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河流水声（小说）
作者：高拥军
一、清明·迁坟
中元时节的常山陵园，天阴沉得像一块洗不干净的旧抹布。
高产站在父母的墓牌前，手里攥着一把还没烧完的纸钱，风从山坳里灌进来，把灰烬卷上半空，又零零散散地落在他肩膀上。他没有掸，就那么站着，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却不肯倒下的老树。
弟弟高庆从后备箱里取出最后一捆纸元宝，走到墓前蹲下，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火。
弟弟今年五十二了，头发白了一半，这些年做军工企业的董事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会儿蹲在那儿烧纸，背影看起来跟小时候在绵河边钓鱼时一模一样。
姐姐高敏站在最边上，用手绢捂着鼻子，眼眶红了。她比高产大三岁，今年五十八，退休前在纺织厂干了三十多年质检，手上的茧子磨平了又长，长了又磨平，如今手指关节粗大得像老树根。
纸灰飘起来的时候，高产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1972年冬天，父亲刚“解放”出来不久，坐在家里的火炉边烤着手，忽然没头没尾地说了一句：“人这一辈子，能活着就挺好。”
当时高产才十三岁，不太懂这话的意思，只觉得父亲说话时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光，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倒像是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
如今他懂了。
那种眼神，叫“劫后余生”。
二、火种·九岁
时间往回倒六十年。
1928年秋天，河北景县高庄，一个男婴落了地。接生的稳婆把孩子拎起来拍了拍，哭声嘹亮得像驴叫，稳婆笑着说：“这小子嗓门大，长大了有出息。”
父亲叫高英江。
他这辈子确实有嗓门大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他学会了沉默。
高产小时候不懂，觉得父亲话太少，问他十句能回一句就算不错了。
后来，他才明白，一个在战争年代送过情报、蹲过牛棚、被自己人打折过肋骨的人，不是没话可说，是说太多话会死。
父亲的沉默，是用命换来的经验。
那年父亲九岁，冬天，大雪纷飞，积雪一尺多深
家里断粮三天了，奶奶把最后一把玉米面熬了粥，一人分了半碗，父亲喝完还舔碗，舔得碗底比洗过还干净。
爷爷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不说话。
九岁的父亲看不下去，拽着六岁的弟弟高英池出了门。
兄弟俩要去县城附近的赵家大户讨饭。
奶奶追到村口喊他们回来，父亲头也没回，拉着弟弟的手越走越快。
赵家大院的门口蹲着两尊石狮子，漆了红眼睛，在雪地里看起来凶巴巴的。
父亲鼓起勇气敲了门，门房探出半个脑袋，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没好气地说：“等着。”
等了小半个时辰，一个穿着绸缎棉袄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碗剩饭，饭上搁了一筷子咸菜。
英池伸手去接，中年男人忽然把手缩了回去，笑嘻嘻地说：“想吃？叫一声爹。”
父亲的手攥紧了。
英池才六岁，不太懂这话是什么意思，愣愣地看着哥哥。
父亲沉默了几秒钟，拉着弟弟转身要走。中年男人在后面哈哈大笑，喊了一声“放狗”。
一条半人高的大狼狗从侧门冲出来，吠声震得屋檐上的雪簌簌往下掉。
英池吓得撒腿就跑，雪地里又滑又深，一脚踩空，整个人栽进了路边的猪圈里。
猪圈里都是粪水，英池在里面扑腾，吓得哇哇大哭。
父亲没有跑。
他捡起地上一根冻硬的树枝，对着扑过来的大狼狗挥了过去。狗一口咬住了树枝，差点把父亲带倒。父亲死死攥着树枝，脚下扎着马步，脸颊被狗爪子划了一道口子，血珠子渗出来，在寒风里很快就冻住了。
后来那家大户的主人叫住了狗，骂骂咧咧地说：“穷要饭的还敢打狗？以后再来，打断你们的腿！”
父亲把英池从猪圈里拉出来，兄弟俩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一步一步走回家。
那碗饭没要到，英池的棉裤上糊满了粪水，到家后奶奶抱着两个儿子哭了半宿。
那天晚上，父亲躺在炕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黑漆漆的屋顶，一整夜没睡。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父亲偷偷出了门……
父亲揣了一盒火柴，绕到赵家大院的后院墙外，翻墙进去，摸到柴房边上，划亮火柴，引燃了一堆干草。
火借风势，很快就蹿上了房梁……
父亲蹲在墙根下看着火舌舔舐着屋檐，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身后忽然有人拉了他一把，一个低沉的声音说：“快走。”
拉他的人是高玉奇，本家的远房叔叔，赵家大院的长工。
高玉奇把英江从后门推出去，低声说：“别回头，跑。”
父亲英江跑了，跑得鞋都掉了，光着脚踩在冻硬的土地上，硌得生疼，但他没停，一直跑到村外的小庙里才蹲下来喘气。
后来他才知道，那场火烧掉了赵家半间柴房和一间马厩，没有伤人。
高玉奇事后被东家怀疑，但他咬死了说不知道，东家也没证据，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以后，父亲跟高产讲起这件事时，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高产问他：“爸，你当时不怕吗？”
父亲想了想说：“怕。但我更恨。”
“恨什么？”
“恨这个世道，为什么有人连饭都吃不上，有人却能拿剩饭逗人玩。”
高产后来读大学时学到心理学上的“挫折-攻击理论”，忽然想起了父亲说的这段话。一个人在极度挫折和屈辱的状态下，如果找不到合理的宣泄渠道，攻击性就会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
父亲九岁那年的那一把火，就是一个孩子对这个世界最原始的、最本能的抗议。
但真正改变父亲的，不是那把火，而是高玉奇。
三、暗夜·情报
高玉奇是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公开身份是赵家大院的长工，私底下是中共景县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他看中了这个敢放火的少年，觉得这孩子有胆量、有血性，好好培养，是块好料子。
1942年秋天，父亲十三岁，在高玉奇的介绍下开始为八路军送情报。
那时候华北平原的形势很严峻。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在各地建炮楼、修封锁沟，还搞“清乡”“扫荡”，八路军的情报传递全靠地下交通员。这些交通员大多是本地人，熟悉地形，身份隐蔽，但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轻则坐牢，重则直接枪毙。
父亲年纪小，反而成了优势。日伪军盘查时，谁会怀疑一个半大孩子呢？
他送情报的方式五花八门。
有时候把情报卷成小纸条塞进鞋底的夹层里，有时候塞进馒头里，有时候把情报写在很薄的纸上，揉成团塞进竹竿里当挑子用。
最绝的一次，他把情报缝进棉袄的夹层里，路过关卡时故意表现得傻乎乎的，伪军问他干啥去，他憨笑着说“给俺姑送棉袄”，伪军挥手让他走了。
还有一次在天津，他走在街上迎面撞上了日本兵巡逻队。那时候天津的日本兵很多，动不动就盘查行人。
父亲心里一紧，但面上不动声色，装着哑巴比划了一阵，日本兵看他是个半大小子，又是“哑巴”，觉得没意思，挥手让他走了。
1944年秋天，父亲和另一个战士执行侦察任务时出了事。他们在沧州附近的一个村子打探消息，没想到鬼子忽然来扫荡，村子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突围时，一颗手榴弹在父亲身边爆炸，弹片削进了他的左胳膊，血顺着袖管往下淌，整条胳膊很快就没了知觉。另一个战士比他跑得慢，被鬼子追上俘虏了。
父亲咬牙跑了十几里路，翻过两道封锁沟，终于被游击队的接应人员发现。他被人抬着走了大半夜，送到后方医院时已经失血过多昏迷了。
那条胳膊上的伤疤，父亲带了一辈子。
高产小时候见过那道疤，在左臂肘关节上方，巴掌大的一块，皮肤皱巴巴的，像被火烧过一样。他问父亲疼不疼，父亲说早不疼了，但高产注意到，每到阴天下雨，父亲就会下意识地用手揉那个位置。
身体的创伤会留下疤痕，心理的创伤同样如此。
高产后来才明白，父亲经历过那么多生死时刻，表面上看早已云淡风轻，但那些记忆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它们只是被压进了意识的最深处，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以某种隐秘的方式冒出来。
比如父亲从来不参加任何热闹的集会。
比如父亲睡觉时永远侧身朝外，面朝门口。
比如父亲听到突然的巨响时，身体会有一个极其细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颤抖。
这些都是战争留给他的“礼物”。
四、相识·韩素华
1952年，父亲所在的部队北上，原本准备赴朝作战，后来上级指示加强沿海防务，部队被编为秦皇岛边防检查站。父亲被派到昌黎县边防派出所当所长，负责沿海一线的防务和军民联防工作。
就是在昌黎，他遇到了韩素华。
韩素华，村里人都叫她“小韩村长”，那年刚满二十出头，梳着两条大辫子，走起路来虎虎生风，说话声音又脆又亮，隔着两户人家都能听到她笑。
她是沈阳某女子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算得上高学历了。她爹韩朝辅在村里当了半辈子村长，家里有几十亩地，日子过得殷实，在村里威望很高。
老村长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主动让贤，村民们重新选举时，愣是把不到二十岁的韩素华推上了村长的位置。
一个年轻姑娘当村长，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是很罕见的。
但韩素华做得很好。她读过书，能写会算，开会时讲话条理清晰，处理纠纷公平公正，村民们慢慢就服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不摆架子，谁家有困难她比谁都着急。
军民联防工作要经常下村入户，父亲和韩素华接触多了起来。两人一起开会、一起走访、一起商量如何发动群众参与联防。时间长了，互相有了好感。
父亲是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闷葫芦一个，心里喜欢嘴上说不出来。倒是韩素华爽快，有一次两人从村里走访回来，走在田埂上，韩素华忽然停下来，歪着头看着父亲说：“老高，你是不是喜欢我？”
父亲愣了一下，脸腾地红了，支支吾吾说不上话。
韩素华哈哈笑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脸红什么劲？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痛快说。”
父亲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你吃饭了没？”
韩素华笑得弯了腰，笑完说：“行了，我知道了，你是个闷葫芦。”
1955年，两人结婚。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温暖。父亲转业到天津市政府某局工作，后来又调到河北省煤炭厅，再后来被井陉矿务局的领导要走了，到了矿务局保卫处工作。母亲跟着父亲，在矿务局做行政管理工作。
三个孩子陆续出生:1956年的姐姐高敏，1959年的高产，1962年的弟弟高庆。
高产后来回忆童年，觉得那几年大概是家里最安宁的一段时光。父亲虽然工作忙，每周只回家半天，但这半天雷打不动是属于孩子们的。他带高产去爬三官山，去石桥头的绵河边钓鱼，一边钓鱼一边讲打仗的故事。
高产最喜欢听父亲讲侦察的故事，那些惊心动魄的生死时刻被父亲讲得平淡如水，但高产听得手心冒汗。他问父亲：“爸，你怕不怕死？”
父亲想了想说：“谁不怕死？但有些事，怕也得去做。”
高产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里。他觉得这句话里有一种很朴素的力量——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也要往前走。
五、惊雷·1966
1966年，高产上小学了。
他记得开学那天是个大晴天，母亲给他缝了一个新书包，用的是父亲旧军装改的布，草绿色的，上面绣了一颗红五星。高产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了学校，觉得自己神气得不得了。
但好日子没过几天。
好像是一夜之间，世界变了。
学校里不再上课了。老师们被叫去开大会，回来时脸色都不好看。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戴上了红袖章，在校园里贴大字报，墙上、窗户上、黑板上，到处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大字报，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高产认不得几个字，但他认得墙上的“打倒”和“牛鬼蛇神”这些词。
校长被打倒了。老师们被打倒了。连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大姐姐，因为说了什么话，忽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拉到台子上批斗，有人往她脸上吐唾沫。
高产被吓坏了。
他不敢说话，不敢乱动，甚至不敢大声喘气。他每天背着那个绿书包去学校，坐在教室里听造反派头头训话，心里想着父亲什么时候回家。
父亲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高产不知道的是，父亲已经被关进了“牛棚”。
矿保卫科科长，这个身份在那个年代就是个活靶子。第一批就被贴了大字报，第一批就被揪了出来。造反派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他是“走资派的忠实走狗”，说他“历史上问题不清”——就因为他在旧军队待过。
父亲被关了半年多。
那半年里，高产只见过父亲一次。
那天母亲带着十二岁的姐姐，走了二十里路，去矿上看父亲。高产也想跟着去，母亲不让，说路上太远，他太小走不动。
后来姐姐回来跟他说了那天的情景。
她们被安排在一间小屋里等了一个多小时，门被推开时，父亲走了进来，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高英江”。牌子上还画了一个大红叉，像阎王爷的生死簿。
父亲瘦了很多，脸颊凹了下去，颧骨支棱着，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嘴唇干裂出了血丝。他的腰上缠着一条脏兮兮的绷带，走路时一只手抵着肚子，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疼。
母亲哭了。
姐姐也哭了。
父亲用手抵着肚子，艰难地弯下腰，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姐姐的头发，声音沙哑地说：“女儿，不要哭。爸爸不是反革命。”
姐姐哭着点头，抱住了爸爸。
高产听姐姐说完这些，一个人跑到院子后面的柴房里，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他那时候才七岁，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哭。他只是觉得胸口堵得厉害，有什么东西压在那里，让他喘不上气。
多年以后，他学到一个词叫“创伤性应激”。又学到一个词叫“代际创伤”。
他忽然想起七岁那年在柴房里哭的那个下午。
有些伤痛，是不需要亲身经历就能感受到的。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受的苦，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传递给了他的孩子。
六、拳头·隐忍
高产变得暴躁了。
学校里那些不懂事的同学，整天在他面前喊口号。“打倒高英江！”“砸烂高英江的狗头！”
这些口号像一把把刀，一刀一刀扎在高产的心上。
他开始打架。
只要有人在他面前喊打倒他父亲的口号，他就冲上去打。一个打三个，一个打五个，他不在乎。他的力气不小，但架不住人多，每次都是他吃亏。鼻青脸肿、嘴角流血、衣服被撕烂，这些都是常事。
最严重的一次，他被一个同学的家长打了。那个家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大汉，抡着笤帚疙瘩追着他满院子跑，追上了就往死里打，一边打一边骂：“你个小狗崽子，还敢打我儿子？你们老高家都不是好东西！”
高产被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脸上全是血。
最后，还是邻居婶子听到动静跑出来拦住了那个大汉，把高产扶回了家。
母亲看到儿子的样子，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一边给高产擦脸上的血，一边哭着说：“你咋就不听话呢？叫你别跟他们打架，你咋就记不住呢？”
高产没说话。他咬着牙，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硬是没掉下来。
他不想在母亲面前哭。
那天晚上父亲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事。他被批斗了一整天，浑身是伤，腰都直不起来，但还是让造反派带话回来，说有件事要跟儿子说。
母亲带着高产去探视。
父亲隔着铁栏杆，看着儿子脸上的伤，沉默了很久。
高产以为父亲会骂他。
但父亲没有。
父亲只是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儿子，要学会忍让。现在虽然乱，但不会一直乱下去的。你要多学本事，我们不可能陪你一辈子。”
父亲从铁栏杆缝里递出一本书，说：“多看看书，向书里的好人学习。”
那是一本缺了封面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高产接过书，翻开第一页，上面有父亲用铅笔写的几个字:“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后来高产才知道，父亲说“学会忍让”的时候，身体里还嵌着造反派打出来的内伤。父亲的肝脏在那段时间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这个伤跟了他一辈子，最终成为压垮他身体的众多稻草之一。
但父亲没有把这些告诉儿子。
他把所有的苦和痛都咽进了肚子里，然后对儿子说:“你要多学本事。”
这是一个父亲能给出的最好的保护。
高产后来读弗洛伊德时看到一句话:“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了，并在未来以更丑陋的方式涌现出来。”
他想起了父亲。
父亲那些年咽下去的每一口气、每一个忍让、每一次沉默，都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肝病，变成了失眠，变成了在睡梦中的突然惊醒，变成了那个永远侧身朝门外躺着的姿势。
但也变成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只有学到的本事是别人抢不走的。
七、剪刀·剪报
1972年，父亲恢复工作了。
那一年高产十三岁，正在上初中。父亲回家那天，高产放学回来，看到父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正在看报纸。父亲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很多，但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板挺得笔直，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高产站在门口，喊了一声“爸”。
父亲抬起头看他，嘴角动了动，说了一句:“回来了？去洗手吃饭。”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没有拥抱，没有眼泪，没有煽情。
但高产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一句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了。
父亲被安排到离家二十里外的一个煤矿任职，每周回来一次。他对工作认真得近乎刻板，每天早出晚归，从不肯迟到早退。高产有时候觉得，父亲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了工作里，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忘记那些不好的记忆。
1976年，高产高中毕业，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当知青。父亲亲自把他送去，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到了地方帮他把铺盖卷搬到宿舍，嘱咐了几句“好好干、别给组织添麻烦”之类的话，就走了。
高产站在村口看着父亲的背影，忽然觉得父亲的背没有以前那么直了。
两年后，高产回城，进了工厂当化验员。父亲又亲自把他送进工厂，跟厂领导说了句“这孩子要是犯错误了，你们就找我”。
高产心里想，爸，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但很快他就发现，父亲的爱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长在骨头里的。
1980年代初的一个初春的夜晚，高产放假回家，看到父亲正捧着一份厂报看，看得津津有味，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焦某真不简单，每期报上都有他的稿子。”
高产凑过去看了一眼，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呀，一个小豆腐块。”
父亲说:“那你也写一篇在报上发表让我看看？”
高产说:“我要发就在市以上的报上发，还要发大块的。”
父亲笑了:“你就吹吧！”
“过两天我就写一篇，你就在市报上看吧。”高产继续吹牛。
接下来的一周，父亲每天都把市报翻来覆去地看，在报纸上找儿子的名字。高产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天天在实验室里捣鼓那些瓶瓶罐罐，压根没动笔。
一周后父亲问他:“这么多天了，我怎么也没看到你的稿子呀？”
高产这才意识到牛吹大了。
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百遍，然后回到工厂宿舍，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叫《关键时刻的抉择》，改了好几遍，又誊抄了一遍，第二天盖上厂宣传部的公章，寄了出去。
说实话，他根本没底这篇稿子能不能发表。他就是想让父亲高兴一下。
没想到几天后，稿子真的发表了。
那天高产下班回家，刚进门就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手里拿着报纸，脸上的表情是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不是那种哈哈大笑的高兴，而是一种很安静的、从心底里溢出来的喜悦。
父亲把报纸递过来，声音微微发颤:“发了，你的稿发了，真的有一千多字呢。”
高产接过报纸，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上面，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
那是成就感的滋味。
也是被父亲认可的感觉。
从那以后，父亲开始了一项工程——剪报。
他把高产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一个旧笔记本里。高产后来在这个笔记本里看到，父亲在每篇文章的旁边都做了标注，写了日期和发表的版面，有些文章旁边还写了简单的评语，比如“这篇写得好”“这篇有点短”“这篇语言不错”。
高产后来发表了上百篇文章，每一篇都被父亲剪下来贴好了。那本旧笔记本贴满了，父亲又买了一个新的硬皮本接着贴。
高产有一次问父亲:“爸，你费这个劲干嘛？”
父亲说:“你是我儿子，你的文章就是我的骄傲。”
高产心里一酸，没再接话。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让他多读书、多学本事，想起父亲说“争取让我们家也出一个会写作的人”。原来父亲一直都记得这件事，一直都在等着他。
从心理学上讲，父亲的剪报行为是一种典型的“替代性成就”——通过子女的成功来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认。但高产更愿意把它理解为另一种东西: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的具象化。
那些密密麻麻的剪报，每一张都是父亲弯着腰、眯着眼、用剪刀仔细裁剪下来的。每一张贴好的文章旁边，都留着父亲指腹的温度。
八、炮弹·意外
1989年的冬天，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那年正月，按当地风俗要耍社火、放烟花。母亲和邻居婶婶结伴去观看，两人站在人群里仰头看天上的烟花。五颜六色的礼花弹在夜空中绽放，人群发出一阵阵欢呼。
谁也没注意到，一颗礼花弹没有在空中爆炸，它带着火星从天上掉了下来，不偏不倚地砸在了母亲的肩膀上。
母亲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那颗礼花弹就在她肩膀上炸开了。
火光一闪，巨响震得周围的人耳朵嗡嗡响。
母亲的衣服着了火，肩膀和脖子被炸得血肉模糊。周围的众人惊呼着涌上来，有人脱下自己的棉袄往母亲身上扑火，有人喊着“快去叫卫生所的人”，有人手忙脚乱地去扶母亲。
母亲被送到附近诊所简单包扎了一下，就被邻居们送回了家。
高产赶到家时，母亲已经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眼神涣散。她看到高产，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从那天起，母亲就像变了个人。
她变得忧郁、沉默、容易受惊。稍微大一点的声响都会让她浑身一颤，眼睛里满是恐惧。她不再出门了，整天坐在家里发呆，有时候忽然就哭起来，谁也劝不住。
医生说，这是受了惊吓，可能要慢慢恢复。
但还没等恢复，更大的灾难来了。
不久后，母亲因脑血栓病倒了。这一病，就再也没有起来。
高产和姐姐、弟弟轮流照顾母亲。父亲那时候身体也不行了，早年受的那些伤和肝病一直没好利索，但他坚持自己照顾母亲，不让孩子们操心太多。
高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知道父亲是在硬撑，但他说什么都不管用。父亲这个人，固执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991年1月，快过年了。
父亲坐在高产面前，揉了揉眉心，声音有些疲惫:“我有些累，我想去疗养疗养。”
高产说:“行，爸你去吧，好好养养。”
父亲去了医院的老干部病房。
高产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永别。
父亲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一开始还好，后来越来越差。医院里的医生给父亲做了检查，说是肝病复发了，开了些药。但那些药根本不对症，父亲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
高产的弟弟高庆那时候已经从大学毕业，在某军工企业当技术员。他赶到医院，翻了父亲的病历，脸色一下子变了。
“哥，这药的用法用量都不对。爸根本不是这个情况。”
但一切都太晚了。
父亲的肝脏在多年的损伤后终于撑不住了。那些年在“牛棚”里被打出的内伤，那些年被延误的治疗，那些年强撑着不肯休息的身体，在这一刻全部崩塌。
1991年1月下旬的一个凌晨，父亲走了。
那年父亲才六十三岁。
高产接到电话时正在上夜班，他扔下手里的试管，骑着自行车往医院狂奔。夜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骑得飞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一定要见到爸。
等他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被白布盖住了。
高产掀开白布，看到父亲的脸。
父亲的脸上很平静，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好像只是睡着了。但他不会再睁眼了，不会再说话了，不会再举着报纸说“你的稿子发了”，不会再坐在藤椅上用那种慈祥的目光看着儿子了。
高产跪在病床前，哭得浑身发抖。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
想起父亲带他去爬山，在山上给他讲打仗的故事。
想起父亲送他去下乡，在村口转身离开时那个微微佝偻的背影。
想起父亲举着报纸说“我的儿子写的文章上报纸了”时脸上的笑容。
想起父亲把剪好的报纸贴在笔记本上，每一篇旁边都写了日期和评语。
想起父亲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不，这句话不是父亲说的。是《韩诗外传》里的句子。但父亲生前确实念叨过这句话，那时候高产没当回事，觉得父亲还年轻，身体还好，来日方长。
哪里有什么来日方长。
高产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那时总以为自己还年轻，总以为父亲身体还很棒，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一切到了水到渠成时自然可以从容尽孝。却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却不知‘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也走了。
她走得很安静，没有痛苦，像是去赴一场等了很久的约会。
高产想，母亲大概是去陪父亲了。
九、钥匙·释怀
站在常山陵园的墓牌前，高产把手里最后一把纸钱扔进火里。
火苗舔着纸钱，发出细微的噼啪声。青烟升起来，被风吹散，什么都留不住。
弟弟高庆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哥，差不多了，走吧。”
高产没动。
他看着墓牌上父母的照片。那是他们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穿着军装，浓眉大眼，英气逼人。母亲梳着两条辫子，笑得眉眼弯弯，好看极了。
那是他们最好的年华。
高产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能活着就挺好。”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父亲从九岁放火到十三岁送情报，从十六岁受伤到三十八岁被关进牛棚，从六十三岁离世到死后三十年还被儿子记在心上——这一辈子，他吃过太多苦，受过太多罪，但他从没说过一句“我不甘心”。
他只是说:“能活着就挺好。”
这不是认命，这是看透。
高产在笔记本上写下过这样一段话:“茫茫人海，路过的，遇到的，邂逅的，擦肩而过的，柔情似水的，情谊无价的，高山流水的，海誓山盟的，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感，但唯有父亲的情，父亲的爱才是厚重的，更是永恒的。”
他把这段文字发表在一家文学刊物上，后来被选入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
高产后来成了一名作家，加入了河北省作家协会。
他写过很多文章，写过很多人，但他写得最好的、最动情的、最用心血的，永远是关于父亲的那些文字。
每一篇都是写给父亲的一封家书。
算一算，从1991年到现在，他写了九篇。
九封家书，九次回望，九次与父亲的隔空对话。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父亲还在，看到自己成了作家，会是什么反应？
大概还是那样吧——不笑也不闹，坐在藤椅上，翻着报纸，淡淡地说一句:“嗯，写得还行。”
然后，转身去拿剪刀，把那篇文章剪下来，工工整整地贴在笔记本上。
高产笑了。
风从山坳里灌进来，吹散了最后一点青烟。他把那个贴满剪报的旧笔记本——父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从怀里掏出来，摩挲着泛黄的封皮，轻轻说了句:“爸，我来看你了。”
然后转身，跟着姐姐和弟弟，慢慢走下山去。
身后，常山陵园的石碑静默地立在暮色里。碑上刻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中间一个“合”字，把两个人永远连在了一起。
高产走到山下时，忽然回头看了一眼。
夕阳正好落在陵园的方向，把整片山染成了金红色。他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不是哲理，不是格言，只是一个老人对儿子的叮嘱:
“好好写作，争取让我们家也出一个会写作的人。”
爸，你看，我做到了……
尾声·传承
高庆开车，车载广播里放着一首老歌，唱的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高产坐在副驾驶上，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节拍。
高敏坐在后排，已经把眼泪擦干了，正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子喝水。
车子驶出常山陵园的大门时，高庆忽然说了一句:“哥，你记得爸以前给咱们讲的那个故事吗？他九岁放火那个。”
高产睁开眼睛:“记得。”
“你说，要是爸当年没放那把火，后来高玉奇大爷会不会还找他送情报？”
高产想了想说:“不知道。但有一点我知道，要不是爸经历那些事，他就不是他了。他要不是他，也就没有咱们了。”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高敏把保温杯拧上盖子，忽然说了一句:“爸这辈子，值了。”
三个孩子都没再说话。
车子在公路上平稳地行驶，窗外的树影快速掠过。高产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出版社编辑发来的消息，问他新书的序言什么时候交。
他回复:今晚。
然后，他放下手机，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在心里默默地说了一句:
爸，我已出版了十本书了，您在那边，记得帮我剪报呀……
（全文完）
高拥军简历
高拥军,诗人，作家，高级催眠疗愈师。
高拥军,男，石家庄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生人，汉族，中共党员，期刊编辑，大学文化（河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笔名：高军、高仁。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