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水情（3-4）
作者/池征遥
第三章 断炊的春天
1953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迟。
农历二月了，凤凰河边的柳枝才冒出些鹅黄的芽，稀稀拉拉的，像营养不良的孩子。戴家的米缸在春分那天见了底——不是第一次，但这次特别彻底，母亲用葫芦瓢刮了又刮，只刮出些沾着缸壁的碎米屑。
“又要断炊了。”
父亲说这话时，正坐在堂屋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映着他瘦削的侧脸。他教书的周杨小学停了课，说是“整顿”，这一整顿，三斗米的月俸就没了着落。
戴家洲蹲在灶下，听母亲和父亲低声说话。
“小许村那边……还能借点么？”
“上月借的两升还没还。”
“那……老姑家？”
“老姑家也难。”
灶膛里的火熄了，戴家洲没再添柴。他盯着最后一点炭火由红转灰，忽然站起来，从墙角拿起鱼篓。
“我去河汊子看看。”
母亲抬头：“这么冷的天……”
“冷才好，鱼往深水处聚。”戴家洲已经走到门口，想了想又折回来，从墙上取下那盏破马灯——玻璃罩裂了道缝，用桐油纸糊着。
凤凰河在夜色里是墨黑色的，九个河湾隐在黑暗中，只有水声。戴家洲赤脚踩进浅滩，二月的河水像刀子。他咬着牙，一步步往河汊深处走。
葫芦潭，这是凤凰河最深的一处河湾。老辈人说，潭底通着巢湖，有鲤鱼精。戴家洲不信这些，他只知道，春天青黄不接时，这潭里的鲫鱼能救命。
他在潭边生了堆小火，不是为了取暖——火光会吸引小鱼。马灯放在石头上，昏黄的光晕只照亮脚下方寸。他挽起裤腿，慢慢走进潭边浅水。
鱼篓张开口，静静沉在水底。戴家洲从怀里掏出半块麸饼，掰碎了撒在篓口周围。这是母亲去年秋天攒下的麦麸做的，硬得像石头，要用水泡软了才能吃。
等了约莫一炷香工夫，水面开始有细小的波纹。戴家洲屏住呼吸，手缓缓探入水中，触到鱼篓冰冷的竹条。
猛地一提！
水花四溅。篓子沉甸甸的，在火光里闪着鳞光。三条鲫鱼，都有巴掌大，还有几只青虾在蹦跳。
戴家洲长长吐出一口气。他把鱼倒进随身带的瓦罐，重新下篓。夜还长，得多弄点，明天才能有东西下锅。
第二篓提上来时，他听见岸边有脚步声。
是父亲。他披着件旧棉袄，手里提着小马扎，默默在火堆旁坐下。
父子俩谁也没说话。戴家洲继续下篓、提篓，父亲就着火光看他。火光在父亲脸上跳动，那些皱纹显得更深了。
第三篓只有些小杂鱼。戴家洲正要倒回河里，父亲开口了：“留着吧，炸酥了也能吃。”
声音很轻，在夜风里几乎听不见。
戴家洲手顿了顿，还是把小鱼倒进了瓦罐。
“家洲。”父亲忽然叫他的大名，不是“洲伢子”。
“嗯？”
“你……恨不恨我？”
戴家洲没抬头，继续摆弄鱼篓。竹篾在手指间发出细微的摩擦声。
“读书的事。”父亲补充道，声音更轻了，“还有……这个家。”
火堆里一根柴“噼啪”爆开，火星溅起来，落在水面上，瞬间就灭了。
戴家洲终于抬起头。火光里，父亲的眼睛很亮，是那种带着愧色的亮。他第一次发现，父亲其实不老——才三十七岁，可背已经有些驼了。
“不恨。”他说，声音出乎意料的平静，“就是……有点着急。”
“急什么？”
“急时间不够。”戴家洲把鱼篓重新沉入水中，“急我认字太慢，急牛老是轮到咱家，急……”
他停住了，没往下说。
急这个家像条破船，到处漏水。急母亲熬白的头发，急妹妹瘦小的脸，急自己十一岁了，还只能在夜里偷偷捕鱼。
父亲沉默了很久。河风吹得火苗忽明忽暗，远处传来狗叫声，是村东头守夜的狗。
“我像你这么大时，”父亲忽然说，“最怕的不是饿肚子。”
戴家洲看向他。
“是怕背书背不出来，被你爷爷打手心。”父亲笑了笑，那笑很苦，“你爷爷说，戴家的子孙，可以不种地，但不能不读书。他送我去黄麓，去南京，把家里最后几块银元缝在我内衣里，说‘好好念，念出个名堂来’。”
“那……您念出名堂了吗？”
父亲摇摇头，看向漆黑的河面：“我把银元输在赌桌上了。”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可戴家洲听出了里面的重量。他想问为什么，想问后来呢，想问爷爷知道吗——但都没问出口。有些事，不问比问更好。
第四篓提上来，是条大鲶鱼，足有两斤重。鲶鱼在篓里扭动，发出“咕咕”的声音。
“好兆头。”父亲说，“鲶鱼钻泥，天要暖了。”
戴家洲把鲶鱼倒进瓦罐，罐子差不多满了。他收起鱼篓，踩灭火堆。火星在黑暗里闪了几下，彻底灭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往回走。马灯的光在田埂上摇晃，照亮一小圈湿漉漉的草叶。
“家洲。”父亲在身后说，“周杨小学怕是开不了了。我打算……回村里，自己教。”
戴家洲脚步没停：“教谁？”
“你想学，我就教你。”
他猛地转过身。马灯举高了，光晕里，父亲的脸显得有些不真实。
“真的？”
“真的。”父亲说，“白天你要放牛，就晚上。在我这，你不用缴米，也不用缴钱。”
戴家洲觉得喉咙发紧。他想说谢谢，想说太好了，想说爸我一定好好学——可最后说出口的却是：“那……家里的地谁种？”
父亲愣了愣，随即笑了。这次的笑真实了些：“我种。不会，就学。你妈能教。”
这个夜晚，戴家洲记了很多年。
不是因为捕到了鱼——后来他捕过更大的鱼，在巢湖，在来河，在来安的无数水库里。也不是因为父亲许诺教他读书——事实上，那个“夜学”只持续了三个月，就因为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他记住的，是回家的路上，父亲接过他手里的瓦罐时，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河里的鱼。有的鱼一辈子在浅滩，有的鱼能游进大江大河。游到哪儿，不全看本事，还得看水往哪儿流。”
“那……水往哪儿流呢？”戴家洲问。
父亲沉默了。马灯的光晃啊晃，晃过田埂边刚返青的麦苗。
“我不知道。”最后父亲说，“但我知道，只要还在游，就比停在原地强。”
那天夜里，戴家洲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鱼。
不是鲫鱼，不是鲶鱼，是那种老人们说的、葫芦潭底通往巢湖的鲤鱼。他逆着水游，游过九个河湾，游过石桥，游过皂角树下的渡口。河水越来越宽，天越来越亮。
醒来时，天还没亮透。
他悄悄起床，走到米缸前——昨晚的鱼，母亲已经收拾好了，腌在陶盆里，够吃几天。缸底还有些碎米，他舀出半碗，又悄悄放回去半把。
灶房里，母亲已经在烧水。见他进来，指了指灶台上的碗：“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碗里是昨晚的鱼汤，热过了，漂着几片野菜叶。
戴家洲捧着碗，热气扑在脸上。他小口小口地喝，汤很鲜，带着河水的清甜。
“今天牛轮到传荣家了。”母亲说，“你去学校吧。”
他点点头，快速喝完汤，抓起书包就往外跑。
晨雾还没散尽，田埂湿漉漉的。他跑得很快，书包拍在背上，“啪嗒啪嗒”，像心跳。
跑到祠堂时，学生们还没来齐。戴传信已经到了，正在擦黑板，见他进来，惊讶地睁大眼：“你今天能来？”
“嗯。”戴家洲在自己位置坐下，掏出课本。
那天的课，他听得格外认真。父亲讲的是《岳阳楼记》，他一句一句跟着念：“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声音在祠堂里回荡，梁上的燕子被惊动了，“叽喳”叫着飞出去。
父亲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看向最后一排的戴家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何解？”
学生们都转过头来。
戴家洲站起来。晨光从高高的窗棂照进来，正好落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左眼那个翳子，在强光下总是更模糊些。
“意思是……”他慢慢说，“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
“为何要如此？”
戴家洲想了想。他想起空了的米缸，想起夜里的凤凰河，想起瓦罐里蹦跳的鱼。
“因为……”他说，“如果人人都只想着自己，那天下就乱了。就像咱们村，如果发大水时，只堵自家门口，水就会冲到别家去。”
祠堂里很安静。几个年长的学生若有所思，年纪小的似懂非懂。
父亲点点头，示意他坐下。继续讲课时，声音似乎温和了些。
中午放学，戴家洲没立刻回家。他绕到祠堂后的菜园——那是父亲开垦的一小片地，种着韭菜和葱。蹲在地边，他翻开书包，不是拿书，是拿出个小布包。
布包里是几颗种子，南瓜籽。去年秋天，他在外婆家吃饭时偷偷留下的。外婆说，南瓜好活，不挑地。
他用手在菜园角落刨出几个小坑，把种子埋进去，盖上土，又用手压实。做完这些，他对着那几块小小的土堆看了很久，像是在许愿。
“家洲！”是传信在喊他，“回家吃饭了！”
“来了！”
他拍拍手上的土，背上书包跑出去。跑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几块埋了种子的地方，和其他土地没有任何区别。但他知道，那里埋着点什么。
埋着希望——虽然很小，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发芽。
就像父亲说的，只要还在游，就比停在原地强。
春深的时候，南瓜苗真的冒出来了。两片圆圆的子叶，在春风里轻轻摇晃。
而戴家的米缸，依然时常见底。父亲尝试着下地干活，手上磨出了血泡；母亲接了个给人带奶的活儿，每月七块钱；戴家洲依然放牛、捕鱼、上学，断断续续。
日子像凤凰河的水，看似重复，其实每一刻都在流动。
那些在牛背上默念的课文，那些在黑板上写下的错别字，那些夜里捕鱼时看到的星光，都像南瓜籽一样，被悄悄埋进了时间的土壤里。
它们需要很久才能发芽。
需要一场雨，需要一阵风，需要很多很多个日夜的等待。
但种子一旦埋下，就有了可能。
这年秋天，戴家洲在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句话——用父亲给的半截铅笔，写在捡来的烟盒纸上：
“今天学了《劝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字迹歪歪扭扭，但写得很用力，纸都被戳破了。
他把烟盒纸小心地夹进课本里。
窗外，凤凰河正流过第九个弯。河面上，一群野鸭向南飞去，排成“人”字形。
冬天又要来了。
但春天总会再来的。
就像河水，就像种子，就像这个十一岁少年心里，那些还没有名字的、微小而坚定的东西。
第四章 火光与铁水
1958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梧桐叶还没黄透，风里就有了铁锈的味道。
戴家洲第一次听说“烔炀技中”这个名字，是在村口的宣传栏前。红纸黑字，被风吹得哗啦响：“为适应大跃进需要，烔炀人民公社创办三所中学……烔炀技中，培养工农技术人才，学制三年，费用全免……”
他的手心出了汗，把那张从烟盒上撕下的纸片攥得濡湿。纸片上是昨晚算的一道题：如果每天能挤出两个时辰读书，三年能读多少本书？他用父亲教的珠算口诀算过，答案是五百多本。
五百多本。这个数字让他喉咙发干。
“家洲！”
是母亲的声音。他猛地转身，看见母亲背着竹篓站在巷口，篓里是新收的棉花。九月的阳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深得像用刀刻出来的。
“妈，”他跑过去，声音发颤，“我想去考。”
母亲没说话，只是放下竹篓，掸了掸衣襟上的棉絮。巷子那头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是公社的宣传队，喊着“全民大办钢铁”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过去。
“你爸……”母亲终于开口。
“我自己去考。”戴家洲抢着说，“考上了，不要家里钱。考不上，我就回来，学门手艺。”
他说得很快，像怕一停下来就会反悔。其实心里在打鼓——他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但纸上写有一行小字：凭乡政府证明，同等学力可报考。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巷子里的锣鼓声远去了，只剩下风穿过屋檐的呜呜声。
“去吧。”最后她说，声音里既有鼓励又寄予希望，“真考上了……我卖棉花给你凑路费。”
考试那天，戴家洲天没亮就出发了。
身上揣着两个烤红薯，是母亲连夜烤的，还温热。书包里除了书本，还有那双浅口胶鞋——去年老舅从庐江寄来的，他一直舍不得穿。
从湾戴村到烔炀镇，有很长一段路。他走得很快，脚底板磨出了泡，就脱下胶鞋赤脚走。路上遇到好几拨人，都朝一个方向去——有的推着独轮车，车上绑着锅碗瓢盆；有的挑着行李，扁担压得弯弯的；还有的赶着猪羊，牲畜的叫声和人声混在一起，尘土飞扬。
“小兄弟，去哪儿？”一个中年汉子问他，肩上扛着半扇石磨。
“烔炀技中，考试。”
汉子咧嘴笑了，露出黄牙：“巧了，我也是送儿子去考试。听说那学校好啊，管吃管住，出来还给分配工作！”
戴家洲没接话，只是加快了脚步。他心里慌——这么多人去考，他一个只断断续续读过三年书的人，凭什么考得上？
烔炀镇到了。
镇口立着一座新搭的牌坊，竹竿扎的，糊着红纸，写着“超英赶美”四个大字。牌坊下人来人往，比过年还热闹。戴家洲挤在人群里，闻到了铁水的味道——不是从哪个工厂飘来的，是弥漫在整个镇子上空的、热烘烘的金属气息。
东王庙就是考场。
庙门前挤满了人，大多是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少年，也有几个年纪大些的。戴家洲挤到报名处，手抖着从怀里掏出那张乡政府证明——是传信五叔帮他写的，盖着红章。
办事员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过证明看了看，又抬眼看他：“戴家洲？”
“是。”
“哪个村的？”
“湾戴村。”
“上过几年学？”
戴家洲喉咙发紧：“……三年。”
年轻人眉头皱了皱，正要说话，旁边一个老师模样的人凑过来看了看证明：“你就是戴家洲？”
戴家洲一愣。
“大戴小学的杨校长提过你。”那人笑了笑，“说你老舅是他同事，还说你……很不容易。”
那笑容里有种东西，让戴家洲鼻子一酸。他低下头，盯着自己露出脚趾的布鞋。
“进去吧。”那人拍拍他的肩，“好好考。”
考场设在庙的大殿里。佛像用红布蒙着，香案当课桌，考生们挤挤挨挨地坐着。试卷发下来，只有两张——语文和算术。
戴家洲深吸一口气，拿起那截短短的铅笔。
语文第一题是默写《为人民服务》。他记得这篇课文——是去年冬天，父亲在祠堂里教的。那天特别冷，祠堂的窗户纸破了，风呼呼地往里灌。十二个学生冻得直哆嗦，父亲的声音却异常洪亮：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戴家洲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到“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时，笔尖顿住了。
他想起了什么。
想起去年在村里见到那个测量员对他吼：“小屁孩懂什么！一边去！”他当时没走，就蹲在旁边看，看了一整天。第二天再去，测量员瞥了他一眼，没再赶他。
第三天，测量员递给他一根测尺：“扶着。”
就两个字。但他扶得特别稳，像扶着什么贵重东西。
试卷上的字迹渐渐模糊。戴家洲摇摇头，继续写下去。
算术题更难些。有一道应用题：一个炼铁小高炉，每天消耗矿石5吨，焦炭2吨，30天能炼出多少吨铁？如果大跃进要求产量翻一番，需要多少个小高炉？
戴家洲咬着笔杆。他不会算，没学过代数。但他会珠算——父亲教过的。
他在草稿纸上画算盘，虚拟的珠子在心里拨动。5加2等于7，7乘30……不对，不能这么算。他想起在巢湖边看人装砂上船，船工说：一吨砂要配多少水泥，是有比例的。
那么炼铁呢？矿石和焦炭的比例是多少？题目没说。
他急得额头冒汗。大殿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窗外的广播正在播报：“我省日产生铁突破万吨大关……”
忽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是去年在烔炀镇，看见墙上贴的宣传画：一个小高炉冒着浓烟，旁边写着字：土法炼铁，矿石焦炭比例2.5比1。
他不敢确定，但只能赌一把。按这个比例算下去，答案渐渐清晰。
交卷时，他的手还在抖。
走出东王庙，天已近黄昏。镇上的高炉开始点火了，一团团火光从四面八方亮起来，把天空染成橘红色。空气中铁锈味更浓了，混杂着焦炭的烟味。
戴家洲站在街口，看着那些火光。有人从他身边跑过，扛着风箱，喊着：“快！三号炉要出铁了！”
他忽然很想看看，铁水是什么样子的。
跟着人群跑到镇西头的炼铁场。那里立着十余座小高炉，高的两三丈，矮的只有一人高。每座炉子前都围着人，拉风箱的、添料的、看火的，人人脸上映着火光，汗流浃背。
“出铁了！出铁了！”
人群骚动起来。戴家洲挤到前面，看见工人们用长铁钎捅开出铁口——一道金红色的光芒涌了出来，像熔化的太阳，顺着沙槽流淌，火花四溅。
那一瞬间，他屏住了呼吸。
铁水是活的。它会流动，会发光，会嘶嘶地冒着白气。它从黑暗的炉膛里出来，带着一千多度的高温，把周围的一切都照亮了。
“好！”有人鼓掌。
“又一颗卫星上天了！”
戴家洲却盯着沙槽边凝固的铁渣——那些暗灰色的、蜂窝状的废料。工人们用锤子敲下来，随手扔到一边，堆成了小山。
“小兄弟，让让！”
一个工人推着独轮车过来，车上装满了铁渣。戴家洲侧身让开，看见车辙在泥地上压出深深的印子。
他忽然想起凤凰河。春天发大水时，河水也是这样，裹挟着泥沙、树枝、还有死去的鱼虾，浩浩荡荡地往下游冲去。
有些东西被带走了。
有些东西沉淀下来。
放榜那天，戴家洲没敢自己去。
他在家劈柴，一斧头一斧头，劈得木屑横飞。母亲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线起起落落，半天没说话。
“家洲！”
是传信的声音，从村口一路喊过来。戴家洲扔下斧头，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传信跑得气喘吁吁，脸涨得通红：“考上了！你考上了！”
戴家洲站在原地，没动。
“咱们村四个！”传信掰着手指数，“你，我，家富，家池！都在榜上！”
母亲手里的针掉在地上。她慢慢站起来，走到戴家洲面前，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像小时候那样，粗糙的手掌抚过他的发顶。
“好，”她说，声音有些哑，“好。”
戴家洲这才觉得腿发软。他蹲下来，捡起那把斧头，木柄上还有他手心的汗水。
“什么时候开学？”母亲问传信。
“九月初八。”传信还在兴奋中，“听说学校要先搬去梁园山，守矿！”
“守矿？”
“嗯！说是肥东县跟我们抢白云石，得有人看着！”
戴家洲抬起头。梁园山他知道，在巢县和肥东交界处，很远，全是荒山。
但他心里那团火，已经烧起来了。
烔炀技中的第一课，不是在教室里上的。
学校果然搬到了梁园山，住的是新搭的草棚。草棚四面透风，地上铺着稻草，男女学生分开睡大通铺。戴家洲的位置靠门口，夜里山风灌进来，冻得他缩成一团。
“起来！都起来！”
天还没亮，哨子就响了。校长方子庸站在草棚外，穿着旧军装，腰板挺得笔直——听说他当过兵，是部队的教员。
“从今天起，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方校长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你们不再是学生，是战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战士！”
学生们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排队，报数。戴家洲个子矮，站在第一排末尾。晨雾很浓，他眯起眼——左眼那个翳子，在湿冷空气里隐隐作痛。
“我们的任务有两个！”方校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守住白云石矿，绝不让肥东县抢走一寸！第二，开采矿石，送到烔炀炼铁厂，支援钢铁元帅升帐！”
队伍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安静！”方校长厉声道，“我知道你们想什么——想上课，想读书。我告诉你们，这里就是课堂！开矿是劳动课，守山是军事课，送矿是体育课！听懂没有？”
“听懂了！”稀稀拉拉的回答。
“大点声！”
“听懂了！”
戴家洲喊得声音最大。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冷——他想让身体热起来。
早饭是稀粥和窝头。戴家洲端着碗蹲在石头上吃，粥很稀，能照见人影。同桌的戴家义凑过来，小声说：“家洲，你看那边。”
顺着家义指的方向，戴家洲看见几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山坡上立标杆、拉皮尺。阳光出来了，照在那些仪器上，反射出金属的光泽。
是测量队。
戴家洲的心跳加快了。他想起了凤凰河边那个黄昏，想起了对岸土埂上的剪影。
“同学们！”方校长又吹响了哨子，“现在分配任务！一队、二队，上山守矿！三队、四队，跟我去学习测量！”
戴家洲猛地站起来，粥碗差点打翻。
他分在三队。
测量课是在一片开阔地上进行的。方校长亲自讲解：“这是水准仪，这是经纬仪，这是塔尺……我们技中要培养的，就是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工农技术员！”
戴家洲挤到最前面。仪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不敢碰，只是死死盯着看，像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刻进脑子里。
“你，”方校长忽然指向他，“叫什么名字？”
“戴家洲。”
“想学吗？”
“想！”
方校长点点头，把一根塔尺递给他：“扶稳了。”
又是这句话。
戴家洲接过塔尺。木头做的，刷着红白相间的刻度，比他的人还高。他双手握住，屏住呼吸，像握着一杆枪。
“好，就这样。”方校长转身对其他学生说，“看见没有？要的就是这个认真劲儿！”
那一整天，戴家洲扶着塔尺，从这片山坡走到那片山谷。阳光很烈，汗水流进眼睛，刺痛。但他没动，尺子始终垂直，像长在地上一样。
收工时，方校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小子，不错。”
就三个字。戴家洲却觉得，比喝了蜜还甜。
晚上，草棚里点起了马灯。学生们累得东倒西歪，有人倒头就睡，有人小声抱怨。
戴家洲却睡不着。他趴在铺上，借着马灯的微光，在本子上写——那是他用第一顿饭省下的窝头，跟后勤老师换的作业本。
“今天学了测量。水准仪看远处的山，山变矮了；看近处的树，树变高了。老师说，这是视角差。”
他写得很慢，字迹歪歪扭扭。写完了，又翻到前一页——那里贴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的图片：一座水库大坝，混凝土浇筑的，像一座山横在水上。
图片下面，他写了一行小字：“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什么？他没写全。
但他知道。
守山的日子过得很快。白天开采矿石，晚上上课——是真的上课，在草棚里，老师讲数学、讲物理，讲“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戴家洲学得很拼命。他基础差，就跟在家义后面问，问一遍不懂，问两遍，问三遍。家义烦了，他就去找老师，老师忙，他就自己琢磨。
一个月后，学校要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戴家洲投了一篇稿，是他写的打油诗：
扁担五尺三，能挑两座山。
左边是新集，右边是固山。
黑板报贴出来那天，方校长站在前面看了很久。下午，他把戴家洲叫到办公室——其实就是草棚隔出的一小间。
“诗是你写的？”
“是。”
“还会写什么？”
戴家洲想了想，背了首在凤凰河边放牛时瞎编的：
“天刚拂晓号声响，班长催床连长上。
军事训练按时到，一声令下队伍好。”
方校长笑了。这是戴家洲第一次见他笑。
“以后，”校长说，“黑板报你负责组稿。”
从那天起，戴家洲成了学校的“笔杆子”。他写劳动模范，写学习标兵，写矿石怎么一车车运下山，写铁水怎么一炉炉烧出来。他的诗贴在黑板报上，学生们路过都会念几句。
但他心里清楚，自己离一个真正的“技术员”还差得远。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十月。
那天，学校接到通知：要抽调一部分学生，支援巢湖边新建的农垦场。戴家洲名列其中。
“我不想去。”他对家义说，“我想学测量，学水利。”
“由得了你吗？”家义苦笑。
晚上，戴家洲鼓起勇气，敲开了方校长的门。
“校长，我……我想留下来。”
方校长正在油灯下看文件，抬起头：“为什么？”
“我想学技术。”戴家洲说得很快，像怕一停就说不下去，“真正的技术，不是挖矿，不是炼铁，是……是能画图，能设计，能让水听话的那种技术。”
油灯的光在方校长脸上跳动。他看了戴家洲很久，久到戴家洲以为他要发火。
“你知道水利是干什么的吗？”校长忽然问。
“知道一点。治水，修坝，灌溉……”
“还有防汛，抗旱，发电。”方校长站起来，走到草棚门口，望着外面漆黑的夜空，“五四年大水，巢湖流域淹了多少田，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戴家洲点头。那年他才十三岁，家里房子淹了一半，母亲带着他和妹妹逃到姑父家，半个月才回来。
“咱们国家，百废待兴。”方校长的声音很沉，“工业要钢铁，农业要水利。你选了一条难走的路。”
“我不怕难。”
方校长转过身，看着他。油灯的光从背后照过来，校长的脸在阴影里，只有眼睛是亮的。
“好，”他说，“你留下。”
戴家洲留下了。不仅留下，还被调到校务组，协助管理后勤。方校长说：“你先从实际工作学起。”
实际工作很杂：管仓库，记工分，发工具，有时候还要帮着算账。戴家洲什么都干，干得很认真。仓库里的铁锹、镐头、箩筐，他列得清清楚楚；每天的出工情况，他记得明明白白。
晚上，他就点灯自学。从老师那里借来的《工程力学》《水文测量》，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不懂的地方，用红笔圈出来，第二天去问。
问得最多的，是教数学的李老师。李老师叫李诚，三十来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有个姐姐在铜陵金属公司，常给他寄些技术书来。
“李老师，”戴家洲指着书上一道题，“这个应力计算，为什么要乘这个系数？”
李老师推推眼镜，耐心地讲。讲完了，忽然问：“家洲，你以后真想干水利？”
“想。”
“为什么？”
戴家洲想了想。他想说凤凰河，想说葫芦潭，想说五四年的大水，想说梦里那条逆流而上的鲤鱼。
但最后说出口的却是：“我总觉得，水不该是害人的。”
李老师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理解，让戴家洲鼻子发酸。
“好，”李老师说，“那我多教你些。”
从那天起，李老师成了戴家洲的“课外导师”。他教他代数，教他几何，教他怎么看工程图纸。有时候还偷偷给他讲些“超纲”的东西——比如混凝土的配比，比如土坝的边坡设计。
“这些你记着，”李老师说，“现在用不上，将来总有一天能用上。”
戴家洲都记在本子上。一本不够，就再换一本。他的字渐渐工整了，图画得也有模有样了。
时间到了1959年。
春天，学校迁到了巢湖边的前李村。这里离烔炀镇更近，也离水更近。戴家洲第一次看见巢湖——不是从湾戴村远眺的那种看见，是站在湖边，湖水拍打着脚踝的那种看见。
湖面真大啊。大得看不到边，水天相接的地方，是淡淡的一线灰蓝。
“这就是巢湖。”李老师站在他身边，“八百平方公里，灌溉五县一市。可是旱时缺水，涝时成灾。”
“能治好吗？”
“能。”李老师说得斩钉截铁，“修水库，建闸坝，搞灌区配套。只是……需要时间，需要人。”
戴家洲望着湖面。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也带着远方的气息。
他想，他愿意成为那个“需要的人”之一。
哪怕要花很长时间。
哪怕很难。
变故发生在七月。
方校长去上海送孩子度荒，学校暂由李老师负责。那半个月，戴家洲忙得脚不沾地——要管后勤，要安排生产，还要监督学校的“副业”：组织学生用大盆在湖边装黄砂，卖给建筑单位。
那是段苦日子。全国都在闹饥荒，学校粮食紧张，学生普遍浮肿。戴家洲自己脚也肿了，按下去一个坑，半天不起来。但他不能歇——装砂队二十个学生，指着他带队。
七月四日，下雨。
厨房水缸空了，炊事员请假回家。戴家洲安排一个叫戴萍的女生临时负责——她是他本家，按辈分该叫姐。戴萍做事利索，很快找来人把水缸挑满了。
谁也没想到，这会惹出祸事。
那天晚上，戴家洲在办公室算账——装砂队这个月的收入，要入账，要分配。算到深夜，累了，就趴在桌上打了个盹。
醒来时，天已微亮。他揉揉眼，正要继续算，门被推开了。
是鲍寿生。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学生，眼神总是躲躲闪闪的。
“戴……戴组长，”鲍寿生声音很小，“方校长回来了，叫你过去。”
戴家洲心里“咯噔”一下。方校长提前回来了？
他收拾好账簿，跟着鲍寿生往校长办公室走。一路上，鲍寿生低着头，不说话。戴家洲问：“校长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昨天下午。”
“有什么事吗？”
“不、不知道。”
到了办公室，方校长坐在桌前，脸色很沉。见戴家洲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戴家洲坐下，把账簿放在桌上：“校长，这是这半个月的账……”
“账不急。”方校长打断他，“你先说说，这半个月，学校都发生了什么事。”
戴家洲一五一十地汇报。从装砂队的生产，到学生的生活，到几次小的纠纷处理……说到最后，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提了戴萍挑水的事。
“那天雨大，厨房没人，我就让戴萍临时负责。她安排人把水缸挑满了。”
方校长的眉头皱起来：“就这些？”
“就这些。”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吵得人心烦。
“戴家洲，”方校长忽然说，“有人反映，你和李老师拉帮结派，孤立领导。”
戴家洲愣住了。
“还有，”方校长的声音更冷了，“那天晚上，戴萍在你房间里，待了很久。”
“没有！”戴家洲猛地站起来，“她只是来报告水挑满了，说完就走了！而且她是本家姐姐，我们……”
“本家姐姐？”方校长冷笑，“鲍寿生看见，她走的时候，你房里多了个南瓜。”
戴家洲脑子里“轰”的一声。南瓜？什么南瓜？
他想起来了——学校菜园的南瓜，每个都编了号，防止被偷。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校长，我……”
“你先别解释。”方校长站起来，踱到窗前，“戴家洲，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能吃苦，肯学习，也有能力。但是……”
他转过身，眼神复杂：“但是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能搞小动作，更不能做违反纪律的事。”
戴家洲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觉得浑身发冷，像被人浇了一盆冰水。
“账本先放这儿。”方校长说，“你这几天，写个详细汇报。把这半个月的工作，还有你和李老师的关系，都说清楚。”
戴家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
阳光很刺眼，照得他头晕。他走到湖边，蹲下来，用手捧起湖水洗脸。水很凉，激得他一哆嗦。
“家洲”
是李老师的声音。戴家洲抬起头，看见李老师匆匆走来，脸色也很难看。
“方校长找你谈话了？”
戴家洲点头。
“鲍寿生那个王八蛋！”李老师难得骂了句粗话，“他偷米送到孔老师家，被你批评过，怀恨在心！这是诬陷！”
戴家洲没说话。他看着湖面，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晃得人眼花。
“我去找方校长说清楚。”李老师转身要走。
“别去。”戴家洲拉住他，“现在去，他更觉得我们串通。”
“那怎么办？”
戴家洲沉默了很久。风从湖面吹来，带着水草的腥味。远处，装砂队的学生们正在干活，吆喝声隐隐传来。
“李老师，”他忽然说，“我想离开这儿。”
李老师愣住了：“去哪儿？”
“哪儿都行。只要……只要能继续学技术。”
那天下午，戴家洲开始写“汇报”。他写得很认真，把半个月的工作一件件列出来，把每笔账都算清楚。写到和戴萍的关系时，他顿了顿，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黑点。
最后，他写了三页纸。交给方校长时，校长看得很慢。
看完，校长抬起头：“就这些？”
“就这些。”
“戴萍房里那个南瓜，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戴家洲说得斩钉截铁，“我以人格担保，我戴家洲没偷过学校一个南瓜，没做过一件亏心事。”
方校长看着他，看了很久。那眼神里有审视，有怀疑，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戴家洲看不懂。
“你先回去吧。”最后校长说，“账本留下，我要核实。”
核实进行了两天。
这两天里，戴家洲照常工作，但总觉得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装砂队的学生看他的眼神也变了，有的躲闪，有的同情。
第三天下午，陈庭元——一个平时老实巴交的学生，偷偷塞给他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七月四日晚，戴萍房门没锁，鲍寿生从她房里偷了“3号”南瓜，没地方藏，放在我箱里。
戴家洲的手抖起来。他找到陈庭元，在没人的地方问：“什么意思？”
陈庭元低着头，声音像蚊子哼：“鲍寿生……他向校长汇报了两件事。一，你和李老师搞小团体。二，戴萍在你房间，南瓜为证。”
“南瓜怎么在我房间？”
“他……他趁戴萍不注意，把南瓜塞到你床底下了。”
戴家洲觉得血往头上涌。他想冲去找鲍寿生，想揍他，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害人。
但他没动。他只是站着，死死攥着那张纸条，直到纸条被手心的汗浸得濡湿。
“陈庭元，”他问，“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我不敢。”陈庭元快哭了，“鲍寿生说，我要说出去，他就说我也有份。”
戴家洲点点头。他没怪陈庭元——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指望他有多大胆子？
他去找了方校长，把纸条给他看。
校长看完，沉默了。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桌上的闹钟在“嘀嗒嘀嗒”地走。
“戴家洲，”校长终于开口，“这件事……我会调查。”
“怎么调查？”
“我会找鲍寿生谈话，找戴萍谈话，找相关的人都谈话。”
“然后呢？”
校长没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戴家洲：“你先去工作吧。”
戴家洲站在原地，没动。他看着校长的背影——挺直的，像一棵树，但此刻那挺拔里透着一种疲惫。
“校长，”他说，“我想请几天假。”
“去哪儿？”
“回家。我奶奶……身体不太好。”
这是真话，也不全是真话。奶奶确实老了，但还能走动。他只是……只是想离开这儿，哪怕几天也好。
校长转过身，看着他。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在校长的眼镜片上反光，看不清他的眼睛。
“去吧。”校长说，“早去早回。”
戴家洲没有早回。
他从学校回家，走了一天。到家时，天已黑透。母亲在灶下烧火，见他回来，愣了愣：“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学校放假。”他没说真话。
母亲没多问，只是往锅里多添了一瓢水。晚饭是稀粥和咸菜，戴家洲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像在数米粒。
“洲伢子，”母亲忽然说，“你爸……去炼铁厂了。”
戴家洲抬起头。
“公社组织的，要去一个月。”母亲的声音很平静，“说是一天给十个工分。”
“他能干什么？”
“拉风箱，添料，什么都干。”母亲顿了顿，“总比在家闲着强。”
戴家洲没说话。他想起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想起他说“读书改变不了命”时的神情。
也许父亲是对的。在这个时代，读书确实改变不了什么——至少改变不了饿肚子。
但他不甘心。
夜里，他睡不着，悄悄爬起来，走到屋后的菜园。南瓜藤爬满了篱笆，叶子在月光下泛着银光。他蹲下来，手指抚过那些粗糙的叶面。
忽然想起学校菜园里那些编了号的南瓜。3号南瓜……是什么样子的？圆的还是长的？花皮还是青皮？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个。也许是因为，那个莫须有的南瓜，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生活。
月亮升到中天了。戴家洲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夜风很凉，吹得他打了个寒噤。
他抬头看天。银河横跨夜空，亿万颗星星冷冷地亮着，不管人间的事。
他忽然想起李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天文学里，星星的位置是可以用数学算出来的。只要你知道公式，掌握数据，就能预测它明天、明年、甚至一百年后在哪里。”
那么人呢？人的位置，能算出来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停在这里。就像父亲说的，只要还在游，就比停在原地强。
三天后，戴家洲准备回学校。临走前，母亲塞给他一个小布包。
“是什么？”
“煮鸡蛋。”母亲说，“给你李老师带两个。人家……对你好。”
戴家洲接过布包，沉甸甸的，还温热。
走到村口时，他看见了心意妹妹，正蹲在皂角树下捡落叶。见他过来，仰起小脸：“哥，你要走啦？”
“嗯。”
“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
心意伸出小手，手心里是一片完整的皂角叶：“给你。”
戴家洲接过叶子，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叶脉在晨光里清晰可见，像一张细密的网。
“哥，”心意忽然问，“上学好玩吗？”
戴家洲愣了愣。他想起草棚，想起矿石，想起铁水的光，想起那个莫须有的南瓜。
“好玩。”最后他说，蹲下来，摸了摸妹妹的头，“等心意长大了，也去上学。”
“嗯！”小姑娘用力点头。
戴家洲站起来，背起行囊。晨雾正在散去，凤凰河在远处闪着光。九个河湾，弯弯曲曲，像一条路，又像一道坎。
他迈开步子。
前方有什么在等着他，他不知道。也许是澄清，也许是更大的冤枉。也许是继续读书的机会，也许是永远的失学。
但他得往前走。因为停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路还长。而1959年的夏天，才刚刚开始。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