，为了找回的几分硬币。然而，独生的女儿却是“独身”一人，若干年后，她会像所有“00”后的孩子一样越来越独立，独立地应对这个世界，与越来越多的“他者”交往，却很难再体会到兄弟姐妹的情谊，体会到并肩奋斗的默契与快意。她是丰富的，又是单一的；她是热闹异常的，又是孤单落寞的；她是我们的，更是她自己的，归根结底，她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有一天，她突然伏在妻子耳边，悄悄地说：“长大了我要和爸爸结婚！”刹那间，我悲欣交集。
癸
在被时光切割的生活片段里，我只能写诗，或者读诗，比如读卡瓦菲斯（Cavafy，1863—1933）：“肉体，不仅仅要记住你被爱得多深，/不仅仅要记住你躺卧的床榻，/还要记住那迎向你的/炽热的双眼中宣泄的欲望，/还有那抖颤的声音——/而某些不期的障碍将它们击溃。/所有这一切都已逝去，/你也几乎已然屈服于/那些欲望——记住吧，/怎样的闪耀，在望着你的双眼里；/为了你，怎样的声音震颤，记住吧，肉体。”（《记住吧，肉体》）当诗人“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布罗茨基语）之后，诗才成其为诗，“世界”才回到世界，“身体”才回复到“年轻而美丽”的原始意义，虽然“贫乏”，却格外真实。
解构我们的身体，从解构自己的灵魂开始。这是此刻不得不为之的结语，却又似乎是另一篇文字的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