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白围裙，那年漂泊的日子

一条白围裙，那年漂泊的日子（非虚构小说）

作者：邹中海

　　我和他并不熟，他是广东梅州人，我是湖南娄底人。我到广东后，想凭一纸文凭闯出一片天地。只是结果不尽人意。先是去一些学校应聘老师，眼界很高，从大学开始，一直退到小学，人家都嫌我普通话讲不好。在退到幼儿园门口时，我犹豫了，最终没有进去。于是调整了方向，奔向一些企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想应聘管理或文员职位。开始时人家还挺热情的，可当我填完表格后，人家的脸阴沉得可怕，话冷冰冰的。虽然是三伏天，但还是感到了刺骨寒气。其中一个主试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很有才华，要求也不高，只是啊，命不好，没有刘德华的外貌”。

　　见我不明所以，又补充说：

　　“门在那里，不送。”

　　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人家说的前两句是反话，后一句告知的是结果，我落选了。

　　我心里当然老大不服气，很想争辩几句，又感到没有必要。只是心里在想：这也太快了吧，沿海速度?翻脸比翻书还快?

　　又想：这又不是选美，干嘛和外貌扯上关系?况且我也并不丑啊！

　　年轻时的我还是比较帅的，帅的人一般都自信，尽管阅历不深，志大才疏，却总自以为是。在老家时还喜欢梳个“奔头”，外出时总要穿件干净的白衬衣，有时候还要往头发上抹点油水，显得湿湿润润水光锃亮很有精神的那种。

　　到广东后，这种习惯依旧保持。总认为自己是学校出来的人，要注意形象。但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也片面地认为社会就是一所学校甚至而不如学校。心想只要是从学校出来的人，在很多方面肯定要高于那些早在社会上混的人。

　　带上这种不太成熟的观点，使我在求职的道路上屡屡碰壁。这不，这个认知，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闹了个笑话吧。

　　另有一位主管，看我有点脸红有点愕然又有点怅然若失的样子，有意翻动了一下其他应聘者的表格。他的这一翻，让一个虽然幼稚但并不太笨的我看出了玄机，也让一个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一百三十斤，五官端正，皮肤白晳，还带一副金丝眼镜，有几分书卷气的我感到了难堪和懊悔！怎么不在求职前打探一下消息或了解一下行情呢？

　　懊悔归懊悔，也不得不承认和接受现实。确实感到，社会上的这所学校，远比读书教书时的学校要复杂得多，也残酷得多，水不知深了多少倍！原来，人家在表格上填的底薪是一千一，只有我填的是三千八。通过这次应聘，我也找到了屡聘屡败的原因。在沿海这样的城市，不光看学历文凭，更要看能力诉求。哪怕你是教授博士留洋生，也得从基础干起，经得起实际的检验，然后再根据你的能力和学历，慢慢提升，定薪定职。因此，在求职表上，填的薪水是万万不能太高的。九十年代的三千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万了。有了这样的经验，在我以后的应聘中，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底薪只填三百，但也有单位嫌这说那的。再后来，我干脆去应聘保安，这回人家很爽快，不嫌弃我的外貌和乡音，也不嫌我的学历。虽然我在招工表上填的是双学士，职业是教师。大概是三百元的底薪，让人家很乐于接受，这一次很顺利，照单全收。我至今还记得总经理说的一番话：

　　“年轻人、有水平，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在这么多应聘的日子里，首次听到了很温暖的话，就像一条霉虫遇到了太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恩滋味。他见我受宠若惊的样子，又补充说：

　　“你是我们保安队伍中学历最高的，是我们的骄傲！”。

　　正当我飘飘然之际，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了，进来的是位三十多岁的保安大哥。看得出，是经过了正规训练的退伍军人，走路齐整，话语铿锵有力，只听保安大哥说：

　　“老板，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兄弟们都没有生活费了?”，听这里，吓得我落荒而逃！

　　他比我幸运，求职胜利却又同样经受了我的那般光景，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从家乡来，地道的梅州客家话又加上有驾驶技术，让他在这片同是客家人的地方，占尽了求职优势，有位客家老板当即就收他为贴身司机。这在九十年代初期，那绝对是一份美差呀。不但工资高，跟着老板喝香吃辣，而且会跟着老板出入高端场所，风光无限。更主要的是能结识很多社会名流，对以后的发展，肯定是有帮助的。如果没有变故，他可能早就是一方之雄了！不是么！有个影星的丈夫，原来不也是一个大佬的司机么！

　　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犟种，武侠小说看得多了，犟之外还颇有侠义心肠，这注定会是一个悲催的故事情节。他的这个老板，早先在农村，靠杀猪维持生计，后来到了城里，也干老本行。但这老板头脑灵活，很有经商天赋。看到了农村的生猪价和城里存在着巨大差价。于是，利用多年的积蓄，又贷了款，在家里叫老婆搞起了养殖场。同时，兼收做十里八乡的生猪生意。老板则在城里，搞了块地，做起了生猪批发生意。没两年，就成了千万富翁。中年发迹的老板，犯了当时很多大老板都有的毛病一一包二奶。他在进公司之后不久，就隐隐约约听到了这些传闻，只是没有亲眼所见，所以就没有放到心上。也许连他也不会想到，该来的一定会来，而且很突然。一个雨天的晚上，老板和二奶，被老板娘堵在了酒店门口。当他从车里看到老板娘披头散发、可怜兮兮的模样时，他不由地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当他看到老板娘身边的那个七八岁的孩子，抿着嘴唇、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不知所措时。他忽然想到了儿时的自己。他的心被绞了一下，很痛。他忽然像一条发怒的雄狮，冲出了车门，挥起强有力的手臂，“啪”的一巴掌，打在了老板的脸上，口里喊出一声“畜牲”，便冲进了迷离的夜雨中。这一突如其来的巴掌，让老板猝不及防，也让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但也就是他的这一巴掌，据说打醒了几个人。

　　失业后的他心灰意冷，连喝了三天酒，也没有再去找工作。用他的话说：“现在的老板，都是一个卵样，在这样的人手下干活，没劲！”

　　世间事，无巧不成书。我和他，本来没有半点交集，却因为同样的困境，同样的想法，我们在夜市摊上相遇了。

　　失业后的他，靠从家里带来的一些余钱，从小百货市场进了一些毛巾、内裤、洗发水之类的东西，拿到夜市上来卖；我则早就做起了小本生意，在夜市上卖一些发夹、钢丝球、牙签、电话簿等之类的小商品。因为摊位相邻，我们慢慢就熟悉了，彼此之间，也互相帮忙占摊位。那时候的广东，外来员工很多，每到晚上，就有很多人逛夜市，所以摆摊的人也很多。这些摆摊的，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本来就是有店铺的，他们摆夜摊的目的，主要是想把店铺内一些积压货，拿出来处理掉。这些人大都实力雄厚，财大气粗，货也多，价格平，夜摊生意，百分之五十会被他们垄断;他们买的是固定摊位，不用占，随到随摆。不过这些人也有弊端，货没有我们的新颖，所以品种虽然多，价格便宜，看的多买的多，可总会有一些人，来到我们这里，买些小物饰，光顾我们的生意。而且，他们一到下雨天，基本上是不来的，因为摊子大，不利于收放，加之雨天逛夜市的人要少很多，所以干脆就不出来了。

　　第二种是在附近工厂上班的一些员工，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摆摊，增加点额外收入，但由于经常要加班，摆摊时间不固定，所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没有买固定摊位，都靠抢占摊位。

　　第三种则是像我们一样买不起摊位的人。那时候夜市摊上有规定，买固定位，一律要按季节交钱，一买就是三个月，有的还要收押金。我们入不敷出、收支很难平衡，吃饭都成问题，哪里有多余的钱买摊位呢?即使东拼西凑买了个摊位，也没有多少钱去拿货了。还不如辛苦些，赶个早，花个三、五、十元，天交天，交个散位费。为此，我们在广东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走鬼佬”,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打游击”。

　　天天摆摊，特别喜欢雨天，这些日子，不用占位，想摆哪就摆哪，还能逃一些散位费。下雨天，收费的人也是不来的。只要省了摊位费，我和他就会用省的钱去买几个皮蛋和几瓶珠江啤酒。珠江啤酒的奖特别多，我们在喝完酒后，总会有几个获奖的瓶盖。喝不完了，就带回家去，第二天接着换酒喝。有一次我们花十元钱买了四瓶酒，结果中了三个奖，一个奖盖一瓶啤酒啊，里面可能又有连环奖。我怕不好分，就起了点小贪心，偷偷地藏了一个奖盖，害得他低头弯腰找了半天。至今想来，真是过意不去。下雨天还有一个好处，由于少了竞争，生意反而比平常更好一些。

　　在和他完全熟悉后，他说起了他家里的事。他说：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离婚了，原因是在外打工的父亲，结织了一个年轻女人，倔强的母亲受不了委屈，一气之下就成全了父亲。从此母亲含辛茹苦，和他相依为命，至今未嫁。”

　　那时候我只简单地敷衍了他几句，他也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的样子。不过我还是看到，在他的眼睛里，有泪珠滚动的迹象。

　　后来，市场做了大规划，我们的生意也慢慢好了起来。原来那些正眼都不瞧我们的批发商们，竟然主动和我们取得联系，并答应赊货给我们，条件是专卖他们的货，可以进行一单一结，先提货后付款。这对当时没有本钱的我们来说，无异于捡了个大馅饼！只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看中了我的行当，我则看中了他的生意，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完美的角色转换，他把我原来卖过的那些商品，又增加了很多批发价在一元以下的小百货（拿货价在一毛到九毛之间），全部按一元一件卖，任挑任选。我则把毛巾、内裤（除女性内衣外），全部按两元一件来卖。那个时候，流行广播推销，我们俩都买了个人声广播，每天站在各自的摊位前，大声吆喝。这样的方式，很能吸引很人。他叫他的“呀梦呀顶”（广东话，一元一件的意思）。我则编了几句：“胸衣肉袜、毛巾短裤，两元一件，随挑随选”。久而久之，就产生了矛盾。有时候，他的广播有意朝我的摊位上喊，耳朵都被他炸聋了；有时候，我把广播朝他的摊位上喊，搞得他一脸哭相；有时候，他在经过过道时，把手一带，把我摆在架子上的毛巾或内裤，有意搞落几条，随即捡起，说声对不起（那时候我已用铁管做了摆摊的架子）；有时候，我经过过道时，也有意无意，在他的摊位边上踩一两下，也忙说“不好意思”（他那时还是把商品摆在地上，用一大块条纹塑料布放到地上做垫子）。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把他刚进的几条白色围裙的最上面的一条，踩了个清晰的脚印。不过闹归闹，却总也没有上升到火拼的地步，要不我们还怎么可能天天在一起摆摊呢?

　　两年后，我厌倦了摆摊的生活，用积攒的一些钱，在一个村的路口，开了一家小饭店。那段摆摊的日子，慢慢地淡出了视线！

　　大概是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饭店内打磕睡，他忽然把一些碗筷拉到了这里，他说：

　　“我明天要回老家了，我知道你开了家饭店。这些碗筷都是卖剩的，丢了也可惜。带回家也没有用，不如把这些东西送给你，如果用得上，就不要嫌弃，收下吧。”

　　我看到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叫真情的东西在涌动，很是感动。我收下了那些物品：一百二十五个碗、十包筷子、三块砧板……在这些物品的下面，我见到了那条被我踩过的白围裙，只是上面的脚印已不见。

　　作者简介：邹中海，笔名涛博哥哥，海哥。诗人，文评人。有诗文写进教辅、馆藏和获奖。代表作曾被关工委推荐，中央电视台推广。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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