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子登科（小说）
作者：高拥军
内容提要
华北石门市，一座在时代浪潮中浮沉的北方工业重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座城市的肌理深处，五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家庭因子女的学业与命运被悄然编织在一起。
“五字登科”——取自“五子登科”的古老祥瑞，却也是五位少年少女何春来、夏至、秋实、冬雪、甄真各自家庭寄予的、近乎偏执的期许。他们背负着父辈未竟的梦想，在重点中学“育英”的围墙内，上演着一场场关乎荣耀、焦虑、迷失与和解的悲喜剧。
故事以何春来的视角展开，他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何建国将全部希望押注于儿子的成绩，仿佛那是拯救全家脱离底层生活的唯一浮木。夏至的母亲是位事业心极强的外科医生，将儿子当作需要精密操作的手术对象，不容半点偏差。秋实的父亲是位落魄文人，将自我的失意转化为对女儿文采斐然的严苛想象。冬雪的母亲则是一位从农村奋斗出来的中学教师，她把女儿当作自己社会晋升的证明。甄真，则来自一个暴发户家庭，财富带来的不是从容，而是更深层的精神空洞与焦虑。
五个孩子，五种家庭动力，在同一种名为“高考”的集体无意识压力下，他们的内心世界如同石门市冬天浓重的雾霾，压抑、迷茫，个体性在数字与排名的碾磨下几近粉碎。故事并非简单的控诉教育体制，而是深入这些家庭内部的情感旋涡，剖析代际创伤的传递、父母自身未解决的自恋需求如何异化为对子女的“爱”，以及孩子在这场心理拉锯战中为保存自我而进行的或显或隐的抗争。
当高考的钟声最终敲响，有人如愿以偿却内心荒芜，有人意外落榜却获得精神的重生，有人则在极度的压抑中走向崩溃的边缘。这场“登科”大戏落幕时，真正的“及第”或许并非那一纸通知书，而是这些家庭在经历了撕裂与阵痛后，对“何为成功，何以为人”这一根本命题的重新审视与艰难领悟。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刻画和环环相扣的情节，展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个体命运与家庭期望、社会结构之间深刻而复杂的纠缠。
五子登科（小说）
第一章、烟囱与钟楼
石门市的秋天，来得总是有些莽撞。夏日的暑热似乎还在水泥路面上蒸腾，一夜北风，便卷来满城的萧索，连同棉纺织厂那几根大烟囱里吐出的白烟，都被吹得歪歪斜斜，有气无力地消散在灰蒙蒙的天际。何春来就住在这烟囱脚下，棉纺二厂的家属院里。五层红砖楼，墙面斑驳，楼道里堆满了各家的冬储大白菜和蜂窝煤，空气里永远混合着煤灰、葱花炝锅和潮湿墙皮的味道。
他家的窗户正对着那根最高的烟囱。小时候，他觉得那是个巨大的、沉默的巨人，日日夜夜吐着白色的叹息。如今十七岁的他，只觉得那东西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戳在他生活的最中央，提醒他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庞大、恒定且无法撼动的，比如工厂的汽笛，比如父亲何建国日渐沉默的背影，又比如，那日益逼近的高考倒计时。
此刻是礼拜六的下午，阳光稀薄，透过蒙尘的玻璃，在斑驳的桌面上投下一块惨白的光斑。何春来趴在这张桌角都被磨圆了的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物理习题集》，笔尖在草稿纸上划出一道道凌乱的痕迹，却怎么也解不出那道关于电磁场的综合大题。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头皮屑像细小的雪花飘落在深蓝色的校服袖口上。
客厅里传来父亲沉重的脚步声，还有母亲刘淑芬刻意压低的絮叨：“你就不能小点声？春来在学习呢。”
“学学学，一天到晚就知道学！我看他脑袋都学木了！”何建国的嗓门像砂纸打磨铁皮，带着一股刚下夜班的疲惫与焦躁，“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早进厂顶班了！现在倒好，养个儿子，比伺候皇上还难！”
“你就少说两句吧！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没文化，将来扫大街都没人要！”刘淑芬的声音提高了些，随即又迅速压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易碎的宝贝。
何春来的笔尖一顿，在草稿纸上洇出一个小小的墨点。他太熟悉这种对话了，像每天傍晚准时响起的工厂汽笛，无需分辨内容，只觉刺耳。父亲何建国，棉纺二厂的维修工，一辈子跟机器和机油打交道，手上是洗不掉的黑色纹路，心里是对这个“铁饭碗”衰落的深深恐惧。他把所有的希望，那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希望，都压在了何春来的身上。那希望太沉重，以至于每次父亲沉默地注视他时，何春来都觉得背上压着一座无形的山，让他透不过气。
“春来，你爸就这样，心是好的。”刘淑芬端着一杯温热的牛奶走进来，轻轻放在桌角，碰倒了何春来的橡皮，“趁热喝了，补补脑。”
牛奶上浮着一层薄薄的奶皮，散发出腥甜的暖意。何春来“嗯”了一声，没抬头。他知道，这牛奶是这个家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开销。母亲在街道办的小厂糊纸盒，计件算钱，手指常年贴着胶布。她总说：“春来，你要争气，考上个好大学，就算帮妈争光了，咱家以后就全靠你了。”
“全靠你了。”这四个字，比任何一道物理难题都更让他感到窒息。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容器，被父母全部未完成的梦想、未实现的荣耀、未摆脱的卑微，一点一点灌满，快要溢出来了。可他的“自我”呢？那个喜欢偷偷在历史课本的空白处画小人、对天文望远镜里木星条纹充满好奇的何春来，那个偶尔也想抛开习题集去操场上踢一场野球的何春来，正在被一点一点挤压，变得模糊不清。
傍晚时分，隔壁王家又传来摔东西的声音，紧接着是王阿姨尖利的哭喊：“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又考倒数！我为你花了多少钱补课？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给你买的钢琴吗！……”
然后是少年沉闷的顶撞，和更剧烈的碎裂声。
何春来把耳机塞进耳朵，随身听里放着盗版的Beyond磁带，黄家驹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试图隔绝外部的纷扰。但那些声音像无孔不入的灰尘，依然钻了进来。王家的儿子王威，是他的小学同学，曾经一起在煤堆里打滚、用弹弓打路灯的伙伴。如今王威被逼着学钢琴、上奥数班，每次见面都耷拉着脑袋，眼睛里没了光。何春来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也变成了那样？眼睛里只剩下习题集里密密麻麻的铅字？
他走到窗边，暮色正在降临，将巨大的烟囱染成一团模糊的黑影。远处，隐约可见育英中学那尖顶的钟楼轮廓。那是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石门市所有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圣殿”。三个月后，他将走进那座钟楼下的考场。那是父亲划定的终点，也是他所有压抑生活的唯一出口。但此刻，他望着那片暮色，心里却空荡荡的，对未来没有憧憬，只有一种即将被抛向未知悬崖的茫然。
楼下，秋意已深，法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被风吹着，在墙角打着旋，发出干涩的、无望的沙沙声。
何春来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石门市的另外几个角落里，夏至正被母亲杨瑞精确到分钟地规划着晚餐与学习的时间；秋实正对着父亲书房里满墙的藏书，绞尽脑汁地构思一篇不符合她年龄深刻度的命题作文；冬雪正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一本被母亲明令禁止的言情小说；而甄真正坐在他家别墅的客厅里，对着满桌从未动过的山珍海味，感到一种巨大的、冰冷的孤独。五条看似平行的轨迹，正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加速奔向同一个焦点。
那是1999年的秋天，世纪末的气氛弥漫在空气中，每个人都在憧憬着新世纪，却又被旧有的枷锁牢牢捆绑。石门市的天空下，五个孩子的青春，像那些飘落的法桐叶子，绚烂而又身不由己。
第二章、手术灯下的刻度
如果说何春来的生活是被烟囱的阴影笼罩，那么夏至的世界，则是由母亲杨瑞用一把无形的、精准的手术刀切割而成的。
夏至的家在石门市新建的“专家公寓”里，电梯楼房，进门要换拖鞋，地板光可鉴人，客厅里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的书架，但上面摆的大多是母亲杨瑞的《外科解剖学图谱》《柳叶刀》杂志合订本，以及各种精装的医学典籍。空气里常年漂浮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道，那是从母亲白大褂上沾染回来的，带着一种权威而冷漠的气息。
杨瑞是市三院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四十出头，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鬓角没有一根碎发，眼神锐利而专注，仿佛时刻在观察、诊断。她对夏至的教育，也像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从夏至有记忆起，他的人生就是一张规划好的时间表：几点起床，背多少个英语单词；几点吃饭，必须摄入多少克蛋白质和维生素；几点到几点做数学，几点到几点做理综，精确到分钟。甚至他写字的姿势、拿筷子的方式，都经过母亲的“矫正”。
“至至，人生就像一台手术，容不得半点偏差。一步错，可能步步错。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考上国内最好的医学院，然后成为像妈妈一样，甚至比妈妈更优秀的医生。明白吗？”这句话，夏至听过不下千遍。
今天是周六，夏至的“模拟考冲刺”日。他坐在自己房间的书桌前，房间的窗帘是米色的，遮光性很好，台灯是杨瑞特意从医院设备科拿来的无影灯原理的护眼灯，光线均匀柔和，不产生一点阴影。这让他感觉自己像躺在手术台上，被这无影灯照着，任何一点微小的错误都无所遁形。
他正在做一套黄冈密卷的化学部分。题目很难，最后一道推断题涉及复杂的有机合成路线，他咬着笔帽，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客厅里传来电话铃声，被接起，是母亲刻意压低的、带着职业性冷静的声音：“……嗯，王主任，我知道，那个病人的情况……对，CT结果我看了，我的意见是……必须尽快，风险是有，但不能再拖了……”
杨瑞的声音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夏至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母亲给病人或同事打电话，那种冷静决断，让她在家里也成为一个制定规则、而从不讨论规则的人。父亲夏明远则是市建筑设计院的一名普通工程师，性格温和，在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大部分时候只是默默地看报、做饭，对杨瑞的安排从不置喙。在这个家里，杨瑞是绝对的主刀医生，夏明远是第一助手，而夏至，是那个必须完美“愈合”的病例。
门被推开一条缝，杨瑞端着个果盘走进来，苹果被切成均匀的小块，插着牙签。“歇会儿，吃点水果。”
夏至“嗯”了一声，没动。
杨瑞站在他身后，目光扫过他的试卷，停留在最后那道空白的推断题上。“卡住了？”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医生面对病症时客观的分析，“卡住是因为基础不牢，还是思路没打开？你前面的几步推导我看过了，思路是对的，但在第二步的官能团保护上，你用的是常规方法，这题肯定有陷阱，应该换个思路……”
她拿起一支红笔，在草稿纸上迅速画了几笔，那动作精准流畅。“你看，如果在这里先引入一个保护基，后面再脱除……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她讲得很快，逻辑清晰，三言两语便把难点拆解透彻。
夏至看着母亲手指划过的地方，思路确实通了，但心里却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反而堵得更厉害。他多么希望，母亲进来只是单纯地叫他歇一会儿，问他一句“累不累”，或者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放下苹果就出去。但他得到的永远是一堂“即时辅导”。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学习，而是在被“治疗”。他所有的弱点、所有的不懂，在母亲那双X光般的眼睛下，都暴露无遗，然后被迅速“切除”或“修正”。
“妈，我……我其实有点想学建筑。”夏至不知哪来的勇气，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他想起父亲书架上那些建筑画册，那些线条优美、充满空间想象力的建筑草图，那才让他感到一种呼吸的自由。
杨瑞的手停了一下，目光从试卷移到夏至脸上。她微微皱了皱眉，那表情像是听到病人提出一个不理性的治疗要求。“建筑？”她重复了一下这个词，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你是说，去画那些房子？至至，你要想清楚，那是艺术类，或者算工科。咱们家几代从医，你有这个天赋，你的逻辑思维、动手能力，天生就是学医的料。建筑？你了解多少？将来的就业、社会地位，能和医生比吗？别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看了几本你爸那些闲书，就动摇根本。这个问题不要再讨论了，把精力放在眼前，这道题弄懂了，再把后面那道类似的变式题做一下。”
她说完，没有给夏至任何反驳的余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转身走了出去。步伐依旧稳健、笃定。
夏至呆坐在原地，看着那道已经被“治愈”的化学题，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凿了一个洞，冷风嗖嗖地灌进来。他想起有一次去母亲医院，看到手术室门口的红灯亮起，母亲穿着绿色手术服走出来，疲惫但眼神锐利，病人家属感激涕零地围上去。那一刻，他觉得母亲像个英雄，但也像个神祇——可以决定生死，却永远无法走近。他渴望母亲能像普通妈妈那样，和他聊聊学校里的趣事，甚至抱怨一下功课太累，但他得到的，只有诊断、方案和手术刀般的精准关怀。
窗外，城市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夏至的世界，却被那盏无影灯照得一片惨白，没有阴影，也失去了立体的维度。他像一株被精心修剪、固定在支架上的盆景，每一根枝条都指向母亲预设的方向，可他自己，却不知道根该往哪里扎。
好的，继续这个故事。
第三章、书房里的囚鸟
秋实的家，在石门市老城区一片即将拆迁的胡同深处。青砖灰瓦的平房，院里有棵老槐树，秋天时落一地黄花，扫也扫不尽。她家的正屋里，三面墙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塞满了各种版本的中外文学名著、诗词选集、哲学论著，甚至还有不少线装书。空气里是旧纸张特有的、略带霉味的香气，混着父亲秋远山抽的廉价香烟的烟雾。
秋远山是石门市文化馆的一名普通职员，年轻时据说写过几首好诗，在省内小有名气，后来不知怎的，稿子渐渐发不出来了，便在文化馆里做些资料整理的闲差，一干就是二十年。他把所有未竟的文学梦想，像种子一样，全部播撒在了女儿秋实的身上。
“实实，过来。”秋远山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藤椅上，指间夹着半截烟，面前摊着一本《诗经》。秋实刚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便被叫到了书房。她今年十六岁，面容清秀，眼神安静，但眼底总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沉郁。
“把这首诗背给我听听，‘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你体会一下，这是什么意境？农耕文明的时序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你要把它写进你的作文里，要有厚度，有文化底蕴。懂吗？”秋远山的眼神热切而专注，那是他对自己生活唯一还保有的激情。
秋实点点头，轻声背了。她的声音好听，清澈如泉水，但背诵的时候，心里却一片空白。她其实不喜欢这些古老的句子，她更想跟同学们去逛街，去唱卡拉OK，或者什么也不做，就躺在草地上看云。但父亲不允许。父亲说，那些都是“庸俗的消遣”，是“精神上的堕落”。秋实的课余时间，全部被古典文学、散文写作、书法练习占据。父亲给她定的目标是：考上北大中文系，将来做一个“真正的文人”，替他完成他这辈子没能完成的“文化使命”。
“你的作文，这次月考，又是年级第一吧？”秋远山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模糊了他的面容。
“嗯。”秋实应了一声，但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那篇作文其实不是她想写的，是父亲前一天晚上帮她修改了三个小时的产物。她把父亲那些华丽的辞藻、深刻的见解拼凑在一起，得了个高分，但她自己一个字都不喜欢。她偷偷在日记里写过一首小诗，写胡同里的流浪猫，写老槐树上的蝉蜕，写自己心里那些说不出名字的忧愁。但日记本被父亲发现后，得到的是整整两个小时的批评教育——“格调不高，格局太小，缺乏时代精神”。
“那就好。”秋远山满意地点点头，“不过不能骄傲。我给你借了几本新书，钱钟书的《管锥编》，你抽时间看看，做做笔记。对提升你的思想深度有好处。对了，下个月的市中学生作文大赛，题目是‘新时代的号角’，你要好好准备，拿个一等奖回来。我已经开始构思了，回头咱们一起讨论。”
他说“咱们一起讨论”，但秋实知道，那意思是“我构思，你来写”。她的作文，从来都是父亲思想的传声筒。她像一只被养在精美元笼里的画眉，金丝银线编织的笼子，里面有最好的食水，但笼门紧锁，只能唱主人教她的曲子。
“爸……”秋实犹豫了一下，攥了攥书包带子，“这次作文大赛，我能不能……自己写？我有个想法，写咱们胡同拆迁的事情，写那些老邻居搬走前的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吃最后一顿饭……我觉得那个挺感人的……”
秋远山眉头立刻皱了起来，烟灰弹落在地上。“拆迁？感人？”他嗤笑一声，“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进步，你要站在更高的角度看问题！写那些鸡零狗碎的小情小调，能有什么出息？你是个要成大器的孩子，格局必须打开！”他越说越激动，手指敲着桌面，“你要记住，你写的每一个字，都要有分量，要有思想！这不是你个人的事，这是咱们这个家的事！你爷爷奶奶当年被打成右派，一辈子没抬起头来，你爸我……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你不一样！你要替咱们家争光！懂不懂？”
秋实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她懂。她太懂了。她的作文，她的分数，她将来的录取通知书，都是父亲用来抚平自己人生褶皱的工具。她是一面镜子，要映照出父亲未能实现的辉煌。她点点头，轻声说：“我知道了，爸。”
回到自己那间由储藏室改造的小房间，秋实关上门，坐在床沿，听着隔壁父亲又开始了他的朗读，声音抑扬顿挫，充满激情，是屈原的《离骚》。她缓缓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用极小的字写下了一行：“老槐树倒了，它的影子还留在墙上，可我连影子都没有了。”
她合上本子，把它塞到了床垫最底下。窗外的老槐树在风里摇晃，枝丫伸向灰暗的天空，像无数只想要抓住什么的手。
第四章、奖状墙下的裂痕
与秋实家的清贫文雅不同，冬雪的家，在棉纺三厂的教师宿舍楼里，处处透着一股“奋斗成功学”的实用气息。客厅里最显眼的是整面墙的奖状，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奥数竞赛奖、英语演讲比赛奖……密密麻麻，像一面金色的盾牌。这些奖状都是冬雪挣来的，但更像她母亲李秀芬的一枚枚军功章。
李秀芬是棉纺三厂子弟中学的数学老师，从河北农村考学出来的，当年的“鲤鱼跳龙门”。她这一生最信奉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她自己改变了一次，现在她要女儿冬雪改变得更彻底——考上清华或北大，进入社会的顶层，彻底脱离她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底层的、匮乏的生活。
“雪儿，过来看看这道题。”李秀芬的声音永远带着一种教案式的清晰和笃定。她坐在餐桌旁，面前摊着一本《历年高考真题精编》，红笔批注得密密麻麻。冬雪正在屋里背英语单词，听见母亲叫，放下书走出来。她个子高挑，皮肤白皙，乍一看是个标准的“学霸”形象，但仔细看，嘴角有微微下撇的弧度，那是长期处于压力下的人不自觉的表情。
“你看这道解析几何，你上次做错了，知道错在哪吗？”李秀芬用红笔点着题目，“辅助线画错了方向。这种题，技巧就在于找对那个几何关系。你脑子是够用的，就是不够细致。高考差一分，可能就是一千名的差距，就是普通一本和985的区别！千万马虎不得！”
冬雪“嗯”了一声，拿起笔重新演算。母亲就坐在旁边，一错不错地盯着她的笔尖。这种“盯梢”式的辅导，从小学就开始了。冬雪做作业，李秀芬就在旁边备课或批改作业，两人共用一张桌子，十几年如一日。冬雪已经习惯了这种目光的重量，习惯了每一笔每一划都被审视、被评判的感觉。
“妈，我下周想参加学校的辩论赛。”冬雪写着写着，忽然开口。
李秀芬抬头，眉头微蹙：“辩论赛？那得花多少时间准备？你现在的重心应该放在数学和理综的拔高上，英语也不能松。辩论赛能加分吗？自主招生又不看这个。”
“可是……我觉得那个挺锻炼口才和思维能力的……而且我们班同学都参加，我不去的话……”冬雪的声音越来越小。
“同学是同学，你是你。”李秀芬打断她，“你的目标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考个普通大学就满足了，你不行。你将来是要去北京、去上海的，是要干大事的。这些活动，上了大学有的是时间参加，现在必须分清主次。听话，把时间用在刀刃上。”
冬雪低下头，继续做题。刀刃。她觉得自己就是母亲手里的一把刀，被反复磨砺，磨得越来越薄，越来越锋利，但也越来越脆，随时可能崩断。她其实特别羡慕何春来——虽然何春来家穷，但他妈还知道给他热牛奶，偶尔还会说一句“累了就歇歇”。她妈从来没有说过“歇歇”，她妈只会说“再加把劲”。
晚上十点，李秀芬终于去洗漱了。冬雪从抽屉最深处摸出一个粉色的翻盖手机——那是她省了半年早饭钱偷偷买的，不敢让母亲知道。她给唯一可以说话的笔友“北方的狼”发了一条短信：“又挨了一天，我觉得自己快散架了。你呢？”
片刻后，回复来了：“忍着。咱们快了。还有几个月。”
冬雪看着屏幕上的字，鼻子一酸。这个笔友是她在一次全省数学竞赛时认识的，对方是个男生，学习也很好，压力也很大。两人从未见过面，只靠短信互相支撑。在这座巨大的、冷漠的城市里，这是她唯一的精神出口。
她把手机塞回枕头下，关灯。黑暗里，她睁着眼，盯着天花板上一条细小的裂纹——那是楼上住户装修时震出来的。那条裂纹细细的，从墙角一路延伸到灯座附近，像一道沉默的闪电，也像她心里正在延伸的东西。她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彻底裂开。
第五章、金色牢笼
甄真的家在石门市新建的“翡翠花园”别墅区。欧式风格的独栋小楼，门前有草坪和喷泉，院子里种着修剪整齐的冬青。他家的客厅有一面墙是落地窗，黄昏时夕阳洒进来，满屋子金碧辉煌。甄真的父亲甄大富是做建材生意起家的，赶上了城市大开发的浪潮，几年之间身家暴涨。母亲孙丽华以前是县剧团的演员，如今全职在家做“阔太太”，日常就是打麻将、做美容、组织一些有钱太太们的慈善晚宴。
甄真今年也十七岁，长得白净俊朗，但眼神总有些涣散，仿佛对什么都不太提得起兴趣。他是家里的独子，上面有三个姐姐——这是甄大富求了多年才得来的“儿子”。求来之后，甄大富对儿子的要求是：继承家业，光宗耀祖。但具体怎么“光宗耀祖”，他自己也说不清，于是便简化为一个最直接的标准——成绩。
可甄真的成绩一直不上不下。他不是笨，是心不在焉。他坐在教室里，听着老师讲函数、讲电磁感应，脑子里想的却是昨晚做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鸟，飞出了这栋金碧辉煌的别墅，飞过了石门市灰蒙蒙的天际线，一直往南飞，飞到一个有海的地方。
“真真，你这成绩可不行啊！”孙丽华今天打完牌回来，心情似乎不错，但看到甄真月考排名单时，脸色还是变了。排名单是班主任直接寄到家长单位的，甄大富看都没看就扔给了她。“你看看，全班四十个人，你排第三十一名！你爸要是知道了，又该发火了！妈给你请的那个一对一的家教，一个月八千块，你就考成这样？你对得起谁？”
甄真窝在客厅那张巨大的真皮沙发里，手里攥着一个游戏手柄，屏幕上是暂停的赛车游戏。“又不是我想请的。”他嘟囔了一句。
“你说什么？”孙丽华声音拔高。
“我说，我又没求你们请！”甄真忽然把游戏手柄摔在沙发上，站起身来。他的个头已经比母亲高了，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里是少年人特有的那种冷冽叛逆，“你们就知道成绩成绩成绩！你们问过我到底想干什么吗？你天天打牌，我爸天天跟那些老板喝酒吹牛，你们管过我吗？除了给我钱，你们还给了我什么？”
孙丽华愣住了。她涂着精致口红的嘴唇哆嗦了一下，想发火，但看到儿子眼底的某种东西，又忍住了。她换了种语气，那是她在慈善晚宴上演说时的腔调，温和、得体但空洞：“真真，爸妈这么忙，还不是为了你？将来这份家业都是你的，你不好好学习，怎么撑得起这么大的摊子？你看看人家老周家的孩子，托福考了多少分，准备去美国了；再看看你张叔叔家的闺女，钢琴十级，保送中央音乐学院了……妈不要求你比他们强，但你起码别给咱家丢人是不是？”
甄真笑了，那笑容有些凄冷。“给他们看？给别人看？我活着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他转身上楼，“砰”地关上自己房间的门。房间很大，有独立的卫生间和衣帽间，墙上贴着他偷偷买的几张海报——是北极光、深海热泉和非洲草原的图片。那才是他真正向往的地方。他躺在大床上，看着天花板上华丽的水晶吊灯，那灯折射出无数细碎的光点，落在雪白的墙面上，像一群被困住的金色萤火虫。
他拿起手机，屏幕上是他关注的几个野外探险博主的动态。人家在阿拉斯加看棕熊捕鱼，在撒哈拉沙漠骑骆驼，在亚马逊丛林里钓食人鱼。而他呢？他被关在这个用金钱打造的金色牢笼里，连窗户都装着防盗栏杆——他爸说那是“安全考虑”。
他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眼。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甄真，你到底是谁？你是甄大富的儿子，还是你自己？你将来要做什么？继承那个你根本不喜欢的建材公司，还是……还是什么？他找不到答案。那答案像一团雾，飘在前方，看得见却抓不着。
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他又变成了那只鸟，飞过了一座又一座灰扑扑的城市，飞过一片又一片蓝色的水域，最后停在一块巨大的、洁白的冰盖上。北极熊在远处慢慢踱步，极光在头顶无声地舞动。他张开嘴想叫，却发不出声音。
第六章、钟楼下的暗流
育英中学的钟楼，是石门市这座工业城市里一处罕见的优雅存在。灰白色的花岗岩砌成，尖顶，四面有罗马数字的时钟，每到整点便发出悠扬的报时声，那声音浑厚、从容，仿佛在提醒所有人——时间在走，命运在转。
何春来、夏至、秋实、冬雪、甄真，五个孩子都在育英中学，但分在不同的班级。他们大多数时候只在课间操、升旗仪式或全校大会上隔着人海远远看见彼此。但命运的丝线，已经开始悄悄编织。
十月底的一个午后，阳光罕见地明亮温暖。操场上，高三的体育课被压缩成了“自由活动”——名义上的自由，实际上大部分学生都拿着小册子在背单词。何春来不想背，一个人坐在看台最高的台阶上，望着远处钟楼的尖顶发呆。
夏至从跑道那头走过来。他手里也没拿书，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白衬衫，袖子挽到肘部，走路的姿势挺拔得像一棵被修剪过的树。他看见何春来，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嘿，何春来，你也在这儿？”
何春来抬头，有些意外。他和夏至以前在数学竞赛班一起上过课，但不算熟。“啊，透透气。”他往旁边挪了挪，给夏至腾出地方。
夏至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说，咱们每天这么拼死拼活地学，到底图什么？”
何春来一愣，这话问得太大、太空，像一颗石子扔进深井，半天听不到回声。他想了想，苦笑：“我图……让我爸高兴吧。”
“我爸？”夏至也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某种同病相怜的味道，“我妈要是能有一天不说‘手术’、‘精确’、‘目标’这几个词，我就谢天谢地了。”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底看到了某种相似的东西——一种被牢牢捆缚的、想要挣脱却又无力挣脱的困顿。那一刻，他们像两个在各自孤岛上漂流的人，忽然发现旁边还有另一座岛，岛上的人也在挥手。
“你知道吗，我有时候想，”夏至压低声音，“如果有一天，我就……不考了。直接去南方打工，或者去西藏骑自行车，就那样什么也不管了。你说会怎样？”
何春来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人听见。“你疯了？你妈不得……”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夏至笑了，但那笑比哭还难看。“所以啊，就是想想罢了。”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走了，该回去做卷子了。下节课是物理模拟，老王说难度很大。”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何春来，有时候，我觉得你是咱们这一帮人里，最……正常的一个。”
何春来怔在那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哀。正常？什么意思？是因为他家最穷，期望相对“低”一些？还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彻底压垮？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天傍晚放学，何春来推着自行车走出校门，在校门口那条梧桐大道上，看见了秋实。她一个人走得很慢，手里攥着一本书，封面朝下。何春来骑过去，犹豫了一下，刹住车：“秋实？你怎么走这么慢？”
秋实抬起头，眼圈有些红，但努力笑了笑：“没事，有点头疼。你先走吧。”
何春来注意到她攥着的那本书，书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那不在秋远山的推荐书单上。他多看了两眼，没说什么，骑上车走了。骑出一段距离后，他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暮色里，秋实单薄的背影在落叶纷飞的梧桐树下显得格外孤单。他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冲动——想停下来陪她走一段，但终究没有。他只是骑得更快了一些，仿佛要把那股莫名的情绪甩在身后。
而在城市的另一个方向，冬雪正在公交站等车。她手里捧着一本英语单词书，但目光却越过书页，看着对面商场的橱窗。橱窗里挂着一条红色的围巾，很漂亮。她想起小时候，母亲也曾给她织过一条红围巾，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好像是她小学三年级考了年级第一的那个冬天。从那以后，红围巾就变成了更多的奖状、更高的分数、更大的期望。那条围巾后来被压在了箱底，就像她那些被忽略的小愿望一样。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偷偷拿出来看，是“北方的狼”发来的：“明天下午老地方？有话想对你说。”老地方是指学校后面那条废弃铁轨旁边的小土坡。冬雪心跳快了两拍，把手机收好，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甄真那天放学后被班主任留了堂。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苦口婆心地跟他讲人生道理。甄真左耳进右耳出，眼睛盯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天边有一群鸽子飞过，哨音呜呜的，听着像某种遥远的、自由的呼唤。他想，鸽子有归巢，自己也有归巢。但鸽子的巢是温暖的、是心甘情愿飞回去的。自己的巢呢？金碧辉煌，却冷得像冰窖。
五个孩子，在同一座城市、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黄昏里，各自怀揣着各自的重量，走向各自的夜晚。他们不知道的是，命运的齿轮即将开始加速转动，一场巨大的考验正在前方等着他们——那考验不仅是几张试卷，更是他们与父母、与自己、与那叫“未来”的庞然大物之间的终极对弈。
第七章、裂隙蔓延
十一月的石门市，气温骤降。
第一场雪来得比往年早，薄薄一层覆在屋顶和树梢上，让整座城市显得更加灰暗冷寂。
何春来的家里，气氛越来越紧绷。何建国最近所在的车间开始“优化组合”，说白了就是变相裁员。他虽然没有被裁，但被调到了更累的夜班岗，工资还降了一截。经济上的压力像一层更厚实的壳，把他原本就闷葫芦的性格压得更加沉默。每天回来，他只看一眼何春来的书桌，问一句“卷子做了多少”，得到答案后便不再说话，但那目光里的焦灼像火苗一样舔着何春来的后背。
那天晚上，何春来终于把那道困扰他两周的电磁场大题做了出来。他心里一阵轻松，几乎是带着一点得意走到客厅——何建国正在抽闷烟，电视开着但没声音。
“爸，那道题我做出来了。”何春来说。
何建国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儿子脸上难得的轻松神色，却没有欣慰，反而冷哼了一声：“一道题？你做出一道题就高兴成这样？你知不知道离高考还有多少天？二百零几天！你看看你这成绩，这排名，够得上哪个一本？人家老赵家的闺女，上次模拟考全市前十，你……”
何春来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以为这道题的突破能换来父亲哪怕一个赞许的眼神，但得到的依然是冰冷的比较和否定。他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铮”地响了一声，像被拉到极限的弓弦。
“那我不做了！”何春来忽然吼了出来。声音不大，但在这间安静的、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像一记惊雷。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何建国更是猛地站了起来，烟头掉在地上。
“你……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学了！反正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你眼里只有分数、排名、别人的孩子！你有没有想过我？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坐在那张桌子前面是什么感觉？我快憋死了你知道吗！”何春来吼完，胸腔剧烈起伏，眼眶发热。
刘淑芬从厨房冲出来，手里还攥着一把葱，一脸惊慌：“春来！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你爸他也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何春来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哭腔，“你们口口声声为我好，可谁问过我想不想这样？谁问过我……我快不快乐？”
他转身冲回自己房间，“砰”地关上门，把父母的呼唤和争吵关在外面。他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眼泪终于下来了。十七年来，他第一次把心里的话吼了出来，但吼完之后，没有轻松，只有一种更深的空虚和恐惧。他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然后呢？然后日子还得过，题还得做，高考还得考。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别的路。
隔壁何建国在客厅里沉默了许久，最终只说了句：“反了他了。”但那声音已经没了底气。
与此同时，在专家公寓里，夏至正经历着另一场无声的战争。那天晚饭后，杨瑞破例没有催促他回屋做题，而是坐在他对面，表情郑重。
“至至，妈妈今天跟你们班主任通了个电话。”杨瑞的语气平静但严肃，“你最近的几次小测验，数学有滑坡的趋势。班主任说你可能有些……心不在焉。怎么回事？”
夏至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没有。”
“至至，”杨瑞向前倾了倾身体，目光如炬，“你是我儿子，你心里有事瞒不了我。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还在想那个……建筑的事？”
夏至沉默了。
杨瑞叹了口气，那叹息里有种“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懂”的无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的一生关键就那么几步，你现在想东想西，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那个想法，我不反对你当个业余爱好，但主业必须是医学。你知道妈妈走到今天这一步付出了多少吗？妈妈不想你走弯路。你只要按妈妈给你规划的路走，保证你将来前途无量。你信不信妈妈？”
夏至抬起头，看着母亲那双因为长期手术而略显干涩却依然锐利的眼睛。他张了张嘴，其实他想说：妈，你走过的路是你的，我不想走你的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哪怕那条路是错的，哪怕跌得头破血流，那是我自己选的。
但他说不出口。他从小被训练得太好了，太懂事了，太知道“听话”才是让这个家运转下去的唯一方式。他最终只是低头说：“我知道了。我会调整的。”
杨瑞点点头，满意地起身收拾碗筷。“那行，今天早点休息，明天把状态调回来。”
夏至回到房间，拿起笔，面前摊着数学卷子。他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符号，忽然觉得它们像一群会动的蚂蚁，正在啃噬他的脑子。他放下了笔，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一个本子，那是他自己偷偷买的速写本，里面画着他自己想象的建筑——有螺旋上升的塔楼，有悬浮在水面的圆形剧场，有像鸟翼一样展开的屋顶。他一笔一笔地画着，呼吸慢慢平稳下来。只有在画这些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活的。
画到一半，手机响了。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夏至？我是何春来。今天……对不起，在操场上说了些奇怪的话。你还好吗？”
夏至看着那条短信，眼眶忽然有些发酸。他回复：“还好。你呢？”
“不好。但也没那么糟。”
“那就行。”夏至打完这三个字，把手机放下，继续画。但嘴角不自觉地有了一丝弧度。
而在那些更隐秘的角落里——秋实正把被父亲否定的那篇关于拆迁的作文草稿烧掉，看着火苗吞噬自己心血的笔画；冬雪躲在被窝里和“北方的狼”短信传情，两人约好了寒假见一面；甄真则在深夜偷偷拨通了一个户外探险俱乐部的电话，对方说寒假有个去川西徒步的活动，问他“小朋友你满十八了吗”……
裂隙正在每个人心里蔓延，而距离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还有两百天。
第八章、雪夜的碰撞
十二月中旬，石门市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整个城市一夜之间被埋进厚厚的白色里，街道堵塞，学校破天荒停了一天课。
何春来没有在家呆着。他穿上了最厚的羽绒服，戴上毛线帽，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出了门。他也不知道要去哪，就是想走走。脑子里乱糟糟的——上次跟父亲吵架之后，家里的气氛冷到了冰点。父亲不再问他成绩了，但那种沉默比责骂更让人窒息。母亲在中间两头劝，急得嘴上起了泡。
他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学校后面的废弃铁轨旁。那是个偏僻的地方，铁轨已经生锈，枕木间长满了枯草，两侧是积雪覆盖的土坡。他爬上土坡，坐在一块半埋在雪里的石头上，看着白茫茫一片的旷野，吐出一口白气。
身后传来脚步声。他回头——夏至裹着一件深灰色的羊毛大衣，围巾遮住半张脸，只露出冻红的鼻尖和一双沉静的眼睛。
“你也来了？”何春来有些意外。
“家里太闷了。”夏至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递过去一个保温杯，“热的姜茶，我妈煮的，我偷偷倒了一杯带出来。”
何春来接过来喝了一口，辛辣的暖意从喉咙灌下去。“你妈要是知道你把姜茶分给别人喝，会不会给你安排个‘社交热量损耗’的统计表？”
夏至笑了一下。“她已经给我统计好了今天的学习计划表，精确到每十分钟。”
两个人坐在雪地里，沉默了一会儿。远处有野鸽子扑棱棱飞起，翅膀扇动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里格外清晰。
“何春来，我那天在操场上说的……说想去西藏骑自行车，不是开玩笑。”夏至忽然说，声音很轻，但很认真，“我查过了，骑川藏线大概要二十多天。高考完了我就走。不管我妈同不同意。”
何春来转头看他。夏至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从没见过的东西——像冰层下面的水终于透出一点光。
“你呢？高考完了想干什么？”夏至问。
何春来想了想，低头看着自己的运动鞋，鞋边已经磨破了。“我不知道。可能……帮家里把钱挣回来吧。我爸为我花了那么多补课费。”
“那不是你欠他们的。”夏至说。
何春来一愣。这句话像一根针，扎破了他心里某个一直鼓胀的气泡。他从来没想过“欠不欠”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必须报答父母的付出，必须用一张录取通知书来证明他们所有的牺牲没有白费。但夏至说的是“那不是你欠他们的”。他真的不欠吗？那他每天熬到深夜、放弃所有娱乐、把自己活成一架做题机器，又是为了什么？
“有时候我觉得，”何春来慢慢地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完成他们的心愿。我自己想干什么，根本不重要。”
“重要。”夏至看着他，眼神认真得有些发烫，“咱们都快十八岁了。十八岁，法律上就是成年人了。总得……为自己活一回吧。”
这时候，土坡的另一侧传来窸窣声。两人警觉地转过头——只见两个人影从坡下爬上来，走在前面的一个女孩裹着一件米白色棉服，围巾散开了，露出涨红的脸。是冬雪。她后面跟着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不是育英中学的学生，穿着深蓝色冲锋衣，背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
冬雪看到何春来和夏至，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有些慌乱地往后退了半步。那男生伸手扶了她一把，动作很自然，显然两人关系不一般。
“何春来？夏至？你们……怎么在这儿？”冬雪的声音有点发颤。
“我们……出来透透气。”何春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雪，目光落在那男生身上。
那男生倒大方，主动伸出手：“你们好，我叫陆川，二中的。冬雪的……朋友。”
他说“朋友”两个字的时候顿了一下，但冬雪的脸更红了。何春来和夏至对视一眼，都明白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高三冬天，任何一点“出格”的关系都是危险品——一旦被家长知道，后果不堪设想。
“你们放心，”冬雪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恳求，“我……我就是跟他聊聊学习上的事。你们千万别跟别人说。”她最后那句话几乎是哀求了，眼眶都有些泛红。
何春来看着她眼底的恐惧和挣扎，心里一阵酸楚。他想起秋实一个人走在落叶里的背影，想起甄真踢翻花瓶时脸上的那种空洞的愤怒，想起自己和父亲的争吵，想起夏至说的“为自己活一回”。他们这群人，像被困在各自冰层下的鱼，拼命想冒头呼吸，却连探出水面都会被冻伤。
“没事。”何春来说，“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拉了拉夏至的袖子，“走了，那边风大。”
两人从土坡的另一侧下去了。走出去很远，夏至才低声说：“冬雪在班上一直是乖乖女的形象，她妈是老师，管得特别严。要是被知道有男朋友……”
“那就完蛋了。”何春来接话。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段。大雪又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鹅毛般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转眼就把来时的脚印覆盖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分不清方向。他们站在雪地里，像两棵被大雪压弯了却还没有折断的树。
“夏至，”何春来忽然说，“如果高考完了，你骑车去西藏……叫上我。”
夏至转过身，雪落在他的睫毛上，化成细小的水珠。他笑了，那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一言为定。”
两个少年在漫天大雪里击了一下掌。那声音清脆，在空旷的雪野上传出去很远，像是某种誓言，又像是某种告别——告别那个被安排、被定义、被填满的自己，向一个未知但属于自己的方向伸出试探的触角。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击掌的那一刻，远处一栋居民楼的三楼窗后，一双眼睛正透过窗帘缝隙，冷冷地看着他们。
那是冬雪的母亲李秀芬——她今天恰好在家，恰好看到了女儿跟一个陌生男生上了那个土坡。她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上是冬雪班主任的号码，但最终没有拨出去。她只是死死盯着那两个白色人影，眼底翻涌着某种复杂的东西——是愤怒，是失望，还是别的什么？连她自己都说不清。
第九章、引爆点
那场大雪之后不到一周，冬雪的事还是暴露了。暴露的方式很残忍——陆川的班主任给冬雪的母亲李秀芬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冬雪跟我们班陆川走得太近了，影响了我们陆川的复习状态，希望家长管一管”。
李秀芬接到电话时正在改卷子。挂了电话，她沉默了很久，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像一面结了冰的湖。那天晚上冬雪放学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冬雪的日记本——她藏了一年多的、记录所有心事的小本子，被翻开了，摊在桌上。
客厅里安静得可怕。
“妈……”冬雪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坐。”李秀芬的声音平板得像一张白纸。
冬雪坐下。她看见日记本上自己写的那些字——关于陆川的，关于讨厌考试的，关于想逃离这个家的——全部赤裸裸地摊在母亲面前。那一刻，她的心跳停了半拍，紧接着疯狂地擂动起来，像有人在胸口敲鼓。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李秀芬问。
“……半年多。”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现在是高三！高三！你还有两百天就要高考了！你跟一个外校的男生搞早恋？你知不知道这会影响你的学习？你的排名已经下滑了十五名了！你还有心思写这些东西？”李秀芬的声音开始颤抖，她一把抓起那本日记，“这些……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供你上最好的学校，给你创造最好的条件，你就拿这个回报我？”
冬雪低着头，指甲掐进掌心。她听见母亲的哭腔，那是她从小到大极少听到的——母亲李秀芬从来都是强悍的、理智的、从不示弱的。但现在母亲哭了，那哭声让她既心疼又窒息。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罪人，亲手毁掉了母亲一生的骄傲。
“妈……我错了。”她听见自己说，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你知道错了？晚了！”李秀芬把日记本摔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从今天起，手机上交，放学按时回家，周末不准出门！我会跟你们班主任说，让他盯着你。那个陆川，你们以后不许再联系！听到没有？”
冬雪点头。她机械地点头，像一个坏掉的玩偶。
那晚，她躺在床上，枕头湿了半边。她不敢哭出声，只能咬着被子，把所有的声音吞进肚子里。她摸到枕头下面——手机已经没了。那个粉色翻盖的手机，那个每天深夜跟陆川发几条短信就能让她撑过一整天的手机，被母亲拿走了。她像被人抽掉了最后一根浮木，整个人沉进了深不见底的水里。
她想起陆川说过的话：“再忍忍，高考完就好了。”可她现在觉得，高考完也不会好。因为高考完了还有大学，大学完了还有工作，工作完了还有结婚生子……母亲的期望是永远没有尽头的，而她的人生永远不属于自己。
她翻了个身，看见天花板上那道裂纹。那道闪电般的裂纹似乎变长了，延伸到了她视线所及的每一寸墙面。黑暗中，她对着那道裂纹轻声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
“我要是碎掉了……你们会后悔吗？”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进了冬天冰冷坚硬的土地里。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秋实的“作文大赛”彻底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秋远山为她“代笔”的参赛作文《新时代的号角》在市里拿了二等奖——这是很高的荣誉了，但秋远山不满意，他想要一等奖。他把这归咎于秋实的“演讲表现不够有激情”，于是在家里给她加练了整整三个晚上的“朗诵表演”。
第三天晚上，秋实站在书房的“舞台”中央——其实就是书架前的那一小块空地——用尽全身力气背诵着父亲写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排比句。她背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又停了？”秋远山皱着眉，手里的香烟快烧到滤嘴了，“注意力集中！那段‘我们是新时代的弄潮儿’，情感要再饱满一些！再——”
“爸。”秋实打断了他。她的声音很轻，但很稳。
秋远山愣了。
“我不想再背了。”秋实说。她抬起头，看着父亲那张因为长期饮酒而有些浮肿的脸，看着那些满墙的书脊上烫金的字——那些字曾经让她觉得神圣，现在只让她觉得压抑。“这篇作文……不是我写的。是你写的。我只是一张嘴，把你脑子里的东西念出来。我得奖了，荣誉是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秋远山的脸色变了。烟蒂烧到了他的手指，他猛地一甩，烟头在地板上滚了滚，熄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秋实的嘴唇在发抖，但她咬着牙，“我想写我想写的东西。那个拆迁的、邻居们聚在一起吃晚饭的、老槐树被砍掉的那天我哭了的……那个才是我心里的话。你让我写的东西，你自己写就行了。我不想再做你的传声筒了。”
静。死一般的静。
秋远山的手举了起来。秋实闭上了眼睛。
但那一巴掌没有落下来。秋远山的手在半空中僵住了，剧烈地抖着，最终垂了下去。他跌坐回藤椅里，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脸色灰败。“你走吧。”他沙哑地说，“出去。别让我看见你。”
秋实转身跑了出去。她跑过院子，跑过胡同口结冰的小路，一直跑到巷子尽头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下面，才停下来。她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眼泪大颗大颗地砸进雪地里。她怕，她怕那个家，怕回去。她更怕的是——她伤害了父亲。不管父亲对她做了什么，她知道父亲是爱她的，只是那种爱太沉重、太畸形了。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双失望的眼睛。
她掏出手机，通讯录里翻了一圈，最后拨了一个号码。是何春来的。
“喂？”何春来的声音有些惊讶。
“何春来……”秋实一听到他的声音，眼泪决了堤，“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一个人……”
何春来二话没说，穿着拖鞋就冲出了家门。
等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老槐树下面时，秋实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她整个人缩成一团，靠在粗糙的树干上，像一只受伤的小兽。何春来站在她面前，有些手足无措。他这辈子没安慰过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他蹲下来，把自己的羽绒服脱下来，披在了秋实身上。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就那样蹲在她旁边，陪着她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里等着。雪花又落了下来，落在两个人的头发上、肩膀上，像一层薄薄的、沉默的安慰。
过了很久，秋实止住了哭，抬起头，鼻尖通红，眼睛肿得像桃子。“谢谢。”她哑着嗓子说。
“没什么。”何春来说。他看着她，忽然发现秋实的睫毛很长，上面挂着细碎的雪粒，亮晶晶的，像那种他只在书上看过的、冬天早晨树枝上结的冰晶。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动，说不清道不明。
“走吧，我送你回去。”何春来站起来，伸出手。
秋实犹豫了一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暖。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心里的某个冰封角落，裂开了一丝缝隙。
第十章、坍塌与重构
进入一月份，高三的复习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教室里挂起了倒计时的牌子，红底白字，数字每天都在减少，像一种无声的宣判。每个人脸上都挂着那种疲惫的、被压榨到极限的表情，连课间打闹的声音都消失了。
何春来和秋实之间，多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们偶尔会在放学后一起走一段路，不说话，就那样并肩走着。秋实开始偷偷写一些短小的散文和诗，不再给父亲看，只给何春来一个人看。何春来虽然不太懂那些文字里的细腻情绪，但他知道那是秋实“自己的东西”，他每次看完都会说一句：“挺好的。”——就这两个字，对秋实来说，比任何获奖证书都珍贵。
夏至那边出了事。一月底的一次全市模拟考，他的物理成绩出现了罕见的断崖式下滑——比正常水平低了将近三十分。原因是考试当天他发着高烧，但杨瑞坚持让他“锻炼意志力”，不许请假。结果夏至在考场上昏了过去，被送进了校医室。杨瑞赶到学校的时候，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明显的慌张。
在回家的车上，夏至靠在车窗上，脸色苍白。杨瑞开着车，一路沉默。到了家门口，她没有立刻下车，而是熄了火，在车里坐了很久。
“至至，”她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你恨妈妈吗？”
夏至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听母亲用这种语气说话——那种不确定的、甚至有些脆弱的语气。
“不恨。”他说。
“你恨。”杨瑞说，她看着前方，眼眶有些发红，“你爸爸前两天跟我谈了一次。他说我……我把你当病人治了。他说得对。我确实把你当成了需要完美切除病灶的病例。可我忘了，你是我儿子，不是我的病人。”
夏至转头看着母亲。她的侧脸在车内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消瘦，眼角的皱纹比从前深了。他忽然发现，母亲也会老，也会累，也会害怕。
“妈……”夏至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没有恨你。我只是……只是有时候觉得喘不过气。”
杨瑞伸出手，握住了夏至放在膝盖上的手。她的手是冷的，常年手术让她的指关节有些变形，但那只手握得很紧。“对不起。”她轻声说，“妈妈……改。”
那两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夏至心里那扇一直紧锁的门。他低下头，眼泪砸在自己的手背上。他没有回话，只是反握住了母亲的手。
那天晚上，杨瑞把夏至那个被没收的速写本还给了他。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放在了他书桌上。夏至翻开速写本，看见自己画的那些建筑，那些曾经被视为“不务正业”的线条，忽然觉得它们有了分量。他拿起笔，在新的一页上画了一个巨大的穹顶，穹顶下面是无数扇敞开的窗户，每一扇窗户后面都透出温暖的光。
而在甄家别墅里，一场更剧烈的风暴正在酝酿。甄真私自从他爸的抽屉里拿了两万块钱，报名了那个川西徒步的户外俱乐部，还定了去成都的机票。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直到信用卡扣款短信发到了甄大富的手机上。
那天晚上，甄大富从饭局上回来，一身酒气，直接把机票和收据摔在了甄真脸上。
“你他妈翅膀硬了是吧？拿老子的钱去野？你还想去爬山？你爬什么山？你给老子老老实实考大学，考不上就去国外读预科，读完了回来给老子管公司！你跑什么跑？这个家还不够你待的？”
甄真站在客厅中央，脸上被机票的边缘划了一道浅浅的红痕。他看着父亲那张因为愤怒和酒精而扭曲的脸，看着母亲在旁边焦急地劝架、却不敢真正阻止，看着三个姐姐躲在楼梯口偷偷张望。这个金碧辉煌的客厅，此刻在他眼里像一个巨大的、荒诞的舞台，所有人都在演戏，演一出叫“幸福家庭”的戏。
“我不去。”甄真平静地说。
“什么？”
“我说——我不去国外。我也不考大学了。我要去川西徒步，然后去云南，去西藏，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那是我的钱，我应得的压岁钱和零花钱，不是你的。你还我。”
甄大富酒劲上头，抬手就是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甄真的半边脸立刻肿了起来，嘴角渗出一丝血。
孙丽华尖叫起来：“老甄！你疯了！你怎么打孩子！”
甄真抹了一下嘴角，看着手背上的血，忽然笑了。那笑容让甄大富后背一凉。
“打得好。”甄真说，“这一巴掌，就当还你这些年养我的钱了。从今以后，我跟你，两清。”他转身就往外走。孙丽华扑上去抱住他的腰，哭喊着“儿子你别走”。甄真顿了顿，掰开了母亲的手，力道不大，但坚定。
他走出别墅大门的时候，外面的风很冷，夜空里看不见星星，只有远处工厂的烟囱在黑暗里吐着灰色的烟。他站了一会儿，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那空气灌进肺里，像刀子一样割人，但也是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掏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发给那个户外俱乐部的联系人：“我叫甄真，十七岁。寒假徒步，算我一个。”
然后他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他想了一下，说：“去育英中学。”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里。也许是那里还有一个钟楼，钟楼上有时钟，而时间，是他此刻唯一拥有的东西。
第十一章、钟声敲响
二月，春节刚过。石门市依然笼罩在冬天的尾巴里，但空气里隐约有了一丝春意——积雪开始融化，屋檐滴水嘀嗒作响。
五个孩子的命运，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了关键的转向。
何春来跟父亲之间，终于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那天晚上，何建国破天荒没有去上夜班——厂里刚发通知，他那个车间彻底关停了，所有工人都下岗，只给一笔遣散费。何建国一个人在客厅里坐了一整夜，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何春来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父亲还坐在那里，头发花白，脊背佝偻，那个曾经像烟囱一样坚实沉默的男人，此刻缩在沙发角落里，像一个突然被抽走骨架的纸人。
“爸……”何春来走过去。
何建国抬起头，眼睛是红的。“春来，爸……下岗了。”他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是抖的。
何春来心里猛地一抽。他走过去，在父亲旁边坐下。两个人都沉默着。过了很久，何春来说：“爸，你想过没有，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会不会不一样？”
何建国转头看他，浑浊的眼睛里有复杂的情绪在翻涌。“春来……爸以前逼你逼得太狠了。爸没本事，这辈子的指望就剩下你了。可我忘了，你也是个人，你也累。”
何春来的眼眶湿了。“爸，我不怪你。可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我考上什么大学，将来能挣多少钱……我都是你儿子。这个改变不了。”
何建国愣愣地看着他，忽然抬手捂住了脸。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在儿子面前第一次哭出了声，那哭声压抑、粗糙，像一台报废机器最后发出的轰鸣。何春来伸出手，搭在父亲颤抖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那一晚，没有人和解，没有谁道歉。但有些东西从冰层下面浮了上来——不是答案，只是一个开始。
三月，开学后的第一次模拟考，夏至的成绩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但他在填报自主招生志愿的时候，没有填医学院，而是填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杨瑞看到志愿表的时候，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这个很难考。”
“我知道。”夏至说。
“你确定？”
“确定。”
杨瑞点了点头，把表格递还给他，指尖微微发颤。“那就……努力吧。”
夏至接过表格的时候，瞥见母亲转身的背影，那个曾经笔直得像手术刀一样的背影，此刻似乎柔软了一些。他不知道那是妥协还是接纳，但那一刻，他感到胸腔里什么东西松动了。他拿起笔，工工整整地填上了“建筑系”三个字——那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秋实在那个寒假里写了五篇短散文，都是关于老胡同、拆迁、邻居和那棵老槐树的。她没有拿去参赛，只是在何春来的“鼓励”下，投给了一家市里的文学杂志。三月下旬，杂志社寄来了样刊——她的散文被选用了，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落，但那是她自己的名字，她自己的话。
她拿着样刊回到家，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父亲书房的桌上。秋远山那天晚上看到了，他翻开杂志，找到那篇署着女儿名字的文章，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然后他放下杂志，走到秋实房门口，敲了敲门。
“实实，”他的声音有些哑，“写得不赖。”
秋实抬起头，看见父亲站在门口，表情复杂，眼底有一丝她从未见过的……骄傲。那骄傲不是因为她的文字符合了他的标准，而是因为她终于用她自己的方式写出了她自己的声音。秋实没说话，只是笑了笑。那笑容很浅，但眼底的水光出卖了她。
冬雪的情况却很让人担心。自从手机被收、与陆川断绝联系后，她的状态急转直下。上课走神，作业潦草，模拟考排名一次比一次低。李秀芬急得嘴角起了燎泡，又请家教又炖补品，但冬雪像一株被移栽后失去了根的植物，蔫蔫地垂着头，任凭怎么浇灌都缓不过来。
有一天晚自习，冬雪忽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外面，趴在走廊栏杆上。夜空很黑，没有月亮，只有远处厂区的灯火明明灭灭。她看着那些灯火，觉得它们像浮在水面上的碎金子，伸手就能够到，却又永远够不到。
身后有人走过来。是班主任。“冬雪，你怎么了？”
“老师，”冬雪没有回头，声音轻得像一缕烟，“你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班主任愣了一下，看着这个曾经优秀的女孩此刻空洞的眼神，心里咯噔一声。“冬雪，你别想太多，有什么困难可以跟老师说……”
“没有困难。”冬雪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班主任当晚就给李秀芬打了电话。李秀芬连夜赶到学校，把冬雪接回了家。一路上母女俩都没说话。进了家门，李秀芬坐在冬雪对面，第一次放下了“教师”的姿态，露出了一个普通母亲的惶恐。
“雪儿，你到底怎么了？你跟妈说。”
冬雪抬起头，看着母亲眼角的皱纹、因为焦虑而咬破的嘴角。她忽然觉得，母亲其实也很累。母亲一个人从农村考出来，一个人撑起这个家，一个人把她拉扯大。母亲的“严厉”背后，是对失去一切的恐惧——她怕女儿重走自己的老路，怕一切努力付诸东流，怕被命运再次踩在脚下。
“妈，”冬雪说，“我能不能……歇一歇？就歇一歇。”
李秀芬的眼泪刷地下来了。她伸手把女儿抱进怀里，那怀抱因为常年伏案工作而有些佝偻，但很暖。“歇，歇。妈不逼你了。妈……妈就是怕你将来受苦。妈这辈子受够了苦，不想让你再受。”
冬雪在母亲怀里哭了。那是她憋了三个月的眼泪，像水库泄洪一样汹涌而出，把她所有的委屈、恐惧、对自由的渴望、对束缚的反抗，全部冲了出来。李秀芬抱着她，没有说“别哭了”，也没有说“坚强点”，就只是抱着，任她的眼泪浸湿自己的毛衣。
那一夜，冬雪第一次在不是自己生日的时候，收到了母亲递来的东西——那个粉色翻盖手机。手机重新充满电，屏幕亮了。里面有一条未读短信，是陆川在一个多月前发的：“无论怎样，我都在。”
冬雪握着手机，屏幕上莹莹的蓝光照亮她泪痕未干的脸。她没有回那条短信，但她把手机放回了枕头下。那个位置，空了三个月，终于又有了一点分量。
甄真那边，寒假徒步去成了。他是队伍里最小的，别人都喊他“小甄”。在川西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他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真实的累”——不是做题做不动的那种累，是背着二十公斤背包爬升时心肺快要炸开的累。但那种累让他感到踏实，感到自己在呼吸，在活着。
徒步的第八天，他在一个垭口停下来休息。远处是连绵的雪山，在阳光下白得刺眼。风很大，吹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他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手机——没有信号，但他还是打开相册，翻到一张全家福。照片里，他爸搂着他的肩膀，笑得一脸得意；他妈在旁边温婉地笑着；三个姐姐挤成一团。那是三年前拍的了，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么讨厌那个家。
他把照片翻过去，看着远处雪山，忽然鼻子一酸。他想家了。想那个金碧辉煌但冷清的客厅，想他妈煲的汤，想他爸虽然粗暴但每一次醉酒后都会摸着他的头说“儿子，爸这辈子就你了”。那些东西曾经让他窒息，但此刻隔着几千公里和皑皑白雪，那些东西忽然变得可以原谅了。
他给家里发了最后一条有信号时编辑好的短信：“爸，妈。我好好的。等我回去。”
短信发出去的时候，手机电量只剩百分之二。他关了机，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前方的路还有很长，但每一步都是他自己的。
第十二章、六月七日
六月。石门市进入了最燥热的季节。梧桐树的叶子密得透不过光，知了在枝头没命地叫着。大街小巷挂满了“高考加油”的红色横幅，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全民性的紧张和期待。
六月七日清晨。
何春来起得很早。他穿上了母亲特意买的一件红色T恤——“吉利”。他照了照镜子，镜子里的人瘦了不少，颧骨有些突出，但眼睛里有一层从未有过的沉静。吃过早饭，何建国站在门口等他。父子俩对视一眼，没有太多话。何建国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平常心。”
何春来点点头，骑上自行车往考场去。
夏至坐在杨瑞的车里。
杨瑞今天请了假，亲自送考。一路上她没有像往年那样提任何关于“精确”、“目标”的话，只是安静地开车。到了考场门口，她停好车，转头看着儿子。夏至穿着白衬衫，头发理得整整齐齐，眉眼间有杨瑞年轻时候的影子。
“妈，”夏至下车前忽然说，“我要是考不上建筑系，你还认我这个儿子吗？”
杨瑞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是夏至记忆中母亲笑得最真实的一次。“你就算考零蛋，也是我儿子。去吧，尽力就好。”
夏至下了车，回头朝母亲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了考场的大门。他的步伐稳稳的，脊背挺直，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僵硬。那是一个少年走向自己选择的方向时，才会有的步伐。
秋实是走读生，独自走到了考场外。她没让父亲送——秋远山最近身体不太好，医生说他不能再抽烟喝酒了，他正在努力戒。但秋实知道，父亲今天一定会在家里坐立不安。她特意在出门前留了个纸条在桌上：“爸，我会好好写作文的。写我想写的。”
秋远山看到那张纸条的时候，正站在窗前抽烟——戒了三天又偷偷点了一支。他看了看纸条，把烟摁灭了，嘴角有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笑。
冬雪和母亲李秀芬一起到了考场。两人手挽着手——这是冬雪上高中以后第一次主动挽母亲的手臂。李秀芬穿着件朴素的衬衫，头发难得没有盘起来，披散在肩上，显得年轻了不少。她拍了拍冬雪的手背：“雪儿，妈以前有好多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别怨妈。”
冬雪摇头。“妈，你是我妈。这个永远变不了。我进去了。”
她走进考场大门之前回头看了一眼，母亲站在人群里，身形瘦小，但目光始终追随着她的背影。冬雪深吸一口气，转回头，走进了教室。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她的桌面上，金灿灿的。她坐下来的那一刻，心里忽然很平静。那道天花板上的裂纹，仿佛已经在某个她不知道的时刻愈合了。
甄真的考场跟其他人不在一个学校。他爸甄大富本来想开他那辆奥迪送他，但甄真没让。“我自己骑车去。”他说。甄大富昨晚喝多了，今天起晚了，匆忙间只塞给儿子一个红包，里面什么也没说。甄真捏着那个鼓鼓的红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沓现金和一张纸条，纸条上是他爸歪歪扭扭的字：“儿子，不管考啥样，回来吃饭。”
甄真看着那张纸条，笑了一下。他把红包收好，蹬上自己那辆山地车，迎着六月早晨的风，往考场骑去。风灌进他的T恤里，鼓得像一面帆。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鸟，正朝着自己的天空起飞。
六月的钟楼，在阳光下静静矗立。钟声在八点整敲响了——悠扬、浑厚，回荡在石门市灰蒙蒙的天际线上。五个少年，坐在五个不同的考场里，试卷发下来的时候，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低下了头，提起了笔。
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春天里第一场雨落在干涸的土地上。外面，梧桐树在风里摇晃着满树的绿荫；更远处，棉纺二厂的烟囱已经不再冒烟了，它静静地站在蓝天下，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沉默的巨人。
高考三天。说长，是三年；说短，是一瞬间。
第十三章、尾声
七月中旬，石门市的夏天正盛。
分数出来了。五个孩子，各有各的结局。
何春来考上了省里的一所一本院校，不是清华北大，但何建国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去了棉纺厂旧车间门口站了很久。回来的时候，他买了一瓶酒，自己喝了一杯，剩下的放在桌上。他说：“春来，你是咱老何家第一个大学生。爸以前太轴了，对不起你。”
何春来把那杯酒端起来喝了，辣的，呛得他眼泪都出来了。“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秋实没有考上北大中文系，她的分数够省师大。但她在高考作文里，写了一篇关于老槐树和拆迁的散文，据说得了很高的分。秋远山看完那篇被收录进优秀作文选的原文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本杂志放到了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旁边的《管锥编》被挪到了第二排。秋实知道，那是父亲特有的、笨拙的认可。
夏至考上了清华建筑系。分数出来那天，杨瑞正在手术室里。等她做完手术出来，看到手机上有十几个夏至的未接来电和一条短信：“妈，我上了。”
杨瑞站在医院走廊里，穿着绿色手术服，手里攥着手机。旁边的护士看见她眼角似乎有些发亮，但谁也没敢问。那天晚上回到家，杨瑞破天荒做了一顿饭，虽然味道一般。吃饭的时候她对夏至说：“至至，以后你的路你自己选。妈妈在旁边看着就行。”
夏至给她夹了一筷子菜，笑着说：“那你可得看好了。”
冬雪的分数是最出乎意料的——她过了本科线，但分数不高，去了一所省外的普通二本。李秀芬看着那个分数，沉默了很久。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发火，但最后她只说了一句：“离家远，照顾好自己。”冬雪抱着她，在她耳边说：“妈，我还会回来的。回来陪你。”
李秀芬拍着她的背，说：“走吧，飞远点。妈不拴着你了。”
甄真的分数是五个孩子里最低的，勉强够一个大专。但他不在乎。他把他那辆山地车装上了驮包，计划好了——沿着川藏线骑到拉萨，然后去尼泊尔徒步。出发前一天，甄大富把他叫到客厅，递给他一个银行卡。“拿着，没钱了就用。”甄大富说，语气还是硬邦邦的。
甄真接过卡，犹豫了一下，伸手抱了他爸一下。甄大富整个人僵住了，像被点了穴。
“爸，我会回来的。”甄真说，“回来给你看照片。”
甄大富没说话，只是在他背上重重拍了一下。那一下拍得甄真差点岔气，但他笑了，是那种真正的、畅快的笑。
八月末，五个孩子各自收拾行囊，走向不同的方向。
何春来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看到了秋实。她去省师大报到，跟他同一个方向。两人隔着人群对视了一下，都笑了。何春来走过去，把她手里的行李箱接过来。
“一起走吧。”他说。
秋实点了点头。两个人并肩走向检票口。阳光从候车大厅的玻璃顶上倾泻下来，照在他们年轻而明朗的脸庞上。
夏至已经提前去了北京。开学前的那个星期，他骑着自行车绕着清华园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那些古老的和崭新的建筑，像在看一个等待他归来的老朋友。他掏出速写本，坐在草坪上画了一个下午。画里有钟楼，有穹顶，有树影，还有他自己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冬雪去了南方的一座小城。那里有海，有棕榈树，空气里是咸湿的、自由的味道。她坐在宿舍的窗台上，面前摊开一本书——不是英语单词书，是一本小说。她翻到第一页，慢慢读下去，嘴角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笑。
甄真已经在路上了。他骑到了成都，休整两天，开始往西走。海拔在升高，空气变稀薄，但他每蹬一下踏板，都能听见自己心脏有力的跳动声。他在第一个翻越的垭口停下来，掏出了那张全家福照片放在一块石头上，对着雪山拍了一张照，发了朋友圈。配文只有三个字：”我来了。”
石门市的秋天再次降临时，那几根大烟囱依然矗立在灰蒙蒙的天际线下，但已经不再冒烟了。工厂改造成了文创园，年轻人来来往往，拍照、喝咖啡、看展览。育英中学的钟楼也修缮一新，每个整点依然准时敲响。
钟声传出去很远，越过新建的高楼，越过那些正在改变面貌的旧街区，越过铁轨、越过河流、越过满载着年轻人奔赴远方的列车。那些曾经在这里被捆绑、被塑造、被定义过的灵魂，正带着各自的伤痕与愈合，奔赴各自的旷野。
没有谁真正“登科”——没有五子登科的完美神话。但他们都在那个夏天过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微小而真实的“及第”：那就是终于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并愿意为那个声音付出代价。
风从太行山那边吹过来，吹过石门市的每一片屋顶，吹过老槐树上新生的嫩芽，吹过少年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吹过那些正在拆毁和正在建设的缝隙之间。
天很高，路还很长。
（全文完）
高拥军简历
高拥军,诗人，作家，高级催眠疗愈师。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
散文集《美丽的回忆》，书信体散文集《羽高家书》，游记散文集《足行山河》，词集《虚怀若谷》，心理学文集《幽谷寻光》及科普集《龟舟搏楫》等十余部书藉。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