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水情（13-14）
作者/池征遥
第十三章 水知道答案
金冲的自然风光很美。进入盛夏，田间地头的野花如繁星一般地开了，紫的白的黄的，在风里轻轻摇晃。戴家洲蹲在田边，看着青苗，心里盘算着今年的收成。
从巢县搬来已经三月，队长章正海是池正琴的堂哥，给他安排了棉花种植任务，这是他的长项，在湾戴时他就是种植能手。除此之外，还让他承担守护青苗的任务，兼管全村河、坝、渠、塘、沟、井等水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东坡上那片果林和村里的绿化也都归他管理。生活渐渐有了轮廓。
三间土墙红瓦房，是岳父当年盖的，虽然旧了些，但结实。后来，他又在东墙头搭接了一间新房，看起来一模一样，更显气派了。
村外的泉井，水很甜，池正琴总说：“这水比来安城里的自来水好喝。”
戴家洲却常常想起屯仓水库的水——清冽，带着山泉的甜，更重要的是，那是被驯服的水，是能灌溉万亩良田的水。
“想什么呢？”池正琴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针线活——她在给彩虹缝肚兜。红色的布，上面绣着黄色的鸭子，虽然针脚有些粗糙，但很用心。
“想水。”戴家洲老实说。
池正琴笑了：“你呀，魂都被水勾走了。”
她说得对。戴家洲的魂，确实有一大半还系在水上。白天，他在生产队管棉花，看庄稼；晚上，就着煤油灯看水利书。朱遐亮的笔记已经被他翻得起了毛边，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有些问题他不懂，就记下来，等有机会问人。
机会来得突然。
六六年秋后，他去屯仑水库看老朋友宋发明。两人坐在三段工棚里喝茶，聊起这些年的经历。宋发明听说他在水口种地，直拍大腿：“浪费！太浪费了！你这一身本事，该用在正道上。”
正说着，电话响了。宋发明接起来，是屯仓水库的娄书记——原来是县委副书记下放到水库的，曾是岳父池广山的领导也是同事。宋发明在电话里说了戴家洲的情况，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让他接电话。”
戴家洲接过话筒，心在狂跳。
“是小戴吗？”娄书记的声音很浑厚，“听说你在水口？现在全县十几座水库同时开工，缺技术员。你来大港水库怎么样？”
大港水库。戴家洲知道那个地方——前期工作是他配合朱遐亮完成的。
“我……”他犹豫了。那里离金冲很远，家里怎么办？池正琴一个人带孩子，还要照顾两个弟弟。
“你放心，”娄书记好像知道他的顾虑，“你的身份按‘亦工亦农’算，单位有事来上班，没事就回家。工资照发，不耽误你种地。”
亦工亦农。这个身份很特别——不是正式工人，也不是纯粹农民，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对戴家洲来说，没啥，他和池正琴辞职时就是正式工。只要能接触水利工程，只要能继续学技术，他可以从头再来。
他回家把娄书记的话告诉池正琴，她正在灶前烧火，闻言抬起头，脸上被火光映得红红的：“大港水库？很远呀？”
“约有三十多里。”
“娄叔叔的话可信，你放心去吧。”池正琴熟知娄书记，就连他家的高阿姨也很了解。他们把她看作自己的孩子。“家里有我。”池正琴的态度明朗，坚决果断。
没有多余的话，没有抱怨，没有拖后腿。这就是池正琴——直来直去，说一不二。戴家洲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走过去，蹲在她身边：“那样就辛苦你了。”
“辛苦什么。”池正琴往灶里添了把柴，“你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我高兴。”
就这样，戴家洲开始了“亦工亦农”的生活。每周有几天在大港水库，测量放样，监督施工；剩下的时间回家，种地、管棉花、帮池正琴做家务。
大港水库的工程很紧张。三个乡的民工上千人，工地上红旗招展，号子震天。戴家洲和赵家声搭档，一个负责测量，一个负责施工。赵家声是科班出身，中专毕业，但对戴家洲这个“土技术员”很尊重——因为他发现，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实践经验丰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很强。
“戴工，”赵家声常这样叫他，“这段边坡你看怎么处理？”
戴家洲会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搓一搓，看看含水率，再看看地质情况，然后给出建议：“这儿土质松，边坡要放缓，一比二比较稳妥。”
他的建议往往很管用。工人们也服他——因为他不仅会说，还会做。砌墙、铺石、浇混凝土，他样样上手，手上磨出的茧比老工人还厚。也就是从那时起，“戴工”这个称谓成了戴家洲的代名词。
有一天，他从大港水库回家，路过红丰水库。听说那里缺技术员，心里一动——红丰水库离家只有三四里，比大港近多了。
回去跟池正琴商量，她正在教两个弟弟写作业，头也不抬：“近了好，能照顾上家。”
“可是……”戴家洲犹豫，“红丰是水利局直管的，调过去可能没那么容易。”
“试试呗。”池正琴说，“不成再说。”
试试。这两个字成了戴家洲人生的信条。从巢县到来安，从二段到水口，从大港到红丰，他一直在“试试”。而每一次试试，都把他往前推了一步。
他去水利局，找人，托关系。调令下来了，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来到红丰水库。这是中型水库，总库容一千四百六十万立方，灌溉面积两万六千亩。这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起点。
林光乾是红丰水库的技术负责人，科班出身，经验丰富。戴家洲给他当助手，从头学起。林工很严格，但教得很仔细。涵洞怎么设计，闸门怎么安装，坝体怎么碾压，一样样手把手地教。
“坝高一厘米，库容就多几千方；边坡陡一度，滑坡风险就大一分。咱们手里握着的是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戴家洲把这些话一直记在心里。
几年下来，他攒了上百本水利专业书，堆在墙角，像一座小小的山。
池正琴有时会抱怨：“家里本来就小，你还弄这么多书占地方。”
戴家洲总是笑笑：“书中自有黄金屋。”
“黄金屋没看见，灰倒是一层。”池正琴嘴上这么说，却从未动过他的书。不仅不动，还会帮他整理，用旧报纸包上书皮，写上书名，整整齐齐地码好。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平淡，琐碎，但踏实。戴家洲在水库和家之间往返，池正琴在家和学校之间忙碌。
自从他调到红丰水库，家人成了那里的常客。在石榴山采过石子，在家门口扛过标尺。
后来正途应征入伍去了上海，正遥应招进了西藏。
继长女戴彩虹之后，又有了长子戴永安、次子戴永锋。
日子像红丰水库的水，平静地流淌。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那场特大洪水。
雨是从七月十号开始下的，一下就是三天三夜。戴家洲站在水库管理处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幕，心里越来越沉。
红丰水库的设计标准是五十年一遇，但这场雨，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水位不断上涨，逼近坝顶。更糟糕的是，放水涵洞的闸门失灵了——设计时用闸门代替泄洪，现在打不开。
如果水位继续上涨，漫过坝顶，大坝就可能溃决。下游四个乡镇，几万人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
市、县领导都赶到了现场，成立抢险指挥部。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人人脸色凝重。
“必须立即开启闸门泄洪！”
“怎么开？启闭机都摇不动！”
“派人下去看看？”
“水下情况不明，太危险……”
争论不休。戴家洲坐在角落，没有说话。他在想，在想那个涵洞的结构，在想闸门可能卡住的原因。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去年巡查时，他看见有几个小孩在坝坡上玩，往启闭台后面扔石头。
“我可能知道原因。”他站起来，声音不大，但会议室立刻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
“启闭台是开敞式的，”戴家洲走到黑板前，画了个简图，“坝坡护坡石很容易滚到闸门后面的槽里。我怀疑，是石头卡住了闸门和胸墙之间的缝隙。”
“有道理。”林工点头，“但怎么证实？怎么解决？”
“派人下去。”戴家洲说，“我下去。”
会议室里响起吸气声。外面暴雨如注，水库水位还在上涨，这时候下水，无异于玩命。
“我跟你一起。”一个声音响起，是水库工人徐玉道，“我水性好。”
没有时间犹豫。指挥部同意了方案。两人腰上系好保险绳，戴上简易的潜水镜，在众人注视下，一步一步走向汹涌的水面。
水很凉，刺骨。戴家洲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水下能见度很低，他只能凭记忆和触觉摸索。果然，在闸门背后，他摸到了两块大石头，死死地卡在闸门和胸墙之间。
他浮出水面，向岸上打手势。绳子放下来，系住石头。水下用撬棍撬，岸上用力拉。一次，两次……石头终于松动了。
当闸门缓缓开启，洪水奔腾而出时，岸上爆发出欢呼声。戴家洲被拉上岸，浑身发抖，站都站不稳。徐玉道扶住他：“戴工，你没事吧？”
戴家洲摇摇头，想说“没事”，却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时，已经在医院。池正琴守在床边，眼睛肿得像桃子。
“你吓死我了……”她握着他的手，眼泪掉下来。
戴家洲想笑，却扯不动嘴角。腰部传来剧痛，像被撕裂了一样。
诊断结果很快出来：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是水下用力过猛导致的。
住院两个多月，效果不佳。出院时，医生叮嘱：“不能再干重活了，否则可能瘫痪。”
瘫痪。这个词像一记重锤，砸在戴家洲心上。他才三十四岁，正是干事业的年纪。如果不能干水利，他还能干什么？
回到家，他躺在床上，看着房顶发呆。池正琴端来药，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
“家洲，”她轻声说，“咱们不干水利了，行吗？种地也能活。”
戴家洲没说话。他想起红丰水库泄洪时的轰鸣，想起下游百姓感激的眼神，想起自己摸着石头时的感觉——那种“我能解决问题”的感觉。
“我不想放弃。”他说。
池正琴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我就知道。”
她知道他。知道他对水利的执念，知道他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脾气，知道他的倔强和奋不顾身的勇气。所以她不再劝，只是更细心地照顾他，帮他做康复训练，帮他找偏方，找大夫。
一九七五年，他被评定为因工伤残，二等乙级。拿着伤残证，他心里五味杂陈。这证明了他的付出，也宣告了他的局限。
但他没有停下。不能干重活，就干轻活；不能跑工地，就画图纸。
领导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将他调到了县水利局工程股，做设计工作，他同意了。
工程股是水利局的技术核心，这里的人大多是大专院校毕业的科班生。戴家洲这个“土工程师”进来，起初并不被看好。
“听说你只有小学文化？”有人质问。
“嗯。”
“那你怎么做设计？”
“靠自学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戴家洲说得很平静。
他确实在自学。高等数学，结构力学，水工钢筋混凝土……这些大学课程，他一门门地啃。不懂就问，问同事，问书本，问一切能问的人。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堆满了书和图纸，下班最晚的往往是他。
渐渐地，同事们发现，这个“土工程师”不简单。他设计的涵洞既经济又实用，他计算的土方量准确无误，他处理的工程问题总是切中要害。
“戴工，这个闸室配筋你帮看看？”
戴家洲会戴上眼镜——眼睛也不行了，看书看得近视了——仔细看图纸，然后指出问题：“这儿受力复杂，钢筋要加密。还有这儿，锚固长度不够。”
他的建议总是很中肯。不仅中肯，还能说出道理，引用规范，让人信服。
一九七六年，机会再次降临。水利局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了戴家洲。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填表，体检，政审……一切顺利。他几乎已经看见自己坐在大学教室里的样子。可是在面试环节，带生的老师看了他的眼睛——左眼的翳子在光线下很明显，视力只有0.2。
“你的眼睛……”老师犹豫。
“不影响学习。”戴家洲急忙说，“我看书戴眼镜就行。”
但老师还是摇头：“建筑系对视力要求高，抱歉。”
希望再一次破灭。戴家洲站在县委招待所的走廊里，看着外面的雨，觉得心里空了一块。池正琴陪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他们全家去找带生老师，带着花生、糖果，想再争取一次。老师们很客气，但态度明确：不行。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池正琴突然说：“那我去行不行？”
所有人都愣住了。安农的方老师问她：“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民办教师。”
“什么学历？”
“高中。”
方老师想了想，转头问滁州师范的廖老师：“你们师范招不招这样的？”
廖老师问了池正琴几个数学题，她都对答如流。又问了几个教育问题，她也有自己的见解。
“如果你上学，孩子怎么办？”廖老师问。
“我们能安排。”戴家洲抢着说。
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方老师说：“这样，我们破个例。录取通知书推迟三天发，三天之内，你能办妥所有手续，我们就带你走。”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三天，池正琴跑遍了新安镇、县招生办、教委，办妥了所有手续。戴家洲则忙着安排三个孩子——小虹送巢县奶奶家，小锋送水口外婆家，小安……小安没人带，发电报让妹妹来接，但来不及了。
最后一天，戴家洲去水口给池正琴迁户口，却遇到了麻烦——大队贫宣队不同意，说她是“走后门”，又说她家欠生产队口粮钱。
第四天，录取通知书发了。池正琴的办妥了，戴家洲的却因为户口问题搁浅。老师们很遗憾：“小戴，你这次就算了。让小池去吧。”
就这样，戴家洲留了下来，池正琴去了滁州师范。
送她上车那天，车站人很多。池正琴穿着新做的蓝布衣裳，背着书包，眼睛红红的。
“在家好好的。”她说。
“你也是。”戴家洲把一包煮鸡蛋塞进她包里，“好好学习。”
车开了，池正琴从车窗探出身，不停地挥手。戴家洲看着她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视线里。
回到家，空荡荡的。小安跑过来抱着他的腿：“爸爸，妈妈呢？”
“妈妈上学去了。”戴家洲抱起儿子，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一个人的日子很难。每月三十多块钱工资，要给池正琴寄五六块，剩下的要养活一家四口。
他学会了精打细算，学会了缝补衣裳，学会了给儿子做饭。
白天上班，他骑自行车下乡，跑工地。腰部有伤，不能久坐，他就站着画图，靠着墙计算。晚上回家，要给小安洗澡，讲故事，哄睡觉。等儿子睡了，他才能坐下来，看一会儿书。
日子像拉紧的弦，一刻不敢松。但他不觉得苦。因为他知道，池正琴在那边也在努力；因为他知道，三个孩子在三个地方都在长大；因为他知道，自己手里的每一张图纸，都可能变成一座坝，一道闸，一条渠。
一九七八年，池正琴毕业了，分配到县经委工作。孩子们陆续接回来，全家团聚。租了一间小屋，虽然挤，但热闹。晚上，一家人围在灯下，小虹写作业，小安玩积木，小锋趴在戴家洲腿上听故事，池正琴在旁边织毛衣。
“家洲，”有一天晚上，池正琴突然说，“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当年让我去上学。”池正琴放下毛衣，看着他，“如果不是你支持，我这辈子可能就是个民办教师。”
戴家洲笑了：“你也支持了我啊。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放弃水利了。”
他俩相视而笑。笑容里有太多东西——有岁月的痕迹，有互相的扶持，有共同走过的路。
一九八O年，政策落实。水利系统组织技术人员考试，戴家洲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从“亦工亦农”到转为技术工人，再到转为正式干部，他走了十四年。
十四年。多少汗水，多少不眠之夜，多少放弃与坚持。
他把任命书拿回家，池正琴看了，眼圈红了：“终于……终于等到了。”
三个孩子围过来，争着看。小虹已经上初中了，懂事地说：“爸爸真厉害。”
戴家洲摸摸女儿的头，心里感慨万千。他想起凤凰河边放牛的自己，想起烔炀技中考试的自己，想起屯仓水库扛尺的自己，想起红丰水库潜水的自己。
一路走来，像水一样。遇山绕行，遇坎跌落，但始终向前，不曾停歇。
而此刻，他流到了这里——一个技术干部，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水知道答案。答案不在源头，不在终点，而在流淌的过程里。在每一个转弯处，在每一次跌落时，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窗外，来安城的灯火次第亮起。远处隐约传来红丰水库泄洪的声音——那是他参与设计的新闸门，在试运行。
声音低沉，浑厚，像大地的脉搏。
戴家洲闭上眼睛，听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对池正琴说：“明天我去陶港水库，那里大坝出现漏洞，得去看看。”
池正琴点头：“去吧。家里有我。”
还是那句话。十四年前她这样说，十四年后她还这样说。
而他也还是那个戴家洲——哪里有水的问题，就去哪里。
因为他是治水人。他的命，系在水上。
第十四章 水的分量
办公室的窗台上，一盆仙人掌在晨光中挺着倔强的绿。
戴家洲坐在绘图板前，铅笔悬在半空，迟迟没有落下。他在算一道边坡稳定验算，数字在草稿纸上列了半页，但最后一个系数怎么也取不准。
腰椎隐隐作痛，他往后靠了靠，让椅背抵住那个该死的突出部位。医生上个月还警告他：“戴工，你这腰不能再久坐了，得动手术。”他笑着摇头：“等陶港水库的除险加固做完。”
陶港水库是他心里的一根刺。一九八三年春天的那场抢险，竖井里冰冷的水柱仿佛还打在背上。四个漏洞虽然灌浆堵住了，但大坝的安全隐患就像潜伏的病灶，不根治早晚要出事。
“戴工，”年轻人小陈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摞图纸，“杨郢乡送来的补充勘测数据。”
戴家洲接过图纸摊开。杨郢的山形水势在等高线上起伏，像大地沉睡的呼吸。他的手指沿着坝轴线缓缓移动，在曾经出现漏洞的位置停了下来。
“这里，”他用红笔画了个圈，“地质雷达探测显示，坝体内部有松散层，得做防渗墙。”
“那造价就上去了。”小陈小声说，“县里今年的水利经费……”
“我知道。”戴家洲打断他，“但如果不做，下次汛期再来，就不是四个漏洞的问题了。”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全县水系图前。如星罗棋布的一百一十四座水库，每一座都牵着下游的村庄、农田、生命。这五年，他跑了其中七十三座，有的去过不止一次。红丰的闸门，屯仓的渠道，大港的溢洪道……每一处都刻在他的记忆里，比等高线还清晰。
小陈默默退出去，轻轻带上门。戴家洲重新坐回绘图板前，拿起计算尺。这把尺子跟了他二十年，木制的尺身被手汗浸润出温润的光泽。他想起一九六三年在张山，朱遐亮第一次教他用计算尺的情景——“这个叫‘滑尺’，拉过来，推过去，数字就出来了。”
那时的他只觉得神奇。现在他明白了，这把尺子量度的不仅是数字，是坝高、库容、泄流量，更是责任，是千万人安睡的夜晚，是秋天沉甸甸的稻穗。
算到中午，食堂开饭的铃声传来。戴家洲放下笔，揉了揉眼睛。左眼的翳子在强光下又开始模糊，他戴上眼镜——四百五十度，还是去年配的，今年又不够用了。
食堂里，工程股的同事坐在一起。老李正在讲昨晚的电视剧，年轻人插科打诨。戴家洲打了份青菜豆腐，找个角落坐下。
“戴工，怎么又吃这么素？”管财务的小张凑过来，“池老师昨天不是炖了鸡汤吗？”
“中午简单点，晚上回去吃。”戴家洲笑笑。其实池正琴最近忙，在县经委搞企业改制，经常加班。三个孩子，小虹上高中，小安初中，小锋小学，个个都要人操心。
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值班员接起来，脸色一变：“戴工，找你的。半塔水库，涵洞漏水。”
戴家洲放下筷子，抹了抹嘴就往外走。小陈追上来：“我跟你去。”
“你把陶港的图纸收好，明天要上会。”戴家洲头也不回，“半塔我自己去。”
半塔水库在县城西北，三十公里，路不好走。戴家洲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出了城，上了土路。腰疼得厉害，他下车推着走了一段。路两边是刚抽穗的稻田，绿浪翻滚，风里有青涩的香气。
他想起来安这些年，最大的成就是看着这些旱地变成水田。一九六一年他刚来时，水稻亩产不到两百斤，现在普遍过了八百。水，真是土地的血液。
到半塔已是下午三点。水库管理所的老王在坝上等着，急得团团转：“戴工，你可来了！涵洞出口涌浑水，肯定是管身破了！”
戴家洲没说话，先去看现场。涵洞出口果然在涌水，带着泥沙，水量不大，但持续不断。他蹲下来，用手接了捧水，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有土腥味，还有隐约的腐烂植物气味。
“最近水位变化大吗？”
“不大，一直在正常蓄水位。”
“那就不是内外水压差造成的。”戴家洲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去进口看看。”
进口在坝的另一头，竖井深十米。戴家洲系好安全绳，一步一步往下爬。腰疼得像要断掉，他咬紧牙关，额头上冒出冷汗。
井底昏暗，手电筒的光束里，涵洞管壁果然有一道纵向裂缝，长约一米，正在渗水。裂缝位置很特别——正好在回填土与基岩交界处。
“沉降不均。”戴家洲心里有了判断。当年施工时，这段基础处理可能没到位，几十年沉降下来，混凝土管被拉裂了。
爬上地面时，天已经擦黑。老王递过来一杯热茶：“怎么样？能堵吗？”
“能，但得彻底。”戴家洲啜了口茶，暖流顺着喉咙下去，稍微驱散了寒意，“要在上游做围堰，抽干这段涵洞，从里面修补。现在汛期过了，正是时候。”
“那得多少钱？”
“我回去做预算。”戴家洲看看天色，“今晚住你这儿，明天一早把方案弄出来。”
老王家的客房很简陋，一张木板床，一床旧棉被。戴家洲趴在床上，就着昏黄的灯光画草图。腰疼得受不了，他就站起来画，图纸贴在墙上，铅笔在等高线间游走。
夜深了，外面传来蛙鸣虫唱。戴家洲忽然想起一九八一年在无锡开会的那个晚上。全国水利统计理论研讨会，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发言者。论文宣读完后，有位老教授问他：“戴工，你的数据为什么这么准？”
他回答：“因为每一个数字，都是我拿脚量出来的。”
是啊，拿脚量出来的。他走过了来安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每个地方，每座水库的高程，每条渠道的坡度，每个村庄的田亩数，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比图纸还清晰。
画完草图，他躺下来，却睡不着。腰疼，心里也搁着事——明天是九月八日，他入党的日子。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支部大会通过他的入党申请时，他哭了。四十四岁，写了四次申请书，等了十二年。
池正琴当时说：“你这个人啊，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是啊，认准的事。认准了水利，认准了池正琴，认准了要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人。
第二天回到局里，戴家洲连夜赶出半塔水库的维修方案。造价五万元，需要局长签字。他拿着方案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一下。
局长是技术干部出身，懂行，但也务实。五万元在当年不是小数目，全县等着钱的水利工程排着队。
“进来。”听到局长声音，戴家洲推门进屋，把方案放在桌上。局长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看，眉头渐渐皱紧。
“一定要这么多？”
“嗯。”戴家洲指着图纸，“涵洞管身裂缝，不彻底修，下次可能就是溃口。半塔下游三个村，一千多口人。”
局长沉默了很久，手指在桌面上敲着。咚，咚，咚，像心跳。
“戴工，”他终于开口，“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但县里经费紧张，你也清楚。这样，你先做，钱我想办法。”
“谢谢局长。”
“别谢我。要谢，就谢你这份责任心。全县的水库，数你跑得最勤，情况最熟。有你盯着，我睡觉踏实些。”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戴家洲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这份信任，比图纸还沉。
接下来，半塔的围堰施工，陶港的防渗墙设计，红丰的闸门更新，还有全县小水库的普查，他要一座一座走到，查看，记录。
池正琴看他又黑又瘦，心疼得直掉眼泪：“你不要命了？”
“要，怎么不要。”戴家洲笑着哄她，“等这批工程做完，我就歇歇。”
“你十年前就这么说。”
是啊，十年前，二十年前，他总说“等……就歇歇”。可水利这一行，哪有歇的时候？汛期防汛，旱期抗旱，平时维修加固，一年四季就没有歇脚。
一九八五年春天，他的腰终于撑不住了。
那天在杨郢乡，他爬上一个陡坡去看新建的溢洪道，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下去。腰际传来“咔嚓”一声，剧痛瞬间席卷全身。
醒来时，已经在医院。池正琴守在床边，眼睛又红又肿。
“医生怎么说？”他问，声音沙哑。
“腰椎间盘突出加重，压迫神经，得手术。”池正琴握着他的手，“家洲，这次听医生的，好不好？”
戴家洲看着天花板，很久没说话。窗外有麻雀在叫，叽叽喳喳，生机勃勃。他想，春天来了，春灌要开始了，那些水库的闸门该开了，渠道该清淤了……
“等我安排一下工作。”他说。
手术在南京军区总院做。局里派了小陈来护理，小伙子很细心，端茶倒水，读报纸，还帮他按摩麻木的腿。
住院部的窗外有棵梧桐树，叶子刚长出来，嫩绿嫩绿的。戴家洲躺在床上，看着那些叶子在风里摇晃，忽然想起凤凰河边的柳树。十一岁那年春天，柳枝也是这么嫩，这么绿，他趴在牛背上念“春天来了，田野绿了……”
四十年了。从牛背到病床，从巢湖到来安，这一路，像一场长长的梦。
手术很成功，但恢复很慢。医生说他至少要卧床三个月。三个月，九十天，对一个习惯了奔忙的人来说，比九年还难熬。
池正琴请了假来南京陪他。每天扶他下床活动，帮他做康复训练。夜里，两人挤在窄窄的病床上，说悄悄话。
“家洲，等你好了，咱们出去旅游吧。”池正琴说，“去黄山，去杭州，你答应过我。”
“好。”
“还要照张全家福。小虹说要穿一样的衣服。”
“好。”
“还有，你以后别这么拼了。孩子们都大了，咱们也该为自己活几年。”
戴家洲没说话，只是握紧了她的手。为自己活几年——这话池正琴说过很多次，他也答应过很多次。可每次电话铃响，每次汛情传来，他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出去。
有些东西长在骨子里，改不了。
住院期间，来看他的人很多。局里的同事，水库的老乡，甚至杨郢乡的村民——几个老汉拎着土鸡蛋，坐了四个小时车，就为看他一眼。
“戴工，你好好的。”最老的那个握着他的手，手像树皮一样粗糙，“咱们杨郢的田，全靠你修的水库。你是个好人，老天爷会保佑你。”
戴家洲眼睛湿了。他想说，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些朴素的感激，是他一生最重的勋章。
出院那天，南京下着小雨。池正琴撑伞扶他上车，行李里除了衣服，还有一大摞信——住院期间，各地水库管理所写来的，汇报工作，也问候他。
车开起来，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划出弧线。戴家洲看着窗外的城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他想，来安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些水库，那些渠道，那些他亲手参与建设的工程，在雨里应该别有一番景象。
回到家，三个孩子都在，很懂事了，给他端茶倒水。
“爸，你好点了吗？”小虹问。
“好多了。”戴家洲摸摸女儿的头，“你们呢？学习怎么样？”
“都好。”小虹拿出一张奖状，是数学竞赛嘉奖。
戴家洲接过奖状，手指在那行金字上摩挲。他想起自己十一岁时，在祠堂里背不出《千字文》的窘迫。现在，女儿比自己当年强，倍感欣慰。
时代真的不一样了。但有些东西没变——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对“争气”的执着。
卧床的日子，他也没闲着。让小陈把图纸和资料搬到家里，趴在床上看，趴在床上画。陶港水库的防渗墙设计还没完，半塔的维修要验收，还有新一年的水利规划……
池正琴气得直跺脚：“医生说了要静养！”
“我看图纸就是静养。”戴家洲耍赖。
其实他知道，自己静不下来。水利是他的命，图纸是他的药。看着那些线条和数字，腰好像都不那么疼了。
三个月后，他能下地走动了。第一件事就是去局里。局长看见他，又惊又气：“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多休息吗？”
“躺不住了。”戴家洲说，“陶港的防渗墙该招标了，我得去看看。”
局长看着他，看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你啊，真是头犟驴。”
犟驴就犟驴吧。戴家洲想，做水利的，没点犟劲不行。水那么柔，却能穿石；坝那么刚，却能拦水。刚柔之间，全是学问。
接下来的几年，他慢了下来，但没停下。腰不好，不能跑远路，就在局里做设计，带徒弟。小陈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还有几个年轻人，都愿意跟他学。
“戴工，”小陈常问，“您没上过大学，怎么懂这么多？”
戴家洲就笑：“大学在书里，更在脚下。你多跑跑工地，多问问工人，比在教室里学得实在。”
他确实这么教徒弟的。图纸要画，但更要会看现场；计算要准，但更要懂实际。有一次，一个年轻人设计的渡槽支架太复杂，造价高，施工难。戴家洲看了，摇摇头：“返工。水利工程不是摆样子，要经济实用，让老百姓用得起、用得好。”
年轻人不服气：“可是力学计算……”
“力学计算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戴家洲耐心解释，“你得考虑材料能不能买到，工人会不会做，以后怎么维修。咱们搞水利的，手里过的都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血汗，一分一厘都要用在刀刃上。”
这话，他常说，常想。刚到二段时，秦为廉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说“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二十多年过去了，这话还在耳边。
一九八七年冬天，来安下了场大雪。
戴家洲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雪花纷纷扬扬。院子里的老树，枝丫上积了厚厚一层白，像开了满树的花。
他想起，池正琴当年拎着网兜进他办公室的情景。那时她还是个姑娘，充满青春活力。现在，她也老了，头发白了，皱纹深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电话铃响，是红丰水库打来的。新闸门运行正常，这个冬春蓄水没问题。
戴家洲放下电话，走到图纸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他的工作笔记，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一年一本，牛皮纸封面，边角都磨毛了。
他抽出最早的那本，翻开。“今天开始在水库上班。坝很高，土很重，但我心里踏实。”
字迹稚嫩，但一笔一画，很认真。他笑了，笑着笑着，眼中有了泪花。
二十六年了。从扛尺的民工到正式工，从“亦工亦农”到国家干部，从单身一人到三个孩子的父亲。这一路，像一场长长的跋涉，有上坡有下坡，有晴天有雨天，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
窗外，雪还在下。来安大地一片洁白，像一张巨大的图纸，等着春天来描绘新的等高线。
戴家洲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然后拿起铅笔，摊开今天的图纸——是汊河镇的新排灌站设计，明年开春要开工。
铅笔落在纸上，沙沙作响。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雪天里，像种子破土的声音。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