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泉
作者：陈素敏
第一章 煤油灯下的梦
一九四〇年三月，四川南充嘉陵山区，世阳镇。
一场春雨过后，山间的雾气像一匹白纱，缠绕在青瓦土墙之间。陈家的土坯屋里，一盏煤油灯在窗台上摇曳，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了半间屋子。六岁的陈立泉趴在木桌上，借着那一点微弱的光亮，一笔一划地写着生字。
"立泉，歇歇眼睛，灯油不多了。"母亲轻声唤道。
小立泉抬起头，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他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山的那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提醒着这个世界并非一片死寂。
"娘，老师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他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向往，"电气化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母亲笑了笑，往灯盏里添了一点油："咱这山沟沟里，怕是等不到那一天喽。"
"等得到的。"小立泉低下头，继续写字，语气却异常坚定，"等我长大了，我要让山里的家家户户都亮堂堂的。"
那年头，世阳镇三面环山，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出门就得爬山，翻山越岭去邻村走亲戚，往往要走上一整天。陈立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翻山越岭去镇上的小学读书。山路崎岖，雨后更是泥泞难行，但他从未迟到过。
一九五六年，陈立泉十六岁，参加中考。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用上电灯。考场设在县城的中学里，当白炽灯"啪"地一声亮起，整个教室被照得通明如昼时，陈立泉愣住了。他仰起头，望着那盏悬在头顶的灯泡，眼眶竟有些湿润。
原来，光明可以如此明亮，如此温暖。
那一刻，他在心底立下了一个朴素的志向：深耕电力领域，让更多人共享光明、便利生活。
一九五九年，十九岁的陈立泉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这是他第一次坐上汽车，第一次离开四川，第一次看见山外的世界。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北行驶，他趴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中涌动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激动。
"国家培养了我，我要为国家做点事。"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字迹工整而有力。
一九六一年，陈立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这一年，他二十一岁。
第二章 晶体与跨界
一九六四年，陈立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晶体材料研究工作。
物理所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那时的中关村还是一片农田和荒地，几栋灰白色的科研楼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之间。陈立泉住在集体宿舍里，一间屋子住四个人，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电扇，但年轻人心里装着一团火，谁也不觉得苦。
接下来的十年里，陈立泉的研究方向几经变更。他从事过晶体学研究，参与过胰岛素结构分析，甚至还在工厂当过车工。每一次转变，他都毫无怨言。
"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情。"他常对同事们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六岁的陈立泉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访学，研究方向是晶体生长。
临行前，妻子黄玉珍帮他收拾行李。两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同学，相识于校园，相知于实验室，结婚多年，感情笃厚。黄玉珍也是物理所的研究人员，深知丈夫此行的意义。
"到了那边，好好学，家里有我。"她只说了一句，便低下头继续叠衣服。
陈立泉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这对夫妻之间的默契，从来不需要太多言语。
德国的马普固体所坐落在斯图加特郊外，是一座现代化的科研大楼。陈立泉的导师是一位严谨的德国教授，给他布置了一年的晶体生长研究任务。陈立泉白天泡在实验室里，晚上研读外文资料，写满了十余本密密麻麻的笔记。
一九七七年的一个傍晚，马普固体所举办公众开放日。展厅里摆满了各种科研成果，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陈立泉在一个展台前停下了脚步。
展台上放着一粒纽扣大小的电池，银白色的外壳在灯光下闪着微光。旁边是一块笨重的铅酸电池，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是什么？"陈立泉问展台前的德国研究人员。
"氮化锂电池，"对方用德语回答，"一种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远超铅酸电池。将来可以用它驱动汽车。"
陈立泉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小时候的那句话突然涌上心头。但这一次，他看到的不仅是电灯，还有汽车，还有整个国家的能源未来。
他站在展台前，久久没有离开。那粒小小的纽扣电池，像一颗种子，落进了他的心田。
几天后，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德国，代表团成员中正好有陈立泉昔日的领导——郝柏林。一天傍晚，两人在研究所的花园里散步，夕阳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老领导，我想跟您说个事。"陈立泉斟酌着开口。
"说吧。"
"我最近接触到一个新方向，固态离子学，用氮化锂做固态电池。我觉得这个方向对国家能源发展至关重要，我想转行做这个。"
郝柏林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你可想好了？你在这个领域已经干了十多年，转行意味着从零开始。"
"我想好了。"陈立泉的语气异常坚定，"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郝柏林沉默片刻，拍了拍他的肩膀："可以改，应该做这方面研究。"
这句肯定的答复，让陈立泉下定了决心。他当即给物理所领导写了一封信，申请转变研究方向。大约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前提是要完成导师交代的晶体生长任务。"
陈立泉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工作。白天完成晶体生长实验，晚上钻研固态离子学理论。原定一年的任务，他仅用五个月就高效完成。之后，他挤出所有时间，一头扎进了固态电池的研究中。
在访学的一年多里，他发表了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领域的关键知识。
一九七八年八月，陈立泉学成归国。
第三章 鸡舍里的实验室
回到物理所，陈立泉立即向所里申请建立固态离子学实验室。
"所里地方紧张，"领导有些为难，"原来的鸡舍空出来了，你们先凑合用着？"
陈立泉二话不说，带着几名学生搬了进去。
那是一间低矮潮湿的平房，墙壁斑驳，屋顶漏雨。中间立着一根电线杆，一下雨，雨水便顺着电线杆往里流。冬天，寒风从缝隙灌进屋内，大家穿着厚棉袄做实验，双手冻得通红僵硬；夏天，闷热潮湿，蚊虫成群，汗水常常浸透整件实验服。
"没有设备，就手工制作；没有资料，就熬夜翻译外文文献。"陈立泉对学生们说。
他给自己定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当时，国内锂电池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专项经费，没有专业设备，连基础的实验原料都难以采购。陈立泉带着学生们扛起工具，就地改造。他们用废旧仪器改装实验装置，用微波炉做正极材料，用土办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那段日子，陈立泉就住在鸡舍改建的住房里——条件最差的一间。当时物理所的所长也住在类似的"鸡窝"里。尽管生活清苦，大家的心思全部扑在工作上，一心想着为国家做点事情。
有人私下议论："锂电池研究根本做不出成果，纯属自讨苦吃。"
面对质疑，陈立泉从未动摇。他在实验室的黑板上写下八个大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一九八二年，《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了一篇报道：《一个在科学上团结拼搏的集体——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固体离子学室》。这篇报道让陈立泉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全国读者的视野。
一九八三年，陈立泉在江苏无锡组织召开中国第二届固体离子学讨论会。参会的美国、法国两位著名科学家主动邀请研究室成员去自己国家交流。陈立泉被国际科学杂志《固体离子学》聘请为编委。
固体离子学研究在国内站住了脚，也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但陈立泉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九八八年，在中国科学院的体系化支持下，经过近十年的艰辛探索，陈立泉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
那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电池，银灰色的外壳，沉甸甸的。当陈立泉按下开关，连接在电池上的收录两用机响起了音乐声时，整个实验室沸腾了。
"成了！成了！"学生们欢呼雀跃。
陈立泉却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眼眶微红。十年寒窗，十年坚守，这一刻，所有的苦都化作了甜。
然而，喜悦并未持续太久。这块固态锂电池虽然研制成功，但由于材料体系、电芯设计、制造工艺都不成熟，短期内并不具备商业化的可能性。
就在此时，全球锂电池技术方向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九九〇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开始商业化。
消息传来，陈立泉彻夜未眠。
"要想赶超日本，实现中国锂电池突围，需要采取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分步走策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
经过无数个深夜的思索，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果断的决定：先放下固态锂电池的研究，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
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又要从零开始。
第四章 生产线上的"工人"
一九九四年，陈立泉团队建立起实验室级别的圆柱形锂离子电池生产线。
由于没有先例可循，陈立泉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亲自下生产线，当工人。
"我要了解锂电池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他说。
这一年多里，陈立泉穿着蓝色的工装，和工人们一起搬运设备、调试参数、检测产品。什么脏活、累活他都亲自干。
有一次，为了抢时间，他亲自带领科研人员去搬运一台几吨重的设备。钢绳突然断裂，设备顺着楼梯往下滑。千钧一发之际，设备撞墙转向，被大家全力顶住，才避免了一场严重事故。
陈立泉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拍了拍身上的灰尘，继续指挥搬运。
"这一年多的工人经历，让我透彻了解了锂离子电池生产的每个环节，使科研工作更贴近实际应用。"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终于，一九九八年，陈立泉团队建成了一条年产二十万支18650型液态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这条生产线以中国自己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为主，产品性能和成品率都处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至此，中国锂电池产业化之路正式开启。
但陈立泉的目光，始终望向更远处。
一九九六年，他在文献中读到关于硅负极材料的研究。硅的容量是石墨的十倍，但其在充放电时体积膨胀好几倍，没人敢用。
"把硅做成纳米级小颗粒，再怎么膨胀也有限。"陈立泉的想法很朴素。
他安排博士生接力攻关。一九九七年，陈立泉和学生李泓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的首个专利。他们发明了"元宵"和"鱼皮花生"结构材料，攻克了纳米硅难分散、副反应严重等难题。
"我们做基础研究，申请专利，不是为了收钱，是为产业争取生存权。"陈立泉说。
这项基础研究的成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已实现万吨级量产，成为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材料。
一九九九年，陈立泉受中国科学院中科集团时任董事长张云岗之邀，以特别顾问身份参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的创办。他欣然应允，因为他深知，中国锂电池要真正崛起，必须有一批龙头企业。
二〇〇〇年，我国启动"十五"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当时，镍氢电池受到了电池研究科学家的宠爱，呼声非常高，而锂离子电池几乎被排除在这一项目之外。
陈立泉非常不安。二〇〇一年，他专门到上海拜访了时任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负责人万钢教授。
"万教授，希望能给锂离子电池一个机会。"他诚恳地说。
万钢在对我国锂电池研究水平和能力做了充分的考察评估之后，接受了陈立泉的意见，将动力锂离子电池纳入电动汽车重大专项课题之内。
"这个机会太宝贵了。"陈立泉至今记忆犹新。
二〇〇九年，陈立泉与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ATL前身）董事长曾毓群击掌明誓："中国锂电突围从CATL开始！"
第五章 领跑与回望
二〇一四年，中国锂电池产量、产能跃居全球第一，实现历史性赶超。
这一年，陈立泉七十四岁。
他的头发早已花白，但目光依然清澈如炬。每天清晨，他准时出现在物理所的办公室里，看文献、做PPT、整理报告。下午，他走进实验室，和学生们讨论最新的实验数据。
"陈老师眼里只有电池。"夫人黄玉珍常常"嘟囔"着，语气里却满是心疼与骄傲。
二〇一三年，当液态锂离子电池产业蓬勃发展之际，七十三岁的陈立泉却将目光悄然转回了梦想开始的地方——固态电池。
"目前液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已逼近极限，安全性也存在不足，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他深知，只有啃下固态锂电池这个硬骨头，中国锂电池产业才能保持领先优势。
然而，固态锂电池攻关之路充满挑战。就连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古迪纳夫也曾直言："我不相信你们能做出可以使用的固态电池。"
面对国际权威的质疑，陈立泉内心始终憋着一股劲。
"最关键的是解决界面问题，让其实现有效导电。"他带领团队一直试图解决在固态电池中持续保持固固接触这一世界级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二〇一六年，陈立泉和李泓创新性提出"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在国际上率先解决了固固接触的世界难题，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二〇二三年，陈立泉团队研发的全球量产能量密度最高的固态动力电池，成功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同时，全球首套兆瓦级固态储能系统也实现示范运行。
二〇二五年，八十五岁的陈立泉获得了宁德时代颁发的"卓越贡献奖"。颁奖仪式上，他摆摆手说："这个分量太重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二〇二六年七月八日，八十六岁的陈立泉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面对这份殊荣，他的反应异常平静："说实话，我对得奖这事向来不感兴趣。我当年上大学连铺盖都没有，全靠国家的助学金读完书。我的一切都是国家培养的，我这一辈子，能为国家做点事是理所应当的。"
尾声 电动中国
如今，八十六岁的陈立泉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
他的愿景早已超越单一技术领域，指向国家能源安全的全局。他提出了"电动中国"构想：未来地上的汽车、高铁，天上的飞机，水上的船舶都能够电动化。
"现在，国家大力支持固态电池研发。长远来看，固态电池必将成为引领'电动中国'的核心力量。"
每当有人问起他成功的秘诀，他总是说："坚持。液态三十多年，纳米硅碳三十年，固态五十年。坚持才能取得基础研究的原创性突破。"
夜深人静时，陈立泉偶尔会想起世阳镇的那盏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一个六岁的男孩趴在木桌上写字，窗外是漆黑的山峦和遥远的星空。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个朴素的梦想，早已实现。而新的梦想，正在照亮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