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秋天
作者：倪章荣
我被地主的梨坑了
那天的天气晴朗无云，并伴有款款和风，田里的禾苗在阳光的爱抚下茁壮成长，田埂上、山坡上、墙壁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醒目的白字标语给人以斗志昂扬的感觉。那天，我们豹子岭学校的全体师生都赶赴十五里外的湖北白毛滩学校，参加两校联合召开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现场会，时间一整天。我那天没有去白毛滩，我被地主的梨坑了。
那天上学的时候，我的肚子便隐隐作痛，帮我背着书包走在前面的胡小三不时地回过头，停下脚步等我。胡小三的样子很着急。看到胡小三不耐烦的样子，我便来了火：“看什么看，爷爷肚子痛！”胡小三很殷勤的地走过来，“余卫东，我背你。”胡小三的个儿比我的个儿还小，他背着我走了不过五步便摔倒了。我也不知道摔没摔痛，反正我恼火死了，我爬起来，给胡小三啪啪两记耳光。胡小三小声说：“余卫东，我，我没力气，我扶你，我扶你好吗？”
胡小三将我扶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我肚子好久没痛过了，怎么突然间痛得这么厉害呢？我突然想，莫不是昨晚梨吃多了的缘故？可我吃得也不多呀，才十三个。莫非狗地主苏振虎在梨上喷了毒药？可李军、杨小红、林峰他们也吃了，他们一点事儿也没有。狗地主的梨怎么只害我一个人呢？
班主任陈德金老师亲自将我送到大队卫生室。
陈老师很年轻，长得也很英俊，会讲很多革命故事，如毛主席去安源、西安事变、四渡赤水等等，同学们都喜欢陈老师，陈老师对同学们也很好。
赤脚医生兰姐拿了个听筒放到我肚子上听了会儿，笑着问我：“小弟，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
我说：“我昨天晚上吃了梨。”兰姐是我即将过门的嫂子，她和我哥哥准备今年国庆节结婚。兰姐对我不错，她时常给我笔记本以及宝塔糖。
兰姐对班主任说：“陈老师，余卫东需要打吊针。”
陈老师说：“需不需要派个人来照顾他？”
兰姐说：“不用了，有我呢。”
陈老师拉着我的手，“余卫东，你在这儿好好治病。”
我握着陈老师的手不放，“陈老师，我要去白毛滩，我要参加批判会。”
陈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余卫东，治病要紧，以后还有的是机会。”陈老师走出卫生室又折回来，“余卫东，你的批判稿放在哪里？”
我说：“批判稿在我的书包里。”
我很难过，我不能去白毛滩参加批判会。
那该是一个多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两校师生，还有白毛滩的革命干群以及那里的地富反坏右，打倒、批臭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地富反坏右吓得瑟瑟发抖，师生们雄赳赳的走上台去，唾沫横飞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可是，我这个班长却不能去白毛滩。那个该死的苏振虎，他的梨树上结的梨也害人，哪天一定要狠狠地斗争他一场。
在学校，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典型。红，因为我出生好、根子正，有一个当大队书记的父亲；专，是指我会写作文，尤其是大批判稿，不论是批孔孟之道，还是批阴谋家、野心家林彪，还是现在正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我都写过好多好多的批判稿，反正这些批判稿报纸上多的是，我随便抄几段就成。学校领导和老师都说我的批判稿写得好，常常将我的批判稿当作范文在全校朗读，还贴到宣传栏里。几乎每一次批评会，我都要上台发言。我七岁读一年级时，就敢上台指着地富反右坏的鼻子，骂他们祖宗三代，还敢刷他们耳光子。
父亲常常摸着我的小脑袋，得意洋洋地说：“这小子是块革命的料。”
兰姐给我打了针吃了药之后，我的肚子不痛了。我想出去溜达溜达。
兰姐说：“就在卫生室里躺着，等下我再给你打一针。”
我只好打消出去的念头。
兰姐问我：“小弟，你昨天晚上又偷了谁的梨？”
我说：“狗地主苏振虎的。”
兰姐说：“小弟，。你现在不小了，都是初中生了，怎么还像原来一样呢？”
我说：“我偷的是地主的梨。”
兰姐大声的说：“地主的梨也不能偷！”
我很吃惊，我没有想到兰姐的觉悟竟然这样低，为地主阶级说话。我对她的一点好印象荡然无存。我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兰姐说：“小弟，过去你小，做一些错事可以原谅，现在你长大了，长大了还这样，就不能原谅了。”
兰姐的话真是荒唐到了极点，难道人长大后就要向阶级敌人屈服，就要混淆敌我界限吗？我很生气。一咬牙跑出卫生室。
“小弟，你还要打针啊！小弟，你转来——”
我在空荡荡的校园里打了个转，便不由自主地向白毛滩的方向走去。清清亮亮的界溪河拦住了我。我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纵身跃入河里。我在河水里扎猛子、学蛙游，双手把水击得怦怦直响，然后，我张开四肢躺在河水里，尽情享受河水的清凉。要是李军、杨小红、林峰他们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可以在河里比赛扎猛子。
李军、杨小红、林峰都是好出生好，苗子正的红色接班人，我们四个人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一起上山捣鸟蛋、下河捉王八，我们把狗屎放进老地主的水缸；我们把地主崽当马骑；我们经常摘地主的瓜果，当然，贫下中农的瓜果我们也喜欢吃，一个阶级的人，吃他们几个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在河水里痛痛快快地泡了几个小时才起来。我在岸边的杨柳树下躺了会儿，让风把头上的水珠吹干之后，才往回走去。
我在一块花生地里坐下来。我坐在花生地里，将扯起的花生果摘下来，一颗一颗地往嘴里送。我肚子很饿，花生果很甜，不大一会儿我便吃掉了好几十株花生。
“小兔崽子，老子一棍打死你！”
我抬起头，妈呀，三爷正举着拐杖朝我奔来。我虽说胆大如虎、英勇无比，但是，我怕三爷。三爷是我爸爸的亲三叔，无儿无女，三爷经常骂父亲，骂父亲害人精、神经病，父亲对三爷的谩骂从不理睬，因为三爷是个疯子。
我一骨碌爬起来，慌慌张张地朝山下逃去。
“你这个孽种！跟你老子一个样！”
我跑出去好远了，三爷还在那里骂。这个老疯子，干嘛老骂我们家里人？
跑到大队部后面的山岗上时，我看见了父亲高大的身影，他反剪着双手，迈着八字步走向大队部。我立即趴下来，我敬佩父亲也害怕父亲。我怕他追问我为何没去参加批评会，我怕他刷我几个耳光子。
父亲威风凛凛
父亲在豹子岭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贫下中农与地富反坏右一样敬畏这位虎背熊腰、满脸络腮胡子的大队书记。我亲眼目睹父亲一拳把地主分子打到台下去的英雄壮举，也知道父亲善于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并能将隐藏在贫下中农队伍里的蜕化变质分子挖出来打倒。父亲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父亲从解放开始，就是豹子岭的领导。二十多年来，父亲建立了许多丰功伟绩，他带领豹子岭人日炼钢铁三万吨的事迹还上了省报，豹子岭山山岭岭上的树木、荆棘在父亲的指挥下，被一一铲除，建成了一片又一片的“大寨田”。父亲在群众大会上大声宣布，他要把大家带进共产主义社会。父亲问全体干部群众：“你们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吗？”全大队人没有一个回答，他们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知之甚少。父亲接着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白天有煮的，夜里有杵的！”我问父亲：“白天有煮的，夜里有杵的是什么意思？”父亲说：“白天有煮的就是每餐都有没掺野菜的白米饭吃，夜里有杵的……你长大后就知道了。”父亲没有将最后一句话给我解释，我只好去问母亲。母亲说：“你小孩子问这些话干什么！”母亲也不告诉我，难道我就不要过共产主义生活吗？我询问许多人，终于弄清楚了夜里有杵的就是男人每天晚上都有女人陪着睡觉。我觉得这个条件太简单了，豹子岭的大人们有几个没有女人陪着睡觉的？
父亲已经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虽然我们的饭碗里，总是以红薯、萝卜、野菜等等占主要成分，但是父亲在家是从来不吃这些饭的，父亲的饭都是母亲单独给他做的白米饭，父亲还经常喝酒。父亲常常一边吃着白米饭一边鼓励我们说：“等不了几年，你们就会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了。”
我羡慕父亲，我敬佩父亲。
我渴望过上共产主义生活，我要向父亲学习。
父亲对工作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插秧时，他发现了一块已经插好的秧田里有一行秧歪了，宁肯把整块秧全部翻掉也不放纵这种只讲数量不求质量的行为；上级指示7月20号前完成抢割任务，豹子岭18号就完成了，不过有很多稻子割下来还是青的，乡下人管这叫“杀青”。收割后的稻田里洒落的稻子，父亲决不允许谁到田里去拾捡，谁要胆敢下田拾稻，除了稻子没收，扣三天工分之外，还要拾稻人挑着稻子游行，从这个生产队游到那个生产队，从上午游到天黑，每到一处，还要接受贫下中农批斗。后来，田里的稻子再多，也没人有这狗胆下田去拾了。父亲笑呵呵地说：“豹子岭有两千口人，不斗行吗？”
父亲特别喜欢开会，七八天开一次群众会，两三天开一次干部会。有时候，父亲半夜醒来，突然想起一条重要的上级指示没传达，便立即跑到大队部，敲响那口硕大无比的铁钟，将全大队的人从梦中叫醒。对父亲开会最害怕最深恶痛绝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因为每次开会父亲都要把地富反坏右拉到台上斗争一番。
父亲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有着刻骨的仇恨，这个我十分清楚，因为父亲经常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父亲出身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祖父给地主做长工养活妻儿。我父亲那时候觉悟就很高，用自己的血汗养肥狗地主他才不干呢！他不仅不给狗地主干活，还偷狗地主的鸡鸭牛羊，专和地主老爷作对。一次，父亲偷狗地主牛时被狗地主的人抓住了，狗地主将他吊在屋梁上打得死去活来，还送到官府关了半年。父亲的一条腿从此一遇阴雨便发痛。父亲是解放那年才娶到老婆的，那年我父亲二十五岁，是当时村子里绝无仅有的“大龄青年”。父亲之所以没娶到老婆，是因为他家里穷，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解放后。父亲当上了民兵，当上了村干部，父亲翻身作主人了，那时候的父亲想要娶谁就能娶谁，可是父亲却娶了被被镇压的大地主姚大发的女儿。父亲并不是因为姚大发的女儿是方圆十里最漂亮的女人而娶她的，父亲娶她是想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父亲娶下姚大发的女儿八九年之后，终于对这个大地主家的小姐失去了信心，他毅然与大地主的女儿划清了界限。大地主的女儿被我父亲休掉之后便畏罪自杀了。和大地主的女儿划清界限之后，父亲便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才十八岁。我很感激我的母亲，是她让我有了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在我们这个四口之家，父亲最不满意的人就是我大哥余光明。我大哥生得高高瘦瘦，说话斯斯文文，一副臭老九的样子。父亲不满意大哥，并不是因为他是大地主女儿的孩子，而是因为大哥自己不争气，是个扶不正的阿斗。大哥高中毕业后，父亲便安排他在生产队当民兵排长。可是，大哥不是那块料，拿绳子捆地富反坏右时，他的手老是发抖，上台发言结结巴巴，声音有如蚊子的嗡叫。父亲对大哥进行过无数次的帮助、教育，还在现场会上示范给大哥看，可大哥依然毫无长进。父亲恼怒了，当着全大队两千号人大声骂道：“你这个熊样，能接好革命的班吗？”我大哥那次不知为何那么大胆，他在台上大声叫到：“我不干！”父亲给大哥啪啪两记耳光，然后宣布撤销他的民兵排长职务。也就是说，父亲彻底打消了培养大哥的念头。后来，大哥当上了大队的农技员，大哥对这门工作十分投入，整天钻了棉地钻稻田，还自制农药，干得十分起劲。
我看见父亲常常望着大哥的背影直摇头。父亲对母亲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会打地洞。”
母亲说：“他是你的儿子呢，你这么损他。”
父亲哀叹一声，“我的儿子怎么会是这么个熊样？”
母亲说：“你不能要求孩子们都像你一样。”
父亲发火了，“怎么，像我一样当个革命干部不好吗？”
母亲不吱声了。
母亲惧怕父亲。在豹子岭有谁不惧怕父亲呢？除了那个疯子三爷以外。疯子三爷经常跑到我们家里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可父亲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我站在一边气得直咬牙。一次我问父亲：“疯子三爷经常骂你，你干吗不斗他？”父亲一副不屑一谈的神情，“斗一个疯子有什么意思？”父亲平时很少回家，回了家母亲就像旧社会那些大财主家的丫头们，小心翼翼地给父亲端茶递水，问寒问暖，父亲骂她几句捶她几拳，她是很少吭声的。只是有一次，据说是父亲在大队部后面的山洞里做了什么事，母亲流了很多眼泪，还将父亲大骂了一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母亲唯一的一次不尊重父亲的行为。
母亲对大哥挺好，父亲骂大哥时，母亲总是为大哥说好话。大哥能够在不久的国庆节结婚，全亏了我母亲。大哥和兰姐相好了很长时间，大约有六七年吧。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派人对兰姐的亲戚关系进行了仔细调查。经过调查，父亲知道兰姐有一位在省城工作的远房叔叔是个现行反革命，父亲于是命令大哥断绝和兰姐的一切往来。纵使大哥有一千个不愿意，可父亲的命令他也不敢违抗，他只得与兰姐忍痛分手。兰姐也托人到湖北那边找了个婆家，准备远离豹子岭。就在准备远走高飞的前夕，兰姐的叔叔平反了，回到了原单位。兰姐拿着叔叔的亲笔信，兴高采烈的来到我们家。父亲仔细地看过兰姐叔叔的来信之后说：“待我到省城调查以后再说。”第二天，父亲真的上了省城。从省城回来后，父亲大声对我大哥宣布：“从今天起，你可以和兰兰恋爱了！”不几天，大哥向父亲提出了尽快和兰姐结婚的要求，父亲听后大怒，“你不要得寸进尺！”父亲将大哥的婚事一拖再拖，父亲要大哥当晚婚典型。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一边吃着香喷喷的鸡蛋一边呷酒，一副过共产主义生活的样子。父亲酒足饭饱之后，摇头晃脑地唱起了《红灯记》：“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母亲小心翼翼地在父亲身边坐下，母亲说：“光明的婚事不能再拖了，再拖就要出丑了。”父亲的双眼睁得圆圆的，他骂道：“狗娘养的，他这么大胆？”母亲说：“光明都二十六七了，早该结婚了。”父亲对母亲说：“你叫他写封检查给我。”大哥将检查交给父亲之后，父亲终于同意了母亲让大哥和兰姐国庆节结婚的请求。
结婚看来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向来不拘言笑的大哥，自从父亲批准他结婚之后，整天眉开眼笑，还时不时哼几句样板戏。兰姐到我们家来得也比过去更勤了，她后来就帮母亲做饭、扫地、洗衣服，还吩咐我大哥干这干那，好像我们家是她家似的。看见母亲和兰姐有说有笑的，我知道母亲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兰姐对我很好，经常带宝塔糖、笔记本给我，还送给我一支自来水钢笔，我对她的印象不错。兰姐也怕父亲，见了父亲她地说笑声便嘎然而止，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
豹子岭一片惊慌
我向家里走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可是阳光依然很灿烂。灿烂是阳光照耀着豹子岭的山山水水及地里的庄稼，给人以秋光无限好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正向豹子岭走来。
还在屋前的塘堤上行走的时，我便听到了母亲呜呜的哭声。母亲坐在屋前的稻场上呼天号地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旧社会走投无路的贫下中农。我还没见过母亲这么大声地哭过，要哭，也只是偷偷地流泪，见了父亲及我们哥儿俩便拿衣袖急急地把眼泪擦去。
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急急地走过去，怯怯地问道：“妈，你怎么啦？”
母亲没有拿衣袖去擦眼泪，她还在呜呜地哭，泪还在刷刷刷地流。
母亲如此地悲痛欲绝，令我恐惧极了。我一忽儿看看母亲的脸，一忽儿看看远处的天，母亲的脸被泪水浸淫得模模糊糊，天上有几朵白云正悠悠地飘。
就在我六神无主的时候，父亲火急火燎地回来了。父亲满头的汗珠子，一脸的悲伤相。我更加惶恐不安起来。
父亲对母亲说：“秀娟，你都知道啦？”秀娟是母亲的名字，母亲这个好听的名字父亲很少使用过。父亲的声音哀哀的且有些嘶哑。
母亲站了起来，母亲的一双泪眼凝望着父亲，母亲哇的一声长嚎，“来福呀，我们家的母猪死啦——”
我们家的母猪是县上分下来的良种约克夏。母亲将它当宝贝一样细心照料。前不久，才给它配了种。
谢天谢地，我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父亲楞了片刻，突然伸出巴掌给母亲啪啪几记耳光，耳光很响亮地在下午的山村回荡。
“你这个臭婆娘，一头母猪死了还值得你去嚎！毛主席呀——”父亲仰天一声长嚎，便跌倒在稻场上。
我和母亲都被父亲弄慒了，我们傻呆呆的看着痛不欲生的父亲。
父亲站起来，跺着双脚吼道：“还不快到大队部听广播去！毛主席逝世啦——”
毛主席逝世？这绝对不可能，昨天我们都还在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呢！从小我就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能活一万岁，他怎么会死呢？父亲今天怎么啦？难道喝醉酒了吗？父亲平时即便喝醉了酒也从来不说胡话的呀。父亲怎么会说出这种反动透顶的话来呢？我又一次六神无主。
“还不快去！”父亲的吼叫撼天动地，父亲吼过之后便像丧家犬般朝大队部跑去。
我不由自主的跟着父亲跑到大队部。我看到了大队部的操坪上黑压压的人群，我听到了高音喇叭里空前绝后的低沉、凄婉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真的与世长辞了。
我走进哭泣和眼泪的海洋里。我看到了我们的老校长，他正抱着电线杆捶胸顿足。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队团支书杨东晓，她像一尊雕像伫立在夕阳下，扎进裤子里的白衬衫给人以庄重、肃穆的感觉，别在白衬衣上的毛主席像章在闪闪发光，她屏气凝望着北方，风将她那头江水英式的齐耳短发高高扬起。
我走到杨东晓身边，我和她站在一起。
父亲多次教导我：“你要多向东晓姐姐学习。”
杨东晓是省城的知青，她上山下乡到我们豹子岭都五六年了。与她一同来豹子岭的十多个知青，回城的回城，进厂的进厂，只有她一个人留了下来。她说她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和豹子岭的贫下中农一道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这些话，她在群众大会上说过一次又一次，也在大队决心栏里写过一次又一次，前不久的省报上，还登了一篇表扬她的文章，里面也有这样的话。
杨东晓是我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红色接班人。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杨东晓就经常来到我们家，向父亲汇报思想，请示工作。她还经常给父亲出主意，想办法。她不论走到哪里，手上都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她常常读毛主席语录给我听，给我讲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将他们解放出来。她的话我虽然听不太懂，但我喜欢听，我觉得她不仅觉悟高，而且知识丰富，值得我学习。我大哥对杨东晓颇有微词，她刚离开我们家，大哥便小声嘀咕：“她要是不需要吃饭，我就服了她了。”
杨东晓和我父亲一样，对阶级敌人有着刻骨仇恨，我亲眼看见她在台上捆过地主分子，那个利索劲儿比我大哥强一百倍。她带领全大队干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将收缴上来的三百多只鸡一把火烧掉的故事，令豹子岭人感叹不已。
父亲对有杨东晓这样一位接班人十分满意，他常常对我说：“你不要像你大哥一样没出息，要多向东晓姐姐学习。”
我像杨东晓一样，昂首挺胸地凝望着北方。
整个豹子岭都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与绝望的情绪所笼罩。每个人的左手臂上都缠着一块黑纱，人人面如土色，呆头呆脑，对话简短得像电报用语。校园里宁静无比，老师和我们一道毕恭毕敬地坐在教室里，我们倾听广播里悲壮的哀乐和治丧委员会的一系列的公告，我们挥笔疾书缅怀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谁大声说话。
父亲的哭声有如狼的嗥叫，令我们毛骨悚然。在毛主席逝世前，我的记忆里没有留下过父亲流泪的点滴印迹，我只见过父亲快活的大笑和愤怒的大骂以及激动时四溅的唾沫。父亲狼一般的哭嚎令母亲像中了风似的抖个不停，她小心翼翼地握着父亲的手，默默无闻地注视父亲日渐消瘦的脸。
“秀娟啊，我们能翻身得解放，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全亏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呀！他老人家这一去，我们贫下中农会不会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呢？”父亲的哀鸣让人听了心寒。
母亲连连说：“不会的，不会的。”
平时很少与父亲说话的大哥也安慰父亲说：“爸爸，你就别担心了，这红色江山不会变色的。”父亲狠狠地瞪了大哥一眼，大声吼道：“你懂个屁！”
父亲摸着我的头，满怀深情的说：“卫东啊，要是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呢
我大声说：“我要和他斗争到底！”
父亲满意地点点头，接着说：“要是真的出现了修正，爸爸带你上山打游击。”
母亲不失时机地端来一盆热水，放到父亲面前，“洗洗吧，洗了早点睡觉，鸡都打鸣了。”
父亲双手放进脸盆里，机械地搓弄着。父亲突然站起来，他甩了甩手上的水珠子，向外面走去。
母亲忙问：“喂，你又上哪儿去？”
父亲说：“我去大队部召开紧急会议。”
母亲说：“你才回家多久？要开会也等天亮以后再去呀。”
父亲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黑暗里。
父亲天亮之后才回家，回家后他便将我们叫了起来。
父亲对大哥说：“基干民兵从今天起要日夜巡逻，监视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一举一动。”父亲对我说：“你们红卫兵红小兵也要提高警惕。”
大哥说：“爸爸，你何必把大家都弄得紧紧张张呢？在我们豹子岭，谁有狗胆去搞破坏呀？就是有人有这狗胆，他有这个能力去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吗？”
父亲指着大哥的鼻子怒骂道：“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再说一遍我把你捆到大队部去！”
大哥不再说话。
我觉得大哥的思想很有些问题，也不知是不是受了兰姐的影响。假如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出了修正主义，我该怎么办呢？
神圣的使命
夜晚很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让我想起了暗无天日的旧社会。我和李军、杨小红、林峰自觉地组成了“红卫兵巡逻队”，我将陈小英也拉进了我们队伍。开始陈小英的父亲说什么也不让陈小英夜晚出门，我只得把我们这个巡逻队的神圣使命说出来。我说：“这是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行动，不参加就是反对毛主席。”陈小英的父母吓坏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大摇大摆的把陈小英带出家门。
我之所以把陈小英拉进我们队伍，是因为陈小英长得漂亮，我喜欢她。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譬如偷了人家的桃、李子之类，我总不忘留两个送给陈小英，当然我没告诉她这些东西是偷来的。李军、林峰他们也喜欢陈小英，这个我心里清楚，只是他们不敢公开喜欢她，他们怕我。其实，我对陈小英完全是无产阶级感情，我认为她应该能够成为李铁梅、阿庆嫂以及杨东晓一样的革命者。
我们默不吱声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我们的心情都很复杂，既兴奋又恐惧。恐惧是因为毛主席逝世了，万一全世界的帝修反分子都来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就要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许多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就要人头落地，包括我父亲也许还有我；兴奋是因为我们正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胜利果实。过去，我们曾在夜晚去偷过别人树上的水果地里的瓜，可那是偷偷摸摸的，现在，我们堂堂正正地从东村走到西村，从村南走到村北。
一连两个夜晚，我们一无所获。地富反坏右都早早躲进了自己家里，路上遇到的除了巡逻的民兵便是逃窜的野兔。豹子岭死一般的寂静。
第三个晚上，我们在村南一个山岭上扒了一些红薯，点燃干柴将红薯烤熟吃完之后，我们便商讨着往何处去的问题。杨小红的发言给了我启发，杨小红说：“阶级敌人越来越狡猾，在路上巡逻很难抓到他们的狐狸尾巴。”我突然想起地主分子胡开山的儿子胡小三这两天都没有在路上等我，我原以为这是因为我起床迟了的缘故，现在想起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家可能有阴谋。
我将我的怀疑对战友们讲了。他们一致表示到胡开山屋边去侦查。
我们作了周密的部署，譬如到屋前时，脚步要轻，不要说话，我和陈小英、林峰堵前门，李军、杨小红堵后门等等。
我们像突击敌人据点的敌后武工队队员一样，蹑手蹑脚地朝地主胡开山的家里走去。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没有打手电。陈小英因为平时锻炼得不够，走路老是摔跤，摔倒时总忍不住叫出声来。吓得我们胆颤心惊。为了行动的成功，我只好拉起陈小英的手。陈小英的手热热的，烫得我身子时时发抖。我的脚步明显地慢了下来，弄得前面的战友们时不时地停下来等我们。
快到胡开山屋边时，我们停止了前进。我们停下来活动筋骨，观察动静，作战斗前的准备。
大约十分钟后，我小声命令道：“我们从屋后包抄过去！”
胡开山的屋后有一道很厚很密的芭茅，穿过芭茅时，我的手被芭茅划了好几道口子，也不知陈小英是否受伤。
越过芭茅墙之后，我们发现胡开山的厨房里还有灯火，灯火很小，像磷火在那里闪烁。我一阵兴奋，李军兴奋得在我背上拍了一掌。
我们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走到狗地主的窗下。我们看见狗地主一家三口（他女儿已经出嫁了）正坐在饭桌边吃饭，我们看见饭桌中央放着满满的一钵鸡，我们看见地主婆正把碗里的白米饭往嘴里扒，我们看见狗地主胡开山端起酒杯很惬意地抿了一口，我们看见狗崽子胡小三挟了一块鸡腿正往嘴里送。我发现我的手背凉凉的，我看见李军的口水正往我手背上流。我向战友们作了个手势，我们慢慢地退到后面。
李军压低声音对我说：“狗地主真会享受。”
杨小红说：“他妈的这鸡肉真香。”
我说：“我们进屋去查个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吃鸡，这鸡哪来的。”
陈小英说：“算了吧，管人家吃鸡干吗？”
李军说：“去，应该去。”
我们猛虎下山般扑到胡开山门前。我们用力的擂着门，大声叫道：“胡开山，开门！”
过了两三分钟，胡开山才装模作样地问到：“深更半夜的，谁在叫门呀？”
我大声说：“我们是巡逻队的，你快开门！”
胡开山打开门，装模作样地说：“哎呦，是你们这些小将啊，要不要进屋里坐坐？”
我们径直走进厨房，我们发现桌上那缽鸡不见了。
李军厉声吼道：“胡开山，你刚才在厨房里干什么？”
“嘿嘿，我们在吃饭，在吃饭。”胡开山干笑着说。
林峰拉长声音问：“吃的什么菜呀？”
胡开山手往桌上一指，“瞧，咸菜、冬瓜、豌豆酱。”
我大声一喝：“胡小三，你老实说，你们把鸡藏到哪里去了？”
胡小三的身子筛糠般地抖个不停，他的手指着水缸边的水桶，“在……”
还没等胡小三“在”出所以然来，李军便从水桶里将一缽冒着热气的鸡端了出来。
“不老实的狗东西！”我刷了胡开山一个耳光子，杨小红接着揍了他一拳，林峰将桌上的菜碗、酒瓶掀到地上。
我说：“胡开山，这鸡是谁的？”
地主婆说：“鸡是我们自己的红花大公鸡。”
我问胡小三说：“地主婆说的是真话吗？”
胡小三鸡啄米似的直点头，“是真的，是真的。”
我又问：“为什么要把鸡杀掉？”
胡开山说：“它吃集体的粮食，我便将它杀了。”
林峰说：“白天不杀晚上杀，你安的什么心？”
胡开山说：“我白天要到大队部学习，很晚才回家。”
我把手一挥，“把鸡端到大队部去！”
听到我的号令，连蹦带跳地跑了出去。
出门时，我又问胡小三：“这两天怎么不等我？”
胡小三说：“我等了你很久，你没来，我怕迟到……”
我说：“从明天起，我不来你不能走。”
出门之后，李军把鸡缽送到我的嘴前，“闻闻，多香。”
杨小红说：“卫东，你真要把鸡送到大队部去？”
我说：“不送大队部送哪里去呢？”
李军说：“我们吃了算球。”
林峰说：“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我说：“吃就吃吧。”
于是，便有四只手同时伸进钵里，鸡肉真好吃，味道鲜美得没有形容词可用。
当我吃过两块鸡肉之后，我才发现陈小英还站在一边没动。我说：“陈小英，你怎么不吃？”
“是啊，陈小英，你怎么不吃？”李军把鸡钵端到陈小英面前。
林峰说：“怎么，你怕狗地主下了毒？不会的，刚才他们自己还在吃呢。”
杨小红拿起一块鸡肉送到陈小英手上，“尝尝，包你喜欢。”
陈小英把鸡放进鸡钵，“你们吃吧，我一点不饿。”
很快，我们便将一缽鸡消灭得一干二净，杨小红将缽摔成了碎片，李军边舔手指边说：“他妈的狗地主真狡猾，要是我们今晚不来，这鸡不白白让他们吃了！”
林峰说：“我渴了。”
李军兴奋地说：“我们去吃苏振虎的梨。”
我们向北翻过两座山头，来到苏振虎的大梨树下。
我们把手电射到梨树上，却怎么也看不到梨。李军爬上梨树，捣鼓了半天也只落下几片树叶。
林峰说：“狗地主一定将梨摘回家里去了。”
想到狗地主将梨摘回家里藏起来，我们一个个义愤填膺。
我咬牙切齿地叫道：“苏振虎你个狗地主，上次吃了你的梨害得我肚子痛了半天，还没找你算账呢！”
李军立即附和道：“对，找他算账去。”
林峰说：“苏振虎很狡猾，夜这么深了去叫门，他肯定不会开。”
李军问：“那今晚就放过他了？”
林峰说：“我们在他屋前故意弄出响声，让他自投罗网。”
这个妙计真灵，苏振虎亮着手电开了门。
守候在门边等蛇出洞的李军和杨小红迅速将苏振虎按住。
苏振虎嚷道：“你们，你们是什么人？”
杨小红说：“我们是红卫兵巡逻队。”
苏振虎又是点头又是哈腰，“哦，是红卫兵小将们哪，你们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我说：“苏振虎，你给我跪下！”
苏振虎二话没说，乖乖地跪下了。
那一刻，我骄傲极了，自豪极了。
李军说：“苏振虎，老实交代，为什么要往梨树上喷农药？”
苏振虎立即大叫：“冤枉啊！我从没往梨树上喷过药。”
李军说：“没喷药，那余卫东吃了你的梨为什么肚子痛？”
苏振虎说：“小将们哪，我真的没喷毒药呀。”
林峰问：“苏振虎，你树上的梨哪里去了？”
苏振虎支支吾吾道：“我，我摘，摘回家了。”
林峰厉声问：“说！为什么要摘回家？”
苏振虎不停地刷自己的耳光子，“我该死，我该死，我不该把梨摘回家。小将们，我把梨搬出来让你们吃。”
李军说：“不要放毒。”
苏振虎讨好地说：“我哪有这么大的狗胆哪。”
苏振虎很快将一筐梨搬到稻场上，我们边吃边往口袋里装，只有陈小英无动于衷。
我拿了几个梨装进陈小英的口袋，可她又将梨掏出来放进筐里。我弄不明白，陈小英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家是路上，林峰对我说：“卫东，你说，胡开山夜晚喝酒吃鸡，这情况要不要汇报？”
我一拍脑瓜子，“是啊，说不定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呢。我们得向大队部汇报。”
陈小英说：“将人家的鸡吃了，还汇什么报！”
李军说：“汇报可以，不要说我们吃鸡的事。”
杨小红说：“就说我们将鸡倒掉了。”
陈小英气呼呼地说：“你们汇报你们去，我要回家睡觉了。”
我只好吩咐杨小红将陈小英送回家，我和李军、林峰上大队部汇报。
大队部灯火通明，大礼堂门前有两个手握钢枪的民兵在值班。父亲和杨东晓默默地坐在电话机旁，也许他们正在等待上级的重要指示。
父亲听完我们的汇报，重重地骂了一句：“他娘的X！”
杨东晓站起来，双手叉在腰上，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步。
“余书记，我看胡开山深夜吃鸡喝酒绝不简单。”
父亲惊喜地望着杨东晓，“你快说。”
杨东晓接着说：“你说，胡开山为什么早不杀鸡迟不杀鸡，偏偏在这个时候杀鸡吃？而且选择在不被人注意的深夜，而且还喝酒，他们有什么值得庆贺的高兴事呢？这个问题你应该知道。”
父亲猛地一拍桌子，“他娘的X！”随即，父亲对杨东晓说：“上午八点开群众大会，斗争胡开山！”
杨东晓拉着我的手说：“卫东，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她叮嘱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那晚，我们直到天亮才回家，我们都很激动。
意外的收获
这几天，我的心里十分难受。首先是斗争地主胡开山的大会因为胡开山将一泡尿拉在裤裆里而匆匆收场，使我上台揭发批判的计划又一次落空，接着是陈小英退出了巡逻队。
接连两个晚上，我们都来到陈小英家里，我们上纲上线，规劝教育，可陈小英死活也不出门，问她为什么，她就一句话：“我胆小。”我终于忍耐不住了，我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去吓不倒谁！”
我带领战友们昂首挺胸从陈小英家里走出来。
从陈小英家里走出来后，我就有些后悔了，我应该再做做她的思想工作，说不定她会改变注意跟我们走。
“哼，摆什么臭架子！我就不信缺了萝卜就办不了酒席。”
李军的话让我再也不好意思提出到陈小英家里去了。
我很痛苦，我没有想到陈小英是一个不能吃苦耐劳、革命热情不高的女孩。可是，我又不能不想她，她的大眼睛，长辫子，笑起来脸上的两个小酒窝，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以后三四个晚上，我们都一无所获。地富反坏右们早早便关了门、熄了灯，叫门也叫不开。由于没有收获，加上连续作战的疲劳，我们一个个都显得萎靡不振，走路踉踉跄跄，时不时地掉进稻田里，将裤子弄得泥糊糊的。
这是为毛主席开追悼会的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之后，都精疲力竭了，我们不能回家睡觉，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稍有松懈就会铸成无法挽回的大错。这时，林峰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到学校去翻双杠，人就精神了。”
这个建议不错，大家不由分说向学校走去。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看见那么精彩的一幕。本来我们已经从吴秀娥老师窗前走了过去，她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我们也看见了，可我们没有在意，我们都没有把吴老师房间里的灯光和阶级斗争连在一起。
一切都归功于李军，李军平时就喜欢多手多脚，不想他的多手多脚却帮了我们的大忙。吴老师窗户的玻璃掉了一块，没有玻璃的地方便糊了张报纸。李军从窗户走过时，不由自主地用手指将报纸戳出了个洞，这个洞让李军看到了问题。
我们看见李军一个劲地向我们招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赶忙走到窗户下。
房内的情景令我们不知所措：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已经将吴老师的衣服扒得精光。吴老师的身子白得耀眼，胸前两个比拳头还大的肉团在轻轻颤动，陈老师正在吃吴老师的奶。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如痴如醉。可是，灯突然熄了。
林峰把我拉到一边，小声问：“你说怎么办？”
他这一问，倒把我问住了。按父亲的说法，他们正在为“共产主义”奋斗，可是，男老师脱女老师的衣服……
杨小红捏紧拳头，“他们耍流氓！做坏事！”杨小红和我们不是一个班，陈老师不可能让他上台发言，也不可能将他的批判稿贴到宣传栏里。
林峰说：“我看我们还是向大队部汇报。”
我说：“那你快去吧。”
林峰走后，我们又到了吴老师的窗下，我们听到了吴老师轻轻地哼叫，哼叫有点像我们家死去的约克夏吃饱了食之后的得意之声。
不大一会儿，杨东晓带领两个民兵火速赶到了学校。
门是杨东晓叫开的，她叫门的声音出奇的温和：“吴老师，我是杨东晓，请把你的钢笔借给我用一下。”
吴老师应声之后，好久才将门打开。正当她将钢笔递给杨东晓时，杨东晓和两个民兵同时冲了进去。
两个民兵很快将陈老师从吴老师的床上拖了出来。
“把他们带到大队部去！”杨东晓的声音硬邦邦的。
陈老师和吴老师耷拉着脑袋坐在办公室里，吴老师小孩子般地哭个不停，陈老师的身子像中了风，一个劲的抖。
我们站在窗外，看到平日里受我们尊敬的老师一副可怜相，心头百感交集。
父亲大声说：“把头抬起来！”
两位老师便像地富反坏右一般乖乖地把面无人色的头抬了起来。
父亲说：“说说，深更半夜，你们在房子里干什么？”
陈老师说：“我们在房子里谈恋爱。”
杨小红在窗外大叫：“他们在房子里耍流氓，陈老师还吃吴老师的奶！”
杨小红的话击中了两位老师的要害，陈老师再也不敢吱声，吴老师的哭泣更加凄凉。
父亲将半截香烟摔在地上：“他娘的X，你们算哪门子人民教师！流氓，阿飞，跟地富反坏右没什么两样！”
杨东晓说：“陈老师、吴老师，我问你们，是毛主席亲还是你父母亲？”
陈老师和吴老师异口同声：“当然是毛主席亲。”
杨东晓又问：“假如是你们的父母去世了，你们还有闲情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吗？”
陈老师和吴老师又垂下了头。
杨东晓的语气变得十分沉重：“毛主席才去世几天，明天就要给他老人家开追悼会，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你们却……”
父亲一拍桌子，“他娘的X，你们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给我跪下！”
两位老师艰难地跪倒在父亲脚下，陈老师不停地叫喊：“余书记，杨书记，我们不是反对毛主席啊，不是啊！”吴老师已经吓得晕倒在地。
父亲大手一挥，“将他们先关起来，毛主席追悼会结束后开追悼会。他娘的X，不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真的会翻天！”
我们坐在大队部后面的山包上感慨万千，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学校里也有阶级斗争，我们尊敬的老师是反革命。我们还太小，太不会分辨是非，差点放过了这两个伪装得十分巧妙是敌人。我从心眼里佩服杨东晓，人家的水平多高，我得加紧向她学习才是。
第二天上学，我带着胡小三拐了个弯来到大队部，想看看两个反革命怎么样了。到大队部时，我还在想，今天下午的批斗会，我要不要上台发言。
我看到的是两具尸体。陈老师和吴老师双双躺在大队部门前，他们的尸体下面铺着一床草席。大队部门前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杨东晓正在指挥民兵驱赶看热闹的群众。我听见杨东晓对两个民兵吩咐道：“快通知他们家里人，将尸体抬回去。”
陈老师和吴老师是在被关的房子里上吊自杀的。清早，民兵打开房门时，看到了两具悬吊在屋梁上的僵硬的尸体。
追悼大会结束后，父亲宣布：“陈德全和吴秀娥，思想反动、品德败坏，已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
这天晚上，陈老师和吴老师的家人便将他们草草地埋葬了。吴老师入土时连口棺材也没有睡，就裹了床棉被。家里人说她给他们脸上抹了黑，死了活该。
秋风一天凉比一天
秋风凉了，一天凉比一天。
地里的棉花白了，白花花的一片，却没有人去捡。
田里的稻子正遭受着钻心虫和稻飞虱的侵害，却没有谁安排去治虫。
大哥急了，整天背着个药桶窜上窜下，可是，他一个人就是有四双手，也管不了豹子岭四千多亩稻田呀。
大哥找到父亲：“爸爸，再不派人治虫，晚稻就不用收割了。“
父亲有气无力地说：“我不管。“
大哥说：“你是豹子岭的头，你怎么能说不管呢？你不是说要带领大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吗？没有粮食，哪来的共产主义？”
父亲凄苦地一笑，“打下这么多粮食给谁？给地主富农，给资本家，给赫鲁晓夫？”
大哥生气了，他说：“爸爸，你整天忧这忧那的，假如我们江山真的变色、红旗真的落地，你一个人再加上豹子岭两千号人，也无力回天。”
父亲的脸立即变得惨白惨白。
父亲整天哭丧着脸，走路也没了往日的雄风。回到家后一忽儿笑，一忽儿唉声叹气，，白米饭和煎鸡蛋也提不起他的食欲。
兰姐对母亲说：“妈，我看爸爸神经有点不正常。”
母亲说：“他是这个样子。”
这天早晨，兰姐来到我们家，她来邀我哥上镇上照结婚照。
当大哥把自行车推到稻场上时，父亲虎着脸问：“你们上哪儿去？”
大哥说：“我们上镇上照相。”
“照相？照相干吗？”父亲一脸的惶惑。
母亲拿着一块削了皮的冬瓜走出来，对父亲说：“光明他们就要结婚了，总得照张相、领个证啊。”
“结婚？”父亲好像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似的，他摆了摆手，“不能结婚。”
大哥、兰姐还有母亲，都张开大口望着父亲。
父亲说：“毛主席刚刚去世，你们就结婚摆酒，什么意思？”
母亲说：“酒可以不摆，婚总得要结呀。”
父亲冲着母亲大吼一声：“不须放屁！”
母亲吓得连连倒退，嘴里却还在说：“婚期早就定下了，总不能说变就变哪，再变，光明和兰兰怎么办？”
大哥说：“妈，你不要和这个疯子啰嗦了，他不让我结我偏要结，我再也不听他的胡言乱语了。”
大哥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拉着兰姐，大摇大摆地走了。
父亲指着哥哥的背影说：“你小子胆大包天，好，我看你怎么结婚！”
大哥和兰姐虽然照了相，可父亲不给他们开证明，他们无法领到结婚证。
母亲急得坐立不安，她不停地说：“这可怎么办哟？这可怎么办哟？”
国庆节前一天的晚上，大哥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兰姐也在那里。
大哥说：“卫东，你以后不要瞎胡闹了。”
我不满地说：“我怎么瞎胡闹了？”
大哥说：“你要专心读书，多做好事，不做坏事，爸的话不能听。”
我说：“全豹子岭的人都听爸爸的话，我是他儿子，更应该听。”
大哥说：“爸爸是个疯子。”
我愤怒了，一拳砸在大哥身上，“我不许你诬蔑爸爸！”
大哥看了看我，弯腰从床下的木箱里拿出一张变色发黄的纸，递到我手上。这是一张县人民医院的诊断书，诊断书上是日期已经看不清楚了，可余来福三个字却还十分清晰，诊断书上的字迹很潦草，且有穿洞缺角的地方，我只认出了“精神分裂症”、“严重”等几个字。
大哥说：“这是我前不久清理这口箱子时发现的。”
尽管我手上握着一张医院诊断书，然而，我绝不会相信父亲是一个疯子。一个疯子能领导豹子岭人民革命二十多年吗？要是父亲是疯子，那杨东晓呢？豹子岭两千多号人呢？我怀疑这是大哥的有意栽害。我大声说：“我不相信，我决不相信！”
大哥说：“哥也不想和你争论，哥只希望你能做个好人。还有，这事千万不要告诉妈妈。妈很苦，你要好好照顾她。”
大哥这天深夜就和兰姐私奔了。
我们是看见大哥放在饭桌上的纸条后，才知道他们私奔的。纸条上写道：“妈妈，我和兰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永远不回豹子岭，不回这个家了。感谢您多年的养育之恩，望您多保重。不孝儿光明。”
我看了纸条很生气，大哥真的太令人失望了，为了一个女人，竟然逃离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而且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
母亲看过纸条之后什么也没说，她只是一个劲地流泪。
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知道大哥私奔的消息后，竟然放声大笑，连声说：“走了好，走了好，走了干净。”
父亲是国庆节那天晚上出事的。
那天晚上，父亲在大队部和杨东晓还有民兵营长一起喝了一点酒，这天毕竟是国庆节。父亲喝得不多，还不及平时的四分之一。可是，父亲从大队部出来后不久，就倒进了那口叫做荷花垱的大堰塘，他的旺盛的生命之火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熄灭了。
父亲的追悼会开得很隆重，除了豹子岭的男女老幼之外，县上、公社的领导都来了。
悼词是杨东晓宣读的。父亲的悼词是经过公社党委讨论通过的。悼词称父亲是人民的好干部、党的好儿子，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
我看见杨东晓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打在稿纸上，到最后，杨东晓已经泣不成声。
追悼会快要结束时，疯子三爷闯了进来，他指着父亲遗像大叫：“你终于死了！你终于死了！”
疯子三爷大笑不已。
台上的公社领导问身边的民兵营长：“这老头是什么人？”
民兵营长回答：“他是一个疯子。”
杨东晓正好念完悼词，她指着疯子三爷说：“这个坏蛋长期装疯卖傻，辱骂革命干部！”
公社领导发怒了，“把他捆起来！”
民兵营长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麻绳，将疯子三爷捆了个结结实实。
看到疯子三爷被捆，我心里痛快极了。
一场连阴雨，棉地里白花花的棉花变黑了，烂掉了，已经发黄的稻子倒下了。
这年秋收，豹子岭人特别轻松，许多稻田根本不用动镰。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度过接着而来的这个冬天……
秋天以后的闲话
最令我吃惊的是，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两年，杨东晓便离开豹子岭回省城了。她走时，我一直站在她身边，我有很多话想问她。可是，那天她很忙，到离开时，也没有机会和她说上一句话。
后来，杨东晓成了一名作家。两年前，她出版了一本名为《豹子岭魔头》的纪实小说。这本小说将我父亲余来福描绘成一个独断、凶残、疯癫、懒惰、好酒好色、草菅人命的魔鬼。杨东晓还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父亲强奸她的过程：深夜，在大队部办公室，杨东晓正向父亲汇报工作，父亲突然将她抱住了，父亲力大过人，她的反抗无济于事……父亲将她的衣服扒光后，又脱下自己的衣服，然后拉着她跳起忠字舞……这本小说出版后立即风靡全国，评论家们称赞这部小说再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大胆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等等。杨东晓因为这本书大红大紫。
很多朋友都鼓励我和杨作家打官司，告她诽谤、诬蔑，余来福是组织上盖棺论定了的好干部啊。已经当上总经理的林峰说：“这官司一定要打，钱我给你出。”我没有和杨作家对簿公堂，连写封信，打个电话骂她两句也没有。我已经长大，我不想为这事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我有许多事要做。
顺便告诉读者的是，我哥嫂离家出走三年之后又回到了豹子岭。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小侄儿。现在我哥在县城开了家建筑公司，他已经是腰缠万贯的“余老板”了，母亲和他们一起生活得很好。我每两个月就要从省城回大哥家一次，我敬佩我这位大哥。在和杨作家打官司的问题上，大哥的意见和我一致。
“别挑起脏东西来臭自己了！”大哥这样说。
（原载《芒种》2002年第九期）
倪章荣，笔名楚梦。男，湖南澧县人，居长沙。作家，文史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杂文随笔集《骨头》、短篇小说集《那晚的月亮》、中篇小说集《雨打风吹去》、长篇小说《邪雨》、幽默动物小说集《动物界》、中短篇小说集《陌生的声音》，发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国宪政》、《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