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第二届小说一等奖）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    徐尽逸
 
 
 
在那个已经远去的年代，我爷爷的爷爷——一个不能靠力气填饱肚的男人，在他母亲的最后一丝气息随风而去的时候，不得不带着自己弱不禁风的女人，逃离那个灾害连年的南方小镇，一路向北。经过漫长的跋涉，最后他们来到了这个深山里的小村，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村子。长久以来，盛行一句古话——“树动了根不壮，人挪了窝不旺。”那时这句古话就像可怕的咒语一样，一直令先辈们惶恐不安。就在他们忧心忡忡地等待奇迹的时候，一连几代人谦虚的繁衍态度，似乎无情地让奇迹化为了泡影。这时候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大摆香案，然后向祖先哭诉当初丢弃祖坟、冷落庙堂都是无奈之举。就在先辈担心后人是否能够兴旺时，就在人们都开始怀疑李家的香火是否能够延续时，父亲李胜利却在生殖方面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能力。
娘嫁给父亲李胜利后，为他生了七男五女共十二个孩子。往往高生产的代价就是低质量，这十二个孩子只存活下来五个。五个孩子的名字从大到小依次为李发英、李发财、李发福、李发明、李发光。
我落地的时间最晚，名叫李发光。
我出生的那天中午，母亲正在地里收割小麦。黄灿灿的麦子铺了一地，浓郁的麦香，吸引了大群的乌鸦在麦田上折腾。自古以来，人们对乌鸦都有种偏见，这种偏见很自然地影响到了我母亲这样一位乡村妇女对乌鸦的看法。乌鸦的怪叫声使得正割着麦子的母亲心神慌乱，挺着大肚子的她就伸手捡了个石块向乌鸦扔去，就在她一扬手的瞬间，眼前火花闪耀，肚子开始了剧痛。已生了十一个孩子的她，经验颇为丰富，她准确无误地判断到第十二个孩子即将出世，于是扛起了两个麦把子迅速向家里走去。
母亲回到家的时候，十多岁的李发英和三个高矮参差不齐的弟弟正在井边洗菜。李发英看到母亲回来了欣喜万分地说：“娘，我们找了很多油菜，晚上把它泡成酸菜吧！”母亲把两个麦把子扔到了地上，嗯了一声，然后到井边舀了瓢凉水，瓢端到嘴边却看见水里有几个黑影子窜动。她抬头一看，院子上空竟然也有几只乌鸦飞来飞去。
母亲喝了水，瘫坐在门墩上，看着院子上空的乌鸦，脸色异常黑暗。
过了半晌，她问李发英：“英子，你爹呢？”
李发英说：“他睡了午觉起来就拿着镰刀走了，是割麦子去了吧！”
母亲说：“他就没去地里，鬼晓得他哪去了！英子，你快去叫杨婆，就说娘快生了。”
李发英终于注意到了母亲神情的异常，慌忙跑去找杨婆。
母亲和杨婆当时一致认为即将出生的是个死婴，这是他们从乌鸦的怪叫声中获得的信息。而当我顺利地与母体分离，所发出的第一声啼哭使母亲和杨婆大为惊讶。
当时的我瘦得像一只病怏怏的老鼠，啼哭的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杨婆根据二十多年的接生经验，料定这个新生的崽子活不下来，说不如刨个坑埋了，免得白费力气。母亲没有说话，看着怀中的孩子还有呼吸，便不忍心有其他想法。
杨婆走后，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下了床，在屋子的角落里设了香案，然后一边叩拜一边默默自语。
就在母亲忍受着分娩的疼痛时，父亲李胜利正和刘彩云在一块麦地里媾欢。李胜利并不能因为母亲怀有身孕而禁锢自己强盛的性欲，为了满足欲望的他，走向了刘彩云家的麦田，与同样是欲火焚身的刘彩云纠缠在一起。
就在一年多前，刘彩云的男人酒后失足，掉在了河里淹死了，失去了男人的刘彩云一直用满怀忧伤的眼神在村子里扫望，她急切盼望出现另一个男人，能继续在她身上发挥男人的作用。李胜利拥有十五年中标十二胎的惊人成绩，这似乎证明了李胜利身上的某种超能力的存在，这种能力令刘彩云赞叹不已。就在刘彩云以渴望的眼神看向李胜利时，李胜利也以同样的眼神看向刘彩云，然后两人非常自然地勾搭在了一起。
在这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二人媾合的次数无法估量，而地点却出奇的一致。第一次他们用眼神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后，一前一后走进了刘彩云家玉米地的深处。随后玉米慢慢老掉，收了玉米接着又种了小麦，小麦也再慢慢地成长，后来小麦也黄了。这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村里人常常能发现一道清晰的痕迹伸向那块田地的深处。
每次看见绽放的花儿我都会为之叹息，我往往能在它们生命最为旺盛的时候，看到它们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蜜蜂一直是花儿的克星，蜜蜂充沛的精力就是花儿的灾难。花儿仅有的粉汁一点点地被蜜蜂吸尽，最后枯萎。在这些花儿的身上我总能看到母亲的影子，我一直认为母亲的死与父亲强盛的性能力有关。
从刘彩云身上得到了满足的李胜利回到家时，我正在母亲的怀里啼哭。躺在床上的母亲用虚弱的声音为怀里不停啼哭的儿子哼着小曲，当看到从黄昏里走进家门的李胜利时，她的脸上再次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她说：“生了，是个儿子。”已经当了十一次新父亲的李胜利，对眼前这个新生的儿子毫无兴趣，长时间的交欢耗尽了体力，他急需饭菜来填补虚弱的身体。他没理睬母亲就去了厨房，揭开锅盖没有见到饭菜，心里极为不快。他回过身，问躺在床上的母亲：“没给我留饭？”失望的母亲没搭理她，眼睛木讷讷地看着香炉上妖娆的烟雾。她本以为新生了儿子，就可以获得他短暂的关怀，却没想到他回来直奔厨房，对床上的人不闻不问，顿时心生凉意。
生了十二个孩子的母亲就像是失去了养分的花朵一样渐渐枯萎，在生下我不久她就卧床不起了。从我记事起，我就和三哥李发明守在炉子旁为母亲熬药，那时我还不太明事，闻着难闻的药味，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常年要喝这种东西。我发现躺在床上的母亲，时常痴痴地看着眼前跑来跑去的几个孩子，泪水涟涟却又笑容满面。
那个时候我常常能够看见几只乌鸦在院子上空飞来飞去，时不时还发出几声凄惨的叫声。奇怪的是，每当乌鸦一叫，母亲都会习惯性地咳嗽一阵，然后对着香案自言自语，同时我也隐隐觉察到母亲越发的苍老和虚弱了。
母亲惧怕乌鸦。
她惧怕乌鸦，就像惧怕生孩子一样。自从生下我后，她就害怕生孩子了。虚弱的她，经常对着神秘的香案叨咕：“我不能再生孩子了，要是再生，恐怕我就不行了。”同时她也在禀告神灵，请求神灵涤除她身上的邪气。她认为那天在麦田里，不幸沾染了不洁的东西，然后就被乌鸦盯上了。
她情绪低落的时候，习惯用一种令人惶恐的语气对我们说：“我被这些该死的乌鸦诅咒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母亲对乌鸦的恐惧，但看到母亲在无限的恐惧中迅速衰老，我总是无比的困惑和焦虑。于是当乌鸦再来到院子时，我就故意撒了些麦子在地上，趁乌鸦吃得投入就拾起一块石头打过去，但是乌鸦哇哇哇地叫上一阵子，然后又飞回来吃麦子。好几次之后，乌鸦的胆子渐渐变大了，边吃着麦子边在我身旁扑腾，似乎把我对它们的攻击当成了友善的挑逗。
村里的乌鸦很多，它们时常在各个角落里出没。我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发觉乌鸦来我们家院子，有任何诡异的行为。漫长的时间过去，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吓着它们，总是过不了几天，它们又会飞来。我没能吓走乌鸦，从我手里撒出去的麦子，反而一点点地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看着它们毫不惧畏地在身边飞来飞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甚至跟着它们四处游荡。
乌鸦是我的朋友。我想。
而母亲并不这么认为，可怜的母亲一直把自己的病因归于乌鸦对自己的诅咒。乌鸦每次在院子里鸣叫都会让她异常慌张，她虚弱的双手紧紧地拽着被子，并伤心地将自己的子女叫到身边，用泪水汪汪的眼睛将我们仔细打量。
“乌鸦又在诅咒我了！”
母亲咳嗽了一阵后，十分神秘地对我们说：“该死的乌鸦又在诅咒我了，它们希望我早点死了就可以吃我身上的肉。我都瘦成了一把骨头了身上有什么肉呢！再说死了就埋进了土里，它们什么也吃不到。”
母亲那绝望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说：“发光，娘是在生你时被乌鸦盯上的，你帮娘把它们赶走。”
最初我还是遵照母亲的吩咐努力地驱赶乌鸦，但是不管怎么赶，它们飞来飞去，就是不肯走，即便是走了，过几天又会再来。我气喘吁吁地坐在屋檐下，只能任凭它们折腾。渐渐的，我发现乌鸦并不像母亲说的那样邪恶，它们除了飞来飞去，和哇哇哇地鸣叫之外，并没有什么令我们不快的地方。再后来我和乌鸦成了亲密的朋友，它们每次的到来都会得到我的一捧小麦。
三哥李发明把我对乌鸦的友好告诉了母亲，母亲伤心地哭了。
我出生的那天，杨婆眯着眼睛，用右手的拇指在其他四根指头上掐了会儿，然后以沉重的口气告诉母亲：
“你的这个儿子和你相克呢，有你没他，有他没你。”
当时母亲没有说话，似乎是有些怀疑，虽然她对不神不鬼的杨婆一直深信不疑。
“听到院子外的乌鸦叫了吗？！多不平常的叫声！”杨婆不能容忍自己的能力受到质疑，用手指着屋外说：“只有在遇见死尸时，乌鸦才会叫得这么疯狂！”
母亲依然沉默着没有说话，心里却有了恐惧。杨婆的话像一把锥子扎进了母亲的心里，从那时起她开始感觉到了乌鸦的可怕。
母亲一直认为，是她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才保全了我的生命。当她得知我与乌鸦亲近后，就觉得自己喂养了一条白眼狼，心里异常难过。从此她不愿意理我，当乌鸦再来到院子时，她依然把其他几个孩子叫到身边，而单单没有叫我。母亲对我的遗忘让我伤心了很久。那时孤独的我只能捧一把麦子撒在地上，看着乌鸦为抢食麦子而扑来扑去。
直到母亲去世前的一个多月，她才消除心中的不快。
她对我说：“我现在不怪你了，你也许和乌鸦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联系，这是没办法改变的，我生你的那一天乌鸦就来了，而后就一直紧紧跟着我，我细想了好一阵子，也许你前世就是乌鸦。发光啊，你的命不好！”
说完，母亲又无力地对着香案喃喃自语，眼睛对着袅娜的烟雾，目光却已游离到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了。
李胜利对母亲那干枯的身体越来越没有了兴趣，有时就索性夜不归宿，而母亲对此也没有表达丝毫的意见。李胜利在家的时候，晚上偶尔有了感觉，母亲却紧紧护着自己的身体，说：“我们的孩子已经够多了。”母亲对自己的保护让李胜利格外恼火，他的动作开始粗暴起来，说：“我不嫌多！”母亲冷冷地说：“再要孩子，就没我了。”李胜利几乎是吼叫起来：“我也不想要孩子了，但我现在就是想要。”李胜利的粗暴让母亲无法抵抗，他终于胜利了，像泄愤一般地开始了。母亲一动不动，呆滞地看着香案上攒动的烛光，眼泪流畅地淌了下来。母亲冰凉的泪水触到了李胜利的胳膊，他终于意识到和一具尸体做爱是没有快感的，即便是泄愤也不能如意。他从母亲干枯的身体上爬了下来，几下子就将母亲的香案砸了个稀烂，动作干净利索，然后他穿好衣服，毫不犹豫地消失在了月色里。李胜利走后母亲摩挲着起来，一边哭泣一边收拾破碎的香炉，嘴里一遍遍地重复着“罪孽”这两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字。
就在李胜利打砸香案的时候，我们几个被惊醒了。听着“咣当”的破碎声，我吓得哆嗦起来，并像一只受惊的小猫缩进了大姐的怀里。大姐用她粗壮的胳膊紧紧地抱着我，哀叹了一声说：
“这个家快散了！”
我说：“那我们就去和乌鸦一起住吧！”
大姐用鼻孔笑了一声，我感受到了一股沉重的气流从我脸上滑过。
“姐，你笑什么？”
姐用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
“睡在树枝上，会掉下来的！”
大姐像照顾婴儿入睡一般轻轻地拍着我胳膊，频率渐渐地慢了下来，我还没有丝毫睡意，却听到了她的呼噜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从此，我们有时就整天见不着父亲的面了，他晚上也很少回来睡觉，偶尔回来一次，都会让我们觉得有客人造访一般意外。渐渐的，我们已忽视了他的存在。母亲日益萎靡，除了烧香祈祷，她的生活几乎再没有了其它成分。家里的两根柱子突然失去了，这时十九岁的大姐不可退却地站了出来，扮演起了家长的角色。她洗衣做饭，打理家里的一切，然后还得带着大哥李发财和二哥李发福去田间劳作。我和三哥李发明便留在家里照顾床上的母亲。母亲似乎并不需要我们照顾，她不愿意说话，总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看着香炉上腾绕的烟雾出神，到了吃饭和方便的时候，她也不愿意让我们搀扶，虽然精神萎靡但行动依然利索，一点都不像是到了非得躺在床上才能求得生存的程度。
这个时候，关于宣传队的传言被村里一个大嘴巴的女人带了回来。
“宣传队来了，听下游村子的人说，宣传队快来了！下游村子的人说宣传队已经到了他们的下游村子了，宣传队就快来了！”
这是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在这平淡无奇的村子里爆炸开来。一群女人吃了饭迅速聚集在一起，一边打着饱嗝一边议论着这件她们并不清楚的事情。
“啥是宣传队？”
“宣传队就是……就是……哎……就是……”
大嘴巴用舌头利索地将残留在嘴边的油脂卷进了嘴里，然后像领导发言一样，先用手抚了抚衣领，再润了润嗓子，然后郑重地向周围人讲述什么是宣传队，结果吱唔了半天，仍然讲不出来。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她用吞吞吐吐的语气和古怪的神情使人们明白，这个宣传队是很不容易用语言讲述的。
“快说，到底是什么嘛？”
“是……是上面派来的官差……哎……咋说呢？”
她像纯情的少女在说到隐秘的事情时一样，脸憋得通红。大嘴巴谙熟讲话的艺术，很快就把周围人的胃口吊到了极致。一个有些泼辣的女人早已急不可耐了，直接用手紧紧按住了大嘴巴的胳膊，说：
“快说，这些当官的要来村子干什么？再不说我们就把你的裤子扒了。”
大嘴巴做出一副迫于无奈的神情，悄声说：
“他们一来，大家晚上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这群聪明的女人不用大嘴巴过多地解释，很快就从这句简单的话中明白了什么是宣传队，并不约而同地哦了一声。
“晚上黑灯瞎火的，除了这别的还有什么乐子呢！”
“是啊！”
“男人能忍受得了吗？”
女人们说到了厉害之处，情绪已经按耐不住了。她们像勤劳的苍蝇一样，把消息迅速带到了村子的各个角落，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几个女人来我们家，也将这消息告诉了床上的母亲。母亲听后，顿时容光焕发，她爬下床，跪在香案前虔诚地叩拜着：
“菩萨显灵了，菩萨怜惜我了！”
这时，那几个女人看到母亲这反常的行为不知所故，只能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离开了她那阴涩的房间。
此后母亲变得异常的敏感和精神了，一见到我们有谁进了她的房间，她都会立马坐起来问是不是宣传队来了，我们说没有，她就一脸的失望，然后将合并的双手放到嘴前，对着香案祈祷着。那段时间，希望与失望在她身上绝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母亲急切盼望的宣传队已被人们议得沸沸扬扬，却始终不见踪迹，这时一个山外的瓦匠低调地来到了村里。
他落脚在村长家里，村长要建新房子，他是来给村长烧制房瓦的。村长院子外的空地上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凉棚，帮工在凉棚外牵着一头黄牛一遍又一遍地踩泥，瓦匠将踩好的泥土铲到棚子内，堆起硕大的一个泥堆。
村里很久没有外地人来了，瓦匠的到来燃烧了人们的热情。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瓦匠带来的各种奇闻吸引，并逐渐摆脱了对宣传队的恐惧。凉棚和泥场一时间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场地，空闲的人们凑在这里与瓦匠闲聊，瓦匠那陌生的口音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瓦匠虽然模样有些粗糙，嘴皮子却很利索，说起话来就像炒爆米花般干脆响亮。
瓦匠说外面有一种怪物，长着四条腿，腿像油饼一样圆圆的，还有一双大眼睛，到了晚上就发出光，将地面照得通亮，跑起来飞快，马都追不上。
乡邻们从没有听说过这种怪物，惊奇地张大了嘴，问：“那东西咬人吗？”
瓦匠摇了摇头，说：“那东西比黄牛都要温和。”
“它吃什么？”
“吃汽油，和油灯里的那种油差不多。”
“那是什么怪物啊？”
“汽车。”
瓦匠将一坨熟泥贴在转盘的模子上，用力一转，一个瓦筒的形状就出来了。他把成型的瓦筒放在了太阳地里晒着，然后接过人群里递过来的烟袋，装上烟末点上狠狠地吸了几口。说城里还有一种东西，像量斗一般大，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人儿，能说会唱。
乡邻们依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问：“这又是什么？”
“电视机。”
“电视机也吃汽油吗？”
瓦匠摇了摇头，说：“不吃汽油，它吃电。”
“电？什么做的？”
瓦匠意识到这片区域的人都没有用过电，笑了笑说：
“水做的。”
瓦匠的到来，让平淡的村子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都对瓦匠的见多识广惊叹不已，每天都有不少人围在泥场，听瓦匠讲述山外的稀奇事。这个时候，人们已将始终不见踪影的宣传队淡忘了。再也没人会提宣传队，即使有人提起，人们总会漠然地说：“何必为那些始终不见踪影的人操心，有空多听听山外的事情吧，那可都是些我们这辈子没法见到的怪事儿。没准瓦匠也知道宣传队，他会告诉我们，宣传队不过是无聊的人编出来的瞎话。”
就在人们纷纷去看热闹时，大姐一直忙着家里的琐事。直到那个炎热的黄昏，她去河边打水的时候，意外地撞见了瓦匠。当时我和大姐来到河边时，正碰见瓦匠赤裸裸地站在河里洗澡，大姐羞涩与惊慌地“啊”了一声，然后拉着我转身就走。这时扁担竟滑落了，只听到那两只水桶在地上咚咚地滚着。就在大姐不知所措的时候，听到了瓦匠在喊：“水桶掉到河里了，你稍等会儿，我给捞上来。”大姐只好拉着我找了个偏僻的地方等着。她的脸火辣辣的，心里咚咚直跳，于是埋怨着不该在这个时候来打水。瓦匠上岸穿好了衣服来到大姐面前，一脸愧疚地说：“想着这个时候应该没人来河边了，所以就……”窘迫的大姐没接他的话，站起来径直走向了她的木桶。瓦匠就走来提起一只木桶讨好地问要不要帮忙，大姐一把抢过水桶，脸羞得绯红。瓦匠尴尬地笑了笑，然后套近乎地指着我，问大姐：“这是你儿子吧，挺相像的。”瓦匠的这句傻话，使得大姐的脸色顿时暗了，她没有说话，狠狠地将桶砸在了水里，然后猛地一提，水荡了出来，弄湿了她的鞋子。临走时，大姐冲着瓦匠冷冷的说了句：“你把这条河弄脏了。”
大姐那结实的肌肉、健壮的身板，虽是庄稼人所崇尚的，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也是爱美的。看到别的女孩子细润苗条，轻易就能钩住异性的目光，再看看自己粗壮笨拙的体型，心里不免伤悲。平时忙碌，在做不完的事情中也就忽视了对这个问题的不愉快的思考，而瓦匠的话无意中触碰了她的神经，当时令她心里一颤。
瓦匠的话在大姐心里挥之不去，这句来自异性的贬评，像针一样蛰入了她心里。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么？”
回家的路上，大姐闷闷不乐，一句话不说，心里乱糟糟的，一直纠缠着这个问题。大姐做好了晚饭，就坐在母亲房间里的那面古老的镜子前发愣，我们都吃结束了，她依然不愿意离开那面镜子。很少说话的母亲，看着大姐这一反常的行为，说：
“我的乖女儿今晚是要抱着镜子睡觉了？！”
“那您会抱着香炉睡觉吗？”
大姐生硬的态度让母亲感到极其意外，母亲又习惯性地咳嗽了一阵，她爬起来为香炉换了一炷香，然后又重新躺到床上。用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说：
“我的乖女儿已经长大了！”
晚上睡在床上，大姐对我说，我本来不是你们的大姐，我前面还有一个姐，只是两岁多的时候掉到茅坑里淹死了。她要是还活着多好，那我就不用做你们的大姐了。我说当大姐不好吗。大姐叹息了声说，你不懂。我真的不懂，正想问她，这时她疲惫的鼾声又响起来了。
此后的好多天，大姐都不去河边挑水了，她让大哥李发财和二哥李发福去抬水。大哥和二哥不愿意去，大姐说你们都大了，该做些事情了。大哥和二哥不敢违拗，他们每次抬了水回来，大姐就问河边是不是有个男人在那洗澡，他们说有，大姐就做出一副厌恶的表情说：
“河水被这个讨厌的男人弄脏了！”
天气越来越热，地里的麦子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大姐带着大哥和二哥一连在地里忙了几天，才只收割了很小的一块面积，而他们三个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晚饭时二哥李发福甚至以不吃饭的方式来抗议这辛苦的劳作。因为过度的劳累，大姐也有些焦躁，见李发福唠叨着辛苦而不吃饭，顿时来了脾气，说爱吃不吃，明天依然起早。二哥顶了一句，大姐就把碗摔了，二人犟了起来，大有吵架的态势。
这个时候母亲不得不站出来劝和，说：“去把他叫回来吧。”
我们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不等饭吃结束，大姐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刘彩云家。李胜利也是刚刚从刘彩云的田地里回来，光着膀子坐在院子里等待着晚饭。我们的造访让他有些不知所措，李胜利问：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啥？”
“地里的麦子熟了！”
聪明的父亲明白了我们的意思，然后沉默了，这时刘彩云端着一碗面条从屋里出来，她听到了我们的话，说：
“我地里种的也是麦子，不是杂草。”
她将面条递给了李胜利，又说：
“你们那病弱的老娘应该已经给你们做吃的了吧？！”
大姐没有理她，又对父亲重复一句：
“地里的麦子熟了，我们忙不过来，娘让我们叫你回去。”
李胜利埋着头一声不吭地吃面，他不说话，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刘彩云对我们说：
“你们的娘不可能糊涂到这个地步了吧，竟不知道自己的男人吃的是谁家的粮食？！”
我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躺在床上了，当我们把这次与李胜利短暂而不愉快的交涉告诉她后，她又剧烈地咳嗽了。她爬起来执意要亲自去刘彩云家找李胜利，我们阻拦不住，只好掺扶着她一起去。赶到刘彩云家时，他们都已经睡了，我们叫门，一直不见反应。母亲说找石头砸，在我们的意识里母亲向来都是唯唯诺诺的，现在变得这般有气势，我们顿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找来石块纷纷砸向刘彩云家的木门。咣当咣当的一阵乱砸之后，屋里的煤油灯亮了，门依然没开，刘彩云的声音从屋里传来：
“哪里来的耗子在这里折腾，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母亲说：“畜牲也需要睡觉啊！我还以为要整日整夜地受活呢？！”
“我就是畜牲了怎么着，有人就喜欢畜牲，有些人自以为是人呢，可就没本事，不招人喜欢。”
刘彩云把“本事”的音拖得老长老高，仿佛这两个字被自己这么一说，自己就成了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了。母亲听后脸都变形了，她以为自己的话像像刀子，可以干脆利索地将对手消灭，没想到对手却有很强的免疫力，反而把自己给击败了，就像是石头砸在了弹簧墙上，墙没有知觉，石头却弹回来把自己砸了。
母亲歇息片刻，想着自己在嘴皮子上占不了便宜，便直入主题，说：
“地里的麦子熟了，你该为你的儿女做些什么了吧！”
这话是说给父亲听的，屋里却没反应，过了一会儿油灯也灭了，母亲说接着砸。又是一阵乱砸之后，李胜利终于忍不住了，在屋里极不耐烦地吼着：
“明天把这里的忙完，后天一早就回来！”
母亲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尤其是还在挫败中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父亲的话让她得到了慰藉，她立马将对方的妥协占据为自己的胜利，用一种骄傲的语气对我们说：
“咱们也回家睡觉吧，时间不早了。”
李胜利回到家时大姐和两个哥哥都已经将地里的麦子收了大半了。他们四个人用了一天的时间收完地里的麦子，接下来又用了两天的时间脱粒。第三天的时候李胜利很不耐烦了，他说新麦子出来后是要晒干才能装进粮柜子的，这些你们几个可以自己做的，我没时间再帮你们了，那边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做。
李胜利在家的这几天，又和母亲睡在了一起。母亲已经很久没有和李胜利躺在一张床上了，晚上睡在李胜利身边时，她像是新婚的小姑娘一般紧张。可怜的母亲一想到曾经那个强壮的李胜利，就全身哆嗦，然后就紧紧用手护着自己的下体，整夜不能入睡。可是，一连两晚过去，李胜利都睡得像死猪一样沉，没有任何动作，这时我的母亲反而不习惯了，恰当的说是泄气，如溃堤般。母亲想是自己躺在床上的时间太久了，已经失去了人的模样，这样的女人是没有男人会感兴趣的。母亲又想到了刘彩云的饱满与骚劲儿，觉得自己的男人应该得到了刘彩云饱和的款待，说不定已经被那个女人榨干了。母亲又想人怎么要就像猪狗一样干那种事情呢，猪狗干那事是为了生崽子，而人却不只是为了生崽子，有了感觉就要脱裤子受活。这时候她突然觉得刘彩云无比的恶心，李胜利无比的恶心，自己也无比的恶心，甚至所有人都一样恶心。可怜的母亲越想越多，到最后就没一点精神，整个身子也一下子懈怠了。
第三天下午，刘彩云来了。刘彩云带着一把镰刀风骚万般地走进我家院子，说：
“我是来帮你们收麦子的。”
我们姐弟几个没有理睬她，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用话语来接待这位客人。一旁的父亲脸色暗了下来，说：
“你来干啥？”
刘彩云扭了扭身子说：“我是来帮可怜的小孩儿收麦子的，没想到来晚了。也是没办法，自己家里一大堆事儿，才忙结束。”
父亲李胜利没说什么，然后大家又继续忙着，都没再理睬她。刘彩云悠闲地在院子里瞅来瞅去，瞅我们家的房子，瞅圈里的肥猪，然后又进堂屋瞅了瞅，她那自若的神情就像是在查看自己的东西。在屋里看了看后她走到院子里怪声怪气地说：
“这屋子虽然老了点，可也比我们家的房子宽敞多了！”
我们依然继续忙着，各干各的事。刘彩云一点儿没觉得无趣，又说：
“听说妹子早早就病了，乡里乡亲的，却一直忙着没时间来看看，心里怪过意不去的！”
刘彩云说着就往屋里走，这时候李胜利飞奔过去，将她一把拉住，李胜利让她回去，她不愿回，然后李胜利摁着她坐在了院子的椅子上。我们继续干活，刘彩云坐在那看着，一直忙到天快黑的时候，李胜利进屋收拾了一些自己以前的衣服和用品，装进袋子提着和刘彩云走了。
瓦匠的第一窑瓦烧制出来了后，在河边被我的两个哥哥捉弄了。
大姐多次在两个哥哥面前抱怨瓦匠的不是，而且两个哥哥对天天抬水这事儿很不情愿，他们也意识到大姐不再愿意挑水，是因为瓦匠在河边洗澡造成的，于是决定报复瓦匠。那天下午他们来到河边时，瓦匠正悠闲地浸泡在河里，他们悄无声息地打好了水，离开时顺便带走了瓦匠的衣服裤子。回到家里，大姐见到了他们带回的衣服裤子，就问是谁的。他们如实说了，那激动的神情像是在等待大姐的称赞。大姐没有称赞他们，却像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咆哮了他们一番，这个时候他们像是打了霜的茄子一样蔫了。大姐让他们马上送回去，他们不去，说是怕遭到瓦匠的报复。大姐只好陪着他们去。
我和三哥李发明也跟着一起去了。我们来到河边时，天空已经飘上了晚霞。瓦匠蜷缩在草丛里，焦虑地张望，见到有人来了欣喜不已，急忙地站起来挥手吆喝，接着又意识到自己还光着身子，就又蹲了下去，继续兴奋地挥手。瓦匠激动地说，总算有人来了，不然晚上我得在这里过夜了。你们能帮我找条裤子来吗，最好再有件衣服。大姐接过李发财手上的衣服裤子抛给了瓦匠，说我的两个弟弟不懂事咧，刚拿走了你的衣服，现在还给你了。 瓦匠似乎生气地说，我哪里得罪了他们呢！我们没有搭话，跟着大姐又急匆匆地走了。瓦匠穿好衣服追上来拦在路上，迫使我们停了下来，吓得两个哥哥紧紧缩在大姐身后。
大姐护着两个犯错了的弟弟，没好气地问：“你还想怎样？”
瓦匠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们嘿嘿地傻笑着。他伸出粗糙的右手，两个哥哥以为那是一个耳光即将光顾自己的脸蛋，就迅速将脸埋到了大姐的背上。但那不是耳光，瓦匠的手很温和地在大哥和二哥的头上拍了拍，然后依然嘿嘿地傻笑着。瓦匠的这一举动令我们都很意外。以往父亲李胜利的手伸向我们时，总会变成响亮的耳光，而瓦匠的手却如此温柔，且充满爱意。那一刻我们都有种奇怪的感触，一丝暖暖的感觉在心里翻腾，让人有流泪的冲动。包括大姐，她甚至希望那只手是拍在自己头上的，然后自己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依偎在他的怀里，轻松地眯着眼睛睡上一会儿。但是大姐没有把自己的真实内心展露出来，在这个陌生人面前她非常镇定。
大姐冷冷地说：“你想怎么样？”
瓦匠嘿嘿地笑着，说：“我什么时候就得罪了这俩小子呢？！”
大姐说：“难道你还想揍他们？”
“我会对小孩子动粗吗？这俩孩子倒是挺调皮的，我想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瓦匠的话很具有渲染力，简简单单，却迅速在我们心里树立起高大而温暖的形象。
大姐依然冷冷地说：
“他们是不会和一个喜欢裸露的人做朋友的！”
这个时候，大哥二哥包括三哥和我都觉得大姐的话有些败坏感情，同时也替瓦匠感到难堪。而瓦匠似乎一点儿都没在意，依然嘿嘿地笑了笑。
此后大姐依然不再去河边打水，而大哥二哥却真的与瓦匠成了朋友。
之后的日子里，两个哥哥和瓦匠的关系发展得极为迅速。他们每天下午准时去河边抬水，然后向瓦匠学游泳，他们学会了简单的狗刨式后，还叫着我和三哥李发明跟着一起来到河边，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大肆炫耀了一番。再后来，两个哥哥已经不满足于只是下午抬水时才和瓦匠在一起了，他们早上吃过饭后总是寻找各种机会溜出去，然后整日呆在瓦匠做活儿的凉棚里。大姐对他们的行为非常不满，她不止一次地在母亲面前抱怨说，这两个崽子跟着瓦匠学坏了，整日不着家，以后说不定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母亲依然是整日看着香案，听到大姐的抱怨后，只是叹息了一声说，我的两个儿子也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拉得老长，既有一丝欣慰，又有一丝面对衰老的哀怨与恐惧。
第二波关于宣传队的消息是在瓦匠的凉棚炸开的。
瓦匠带来的外界信息，吸引了大批的村民，他的凉棚一时间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场地。大嘴巴将消息带到凉棚，然后消息就从凉棚迅速传开了。
大嘴巴女人说：“宣传队来啦，这次宣传队真的要来啦。听说宣传队已经到了下游村子啦！”
有人问：“宣传队来了，那下游村子的男人还能与女人有那事吗？”
大嘴巴说：“这个倒没听说。”
有人问：“下游村子的人到底怎么说？”
大嘴巴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吞吞吐吐说不出来。有人就急了，说大嘴巴又要卖关子了。大嘴巴用手势招呼身边的几个人凑在了一起，然后贴着她们的耳朵小声说：
“好像是说要宣传队要在女人的那个地方做工作，为了不让男人偷偷干那事，估计就要用针线把女人的那地方缝起来！”
女人们开始叽叽喳喳地吵嚷起来，吵嚷的气势越来越大。
有人说：“女人长那东西就是用来干那事的，把它缝起来，不是就和旧社会裹小脚一样了？！”
有人说：“那以后怎么生孩子？！”
有人说：“断香火喽！以后就断香火喽！”
人们躁动了一会儿后，仍不确定宣传队来要做什么，就问村长。村长正坐在人群里吧嗒吧嗒地抽烟。村长将烟袋使劲儿地朝鞋底上敲了敲，敲掉了烟灰再把烟袋塞进了衣兜里。
村长说：“上个月去镇上开会，会上倒是说到了宣传队的事，这个宣传队嘛就叫做‘计划生育宣传队’。领导吱唔了半天，好像是说要控制人口增长，禁止随便生孩子。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太清楚。”
村长的话似乎是证实了这个消息的可靠性，人们更加的不安了。这个时候人们又想到了瓦匠，瓦匠是从外面来的，应该知道什么是计划生育宣传队，就去问瓦匠。
瓦匠笑嘿嘿地挠了挠头，说：“我是常年在各地跑，没个固定的地方。虽然也知道点，却也不是多确切。只知道计划生育宣传队要给女人结扎，别的就不清楚了。”
有人问：“结扎？什么是结扎？”
有人疑惑：“结扎就是把女人的那地方缝起来吗？”
瓦匠为难地摇了摇头说：“这只有那些结过扎的女人才知道。”
连颇具威望的村长和见多识广的瓦匠都不知道宣传队是怎么回事，这使得人们更加感到了恐惧。人们把消息带到了村子的各个角落，并在恐惧的阴影中等待着宣传队的到来。
人们把这消息带给我的母亲时，我的母亲非常的冷静。她看着香炉上腾绕的烟雾，迟疑了片刻说：
“他前段时间回来过，但已经不想和我那个了！”
母亲没有表现出他们预料的震惊与恐惧，这令他们非常意外。同时他们在心里猜测着，眼前这个女人的神智已经不正常了。
乌鸦已经有段时间没到我们院子来了，遍地的麦子让它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朋友，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能老远看着它们在田野里飞来飞去。
在听不到乌鸦叫声的日子里，母亲的身体依然是越来越差，直到有一天，她真的再也不能自己爬下床来了。她发现自己再也动不了的时候，情绪格外糟糕，躺在床上发出了一阵比乌鸦的叫声更为揪心的呻吟。她身上糜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是屁股和大腿上长满了红疹，后来红疹开始发炎，再后来屁股和大腿开始全面溃烂。大姐给她换洗衣裤的时候，衣服裤子已经与那些腐败的物质紧紧黏在了一起，脓液在衣裤的表面结上了厚厚的一层硬壳。脱掉裤子，她的屁股和大腿除了腐肉与脓液，已看不到一块完好的地方。
“我命苦啊！”
随着这句具有历史意味儿的感叹，母亲的泪水像麦粒一样滚落下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时候该如何安抚她那波澜的内心，能做的只是流几粒无助的泪水。大姐一边默默地哭泣，一边为母亲溃烂的地方敷药，药粉一撒上去就很快被脓液吞噬掉了。五保官为母亲弄了不少草药，有熬汤服用的，有研磨成粉外敷的。可这些草药都没能使母亲好起来。
“我快不行了，我的儿啊。”
母亲越说眼泪就流的越利索。
“我的儿啊，有件事情我一直瞒着没告诉你们……最初……最初我并没有什么病，那时生下发光后，只是身体很虚弱，没有了力气。但是想着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再生孩子我就真的不行了。为了不让你们的爹……，我就装病，然后就一直装到现在，没想到现在是真的不行了。”
母亲的话并不让我们意外，因为我们以前就听父亲李胜利说过。李胜利离开家之前对我们说，你们的娘没病，是在装病呢！要是真病了能找五保官治好，可是她装病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胜利向我们说这话的时候，嘴里不时散发着一股炽热的火气。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们从踏实的睡眠中极不情愿地醒来时，听到了母亲无休止的咳嗽声。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咳嗽声，响亮而富有节奏，听起来比平常严重得多。听到母亲反常的咳嗽，我立马意识到我的朋友——好久不见的乌鸦来了。果然，就屋后的竹林里传来了乌鸦的叫声。乌鸦的叫声显得精神抖擞，似乎能让人感受到大量的食物正在它们的肠胃里欢快地燃烧着。我的朋友没有忘记我，现在它们又回来了，遍地的麦子让它们淋漓尽致地饱餐之后，又精神饱满地回来了。我想这个时候，母亲一定又要呼唤她的儿女去她身边了，然后我就静静地等待着。母亲狠狠地咳嗽了一阵，缓和下来后果真就用虚弱而沙哑的声音呼唤她的儿女了。大姐和我的三个哥哥磨蹭着穿好衣服，去了母亲的房间，而我依然定定地躺在床上。自从母亲知道我与乌鸦友好后，她心里一直不快，每次乌鸦来时，她叫了其他几人去她床边守护，却不再叫我。我继续躺在床上，习惯性地猜测着他们之间的交谈。等了很久，隔壁屋依然沉默，除了母亲偶尔的咳嗽，再没有其他的声音。终于听到里面有了微弱的动作，我猜想那是母亲在一一抚摸她的子女。片刻后我听到母亲叫了我的名字。“发光呢？我的小儿子发光呢？”听到母亲叫我，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暖流，顿时有了想流泪的冲动。那片刻间，我听到乌鸦的叫声，突然觉得乌鸦的叫声是那么的难听，甚至为自己曾经与乌鸦亲近而深深懊悔。急切的我来不及穿好衣服，就钻进了母亲的房间。我不敢上前，只是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注视着床上的母亲，并感受着房间里温暖的气息。看到母亲向我招了招手，然后我有些胆怯地凑过去，接着母亲枯老的手也在我的脸上细细抚摸着。这时我终于忍不住了，放肆地流起了眼泪。
母亲提到了曾经对我的不悦，并亲昵地用爱抚表达了她内心的愧疚。然后以非神非鬼非人的神情与语气告诉我，我的前世可能是乌鸦，并预料了我的命运不会太好。母亲说完这些，目光又漂移到香案上了，向神灵咕叨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
神灵似乎并不能体谅母亲的痛苦，这个时候她又艰难地咳嗽了。她的咳嗽让人听了忍不住哆嗦，好像她的肺已经完全被黏稠的物质包裹了，随着猛烈的咳嗽，那些物质拥挤到了咽喉里，不能上下。我看到她憋的满脸通红，样子很难受。艰难的努力之后，咽喉终于通畅了，她一张嘴，浓浓的血痰就堆积在了地上。
稍稍缓和之后，母亲的手伸进了被子里，摸出一面镜子，那面曾一直放在梳妆台上的镜子，母亲看着镜子说：
“好久没照镜子了，现在的我都已不成人形了。”母亲努力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说：“也难怪他不再想要了。”
母亲拿着镜子细腻地摸着，并紧紧地贴在脸上，像是亲密的恋人在做临行的告别。
“我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母亲将手中的镜子递给了大姐，说：
“女孩子要学会打扮，没有哪个男人会对邋遢的女人感兴趣。”
母亲的目光还集中在镜子上。
“这镜子是外婆留给我娘的，我娘走时又留给了我。现在我也快不行了，英儿，娘就把它留给你吧。”
母亲的情绪非常低落，虽然强忍着，但泪水依然在眼眶里打滚。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宽慰母亲，只好沉默着一句话不说，然后听着彼此的呼吸起起落落。屋子里一时安静下来，气氛显得格外沉重，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乌鸦的叫声不时从外面传来，听着像寺庙里的钟声一样具有震慑力。
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说要出去转转，我们就搀着她出了屋子。她的身体像是枯萎了的树叶一样，毫无重量。我们搀着她，看着她那痛苦神情，似乎每动一下都会有窒息的危险，这让我们十分担心。我们来到院子，她将院子仔细环视了一番，包括房檐上垂挂着的房草，接着又去猪圈旁看了看那两头长势正好的肥猪，然后就去了屋后的竹园。竹园里的竹子稀疏而高大，茂盛的枝叶在晨风中哗哗作响。见到我们来了，几只乌鸦在竹林里惊恐地窜来窜去，飞累了就又停息在枝头上，睁着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们。它们时而发出的叫声，凄凉而悠远。
“我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 母亲有些哽咽地说：
“除了你们五个，还有七个都在这儿。”
她的目光与手都移向了凹凸不平的地面，地面上鼓着七个杂草丛生的土堆。
“现在我也快走了，到等我走后也会留下这么个土堆。”
说完她的泪水又流下来了，泪水滴在干燥的泥土上，印出一个个黄豆大的斑点。母亲将我们紧紧拥入怀里，紧紧地搂着，让我们几乎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就这么静静地呆着，直到乌鸦悄无声息地离去，直到我们的肠胃发出一阵饥饿的声音，我们才走出竹园，走入早晨温柔的阳光里。
回到屋子，母亲继续躺在床上。她的脸色极其苍白，目光依附在香案上，不说一句话，只有咽喉里的浓痰随着呼吸发出均匀的声响。母亲频繁地咳嗽，然后像幼龄的孩童一样不耐烦地哼哼唧唧。烟雾在香炉上腾绕，变换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微弱的光亮从窗子残破的缝隙穿透进来，形成一束束笔直的光柱，我们看到无数的粉尘在光柱里骚动。屋子的旮旯里有一些躁动的声音，这时一只黄猫悄声钻了进去，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嘶叫声，然后看到黄猫嘴里叼着一只肥硕的老鼠兴奋地跑了。
阴暗而诡异的房间让我们情不自禁地战栗，我们兄弟四人静静地守在母亲的身边，彼此用眼神诉说着内心的恐惧。在黄猫叼着老鼠从门口窜出去时，我们也不约而同地跟了出去。大哥二哥去跟踪黄猫，我和李发明来到了厨房陪着大姐烧饭。我们问大姐为什么母亲越来越令人害怕，大姐忙着手上的活儿，没有说话，她的脸色像是暴雨来临前的天空，挤满了乌云。就在这时，母亲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叮叮咣咣的破碎声。我们跑进去，看到香案翻倒在地，香炉摔成了碎片，母亲枯萎在地上失声痛苦。我们想扶她起来，她却像撒气的孩子一样抗拒，说：“菩萨为什么不怜惜我呢？！我实心实意地敬他们，他们就是不保佑我。现在我都快死了……”母亲的哭声越来越大，到后来几乎都成了呼喊的气势。大姐也哭了，泪水默默地流着，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我的手都快被捏碎了。一段时间之后，母亲终于哭累了，她歇息了片刻，然后像个孩子一样，说：“我饿了。”
收完了麦子，一时间有了短暂的空闲，人们便在这个空当睡懒觉、打麻将，养精蓄锐，等待下个忙季。大姐却得不到休息，母亲迅速恶化的病情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里，让她几乎有些喘不过气来。大姐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母亲给她的那面镜子，镜子里的形象臃肿而疲惫，看不到青春应有的活力。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把耳朵贴在墙壁上，隔壁的母亲十分安静，听不到小孩子般的哼哼声，只有呼噜呼噜的喘息，那样子是睡着了。这个时候大姐便想着出去溜达，她在村子里走了几个来回，都不见一个人。除了在家睡懒觉的，就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打麻将的，再有就是瓦匠的凉棚，那也是人们寻乐的好去处。大姐突然也想去瓦匠的凉棚看看，这么长时间了她还没有去过。可是年轻的姑娘，混在人多的场合里，多少有些不好。就在她犹豫不决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母亲破碎的香炉，于是就决定请瓦匠做个能用来烧香的陶罐。
人们一时因宣传队而惶恐不已，但宣传队始终不见踪影，这时他们又重新恢复了对瓦匠的兴趣。大姐来到凉棚时，凉棚里外凑着不少人，他们正和瓦匠天南海北嘻嘻哈哈地胡侃，说得不亦乐乎。大姐显得有些插不上话，她也不想插话，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着他们说笑。听着别人说笑，她繁重的心思竟渐渐纾解了。男人聚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男人的话题，男人的话题多是与女人有关。听到他们聊着女人的胸、屁股等敏感问题时，大姐的脸瞬时红了，然后把脸紧紧地藏在自己的双手里。这个时候，她也想着自己胸和屁股有没有那些男人说的那种丰满圆润，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腰身不够苗条、皮肤不够细腻时，心里又掠过一丝自卑。于是把脸藏得更紧了，并在心里痛骂这群男人污俗。瓦匠闲侃的功夫令大姐佩服不已，平淡无味的话从瓦匠嘴里出来总能让人发笑，语言似乎对他来说不是交流的工具，而是寻乐享受、卖弄才华的渠道。大姐的目光有些黏稠了，看似平静地坐着，心里却突然有一丝念想闪过——若能与这种风趣的男人生活一辈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这时她不经意间又想起了母亲，母亲干瘪的人生让大姐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了无限的恐惧。大姐透过指缝，关注着瓦匠的一举一动，瓦匠裸着上身，在干活的同时顺便卖弄了自己结实的肌肉。他那长时间被太阳烘烤的皮肤黝黑发亮，看着像是常年在煤窑里劳作而不洗澡。他在抽烟时也不停下手中的活儿，把烟叼在嘴里，咧着嘴角，深褐色的牙齿便露了出来。瓦匠除了身体健壮，似乎也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油黑的皮肤与不洁的牙齿甚至让人恶心，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大姐对瓦匠的欣赏。她看着瓦匠结实的身体，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躁动，这种难以抑制的躁动让她极为不安，她闭上眼睛狠狠地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这才渐渐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后，她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并对这突如其来的猥琐的躁动而不解。
当人沉浸于某件事时，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村落里接连腾起了炊烟，随之一股浓郁的饭菜味弥漫开来。午饭时间又到了，闲聊的人们纷纷散去，大姐还不愿意回家，她不知道回家后该如何承受那种令人窒息的压抑。瓦匠也要去吃饭了，他用水清洗了身上的泥，笑嘿嘿地来到大姐身边，然后像老熟人一样和大姐打招呼说：
“你来了？”
大姐嗯了一声，又迅速低下了头。刚远远看着瓦匠，情思暗涌，现在近距离地面对瓦匠，就感觉是自己已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来，心里极其的紧张和羞涩。
“我是来找我两个弟弟的。”
“他们今天没来。”
“迟早有一天，他们会被你教坏的！”
瓦匠嘿嘿地笑了笑，没有说话。然后两人都沉默了片刻。大姐一时觉得败兴，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说这些。她正尴尬着，看到了一排排做好了的瓦筒，说：
“你能帮我烧个陶罐吗？”
“什么样的陶罐？”
“能装灰就行，不要太大，也用不着多好看，你应该能做。”
“干什么用啊？要是细活儿我可做不来。”
大姐顿了顿了说：“烧香用，我娘的香炉碎了。”
瓦匠立即明白了，他从我两个哥哥的口中已模模糊糊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他用一种似乎是赞赏的语气对大姐说：
“你是个懂事儿的姑娘！”
瓦匠的这句话让大姐激动不已，回到家里她已察觉不到肠胃的饥饿了，反复琢磨瓦匠的话，越是琢磨越是不能平静。女人的思绪是很庞杂的，她总觉得瓦匠的这句话意味深远，不只是简单的赞赏，更多的应该是爱慕。想到这里，她坐立不安了，脸蛋红扑扑的，一颗懵懂的心在身体里尽情地折腾。大姐找来母亲给她的镜子，细心地观察着镜子里的自己，那种认真的态度不像是在看自己，而是在打量一个陌生人。镜子里的形象平淡无奇，臃肿的面庞、粗糙的皮肤，似乎没有任何地方能引起男人的兴趣。大姐开始怀疑刚才思绪的可靠性，于是深深的一个叹息，心气就泄了大半。这时隔壁屋子有了响动，是母亲醒了过来。母亲时而哭，时而笑，时而像孩子一样哼哼唧唧，她的神智已经不正常了。
黄昏的阳光软绵绵的，从村子西边的山头斜射过来，金黄的色彩将村庄紧紧包裹着，一切显得闲适而安静。天气依然闷热，人们坐在院子里，悠闲地摇晃着扇子，等待夜幕，等待星星月亮，等待夜晚的逍遥。
几只乌鸦披着金黄的色彩来了，定定地停在我家的房顶上。乌鸦也喜欢黄昏，时不时地扑腾几下翅膀，然后一直夸张地叫着。乌鸦一叫，母亲又要咳嗽了，我竖起耳朵，等待母亲的传唤。
“哇——哇——哇——”
乌鸦的叫声嘶哑而有力，像棉花一样结成一团，在空荡荡的村子里穿梭，并形成强有力的回声，久久不散。
母亲又哭了，旧的泪水还在，新的泪水又流了出来，她的脸上挂着两道无法消失的泪痕。长时间被泪水浸泡，她的脸干燥而枯红，看起来格外苍老。
“我快死了！”
母亲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让我们惊慌不已的话。
“我快死了，乌鸦不用再诅咒我了，我就快死了。或许它们已经知道了，它们正是闻着死人的气息来的。不过现在它们不敢来吃我的肉，因为这屋里的魂魄还没有散去。你们知不到知道这魂魄是谁的？”
她神秘地向四周扫望了一眼，好像是真的有鬼魂在屋子里飘荡一样。
我们惶恐地摇了摇头。
“你们不用害怕，这魂魄就是你们的娘啊，你们不要怕娘，娘是不会出来吓你们的。魂魄不走，这些乌鸦就不敢来吃娘的肉。”
从此，母亲很多时候都在不停地说着一些莫名奇妙的话。她的头脑不再清醒，看到家里的每个人，都会像看见了鬼一样惊慌。
五保官是我们村里唯一懂医的人，曾学过一年的医，然后就在村里充当了医生的角色。母亲的病就是找他看的，按照他的意见，我们每天都在加大药量，熬药的炉子不分昼夜地工作，但是母亲的病情却依然日益恶化。现在她不只是身体病了，而且精神也出了问题。药给她喂进嘴里，她又吐出来，然后用一种恐惧的眼神看着我们，拒绝我们靠近。
这种状况我们已无法应对，就只好去找回了父亲李胜利。开始父亲不信，他认为是母亲又变换了新的招式装病。但在我们的苦苦央求之下，他还是回来了，回来看了之后，他也觉得这个女人是真的快不行了。这个时候，他心里似乎闪烁着一丝怜悯，觉得现在有必要陪伴自己的女人挨过最后的时光。
母亲认不出我们，也同样不认识她的男人李胜利了。父亲李胜利怀着一丝悲悯来到她的床前，那样子是想和她说话，她却缩进了被子里，然后一个劲儿地哆嗦。父亲站在那里，闻到着从床上散发出来的恶臭，皱了皱鼻子，然后对母亲说：
“你好好养着吧，别担心，我回来了。”
据我们的记忆，这是父亲向母亲说的最具有情感意味的话。但是我们却觉得，父亲的这句话不是说给母亲听的，而是说给我们的，或者是说给空气的。父亲走出房间，向我们说：
“你们的娘已经糊涂了！”
父亲不愿意再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就说母亲需要静养，他得另找睡处。那间房的隔壁是间狭小的暗房，平常堆放些杂物。父亲把那屋子收拾了一下，搭了床，从此在家里住了下来。他回来后又重新成为了家庭的核心。他先去木匠家买了棺材，然后又请来阴阳先生看了墓地，那些天他起早贪黑，忙得不可开交。
遇见熟人，熟人笑着问：“那寡妇不伺候你啦？你又回来啦？！”
父亲在人们的唾沫星子里生活了多年，对这种柔软的嘲笑早已习以为常。他赔上笑容，说：“我女人快不行了！”
他无视一切，非常潇洒地从人前走过，然后又猛然回过头，让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人们措手不及，他说：
“我女人入土的时候还得劳驾你们来帮个手啊！我向木匠买了口最厚实的棺材。”
一些天之后，母亲的精神又突然恢复了正常。她的胃口大增，而且每顿都要吃肉，那样子恨不得整吞一头肥猪。她还让我们搀她到院子里晒太阳，坐在阳光里，还有说有笑，显得异常的精神。后来她还查看了自己的棺材，并忍不住向我们感叹：“死没良心的，想不到心里还是有我呢，看看这口棺木多气派，不知要花多少钱啊！”当时，母亲甚至感动地流出了泪水。此后她对父亲的态度极其热情，总是找各种机会和她说话，说过去，说现时，也说未来。虽然她的未来已摆在了眼前，但仍然纠结在这个家庭的漫漫长路中，心放不下来。父亲虽然很不喜欢母亲身上的气味儿，却也只能忍着，面对母亲的长谈，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
差不多大半个月过去了，刘彩云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李胜利回去，心里就急了。刘彩云找到我们家时，父亲正在院子的角落里劈柴。他看到刘彩云，脸色一下子暗了，立即扑到她面前，压低声音龇牙咧嘴地咕叨，那样子是在埋怨她不应该到这来。刘彩云一脸的淫笑，嗲声嗲气地说了些什么，同时她的手在父亲的身上滑动。父亲的脸色顿时舒展开来，一下子拽住她的手，拉着她迅速钻进了那间暗房。他们进去不久，一阵痛不欲生的呻吟就从那屋子传了出来。当时我和李发明正坐在炉子旁守着药罐，听到这种声音我们都很害怕。于是我们来到床边寻问精神刚刚恢复正常母亲：“娘，他们是不是和你一样病了？那是不是也要给他们熬药？”母亲的眼眶上挂着硕大的两颗泪水，说：“他们是病了，但用不着你们熬药，他们就这样叫上一阵子就好了。”母亲又咳嗽起来，而且异常猛烈。我们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有没有乌鸦的叫声，但是除了母亲的咳嗽声，就只有那暗房里的呻吟声了。我和三哥十分不解，想着乌鸦没来，母亲怎么还会咳嗽得如此异常。母亲咳嗽一阵子后，摆摆手让我们走开，说没事，让我们出去玩。我们站着没动，想着这个时候母亲是需要我们陪着的，但是母亲生气了，扬起手将我们赶出了屋子。暗房里的呻吟越来越黏糊，母亲的咳嗽声也越来越响亮。我和三哥呆在院子里，面面相觑，正不知道该怎么般时，却看到几只乌鸦从远处飞了过来。乌鸦果真来了，它们没有落下，一直在院子的上空盘旋，并拉着长调嘶鸣。我们以为母亲又要呼唤的她的儿女了，然后做好了被传唤的准备，可是她一直咳嗽，没有说话。
阳光逐渐温柔下来，我们抬起头，看到太阳如一个锈黄的铁饼向西边滑去。
 “娘说你前世就是乌鸦，乌鸦说话你能听懂吗？”李发明说。
 “听不懂。”我说。
我捧了把麦子撒在地上，乌鸦没有理睬，它们依然在院子上空盘旋。
这时我们看到大姐和两个哥哥回来了。据说计划生育宣传队将要进村，他们就去村口看热闹了。李发明问宣传队有没有来，他们说来了。然后他们兴奋地钻进屋里想要告诉母亲，我也跟了进去，脚刚迈进母亲的屋子就听到了一串可怕的叫声：娘——娘——娘——娘！……
娘走了。
大姐说娘走了，并和三个哥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看情形我也应该跟着一起哭，可是我怎么努力都没有泪水。母亲还躺在眼前的床上，没有走，再说母亲也没有力气走了，就是走了也可以再回来的。我凑到大姐身边，拉着大姐的衣襟说娘没有走，娘还躺在床上。大姐哽咽着说娘走了，走了就是死了。我也不知道死了是什么意思，正想问大姐却看到隔壁的暗房里有人出来了。是刘彩云，刘彩云头发蓬松地走出来，朝母亲的床上看了看，皱起鼻子做出一副奇怪的表情，然后从门口迅速溜了出去。接着父亲李胜利从暗房里走了出来，李胜利来到了母亲的床边，问：“走了？”我们没有理他。他伸手在母亲的脸上摸了摸，说：“真走了！”然后深深地“哎”了一声，搬来了厚厚的一摞冥币，蹲在母亲的床边烧起来。一边烧一边说：“媳妇，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穷，受了一辈子苦，到了那边你重新找个好人家吧。你看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钱，这些钱你都带上，到了那边你也过几天有钱人的日子……”父亲说着竟然也有些哽咽了，看到父亲都哭了，我隐隐感到死是很可怕的事情。平时阴暗而死寂房间，现在却火光闪闪、哭声连连，而母亲仍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不说话也不咳嗽。我觉得奇怪，就问父亲：“娘怎么不咳嗽了？”父亲斜了我一眼，说：“你听见过鬼咳嗽？”看到父亲严肃的神情，我便不敢再多说。
就在母亲去世的这天早上，不知是谁说看到宣传队进村了，听到这消息，村民们一下子闹腾起来，并纷纷涌向村口。就在人们已将宣传队几乎忘记的时候，宣传队却突然要来了，这让人们感到了突如其来的恐慌。很快，村口就挤满了人，他们议论纷纷，在无比的焦虑与恐慌中，等待着宣传队的到来。
不久，七八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女提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子来了。这几个山外人来到村口，看到如此多的村民地聚集在一起，不少人还带着锄头、棍棒，便忍不住哆嗦。村民们显得激愤而恐慌，纷纷用语言与手势，向这几个山外人传达着极不友好的信息。宣传队的工作人员站在那里不敢再向前走，只能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当中的那个戴眼镜的男人。戴眼镜的男人应该是带头的，他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和村民交流：
“我们是计划生育宣传队的，来贵村做计划生育宣传的工作。”
村民说：“管你们是干嘛的，本村不欢迎你们。”
众村民的态度与他们那恐慌、焦躁的情绪是一致的，他们毫不客气地终结了交流。双方一时僵持在了村口，面对村民极不友好的态度，宣传队中的几个年轻人甚至萌生了退却的心理。这几个山外人想着，要在这块欠缺教化的土地上展开工作，并与这些生性粗野的人打交道，顿时心里倍感压力，同时有了一丝委屈。但是他们没多少空闲来顾及自己的心情，走了半天的山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进村，眼看着午饭的时间到了，解决饥饿问题是最重要的。他们只能一遍遍地提起政府，说他们是政府派来的，派来帮助大家的。
村民们的心理斗争也异常激烈。与政府对抗，算得上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次壮举，这让他们感觉自己已是梁山好汉一般的人物，不免有些兴奋和激动；同时也不缺胆怯，在他们固有的意识里，农民就得好好在田地里耕作，规规矩矩地按上面的规定办事，任何不老实的行为都不是正道。激愤的情绪支撑了他们不友好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消耗，激愤的劲头也开始萎缩了，而且是和上面的人对立，本身缺少足够的底气，几袋烟的工夫过去，众村民不合作的态度终于疲软了。
村民说：“男人和女人做那事就像是农民在地里种庄稼一样，合乎天理。为什么你们要干涉呢？难道你们能不让农民种庄稼？”
工作人员说：“我们不干涉这事。”
村民说：“那你们为啥还要把女人的那地方缝起来？”
工作人员笑了，说：“看来是你们误会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只是来宣传国家政策的。”
村民说：“你们的政策就是不让我们生孩子？！”
工作人员说：“不是不让生孩子，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国家倡议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然后工作人员地用了很长的时间解释计划生育政策，直到后来都饿得再没有力气继续纠缠这个问题，他们双方才意识到此时吃饭比谈论计划生育更为重要。尽管村民仍不能接受计划生育，但也觉得也并不像此前听说的那么恐怖，不满的情绪不知觉中泄了大半。
一直混在人群中观察形势的村长站了出来，作为一村之长，他觉得在这个时候该露面了，要给矛盾的双方添点润滑剂，不至于摩擦过火，双方都下不来台。
本着“上对得起政府，下不愧于民”的态度，他站出来高呼：“宣传队是上面派来宣传国家政策的，我们应该尽力的配合人家的工作，你们都拦在这里干啥？要造反？要是人家的工作有失误，你们闹啊，现在人家还没进村，还没展开工作，你们就闹？急啥么！不能等着看看再说！都回家吃饭去。”
听了村长的话，村民纷纷散去。工作人员顿时踏实了下来，他们拥着村长说：“还是村长有威信，早见你来就好。”
“哪有什么威信，都一村子的天天见，大家脸熟，我是全凭这张脸说话。”村长诡异地将工作人员扫了一眼，笑着说：
“穷乡僻壤，欠缺教化，你们以后可得费些心思！”
村长陪着他们进了村，给他们安排好食宿就离开了。这几个山外人，受到了村民的冷遇，工作一时不好展开。他们接连几天都在村里瞎转悠，没有人愿意和他们说话。村民见到他们，就如见到了瘟疫感染者一样，远远就躲开了。村民的敌对情绪不易化解，他们只能提着油漆，四处涂写宣传标语。很多凹凸不平的墙面上都还残留着如“伟大的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的字句。这些几乎没人认识的字句，不知存在了多少年，却一直处于被人们忽视的尴尬境地。工作人员调好了白色的油漆，用笤帚般大小的刷子几下子将其覆盖了，然后用红色的油漆写上如“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之类的字句。他们尽可能地给每堵墙都写上字，巨大的字立在墙上气势逼人，像是发了疯的老虎张着大口，恨不能将那些粗野的村民一一吞掉。
母亲去世后，刘彩云及时地来到我们家，像其它乡邻一样热心地帮忙料理后事。办完丧事，母亲就彻底从家里消失了，而刘彩云却留了下来。她和李胜利丝毫没有觉得此时需要收敛一些，就算是不尊重死者，也得顾及自己的脸面。他们全然不顾忌讳，迫不及待地享受起“新婚”的乐趣。工作人员直到母亲的丧事办完之后好多天才来到我们家，他们先礼貌性地用极为伤感的哀叹来安慰刚刚丧偶的父亲，而父亲春光满面、态度乐观，这让他们很不理解。他们觉得同情用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有些多余，就撇下父亲直接工作了。我记事起外墙上就已写着“穷则思变，变则通”，工作人员来后用一把刷子结束了它们的历史，更新为“少生优生，幸福一生”。新婚的父亲颇有兴致，虽不识字，却对墙上的字表示出了极大兴趣，便问这是什么。一直受冷落的工作人员顿时来了精神，这是他们进村后遇到的第一个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于是很乐意地教了他怎么读，似乎是怕失去了唯一的成绩，还耐心地讲了一番道理。父亲没有耐心听他们灌输长篇大论的道理，心里思忖着他们费这么大的精力怎么就为了说这句屁话，香火不旺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嘴上却说：
“我从来没听说过鸡肚子里有了蛋，可以憋着不下的。”
“蛋是不可以憋着不下。”工作人员明白李胜利的所指，说：“那就不要让鸡肚子有蛋啊。”
李胜利的神情一下子紧张起来，想到了村里曾经传得火热的消息，说：“难道真的是以后不让人有那事了吗？”
“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你们做那事。”
听了这话，李胜利紧张的神情顿时舒展开来，就像是被打入了死牢的囚徒突然被宣判重获了自由。
“若可以只作那事而不怀崽子，世上早就没有人了！”
他说完见对方只是苦笑，而没有接话，便以为自己说到了关键处，于是忍不住得意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拾起地上的一截麦秆，递给李胜利吹，通的，然后拿过来打了个结再递给他吹，不通，问他明不明白。麦秆打结吹不通他倒是知道，只是不明白这和他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于是傻乎乎地摇了摇头。
“结扎。”工作人员说：“要想有那事还不想怀孕，就结扎，阻止精子与卵子结合。”
他们给父亲讲解了结扎，同时又不得不解释了“精子”、“卵子”等名词。父亲对这些新名词似乎很感兴趣，嘴巴大大地张着像是要一口把天给吞了。工作人员突然醒悟到眼前这个男人已经没有了妻子，顿时觉得扫兴。对一个没有了妻子的老男人讲计划生育，这就像是治风湿的膏药贴在了脚板上，无论脚板对膏药多有兴趣，膏药也总觉得受了委屈。工作人员不愿再费口舌，怏怏地应付了几句就要离开，这时看见门站着刘彩云，心里想着他的女人不是死了么，这个女人又是谁。这时李胜利看到了他们的疑惑，便腆着脸说，这也是我女人，算是填房。工作人员听了更是无语，刘彩云却像个老母鸡一样扑过来，说自己怎么是填房，并揪住了李胜利的耳朵，让他为自己的话付出代价。
刘彩云一直抱怨自家的房屋太窄，现在母亲去世了，她搬到我们家来，总算可以住上宽敞的房子的了。随她一起搬过来的还有她的女儿金铃，金铃比我大两岁，个头却比我小多了，瘦弱的身体像是干枯的狗尾草一样弱不禁风，很容易让人想到她在家里被亏欠了饭食。金铃大概是因为身体瘦小，胆子也就小了，换了陌生的环境，见了任何人都有些怯懦，于是也不怎么说话。金铃来到我们家后，我很高兴，因为以前在家里都是我怕别人，没有人怕我，甚至是别人都不怎么在意我，这让我常常感受到被人忽视的伤感，现在有金铃怕我，她见到我时的那种惧畏的眼神，让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大姐和我的三个哥哥好像很不喜欢金铃，他们都不怎么搭理金铃，并让我也不要和她说话。
我们家的房子确实要比刘彩云家的大多了，但是我们家人多，实际情况是比她家拥挤，现在母亲走了，却又来了两个，空间就更显得狭窄了。刘彩云并不在乎这些，说，不管住着怎么挤，至少外表看着气派，这就要比我家那寒酸的房子好多了。她这话是在母亲的丧事中悄悄说给父亲的，意思是要在我们家住下来。父亲当然高兴，可想到这么一大家子人难以住下，而且自己的这群孩子也大了，就有些犹豫。他说宁愿自己辛苦一点，不愿让大家住得太挤。他的意思是他愿意充当脚夫的角色，在两个家里周转。他说这话显然是错误地以为刘彩云只是欣赏他壮实的身体，而不是看上了他那几间房子。刘彩云听了父亲的话很不高兴，说，那你以后就守着你自己的家过一辈子吧。父亲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便不敢再说什么。
开始几天，刘彩云的态度还稍微温和，等到她彻底安顿下来后，她的泼辣就像是一颗炸弹“砰”的一声炸了。如所有女人一样，她惯用指责与谩骂的方式在家里建立领导地位，这一招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我们姐弟四人及父亲李胜利。在父亲未回来之前，家里一直是由大姐操持着，现在刘彩云抢了她的位置，使她心里很不爽快。大姐不肯轻易妥协，也以泼辣的方式回应刘彩云，可她那稚嫩的泼辣远不及刘彩云的老道，没经过几个回合就败了。父亲对新媳妇既喜欢又惧畏，在她面前紧紧地夹着尾巴，对她惟命是从。父亲让我们叫刘彩云“娘”，我们不叫，想着他们对母亲的无视，就恨得咬牙切齿。在强大的刘彩云面前，我们的怨恨无法宣泄，便把注意打在了金铃身上。大姐和三个哥哥不仅讨厌金铃和他们一起玩，有时趁人不注意，就悄悄收拾金铃，只盼着金铃受不了折磨，拉扯她的母亲早点带她滚蛋。李彩云在家里确立了坚不可摧的地位后，什么都不做，常常和几个牌友凑在一起，把麻将搓得哗哗作响。
那些日子里，李发财和李发福以在家里闷得慌为由，找到空闲就溜出去和瓦匠厮混。因为他俩并没有把不满情绪转化为直接对抗，而是选择了逃避，这使刘彩云感到格外高兴，再说没到忙季，她就不加干涉。两个弟弟整天和瓦匠呆在一起，使得大姐又急又气，她已经很多天没见到瓦匠了。她对两个弟弟说，你们跟着瓦匠学坏了。她对瓦匠的思念使得她有足够的勇气来诋毁瓦匠，似乎是瓦匠的邪恶已威胁到了两个弟弟的成长。她说，你们和瓦匠混在一起，整日不着家，以后不许你们再和他见面了，被我看到就拧掉你们的耳朵。李发财和李发福心里抱怨着以后少了和瓦匠玩乐的自由，心里不明白大姐为什么对瓦匠有这么大的意见，只听得大姐又说：“以后你们也不用去抬水了，有空就去山上打点柴火。”这话让他们与瓦匠见面的唯一理由也顿时失去了效应。
那次从凉棚回来后，大姐躁动的心再也没有停息过。瓦匠那黑黝黝的皮肤、结实的肌肉像是浆糊一样，黏在她的头脑里，时常让她恍惚失神。她曾多次在凉棚附近徘徊，远远地看着凉棚，却又不敢走近。
为了能够与瓦匠再次偶遇，大姐故意在每天下午的时候去河边打水。可是连续两天，她都没能见着，心里就有些失落。她想是时间没凑巧，就一趟接一趟地去挑水，家里的水缸满了，又一遍遍地浇灌菜地，最后菜苗都快被水淹没了。直到天黑她也没见到瓦匠，就在心里咕叨男人怎么这么不爱干净，天天和泥巴打交道，还几天不洗澡。这时她但突然又想就到，就算遇见了瓦匠又会怎么样呢，自己是个姑娘家，遇到男人在那洗澡该有多尴尬，若是再被别人撞见，不知道会说出多少闲话。于是，她以父亲李胜利等自己熟见的男人为模本，假想了瓦匠的种种不是，借以说服自己不再想他。可是晚上睡上一觉，天亮再睁开眼，想见到瓦匠的念头依然是那么强烈。
那天下午，大姐依然去了河边，并带了我作陪衬。我们到河边时，河边静悄悄的，大姐从地上捡了块石头狠狠地扔进了河里，并深深叹了口气。她在河里仔细的洗了脖子和脸，又坐了好一会儿，就打满水准备回去，这时瓦匠恰巧就来了。大姐一直想见瓦匠，现在见着了却又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好像是自己的私密被人看穿，全身的羞涩都向脸上涌。瓦匠笑嘿嘿地打了招呼，大姐急迫地张口却不知说什么，顿了顿说，你又来糟蹋河水了。瓦匠咯咯地笑起来，他一笑全身都开始哆嗦，险些将脖子和胳膊都从躯干上抖脱了。瓦匠说，你们就不洗澡？大姐红着脸说，洗澡都是在澡盆里洗，只有不懂事儿的畜牲才在河里洗。大姐说完又觉得不妥，平时说话刻薄惯了，此时恨不能扇自己个嘴巴，改改毛病。瓦匠并没在意，仍然是笑嘿嘿的。他想起大姐曾请他做的陶罐，就一副哀伤和愧疚的模样说罐子才刚刚烧出来，问大姐还要不要。需要烧香的人都已不在了，还要香炉也没用，大姐说不要了。说完又想到这罐子也是瓦匠费了力气的，看都没看就不要了有些过意不去，而且拿来做个念想也好。就说以后虽用不着天天烧香，可逢年过节也少不了要敬神祭祖的，我还是什么时候拿回去吧，不能白费了你的力气。第二天下午，瓦匠把罐子带到了河边，罐子不大，相比瓦筒来说做工精细多了，可见瓦匠费了些心思。回到家，大姐并没有将罐子用来做香炉，而是放在了床边的桌上，和母亲给她的那面镜子放在一起，每天照镜子时都要看上一眼。此后的好多天，瓦匠都早早地来了河边，洗过澡就在草地上悠闲地坐着抽烟。大姐也每天在关注太阳的位置，太阳一接近西边的山头，她就晃悠悠地挑着两桶往河边走去。他们在河边“不期而遇”，不咸不淡地扯几句闲话，又急匆匆离开，一切看似平静，平静得就像是河里流淌的水一样无声无息。
计划生育宣传队在村里很不受欢迎，呆了差不多半个月，写了大量的宣传标语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那天早上又来找了李胜利，李胜利一早进了山打柴，刘彩云玩了通宵的麻将此时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他们正要离开父亲刚好就回来了，并留下他们吃了早饭。工作人员在村子里被日益冷落，渐渐地连基本的食宿也无法得到保障了，而父亲热情的款待使他们备受感动。吃饭的时候，工作人员看了看头发蓬松的刘彩云，然后问父亲，你们结婚了？父亲摆摆头说没有，都是结过婚的人，没必要费那多事。工作人员不以为然地说，简单是好，可结婚证也是要办的，不然就是非法同居了。李胜利一听“非法”二字，吓了一跳，忙说要办，抽了空就去办。工作人员对父亲的态度很满意，又说，办了证再找机会去把手术做了，你俩都是各自有子女的，结了婚就不能再生育了。刘彩云突然干咳起来，父亲的脸色也一下子变得阴暗了。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两人的变化，语重心长地说，这事法律上是有规定的，违法的事情可不能做。刘彩云和父亲都沉着脸没有说话，这时大姐端上来一盘炒腊肉，父亲为了赢得这几个山外人的好感，特意让大姐将家里剩下的那块腊肉炒了，刘彩云接过盘子说没炒熟，就又端回了厨房。
工作人员走后，父亲颤颤巍巍地对刘彩云说：“犯法了，咱们犯法了！”
刘彩云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说：“慌啥！瞧你那怂样！就那么句话还能吓死人？！就算是肚子里还没种，我也不去做那什么手术，别说……我也想有个自己的儿子！”
刘彩云的震慑力远远胜过了法律的威严，父亲不敢再说话，并从她泰然自若的神情中找到了勇气，使自己对“ 非法”二字不再恐惧。刘彩云感知到肚子里的种子已经发芽了，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影响她生孩子的决心，为了挽回没有儿子的尴尬局面，她做出了一副不生儿子誓不罢休的姿态。
那段日子，李发财和李发福迫于大姐的恐吓，和瓦匠见面少了。他们每天去山上打了柴火，空余时间无处打发，便又和村里几个比他们更为年长的小伙子混在了一起。而大姐深陷于对瓦匠的爱恋之中，整日魂不守舍，忙完了杂务便对着镜子和陶罐发呆，太阳一靠近西边的山头就挑着两只水桶向河边走去。年长的他们都有了青春时期的诡秘心思，他们的心理是我无法触碰和理解的。
三哥李发明和我，还有瘦弱的金铃，我们像是空气中的粉末，在家中毫无轻重地飘浮。我和三哥渐渐改变了对金铃的敌视态度，浓郁的孤独感让我们越走越近。我们喜欢在一起玩“爸妈儿子”的游戏，三哥李发明是爸爸，金铃是妈妈，我是儿子。爸爸负责找食物，他爬树摘果子，去别人菜园里偷黄瓜。我吃着爸爸弄回来的瓜果，说妈妈我背上痒，就一头扎进了金铃的怀里，金铃就把她的小手塞进了我的衣服里替我挠痒，她的手上还沾着瓜果的汁液，黏糊糊的。有时我说妈妈我想睡觉，我让她抱，还没坐进她怀里，她就哭了，说我压痛她了。我说妈妈是不能哭的，她就不哭了，伸出腿说，你就枕着我的腿睡吧，并模仿者大人的样子用手抚摸着我的额头。当爸爸的李发明在一旁羡慕不已，说他不要当爸爸了，他也要当儿子。那天，我们正为“儿子”这一角色争执不下，却看到了大哥二哥走了过来，他们轻蔑地扫视了我们一眼，说了两个字“幼稚”，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白色的东西，放在嘴边一吹就鼓了起来。我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问是什么，二哥诡异地笑了笑说是气球。这就是气球？我们感到很惊奇，就拿过来吹，吹了几下只听得“碰”的一声炸了。我们看着破碎的气球痛惜不已，这时只听到大哥激动地说，来了来了，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不远处的路上正有个姑娘走过。那是大嘴巴的女儿，名叫张春秀。十五六岁的张春秀个子不高，发育得却像是成熟的麦粒一样饱满，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胸部的两个突起也蹦蹦跳跳，大有破衣而出的可能。春秀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发现大哥二哥的眼神丰富无比，他们恨不得自己的眼珠子是块磁铁紧紧地粘在她的身体上。看不见春秀后，大哥二哥又是诡异地笑了笑说，真他妈的过瘾。我们问过什么瘾了，大哥二哥又是轻蔑地扫了我们一眼说，你们不懂，然后他们拍拍屁股就走开了。走了不远，听到二哥对大哥说你有反应了，大哥嗯了一声，于是他们迅速向河边走去。我们三个越发好奇，无心再争执儿子的角色，也跟了过去，却看见大哥二哥缩在河边的草丛里，玩弄着那个用来撒尿的东西。他们的脸紧紧地绷着，就像是被巴掌扇过一样涨得通红，看起来有些可怕。我和三哥还以为他们那地方被虫子咬了，就凑了过去，却看到他们那东西又粗又长，像是肿了起来，直挺挺的。他们不停的揉捏着，鼻孔里喘着粗气，咽喉里还发出了哼哼唧唧的声音，那样子像是很痛苦。三哥看见地上长了不少茨芽，就摘来砸烂递给大哥说，贴上会好点。大哥二哥发现我们竟然呆一边，吓了一跳，说，谁用着东西，快走开。我说，你们不是被虫子咬了么，贴上就会好的。二哥喘着粗气说，谁被咬了？这是瓦匠教我们寻乐的方法，叫“不求人”。我们惊呆了，这也是寻乐的方法？三哥说他也要试试，大哥说你们是不行的，赶快走开，并伸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要打我们，我们吓着赶快跑了。
我们走过村子道场时，看到了几只乌鸦。道场上长着一棵高大的核桃树，核桃树的年纪和它的形体一样大，结不出果子，要不是还长着几片树叶，就很难让人相信它还是活着的。乌鸦就在这棵不长核桃的核桃树上做了窝。我们站在树下，看到乌鸦在树上跳来跳去，那焦急的神情像是担心我们要侵犯它们的领地，时不时还示威性地嘶叫几声。
乌鸦的叫声使我又想起了母亲。
我静静地立在树下，习惯性地等待着母亲咳嗽，等待着母亲传唤。但除了乌鸦撕心裂肺的叫声，再也听不到母亲的任何声气了。我的母亲已经死了。
“死了就不躺在床上了，而是永远躺在土堆里。”这是母亲曾说的。屋后的竹园里有七个土堆，据母亲说那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死了。后来又增加了个土堆，那是我母亲的，我的母亲也死了。我想母亲身边有那七个土堆守着，她不会再传唤我们了。
三哥看着树上的乌鸦对金玲说：
“娘说他是只乌鸦。”
我说：“我不是乌鸦。”
“你就是乌鸦。”
“我不是乌鸦，不是乌鸦。”
“你就是乌鸦，村里很多人都说娘是你克死的，娘一生下你就病了！”
金玲听了惊讶地张着大嘴，好像我不是人，也不是乌鸦，而是一头会吃人的怪兽。我顿时紧张起来，并伸手推了三哥李发明一下，没想到却把他推倒了。他怒不可遏地从地上爬起来，像一条失控了的狗朝我扑来，我们扭作一团，地面上顿时尘土飞扬。金玲在一旁无法劝解，就吓着哭了，她一哭我们就不打了。
李发明用手抹了脸上的尘土对金玲说：
“他是克星，你别再让他当儿子了，不然你会被克死的。”
说着就拉起金玲的手走了，留下我独自站在树下，乌鸦仍是在树上蹦来蹦去，时不时地叫上几声。我怎么会是乌鸦呢？乌鸦有翅膀会飞，我没有翅膀也飞不起来。如果真是乌鸦也好，那我就可以生活在空中，也不用惧怕父亲李胜利了，可我不是，我只是李发光。
就在我和李发明厮打的这个下午，去县城开会的村长回到了村里。当晚就召集村民到村子东头的道场开会。开会前，当村民纷纷向村长打听城里的见闻时，村长远远比不上瓦匠的口才，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那个鬼地方，我们没办法搞懂。”于是村民吵噪起来，说村长这些天白在城里呆了。这时村长正襟危坐，一改平日的随和，用响亮的嗓音宣布：“现在开会。”会一直开到深夜，燃烧的火把将道场照得通亮，村长讲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计划生育。从城里回来，村长像是变了个人一样，讲话的口气宛如自己就是“计划生育”的一部分，任何抵制计划生育的行为都是与他过不去。他拥护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令人们感到非常陌生。会开到深夜终于不欢而散，就在村民离去时，村长说了句很有震撼力的话——“现在该讲的我都讲了，到时候谁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犯了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听了都忧心忡忡地思忖着这个代价到底有多大，很快又释然一笑，在他们的意识里再没有什么比生儿子更重要了。
集会的当晚下起了雨，这场雨持续了七八天。村民在这连绵的阴雨天无事可做，纷纷走门串户，彼此用嘴巴打发时间。计划生育在他们的闲谈中迅速发酵起来，人们彼此表达了对新政策的畏惧，同时也相互打气，摆出了决不妥协的态势。
早在宣传队来村时，刘彩云已经感知到肚子的种子发芽了，这次集会之后村民都表现得极为惊慌，而刘彩云和李胜利却超乎寻常的冷静。刘彩云整天坐在麻将桌上，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了。李胜利也渐渐迷上了麻将，他和刘彩云都有了相同的爱好，一时间他们的关系就像是初恋的情人一样亲密，早上起床吃了饭出门，到了深夜才回来，睡在床上还继续谈论着关于麻将的事。几天后麻将移到了我们家，提供场所的王顺不仅输了钱，还得每天管吃管喝，晚上还得耗费煤油，他就有些不愿意了，说他老爹的身体不好，屋里整天闹哄哄的，精神快垮了。
王顺的懒远近闻名，三十多岁了还没娶到媳妇，家里只有他和他爹两个人。他爹年轻时是个干活的好手，现在老了，仍是个好手。王顺爹每天一大早起来，屋里屋外的忙，王顺却在床上睡懒觉，睡了觉起来说饿了，他爹又得赶快去灶房烧火做饭，在不务正业的儿子面前，王顺爹向来是只有干活的份儿，没有说话的份儿。王顺爹年轻时一直因为媳妇没有生育而焦急，后来听说邻村有个娘娘庙，每年都办庙会，庙会上求的药很灵验，王顺爹就让媳妇去了。几天后，媳妇儿春光满面地回来了。回到家时就像是新婚的姑娘一样，走路妞妞捏捏。王顺爹问药在哪，媳妇却脸色羞红，说已经吃了。此后，媳妇儿果真很快就有了喜，后来就生下了王顺。他们二人对王顺格外痛爱，后来媳妇得病去世，王顺爹更是将王顺视为珍宝。农村小伙子十三四岁就可以下地干活，十六七岁就可以独当一面了，而王顺十八九岁还什么都不做，整日躺在床上睡懒觉，后来学会了麻将，就让他爹翻山越岭，去镇上给他买了副麻将。村里人对王顺爹说，你儿子怎么不干活啊，以后怎么养媳妇儿子。王顺爹总是很乐观地说，现在还小，以后大了就好了。现在王顺爹已经枯老了，王顺似乎还没有大起来。这个时候人们又对王顺爹说，你儿子怎么天天打麻将，什么都不做啊。王顺爹一脸的委屈，将嘴巴凑到人们的耳边悄声说，人老了，不能多说话。那神情像是王顺就在身边，随时都有打骂他的可能。那些天，王顺总是一大早就提着麻将来了，有时我们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在敲门。李胜利和刘彩云在他家玩牌，只是吃了他家的午饭，现在他不仅要吃我们家的午饭，而且连早饭、晚饭也要在我们家吃。
那些天，打麻将的，围观的，挤了满满一屋，搓麻将的声音与他们的叫嚷声搅拌在一起，再加上大量劣质烟叶的燃烧，这种乌烟瘴气的景象让我们有些无法喘息了。
大哥二哥很快适应了这一环境，他们兴致勃勃地守在旁边，等到弄懂了玩法后也有了尝试的冲动。他们寻找各种机会，在谁要去茅厕的空当，他们就抢着坐下来玩上一把，赢了钱刘彩云和李胜利会非常高兴地代收成果，若输了刘彩云和李胜利都阴着脸，不愿承担这个债务。
大姐在这个绵长的雨期显得格外憔悴，整日像樽木雕依靠在床上，有时连做饭喂猪这类重大的事情也忘了。她无精打采地盯着床边的镜子与瓦罐，活像昔日的母亲。
瓦匠走了。
最后一批瓦出窑的那天傍晚，也就是人们在道场开会的那天傍晚，大姐和瓦匠在河边见了面。瓦匠的最后一批瓦快要出?的那些天，大姐一直守在瓦匠身边，只是她一直独自悄悄地呆在不远处的土丘上而没有走近。可怜的大姐知道瓦匠即将离开了，心里像是被灌了泥浆一般冰凉而沉涩，又像是从高空坠落一般，有一种窒息的恍惚。那天傍晚，大姐来到河边时瓦匠已经洗漱好了，正在搓洗几件衣服。瓦匠看见了大姐，笑了笑说，天气凉了，河里再不能洗澡了。大姐没有说话，她情不自禁地走过去，蹲在瓦匠身边，从他手里接过衣服，说，大男人的自己洗衣服会被人笑话的。大姐立马又意识到，作为一个女孩子，自己的这一行为过于轻浮了，轻易就暴露了心里那份躁动的私密。她又觉得瓦匠是早已明白了她心思的，而且她也理所当然认为瓦匠有同样的心思——无数个黄昏与傍晚，他们都在河边相遇，只有傻子才会相信是巧合。大姐洗着衣服，瓦匠坐在旁边，他们一时都没有说话。这个傍晚静得有点可怕。飘渺的距离像是一把锉刀，在大姐心里来回锉动，那是一种不带声响的暴力。大姐不免在心里抱怨起瓦匠的木讷与愚蠢，于是她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瓦匠的衣服上，瓦匠的衣服在大姐的手里吱吱作响。过了很久，瓦匠说，我要走了，但愿明天是个好天气。大姐早就知道他要走了，所以并不感到惊讶。她将洗好的衣服递给了瓦匠说，天气可不会因为同情那些需要赶路的人而不下雨。瓦匠和大姐同时笑了笑，瓦匠又说，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还会来的，在你们村里我又接一家人的活，说是明年的这个时候来做。这时，大姐像是一条被抛弃野狗，正在饥饿难耐的时候忽然看到有人递来了骨头。她嘴上说着明年的事情谁知道呢，而思绪却已飘荡在一年后的情景中了。他们在河边呆了很长时间，却不怎么说话，似乎都觉得对方是一块石头，是不需要交流的，于是话语就显得多余了。这时集会结束了，道场上的火把像流星一样四处散去，大姐和瓦匠也离开了河边。天气被大姐无意言中，当晚就下起了雨。第二天清早，大姐看着屋外泥泞的土路，就想着这天气要苦着瓦匠了，于是责怪自己的乌鸦嘴说错了话。她草草地洗漱完毕，便赶到了凉棚，而瓦匠已经走了，留在地上的脚印也已模糊了。
这场雨让我们都无处可去，只能整日呆在家里。面对家里这种乌烟瘴气的景象，我显得有些焦虑和慌乱。屋外的雨牵线地下着，没有丝毫退却的迹象，看着挂在屋檐上的水流，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孤独，浓郁的孤独感一直让我惶恐不安。因为在核桃树下打了架，可恨的李发明就不再和我一起玩耍了，更可恨的是他还抢走了金玲，这使我顿时处于了形单影只的境地。最可恨不是三哥李发明，而是金玲。她初来我们家时，他们都不喜欢她，甚至是欺负她，包括李发明，而只有我愿意和她玩，现在她一点都不念及当初我对她的好，整日像尾巴一样跟在李发明的后面，这让我格外恼火。远远地看着他俩在一起嬉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前三个人的游戏，现在只是他们两个在玩了，而我却只能远远地看着。金玲不时地看我，我没有理睬她，心想着看什么看，老子不稀罕；金玲的眼神有些失落，又向我招了招手，我觉得她那招手的动作假惺惺的，然后就用鄙夷眼神轻蔑了他们一番。孤独的我只能去找大姐玩了。大姐懒洋洋地坐在床边，用手撑着下巴，毫无精神的目光时而从镜子和瓦罐上飘过。大姐全然没有察觉到我，我用手拉着她的衣角，叫了声姐，大姐惊了一下，说，去和他们玩去吧，姐瞌睡了。然后她的魂魄又迅速飘走了。我没有走开，静静地呆在她的身边，看着镜子和瓦罐，想不明白这些东西为什么能将她的魂魄带走。屋外的雨凄凄地下着，隔壁屋里的吵噪声依旧，而我和大姐却像两个傻子一样在那静静地坐着。打麻将的王顺在去茅房的时候，透过门帘看到了傻愣的大姐，他把头伸进来发出一阵微弱的奸笑，那笑声令人毛骨悚然。我们被这王顺吓了一跳，还没缓过神来，听到王顺说，你是想男人了吧，说完又是嘿嘿一笑，那笑声淫荡不堪。大姐的脸一下子红了，她顺手从桌上拿起了什么东西想砸王顺，还没出手发现是镜子，又只好放了下来，嘴上狠狠地说，下午的饭，你就别想在我家吃了。王顺嬉皮一笑，说，这可不是你说了算，你得先去问问你们当家的。说完又溜回桌上打牌了。大姐的心思被王顺看穿，整个下午都显得心神不宁，好像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她的秘密，羞涩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
很快我又和三哥及金玲和好如初了，这都缘于那几只白色的气球。那几只气球是我无意中在父亲的房间里发现的，就和大哥二哥曾给我们玩的那只一样。当我兴奋地把气球放在嘴里大大地吹起来时，三哥和金玲都显得异常惊讶，他们那羡慕的神情使我顿时得到了极大地满足。他们懦懦地凑到我身边，像是犯了重大的错误需要被宽恕。三哥用一种近乎的讨好的语气来和我搭讪，我故意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没怎么理睬他。三哥问我这东西哪来的，我就仰着头看天，三哥问可不可以借给他一只玩玩，我看着房顶说这雨怎么还不停。三哥有些气馁了，说，不给就不给，以后我们就真的不理你了。说着拉起金玲就走，好像是真的不再理我了。这时我也觉得自己装得有点过了，赶忙说，不是我不给你们玩，是你们先不理我的。李发明说，你要是把气球给我们玩，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了。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手上全部的气球都给了他。他问，你自己怎么不玩。我已经背着他们玩够了，觉得气球除了变大变小，再没有了别的意思，而我却装作很豁达的样子说，你是哥，都给你玩吧。他听了这话却非常感动。很快，三哥因为我的豁达而挨了打。在屋里观牌的一个男人看到三哥吹气球，他像是看到了外星人一样神情夸张地对父亲喊：“喂，李胜利，你的三儿子把套在XX上的东西吃到嘴里去啦。”父亲当时在麻将桌上连续输钱，听到这么一句讥笑的话，心中的恼怒顿时像火一样窜了出来。父亲冲出来一看，李发明的嘴上正挂着一只吹足了气的避孕套，他怒不可遏地一掌拍去，那避孕套就在三哥的嘴上炸了，接着他又朝三哥的脸上狠狠地甩起了耳光，直到他心里所有的怒气全部平息。三哥像是被打懵了，连哭的意识都没有，站在那里看着父亲浑身发抖。我们都不知道那东西是避孕套，大哥二哥骗我们说是气球，我们就信了。宣传队走的那天，给了我父亲这些东西，说是干那事时戴上可以防止怀孕，只是刘彩云那时已经有喜了，这些东西就搁在抽屉里一直未用。事后我问三哥当时怎么没把我抖出来，三哥说，被打懵了，没想起来。他嘿嘿一笑，又用一种成熟的语气说，怎么都得挨打，况且你对我那么大方，若再把你抖出来就太不仗义了。听了这话，我竟有些忍不住想笑。
刘彩云的肚子像是发了酵的面团，渐渐地大了。
第二年初夏，她如愿地生下了儿子，取名为李发亮。
刘彩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也是能生儿子的，从此她变得趾高气扬，像是做出了一番别人无法逾越的成绩，在任何时候都不忘将那份儿得意挂在脸上。
她靠在床上，抱着刚刚满月的儿子，对那些前来恭贺的人说：
“生孩子真是一件要命的事儿，尤其是生儿子！”
她说这话的神情像是世上只有她做过母亲，而且是生了儿子的母亲。这话无疑刺激了在场的每个女人，无论是生了儿子的还是没生儿子的，无论是做过母亲的还是没做母亲的。
关于计划生育的各种言论就如雨前的乌云一样越堆越厚，就在李发亮还未出生的时候，村里已经流传了大量的关于超生户如何被惩治的说法。那些来自于其它村落的说法，却像是可怕的瘟疫一样，让村里的不少人都诚惶诚恐。
刘彩云生了儿子的兴奋劲儿没持续多久，很快她和李胜利都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与焦虑之中。村里那些惊慌失措的人都踊跃地走动起来，他们希望村里人能再次结成队伍，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抗衡计划生育，阻止计生办的人进村。每个人都对这意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可每个人又都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获益并做到置身事外。因为这次与上次不同，人们感受到了气氛的严肃性，况且作为村里核心人物的村长，已经坚定地站在了计划生育的旗下，并成为了计生办的一员。这股力量无法聚集起来，刘彩云和李胜利整日坐立不安。
人们说，鬼子已经扫荡到隔壁村了。
这时李胜利和刘彩云再也按耐不住了，他们带上了被褥之类的东西，抱着只有两个月大的李发亮藏进了后山里。大哥二哥每天在打柴的时候给他们送去食物和水，然后再将孩子的脏尿布带回家里，悄悄在夜间洗好晾干后第二天再给他们带去。
父亲得意地说，他们就是再厉害，不信还能找到深山里来。
计生办的人终于来到了我们村。
这次，山外人来村，气势汹汹，很多人见了都不寒而栗。
山外来的几个，再加上村长，共十多人。村长领着他们来到我们家，家里只有一堆不懂事儿的孩子，然后他们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接着又去了陈家。陈成的媳妇儿连续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半个月前又生了第四个，终于是个儿子。陈成知道计生办的人进村了，可媳妇还在坐月子，无法转移只能等着计生办的人上门。计生办的人来到陈家时，陈成和他年迈的老爹正扛着锄头横在门口，大有一副视死如归的气势，这时村长走上前去大吼了一声：
“陈成，你要造反？！”陈成和他老爹立马枯萎了。
计生办的人说：“事已至此，你们就把社会抚养费交了吧。”
陈成反反复复地说没钱，计生办的人说：
“你们每个人都说没钱，可生起娃来一个比一个厉害，没钱生什么娃？！”
计生办的人进了屋，屋里简陋不堪，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然后又去了猪圈，猪圈里睡着一头皮包骨头的小猪。这些山外人同情地说：
“猪都瘦成这样，看来你是真穷。”
陈成听到他们这么一说，便以为自己的穷困打动了他们，想着事情差不多就这么过去，心里就有了一丝窃喜。
这时计生办的人说：“把你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看。”
陈成犹豫不决，村长吼道：“还不快去，钱又拿不出来，孩子也舍不得让人家看看？！”
陈成只好把孩子抱了出来，计生办的人看了看孩子说好可爱的小娃，然后说想抱抱。任何一个做父亲或母亲的，对这种话都有一种特殊好感，陈成没有防备，就把孩子递了过去。
那人接过孩子，孩子就哭了起来，陈成伸手再要抱，那人却把孩子递给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人，说：“你都穷成这样了，猪都喂不好还怎么养孩子？！”
陈成一看形势不对，知道上了当，心里就急了，正要动手，可几个粗壮的男人很轻易就将他控制住了。陈成的老爹老娘，以及躺在床上坐月子的媳妇都冲了出来，却一样都被控制住了，他们动弹不得，只好在嘴上骂。
山外人说：“计生办有不错的奶粉，饿不着你的孩子。”
陈成一家仍是骂，骂他们缺心少肺，骂他们断子绝孙，骂他们祖宗十八代，最后实在是没什么可骂了，就开始骂天骂地。
计生办的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说：“你们怎么骂都没用，有这些力气还是想办法去弄钱，社会抚养费交了这娃就还给你们了。”
失去了孩子的陈成一家，凑不齐钱，在家里恍恍惚惚地过了几天，最后想死的念头都有了。就在陈成计划着要掘村长的祖坟时，村长给陈成送来了钱。陈成的儿子被抱走，村长心里也一直过意不去，为了不在村里落个坏名声，村长把他准备用来修房子的钱借给了陈成。陈成拿着这钱连夜去了乡上，第二天中午人们见到陈成回来了，怀里抱着孩子，起路来像是喝醉了酒一样飘着，身上的每个部位都在兴奋地跳动。
李胜利和刘彩云带着孩子突然消失了十多天，这让村里人都非常惊讶，同时不少人都忍不住在心里赞叹着这一招的高明。而李胜利和刘彩云在山上呆了十多天后，再也忍受不了蚊虫的叮咬，终于在一个深夜里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家。我们村的房子大多都是由木板隔成上下两层的，上面一层的空间非常狭小，一般都是用来做存放粮食的。李胜利和刘彩云回来后，飞快地将阁楼收拾了一下，他们决定以后清晨进山，半夜回家，回家后就爬上阁楼睡觉。这晚他们回来后，饥饿难耐，让大姐烧了饭菜，吃后就爬上了阁楼，我们刚撤掉楼梯还没来得及灭灯，计生办的人就来了。计生办的人问李胜利他们在哪，我们摇头说不知道，计生办的人不相信就进屋搜，果真是什么都没有。他们坚信李胜利和刘彩云回来了，可屋里什么都没有，他们站在那里一时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离开还是继续搜查。就在这时，睡在刘彩云怀里的李发亮憋着一泡尿醒来，然后不顾形势的严峻，撕着嗓子哭了起来，同时热乎乎的尿液就顺着楼板的缝隙流了下来，正好落在了山外人的身上。李胜利和刘彩云再也没办法躲避了，只好从楼上灰溜溜地下来。
计生办的人一边擦着尿液一边说：
“高明啊，竟然还躲了这么多天，看来还是你那年幼的儿子比你们懂事。要不是这泡尿，不知道你们还要躲多久!”
李胜利在一边涎着脸说：“你们不是更高明么，大晚上的竟然还能找来。”
计生办的人说：“深更半夜的还灯火通明，满村子都飘着饭菜的味道，就是傻子也能想到是你们回来了？”
李胜利听了顿时肠子都悔青了，想着若再有次机会的话，就是饿死也不在深夜吃饭了。这时李胜利看到他们当中的几个人上次还来过，其中就有那个瘦高的戴眼镜儿的男人。李胜利想着上次他曾热情地款待过他们，现在应该好说话，于是就涎着脸上去套近乎。
那个戴眼镜儿的男人一脸的无奈，说：“上次就给你说过，这事要认真对待，你怎么就不听呢，我给你的那些套子你没用？”
李胜利心里想着，那会儿他们来时，刘彩云早就怀上了，再说戴个套套干那事也不方便，就笑呵呵地说：“那些套子放在那还没来得及使，就被几个小崽子拿去当气球耍了。”
那戴眼镜的男人唉了声气说：“既然事情都已经出了，就把钱交了吧，咱们都是熟人，别弄得大家都不好看。”
李胜利说没钱，那戴眼镜儿的男人说：“听说你们两口子还天天打麻将，怎么会没钱？！”
李胜利还是说没钱，为了让人家相信他真的没钱，就细数打麻将所欠下的账目。计生办的人对此毫无兴趣，径直进了屋，他们在屋里扫望了一眼，除了些瓶瓶罐罐等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外，也不见什么值钱的，然后他们打着手电筒去了猪圈，大姐精心喂养的那两头猪长得还算肥实，计生办的十几个人立马进了圈，用绳索将猪套住拉了出来。
 “这可是我们年猪啊！”李胜利急忙扑上去阻止，说：“明年一整年，我们吃油吃肉都得靠这两头猪。你们不能抢。”
那个戴眼镜儿的说：“你有钱吗？没钱就只有用这两头猪抵了。我们不是抢，上交社会抚养费是上面规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李胜利拦着不让他们把猪拉走，这时刘彩云抱着孩子走了过来，悄声对李胜利说，猪被拉走了还可以再养，只要孩子没事，就是把房子给拆了也不怕。李胜利虽不乐意，听了这话也只好作罢，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猪拉走了。李胜利想起当初热情地款待过他们，如今他们却一点都不念及情分，于是忍不住嘴上骂了起来。骂着骂着他又抱怨起刘彩云，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次吃饭不该把那盘端到了桌上的腊肉又端回了厨房，而且还耸拉着脸，肯定是这样才惹人家生气了。计生办的人走后，李胜利和刘彩云又接着在这个深夜争里吵起来，我们无心理会他们的争吵，只是惋惜那两头被拉走的肥猪。
计生办的人这次进村，以极强的威慑力迅速赢得恭维，他们在村子里的这段时间受了村民们极其热情的款待；他们的工作便是不停地拜访超生户，然后又不可推脱地享受大酒大肉。村民们态度的转变，来自于对权力的认识，他们就像是当初的李胜利一样，认为与权力搞好关系，有益而无害，即便是没有好处，无论如何也是没有害处的。这就像是人们惧怕那些生性狂烈的狗，机灵的人不会拿棍棒去和狗过不去，而是丢给狗几根骨头，若有必要再顺势去帮狗挠挠痒。村里人亲近计生办的人，已不是一时的个别现象，而是成了一种风气，无论是没超生的，想超生的，还是超生了的，无论是没被惩治的，将被惩治的，还是被惩治了的，无一不争着亲近计生办的这些人。就连村里的孤寡老人，也就是为我母亲治病的那个挖草药的五保官，也一直为讨好计生办的人而大费脑筋。他没有办法宴请这些人，家里正巧也缺了酒肉，就只好焦急地来到父亲帮忙，希望父亲能看在他为我母亲治病的份上给他几斤烧酒。我的父亲也刚刚宴请了计生办的人，虽然他因那两头猪而对这些人恨之入骨，但在这种风气下他也不甘落后。父亲坐在刚刚散席的桌子旁，正用着一根小木棍剔着牙缝里的残屑，此时的他还沉浸在酒桌上那种与山外人称兄道弟的火热场面之中。他对五保官说，我女人喝着你的药还是一样死了，再说当时我也是给了你酒肉的。他连连摆头，然后又用一种无奈的口气说，烧酒我也送了他们不少，现在是没有多的给你了。五保官吃了钉子，怏怏不快地离开了。五保官走时，父亲对他说，你不是有草药么，或许他们会感兴趣。五保官回到家后，果真就挑了些草药送给计生办的人。这些山外人看了看五保官说，这年头都用西药，谁还用草药，要相信科学。说完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为了不让这个老人失望，他们还是勉为其难地挑了些野生天麻留下了。
计生办的人经常用一句话来赞扬我们的村民——
“你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思想开放，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展开。”
这些山外人在村里呆了二十多天的时间，直到所有的超生户都如数上交了社会抚养费，他们才离开村子。此后虽然会断断续续地来，但次数渐渐就少了，因为村里再没有谁会超生，要么是不敢，要么是做了绝育手术。
计生办来村后不几天，瓦匠也随之来了。那时人们都因计划生育而一片沸腾，所以瓦匠的这次到来，并没有引起注意。他以前的两个忠诚的追随者，我的大哥二哥，现在也只是在没有麻将场可以围观的时候才会想起他。瓦匠受到的冷遇，恰恰让大姐窃喜，那段时间我的大姐因瓦匠的到来而神采飞扬。瓦匠落脚在河西的王家，他做瓦的凉棚就搭在河边不远，靠近那片茂密的芦苇。在这个夏季里，瓦匠和大姐都因那片迷人的芦苇而神情恍惚。开始，双方都因时间的隔膜而有些拘谨，有种无话可说的尴尬，相会了几次之后，两人又迅速恢复了曾经的熟络。
大姐走在那条通往河边的小路上，显得欢快而急切。一年多的相思，使她有足够的勇气来把握眼前的一切，她没有任何畏惧的了。她感觉周围的一切都瞬时变得亲昵起来，马蜂不蜇人了，淘气的孩子变得可爱了，就是脚下的泥土也一直在笑着。她每天都要在镜子前花费很长时间，一遍遍地洗脸，又一遍遍地梳头，然后穿着她那件最为中意的花衬衫，穿梭在人们的视线里，穿梭在那条通往河边的小路上，嘴里一遍遍地哼着那首刚刚学会的《山沟沟》。
大姐的这一变化让人们都很惊奇。
有人说：“李家的那个姑娘怎么突然变漂亮了！”
有人说：“她还学会唱歌了。”
有人说：“还变得喜欢走动了。”
一个刚刚结婚不久的女人笑了笑说：“这姑娘长大咧！”
这时几个女人围在一起开始讨论起大姐的年龄和八字，觉得有义务拉拉红线了，于是她们从自己的亲人或熟人中罗列出名单来精心挑选，那认真的态度就像是在给她们自己物色对象，只恨自己不能再年轻一回。
夏日的黄昏淡然而宁谧，植物与泥土的气息夹杂在凉风里，在零落的村子里窜来窜去。西边山头上的云霞柔软地印在大姐的花衬衫上，奇妙的色彩让大姐情不自禁地飘荡起来。大姐飘到河边时瓦匠已经在那坐着了，大姐挨着瓦匠坐了下来，说：“你的录音机没带?”瓦匠说带了，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巴掌大的东西递给大姐，大姐拿在手上摁了一下，那东西就唱了起来。那东西就是录音机，瓦匠这次来村带的新玩意儿，大姐唱的那首《山沟沟》就是从这录音机里学的。大姐跟着录音机里的声音哼了起来，声音很小，但显得格外投入。
瓦匠侧躺在草地上，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目光停滞在大姐的脸上，脑袋随着歌声有节奏地晃着。大姐看了看瓦匠，就不唱了，说：
“你怎么不说话？”
瓦匠说：“听你唱歌！”
“唱的又不好，有什么好听的！”
“好听，比那些歌星唱的还要好听！”
女人都听不得赞扬的话，即便明知是假话。大姐微微一笑，说：
“那些歌星不用种地吧？！”
“不种地，靠唱歌就可以挣很多钱！”瓦匠嘿嘿地笑着。
“唱歌也可以挣很多钱？！”
“嗯，是啊。”瓦匠用手比了个数钱的姿势，说：“那钱就多得用不完！”
于是瓦匠就说起了外面的世界，说他的家乡，说他去过的地方，也说城市。虽然他也只是去过一次省城，但说起城市却滔滔不绝，好像自己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一样。
外面的世界太奇妙了。
我的大姐这么想着，她不唱歌了，脑子开始描绘起了城市的模样。她痴痴地坐在那里，两手撑着下巴，目光像猎狗一样向前奔去，最后又被不远处的一座山挡住了。太阳的余晖已全部散尽，淡淡的暮色上来了，寂静的河边响起了此起彼伏的蛙声。大姐的思绪在那些陌生的地域不停地穿梭着，一颗年轻的心再也不能安分了。
“你带我去外面看看吧，我想知道城市长什么样子。”
河风微微地吹着，地上的青草止不住地摇曳，录音机里一个嘶哑的声音唱着：
 
喔，走过了山沟沟
别说你心里太难受
我为你唱着歌
唱得白云悠悠
走过了山沟沟
大风它只是吹不够
……
 
瓦匠的目光变得炙热和黏稠了，像是汽油一般粘在了大姐身上燃烧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寂静是一种难得的美妙。瓦匠伸手拉了大姐的手，大姐的手羞怯地抖了一下，然后被瓦匠紧紧地握住了。瓦匠那炙热的目光从大姐身上掠过，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子，挑破了大姐的花衬衫，我的大姐止不住地颤抖着。他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那片刻间，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疯狂起来，草木迅速地拔高，河水在喧嚣，一切都好像失去了理智。大姐害怕了，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同时感觉到大地在快速地旋转着，令她有些眩晕，她情不自禁地依偎到了瓦匠的怀里。瓦匠点了支烟，慢慢悠悠地抽了起来，火红的烟头在的暮色里一亮一亮的。瓦匠抽完烟，深深地喘了口气，然后抱起大姐，抱着她走进了那片芦苇里。健壮而高大的大姐在瓦匠的怀里竟可以显得那么娇小，她有些害怕，但没有说话，芦苇纷纷从她脸上划过，闻着着芦苇所散发的清新的味道，她有些难以抑制的沉醉。几只歇息在芦苇林里的野鸟，噗嗤噗嗤地窜了出来，惊吓地叫着。录音机里依然在唱：
 
山上的花儿不再开
山下的水儿不再流
看一看灰色的天空
那蔚蓝能否挽留
……
 
这个夏天，我的大姐如所有恋爱中的姑娘一样，痴情得有些犯傻。
她整日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同时又显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的大姐就像是天空中的云彩一样飘走了，她不再关心家里的事情，也没有心思理会我们，总是静静地闷在屋里或是坐在野外，独自享受着那份恋爱的快乐。大姐不仅变得孤僻了，而且还经常出人意料地说些疯言疯语，或发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的傻笑，这一直让我恐惑不已，同时我想到了去世的母亲。
大姐病了。                                                                                                                       
我这么猜测着，于是我问了李发明和金玲，但他们也不明白。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们又去问大哥和二哥，想着他们应该知道。大哥二哥听了，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得脖子都粗了。
二哥说：“姐没病，姐是想男人了。”
大哥说：“姐病了，姐和我得了一样的病。”
他用极其古怪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
说：“知道我是啥病不？相思病。你们快去把大嘴巴的女儿抓来给哥治病吧。”
听了这话，我和三哥有点傻了。
三哥说：“张春秀可以治病？”
我说：“她太胖，药炉装不下。”
这时大哥二哥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得整张脸都变形了。
大哥二哥的解答匪夷所思，而大姐的病因更是个折磨人的谜。大姐除了发呆，傻笑和说些疯话，便是长时间地端详镜子和瓦罐，好像是镜子和瓦罐有着无穷的秘密需要去探究。她不知疲倦地对着镜子瓦陶罐说话、傻笑，就像是那东西不是器物，而是活泼乱起跳的人。我想病因大概就在这镜子和瓦罐上，甚至感觉到它们潜藏着巨大的魔力，大姐的魂魄正是被这魔力吸附了。她不在的时候，我偷偷将镜子和瓦罐研究了一番，发现它们平平常常，似乎并没有什么魔力，而且那只瓦罐一不小心溜到地上，摔成了几块。大姐知道我摔碎了她的瓦罐后，表现出了少有的愤怒，她甚至用手掐了我的耳朵。她对我从来没有这么凶过，在这个庞大的家庭里，她一直是最疼爱我的人，在其他几个哥哥犯错的时候，她会像位母亲一样唠叨和责骂，有时甚至使用暴力，而对我却格外的宽容，几乎连语气重些的批评也没有。当初，因为我和乌鸦的亲近，母亲一度不再理我，同时其他几个哥哥也对我冷漠起来，这就使得我在这个家里陷入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境地。大姐正是看到了我的可怜无助，于是给了我更多的关怀，而且一直持续至今。大姐把破碎的瓦罐用泥土和布带重新粘了起来，并在里面填上土，栽了一棵兰草，此后兰草又成了她床边的一件饰物，每天搬进搬出，照料得极为细心。
父亲李胜利也注意到了大姐的异常，他富于想象地认为，问题出在那两头猪的身上，她精心喂养的那两条猪被计生办拉走了，一时伤心过度，就变得精神恍惚了。父亲说，人和畜生相处得久了，是会产生感情的。为此，父亲去买了两个猪崽子回来，他认为要不了多久，这两个猪崽子就会让他的女儿恢复正常的，而且到过年的时候仍有两头不错的肥猪。而大姐对这两个猪崽子似乎并没有多大兴趣，有时恍恍惚惚，一整天都没到猪圈去。一段时间过去，她仍没像父亲所想的那样恢复正常。这时我的父亲显得极度的气愤和无奈，他常常向我们抱怨着——“我女儿的脑袋里长虫子了。”父亲也认为她的女儿病了，为此他不惜提上了几斤甘蔗酒去找了五保官，让五保官配制了些治疯病的草药。
随后，家里接连来了几个热心肠的女人，这几个女人的到来让父亲如释重负，同时他和刘彩云也得到了少有的尊崇。这几个女人各自的服务对象不同，而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姐。这几个非专业的媒婆接连光顾我们家，让父亲和刘彩云恍然大悟，他们顿时明白自家的这姑娘没有病，而是该出嫁了。那些天，父亲和刘彩云基本上都在忙着接待这些媒婆，收纳礼物，然后听她们介绍各自代表的男方的情况。父亲和刘彩云细心地比较着男方的情况，琢磨着谁的家境更好，谁能出的礼金更多，而嘴上却说着同样的话——“现在都提倡晚婚晚育，再说英子的年纪还小。”
这个时候，父亲和刘彩云一度在大姐的身上看到了发家的希望。
没过多久，大姐与瓦匠的事情成为一条爆炸新闻，在村子里迅速传开了。
大姐和瓦匠在河边约会，不小心被河西王家的王宝贵的看见了。那天傍晚，吃过晚饭后，瓦匠为了和大姐相会借口说是去河边洗澡。他刚走不久，王宝贵发现他忘了带毛巾和香皂，就也去了河边。在河边他没有看到瓦匠，以为瓦匠去了别的地方，正准备离开，却隐隐听到了录音机传出的歌声，他迎着这声音走过去，在那片芦苇的附近竟看到两个人正抱在一起亲吻，朦胧之中，还是认出了他们。王宝贵看到这一幕时惊讶不已，并在心里嘀咕着，嘴巴又不是糖，有什么好舔的。他没有出声，悄悄离开了。回到家，他按耐不住，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女人，并让女人不要声张。瓦还没有烧制结束，他不想弄出什么事情。但女人总是擅长抖露秘密的，王宝贵的女人最终还是把这事情泄露了出去。
这件事还没有在村子里广泛传开的时候，就有人先透露给了父亲和刘彩云，他们想看看父亲的反应，然后等着看一场笑话。父亲知道了这件事后，差点气晕了过去，他像是一头失控的猛兽，对大姐拳打脚踢了一番，然后把大姐关在了屋里，不让进出。在刘彩云的怂恿下，他又去找了瓦匠，在凉棚里扇了瓦匠几个耳光，并索要了瓦匠所带的钱财。
瓦匠在父亲找到他的当天深夜，悄无声息地走了。
瓦匠的离开，丢给了王家一个烂摊子，为此王宝贵和他的女人打了架，在打斗中王宝贵的女人失去了一根手指。
瓦匠的离开以及那个女人的断指，证明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并像催化剂一样，加快了这件事情的传播。父亲和刘彩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事情不会有太多人知道，但最终还是传开了，甚至连临近的村子也有人议论。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那几个热心的媒婆和男方家长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了，他们既有一些失望又有一些愤恼，曾受到了刁难，现在终于找到了排泄的地方，他们添枝加叶地散布着大姐及我们家的种种劣迹。他们从李胜利与刘彩云说到大姐和瓦匠，从我们已逝世的祖辈说到我们的未来，他们那口气是，我们李家的血统里就有乱搞的成分。
说就说吧，无所谓。李胜利和刘彩云当初在田地里媾合的时候，我们家的名声已经败坏了，家里的大人不在意，我们这些孩子犯不着忌惮。可恨的是他们总是恶狠狠地攻击大姐，
他们个个都是先知，说在我大姐还在穿插裆裤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她以后不会是个规矩的女娃。这话太狠毒了，我有些接受不了。
这时我想起了乌鸦，我希望我的朋友都飞到他们的院子上空去嘶叫，并带给他们无穷尽的厄运。我去道场找了我的朋友。在路上遇见那些面目可憎的人，他们对我指指点点，我并没有太在意，我向地上吐了口唾沫，心里想着，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就要倒霉了。想到这里，心里就有了一丝按耐不住的激动，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向道场跑去。道场上空无一人，地上到处都是鸡鸟猪狗留下的痕迹，苍老的核桃树上长出了稀稀疏疏的叶子，乌鸦窝就正好几片树叶遮住，若隐若现。我没有看到乌鸦，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力气爬上树，窝里也没有，他们大概是出去找吃的了，没有见到乌鸦，我很失望。离开时，我对着乌鸦窝诉说了我的需求，希望我的朋友回来时，能够获悉我的意思，然后去诅咒那些可恶的人。
父亲和刘彩云刚刚萌生的发家的念头很快就破灭了，这让他们一直惋惜不已。他们不仅向大姐无休止地发泄怒气，有时也迁怒于我们，这使得家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的沉重，有时到了让我们无法喘息的境地。大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很多，面对村里空前的舆论压力，面对李胜利和刘彩云轮番的辱骂和暴力，她没有掉眼泪，也没有一丝怯意。她整日被关在屋里，就是吃饭和上茅房的时候，也被李胜利和刘彩云紧紧地盯着，没有了行动的自由。与辱骂和暴力相比起来，失去自由对大姐来说是最为要命的。她在屋里坐立不安，常常趴在那扇被钉死的窗子上，像个被囚禁多年的犯人一样向外面眺望。顺着那个方向，穿过一片起起伏伏的土地，就是那条她与瓦匠相会的小河了，而那块起伏的土地披着茂盛的玉米林，玉米林隐藏了小路，也遮挡了大姐的视线。她无法走出屋外，目光也无法在屋外畅游，于是显得焦躁起来，后来她渐渐就沉静了，注意力转移到了镜子和那个栽着兰草瓦罐上，她常常对着镜子和瓦罐自言自语。瓦匠离开的第四天，她偷偷向我问起瓦匠的状况，我告诉她瓦匠走了。我说瓦匠翻过了山，再也不会来了。她懵了，像是块石头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就在我一筹莫展地看着她，以为她会像雕塑一样在那坐一辈子时，她突然又回过神来，然后一头扎进了被窝里。看着她抽搐的肩膀和脖子，我知道她在偷偷地哭泣。她哭过之后，就把自己捂在被窝里，不吃不喝，也不出门。先前是李胜利和刘彩云把她关在屋里，不让她出门，现在是她自己不愿出门了。李胜利和刘彩云能够接受她不吃不喝，却不能容忍她整日躺在被窝里而不干活。他们商量着要尽快将她嫁出去，可是现在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忙撮合这事，就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整日长吁短叹。
吃饭的时候，李胜利拿起了一个馒头，他没有喂进嘴里，而狠狠地“唉”了一声，说：
“这白白嫩嫩、干干净净的馒头多诱惑人啊！”
说着他将一根手指伸进鼻孔里挖了一下，然后又在白白的馒头上蹭了蹭，说：
“可是现在呢，就这么一下，仅仅就这么一下，谁还会要呢？！”
说完他就顺手将馒头扔进了猪食桶里。他站起来，一脚踹开了大姐的房门，将大姐地从床上拉起来，说：
“你给我吃饭，不吃饭哪有力气干活！”
村里关于这件事情的言论，经过一次高潮后，渐渐就平息了，而大姐的肚子却不知不觉地大了起来。
大姐怀孕了。                              
就在这时，父亲告诉我们说，这个冤孽再也不会让我操心了。         
大姐的婚事是在麻将桌上谈成的。出了这件事后，村里人都不怎么搭理李胜利和刘彩云，只有王顺愿意和他们亲近，超乎寻常的亲近。那时王顺总是殷勤地到我们家来串门，来时还总不忘带上点酒肉，整个人热情得令人感到陌生。不仅如此，就算是在麻将桌上酣战时，王顺也不忘了讨好李刘二人，千方百计地给他们放水，这让他们乐得有些忘乎所以了。当王顺表达了想娶大姐的意愿时，李胜利恨不得一拍桌子说，她就是你的了。
差不多两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王家和我们家一样，不仅没钱，在村里的人缘也不怎么好，而且他们觉得在目前尴尬的情形下没有必要请客，所以结婚那天只是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并放了一挂鞭炮。那挂鞭炮噼噼啪啪地在门口炸着，我们就坐在屋里吃饭。饭是在王家吃的，王家只有王顺和他爹两人，他们说不会做这么多人的饭菜，于是就由大姐和刘彩云做。那天大姐没有像其他女孩子出嫁时披红盖头穿红衣服，她做好了饭又坐下了和大家一起吃着，她一盅接一盅地喝酒，然后又把饭菜豪放地送进嘴里，看起来像是有点亢奋，但我却看到了她眼里涌动着泪水。吃完了饭，他们收拾了桌子准备打麻将，在这种三缺一的情况下，大哥二哥激动了起来，为了这个空位他们二人争执不下，最后竟然到了拳脚相向的地步。这时大姐走了过来，一下将桌子掀了，说，要打麻将回去打，别在我家里闹。李刘二人正想发火，突然又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姑娘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只好作罢。他们一时觉得无趣，坐在那里不咸不淡地说了些闲话，就回家了。
大姐没有跟我们回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家。
我们准备离开时，大姐一直呆在新房里没有出来，然后我就进去看她了。她坐在床边偷偷地哭着，看见我进来她就不哭了，擦干了眼泪，笑着问我：
“今天的饭菜还可以吧？！”
我没有答话，走过去靠着她，静静地坐着。
最近这段时间，她该说话时说话，该笑时笑，装做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心里却一直承受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疼痛。记得当初，父亲和刘彩云打完麻将回来，说要让她嫁给王顺时，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咧嘴一笑，说嫁就嫁吧。当时我也在一旁，看到她那奇怪的笑容，竟感到有些可怕。
知道她心里难受，想陪着她说说话，可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只能陪着她一起沉默。
家里没有了大姐的身影，我总觉得心里空空的，对一切都没有了兴趣。
除了我之外，似乎再没有人因大姐的离开而有任何不适。该干活时干活，想打麻将时打麻将，一切依旧。只有当刘彩云悻悻不快地走进厨房的时候，才会想起大姐，同时不厌其烦地对着我们抱怨——每天伺候你们吃喝拉撒，真不是件舒心的事情。这时李胜利总会摆出一副大大咧咧的姿态说，女人生来就是伺候人的。于是家里的两个权力人物免不了要为女人是否天生就应该伺候男人的问题展开一番激烈的争论，而就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又常常演化成暴力冲突。从某个时候起，他们在麻将桌上的那种亲密无间已经一去不再，取而代之的便是互相厌恶的争论与打斗。
大哥二哥自从结束了漫长的发育过程之后，一直都是游离家庭之外的，除了不可避免地为家里的几亩田地卖力气外，便是整天和村里的一群同龄人混搭在一起。这两个已经显露出成熟特征的少年，在生理上日益困惑，并对异性萌生了特殊的好感。大量刺激的幻想与意念充斥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显得有些惊异，同时又无比的兴奋和好奇，感觉体内有千万只柔嫩的手在不停地骚动，这种可怕的骚动很快就让他们迷失在了现实的世界里。在他们忍受着强烈的生理折磨时，最为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无休止地谈论女人，然后将自己欠缺柔和的手伸入裤裆内，按照瓦匠教给他们的“不求人”的方法，不断地抚弄着那个最为躁动的部位。他俩谈论最多的女人当属大嘴巴的女儿张春秀。他们对春秀的迷恋，主要源于瓦匠和村里其他几个青年的一个共识——女人嘴巴大，下面就不会小。大嘴巴之所以被称为大嘴巴，不仅是她口无遮拦，而且也确实有着一张名副其实的大嘴巴，无论是开合度还是厚度，都是别人无法挑战的。当瓦匠和那几个青年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大嘴巴，并猜测着她下面会怎样轻易地吞没鸡蛋，甚至是如何能塞进拳头时，大哥二哥却想到了大嘴巴的女儿春秀。他们对大嘴巴那散发着衰落气息的身体毫无兴趣，并从遗传的角度分析认为春秀也有着宽大的私密，且她那饱满而充满活力的身体更具有诱惑力。
亲密无间的兄弟俩，一度因为共同的女人产生敌意。那段时间，他俩暗地里较劲儿，各自使用着不同的技法接近春秀。大哥长时间地埋伏在河边，在春秀常路过的地方，等待她的到来。看到春秀走来时，他迅速脱下衣裤，一头扎进了河里，借此向春秀展示自己健壮的体魄及高超的水下憋气的功夫。当他从水里冒出来时，再向岸边看去，春秀却羞羞答答地已经走远了。与大哥相比，二哥显得聪明许多。比如春秀去山里打柴，二哥会悄无声息地跟在后面，看到春秀扛着一捆柴火摇摇晃晃时，他会装作是碰巧路过，然后理所当然地提供帮助。再比如二哥经常会采一些野花或果子送给春秀，然后再对她说些“你真漂亮”之类的话。总之，他懂得女人对感动和浪漫的需求，也懂得如何俘获女人。
很快，二哥博得了春秀的好感，而大哥却为此痛苦不已。
与大哥二哥相比，三哥李发明显得稚嫩许多。他和我一样既没有大哥二哥那样的力气来从事田间劳动，也没有发现女人身上的任何魅力，除了做些简单的家务活外，他便是想着约我和金玲一起玩“爸妈儿子 ”的游戏。可是金玲已经没什么空闲和我们玩游戏了，她离开院子不到几分钟，整个村子都能听到她娘歇斯底里的吼叫。李发亮出生之后，刘彩云终于证明了自己也是能生儿子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整个人也变得更为慵懒了，就像一个人突然间实现了终极目标，在享受成绩的时候，整个人就萎靡不振了。她除了打麻将，就是无休止地睡觉，将孩子丢给金玲照看，不闻不顾，像给婴儿喂奶这种事有时也恨不得让金玲代替。年幼的金玲缺乏带孩子的经验，因此时常被她不懂事的弟弟弄得满身都是屎尿，比这更糟糕的是她的弟弟还总喜欢毫无理由地哭叫，每当弟弟的哭声被刘彩云听见，她都要经受一顿暴风雨般的咆哮。金玲抱着弟弟或清洗着又臭又脏的尿布的时候，都会在脸上做出一副极其可怜的表情，以此来缅怀失去的自由与快乐，同时也是向我和三哥传递求助的信号。对这个只会哭哭啼啼的婴儿，我和三哥缺乏足够的耐心，最多只是洗洗那些污迹斑斑的布片。
一个闷热的下午，我蹲在院子里给李发亮清洗尿布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大姐栽种的兰草。它正孤独地呆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散发着一股落魄的气息。当初大姐知道了瓦匠离开的消息后，她一度失控，并摔烂了房间里一切能摔烂的东西，包括母亲送给她的那面镜子。这盆她亲自栽种并视为珍宝的兰草，当时正被放在院子里晒太阳，所以才逃过一劫。看到兰草，我想起了大姐。大姐嫁到王家后，一直都没有回来过，她走的那天除了她的几件衣服，再没有带其他东西。
我想我应该去看看大姐了，洗好了尿布我就抱着兰草去了王家。
在去王家的路上，遇见了王顺年迈的老爹。他背着满满一背篓猪草摇摇晃晃地向家走去，在重量的压迫下，他像疲惫的老牛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看到我时他显得格外兴奋，甚至完全不顾咽气的风险，一个劲儿地和我说话。
他说：“我家王顺有福啊，眼看着要像五保官一样打光棍了，却又意外娶了你姐，你姐是个好人啊！”
他说：“这不仅是王顺的福气，也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福气，我们得感激你姐，感激你们李家！”
他说：“也得感激瓦匠，若是没有瓦匠，你姐就不会嫁给我们王顺！”
他说：“说到底还得感激王宝贵，是他请了瓦匠做瓦，然后……”
这个老头没完没了，在他感激连篇的废话中看不到尽头，我心里有些毛躁了，恨不得一下子跳到背篓上，将他压趴在地上。若我真的这么做了的话，他也许就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我咬了咬牙，只能想法打断他的话，我说：
“你的头发白了，胡子也白了，眉毛也快白了。”
他似乎已忽视了我的存在，在一种忘我的境界里，继续自说自话。
他说：“世上的事情哪说得清，当初给王顺说媳妇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力气，媳妇是没说下，家里的东西倒是耗费了不少，现在都没这个打算了，你姐却又掉到了我们家里，你说这世上的事情哪能琢磨！”
他说：“我们王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有了媳妇，而且很快就要当爹啦！”
他说：“虽然不是自己的种，可娃生下来还是姓王……”
对这个多嘴的老头，我彻底失去了耐心，趁他停下来喘气的工夫，我抢先一步，将他远远丢在了后面。在这个闷热的下午，我抱着委屈的兰草疾步如飞，看着眼前逐渐清晰的王家茅屋，我隐隐看到了大姐与兰草重逢后的激动。王家的院子里一片寂静，我走进院子，躲在旮旯里打瞌睡的鸡群惊慌四散。我正怀疑屋里是否有人时，却听到从残破的木窗内传出模模糊糊的说话声。我叫了声姐，姐没有说话，我径直进了堂屋，发现里屋的门关着，轻轻一推，门开了，屋里霉馊的味道夹杂着浓郁的肉体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眼前糜烂景象让人难以置信，赤裸裸的两具肉体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王顺，另一个是刘彩云。我推门而入的刹那，两张兴犹未尽的面孔惊异地回头，从他们惊慌失措的脸上，我感觉自己在瞬间已被咒怨千万次。就在我惊愕万分的时候，慌张的刘彩云迅速恢复常态，并安慰仍在恐惧中挣扎的王顺，说，他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没事。她的意思大概是说，眼前的这个傻子在面对两具纠缠在一起的肉体时，除了惊愕与好奇，不会再有其它理解。她错了，早在大哥二哥为春秀伤透脑筋的时候，在大姐与瓦匠频繁地奔赴河边密会的时候，我已渐渐清楚了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情。这是无需教导的，是不知不觉的，就像苹果树到了季节就会自然而然地开花结果一样，虽然我还没到能对异性产生感觉的年龄。王顺显然是从刘彩云的话中得到了极大的宽慰，他缓过神来，对我说：
“你娘是在帮我找虱子，你看我的衣服上有好多虱子。”
他顺手捻起一个什么东西向我展示，却发现是一条丑陋的内裤，然后丢掉又找了一件汗褂举了起来。
“她不是我娘。”
我想我得立马离开这个丑陋的地方。双脚迈出房门的时候，我对刘彩云说：“你的儿子要吃奶了，一直在哭，金玲可没有奶水喂她。”
我抱着可怜的兰草，慌乱地离开了王家。不知道大姐在哪，落魄的兰草仍将继续忍受孤独。我原路返回，再一次遇见了气息衰微的王家老头。他看到了我，努力地克服着喘息的困难，重新说起先前还未说完的鬼话。在他无休无止的废话面前，我不是一个好听众。
“我姐去哪了？”我急躁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姐？”他艰难地回过身，用手指向河边，说：“要是没在家，她就是在河边。”
“你姐常常一个人坐在河边，什么都不做。”他说：“她现在怀着孕，我也舍不得让她干活。嘿嘿，我马上就能抱孙子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孙子……”
“你的儿子饿了，你该回去给他准备晚饭了。”
我在河边找到了大姐，她坐在苍绿的芦苇丛边，西边斜过来阳光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坐在那里像块石头一动不动，目光漂浮在水面上，似乎已在记忆世界里迷失。她看到了我，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表现出应有的惊讶，只是冷淡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让我在她的身边坐下。她的肚子已经势不可挡地凸显出来，以至于她的坐姿都有些变型。她随意地问了问家里的近况，然后就不说话了。她将我拥入怀，像小时候哄我睡觉一样用手轻轻地在我身上拍着，这个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过去，想起了母亲。我们努力地在记忆里搜索，寻找曾经的乐趣，可记忆却是难以想象的苍白和单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用无言的沉默面对混沌的余晖。在空气停滞地片刻，我终于想起了栽在陶罐里的兰草。我将兰草递给大姐，大姐几乎看都没看一眼，顺手扔进了河里，兰草在河面上激起了一个漂亮的水花，然后迅速坠入了河底。大姐的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意外，曾经她精心呵护的兰草，为何现在连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很快我便明白，兰草的命运与那面镜子一样，早在瓦匠离开的那个清晨，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注定——它们终将被一个遭受遗弃的孤寂者遗弃。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大姐扔了兰草，然后说了这么一句女人常说的话。她说起父亲，瓦匠，王顺，甚至还有村里其他一些没什么交涉的男人，罗列出他们一大堆事实，以此证明自己的感慨是个真理。
在这种深奥且跨越了我的年龄的话题面前，我没有说话，只能用一种似懂非懂的眼神看着大姐。
“你以后长大了，可得做个好男人。”
“嗯。”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就如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是坏男人一样，但我还是配合地点了点头。
大姐低下了头，用手捂着的肚子，沉默了片刻说：
“但愿生个女娃。”她顿了顿，又立马纠正道：“生女娃不行，女人没一个命好的，还是生个男娃吧。”
我们在河边坐了很久，就在她为生男娃还是生女娃纠结的时候，我注意到太阳已经被不远处的群山收纳，天色也暗了下来。
日子就像是河里的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流淌着，流过秋冬，转眼又到了一年的春天。在这个生命荡漾的季节里，谁都不曾意料到我的大姐会匆匆告别人世。
大姐去世了，我们都无法相信这是事实。
就连接生的杨婆也无法相信。杨婆说：
“我接生了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种怪事。”
王顺的爹也无法相信这是事实，他似乎瞬间衰老了几十年：
“这就是命，我们王家注定是要绝后了。”
临盆的那天，头发斑白的杨婆早早就来到了王家，她凭借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接生经验，信心满满地认为将婴儿与母体分离，只不过是件像喝水一样简单的事情。我们也对杨婆的本事深信不疑，除了刘彩云陪着她在产房里忙活，其他人都安心地守在院子里等待婴儿的降临。我们都守在王家，还在吃早饭的时候，大姐就已经表现出了临产的征兆，杨婆和刘彩云放下饭碗，从容不迫地走进产房，同时告诉我们，不必收掉碗筷，片刻后她们将会返回饭桌。可是我们一直等到快吃午饭的时候，她们依然没有出来，而大姐痛苦的哭叫声却逐渐沙哑。过了很久，终于看到刘彩云出来了，她端着一盆吓人的血水倒在了院门前的空地上。当王顺爹急不可耐地问怎么没听到婴儿的哭声时，刘彩云一脸的紧张，说：“还卡着没出来呢？”她没有多说，盛满热水，又急匆匆地进了屋。这个时候我们都不由得紧张起来。王顺、李胜利还有王顺爹，他们像是觅食的母鸡一样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在焦急之余，就反复谈论着杨婆辉煌的接生史，以此获得宽慰。缺乏耐心的大哥二哥，早已从院子里消失，此时正徜徉在春秀常走的小路上。我和三哥帮着金玲照顾年幼的李发亮。李发亮突然莫名其妙地嚎哭起来，怕惊扰了屋里的人，我们只好抱着他离开院子。来到院子外，我们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甚至连李发亮也一时忘记了哭泣——就在刘彩云刚刚泼水的空地上，匍匐了无数只乌鸦，我们一走出院门，这些乌鸦蜂拥而起，眼前顿时黑鸦鸦一片。
三哥和金玲显得格外激动，一边跺脚，一边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激动之余，三哥竟误以为自己是条猎狗，飞快地向乌鸦扑去。他追了几圈，仍不服气，还回过头来呼唤我去帮他。我没理理他。在那瞬间，就像三哥变成了猎狗一样，我也不再是我了。非常奇怪。看着头顶上盘旋的乌鸦，我如同一粒埋在地里的种子，迅速发芽、长大，在掺合着阳光的空气里，我走进了多年前的那个中午。就像当初我毫无知觉地来到这个世上一样，我又不可抗拒地走入了过去。母亲曾经多次向我讲述过那个中午，在她幽怨的回忆中，除了反复提起麦田与乌鸦，似乎再也讲不出其它内容；在她看来，世上再没有比乌鸦更邪恶的东西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凭借这两种事物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后来当我多次孤独地坐在野外注视蓝天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走进那幅画面里，并甘愿迷失其中。当时，我就游荡在那个中午，像是金黄的麦穗在微风里晃动，又像是兴奋的乌鸦在抢食麦粒，后来麦田里出现一个瘦弱的男孩，那是我，就在我茫然四顾时，隐隐听见有人在呼唤着我的名字，
大姐出事了。
我们回到院子，看到杨婆与刘彩云已走出产房，她们惊慌失措地站在院子里，身上沾满了可怕的血迹。没有人说话，院子里所有的人都表现出了一副极其沉痛的神情。最伤心的是王顺爹，他用那老牛一般的哭声向所有人哭泣着香火不能延续的不幸命运。
“世上哪有这种怪事！”过了很久，杨婆终于摆脱了惊慌，她说：“这村里大大小小不知多少人，都是经过我的手来到世上的，一直没出过这种怪事。别人都是头先出来，这次却是脚先出来，还只是出来一只脚，另一只脚就卡在里面了。你们说这种事情我能有什么办法！”
杨婆接生的手艺，在这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过任何差错，现在当她准备要为自己的接生史画上句号时，却出了这种事情，这对她来说绝对是个打击。此时的她，一扫往日的精神劲儿，在哀戚的空气里，无比沮丧地离开了院子。
大姐走了，连同未曾见过的孩子。
大姐的不幸令人痛惜，但很快又被人们遗忘，就像当初与瓦匠的那场风波一样。几个月以后，当我还未从失去大姐的悲痛中走出来时，又不得不去面对自己被遗弃的事实。早在大姐还未去世的时候，我就已经无数次听到刘彩云向父亲说起要将我送给别人。她说，家里的嘴巴太多了，要想让大家吃得好，这个为家里出不了力气的家伙必须的另找吃饭的地方。自从我在王家遇见那一幕丑陋的情景之后，刘彩云总是看我百般的不顺眼，好像我就是一根卡在她咽喉里的鱼刺，让她寝食难安。前不久，当年幼的李发亮不小心从我的手里滑落，并磕掉了一颗刚刚长出的牙齿时，刘彩云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向李胜利抱怨，铺天盖地的抱怨已经让我们家的破茅草房摇摇欲坠了。当然，她也巧妙地夸大并利用了当时的一个传言，最终让我的父亲无法再保持沉默。
这个传言像沉睡的火山瞬间爆发，一时间，寂寞的人们议论纷纷，最后竟然连我自己都相信了。
大姐去世的那天，杨婆无比沮丧地站在王家的院子里，当她看到盘旋在院子上空的乌鸦时，说了一句让我们胆战心惊的话。
“回家多给先人烧点纸钱吧！那些死人说不定会宽恕你们的！”
当李胜利询问是怎么回事时，杨婆不容置疑地说道：“你们李家被诅咒了！”
杨婆充分挖掘了还残留在头脑里的最为古老的记忆，她对李胜利说，你们李家自从来到我们村子后，连续两代都是独苗，差点就断了香火，这应了那句古话——“树动了根不壮，人挪了窝不旺。”抛宗弃祖是会得罪老先人的。到了你这，虽然生了一大堆子女，可谁能说你们就躲过了先人的埋怨呢。杨婆又说起了多年前的那个中午，她说，你女人生小儿子发光的时候，当时就和这一样，围着一大群乌鸦。那个时候我就算到她的命运不会太好，果不其然，发光和她命相相克，很快她就病了，最后在病床上去世了。现在你的大女儿又是同样的命运，在产房里就走了。看来老先人对你们的怨气还没有散去，他们是在用另一只方式惩治你们。
“回去多给先人烧点纸钱吧，同时也祈祷神灵，让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帮你们化解以往的罪过！”
杨婆的话令李胜利不安了很一阵子，这种不安甚至压过了失去女儿的伤痛。但是在一大堆的日常琐事中，李胜利很又快将此事遗忘，就像遗忘已经去世了的女人与女儿一样。就在我们一如既往地消耗在苍白的时间里时，那个说法却似乎不甘被人们遗忘，它溜出了王家的院子，开始在村里传播开来。越传越广，越说越奇，那种火热毫不亚于当年关于宣传队的议论。
最后传言：“李家出了个灾星李发光，李发光的前世是乌鸦。”
刘彩云充分利用了这个传言，她不厌其烦地对李胜利说：
“瞧瞧你的这个宝贝儿子吧——整天与乌鸦混在一起的灾星，克死了亲娘，又克死了亲姐，谁与他亲近，谁对他好，他就要谁的命。我可怜的发亮才这么大，就被他弄掉了牙齿，以后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
她说：“不要以为是我和他过不去，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有他在，咱们这个家里谁都别想安生。”
她说：“只要有他在，我迟早要搬出这个家，金玲和发亮都还小，我可不想他们出什么事情。”
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言，李胜利本想抛于脑后，不再触及。经过刘彩云反反复复地说，他也有些恐惧了，开始为这件棘手的事情头疼。
刘彩云说：“要不将他送人吧，这样对他没什么坏处，而且我们也能安心。”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我看见李胜利在追赶一只年迈的母鸡。早在母亲还未去世时，这只母鸡就已经开始为我们家下蛋了，因为它总是格外慷慨地下蛋，所以在我们家里活了一大把年纪。李胜利抓住母鸡，将它装进一只蛇皮袋子，他一手提着袋子，一手拉着我，在早上朦胧的阳光里，我们走出了院子。我问要去哪里，他没回答，只说让我跟着他走。这就样，我们来到了河对面的余家，他指着一个正在院子里劈柴的男人对我说，以后他就是你爹了。然后他放下了手中的袋子，转身就走。我一时有些懵了，等我回过神来，父亲已经走远了。我像发疯了一样，追上去，他说：
“我现不是你爹了，以后你得在余家吃饭了。”
“我们家已经容不下你了，你没听别人说吗，你会给我们家带来灾祸的。”
李胜利在前面走，我在后跟着。
“我已经把你给了余光荣了，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你不要怪我，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连家里的老母鸡都给了他，他会给你饭吃的。”
他没有耐心再说了，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在后面紧紧地跟着，过了河，眼看就要到家了，李胜利停了下来，他极不耐烦地从地上捡了坚硬的泥块向我扔来。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坚硬的泥块砸在我的额头上，顿时眼睛里火光四溅，我痛得缩在了地上。这时李胜利大步走进院子，并紧紧关上了院门。我的额头破了，黏稠的血液顺着鼻梁流了下来，我抹掉血液，捻起一撮泥土敷在了伤口上。
就这样，我懵懵懂懂地有了新爹。
新爹的名字叫余光荣。
三十多岁的余光荣单身一人，住在一所和李家差不多的茅草房里。听说他曾经有个女人，名字叫黄春花，只是在很多年前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有人说他的女人在后山打柴的时候掉到狼窝里去了；有人说他的女人顺着河道去了山外；有人说他的女人遇到了鬼，然后就被鬼抢去做老婆了。关于他的女人，众说纷纭，但都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之就是消失了。我的新爹就是这个失去了女人的男人，他不能接受无子而终的命运，即便我身上有各种可怕的传言，他还是勉强容纳了我。
他的性情如泥土一样粗糙，无论是语言还是肢体，都充满了暴力的意味，这一点与李胜利非常相似。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他的脸，他的脸阴冷得可怕，从不带一丝温暖的成分，若稍不留意，目光从他脸上掠过，我都会止不住战栗。他习惯用狰冷的面部表情向我发布种种命令，每当他一扭曲脸上的皮肉我就得赶快找事情做，喂猪洗衣做饭，只要是他认为我能做的，我都得立马去做。在余家生活的这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巴掌总是毫无规律地在我的脸上抽打，他的巴掌打在我的脸上就像是铁锤敲在石头上一样实在。每次打了我之后他还要对着我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感受，他说，你的脸怎么就比城墙还要结实呢！我就这么一抽，不见你怎么着，反而我自己的巴掌麻了胳膊也酸了，你他妈的简直就是一怪种！他在说这些话的同时还总要搭配着一些肢体语言来使自己的表达绘声绘色。
太阳东升西落，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渐渐接受了自己被遗弃的事实。
在如石头一般坚硬的日子里，我常常感到一种无助的惊慌，就好像是在黑夜里被置于荒野，找不到归宿，并时刻受到鬼怪的恐吓。好在金玲和三哥没有忘记我，他们经常偷跑出来找我玩。我们躲在茂密的丛林里玩耍，玩“爸妈儿子”的游戏。玩着游戏的时候很容易忘了时间，我们总是在感到肚子饥饿的时候才想起回家。每次游戏后的分别，都让我十分难受，看着他们说说笑笑地向家走去，我却只能孤独地从另一条路到另一个地方去。就因这点，我矛盾着，甚至希望他们不要再来找我。后来，他们来找我玩的次数真的就少了。我们都渐渐的大了，长大了就有很多事情要做。“干的活要对得起消耗的粮食。”我还没有被遗弃时，就常听李胜利这么说，先是对大姐说，再是对大哥二哥说，现在也一定对三哥和金玲说了。
他们不再怎么来找我玩的时候，我就只好去找住在核桃树上的那两只乌鸦了。余家离村里的那个道场很近，过了河不远处就是。那棵曾经沉默在道场上的核桃树，现在正威风凛凛地耸立在神秘的空气里，树枝上挂满了红色的幔帐。自从醉酒的五保官在树下拉了一泡屎后，那棵核桃树就注定不再是不结果子的核桃树了，人们称它为“树仙”。这是差不多在半年前的事情了，据说，一天深夜，五保官在谁家喝醉了酒，路过这里时，一泡屎憋不住就拉在了树下，拉完屎就随手从地上揪了一把草擦了屁眼儿，但是屁眼儿从此好多天都奇痒难忍，最后竟开始腐烂了。他自己配了多种草药熬汤清洗，仍然无济于事，后来他怀疑核桃树已经成仙，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是冒犯了神灵，于是就跪在曾经拉屎的地方烧香祈祷，请求这棵老树的宽恕，果然屁眼儿很快就健好如初了。五保官摆脱伤痛之后，买来大量的香和鞭炮，在树下大张旗鼓地敬拜了一番，并向所有前来看热闹的人夸赞这棵老树的神奇。后来，陈成的儿子，也就是那个曾被计生办抱走过的孩子，满周岁的时候，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进行抓周，小孩儿连抓了两次，第一次是拿了馒头，陈成不甘心，就把馒头藏了起来要再来一次，第二次又抓了泥巴疙瘩，这让陈家人非常沮丧。于是，他们将信将疑地来到核桃树下，抱着儿子向核桃树磕了头，然后就在树下对儿子的未来做最后一次补救。他们藏起了馒头和泥巴疙瘩，只放了些象征权力与金钱之类的东西，并用细长的线绳将一张人民币吊在树枝上，果然孩子就如他们所愿地伸手拿了钱，这让他们欣喜不已，并深深地相信了核桃树的神力。从此，这棵树仙就被更多的人相信，就连外村人都来树下敬拜，没过多久树枝上就挂满了寺院常用的那种幔帐。核桃树成了仙树，乌鸦却没有成为神鸟，人们给仙树敬献幔帐的时候，随手就拆掉了乌鸦窝。后来，乌鸦又重新在树上搭了窝，新窝隐藏在幔帐里，很不容易发现。
空闲的时候，我经常来道场闲逛，若看到乌鸦，我就从口袋里掏出预备好的麦子撒在地上给它们吃。它们吃着麦子的时候，我就和它们说话，问它们山外是什么样子，山外有没有瓦匠所说的汽车、电视，我想它们是知道的，它们只需拍拍翅膀就能飞到山那边去；可是它们都不说话，要么就是哇哇哇地叫。不过没关系，我一点都不怪它们，只要它们愿意听我说就行。后来不光是我去找它们，它们也常常来家里找我，它们只要在草房上拍拍翅膀，我就知道它们来了，然后我就会撒给它们麦子吃。一次，我撒给它们麦子的时候被余光荣看到了，他一巴掌扇过来，说：“你这个白痴，麦子不用来喂鸡却给乌鸦吃，你是傻得分不清鸡和乌鸦了吗？”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再怎么给它们麦子吃了，不过它们还是常常来院子找我，听我说话，这让我非常的难过。
我病了，一种极为可怕的病。
最初是不想吃饭，晚上睡觉时磨牙，余光荣说我是想吃肉了，我不是想吃肉，甚至是不想吃任何东西，看到别人吃饭都想吐。后来肚子痛，一种奇怪的痛。再后来我就感觉肚子不仅痛，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在动，痒痒的。那种痛痛的，痒痒的感觉在向屁眼儿移动，接着就有什么东西从屁眼儿里出来了，那不是粪便，是虫子。那虫子长得像蚯蚓一样，只是比蚯蚓大多了很多，扭来扭去，看着极其吓人。最要命的是还不止一条，是一条接一条的出来，好像肚子里除了这些虫子，就没有别的东西的了。我十分惊慌，却又不敢给余光荣说，我想他要是知道了会不给我饭吃的，说不定还会把我赶走。我只好装作根本不存在这些虫子一样，并尽量地掩饰着内心的恐惧。可恨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们也会钻出来，在被窝里到处跑动，余光荣就睡在我旁边，所以整晚都不敢合眼，屁眼儿一痒就赶快跑去厕所。余光荣看到我无数次地上厕所，以为我吃坏了肚子，然后就埋怨我吃得太多。有一晚上我实在是太困了，一觉就睡到了天亮，然后余光荣就发现了，还好没有打骂我，他说这是草虫，小孩子都会长的，然后弄了什么药汤给我喝，说喝了就没事了。连续几天，我喝了不少药汤，拉出了一大堆恶心的虫子。病依然没好，总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虫子在肚子里蠕动。直到几年以后，从城里回来的黄春花看到我面黄肌瘦，就知道我病了，说我这是蛔虫病，会传染的，怕我传染给她儿子，就给了我一粒像糖一样的东西，她说是药，我喝了下去，痛快地拉了泡屎后，果真就好了，从此肚子就再也没长过虫子。
在这些虫子的折磨下，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一天天的瘦了下去。看着虫子不断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我非常的痛苦，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就快死了。就在我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时，大哥李发财出了事情。
我好像已经说过，大哥二哥一直在为一个名叫春秀姑娘疯狂，整日魂不守舍、浮想联翩。现在，我的大哥就因疯狂而出了事情。
那是一个深秋的中午，大哥一如既往地守在那条路上，等待春秀走过。在这个萎靡的季节里，凉飕飕的水温已经不适合他再跳进河里卖弄肌肉和蹩脚的狗刨式了，春秀走过来时，笨拙的大哥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情急之下他只好拦住了春秀的去路，亮出自己的胳膊让春秀捏，他说，在我们村，没几个小伙子有我这样的力气。春秀伸出了手，却没去捏她的胳膊，而是打了他个耳光，并骂了句，你这个神经病。大哥有些傻了，他完全没有料到春秀的反应会是这样，就问她说什么，她就又说了句，你这个变态。春秀在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是受到玷污一般，既恼怒又羞愧，胸脯也被气得在快速地鼓动着。大哥彻底懵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受到这般侮辱，顿时感觉天昏地暗，脑袋像充了气的皮球一样变大了，全身的力气都涌到了手上，等看到春秀跳动的胸脯时，更是感觉身体要炸裂了一般难受。在春秀欲夺路而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拉住了她的胳膊，春秀让他放开，他没放，春秀就骂他是神经病、变态。这时他再也控制不住，伸手将春秀横腰抱起，任凭肥胖的春秀如何挣扎，他还是牢牢地将她抱住了，一直抱到了路边不远处的丛林里。他将春秀压在了草窝里，开始脱她的裤子。春秀无泪地干嚎了一阵，然后骂他是流氓，畜牲，神经病，骂他祖宗十八代，骂了一阵子后，似乎是自觉无趣就索性不再出声了，只是象征性地挣扎着。可怜的大哥没能顺利将她的裤子脱掉，慌乱之中就把春秀的腰带弄成了死结。这时，春秀突然变得温顺起来，说，你把我压痛了。大哥没有听见。过了会儿春秀又说，这样会怀孕的。大哥还是没有理她。然后春秀既不出声也不挣扎，像个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在大哥如愿地脱掉她的裤子时，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春秀还是春秀，大哥还是大哥，没有任何交织，春秀就有些不耐烦了，说：“你是死人啊！”大哥没有说话，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要痴呆。以前，他经常听到瓦匠及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在一起谈论女人，他们总说女人的下面如何的漂亮，如何的甜蜜，如何的销魂，听得多了便以为女人的下面不是肉长的，而是花或蜜之类的；现在他亲自看见了，才明白人的身上长不出花来，更是流不出蜜的，即便是女人。春秀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一脚踢开大哥，一边穿裤子一边愤愤地骂了起来。大哥伸手去帮她重新系好腰带，并问道：“你这下面怎么全是毛啊！”春秀顿时气得发狂，又开始骂他是畜生，是王八蛋，骂他祖宗十八代，那恼怒的样子像是恨不得拿起刀子将大哥给劈了。
大哥无比失落地回到家里，吃了午饭便又去田里翻地，就在翻地的时候，他看到大嘴巴带着春秀正气势汹汹地向他走来。他并没有意识到任何不妙，只是再次看到春秀，笼罩在心里的失落感就变得更加浓郁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曾经有着无穷魅力的女人会让自己突然没有了兴趣，而且下体会长那么多枯毛。我的大哥，这个可怜的傻蛋一时因为女人而迷失了，而且是迷失在了一个荒诞的黑洞里。他想说，春秀你不要过来，我已经厌恶你了。他憋了很久，话没说出来，春秀和她娘却已来到眼前了。春秀低着头，蓬乱的头发几乎遮住了整张脸。一起翻地的李胜利，笑眯眯地看着眼前这两个不知来意的女人，正想调侃了几句，却看到大嘴巴直接向他的儿子扑了过去。凶猛的大嘴巴没能将大哥扑倒，就扑在他怀里像狗一样撕扯着，嘴里呜呜哇哇地嚷着什么，没人能听得清楚。一旁的李胜利和李发福都惊愕地愣住了，以至于忘了眼前的缠斗需要劝阻。大嘴巴被拉开之后，依然怒气难消，还顺手打了李胜利一个耳光。李胜利捂着脸，不知缘由。
“你那挨千刀的儿子把我家春秀给糟蹋啦！”大嘴巴说。
“大白天的，你怎么说胡话呢？！”李胜利显得非常吃惊。
大嘴巴把春秀拉了过来，指着她的裤裆说：“你自己看，看看你那畜牲儿子造了什么孽！”
在场的李胜利，李发财，还有李发福顺着大嘴巴的手势看去，就看到了春秀的裤裆上有着一块红得发黑的血迹，看着就像是一朵绽放已久、即将凋谢的红牡丹。如果李发财知道那是大嘴巴后来滴上去的鸡血，就不会那么恐慌了，他说：
“我只是脱了她的裤子……”
这时，李胜利和李发福都不能不相信大嘴巴所说的是事实。李胜利如同先前的大嘴巴一样，冲到他的儿子面前，拳打脚踢了一番，嘴里不停地嚷着，我打死你这个混球。一旁的二哥也是恨得咬牙切齿，只恨自己不能替代父亲挥洒拳脚。过了好一阵子，李胜利感觉是脚酸手痛，大哥也被打得不成人形了。
“你们父子俩别再演戏了。”大嘴巴说：“快说这事怎么办吧？”
见大嘴巴开了口，李胜利就顺势停了手，他可不想真的将自己的儿子打死。他喘着粗气说：
“事情都已经这个样子了，要不就让春秀嫁给这个畜生得了！”
伤痕累累的李发财听到父亲说要让春秀嫁给自己，顿时觉得比挨打还要难受。在他感到眼前昏暗的时候，大嘴巴及时地“呸”了一声。
“呸！”
大嘴巴说：“自己都说他是畜生了，还想让我闺女嫁给他？！”
大嘴巴说：“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家春秀，我都没答应，就你们家这畜生也想有份儿？”
大嘴巴说：“老子厚颜无耻，女儿夹不住腿，儿子又做出这种事情，可见你们李家都是些什么货色！”
大嘴巴说：“谁要是把姑娘嫁给你们李家，那真是瞎了眼睛！”
她像是溃坝的洪水一泻千里，说得李家父子三人头不敢抬，只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她咆哮了一阵之后，李胜利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
他说：“那你说怎么办吧？”
“我要让你儿子吃官粮，住官房。”
李胜利知道大嘴巴不会这么做，不然就不会来地头撒泼。他装作没听懂，笑呵呵地说：
“这畜生哪有这个命！我们李家是被祖宗埋怨过的，估计李家的后代都没做官的命。”
“别跟我逗乐，就等着让你儿子去牢房吧！”
大嘴巴说完就拉着春秀气冲冲的走了，父子三人也无心再继续翻地，像三个落水的老鼠一样溜回了家。李胜利除了无休止地打骂李发财，便是想着各种补救措施，就如当初处理大姐与瓦匠的事情一样。父亲和刘彩云在家里唧唧歪歪了一个下午，然后在吃晚饭之前去了大嘴巴家，双方谈了很久都没结果，直到大家都已经饿的耐不住了，大嘴巴便直接挑明，这事情除了钱就没法商量。看到春秀神色异常的回到家，当拷问之后得知她的裤子被李发财扒了时，大嘴巴愤怒之余就已想到了这事该如何结果。如果李家不能拿出了结此事的诚意，大嘴巴绝不罢休，至少她觉得对不起那只因贡献鸡血而失掉性命的公鸡。最后谈妥的结果是李胜利给了大嘴巴点钱，并写了一张欠条，另外还得送出一头猪和四只鸡。大嘴巴甚至还说可以让春秀嫁给大哥，如果李家能够表现得更有诚意的话。
第二天大早，李胜利便和李发财便赶着猪提着鸡去了大嘴巴家，村里不少人看到这一情景都惊讶不已，问道：
“李胜利，你老了还能整出崽子？”
李胜利笑呵呵地说：“现在是真的老了，那地方不管用了。”
“那你怎么又给计生办的你送东西了？！”
“狗屁计生办，我这是送给亲家送去的。”李胜利自得地说：“我家大儿子和大嘴巴的女儿好上了。”
他赶着猪在前面走着，大哥提着鸡跟在后面。为了能表现出像大嘴巴所说的诚意，李胜利一狠心，就将两头猪都给她送了过去。他一路上哼哼唧唧，像女人一样，屁股一抖一抖的，差点没抖出了屁来。
李发财知道自己要和春秀结婚了，整日萎靡不振。后来他鼓起勇气告诉父亲他讨厌春秀，李胜利差点气出病来。李胜利说，你讨厌她，那干嘛还要睡她。李发财无数次解释，只是脱了她的裤子，没有别的。但李胜利怎么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傻得已经脱了女人裤子还能不干别的。父子两人因此争执起来，一气之下，父亲抄起锄头将他暴打了一顿，却失手将他的腿打折了。李发财一连几天都不能正常走动，整日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父亲李胜利也暗暗后悔自己下手太重，心里内疚不已，决定更是要好好操办儿子的婚事。就在李胜利整日为儿子的婚事忙碌时，李发财突然消失了。
大哥李发财真的就从此消失了，就像世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一样。
人们都猜测，这个年轻人是到山外去了，沿着河道一直走去，然后就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大哥消失之后，李胜利一直难以接受既失儿子又失财物的事实，精神恍惚了很久。最后在刘彩云的唆使下，他去大嘴巴家索要先前送去的财物，最后没能要回任何东西却遭到了大嘴巴的一顿臭骂。不久后，李发财强奸春秀的事情迅速在村里传开，作为村史上的第一起强奸奇闻，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人们以各种轻蔑的姿态纷纷议论此事，同时说起了大姐和瓦匠的事情，说起李胜利与刘彩云的旧事，甚至也提到了我这个邪恶的灾星。
这时大嘴巴也跑到了李家撒泼，骂李家的人不是东西，不仅糟蹋了她的女儿，还要败坏她女儿的名声。她在李家院子一连叫骂了几天，直到李胜利又给了她一只公鸡，她才离开。李家一时成了舆论的焦点，人们在谈论着李家的这些“歪货”的同时，又从历史中需找导致“歪货”频出的原因。
“李家已经被他们的祖先诅咒了。”
先是香火不旺，现在香火旺了，却又一个个都是“歪货”，这一连串看似强大的事实让人们都坚信了这一说法。铺天盖地的舆论，使得李家陷入了尴尬而孤独的境地，全家上下都被浸泡在无比悲戚的氛围当中。就连无所畏惧的李胜利，也被击倒了，他整日麻醉在酒精里，不省人事。直到几个月后，随着几个外地人进村，河道边热火朝天的场面和轰轰的炮声，才使得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李家的兴趣，同时也使得李家渐渐从那种萎靡的状态里缓过神来。
就在人们仍沉浸在李家的笑话中时，五六个戴着头盔，扛着仪器的外地人进了村。他们沿着河道走来，一边走一边测量，然后栽上了一根根红色的标杆。他们在村里没做过多停留，直接沿着河道又去了上游的村子。随后不久，村长召集大家在道场开了次动员大会，他说我们这里要修公路了，公路通了后我们这个闭塞的村子就不再闭塞了。人们对修公路这事立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倒不是觉得公路对自己有多大用途，而是认为有了公路就会有汽车来了，这对那些从没见过汽车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诱惑。村长挑选了几个壮年随他一起翻过山去扛炸药，回来后又将本村的路段分派到每家，于是村里的公路就正式开始修筑了。那段时间，人们极度热情地聚集在河边，按照那几个外地人留下的标杆，用尽全身的力气挥动锄头铁镐等一切农用工具。他们一边嬉笑骂俏一边激动地挥洒力气，据村里年长的人说，这种热火朝天的场面，只有在公社初期才见过。每天下午到了收工的时间，人们就在那些靠力气难以撬动的地方埋上炸药，等待爆破。这个时候，那些胆大的年轻人便有了表演的机会，他们踊跃地揽下了所有需要引爆的炮位，等着人们全部撤离，他们逐一点燃导火索，然后总是在最为紧急的时刻逃离现场，这样他们便能从别人担惊受怕的神情中获得满足。接下来，几乎全村人都缩在房子里或某个隐蔽的角落，欣赏那壮观的场面。轰轰的炮声，铺天盖地的尘土以及呼啸的飞石，让人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吧，他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发出各种激动的感叹，但很快又开始抱怨飞石砸烂了房顶，墙面被震出了裂缝。在整个村子都激动地喧腾起来时，鸟却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们呆在摇摇晃晃的树上，跳来跳去，显得非常的焦虑。它们被轰轰的炮声吓坏了，看到满天的尘土与飞石，吓得缩在窝里，瑟瑟发抖。后来，这些胆小的鸟，就全部没了踪影。
村里的乌鸦就像其它的鸟一样，突然消失了。住在树仙上的那两只乌鸦也消失了，一连几天都没见着它们。那天路过道场，我习惯地朝乌鸦窝叫喊了几声，没有回应，正当我要离开时，隐隐听到乌鸦窝里有响动。我好奇地爬上树，发现它们果真在窝里，似乎饿得已经站不起来了。我赶忙跑回家弄了些麦粒来，它们吃了我扔在窝里的麦子，很快又恢复了活力，只是依然恐惧，不敢飞出去。我连续几次把它们抓出来扔到空中，它们的胆子才渐渐大了起来，但也只敢在道场附近活动，出来不久又很快飞回窝里。我在河边跟着余光荣挥动锄头时，心里总担心着我的朋友，每到休息的时候我就飞快地跑到道场送给它们麦子。如果肚子里有虫子的话，而且是恰好从屁眼儿里爬出来，我就会拿去给它们吃，最初我担心它们会害怕，就用细绳拴在乌鸦窝前的树枝上，其实它们一点都不怕，只要一看到我手上拿有虫子，就会向我扑来。
那个时候，我的肚子经常长那种恶心的虫子，到后来我已经习惯地把它们当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如果一段时间没有虫子从屁眼儿里爬出来，我竟还有些不舒服。只是我越来越瘦了，差不多比金玲还要瘦，而且全身没有力气。在河边挥动锄头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心慌气短，身体快散架了。于是我就故意用锄头挖了自己的脚背，当然，力气并不大，只是挖出了一道能够流血的口子，伤口看似很吓人其实并没有损坏骨头。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了。那几天，我虽然行动不太方便，得依靠一根老人常用的拐棍，但却不用再跟着余光荣去河边了，只需每天喂好猪和鸡，然后再准备好饭，剩下的时间就无事可做了。有了空闲的时间，我就可以去道场看我的朋友，也可以去河边看热闹。那时候河边真的是很热闹，不仅人多，而且大家都有说有笑，不少男女混在一起打情骂俏。三哥和金玲也在河边，金玲照管她的弟弟，三哥则跟着李胜利他们干活。远远地看着他们，我没有走近，害怕见到李胜利。自从离开那个家，我们只见过一次，那是大哥消失之后的事情了，我大概是去道场看乌鸦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在路上和他碰上了，他问我现在过得怎么样时，我把头扭向了一边，没有理他，当时我的身上起满鸡皮疙瘩，顿时感觉肚子里的虫子在不停地扭动着，这让我很难受。不过我还是注意到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精神，头上有了白头发。金玲看到我时，就向我招手，那意思是要让我过去。我没过去，然后她就带着她的弟弟过来了。她的弟弟李发亮已经能肆意走动了，在他张嘴说话的时候，我没看到那颗曾经被我摔掉的牙齿，金玲说他已经换了新牙了。金玲也长高了不少，看起更加标致，就像三哥李发明也不知不觉地变得魁梧了一样。金玲，三哥还有我，我们已经不再玩那个“爸妈儿子”的游戏了，因为我们渐渐都长大了，长大了似乎都觉得“爸妈儿子”的游戏有些幼稚。尤其是三哥，虽然年龄没多大，胳膊上却长满了肌肉，看着已经像个大小伙子了，每天除了干活就似乎没有了其他兴趣，见到我时也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不过金玲还是偶尔会来找我玩，我们虽不再玩那个显得幼稚的游戏，却可以坐在一起说话，我们一起聊着家里的琐碎，谈论山外的世界，也猜测着未来的情形。在我们稚气的话语中，总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意味。
几个月之后，村里的公路修好了，上下游村子也几乎同时修好了本村的路段。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有一辆白色的中巴车在这条路上行驶。这辆车早上从上游村子来，下午又从下游村子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起初几天，每天早上和下午，都有不少人挤在公路边看稀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汽车，最多也只是从瓦匠的嘴中了解到汽车是什么样子。他们看到汽车时都惊奇不已，这么大个东西竟然还能跑得飞快。后来人们发现，只要站在路边招招手，车就会停下来。车一停下来，人们都一涌而上，围着汽车东摸西摸。司机开了车门，发现没有人需要坐车，就愤愤地骂了几句，按了几声喇叭吓走人群，然后又轰轰地开走了。再后来，人们又知道这车是在乡镇与县城之间往返的，只要掏钱，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乡镇上或县城。随后，这辆车就有了乘客，早上有人上车，晚上有人下车。这时人们对这辆汽车也不再新奇，只在需要乘坐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两年多以后的一个下午，汽车一如往常地开来，停定之后，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车上下来，他们茫然地在路上四处张望，然后向路人询问起余光荣的住处。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余光荣失踪了多年的女人黄春花。那天我和余光荣正在院子里用竹条编织箩筐，看到这个时髦的女人带着小孩儿走进院子时，我们都惊讶地愣住了。那个女人，像打量着外星人一样，将余光荣仔细打量了一番，认出这个人就是她男人后，就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并鬼声鬼气地叫着，你这个死没良心的。当时，余光荣竟以为大白天的遇到了鬼，吓得直叫，当黄春花露出手臂上的疤痕时，他才认出这就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女人。
黄春花当年因为不能忍受余光荣的暴力而离家出走，不知道现在又因为什么而突然回村，但她回来之后余光荣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余光荣了。面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女人，余光荣一改往常的粗暴，并对黄春花言听计从。当黄春花告诉他那个小孩儿就是他的儿子时，他虽不相信，却依然承诺要将这孩子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他说，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但毕竟是自己的女人生的，这怎么说都要比领养的亲。黄春花不高兴了，说，这孩子在我走时就已怀下了，要不是你整天打骂我，这孩子就不会生在外面了。余光荣将信将疑，怕女人再次消失，便不再纠结此事，并一个劲儿地保证以后不会再打骂她了。
余光荣有了女人和儿子后，就彻底忽视了我的存在。一次，他对我说：“你回家去吧，你的大姐死了，你的大哥走了，你爹会舍不得你的。”黄春花比余光荣更讨厌我，她总是喜欢当着我的面说：“这是谁家的野孩子，长得这么干巴巴的。”我也不想长得干巴巴的，可是肚子里长虫子了，我能有什么办法。虽然伤心，但我还是憋着没说话。以前家里只有一张床，我和余光荣睡在一起，现在他们回来了，又搭了一张床，我和那个孩子睡在一起。当黄春花知道我的肚子里有虫子后，就不让我和她的儿子睡了，她说我会把虫子传染给她儿子的。她给我了几粒药，我吃了后肚子里就再没长过虫子，可是他们还是不让在床上睡。他们在地上铺了几块木板，再给了两床破旧的被褥，从此我就一直睡到地上了。这些我都不在意，只要不露宿野外，只要有饭吃，什么都能忍受。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他们三人坐上中巴车去了县城，过了四五天才回来，只是没有再坐中巴车，而是开着一辆拖拉机回来的。拖拉机看起来挺新，只是被擦得伤痕累累。余光荣对着所有围观的人说，这玩意儿开起来真他妈的舒服。然后滔滔不绝地告诉人们，自己如何聪明地买到了最好的拖拉机，及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了驾驶。有了拖拉机后，余光荣一连几天都在公路上风光，拖拉机嘟嘟嘟的声响让整个村子再次躁动起来。
村里人开始议论起黄春花。有人说她从家里跑后，就去了县城，然后又去了省城。有人说她在城里当小姐，挣了不少钱，余光荣买拖拉机的钱就是她给的。有人就问什么是小姐。有人说小姐就是岔开两条腿，靠男人挣钱的。有人就怀疑了，说城里的男人刁钻，看不上她。有人就说，城里也有穷人的，而且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喜欢胡搞，黄春花就是专门服侍他们的。人们越说越起劲，也越说越嫉妒，有的恨自己不能像黄春花一样靠男人挣钱，有的恨自己不能像余光荣一样买拖拉机。
余光荣和黄春花当然也听到了这些议论，却都装作像没听见一样，依然和人们有说有笑。黄春花觉得自己的儿子该上学了，就跑去问村长，村里为什么没有学校。村长一时惊讶，就问什么是学校，但很快反应过来，又说，学校很快就会有了。村长顿时觉得这从城里回来的女人果真有觉悟，但随后又想到在这个长久闭塞的村子里，就算建起了学校，除了她也就没有几个人会送孩子来上学。
黄春花的儿子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她一直叫他大宝，后余光荣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余小宝。最初我很不喜欢余小宝，自从他回来之后我就只能睡地上了，而且他好像是什么都不懂，总是缠着我问这问那，只要黄春花一看到我和他在一起就要骂我。最让我受不了得是，有一天他竟然对我说：“你比我大好几岁，长得还没有我壮。”后来，我渐渐的就不再怎么讨厌他，因为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愿意搭理我的人。
不久之后，余光荣用拖拉机拉回来了两只小羊，从此我每天吃了饭就去放羊了。放羊的这段日子，我感到无比的快乐和自在。每天可以拉着小羊在村里肆意穿梭，想去哪就去哪，没有人管我。我每天都去道场，若是那两只乌鸦不在，我就四处游荡，然后总能碰见更多的乌鸦。有时候，我跟着乌鸦，拉着小羊一直走到很远的荒地里，在那些无人的地方我躺在地上看天，看飞动的乌鸦，然后对着空气叫喊。那两只小羊也很听话，和我熟络之后，我走到哪，它们就跟到哪，就算不用绳子拴着，它也不会趁我不注意时跑到其它地方去。我也经常去找金玲玩，李发亮已经长大，再也不需要金玲整天陪着他了，金玲也就有了很多空闲。她总是提前和我约好什么时候要去什么地方割猪草，然后我就拉着小羊早早去那等着，金玲来后我帮她一起割猪草，装满了背篓，我们就坐在一起聊天，有时候我们聊得很久，有时候我们觉得无话可说，只是坐上一会儿就各自回家了。
有一次我们无意中说起过去，说起了那个记忆已经模糊的时期。金玲看着苍茫的天空，说她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子。我说，我也记不得娘的模样。娘在生下我后的不久就病卧在床了，并很快在命运的挣扎中陷入了一个无法挽救的漩涡里，她的精神日益坍塌，留给我的记忆多半都与怪异、疯癫、甚至是恐惧有关。那天我和金玲坐在一起说了很久，后来又说到了她娘带着她搬到李家来时的情景。那天的情景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能想起那时候家里刚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未经整理的院子一片狼藉。金玲说那天她来到我们家时，看到大大小小五六个人，除了李胜利在见到她们时表现得很热情，其他的人全都耸拉着脸，她当时害怕极了，第二天一早就拉着她娘要回去，却被她娘打骂了一顿。她说那时候她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和一群陌生的人住在一起，感觉很别扭，也很孤独。我相信那是真的，因为后来我被遗弃时也是这种感觉，甚至觉得自己住在余家时的那种孤苦比她还要丰富。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喜欢和你在一起玩吗？”金玲问我。
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我才来你们家时，你们家里的人都不怎么喜欢我，也不搭理我，只有你愿意亲近我，愿意和我说话。”金玲说：“从那时候我就把你当成了最亲的人，一直到现在。”
金玲的话竟让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了。我没有说话，一直看着那两只羊。
那两只羊正在不远处悠闲地吃着青草，我发现它们的表情很奇怪，好像是一直在莫名其妙地笑。我就跑去拉住它们，不让它们吃草，想着它们不能吃草了，就再也笑不出来了吧，令人意外的是它们还是在笑。我将绳子拉得更紧了，能够明显看到它们的脖子被勒出了一道很可怕的痕迹，可它们在挣扎的同时仍是笑。我继续用力，直到它们已无法喘息、眼睛红红的，快流出泪来了，却依然是副微笑的模样。我不得不停手，坐回原处，好奇地问金玲，羊为什么一直在笑。
金玲说：“羊一生下来，就是笑着的。它们时时刻刻都保持着微笑，即便是被屠宰，它们也是笑着死去的。”
金玲的话让我疑惑了，后来我观察了很久，发现它们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微笑。
我就想不明白，这些吃生草的畜牲怎么会一直有这么好的心情。
就在我费神于羊的微笑时，余小宝也在好奇羊的粪便，后来竟然将羊屎当成了我们当地的豆食吃进了肚子里。不知道他吃了多少羊屎，反正等我发现时，他已经蹲在地上呕吐不止了。那天余光荣和黄春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放羊回来就看到余小宝蹲在地上呕吐。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不出话，只是伸开手，一颗颗羊屎就掉在了地上。我立即明白这个傻蛋是吃了羊屎，他的牙齿上还残留着羊屎的残迹。我就去舀了瓢水给他喝，想着喝点水就没事了，可他喝了水还是吐，吐不出什么东西，只是干吐。后来余光荣和黄春花回来了，看到他们的宝贝儿子成了这副模样，急得直跺脚，并狠狠地骂了我一顿。然后他们抱着余小宝去找了五保官，五保官弄了点什么草药熬成水给他喝了，果然就不吐了。可是，很快他的肚子就像怀孕的女人一样鼓了起来，最后竟像要炸裂了一般可怕。面对这种情况，五保官已无计可施，他们只好用拖拉机拉着余小宝去了乡上的卫生院。他们临走时无比愤怒地对我说：
“你这个杂种给我等着，回来再收拾你。”
当时我怕得要命，倒不是怕他们打骂我，挨打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我只是担心余小宝，害怕他会死去。母亲与大姐的死，让我意识到了死亡的可怕，我无法接受一个活鲜鲜的人变成杂草丛生的土堆。以前我经常想象自己死亡，想着想着就会把自己吓着。死了就一直睡在冰冷的土里，黑乎乎的看不见，也没有饭吃，身上会长满虫子，而且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每次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像被人抛弃在了无边的黑夜里一般，有种难以言说的恐慌。
再说余小宝还那么小。
我惶恐地在家里等着，直到太阳再次照亮村庄，他们还是没有回来。那两只小羊一直咩咩地叫着，似乎是在抱怨我对它们的遗忘。我确实没有心思再理会它们，就像惊慌的余光荣和黄春花没有心思理会我一样。站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我向路的两端望去，没有见到拖拉机，只看到凹凸不平的路面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里。我沿着公路走了好久，发现路面始终在自己的前方躲藏，看不到尽头。我不想再在公路上耗费力气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力气，肚子饿得难受。这时我看到了一块萝卜地，拔了两个萝卜吃了，总算舒服了些。后来不知怎么就来到了道场上，我对着树上的乌鸦窝叫了两声，它们好像没在，以前只要我站在树下一说话，它们就会从窝里窜出来。这时候我注意到核桃树上红色的幔帐，我想起这棵核桃树不是普通的树，而是深不可测的仙树。我跪在了树下，开始向树仙祈祷着，我希望余小宝快点好起来，只要他能够完好地回来，我就是被打得吐血，也心甘情愿。我对着这棵毫无知觉的核桃树，一遍遍地祈祷着，不知道祈祷了多久，如果它要真是树仙的话，肯定会烦起来的。我准备离开时，看到乌鸦从远处飞了回来。它们绕着我飞来飞去，那样子是出去没找到吃的，或者是又想吃我肚子里的虫子了。我已经很久没生虫子了，而且也没带麦子，出门的时候根本没想着来道场。面对乌鸦那兴奋劲儿，我有些愧疚，然后头也不抬，迅速离开了。我感觉到刚吃的萝卜正在胃里发酵，热辣辣，还有一股猛烈的热气在往出冲，那感觉很不好受。刚好离河不远，我跑到河边喝了满满一肚子水，顿时打了几个萝卜味儿的嗝，总算是舒服了些。我在河边躺了会儿，等着余光荣的拖拉机从这里经过，可是太阳都把我烤糊了，还是没听到拖拉机的声音。看着清澈的河水，我突然想游泳了，可等我脱掉了衣服裤子准备下水时，又有些害怕，只恨当初太小，没能跟着瓦匠学习游泳。我就只好在河边浅水处洗澡，我很少洗澡的，所以用水轻轻一撮，就有一卷卷的垢痂掉在了水里，越搓越多，水面就很快就漂起厚厚一层恶心的物质。洗了澡，全身懒洋洋的，我不想在河边呆了，就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走着，我竟来到了李家——那个我出生并生活了多年的院子。自从离开，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看着我曾无比熟悉的院落，心里各种滋味都涌了上来。我像个小偷一样，心里跳动的厉害。正想逃离，却发现院门关着却没有上锁，里面静悄悄的，似乎没人，我突然就冒出了要进院子看看的想法，这想法真是来得莫名其妙。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进了院子，就在推门而入的瞬间，突然就后悔了，我看到了李胜利，看到他像只衰老的母鸡正蜷缩在阳光里打瞌睡。我想离开，脚却没动，发现他睡得很死，即便有几只苍蝇在脸上跳来跳去，都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死了，真的，最近我总是很容易想到死，就像我老是担心余小宝会死一样。我在他面前站了很久，他都全然不知，我用手推了推他的头，他的头晃了晃然后像南瓜一样挂在了脖子上。他似乎连睁一下眼睛的力气都没有，只听到他极不耐烦地说了句，他们都不在。他说这话的语气让人感觉，他不是这个家里的人，而仅仅是一条看门的狗。他没死，只是沉浸在睡梦中不愿醒来。这时我放心了，轻轻地走进了屋里。屋里没多大变化，只看更加破旧了些。几束细小的阳光透过了残缺的窗纸，星星点点地落在满是污垢的器具上。几只老鼠在阴暗的角落里活动着，使得那些瓶瓶罐罐不停地响动。浓郁的霉味充斥了整个屋子，似乎有无数的微粒在空气里漂浮，让人感到有种窒息的沉闷。站在屋里，我又想起了母亲，也想起了大姐。离开院子，我又去了竹园。以前，竹园里有七个奇怪的土堆，母亲说那是我们的哥姐，后来母亲去世了，这里就增加了个土堆，再后来大姐也去世了，这里就又增加了一个土堆。当初刘彩云一直不同意将大姐葬在这里，她说将别人家的尸体，弄回自己家里，是不吉利的。但李胜利不顾一切，还是将大姐葬在了这里。“我们李家的人死了，都要葬在这里，我死了也要葬在这里。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成为我们李家新的祖坟。”李胜利说：“等我死了，我们的后人就可以摆脱诅咒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穿过竹林，飘得到了一个模糊不定的地方。不大的一块竹林，里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坟堆。母亲与大姐的坟要正规得多，土堆的四周用凿好的石头围着，看起来有模有样。只是坟土上长满了草，我想她们睡在里面会不高兴的，于是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打理这些杂草。我一边打理，一边和她们说话，无论我说什么，她们都无反应。我不知道在这里呆了多久，后来竟靠在坟堆上睡过去了。就睡着的这会儿，我做了个梦。梦境毫无条理，一会儿看到母亲躺在床上咳嗽，一会儿又是鲜血淋淋的大姐在哭泣，后来竟看到自己在疯狂地奔跑，跑着跑着就突然闪出来一片广阔的麦田……醒过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拖拉机嘟嘟嘟的声音，我想是余光荣他们回来了。
余小宝已经安然无事了，我回到家时，他正躺在了床上，似乎还有些虚弱。余光荣和黄春花就守在床边。我以为他们会冲过来按住我痛打一顿，但是没有，他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这完全和我预料的不一样，要是他们打我打骂，我都不怕，可就这么定定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就有些慌了。顿时，冷汗像是微小的虫子一样不断地穿透我的皮肤，一阵难以忍受的瘙痒几乎让我崩溃。
过了很久他们才说话。
“现在我们不得不说说你的事情了。”黄春花的语气出乎意料的温和，她说：“本来我们也不忍心，可实在是没有办法……”
余光荣接过了她的话，语气更加温和，甚至温和得有些异常。
他说：“知道李胜利为啥把你扔给我们家吗？因为你让他们害怕了。”
他说：“你可能听说过，很多人都说你不是个正常的人，要么是命太硬，和身边的人犯冲，要么……要么就是……你应该像乌鸦什么之类的，是天上飞的或者是树林里跑的，只是投错了胎，反正……反正就是……别人都说你是灾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的话或许说的有些直接，但也是没有办法才说，可能你自己不这么认为，但我们整村的人都这么说。”
他说：“你刚一出生你娘就病了，后来就再没好过，直到在病床上去世。再后来你大姐在生孩子的时候出了意外，也去世了了。杨婆说她一辈子都没遇见过这种怪事，先出来一条腿，然后就卡着再也出不来了，更奇怪的是那天突然跑来那么多乌鸦在那里怪叫。据说你出生的时候也有一群乌鸦在叫。哦，说起乌鸦，你和乌鸦的关系很不寻常，这我是知道的，我经常看到你偷偷地拿着麦子去给那些该死的乌鸦吃……咱就不说这些……后来你大哥也出事了，糟蹋了人家的姑娘，自己也不得不躲起来。强奸这种事在我们村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以往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他。这种神秘的东西是谁都没法弄清的，也是没办法摆脱的。也许你会说他出事的时候你都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人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从你一出生，你们李家就不断地出事。”
他说：“现在我们家小宝好端端的也出了这样的怪事，要是我们没有拖拉机，没能及时地送到医院去，说不定我们小宝……”
他说：“当然，这不能说是你的错，你生来命运就是这样。谁都没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事不能怨你，只能说你的命不好。”
他说：“我和小宝他娘都上了年纪，倒是不怕什么，只是小宝还小，我们可不能让他有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这个家你是没办法再呆下去了，你还是回你以前的那个家去吧，你爹会给你饭吃的。”
……
不太清楚余光荣还说了些什么，也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走出这个家的，我背着一个装着几件破衣服的包裹，站在空旷的院门外，茫然中找不到去处。当我再次被遗弃时，心里并不怎么难受，只是为没有去处而恐慌。我不可能再回李家了，那天，当那个坚硬的泥块向我飞来，并砸破了我的额头时，我就再没想过回去。现在，我的额头上仍然留着疤痕，用手轻轻一碰，它还会隐隐作痛。这次我是彻底的无家可归了，以前我还以为自己像只乌鸦，现在连乌鸦也比不上了，乌鸦还有自己的窝，我却没有。我突然觉得像乌鸦一样在树上做个窝，或许是个不错的办法。曾经，当大姐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这个家快散了的时候，我似乎说过家散了可以像乌鸦一样住在树上的话，没想到现在我真的要住在树上了。
那天下午，我找来不少树枝，准备在道场的那棵核桃树上安家了，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棵树是我们村最大的，而且还有两只乌鸦住在这。可是我花了很长时间都没能搭出一个像样的窝，要么是太小，要么是我一坐进去它就塌了。后来我又意识到，就算能搭出一个像样的窝，到了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也是没办法住的。我怎么突然就糊涂了，一时竟有这么可笑的想法。这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哭，记忆里，我是很少哭的，当时我就坐在树丫上，默默地哭起来了。那两只乌鸦就在旁边傻乎乎地看着，要是在以往，或许会和它们说话，现在我却没有心思理会它们，我就坐在那里默默地哭着。哭了一会儿，有些困，然后我就靠在树干上睡着了。似乎刚睡着不久，在梦中我正向一个白馒头伸出手，就被可恨的五保官叫醒了。五保官站在树下嚷个不停，还向我扔泥块。他说我胆子太大了，坐在仙树上，会冒犯了神灵的。
我一点都不生气，立马从树上跳了下来，拉住五保官说：
“你给我点东西吃吧，我饿了。”
“我自己都快没吃的了，哪有给你的！”五保官说：“你怎么不回家去，回家去就有吃的了。”
然后我就给他说我没地方去了，他们不要我了。他说让我去找李胜利，我说我就是饿死了也不会去找他的。这时五保官似乎已忘了我对神灵的冒犯，竟有些同情我了，可是我讨厌被人同情，我只是想吃点东西。五保官说他没什么吃的给我，然后想走，我就一直黏在他身后，说要跟着他回去。五保官没办法，只好带着我回去了。
五保官的真名怕是没多少人知道，他是我们村唯一的五保户，每年村长都会给他送来粮油等，说是国家给的，按我们那习惯，凡是吃公粮的都是官，所以他就一直被人们称作五保官。五保官起初住在祖传的老房子里，后来修公路的时候，经常放炮，老房子的位置不好，就被飞石打得稀烂，最后竟倒在了轰轰的炮声中。没了住处，五保官就跑去找村长，村长说这事村里会解决，只是村里一时没钱，没钱就没办法修房子，让他再等等。五保官就只好等着，他将河西王宝贵家废弃的瓦窑收拾了一下，临时就在瓦窑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两年多，村长答应给他的新房子仍没有出现，但他却已经喜欢上了瓦窑。瓦窑不大，置一张床，搭一个小灶台，再堆放点零碎，就没有多大空地了，但冬暖夏凉，住着很舒服。
我跟着五保官来到瓦窑，他煮了碗面条给我吃了。我吃完面条，他问我吃饱没有，我说饱了，他就接过我手里的碗筷，说：
“吃饱了，就赶快回家去吧。”
“我没地方可去了，就让我和你一起住吧。”
“我这里就这个样子，你怎么能住呢，再说我又没多少吃的给你。”
“你看我长得这么瘦，是吃不了多少东西的。”我说：“我不会白吃白住，我会做饭，我会陪你说话，什么我都可以干。”
他没有再说什么。
从此，我就跟着他在瓦窑里住了下来。他叫我小子，我称他五爷。年老的五爷没有田地，政府发放的粮食足够他填饱肚子。偶尔还有人来找他看病，他看病是不收钱的，只需要人家拿点酒肉给他。他依靠蹩脚的医术和草药以及政府给的粮食，可以整天大酒大肉，且什么都不用做。我从此也过上了极其悠闲的日子，每天除了烧火做饭外，再也没了别的事情可做。没事可做，我就去道场，去村子的各个角落，寻觅乌鸦的踪迹。它们总在窝里呆不住，即便是给它们吃再多麦子，仍是四处乱飞。有时候不去找乌鸦，我就坐在瓦窑顶上看天，天真的很好看，蓝蓝的，再飘上几朵白云，看着格外惬意。如果是下午太阳落山的那会儿，余晖从山边斜过来，黄灿灿的，有时还会出现霞光，各种鲜艳的色彩堆在山头，并使得整个村子都浸没在了一种瑰丽的色调里。坐在瓦窑上的时候，我总在内心深处感激余小宝，要不是他误食了羊屎，我就没有现在的这般闲适。有时我一激动就想唱歌，但我有些笨拙，大姐曾经多次教我唱歌都没学会，唱出来的调子都能把自己吓着。不会唱歌，我就大声叫喊，我发现叫喊比唱歌更来劲儿，每当我一张嘴嘶吼，都感到身体像是欢呼的火苗一般难以抑制。五爷常常在我正叫喊得兴奋时跑出来，揉着睡眼朦胧的眼睛说：
“小子，你吃饱了，怎么还不回家啊？”
我知道他并不想让我走，甚至还有些担心我一时兴起就离他而去，他这么说只是想和我说说话。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活泼淘气的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脸上还洋溢着自得的笑意。
我坐在瓦窑上，快乐地晃动着脚，说：
“我走了你会难过的，再说你死了我还得给你送终呢！”
“你这小子，长着一张嘴，不仅要吃我的粮食，还说些混账话。就凭你这张破嘴，我不会让你再呆了。”
他假装生气地钻进瓦窑，然后狠狠地关上了那扇用树枝编织的门。我没有理他，仍继续坐在瓦窑顶上。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他又在瓦窑里喊：
“小子，你是想把我饿死啊！”
他喜欢喝酒，每顿吃饭，他都要喝上几口。他也让我喝，他说酒是神仙喝的水，人喝了酒就会像神仙一样飘起来。我们两个经常喝得烂醉，然后像死人一样横躺在瓦窑里。有时没有喝得太醉，我们就坐在那里说酒话。
他说：“小子，怎么还不走啊？！”
我说：“我不走了。”
他说：“这瓦窑是我收拾出来的，又不是你的。”
我说：“现在不是我的，等你死了，它就是我的了。”
他就笑嘿嘿地骂我没安好心。
有时他说：“小子，你不能再住这里了！”
我问为什么，他沉默了会儿说：
“你马上就长大了，长大了就得娶媳妇生孩子，你住在这瓦窑里，是没有姑娘会嫁你的。你应该去找你爹。”
“我没有爹，也不想要媳妇儿，只要有饭吃就行了。”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要是我现在还年轻，就不会让你住瓦窑了。我可以像过去的走医的郎中一样四处去给人看病，说不定还能挣到给你说媳妇儿的钱。”
我笑嘿嘿地说：“就你蹩脚的医术，没多少人会找你看病的。”
有时候，我们也会说道不愉快的话题。
我问他：“你给我娘治病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没给你钱啊？”
他说：“我看病从来不收钱的，只要酒和肉。”
我问：“那他们是不是也没给你酒肉？”
他说：“给是给了点儿，但不多。”
我拉长调子说了句：“那怪不得……”
他就有些不高兴了，问：“咋？!”
我说：“怪不得我娘吃了你的草药，最后还是去世了。”
他立即生气了，狠狠地骂了我几句。不论我怎么逗他，他都不理我，一连几天都不再和我说话。后来我就故意不做饭吃，一直坐在瓦窑上看天。他憋不住了，就在瓦窑里喊：
“小子，你还真想把我饿死啊？！”
我不理他，他又说：
“饿死我，你娘也回不来了，再说当初我也尽了力，你对我能有什么怨气！”
我悠哉悠哉地说：“反正我现在不饿，你要是饿了，就自己做饭吃吧！”
于是他就不说话了，真的就做起饭来。过了会儿，就听到他在下面故意大着嗓子说香。
一天下午，五爷去了找了村长，他说突然觉得瓦窑住不习惯了，还是得要所像样的房子。村长说房子一时建不出来，就算建出来估计他已经住不上了，可以给他点钱或是粮食。但他还是要房子，而且态度异常坚决。村长没办法，只好答应尽快把房子建好。我也觉得奇怪，他早就放弃了那所房子的，怎么突然又要。他说：“以前只是我一个老头子，只要有吃有喝，住在这瓦窑里也就罢了，可现在我有了你，没个正经的住处不行，况且你以后还得娶媳妇生娃，房子是必须要有的。”村长很快就召集了一批人，在五爷曾经的房基上夯墙。那些天，五爷吃了饭，就去那里守着，还一个劲儿地催促，有时就索性自己上阵。
五爷在为房子的事情忙碌时，我却一直闲着无事可做。就在我闲得无聊时，金玲来瓦窑找我了。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瓦窑顶上，悠哉地东张西望，然后就看到金玲出现在视线里。她来到瓦窑前，叫了我几声，我没有答应，她又到门口向里看了看，就在她转身离开时，我就从瓦窑上跳了下来，吓了她一大跳。她假装生气抱怨了几句，还轻轻推了我一把，说不理我了，我却哈哈地笑着，问她来干什么。
她说：“没事就不能来么？！”
我也装作生气地说：“当然能来，只是你好久没来了。”
“最近有点忙，一直没空来看你。前些天，爹去给五爷夯墙，才听说你没在余家了。”
我说：“是他让你来看我的？！”
“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我想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了！”
“不是就好。”我嘿嘿地笑着，说：“就这样，挺好。五爷对我也不错。”
我带着金玲进瓦窑里看了看，然后就来到了瓦窑前的芦苇丛边。天气已经凉了，又吹着河风，坐在那里竟有些冷。但我顾不得冷，我已经很久没有和金玲说话了，似乎有很多话要说。我随口问了下家里的情况，金玲却低下了头。
金玲说：“家里还就和往常一样，只是爹老是喝酒，还喝得烂醉，娘天天打麻将，而且他们还经常吵架。”
看着金玲，突然觉得她很像大姐。
金玲问我：“那你现在什么打算？”
我说：“没什么打算，现在这样挺好。”
金玲说：“你不可能一直住在瓦窑吧？要不就回来，他们会答应的。”
我有些急躁了，说：“傻子才会回去呢。”
金玲看我态度坚决，不好再劝。又说：“你若实在是不想回来，就去我们家的旧屋住吧，自从搬走后，那屋一直空着。”
金玲说的旧屋就在道场的东头不远。在她和她娘还没搬到我们家时，就住在那里。后来就成了李家放杂物的仓库，现在已经破旧不堪了。
“那屋都破成什么样了，没法住。再说，就是新的我也不会去住。”
金玲就不高兴了，说：“你还赌气呢，那房子修补一下就可以住的，你不可能一直住瓦窑里吧？！”
见她生气了，我朝她做了个鬼脸，凑到她耳边说：“我快有房子住了，五爷的那房子就是给我修的，他说修房子给我娶媳妇儿。”
金玲说：“你想娶媳妇儿了？”
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现在还小，要什么媳妇儿，再说也没谁会嫁给我这样没有好名声的人。”
金玲说：“胡说，你名声怎么了？！别人嫌弃你，难道你也嫌弃自己么！”
这次金玲真的有些急了，怕我自弃，又说起了羊，让我要像羊一样笑着活着。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这很容易让我觉得她是在同情我，我是讨厌被人同情的。我就拉着她去芦苇丛里找鸟蛋，可是芦苇丛都翻遍了，什么都没有。天气凉了，鸟也少了。我们只好在河边打水漂，玩累了却都不想走，就又坐在那里看天。天是看不厌的，如果能静下心来看的话。我们像傻子一样坐在那里看着天，不知道看了多久，最后脖子都酸了。
我问金玲：“三哥现在都干些什么呢，怎么很久没见到他了？”
金玲说：“他可是和以前不一样了，像是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不怎么说话，也闲不住，喜欢闷着头干活，没事干也要找事干。”
“是啊，老早以前，我们碰到过一次，也没怎么说话，只是打了个招呼，他就急匆匆地走了。比起以前，他变得更加壮实了，一看就知道是个种田的好手。要不了多久，他就该操心娶媳妇儿的事儿了。”
“他也许还早，不过二哥倒是快成家了。你怕是还不知道吧，二哥和春秀好上了！”
我一时惊愕了，说：“怎么可能？！就是他们愿意，大嘴巴也不会答应吧！”
“有什么不能答应的，那事情闹出来后，村里炒得沸沸扬扬，春秀想要找个好人家也难。大嘴巴已经放出话了，只要我们家能拿出诚意来，春秀就是二哥的了。她不就是惦记着咱家的猪呗，爹已经答应要把猪给她家送去了。”
“二哥成了家，接下来你也就快嫁出去了！”
金玲的脸红了，说：“谁要嫁？现在还小，我可不想那么早早的嫁出去受罪。”
“等他们决定下来，嫁不嫁就由不得你了！”
她急了，说：“怎么就由不得我，腿是长在我身上的。前久，他们倒是说过这事，也只是随口说说，当时我就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甭操心。要是逼我，我就去找计生办。”
李胜利和刘彩云竟然已经在考虑她的婚事了，这让我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到不安。她要是嫁了人，就没有谁会来找我说话，陪我玩儿了。一时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流淌的河水和悠悠的白云，心思飘忽起来。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懵懂无知的时期。我想起了母亲、大姐，以及曾经玩过的“爸妈儿子”的游戏。当我情不自禁地提出，要再玩一次“爸妈儿子”的游戏时，金玲有些惊异和羞涩，但没有拒绝。因为没有三哥李发明的参入，所以就没有“爸爸”的角色。我像从前一样，将头放在了她怀里，然后就撒起娇来。我让她唱歌给我听，她不会唱，我就一直撒娇，最后她就哼起了摇篮曲。小时候，娘和大姐也给我哼过那首曲子。听着那调子我不可抗拒地融入到了一缕温柔的阳光里，沉溺在了那个意识模糊的过去。
在冻土期到来之前，房墙就差不多有两米高了，看着渐渐成型的房子，五爷高兴地说：“来年春天，再加一把劲儿，这房子就起来了！”冻土后，五爷仍没有闲下来，他拿出了自己不多的积蓄，找人进山弄了木料，然后请木匠做箱柜桌椅，他说：“房子有了，没几样家具是不行的。”他在忙着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准备过冬柴火。近处的柴山是别人家的，不能随便动，我只能去深山里一点点的往回扛。打柴的那几天很累，但是我却异常的有劲儿，而且是精力越来越充沛，没过多久，瓦窑前就堆满了柴火。一天我，打柴的时候，竟意外地收获了一头不小的野猪，那头野猪陷在了别人的设的套里，最后就饿死了。第二天清早我和五爷悄悄进山，把这头野猪抬回来，我们饱餐了一顿，剩下的肉就用盐腌制了一下，然后挂在火炉上熏着。看着那些肥美的野猪肉，我想让金玲一起分享，可是她老是不来找我，我就悄悄地去李家附近溜达了几圈，仍是没有见着她。
随后不久，大雪下起来了。下雪之后，无事可做，我们就呆在瓦窑里哪也不去，将火炉烧得旺旺的，烤着野猪肉，再煨壶小酒，吃吃喝喝，舒坦极了。五爷喝了酒后，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历史。“记得那时我还小，有一天晚上，去茅房，就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东西蹲在门前，像是个高大的胖子坐在那。我当时吓了一跳，就问是谁，那东西没有说话，只是呜呜地哼了几声，然后就动了起来，一看那样子就不像是人。果真就听到它狠狠地叫了一声，抖了几下，想朝我扑来。我吓坏了，就赶忙缩回屋里，关上门，然后点上油灯，却发现那竟然是只狗熊。”五爷一边说还一边比划着手势，他说：“腿就有这么粗，一圈圈的叠着肥肉，那嘴巴也老大，张开都能塞进一只海碗，你说吓不吓人。当时要不是我跑的快，肯定就被它叼住了。”“那狗熊就抬着两只前掌不停地推门，那时候我爹娘都还在，看到狗熊一直撞门，也吓得要命，眼看门就要被狗熊撞开，我爹就将一块腊肉从窗子扔了出去，狗熊闻到了腊肉的气味果真就不撞门了。过了一会儿，它吃完了腊肉尽然不走，又继续撞，我爹又只得再扔一块腊肉。就这样，只要狗熊一开始撞门，我们就扔腊肉，那时我们都已经来不及心疼腊肉了。后来腊肉也扔没了，正焦急的时候，天就亮了，天一亮狗熊就走了。”“那时我娘的身体不好，被狗熊这么一吓，就吓出了问题，看到猪狗之类的也会像看到了狗熊一样害怕，就是大白天的也不敢出门。”他说：“我爹娘的命都不好，娘被狗熊吓着之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差不多七八年后，我爹也得了什么怪病，最后也去世了。”“后来我就去了隔壁村子跟着一个老中医学医，没学到一年，又出了怪事。那个老中医有个女儿，长得像狗熊一样高大，而且先天痴傻，像吃喝拉撒这些事情都不能自己解决，已过了年纪，却仍是嫁不出去。师傅除了那个傻子就没有别的子女了，媳妇儿也死的早。我在他们家住着，学医的时间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给他家干农活，还有就是照顾那个傻子。妈的，后来那个傻子竟然肚子大了。你说怪不怪！”听到这时，我忍不住嘿嘿地笑了。他见我笑就急了，说：“笑什么笑，我可什么都没做，就是给她洗澡时我都是闭着眼睛的。可她怎么肚子就大了呢。师傅就说是我弄大的，他说，你急什么呢，我收你做徒弟，就是看到你孤零零的一个人，以后可以招进门的，那时候什么不是你的，可你怎么就这么急呢。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冤枉死我了。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然后就准备办喜事了。那时候把我吓坏了，我不愿意娶他的女儿，她不仅傻，还比我大好几岁，况且当时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后来我就跑回来了，医也没学成。”他笑了笑，一脸得意地说：“你知道我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不？就是陈成他娘。我喜欢她，可她看不上我，后来就嫁给陈成他爹了。当时我不知怎么就执拗得很，一直不甘心，跑到陈家胡闹，还和陈成他爹打了一架。过了几年，见了面还不好意思。后来他们家有谁生病，都还是找我看的，我也没要他们的酒肉。”“要是我真娶了那傻子，生活肯定差不了，至少不会绝后。我跑回来后，师傅还来找过我，他说只要我肯回去，他的家就是我的了，当时我没答应，主要是我没料到自己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他讲着他的事情时，也总喜欢问一些我不喜欢的问题，比如他问我喜欢村里的哪个姑娘，我的脸都羞红了，他还是要问。我说，我不喜欢哪个姑娘，我现在还小。他说，你不小了，放在以往，像你那么大都该结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姑娘，除了金玲，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女孩子。说起金玲，我想起一件难堪的事情。一次，我和金玲正说着话的时候，目光却情不自禁地被她的胸部吸引了。以前她的胸脯和我一样平平的，但那次我竟无意中发现，她的胸部明显地突了出来，这让我困惑不已。当时我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冲动，目光停滞在她的胸上，心里怦怦直跳，后来她说什么我就完全听不见了。可恨的是，她竟发现了我在盯着她的胸部，顿时，她脸色绯红，我也羞愧难当。后来，我们也在一起玩过几次，可是再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多看上对方一眼，都会觉得别扭。再后来，她就不怎么来找我玩了，直到我住到瓦窑来后，她才来看过我一次。奇怪得很，见了面感觉别扭，可过一阵不见，却又憋得难受。
就在我一直想着金玲的时候，金玲没来找我，李胜利却来了。那天当他跌跌撞撞地推门而入时，我和五爷正坐在火炉旁打瞌睡，突然一阵刺骨的冷风吹了进来，让我们忍不住瑟瑟发抖。李胜利已经老了，他那已经蜷缩的体型，让我一时不敢相信曾经的李胜利会老成这个样子。比起他的体型，他说话的语气带着更加浓郁的衰老的气息。他已经喝得烂醉了，坐在火炉旁和五爷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晃来晃去的，要是五爷没用手护着他，说不定他都扑到火炉上了。开始我还以为家里是谁又病了，他是来找五爷去看病的，结果他只是和五爷一边抽烟，一边不咸不淡地说着废话，这令我十分意外。五爷显然也感到意外，他不相信这个和自己有着年龄差距的、不曾有过什么交情的男人，来瓦窑里没有事情而只是说几句废话。在他和五爷说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总是在偷偷地看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我就一直低着头，盯着火炉，从火炉里冒出的青烟在我眼前绕来绕去，眼睛涩涩的，用手揉了揉，竟揉出了眼水。李胜利大概是察觉到五爷并没和他说话的兴趣，坐了会儿，觉得无趣就起身走了。他要走出门的时候，突然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当时我正看着他那弧形的脊背。他的嘴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后来什么没说又走了。
他走后，过了很久，我去小便的时候，竟看到他滑倒在了瓦窑前不远处的雪窝里，缩在雪窝里睡着了。我本不想理他，可雪正下着，他睡在雪窝里不被冻死，也会雪埋掉，就只好将他弄醒。他好不容易才睁开醉意朦胧的眼睛，看了看我，一股酒气就冒了出来。
说：“我是不是喝醉了？！”
“你不是喝醉了，是老了！”
他扭动着，想要爬起来，可刚要站起来，又一下摔下去了。
“我最近老是梦见你娘，梦见你娘在哭，你说她是不是没钱花了？！”他说：“她死的时候，我可是烧了不少钱给她的，怎么就没钱花了呢？”
我不想和他说话，只希望他早点离开。我把他搀扶起来，他就像跳秧歌一样在路上扭来扭去，他一边向前扭去还一边回过头来说：
“你娘大概是想我啦，想我了，哈哈，我要带点钱给她。”
他歪歪扭扭地向前走去，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话，一边说一边哈哈地笑。金玲曾告诉我，她的爹就是喝醉酒后，从桥上掉了下去，淹死的。想着李胜利要跌跌撞撞地过桥，我就有点儿不安了，只好扶着他，一直扶到河的对岸。
他突然停了下来，问我：“我是不是老了？”
我说：“你不是老了，是很老了。”
他紧紧地抱住了我的脖子，说：“发光，你回来住吧，趁我还在，搬回家来吧。”
“那不是我的家，我有自己的地方。”
他没有说话了，只感觉呼吸的热气全扑在了我的脖子上。雪花慷慨地飘着，没过多久，我们的衣服和头发就成了白色的。他那么紧紧地抱着，让我很不舒服，我从他的怀里挣了出来，说：
“马上就到家了，你赶快回去吧。”
“儿子，爹对不起你！”
我说：“我不是你儿子。”
说着，我转身就走了，只听到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那响声极其清脆，像是在嚼爆米花一样。走着走着，我就跑了起来，直到我累得喘不过起来时，就随地一趟，痛快地打了个滚。好久没有出来走走了，站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我竟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兴奋。我冲着空旷的大地嘶吼了几声，然后又开始疯狂地奔跑起来，好像有无穷的力气憋在身体里，憋的难受。我一直跑着，后来就跑到了道场上。那棵仙树上也积了雪，白花花的，和整个大地一样。树上的乌鸦窝也被白雪裹实了，看起来就是个巨大的鸡蛋。乌鸦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在道场上四处张望，都没见到它们踪迹。
这场雪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整个村子被捂得严严实实，几乎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进山打猎的，就很少有人出门。人们要么围着火炉烤火，要么是睡觉，要么就是围在一起打麻将。整个村子寂静得有点可怕。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王顺爹正坐在陈成家的火炉旁，一边喝酒一边向陈成的爹哭诉着王家绝后的不幸命运时，他被一声巨响吓得差点窒息。那响声正是来自他家的方向，当他气喘吁吁地赶回家时，他家的房子已经成了一堆废墟。眼前的情景令他难以置信，他像冬季的野草一样枯萎在了地上，甚至连哭叫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就昏厥了。听到响声，从四面赶来的人们都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将各种惊愕与疑惑都刻在脸上，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人在猜测是王家遭了天怨，神灵一个喷嚏就将房子毁了。很快就有人否定了这一说法，认为眼前的废墟及那声巨响与炸药有关。在修公路时人们对炸药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看着眼前的废墟，不少人都相信，除了炸药再没有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力气。他们紧张地清理着废墟，同时思忖着是谁和王家有这么大仇恨。几个小时过去之后，人们从废墟里扒出了两具赤裸裸的尸体，一个是王顺，一个是他的丈母娘刘彩云。就在第二天早上，人们又在道场上发现了李胜利。就像当年陈成的儿子抓周时，在那棵仙树上吊人民币一样，李胜利将自己吊在了树上。
那天晚上，我和五爷都喝醉了酒，后来就相互靠在一起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门口放着个口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腊肉，几瓶酒还有一些大米。晚上没怎么下雪，地上还隐隐留着脚印，我跟着脚印，就来到了道场。道场上是一片凌乱，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脚印。我茫然地站在核桃树下，正习惯性地抬头向树上的乌鸦窝张望时，就看到了不远处飞动着几只乌鸦。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它们了，下雪之后，它们都躲了起来。我有些激动，正想走过去时，它们却向远处飞去，渐渐地变成了几个黑色的斑点，最后完全消失了一片白色的世界里。
这时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喊：
“李发光，你怎么还不回家去？！”
那声音飘渺而又冰冷，我站在空寂的雪地里，又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多年前的那个中午，看到一个男孩儿，正站在金黄的麦田里茫然四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