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池广山（19一21）
作者/池征遥
十九、墨池挥鞭
池广山原以为办私塾当塾师，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地好起来。可现实生活很快给他先上了一课：“教书育人，做一名合格的园丁，这条路，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十六岁那年，他在自家茅屋里办起了私塾，最初只有七个学生，学费是几斤米、一篮菜，他下决心要竭尽全力，好好地去教，让他们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成亲那天，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祖父母没钱，只得请亲戚帮忙卖了副业，才勉强腾出棉被、帐子。剃头的小权借来大褂子，却向我父亲要喜烟喜糖，哪有余钱置办？为此他偷偷哭了一场。
更糟的是，第三天回门去丈人家，竟遇上土匪，大褂被剥走，丈人又借了件才得以返回。
到十九岁，广山教书已有时日。大一些的、家境好的学生年交学费一石粮，合计140斤；小的、穷些的学生年交几斗，除去日常开销还有点积蓄。他添置了些小农具，又佃了份地给父母和两弟耕种。
生活有了好转，却又遇上“二鬼子”横行，税重费多；后来学生多了，租用刘家淼的房租也昂贵；保长、地富、绅士也变着花样索要钱财，负担不减当年。
广山经常回忆学堂开课那天的场景，他用石灰水在教室土墙上刷出“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娃娃们站在门外往里瞧，吓得不敢进屋，“天啦，还有这样写字的！”看呆了。其中最大的栓柱已经十二岁，是牵着牛来上学的；最小的蛋蛋才七岁，怀里还抱着小弟弟。“
人之初，性本善。”广山的教鞭敲在供桌上，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孩子们扯着嗓子跟读，声音混着学堂外的牛哞声飘出很远。从此尘埃落定，他在散着泥土灰尘气息的学堂执起牛耳——说是私塾先生，更多时候是领着几个懵懂的农家少年，在田埂地头指点文字笔画。
夏日燥热刺眼的阳光下，汗水沿着他眉骨淌下浸入脚下的泥地；冬季，寒气从四面土墙缝隙长驱直入，手指上冻裂渗血的口子凝住了墨汁。然而，在陋室微弱的灯火中，当他看着那几个少年歪歪扭扭写下的名字渐渐有了筋骨，看到他们因识字而骤然亮起的眼睛——那一刻，他十六岁那个被强行按灭的学堂梦，在这里，似乎又看到了一丝坚韧的光。
他教孩子们写名字，用黄泥土在石板上一笔一划地描；他讲《岳飞传》，“精忠报国”，路过的老农会停下来，站在一旁，细细地看、用心地听，忘了手中的农活。
学堂后来名声传开，学生增至十二个，最多时达二十余人。他教书有方，既教《三字经》《千字文》，也教实用的算术和农事。最特别的是，他对穷苦孩子只收少些学费。“先生，我爹说今年收成不好，学费能不能欠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孩怯生生地问。广山摸摸孩子的头：“来上学便是，学费的事，不急。”这年冬天，广山在批改作业时发现，栓柱的字突然工整了许多。追问之下才知道，是栓柱的姐姐每晚在油灯下帮他描红。那个裹过小脚的姑娘，竟认得不少字。广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第二天就把姑娘也请进了学堂——成了刘大郢村第一个女学生。学生里有调皮捣蛋的，比如邻村的狗蛋，上课总爱用弹弓打麻雀。广山从不斥责，只是在课后带他到田埂上，指着那些在烈日下弯腰插秧的农人：“你爹就是这样，汗珠子摔八瓣，才供你坐进学堂。你手里的弹弓能打下麻雀，可若不用心读书，将来能打下什么？”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本破旧了的《史记》，翻到“凿壁偷光”那一页：“匡衡家比你还穷，可他想的不是掏鸟窝，是怎么把书里的字刻进心里。”也有怯懦的，比如佃户家的女儿秀容，总躲在最后一排不敢开口。广山用粗粝的手掌轻轻拍她的头：“别怕，‘囊萤映雪’的车胤，小时候比你还瘦小呢。你看这书里的字，每个字都认识你，你大声念出来，它们就会跟你做朋友。”后来秀容成了私塾里背书最流利的学生，多年后嫁为人妇，每逢过年还常带着孩子来给他磕头：“先生，要不是您，我这辈子都只会在田里薅草。”
好景不长。广山二十岁时，白刀队横行乡里，书教不成了，牛也被抢走，百姓再次跑反。万般无奈，他去了丈人家避难，应邀在那里的学堂教书一年有余。第二年的下半年，那里来了国民党的一个警备师，再次生乱，被褥被抢走，已无法正常上课。回到自己家，又赶上抓壮丁，未敢停脚就去了小圩池氏表姑家。那里比较偏僻，相对安宁，在他家拨田种。头年丰收，被退租。次年夏日的一天，一家人断了柴禾，烧了簑衣，才做了最后一顿饭。眼看又要断顿，夫妻俩去卖猪，赶上大雨天没人上集，最后遇上一富农，以二斗米价贱卖了。捧着大米，他俩相对而泣。秋季破圩，又白忙了一场。我三叔为逃壮丁，去了水口镇沈家学徒做面点，混点饭吃。后来祖父又带家人回到了古井寨，没多久，再次受到周家排挤。堂兄光汉去参加新四军被地主顽干周家告发，并勾结地方警察将我祖父吊打致伤。姐姐说，解放前父母生下了她和大哥宝仔。“宝仔两岁时患病，因没钱医治而早亡。”丧子之痛如利刃穿心，但父亲仍在晨曦中推开私塾的木门，迎接那些等待他的孩子们。
暮春的雨丝斜斜掠过晓窗，打湿了门口那方褪色的“广山私塾”木牌。父亲握着半卷《论语》站在檐下，布鞋沾满泥点，布衫袖口还留着昨夜为学生批改作业时蹭上的墨痕。
父亲经常独自站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凝神——多年前，正是在这树下，外祖将他从田埂拉回，塞给他一本泛黄的《三字经》：“咱们世代务农，可文脉不能断。”
有人劝他：“广山，你学问这么好，不如去城里谋个差事，比在村里教书强。”他却摇头：“我是农家子弟，能为乡亲们做点事，心里踏实。”母亲常笑他傻：“人家秀才都想着去当官，你倒好，守着这破屋子当孩子王。”他总是摸摸自己的下巴，避开话题，用他常年握笔而生出老茧的手蹭过书页：“你看这青简上的字，哪一个不是前人的骨头？我教的不是书，是良心。”
他教过的学生，后来有的经商，有的禀承师钵，有的从军，有的踏上仕途。锦衣者，与他见面时，仍恭恭敬敬地喊他“恩师”。有的虽然没读出功名，却在村里教自家孩子念“仁义礼智信”。他最希望这些学子学成之后，能为家乡繁荣做贡献。春耕时，播下希望的种子；在新米里，闻到稻穗的清香，那是比任何官印都珍贵的“束脩”。
风过书斋，卷起案上残页，那些“之乎者也”的诵读声，那些“古贤圣人”的教诲，仿佛从未远去。
在池广山子孙的眼中，他是好儿子、好父亲、好爷爷。
在动荡的年代，用他的教鞭，不仅在墨池中挥洒墨水，更在孩子们的心田中播种希望。他的私塾不仅传授知识，更守护着文化的火种，让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农家子弟，有了通过文字窥见更广阔天地的可能。更是华夏大地上，无数默默耕耘的塾师缩影。
在漫漫长夜，他总是独自坐在书斋，就着微弱的油灯批改学生作业。窗外的月光洒在他的鬓角，而他笔下的朱砂，以丹心映日，让薪火相传。他的英灵，就藏在这墨香里，藏在子孙的思念中，藏在琅琊山千年不褪的绿意里，与世永存。
二十、解放
苦海有边，曙光终现。1949年的春天，池广山（又名章光山）二十二岁，站在圩区的大田埂上眺望远方，他隐约感觉到皖东这片热土正在酝酿一场巨变。
“大哥，回家看看吧，咱娘不行了。”三弟光儒气喘吁吁地跑来私塾报信。
池广山放下手中的《论语》，匆匆赶回坝头琴村那个破落低矮的小院。病榻上的母亲已瘦得脱相，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
“山儿，你是读书人，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祖母话未说完，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再没能说下去……
池家与章家数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安家，在这里种田，最后成为一家，经历了无数起落兴衰的苦与痛。
去年秋收不好，欠下的租子利滚利，如今母亲病重又欠下一笔药钱。佃主已经派人传话，清明前再不交租，就收地赶人。
“哥，佃主家的人又来了。”二弟光恩慌张进屋，身后跟着佃主的管家。
“章老头，老爷发话了，要么交租，要么三天内搬走！”管家一脚踢翻了墙角的瓦罐，祖母在病榻上瑟瑟发抖。
祖父佝偻着背，一言不发。这个曾经坚韧挺拔的汉子，如今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父亲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无奈之下，全家只能搬到章家族人章智卿名下的一处偏远田地。那里地势低洼，十年九涝，收成全靠天意，因此佃户无需交押金。
父亲记得那个阴沉的早晨，全家人手拿肩扛，载着全部家当——几床破棉被、一口铁锅、几个陈旧的瓦罐，向新住处挪去。三叔在外学做面点，未能回来。祖父走在最前面，背影如同一棵压弯了枝干的老槐树。
新的住处比想象的还要破败。茅草屋顶漏着天光，土墙裂着缝。唯一的好处是，这里偏远，没有外来人侵扰。
“这块地太低，需要在稻田里打几道田坝子，防止雨水倒灌。”池广山提议。他读过书，懂得一些水利知识。
祖父犹豫道：“佃户不能擅自改田啊。”
“不打田坝子，雨季一来，庄稼全淹。”池广山坚持他的想法。
于是，父子三人起早贪黑，在田里筑起了三道田坝子。那年雨季，邻居的庄稼大多被淹，唯有章家的稻田侥幸保住。
不料这事传到了佃主章智卿耳中。一天下午，他气势汹汹地赶来。
“谁准你们私改田亩？”章智卿，举起“文明棍”打在祖父背上。
池广山忙上前解释：“老爷，田坝子只是防洪，不影响田地。”
“放肆！佃户还敢顶嘴？”章智卿再次举起“文明棍”向我们祖父打去。
祖父躲闪不及，混乱中，章智卿的金丝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裂，文明棍也折成两段。
“反了！反了！”章智卿暴跳如雷，唤来乡丁将祖父捆绑起来，“私改田亩，毁我财物，要么赔十块大洋，要么见官！”
就在此时，村外传来阵阵锣鼓声和欢呼声——来安解放了！
那一夜，池广山终身难忘。一支穿着褪色军装的队伍进村后，他们在打谷场上点燃篝火，向村民宣传新政策。领头人称老乡们为“同志”。
“新中国成立了，穷人翻身做主人！”领头人的话如同春雷，在池广山心中炸响。
解放后的变化翻天覆地。池广山从私塾先生变成了广大、峨嵋两所民办小学校长。他能说会道、能写会算，很快被区里选中参加区委工作队。
“池校长，你是文化人，帮我们搞搞宣传。”区委左书记亲自找他谈话。
池广山有些犹豫：“我家里还有田地要种，老父亲需要照顾。”
“新社会需要你。”左书记拍拍他的肩膀。
反匪反霸、土改、镇反、征粮——池广山跟随工作队走村串户，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政策。他编写顺口溜，办黑板报，组织群众大会，拨着算盘珠给村民们算新旧两本账，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
土改时，章家在坝头琴村分得了数亩良田。分田那天，祖父老泪纵横，捧着一把泥土久久不肯放手。
“广山，新政府让我这老头子直起腰了。”祖父说。
完成土改后，池广山想回学校教书。他真心热爱教育事业，认为“这辈子有书教就满足了”。“学校离家近，便于照顾家庭”。
然而，左书记再次找到他：“广山同志，组织上已决定调你去储茂乡公所工作。”
池广山陷入两难。家有妻小，还有年迈多病的老父，家里需要男劳力。
“我知道你的顾虑。”左书记说，“可是想想解放前你们家受的苦，如今好日子来了，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的小家啊。”
池广山辗转难眠。清晨，他走到自家田埂上，看着绿油油的秧苗，心中百感交集。
“去吧。”祖父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旧社会里，我们佃户低人一等。新社会让咱们挺直腰板做主人，咱得知恩图报。”
我们的母亲默默为他收拾行装，租了床最好的被子塞进了他的包袱。
“家里有我。”母亲哽咽说。
1951年6月那天清晨，池广山背着行囊走出家门。左书记派来的通讯员已在村口等候。
“池同志，准备好了吗？”年轻人笑容灿烂。
池广山回头望了望自家的草房，妻子带着孩子站在门口向他挥手。朝阳从东方升起，为整个坝头琴村镀上一层金光。
遗憾的是刚解放祖母患“流串”走了。
“准备好了。”池广山迈开步伐，踏上了通往储茂乡的路。这条路，通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也通向一个未知却充满希望的未来。
二十一、来安赤子
池广山的一生，是感恩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从一个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孩童，到一名受人尊敬的塾师，再到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每一步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也离不开自己的坚守。他用改姓的方式报答恩情，用一生的行动诠释爱，他的故事，如同皖东大地的清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如同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在人们心中永远绽放，融入了每一个子孙的血脉之中，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转眼，我们的父亲池广山去世已逾五十年，许多人事已如褪色照片，在记忆里模糊、消散，唯他不同。他的形象非但没有湮没，反而随岁月流转愈发清晰，如同来安城外那些被山泉常年冲刷的石头，纹理历历在目。
老人们还记得，自池广山走进来安县委大院后，报纸、广播由他采写的报道文章多了。来安县属区乡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甚至知道那个大队、那个村在哪，有多少人家；那里有几条小道，几条马路；那里有几座山，几条河，几口塘，几条渠；有几所学校，多少古代历史文化遗址。他立志要深耕这块土地，让它继续发光发热。
1976年秋末，我从西藏回来安休探亲假，在县委大院遇到我父亲在来安县委工作时的一位老同事，他先是一愣，然后大声喊到，“你是池广山儿子，叫……”对他我也似乎有点印象，“您是……”没错，是温玉如叔叔，那时我才三岁，是在县委会父亲的办公室里认识他的。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坐。温叔叔比我父亲年纪小些，中等个头，方正的脸，眉清目秀，和蔼可亲。
他说初见我父亲，是1954年6月。“他刚从储茂乡调来，身高一米七四，穿着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存有一股清气。长方脸，五官端正，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双眼睛——浓眉下目光炯炯，看你时透着诚恳与睿智。在此之前，他入了党，从办事员做到副乡长。”“那时他刚二十出头，从干事、秘书到担任组织部领导，共事五年。他无半点官架子。办公室清晨，总见他第一个到，扫地、打水、擦桌椅。年轻人慌着要去抢，他总摆摆手，我活动活动有好处，你们年轻，多睡会儿无妨。”有次温叔叔赶稿至深夜，次日清晨趴在桌上小憩，朦胧中感觉有人为他披上外衣——原来是我父亲。
同事们都说我父亲的办公桌是小小书海。《史记》、《唐宋诗词》与文件并列，每张报纸都被红笔划满记号，剪报本贴得厚厚实实。他读书时极专注，有人站跟前也未必察觉，但群众来访，他立即放下笔，倾身细听。
刘万邦书记常叫他“活字典”，不是因他死记硬背，而是他总能把政策与来安实际结合。
“汪琬，你看这段。”那日他指着一篇评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话要落到实处。长山北麓那些零散村落，我们去走走才知冷暖。”
果然，1959年春上级提出撤区并乡，会议室里争论不休。多数人主张大刀阔斧合并，池广山却沉默良久，最后对刘书记说：“以区管理，范围太大。长山头那边，‘穷山恶水烂石头’，村庄相隔数十里，合并后群众办事更难。不如单独设乡。”他取出自绘的草图，那里有多少人家缺水需要引水、建窖，清清楚楚。刘书记采纳了建议，命他起草报告。是温玉如叔叔将报告呈送地委，吴炎武书记看完击节：“数据详实，心系民生，好！”这份功绩他从未自夸。
更令人敬佩的是，当年秋，县委推荐他与卜德平叔叔同为组织部副部长，卜的任命两月即下，他的却迟迟未至。换别人或有不平，他却一如往常，甚至安慰我们：“职位是责任，不是待遇。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更该多做实事。”父亲经常忙得通宵达旦，废寝忘食。
真正的考验是援藏通知到来时。很多人后来才知我们家的艰难：他的父亲年迈，妻子张学英体弱多病，三个孩子中长女才十六岁，他完全有理由申请留下，组织也会理解。端午那天，他告别了养育他三十二年的家乡父老。乡亲们站在老槐树下，望着他去远方的背影，千叮万嘱，“要保重自己，常来信，不要忘记这里的家”。
父亲走后，我们从卜德平叔叔那里得知，父亲池广山离开来安县委前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只托付邻里照应。最艰难的也是最让人心痛的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的父亲与岳父母、大舅子没有逃过大饿荒，相继去世。
父亲到西藏后来信不多，但每封都充满力量。说安多的风如刀割，星空低得仿佛伸手可及；说平叛时如何制造舆论声势，配合部队智取匪徒；说在那曲发动群众，看到翻身农奴感激的眼光，“就像来安清晨的太阳”。他寄回了一篇他在《西藏日报》发表的关于牧区社改经验的专题报道，文章气势磅礴。我们传阅着，仿佛看到他还在高原伏案疾书，挑灯夜战。
池广山赴藏后，来安县委及政府机关单位的老领导老同事刘万邦、卜德平、周世美、娄玉田、周友安等等等，对我们的家给予了多方面的关怀。
1966年端午节前，一封急电催父亲返藏。那时他正守着病重的妻子，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见他落泪。他抵藏后看到电报，传来的噩耗是他的妻子已在端午节那天去世。消息辗转半月才到西藏。后来他在信中写道：“站世界屋脊东望，云海茫茫，知她已归青山。此生负她，来世再还。”
1972年底他病重归来，在上海胸科医院治疗，瘦得脱形，精神却好。躺在病床上，还向前来探望他的老领导表示：“争取早日战胜病魔，重返西藏。”让我代笔给西藏的同事们写信：“告诉他们，政策要稳，心要热，对群众要如亲人。”有一次他精神特别好，要我读他写的诗。一首赠刘万邦书记：“片纸故乡归，七年曾伴随。寸心敬政委，百日离肠碎。”另一首忆组织部同事：“西藏至来安，路隔九千三。友谊春常在，雪融昆仑山。”读至“雪融昆仑山”，他闭目微笑：“好，雪融了，水就流回来安了。”
1973年7月29日，次日凌晨，他静静地走了，年方四十七岁。那曲和来安两地分别举行追悼大会，送别池广山，迎他回来安。池广山没走远，他如山上的泉，静静流淌在他深爱的土地里。
作者简介：池征遥，又名章正遥，笔名水也。大学学历，高级职称。中管院终身研究员，入选中国名人录及世界华人专家名典。作家网签约作家，半朵中文网高级专栏作家。中国诗歌网诗人。被多个国家级媒体评聘为评论员、文化学者、文学领域优质作者。
【《塾师池广山》共计二十一篇，为纪念父亲诞辰百年而作。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姐姐池正琴、兄长池正途、小弟池正逸，以及父亲生前好友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