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滹沱河（小说）
作者：高拥军
内容提要
华北石门市，普通工人崔德厚一生信奉“老实人不吃亏”，却在工厂分房、子女教育等现实面前屡屡碰壁。妻子刘桂兰性格刚烈，信奉“一哭二闹三上吊”，认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夫妻俩因性格差异争吵不断，却在共同面对生活磨难时逐渐理解彼此。
崔德厚的徒弟赵建国与女同事孙美玲因工作矛盾发生口角，赵建国气急败坏扬言“今晚去砸了你家”。次日孙美玲家真被砸了，孙美玲一口咬定是赵建国所为，车间主任偏听偏信，赵建国百口莫辩险些被开除。崔德厚暗中调查发现，砸家者另有其人——竟是孙美玲的亲弟弟因赌债纠纷泄愤所为。真相大白后，孙美玲羞愧道歉，赵建国从此对师父崔德厚感恩戴德。
邻居王德胜家养的六只鸡一夜之间全部死亡，恰巧此前王德胜与崔德厚因琐事争吵时曾威胁“打不过你，晚上把你家的鸡全杀死”。王德胜认定是崔德厚报复，两家反目成仇。刘桂兰气得要去王家上吊，被崔德厚死死拦住。半月后兽医站通报，那段时间石门市爆发鸡瘟，王德胜家的鸡正是死于瘟疫。王德胜登门下跪认错，崔德厚不计前嫌，两家和好如初。
崔德厚的儿子崔志强考上重点大学却无力承担学费，刘桂兰四处借债遭尽白眼。当年受过崔德厚恩惠的赵建国、王德胜等人纷纷解囊相助，连孙美玲也悄悄送来钱。崔德厚感慨万分：人心换人心，善良终有回报。
多年后崔志强成为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回石门市为一位老工人做高难度心脏手术。手术台上他赫然发现，患者竟是当年因砸家事件险些毁掉赵建国前程、后幡然悔悟的孙美玲的丈夫。孙美玲跪在手术室外泣不成声，崔志强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动容的话：“我妈当年说过，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爸用一辈子告诉我，善良才是这世上最硬的底牌。”
手术成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风过滹沱河（小说）
一
华北平原的冬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脸。
石门市棉纺厂家属院位于市区西北角，一排排红砖平房整齐地排列着，像火柴盒似的挤在一起。每户人家门前堆着蜂窝煤和劈柴，晾衣绳上挂着尿布和工装，空气里弥漫着煤烟和白菜炖豆腐的味道。
崔德厚就住在这片家属院里。
他今年四十二岁，在棉纺厂机修车间当了二十年钳工，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车间里的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崔老蔫”，意思是他蔫头耷脑，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崔德厚也不恼，谁叫他他都嘿嘿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这天傍晚，崔德厚下班回到家，刚把自行车支在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女人尖利的哭声。
“我不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老崔家欺负人没够啊！”
崔德厚叹了口气，推门进去。
屋里烟雾缭绕，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炖的是白菜粉条，锅边糊了一圈黑嘎巴。刘桂兰坐在炕沿上，两条腿耷拉着，手里攥着一条白毛巾，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她今年三十九岁，圆脸，皮肤黑红，一双大手骨节粗大，是常年洗衣服做饭磨出来的。年轻时她也算周正，这些年被日子磨得只剩下满脸的倔强和委屈。
“又咋了？”崔德厚把帆布工具包放在门后，弯腰换鞋。
“咋了？你还好意思问咋了？”刘桂兰猛地抬起头，眼睛哭得通红，“你那个好嫂子，下午在院子里指桑骂槐，说什么‘有人不要脸，抢人家宅基地’，你听听，她说的谁？说的不就是我吗！”
崔德厚的大哥崔德福住在隔壁，两家共用一堵山墙。前年厂里重新划分宅基地，两家之间那块三尺宽的空地划给了崔德厚，崔德福的老婆王桂英就不干了，三天两头找茬闹事。
“大嫂那个人就那样，你跟她一般见识干啥。”崔德厚蹲在灶前添了块煤，火苗蹿上来，映得他脸上一明一暗。
“我一般见识？”刘桂兰腾地站起来，毛巾往炕上一摔，“我忍了她两年了！你大哥是你亲大哥，你大嫂是个什么东西？她骂我我不吭声，她骂咱儿子志强是‘小叫花子’，我也忍了，可她现在连咱家宅基地都想吞了！崔德厚，你是男人不是？你媳妇让人欺负成这样，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崔德厚沉默了一会儿，把锅盖揭开，用铲子翻了翻炖菜，说：“吃饭吧，志强该放学了。”
刘桂兰看着丈夫宽阔的背影，忽然觉得一阵心寒。她跟这个男人过了二十年，生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崔志强十六岁，在市一中读高一，成绩拔尖；小女儿崔志芳才七岁，上小学二年级。
二十年了，她太了解崔德厚了：这个男人能吃苦，能干活，对老婆孩子也好，就是太老实，老实到窝囊的地步。
厂里评先进，他年年票数最多，可年年名额都被别人顶了，他也不去争。车间主任让他带徒弟，他一教就是三年，把看家本事都掏心掏肺教给人家，徒弟学成了反过来挤兑他，他也不计较。邻居家盖房占了他们家一尺院墙，刘桂兰要去理论，他拉着她说“算了算了，占就占了吧，人家也不容易”。
刘桂兰常说：“崔德厚，你这辈子就毁在‘算了’两个字上。”
崔德厚嘿嘿一笑：“吃亏是福。”
“福你个大头鬼！”
正说着，门帘一掀，崔志强背着书包进来了。少年身高已经超过了父亲，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眼神沉静，像极了年轻时的崔德厚。他在学校成绩优异，是市一中理科实验班的尖子生，老师们都说这孩子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
“妈，你又哭了？”崔志强把书包放在桌上，看了母亲一眼，又看了看蹲在灶前的父亲，什么都没说。他早已习惯了家里的这种气氛。
崔志芳也蹦蹦跳跳地回来了，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拿着一根冰棍，嘴角沾满了糖水。她一进门就喊：“妈，大伯母在咱家门口泼了一盆脏水，差点泼到我身上！”
刘桂兰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猛地站起来，从门后抓起一根擀面杖，就要往外冲。崔德厚赶紧拦住她，双手箍住她的腰，把她往屋里拖。刘桂兰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又踢又咬，擀面杖打在崔德厚肩膀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你放开我！我今天不去找那个泼妇算账，我就不姓刘！”
“行了行了！”崔德厚一使劲，把擀面杖夺下来，喘着粗气说，“我去，我去找大哥说，行不行？”
刘桂兰愣住了。她看着丈夫的脸，那张被煤烟和岁月熏得黝黑的脸上，有一种她很少见到的坚决。她擦了擦眼泪，哼了一声：“你早这样不就行了？”
崔德厚穿上外套，出了门。刘桂兰站在门口看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她知道丈夫夹在中间为难，那头是他亲大哥，这头是他老婆孩子，他哪个都不想伤。可日子就是这样，你越想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所有人都对你不满意。
崔德厚在隔壁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
刘桂兰问他怎么说，崔德厚坐在饭桌前，端起粥碗喝了一口，含糊地说：“说好了，以后谁也不许提这事了。”
“就这？”
“就这。”
刘桂兰知道丈夫肯定又让步了。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看了看儿子崔志强正低头吃饭，把话咽了回去。她拿起筷子给女儿夹了块白菜，自己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粥，没再说一句话。
那天晚上，刘桂兰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听着身旁崔德厚均匀的鼾声，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她想起了自己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崔德厚的情景。那时候她还在老家农村，崔德厚跟着媒人上门相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手里提着一兜水果，进门就紧张地把水果撒了一地。他蹲在地上捡苹果，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叫崔德厚，在棉纺厂上班。”
她娘后来问她：“这小伙子咋样？”
她说：“老实。”
她娘说：“老实好，老实人靠得住。”
她信了她娘的话。可二十年后她才知道，老实人靠得住，老实人也受欺负。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从来不是老实人吃亏是福，而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这个道理，她是在无数次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明白的。而崔德厚，似乎一辈子都没明白。
二
在棉纺厂机修车间，崔德厚是手艺最好的钳工。
车间的老工人们都说，崔德厚的手艺是“绝活”。一根报废的轴，到他手里能车出新的来；一台停摆的机器，他听声音就知道哪个齿轮坏了。他不需要图纸，凭手感就能把误差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三分之一以内。厂长在大会上表扬过他，说他是“咱们厂的大国工匠”，可表扬完了，涨工资评职称的事就再没人提了。
崔德厚也不在意。他在意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机器别出故障影响生产，二是他的徒弟赵建国别给他惹事。
赵建国是两年前分到机修车间的，二十五岁，小伙子高高壮壮，浓眉大眼，干活有两把刷子，就是脾气暴、嘴不饶人。崔德厚带了他一年，手把手教他看图纸、磨刀具、操作机床，赵建国倒也争气，学得快，可就是管不住那张嘴。
车间里的女工们私下给赵建国起了个外号叫“大炮”，意思是他那张嘴一开火，能把人气得背过气去。
跟赵建国对火的是仓库保管员孙美玲。
孙美玲三十出头，长得白净，瓜子脸，一双丹凤眼，说话又快又脆，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她在棉纺厂干了八年，算是个老员工了，谁都不放在眼里。她和赵建国的梁子，是从一根钻头开始的。
那天赵建国去仓库领钻头，孙美玲翻了翻账本，说：“上个月你领了两根了，不能再领了，一根钻头好几块钱呢，厂里不富裕，你们机修车间也不能这么浪费。”
赵建国一听就火了：“浪费？我那是干活磨断了！机器停了你们仓库又不负责，耽误了生产算谁的？”
孙美玲把账本一合，冷笑一声：“赵建国，你别跟我吼。上个月你们车间领的刀具是其他车间的两倍，厂办已经注意了。你要是觉得我卡你，你去找主任，找厂长，别在我这儿撒泼。”
“我撒泼？”赵建国气得脸通红，“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撒泼。”孙美玲眼皮都没抬，“怎么着，你还想打人啊？”
赵建国攥着拳头，浑身发抖。旁边几个仓库工赶紧把他拉开，好说歹说给劝走了。赵建国回到车间，一脚踢翻了铁皮柜子，咣当一声巨响，把全车间的人都吓了一跳。
崔德厚正在修一台织布机，听到动静走过来，看到赵建国坐在工作台前，脸涨得像猪肝，两条胳膊上的青筋直蹦。
“咋了？”崔德厚掏出烟，递给赵建国一支。
赵建国接过烟，狠狠吸了一口，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说完他把烟头掐灭在地上，咬牙切齿地说：“师父，你说那娘们是不是欺人太甚？不就一个破仓库保管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她是个女的，我今天非——算了，不说了。”
崔德厚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建国，人在社会上混，要学会忍。孙美玲那个人你也知道，嘴上不饶人，但她不是坏心眼。你跟她吵，吵赢了又能咋样？争来争去，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赵建国没吭声，但崔德厚看得出，这小子根本没听进去。
果然，第二天又出事了。
赵建国去仓库还工具，孙美玲验收时发现少了一个扳手，让他写个情况说明。赵建国说扳手落在车床边上了，回头拿过来就行，不用写说明。孙美玲说不行，仓库管理制度有规定，工具丢失必须写说明，否则，要按价赔偿。
赵建国彻底炸了。
他指着孙美玲的鼻子说：“孙美玲，你少拿鸡毛当令箭！你算个什么东西？不就一个看仓库的吗？要不是你会拍马屁，你能坐上这个位置？全厂谁不知道你是怎么上来的？”
这话说得太毒了。孙美玲的脸一下子白了，眼圈发红，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旁边的人赶紧把赵建国拉走了。但话已经说出去了，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整个仓库的人都听见了，不到半天工夫，全厂都知道了。
孙美玲请了三天病假。第四天来上班的时候，眼睛还是肿的。她没找赵建国吵，也没找车间主任告状，她谁都没找。她安安静静地坐在仓库里，该干嘛干嘛，但所有人都觉得不对劲。
崔德厚觉得不对劲。他知道孙美玲这个人，表面上厉害，其实心眼不大。她越是不吭声，说明她心里越在憋着大事。
果不其然，一周后的一个早晨，赵建国刚走进车间，车间主任老刘就把叫到了办公室。
老刘五十多岁，秃顶，圆脸，也是个老好人。他把赵建国让到椅子上坐下，叹了口气说：“建国啊，有人举报你砸了孙美玲家的窗户，这事你知不知道？”
赵建国的脑子嗡了一下。
“啥？我砸她家窗户？我啥时候砸她家窗户了？”
老刘翻了翻桌上的笔记本，说：“昨天晚上，孙美玲家南边的三块玻璃被人砸了，院子里的花盆也砸了两个。孙美玲说，前几天你在仓库跟她吵架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今晚你小心，我去把你家砸了’。有没有这回事？”
赵建国张了张嘴，愣住了。
他想起来了。那天在仓库吵架，他被孙美玲气得失去理智，确实说过一句气话：“今晚你小心，我去把你家砸了！”可那不过是气头上的狠话，谁吵架的时候不放几句狠话？他说完就忘了，根本没当回事。
“主任，那是我气话！我怎么可能真去砸她家？我赵建国再浑，也干不出那种下三滥的事！”
老刘看着赵建国的眼睛，沉默了一会儿。他是看着赵建国进厂的，知道这小伙子脾气暴，但不是坏心眼的人。可问题是，孙美玲那边言之凿凿，又有目击证人——孙美玲的邻居说，晚上十点多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从孙美玲家门口跑过去，身形和赵建国很像。
“建国，这事我信你。”老刘说，“但孙美玲已经去厂办反映情况了，厂办的意思是，要么你自己跟孙美玲解释清楚，要么这事就按治安案件处理，报派出所。”
赵建国从主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他蹲在车间门口抽了三根烟，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一件事：到底是谁砸了孙美玲家？如果查不出来，这盆脏水是不是就扣在他头上了？
崔德厚走过来，蹲在他旁边。他没问怎么了，只是从兜里掏出烟，自己也点上一根，两个人就那么蹲着，一口一口地抽。
抽完了，崔德厚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吧，干活去。下午三号织布机的曲轴要换，那活不好干。”
赵建国抬起头，红着眼睛说：“师父，你信我不？”
崔德厚看了他一眼，说了四个字：“信你有啥用。”
赵建国一愣，随即苦笑起来。是啊，师父信他有什么用？关键是孙美玲不信，车间不信，厂办不信。
那天下午，赵建国干活心不在焉，差点出了安全事故。崔德厚把他从车床边拉开，自己上手，用了三个小时把那根曲轴换好。赵建国站在旁边看着师父干活，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下班的时候，崔德厚叫住赵建国，说：“明天你请一天假，跟我去办件事。”
“啥事？”
“去了你就知道。”
三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崔德厚就骑着自行车到了赵建国宿舍楼下。
赵建国裹着军大衣跑出来，嘴里哈着白气，问：“师父，到底去哪啊？”
“去孙美玲家。”
赵建国脸色一变：“师父，你不会是要带我去道歉吧？我跟你说，我没干的事，打死我也不会认！”
崔德厚没理他，蹬上车子就走。赵建国愣了几秒，赶紧骑车跟上。
孙美玲家住在城北的化肥厂家属院，因为她是化肥厂子弟，当年嫁人后房子也分在了那边。两排青砖瓦房，格局和棉纺厂家属院差不多，只是更旧一些。
崔德厚带着赵建国在孙美玲家门口停下来，没有敲门，而是在院子里外转了一圈。赵建国不知道师父在干什么，就跟着转。
孙美玲家的房子在第二排东头，院子用红砖砌了半人高的围墙，院门是两扇铁皮焊的，刷了绿漆。三扇窗户都朝向院子，窗户上糊着白纸，有电焊的焦糊味。
崔德厚在院墙外蹲下来，仔细看着地面。赵建国也蹲下来看，没看出什么名堂。崔德厚从兜里掏出一个放大镜，那是他修精密零件时用的，趴在地上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走吧。”
“去哪？”
“去派出所。”
赵建国吓了一跳：“去派出所干啥？”
崔德厚没解释，骑上车子就走。赵建国只好跟着。
他们去了城北派出所，崔德厚跟值班民警说明情况，要求见负责处理孙美玲家被砸案的民警。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姓张的民警把他们领进了办公室。
崔德厚从兜里掏出一块碎玻璃，放在张民警桌上。那碎玻璃是从孙美玲家窗台下捡的，上面粘着一小块黑色的橡胶。
“张警官，你看这个。”崔德厚说。
张民警拿起碎玻璃看了看，又用放大镜看了看那块橡胶，没看出什么名堂。
崔德厚说：“这玻璃是从外面砸的，不是从里面砸的。砸玻璃的东西是橡胶的，不是铁的，也不是石头的。你看这个痕迹，是圆形的，直径大概三公分，说明砸东西的工具前面有个橡胶头，可能是弹弓或者弹弓枪。”
张民警皱起眉头：“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赵建国没干这事。”崔德厚说，“孙美玲的邻居说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从她家门口跑过去，那个人不是赵建国。因为赵建国一米八六，那个男人目测只有一米七出头。更重要的是，砸玻璃的人用了弹弓或者弹弓枪，赵建国从小就不会玩弹弓，这事他们车间的人都知道。”
赵建国听到这里，鼻子一酸，差点没掉下泪来。他想起上周跟师父闲聊的时候随口提了一句自己小时候笨手笨脚，连弹弓都不会打，没想到师父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张民警看了赵建国一眼，又看了看崔德厚，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砸玻璃的不是他？”
崔德厚说：“我的证据就在弹弓上。你用弹弓砸玻璃，距离至少要七八米才不会被发现。七八米的距离，打碎三块玻璃，还要砸中院子里的花盆，这需要很高的准头。赵建国连弹弓都没摸过，他做不到。能做到的人，要么是经常打弹弓的半大小子，要么是……有别的目的的人。”
张民警想了想，问赵建国：“那天晚上你在哪？”
赵建国赶紧说：“我在宿舍，跟我室友老马一起看电视，看到十一点才睡。老马可以给我作证。”
张民警记下了老马的名字和电话，让他们先回去等消息。
从派出所出来，赵建国骑在自行车上，看着前方师父宽厚的后背，忽然觉得嗓子眼发紧。他使劲蹬了几下，追上去，说：“师父，谢谢你。”
崔德厚头也没回，说了句：“谢啥，回去干活，三号机还等着呢。”
三天后，真相大白。
孙美玲的弟弟孙美强，一个在社会上混的二流子，欠了一屁股赌债，债主催得紧，他怀疑是姐姐告的密，一怒之下半夜用弹弓砸了姐姐家的玻璃和花盆出气。孙美玲一开始不知道是弟弟干的，先入为主地认为是赵建国报复。后来派出所的民警走访调查，发现孙美强有重大嫌疑，传唤到案后，孙美强承认了全部事实。
孙美玲知道真相后，在仓库里哭了一场。她觉得自己太不是东西了，凭着一句气话和邻居的一句“看起来像”，就差点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第二天，她主动找到车间主任老刘，说明情况，承认错误，要求厂里撤销对赵建国的一切处理意见。然后她又去找赵建国道歉，在机修车间门口，当着几十号人的面，给赵建国鞠了一个躬。
“建国，对不起，是我冤枉了你。”孙美玲红着眼圈说，“我不该凭一句话就认定是你，我太偏激了。你要打要骂，我都认。”
赵建国站在车间门口，脸涨得通红。他想说几句狠话找回场子，可看到孙美玲红红的眼睛，又想起师父崔德厚说的话——“得饶人处且饶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他挠了挠头，说：“算了算了，那事我也有错，我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孙姐，咱俩扯平了。”
孙美玲破涕为笑，从兜里掏出一个饭盒，说：“我包了点饺子，芹菜猪肉的，你拿回去吃。”
赵建国接过饭盒，不好意思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旁边看热闹的工人们哄堂大笑。崔德厚站在人群后面，咧嘴笑着，露出一口黄牙。刘桂兰要是看到这一幕，大概又要说他不争气——别人冤枉了你徒弟，你倒好，还给人家破案，连个说法都不要。
但崔德厚不这么想。他觉得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能帮人一把就帮一把，能饶人一处就饶一处。这不叫窝囊，这叫厚道。
四
崔德厚和邻居王德胜的矛盾，起因小得不能再小。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崔德厚在自家院墙外面种了一排丝瓜。丝瓜藤顺着墙根往上爬，绿油油的叶子铺了半面墙，到秋天能结几十个丝瓜，够全家吃一个冬天。刘桂兰让他种，他就种了。
王德胜住在崔德厚家东边，两家隔了一条两米宽的小巷子。王德胜四十出头，在运输公司开大货车，长得五大三粗，嗓门也大，在胡同里是出了名的惹不起。他老婆张秀兰是个瘦小的女人，说话细声细气，跟王德胜站在一起，像老鹰抓小鸡。
王德胜家养了六只鸡，三只芦花，三只白洛克，每天在巷子里溜达，到处拉屎。鸡屎拉在崔德厚家门口，刘桂兰扫了又拉，拉了又扫，烦不胜烦。她跟张秀兰说过几次，张秀兰嘴上答应，回头就跟王德胜一说，王德胜把眼一瞪：“巷子是公家的，鸡想在哪拉屎在哪拉屎，碍着谁了？”
刘桂兰气得不行，回家跟崔德厚说。崔德厚想了想，去买了半斤铁丝，在自家院墙外头编了个篱笆，把丝瓜地围了起来。鸡进不来了，自然就不在那拉屎了。
王德胜看到篱笆，觉得崔德厚是在故意恶心他——你围个篱笆，不就是嫌我家鸡到处拉屎吗？他不高兴了，第二天就把大货车停在了巷口，堵住了崔德厚进出的路。
崔德厚下班回来，发现巷子被货车堵死了，自行车都推不过去。他绕了一大圈从另一头进了院子，没说什么。
刘桂兰不干了。她冲到巷口，对着王家窗户喊：“王德胜，你把车挪开！堵着路算怎么回事？”
王德胜从屋里出来，光着膀子，嘴里叼着烟，斜着眼看刘桂兰：“这巷子是你家修的？我在我家门口停车，碍着你了？”
“你堵着路了！大家都走不了！”
“那是你的事。”王德胜把烟头弹出去，烟头在地上蹦了两下，滚到篱笆旁边，“有本事你找居委会去。”
刘桂兰气得浑身发抖，回去就跟崔德厚说：“你今天要是不去跟他干一仗，我就不给你做饭了！”
崔德厚正蹲在院子里修自行车，满手油污。他抬起头看了看刘桂兰，又看了看巷口那辆大货车，叹了口气说：“我去跟他说说。”
他去找王德胜，好声好气地说：“德胜兄弟，你看这巷子是大家共用的，你的车停在这儿，确实不太方便。要不你挪到西边那个空地去？那边宽敞，停两辆都行。”
王德胜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嗤笑一声：“崔德厚，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话了？不是你媳妇让你来的吧？”
崔德厚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他说：“德胜兄弟，咱两家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你把车挪了，我回头请你喝酒。”
“喝酒？”王德胜哈哈大笑起来，“就你那二两量，我跟你喝？行了行了，别在这磨叽了，我明天出车，一早就开走了，耽误不了你多少事。”
说完他转身进了屋，把门摔上了。
崔德厚站在门口，沉默了片刻，转身回了家。
刘桂兰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又没成。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摔，说：“崔德厚，你是不是男人？人家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你还笑呵呵的？”
崔德厚没吭声，蹲下来继续修自行车。刘桂兰看着他宽厚的背影，忽然觉得一阵无力。她想起嫁给他的时候，全村人都说嫁了户好人家，崔德厚老实、能干、不喝酒、不赌钱，嫁给他这辈子就享福了。可现在她才明白，老实和不老实之间，隔着的不是享福和受罪，而是尊严。
刘桂兰恨恨地说：“你就窝囊吧，早晚有一天你连老婆孩子都护不住。”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了崔德厚心里最软的地方。他的手顿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
事情在三天后激化了。
那天傍晚，崔德厚下班回家，发现篱笆倒了一片，丝瓜藤被扯得七零八落，刚结的小丝瓜掉了一地。巷子里到处是鸡爪印，显然是那几只鸡干的。
刘桂兰站在院子里，脸白得像纸。她手里攥着一把扫帚，嘴唇哆嗦着说：“崔德厚，你今天要是不去找王德胜，我就抱着志芳去王德胜家门口上吊。”
崔德厚放下工具包，走到巷子里看了看倒掉的篱笆和散落的丝瓜。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手指在微微发抖。
他转身去找王德胜。
王德胜正在院子里喝酒，看到崔德厚进来，放下酒碗，似笑非笑地说：“哟，来了？”
崔德厚站在院子中间，说：“德胜兄弟，我家篱笆倒了，丝瓜也毁了，你看看怎么办吧。”
王德胜慢悠悠地站起来，走到崔德厚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王德胜一米八几，比崔德厚高了小半个头，壮得像头牛。他拍了拍崔德厚的肩膀，说：“德厚啊，你说你家篱笆倒了我家鸡弄的，你有证据吗？”
崔德厚说：“巷子里有鸡爪印。”
“鸡爪印？”王德胜笑了起来，“这巷子里哪家没养鸡？就我家有鸡？说不定是你自己家的鸡弄的呢。”
崔德厚沉默了一下，说：“我家没养鸡。”
“那谁知道呢。”王德胜转身走回桌前，拿起酒碗喝了一大口，“行了行了，不就是几个丝瓜吗？明天我去菜市场买几斤还你，行了吧？”
崔德厚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王德胜的老婆张秀兰从屋里出来，看到这个阵势，吓得赶紧缩回去了。
崔德厚深吸了一口气，说：“德胜兄弟，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就说一句：你在外面跑车不容易，我在厂里上班也不容易。咱俩做邻居这些年，我没亏待过你。前年你家水管冻裂了，是我半夜起来帮你修的。去年你妈生病，是我骑三轮车送她去医院的。这些事你不记得了，我记得。”
王德胜的酒碗停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变了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说：“你说的这些我记着呢，可这不是一码事。我堵了巷口你不高兴，我道歉，行了吧？但你家的丝瓜真不是我家的鸡弄的，你别赖我头上。”
崔德厚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王德胜站在院子里，忽然觉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他老婆张秀兰从屋里探出头来，小声说：“要不……你去道个歉？”
“道歉？凭什么？”王德胜把酒碗往桌上一顿，“我又没做错什么，道什么歉？”
那天晚上，崔德厚一家在沉默中吃完了饭。刘桂兰没再提上吊的事，也没再骂崔德厚窝囊。她只是面无表情地收拾了碗筷，给女儿洗了澡，然后早早地躺下了。
崔德厚坐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他看着满地被践踏的丝瓜和歪倒的篱笆，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不心疼那几个丝瓜，他心疼的是他那句“咱两家做了这么多年邻居”。
他以为人心换人心，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你好。可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太管用了。
五
第二天下午，崔德厚正在车间里干活，刘桂兰哭着跑来了。
她脸上挂着泪，头发散乱，裤腿上沾满了泥。她一把抓住崔德厚的胳膊，声音都变了调：“崔德厚，王德胜要杀咱们家的鸡！”
崔德厚愣住了：“啥鸡？咱家没养鸡啊。”
“不是咱家的！他说要去杀别人家的鸡！昨天晚上他跟张秀兰吵架，不知道怎么就扯到咱家头上来了，在院子里大喊大叫，说‘崔德厚你等着，我打不过你，晚上我把你家的鸡全杀死’！王德胜那个人喝了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赶紧想想办法啊！”
旁边几个工友听见了，面面相觑。赵建国走过来，皱着眉头说：“师父，那王德胜我听说过，不是个善茬。要不我找几个人去跟他说说？”
崔德厚摆了摆手，说：“不用。他说的是气话，不会真干的。”
赵建国急了：“师父，你也太老实了吧？人家都放话了要杀你家的鸡，你还当他是气话？”
崔德厚叹了口气，说：“咱家确实没养鸡。他要杀，杀什么？”
这句话倒是事实。崔德厚家确实没养鸡，刘桂兰嫌脏，一直没养。王德胜说的“你家的鸡”，要么是气糊涂了说秃噜嘴了，要么就是指崔德厚家的院子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刘桂兰擦了擦眼泪，也觉得有点荒唐。但她还是不放心，跟崔德厚说：“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把院子门锁好了。”
崔德厚点头答应了。
一连三天，什么事都没发生。
刘桂兰松了口气，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小题大做。崔德厚也松了口气，不是因为王德胜没来杀鸡，而是因为家里终于消停了。他夹在刘桂兰和王德胜之间，两头受气，那种感觉像被两块磨盘夹在中间碾，喘不过气来。
第四天早晨，出事了。
刘桂兰起来开院门，一眼就看到了让她目瞪口呆的一幕——王德胜家院子里的六只鸡，一只不剩，全都死在了地上。
鸡死得很惨，东倒西歪地躺在院子里，有的翅膀张开着，有的腿僵直地伸着，鸡冠发紫，眼睛半闭，身上没有伤口，但浑身发黑。张秀兰蹲在鸡圈旁边，哭得死去活来，那六只鸡她从小鸡仔养大的，当宝贝似的，一天三顿喂食，晚上还赶进窝里怕冻着。现在全死了，她的眼泪止都止不住。
王德胜站在院子中间，脸色铁青。他昨晚跑长途回来，凌晨两点才到家，倒头就睡，早上起来就看见一院子的死鸡。他老婆张秀兰哭着说：“肯定是有人下毒了！鸡好好的怎么会全死了？昨晚还好好的！”
王德胜的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名字就是崔德厚。
他想起三天前他在院子里说的那句话——“我打不过你，晚上我把你家的鸡全杀死。”他当时说的明明是“你家的鸡”，可崔德厚家根本没养鸡。现在他家的鸡全死了，这不就是报复吗？崔德厚一定是听了那句气话，觉得被威胁了，于是先下手为强，把他家的鸡全毒死了。
王德胜越想越觉得对。他冲到崔德厚家门口，一脚踹开了院门。
崔德厚正在院子里刷牙，满嘴白沫。他看到王德胜闯进来，还没来得及说话，王德胜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顶在墙上，吼道：“崔德厚，你个王八蛋！你把我家的鸡怎么了？！”
刘桂兰从屋里冲出来，尖叫着：“王德胜你放开他！你凭啥打人？”
王德胜不理她，瞪着眼睛看着崔德厚，一字一句地说：“你说，是不是你毒死了我家的鸡？”
崔德厚被勒得喘不过气来，费了好大劲才挤出一句话：“我没……没毒你家的鸡。你家鸡死了？”
王德胜一巴掌扇过去，打在崔德厚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刘桂兰尖叫起来，崔志强也从屋里跑出来，看到父亲被打，少年热血上涌，冲上去就要打王德胜。崔德厚一把拽住儿子，挡在身前，说：“志强，别动手！”
王德胜指着崔德厚的鼻子，咬牙切齿地说：“崔德厚，你少在这装好人。三天前我说了那句话，那是气话，可你倒好，你真把我家的鸡全毒死了！你是人吗你？你是不是人？！”
崔德厚脸上的巴掌印慢慢肿起来，但他没有还手。他深吸了一口气，说：“德胜兄弟，你听我说，我没毒你家的鸡。你家的鸡到底是怎么死的，咱们可以查。你报警也行，叫兽医来验也行。但如果是我做的，我崔德厚不得好死。”
王德胜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崔德厚会发这么毒的誓。这年头，敢发毒誓的人不多，尤其是崔德厚这种人，一辈子没说过一句谎话。
但王德胜的怒火没那么容易消。他指着崔德厚的鼻子说：“你今天不给我个交代，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你等着！”
说完他转身走了，把院门摔得山响。
刘桂兰赶紧上前查看崔德厚的脸，一巴掌打得嘴角都破了，鲜血顺着下巴往下淌。刘桂兰心疼得掉眼泪，一边用毛巾给他擦血一边骂王德胜不是人。崔志强站在旁边，攥着拳头，眼睛里全是火。
崔德厚摆了摆手，说了句：“没事，皮外伤。”
他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衣服，出门上班去了。走到巷口的时候，他看到王德胜站在自家院子里，正蹲在地上看那些死鸡，张秀兰还在哭。崔德厚想走过去说句话，想了想又算了，推着自行车走了。
刘桂兰站在门口看着丈夫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男人的脊背比平时佝偻了许多。她想起自己这些天骂他窝囊、骂他没出息，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自责。他不是窝囊，他只是不想跟人争。可这世上，不争的人往往最先被欺负。
那天晚上，崔德厚下班回来，发现王德胜家的院子里亮着灯，屋里传出争吵声。王德胜大概是在跟张秀兰吵架，声音很大，但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崔德厚没有多待，赶紧进了自己家的院子，把门关好。
刘桂兰做了他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饺子，还在桌上放了一瓶白酒。这是她难得的心意，崔德厚看着桌上的酒，心里忽然一暖。他坐下来，倒了一杯酒，慢慢喝着。
“德厚，”刘桂兰坐在他对面，声音比平时柔和了许多，“你说王德胜家的鸡到底是谁毒死的？”
崔德厚嚼着饺子，含混地说：“没查清楚之前，别瞎猜。”
“会不会是他家自己毒死的？”刘桂兰压低声音，“有些人自己毒死了鸡，赖在别人头上，这种事多了去了。”
崔德厚摇头：“不至于。王德胜那个人虽然脾气暴，但不是那种人。”
刘桂兰哼了一声：“你可真是好人，被打了一巴掌还给人家说好话。”
崔德厚没接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辣得他直皱眉，但心里那股闷气似乎散了一些。
他想起自己十六岁进厂当学徒，师父教他手艺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德厚啊，做人要厚道。厚道的人一时吃亏，一辈子不吃亏。”
他信了师父的话，信了二十六年。可现在他有点不确定了。
六
事情在一个星期后反转了。
反转的方式出人意料——不是崔德厚破了案，也不是王德胜认了错，而是一纸来自区兽医站的通报。
那天下午，兽医站的人骑着自行车进了家属院，挨家挨户发传单。传单上用大红字写着：近期我市爆发鸡瘟（新城疫），请各养殖户注意防范，发现病死鸡及时报告并深埋处理，切勿食用或随意丢弃。
刘桂兰接过传单，看了三遍，手都抖了。
她一把抓住兽医站工作人员的袖子，问：“同志，鸡瘟死的鸡，是啥样子的？”
那人说：“突然死亡，身上没有外伤，鸡冠发紫，浑身发黑，爪子僵硬，死前可能有过抽搐。”
刘桂兰听完，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她转身就往王德胜家跑，跑得太急，在巷口绊了一下，膝盖磕在地上，疼得她龇牙咧嘴。她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跑，一头撞进王德胜家的院子。
王德胜刚跑车回来，正坐在院子里抽烟，张秀兰在屋里做饭。看到刘桂兰风风火火地闯进来，王德胜皱了皱眉：“你来干啥？”
刘桂兰把传单往他面前一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看看！你家的鸡不是人毒死的，是鸡瘟！兽医站的人刚来发的，全城都在闹鸡瘟！”
王德胜接过传单，低头一看，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困惑，从困惑变成了惊愕，从惊愕变成了羞愧。
张秀兰从屋里跑出来，夺过传单看了两眼，手一松，传单飘落在地上。她捂着脸哭了起来，这次不是心疼鸡，是心疼自己这一周骂崔德厚骂得太难听了。
王德胜坐在那里，像一尊石像，半天没动弹。
他想起七天前的早晨，他冲进崔德厚家，不由分说扇了人家一巴掌。他想起这一周来，他在胡同里逢人就说崔德厚毒死了他家的鸡，说崔德厚是个伪君子，表面老实，暗地里使坏。他甚至去居委会告了崔德厚一状，要求居委会出面让崔德厚赔偿他的损失。
而崔德厚呢？崔德厚什么都没说。他没辩解，没报复，甚至连那一巴掌都没有还手。他每天照常上下班，见了王德胜还是点点头，虽然没有笑，但也从没有瞪眼。
王德胜忽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不是被太阳晒的，是被自己的良心烧的。
他慢慢站起来，腿有点软。张秀兰拉了拉他的袖子，小声说：“你……去给人家道个歉吧。”
王德胜甩开老婆的手，大步走向崔德厚家的院子。他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抬手想敲门，又放下了。犹豫再三，他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了。
崔德厚刚下班，正蹲在院子里洗脸。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水珠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
王德胜站在院子里，脸上的表情像便秘似的扭曲着，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憋出一句话：“德厚兄弟，对不住。”
说完他扑通一声跪下了。
崔德厚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去扶他：“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王德胜不肯起来，低着头说：“德厚兄弟，我不是人。我打了你，冤枉了你，还在外头说了你一堆坏话。我他妈不是人，你打我吧，你怎么打我都行，我绝不动手。”
崔德厚用力把他拽起来，脸上的表情既不是愤怒也不是得意，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他看着王德胜红红的眼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让王德胜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德胜兄弟，鸡死了是大事，我知道你心疼。那几只鸡张嫂从小鸡仔养大的，跟自己的孩子似的，谁家的鸡死了都受不了。这事过去了就别提了，咱还是邻居，以后有什么事互相照应着。”
王德胜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这个一米八几的壮汉，开大货车翻山越岭从不含糊，打架斗殴眼都不眨，此刻站在崔德厚家的院子里，哭得像个孩子。
张秀兰也跑了过来，站在院门口哭。刘桂兰从屋里出来，看到这一幕，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了下来。她走过去拉住张秀兰的手，说了句：“秀兰，别哭了，回头我让德厚帮你们再抓几只小鸡仔，芦花鸡好养。”
两个女人抱在一起哭。崔志强站在屋门口看着这一幕，少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感受。他一直觉得父亲太窝囊，太没出息，可现在他忽然明白了，父亲不是窝囊，父亲是这座家属院里脊梁最硬的人。
那天晚上，王德胜提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还有他跑长途从外地带回来的一箱苹果，送到崔德厚家。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就着花生米喝了一顿酒。
王德胜喝多了，拉着崔德厚的手说：“德厚兄弟，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哥。谁要是敢欺负你，我王德胜第一个不答应！”
崔德厚也喝了不少，脸喝得通红，嘿嘿笑着说：“行，行，咱哥俩干一个。”
刘桂兰站在屋里，透过窗户看着院子里的两个男人，嘴角慢慢翘了起来。她忽然觉得，嫁给崔德厚这些年，虽然受了不少委屈，但这个男人的善良和厚道，终究不是没有回报的。
就像她娘当年说的：“老实人靠得住。”
现在看来，她娘说得对。
七
时间像滹沱河的水，不紧不慢地流着。
转眼间，崔志强读到了高三。这一年是1995年，石门市到处都在搞开发建设，棉纺厂的效益却一年不如一年，国营大厂的大锅饭眼看要吃不下去了。厂里开始裁员，第一批下岗的是那些没技术、没门路的工人，崔德厚虽然技术过硬，但工资也被砍了一大截，从每月四百多降到了三百出头。
刘桂兰在街道办的针织厂上班，活多钱少，一个月也就挣个两百来块。两口子加一起不到六百块钱，要养两个孩子，还要给老家的父母寄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刘桂兰开始精打细算。买菜专挑傍晚菜市场收摊的时候去，一块钱能买一堆蔫了吧唧的西红柿和黄瓜。肉是舍不得买的，一个月能吃上两回就不错了。女儿崔志芳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刘桂兰每天给她订半斤牛奶，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喝。
崔志强看在眼里，心里难受。他每天晚上学到十一二点，早上五点多就起来背英语单词，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名。班主任说他有希望冲击清华北大，最差也能上个重点大学。
可重点大学的学费，一年要好几千块。
崔志强算过一笔账：他爸一个月三百，他妈一个月两百，不吃不喝攒一年，也凑不够一年的学费。他不敢跟父母提这事，怕他们发愁，但发愁也没用，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后，学校发了一张表，让准备报考重点大学的学生填写家庭经济情况，申请助学金。崔志强填了，但助学金的名额有限，每个班只有两个，他排第三。
他没有告诉父母这件事。
但他的班主任李老师告诉了崔德厚。李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教了一辈子数学，桃李满天下。她特意骑自行车到棉纺厂家属院来找崔德厚，跟他说：“志强这孩子是块好料子，不能因为钱耽误了。崔师傅，你要是经济上有困难，学校这边可以想想办法。”
崔德厚听完，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李老师，上重点大学一年得多少钱？”
李老师说：“学费加住宿费加书本费，再省着点花，一年也得三四千。四年下来，少说一万五。”
崔德厚点了点头，说：“我想想办法。”
李老师走后，崔德厚蹲在院子里抽了一下午烟。刘桂兰下班回来，看到他脚底下堆了一地的烟头，知道他有心事，没敢问。晚上吃完饭，崔德厚把碗一推，说了句：“我跟你说个事。”
他把李老师的话复述了一遍。刘桂兰听完，眼圈就红了。她擦了擦眼角，说：“钱的事你不用管，我想办法。”
崔德厚说：“你有啥办法？你一个月就挣两百块，还要养志芳。”
刘桂兰说：“我去找亲戚借。我娘家那边，我哥我姐，一家凑点，应该能凑够第一年的。”
崔德厚摇头：“你哥你姐也不宽裕。再说借了总要还，咱拿啥还？”
刘桂兰急了：“那你说咋办？总不能让志强不上了吧？”
崔德厚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他说：“我去找我大哥商量商量。”
刘桂兰一听“大哥”两个字就火冒三丈：“找你大哥？你忘了你大嫂是怎么骂咱们的了？你忘了那三尺宅基地的事了？你去求他们，他们能给咱好脸看？”
崔德厚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志强的事是大事，我去试试。”
第二天，崔德厚去找了大哥崔德福。
崔德福在棉纺厂后勤处当副处长，大小算个干部，工资比崔德厚高不少。他老婆王桂英在厂医院当护士，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能挣小一千，日子过得比崔德厚家宽裕多了。
崔德福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弟弟来了，招呼他坐下，让王桂英倒茶。王桂英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茶壶，脸上的笑容像冻住了一样，硬邦邦地给崔德厚倒了杯茶，然后坐在旁边，一边嗑瓜子一边听他们说话。
崔德厚把来意说了。崔德福听完，皱了皱眉，说：“德厚啊，不是当哥的不帮你，实在是我们这边也紧张。志强上大学的钱不是小数目，我们也要过日子啊。”
王桂英在旁边接过话茬：“就是啊德厚，你家志强上不上大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要是考上了，那是你们崔家的光荣，我们跟着高兴高兴就行了，花钱的事可别找我们。”
崔德厚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看到大哥扭过脸去看电视的样子，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他站起来说了句：“打扰了。”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到王桂英在身后小声说了一句：“穷亲戚就是穷亲戚，没钱还上什么大学。”
崔德厚的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初冬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他把手插进裤兜里，摸着里面仅剩的几十块钱，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他想起了一件事——十年前，大哥崔德福的儿子崔志鹏考中专差了两分，是他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找到在教育局工作的老同学，帮崔志鹏争取了一个扩招名额。那时候大哥拉着他的手，眼眶红红地说：“德厚，哥记你一辈子。”
才十年，就忘了。
崔德厚回到家，刘桂兰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什么都明白了。她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给他下了一碗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这是家里最好的待遇了，平时只有女儿崔志芳才有鸡蛋吃。
崔德厚端起碗，呼噜呼噜吃了面，喝了汤，把碗往桌上一放，说：“明天我出去找找活干。下班以后，加个班什么的，能挣一点是一点。”
刘桂兰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想说“我跟你一块去”，但想到女儿崔志芳还小，需要人照顾，把话咽了回去。她只是点了点头，说：“行，你去吧。”
从那天起，崔德厚的生活变成了这样：白天在厂里上班，下了班去火车站扛大包、卸货，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一袋水泥一百斤，扛一袋五毛钱，他一晚上能扛一百多袋，挣五六十块。加上厂里的工资，一个月能凑到八九百块。
他的肩膀磨破了皮，结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他的腰开始疼，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扶着床沿缓好一会儿才能直起来。他的手指关节因为长期用力而变形，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油污和铁锈。
刘桂兰心疼得不行，每天晚上等他回来，给他烧热水烫脚，用红花油给他揉肩膀揉腰。她一边揉一边掉眼泪，崔德厚趴在床上，疼得龇牙咧嘴，还嘴硬说“不疼不疼，你力气大点”。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崔德厚的腰越来越不行了，有时候疼得直不起来，他就弯着腰干活。火车站的那些工友们都佩服他，说他是个铁人。只有崔德厚自己知道，他不是铁人，他只是一个父亲。
八
就在崔德厚为儿子的学费拼命的时候，另外两件事正在悄悄酝酿。
一件是好事，一件是坏事。
好事是赵建国的。
自从孙美玲家的砸窗事件真相大白后，赵建国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嘴不饶人，说话办事都沉稳了许多。车间主任老刘看在眼里，觉得这个小伙子可堪大用，推荐他参加了市里举办的技术比武大赛。赵建国在师父崔德厚的指点下，一路过关斩将，拿了钳工组第二名，奖了一台彩电和五百块钱。
赵建国拿到奖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崔德厚。他把五百块钱塞到崔德厚手里，说：“师父，这是你的。没有你，我赵建国早就被开除了。”
崔德厚推了回去，说：“你拿回去，给你妈买个电饭煲。你不是说你妈腰不好，做饭弯腰疼吗？”
赵建国的眼眶红了。他想起自己刚分到机修车间的时候，全车间没人愿意带他，嫌他脾气暴、不听话。只有崔德厚主动说“我带带他”。三年来，师父教他手艺，教他做人，教他忍，教他让，教他吃亏是福，教他得饶人处且饶人。他一直觉得这些道理太老套、太窝囊，可经历了砸窗事件后他才明白，师父教的不是窝囊，是智慧。
赵建国把五百块钱收回来，攥在手心里，说：“师父，以后你要用钱，跟我说一声，我砸锅卖铁也给你凑。”
崔德厚嘿嘿一笑，说：“行了行了，好好干活去，少在这煽情。”
坏事是关于崔德厚大哥崔德福的。
崔德福的老婆王桂英下岗了。厂医院精简人员，护士裁了一半，王桂英因为没有大专文凭，第一批被裁了。崔德福在后勤处也没能幸免，副处长的位子被一个年轻干部顶了，他被调去管仓库，工资降了两级。
两口子的收入从每月近一千块跌到了不到五百块，比崔德厚家还少。更糟的是，他们的儿子崔志鹏读了个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县办工厂，工厂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还反过来跟家里要钱。
王桂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托人找工作，可这年头遍地都是下岗工人，哪有好工作等着她？她想起两年前崔德厚来借钱时自己说的那些难听话，心里像吞了只苍蝇似的难受。
她跟崔德福说：“要不……你去找德厚借点钱？他那边虽然也不富裕，但志强考上大学之前攒了点，应该还有。”
崔德福瞪了她一眼：“你还好意思说？当初德厚来借钱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你说‘穷亲戚就是穷亲戚，没钱还上什么大学’？现在你让我去借，我张得开这个嘴？”
王桂英低下头，不吭声了。
但事情还没完。崔德福在管仓库期间，被人举报“监守自盗”，偷卖仓库里的钢材和铜线。厂里派人调查，查来查去，发现崔德福确实有问题——他让一个废品收购站的人来仓库拉走了两吨废钢材，收了八百块钱，没有入账。
八百块钱，不够立案标准，但足够开除。
崔德福被厂里开除了。
消息传到家属院的时候，刘桂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听到隔壁传来的哭声——是王桂英在哭，哭得撕心裂肺，隔着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刘桂兰的手在水盆里停了片刻，然后继续搓衣服。
崔德厚下班回来，刘桂兰跟他说了这事。崔德厚沉默了好一会儿，放下工具包，往隔壁走去。
刘桂兰在后面喊：“你干啥去？”
崔德厚头也没回地说：“去看看。”
刘桂兰想拦住他，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想起两年前崔德厚在大哥那里受的委屈，想起王桂英说的那句“穷亲戚就是穷亲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但她又想起崔德厚常说的那句话——“得饶人处且饶人，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她叹了口气，继续搓衣服。
崔德厚在隔壁待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回来后他没说大哥家的事，刘桂兰也没问。两个人沉默地吃了晚饭，崔德厚照例去火车站扛大包，刘桂兰哄女儿睡觉。
半夜崔德厚回来的时候，刘桂兰还没睡。她听到丈夫轻轻推门进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床边坐下，把脸埋在手心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刘桂兰假装睡着了。
她知道丈夫在哭。不是因为累，不是因为腰疼，是因为他大哥。血缘这东西，打断骨头连着筋，不管大哥做过什么，看到大哥落魄，弟弟心里难受。
刘桂兰闭上眼睛，一滴泪从眼角滑下来，落在枕头上。
九
1996年夏天，崔志强以石门市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医科大学。不是清华不是北大，但他选的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本博连读，是全国最好的医学专业之一。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整个家属院都轰动了。棉纺厂家属院出了个名牌大学生，这在当年可是了不得的大事。邻居们纷纷来道贺，张秀兰送来了一篮子鸡蛋，王德胜送来了一箱啤酒，孙美玲送来了一件新衬衫，赵建国送来了一百块钱——他说这是补上当年的彩礼钱，非塞给崔德厚不可。
刘桂兰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收不住。崔德厚坐在院子里，手里端着茶杯，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崔志强站在屋门口，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佝偻的脊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知道父亲这一年来每天晚上去火车站扛大包，肩膀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皮，腰疼得直不起来，就是为了凑他的学费。他在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好好报答父母。
热闹过后，客人们散了，院子恢复了安静。
崔德厚把崔志强叫到跟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皱皱巴巴的，摞了厚厚一摞。
“这是三千二百块钱。”崔德厚把钱递给儿子，“第一年的学费够了。生活费你不用担心，妈每个月给你寄。”
崔志强接过钱，手指微微发抖。他知道这三千二百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父亲在火车站扛了几万袋水泥，意味着母亲一年多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意味着妹妹崔志芳一年没吃过一根冰棍。
他张了张嘴想说“谢谢爸”，但话到嘴边变成了哭腔。他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那一沓皱巴巴的钱上。
崔德厚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去了北京好好学，别惦记家里。你爸还扛得动。”
崔志强用力点了点头，把眼泪擦干，把钱小心地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刘桂兰站在厨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饺子，看着父子俩的背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转过身去，把饺子放在灶台上，用围裙擦了擦眼睛。
八月底，崔志强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崔德厚和刘桂兰把他送到火车站，崔志芳也跟去了，小姑娘抱着哥哥的腿不肯撒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崔志强蹲下来，擦掉妹妹的眼泪，说：“志芳乖，哥哥去北京给你买好吃的，过年就回来。”
崔志芳哭着说：“我不要好吃的，我要哥哥。”
崔志强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他站起来，抱了抱父亲，父亲的身体比以前瘦了很多，脊背也没有以前那么挺了。他又抱了抱母亲，母亲比他矮了一个头，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火车鸣笛了，崔志强转身上车。他找到座位坐下来，透过车窗看着站台上的父母和妹妹。父亲站在那里，一手拉着妹妹，一手搂着母亲的肩膀，脸上挂着他熟悉的、憨厚的笑容。
火车缓缓开动，站台慢慢后退。崔志强看到母亲终于忍不住哭了，父亲伸手给她擦眼泪，自己的眼眶也红了。
崔志强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在心里说：爸，妈，等我学成了，一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十
崔志强在北京读书的八年里，家里的日子一直紧巴巴的。
刘桂兰为了多挣钱，在针织厂加班加得更多了，有时候一天干十几个小时，眼睛都熬红了。崔德厚在火车站扛大包扛到腰实在不行了，改去建筑工地搬砖、和水泥，活更重，钱也更多一些。
两口子省吃俭用，每个月给崔志强寄四百块钱生活费。崔志强在北京也不乱花钱，吃饭专挑食堂最便宜的菜，衣服穿的是高中时的旧衣服，同学叫他出去玩他总是找借口推掉。他把省下来的钱买了医学专业书，课余时间全泡在图书馆里。
他的成绩一直是全系第一名。导师说他是他带过的学生里最有天赋的，也是最用功的。导师不知道的是，崔志强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件事——他要用最短的时间学成，然后挣钱，让父亲不再扛水泥，让母亲不再熬夜班，让妹妹能吃上冰棍。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八年弹指一挥间。
2004年夏天，崔志强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被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录用为心脏外科住院医师。工资不高，一个月三千多，但比父母加在一起挣得都多。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崔志强跑到邮局，给家里汇了两千块钱。他在汇款单附言栏里写道：“爸，妈，不要再干重活了。儿子挣钱了。”
崔德厚收到汇款单的那天，蹲在院子里看了半天，然后拿给刘桂兰看。刘桂兰看完，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说：“他爸，咱儿子出息了。”
崔德厚嘿嘿一笑，说：“随我。”
刘桂兰白了他一眼：“随你？随你早就饿死了。儿子随我。”
崔德厚也不争，笑呵呵地把汇款单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说：“晚上包饺子吃，韭菜鸡蛋的。”
2004年冬天，崔德厚出了件事。
他在工地上搬砖的时候，一脚踩空，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左腿骨折，肋骨断了三根，在医院躺了两个月。
崔志强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手术台上，下了手术直奔火车站，买了最近一趟回石门的火车票。他在火车上坐了一夜，眼睛都没合一下，脑子里全是父亲站在站台上送他的样子。
到了石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崔志强直奔骨科病房。他推开门的瞬间，愣住了。
父亲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脸上有几道擦伤，但精神还好。他正端着一碗粥喝，看到儿子进来，粥碗差点没拿稳，瞪大眼睛说：“你咋回来了？不是说让你别回来吗？”
崔志强走过去，在床边坐下，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消瘦的脸，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忍住了，拿起床头柜上的苹果，削了一个递给父亲。
崔德厚接过苹果，咬了一口，说：“脆，好吃。”
崔志强问：“我妈呢？”
崔德厚说：“回去给你妹做饭了，晚上来。你别担心，没大事，养养就好了。”
崔志强知道父亲在逞强。骨折了三根肋骨，怎么可能没大事？他去找主治医生了解情况，医生说情况不算太糟，没有伤到内脏，但崔德厚的腰本来就有旧伤，这次又受了冲击，以后可能不能再干重活了。
崔志强听完，沉默了很久。他走出医生办公室，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出手机，给医院打了电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这一个星期里，他天天守在父亲病床前，给父亲擦身体、喂饭、扶着上厕所。刘桂兰心疼儿子，说让他去休息，他不肯。他说：“妈，我这些年不在家，你们受苦了。让我伺候伺候爸。”
刘桂兰看着儿子憔悴的脸，嘴唇哆嗦了几下，什么也没说，转身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捂着嘴哭了。
崔德厚出院后，崔志强给他买了一副拐杖，又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说有事随时给他打电话。临走的时候，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母亲，自己只留了回北京的路费。
崔德厚拄着拐杖站在门口送他，说：“志强，你好好工作，别惦记家里。你爸还硬朗着呢，再过俩月就能下地干活了。”
崔志强转过身，抱了抱父亲，在他耳边说：“爸，别再干活了。我养你们。”
崔德厚拍了拍儿子的背，没说话，但他知道，这个儿子，是真的长大了。
十一
2008年，崔志强已经是一名主治医师了。
他在心脏外科领域崭露头角，发表了几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做了上百台心脏手术，成功率高得惊人。院里有意培养他，送他去美国交流学习了半年，回国后破格提拔为副主任医师。
他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一年能挣二十多万。他把大部分钱都寄回了家，让父母把老房子翻修了，让妹妹崔志芳读了大学。崔志芳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嫁给了一个中学同学，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崔德厚不搬砖了，也不扛大包了，但他闲不住。他每天早早起来，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在墙角种了一排丝瓜，秋天的时候结得满墙都是。刘桂兰也退休了，在家养了几只鸡，每天喂鸡、收鸡蛋，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偶尔，崔德厚会想起当年的那些事。想起王德胜骂他，想起大哥大嫂的冷言冷语，想起在火车站扛大包时磨破的肩膀，想起在工地上摔断的腿。他不觉得苦，反而觉得那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的儿子出息了，他的女儿也有了着落。
他觉得老天爷是公平的。好人也许一时吃亏，但终究会有好报。恶人也许一时得意，但终究会有报应。
就像他大哥崔德福。
崔德福被厂里开除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到处打零工，勉强糊口。王桂英在超市当理货员，一个月挣几百块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们的儿子崔志鹏结了婚又离了，没工作没房子，跟父母挤在一起住。
崔德福的身体也垮了。多年的工厂劳作加上酗酒，他的肝出了问题，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肝硬化晚期。王桂英四处借钱给他治病，亲戚朋友借遍了，还是不够。
王桂英想起了崔德厚。
她硬着头皮来找崔德厚，站在门口，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她说了大哥的病，说了家里的困难，最后说：“德厚，嫂子当年对不起你，说了很多混账话。嫂子给你赔不是了。你能不能……借点钱给嫂子？”
崔德厚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嫂子，你说啥呢，大哥是我亲哥，我能不管吗？”
他进了屋，拿出存折，去银行取了两万块钱，交给王桂英。王桂英接过钱的瞬间，终于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刘桂兰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想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但看到王桂英哭成那样，话到嘴边变成了：“嫂子，别哭了，快拿钱去给大哥看病吧。”
王桂英擦干眼泪，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崔德厚站在门口，看着王桂英远去的背影，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刘桂兰走过来，拉了拉他的袖子，说：“他爸，你心真大。”
崔德厚说：“不是我心大，是那是我亲哥。”
刘桂兰没再说什么。她转身进了厨房，开始择菜准备做饭。她择着择着，忽然停下来，看着窗外发呆。
她想起二十多年前嫁给崔德厚的时候，她娘说“老实人靠得住”。她当时觉得这句话是废话，现在才明白，老实人不仅靠得住，老实人还过得踏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崔德厚没害过人，没坑过人，没说过一句昧良心的话。他吃过亏，受过气，被人打过耳光，被人冤枉过。但他始终没变过，始终是那个蹲在地上捡苹果、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说“我叫崔德厚”的年轻人。
这个世界变了很多，但崔德厚没变。
刘桂兰忽然觉得，嫁给这样的男人，值了。
十二
2012年秋天，石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病人叫周建国，五十八岁，棉纺厂退休工人，患的是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三支血管病变，必须做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高，以前石门市做不了，病人得去北京或者上海。但石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两年引进了新的设备和技术，准备尝试第一例搭桥手术。
主刀医生是从北京请来的专家。
手术定在10月18日上午。术前一天，周建国的家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他的妻子头发花白，签字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她的女儿在旁边扶着她的肩膀，眼圈红红的。
主刀专家提前一天到了石门。他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气质儒雅沉稳。他先去病房看了病人，仔细询问了病史，又看了所有的检查报告，然后跟家属谈了话。
周建国的妻子看到他，眼泪就下来了。她抓着专家的手说：“大夫，求你救救他。我们一家全靠他呢。”
专家安慰她说：“阿姨您放心，我们会尽全力的。”
他转身离开病房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个熟人。
那人叫他：“志强？”
专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叫他的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满脸皱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她站在那里，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唇哆嗦着，声音发颤：“你是……你是崔志强？”
崔志强愣住了。他看着老太太的脸，觉得眼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老太太上前一步，声音更颤了：“我是孙美玲啊，棉纺厂仓库的孙美玲。你爸是崔德厚，对不对？”
崔志强的瞳孔猛地放大了。他想起来了——孙美玲，那个冤枉他徒弟赵建国砸她家玻璃的仓库保管员，那个嘴巴厉害得能把人气哭的女人。
他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他点了点头，说：“孙阿姨，好久不见。”
孙美玲的眼泪哗地流下来了。她哽咽着说：“志强，躺在里面的是我爱人。他这病好几年了，一直拖着没看，现在拖成这样了。志强，我知道当年我对不起你爸，对不起建国，我说了很多混账话，我不是人。可是……可是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
她说着说着，腿一软，跪了下去。
崔志强赶紧扶住她，说：“孙阿姨，你别这样。我是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不管病人是谁，我都会全力以赴。”
孙美玲跪在地上不起来，哭着说：“志强，你不懂。我这些年心里一直过不去这个坎。我对不起你爸，对不起建国，我做了一辈子亏心事，我怕老天爷报应在我爱人身上。志强，你跟我实话实说，他这病，是不是老天爷在报应我？”
崔志强看着这个头发花白、跪在地上哭泣的老太太，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想起父亲崔德厚常说的话——“得饶人处且饶人”“善良是这世上最硬的底牌”。
他蹲下来，平视着孙美玲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孙阿姨，你爱人这个病，跟他年轻时候在车间吸棉絮有关系，跟你的为人没有关系。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全力做好这台手术。我爸当年教过我一句话，我今天送给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孙美玲哭得更厉害了。
手术进行了六个小时。
崔志强站在手术台前，双手稳如磐石。他切开了周建国的胸骨，暴露了心脏，取下了病人自身的大隐静脉，在直径只有一两毫米的冠状动脉上，一针一线地缝合着血管。每一针都必须精确到毫米级，每一线都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这是心脏外科最精密、最考验技术的手术之一。
他的助手是石门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在一旁看着这位北京来的专家做手术，全都屏住了呼吸。他们从没见过这么稳的手，这么准的眼，这么细的心。
六个小时后，崔志强放下手术器械，抬起头，说了一句：“好了，关胸。”
手术室里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掌声。
周建国被推出了手术室。孙美玲和女儿扑上去，看到病人脸色红润、呼吸平稳，孙美玲的腿又软了，这次不是跪，是瘫倒在地。
崔志强换下手术服，走出手术室。孙美玲的女儿追上来，红着眼圈说：“崔大夫，谢谢你。我妈她……她心里一直过不去当年的事，她其实是个好人，就是嘴不好。”
崔志强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还在手术室门口哭泣的孙美玲，说：“我知道。回去好好照顾你爸，术后三天是关键期，有什么情况随时叫我。”
他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来加了一句：“你跟你妈说，我爸过得很好。他从来不记恨任何人。”
崔志强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深秋的石门市，风很大，卷着落叶在马路上打旋。他站在路边，掏出手机，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传来崔德厚苍老但精神的声音：“志强啊，吃饭了没有？”
崔志强忽然觉得鼻子一酸，眼眶热了。他深吸一口气，说：“吃了。爸，我想你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崔德厚嘿嘿的笑声：“想我干啥？我挺好，你妈也挺好。你妹昨天回来了，带了条鱼，你妈炖了一锅，我们仨没吃完。你啥时候回来？给你留着呢。”
崔志强抬头看着夜空，几颗星星在城市的灯光中若隐若现。他吸了吸鼻子，说：“爸，谢谢你。”
“谢啥？”
“谢谢你教我做人。”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崔德厚标志性的嘿嘿笑声：“你这孩子，今天怎么了？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你妈喊我吃饭呢。”
“好，爸，你们多吃点。”
“诶，好嘞。”
电话挂断了。崔志强把手机揣进兜里，在夜风中站了一会儿，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回了酒店。
十三
三个月后，崔志强回石门市过年。
腊月二十九，他开着新买的车，带着妻子和刚满一岁的儿子，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港澳高速一路南下。车窗外的华北平原一望无际，冬日的麦田像黄绿色的地毯铺到天边。
崔志强的妻子叫陈敏，也是医生，儿科主治医师，温柔贤惠，是崔志强在医院的同事。他们的儿子叫崔念恩，小名念念，白白胖胖的，见人就笑，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车下了高速，拐进石门市区的老路，两边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崔志强记忆中那个灰扑扑的城市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拐进棉纺厂家属院那一片的时候，一切又都熟悉起来。红砖平房还在，巷子还在，就连父亲当年编的那排篱笆都还在，只是换了几根新铁丝。
崔志强把车停在巷口，抱着儿子下了车。陈敏从后备箱里拿出大包小包的年货，跟在他身后。
崔德厚和刘桂兰早就站在门口等着了。刘桂兰穿了一件新棉袄，是大红色带花的，头发烫了卷，显得年轻了好几岁。崔德厚穿了一身藏蓝色的中山装，是去年过生日刘桂兰给他买的，他一直舍不得穿，今天才拿出来。
看到儿子一家三口走过来，刘桂兰的眼泪就下来了。她迎上去，一把抱住孙子，亲了又亲，嘴里念叨着：“念念，奶奶的念念，想死奶奶了。”
崔德厚站在旁边，嘿嘿笑着，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回来了？”
崔志强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满是皱纹的脸、微微佝偻的脊背，鼻子一酸，伸手抱住了父亲。父子俩拥抱着，谁都没说话。
崔志芳也来了，带着她的丈夫和一岁半的女儿。两个小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刘桂兰和陈敏在厨房里忙活，崔志芳帮着打下手，三个女人一边做饭一边聊天，笑声一阵一阵地传出来。
崔德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怀里抱着孙子念念，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崔志强搬了把椅子坐在父亲旁边，父子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爸，你腰还疼不疼？”崔志强问。
“不疼了不疼了，早就好了。”崔德厚说。
“你别骗我，我给你带了几盒膏药，你贴上试试，管用的话我再寄。”
“行行行，贴上贴上。”
沉默了一会儿，崔志强说：“爸，我上个月在石门做了台手术，你猜病人是谁？”
崔德厚想了想：“谁？”
“周建国，孙美玲的丈夫。”
崔德厚的眼皮跳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哦了一声，没说话。
“孙美玲在手术室门口给我跪下了。”崔志强说，“她以为她爱人得这个病是天在报应她。”
崔德厚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说：“那个人就是嘴不好，心眼其实不坏。她能来看你，说明她心里有愧。你别记恨她。”
崔志强看着父亲，忽然笑了：“爸，我没记恨她。当年的事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崔德厚点了点头，拍了拍儿子的手背，说：“那就好。做人啊，记恩不记仇，记好不记歹。你记别人的好，你心里就暖和；你记别人的歹，你心里就冷。爸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这点体会，你记住了。”
崔志强用力点了点头，把父亲的手攥在手心里。那双手粗糙、坚硬、布满老茧和裂口，是一双扛过水泥、搬过砖头、修过机器的手，是一双撑起了一个家的手。
他忽然想到一句话，是他大学时在一本书上读到的：善良是这个世界上最硬的东西，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暖的东西。
他看了看怀里的儿子念念，又看了看身边的父亲德厚，再看了看厨房里忙碌的母亲和妻子，院子里跑来跑去的妹妹和侄女，心里涌上一股满满的、暖暖的感觉。
刘桂兰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从厨房出来，在院子里喊：“吃饭了！都进来吃饭了！”
崔德厚抱着念念站起来，崔志强接过儿子，一家老小说说笑笑地进了屋。
屋里暖气烧得正旺，窗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雾。桌上摆了满满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饺子，热气蒸腾，香味扑鼻。刘桂兰招呼大家坐下，自己最后才坐下来，端起酒杯，说：“来，过年了，咱一家人喝一杯。”
大家举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崔志强喝了一口酒，看着对面父亲慈祥的脸、母亲红红的眼眶、妹妹开心的笑容、妻子温柔的侧脸、儿子咿咿呀呀的叫声，忽然觉得，这就是他这辈子最想要的画面。
窗外，华北平原的冬天依然是干冷干冷的，风像刀子一样割人脸。但屋里暖融融的，像一个被棉花包裹的春天。
崔德厚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满嘴都是韭菜鸡蛋的香味。他眯起眼睛，脸上露出那种标志性的、憨厚的、满足的笑容。
他想，这辈子值了。
十四
那年夏天，崔德厚在院子里种了一排丝瓜，丝瓜藤沿着墙根往上爬，绿油油的叶子铺了半面墙。
刘桂兰坐在院子里择菜，阳光透过丝瓜叶洒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
崔德厚蹲在一旁修收音机，一台老掉牙的熊猫牌收音机，他修了不知多少回了，总是舍不得扔。
收音机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正在播天气预报：“华北地区未来三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三十二度……”
崔德厚拧了拧旋钮，换了台，换到一个唱戏的频道，正好在放《花为媒》。他一边修收音机一边跟着哼，五音不全的，哼得像驴叫。
刘桂兰忍不住笑出声来：“别哼了，难听死了。”
崔德厚嘿嘿一笑，继续哼。
刘桂兰把择好的韭菜放进盆里，站起来，看着院子里的丝瓜、篱笆、老槐树、晾衣绳上的尿布和工装，忽然觉得这些年来，日子虽然苦了点，但也没白过。
她想起一个词：苦尽甘来。
她走到崔德厚身边，蹲下来，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在收音机里拨弄着，忽然说：“他爸，你还记得王德胜家的鸡吗？”
崔德厚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来，嘿嘿笑了：“记得，六只鸡，全死了，鸡瘟。”
“那会儿你可受了不少委屈。”刘桂兰说，“被他打了一巴掌，还在胡同里骂了你半个多月。”
崔德厚把收音机翻了个面，拧开一颗螺丝，说：“后来他不是跪下来给我道歉了吗？”
刘桂兰哼了一声：“道歉有啥用？一巴掌白挨了。”
崔德厚抬起头，看着刘桂兰的眼睛，认真地说：“桂兰，你听我说。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王德胜是冤枉了我，可他后来知道自己错了，跪下来给我认错，这还不够？你非得让他以命抵命才算完？”
刘桂兰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想反驳，但发现自己无话可说。
她看着丈夫那张被岁月打磨得粗糙的脸，忽然问了一句：“德厚，你跟我说实话，你这辈子吃了那么多亏，后悔不后悔？”
崔德厚放下螺丝刀，想了想，说：“后悔啥？我没偷没抢没坑人没骗人，我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我把儿子供上了大学，女儿也嫁了好人家，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他顿了顿，又说：“要说后悔，就后悔当年在火车站扛大包的时候没戴护腰，把腰弄坏了。别的，不后悔。”
刘桂兰的眼泪一下子涌了上来。
她伸手擦掉眼泪，嗔怪道：“你这人，一辈子都不会说句好听的话。”
崔德厚嘿嘿一笑，把修好的收音机打开，里面传出清晰的唱腔：“花为媒，媒是花……”
他跟着哼起来，这次唱得更难听了。
刘桂兰破涕为笑，拿起菜盆子进了厨房。她走到厨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崔德厚，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亮闪闪的。
她想，这个人这辈子没说过一句“我爱你”，可他的一辈子，都在说“我养你”。
这就够了。
（全文完）
高拥军简历
高拥军,诗人，作家，高级催眠疗愈师。
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
散文集《美丽的回忆》，书信体散文集《羽高家书》，游记散文集《足行山河》，词集《虚怀若谷》，心理学文集《幽谷寻光》及科普集《龟舟搏楫》等十余部书藉。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