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秧
作者/池魏楠
听父亲说，那年他十二岁，第一次跟着大人下田插秧。
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挂在树枝上，叔子、婶子，大哥、大嫂、大姐们已经卷起裤腿踩进了水田。
父亲蹲在田埂上，看他们拔秧。
他们坐在那种窄窄的“秧骑”上——父亲说那东西像条小船，两头翘起来，在水里滑来滑去——双手伸进水里，一抄就是一小把，涮两下泥，干草一扎，整整齐齐码在柳筐里。动作快得像鸡啄米，水花都没溅起几朵。
“看傻了？”三婶从后面拍他脑袋，“下来试试。”
父亲脱了鞋，脚趾陷进泥里，凉得他一哆嗦。嫂子们笑起来，说这嫩小子腿好白，像剥了壳的鸡蛋。
父亲脸红了，弯腰去抓秧苗。手还没碰到水，后领就被泼了一捧泥浆。回头一看，是邻居史家大娘，正冲他挤眼睛。
“别闹了，”三叔喊，“教他插。”
父亲学得认真。口诀是三婶一句句念的：“行距大小用目测，上下左右约一札；先抬左脚前一步，插够六簇为一组……”
父亲左手捏着秧把，右手分出一两株，指尖朝下往泥里一送。开始总是歪的，插进去就漂起来，像水面上扎了个倒栽葱。
嫂子们笑得更欢了。大姐们凑过来，手把手按住他的手腕：“轻点，别戳那么深，秧苗要透气的。”
她们的手虽粗糙，指甲缝里全是泥，却热乎乎的。
那一天父亲插了不到两分地，腰酸得像要断掉。收工后他没有离开，躺在田埂上，看晚霞把水田染成金红色，那些歪歪扭扭的秧苗在水里晃荡，像一群站不稳的醉汉。
蔡家四婶走过来说：“刚插下去的秧苗都这样，过几天它们自己就立起来了。”
果然，到了第七天早晨，父亲跑去看，那些秧苗全直了腰，绿茵茵一片，风一吹，齐刷刷地弯腰点头。
父亲喜欢蹲在田边看秧苗。水映着他的脸，和秧苗重叠在一起，常常唤起他的联想。
后来父亲年年插秧，插到十四岁，离开村子去城里念书，离开故土去西藏。
他说插秧最难忘的不是累，是田里的歌声。小媳妇们一边弯腰一边唱，调子长长短短的，词也是现编的——“秧歌一曲满堂彩，锣鼓阵阵入春来”——唱到“贺新年，迎新喜”的时候，就故意朝小伙子们泼泥水。有一回把父亲围在田中央，泼成了泥人，父亲不恼，抹一把脸，憨憨地笑。
父亲说那时他不懂，为什么插秧这么苦的活，她们能唱得那么欢。后来他长大了，才懂得老人们常说的什么叫“苦中作乐”——那是她们在用这种特有的情感，表达对生活的敬重与热爱。
前些年我陪父亲回老家，年轻人都进城务工了，农田荒了大半，在村口碰到史家三姐，头发全白了，蹲在小院里洗衣服。父亲叫了她三声，她抬头看了半天才站起身：“是你？三一仔？那个腿像剥了鸡蛋壳的嫩小子！”两人开怀大笑，笑出满脸褶子。
当天下午，父亲执意要去看看那些老秧田。田里没水了，裂着缝，长满了野草。他蹲在田埂上，用手比画着：“这儿，当年我插到一半，那些嫂子就围过来了，追着我泼泥，我落荒而逃，竟然跑丢了长裤……”
夕阳照下来，他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干裂的田里，像一片褪色的老秧苗。
回城的车上，父亲闭着眼打盹。我忽然想起他讲过的一个细节——秧苗刚插下去那几天，水面会浮起一层层根须，细细的，像少女的睫毛。等它们的根扎稳了，那些须须也就不见了。
父亲后半辈子没再插过秧，但我知道，他的根却一直留在那里。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