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大变局

 
　　锲子
 
　　今天的历史，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公元1894年的甲午大变局，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情甲午，是日本用武士刀戳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刻骨印记，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午夜梦回，血色狼烟。那段残酷而沉痛的记忆，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创伤。120年后的今天，再次追问历史，不是为了让伤痛更加伤痛，而是为了在反思中警醒和奋起。
 
　　公元2014年，又逢甲午。
 
　　120年前的公元1894年，风雨如磐，云诡波谲，中日之间爆发甲午战争。在此次绵亘数月的战争中，大清帝国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蕞尔小国日本用坚船利炮轰倒了大清王朝已经破败不堪的大门，让天朝上国的最后一丝尊严荡然无存。大清王朝兵败如山倒，泱泱宗主大国在偏居大洋之隅日本地蹂躏之下民生涂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山河变色。历史，以最残酷的方式宣告了大清王朝的衰败和没落。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120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于历经苦难的中国来讲，却是两个甲子漫长岁月中的挣扎、煎熬、抗争和奋起。甲午战争，是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刻骨伤痛，是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在公元1894年之后的百年时间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无数次审视和反思甲午大变局，无不为之愤、为之痛、为之悲、为之泪。午夜梦回，血色狼烟。公元1894年的甲午大变局，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情甲午，是日本用武士刀戳在中华民族脊背上的深深印记，是民族记忆中最为悲痛的一页，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现实永远抹不去历史的影子。站在120年后的今天，回望甲午大变局的惨痛历史，仍然令人为之扼腕长叹，为无辜黎民百姓哀其不幸，为腐败无能官僚怒其不争。120年前的甲午惨败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日本侵略者登堂入室，肆虐我华夏河山，杀戮我百姓同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山河破碎不堪，人民水深火热。那些屈辱辛酸的历史让一代代中国人如鲠在喉，如针在毡，没有随时间流失消逝或者淡化，却日愈鲜活狰狞。

　　1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甲午战争，反思这次甲午大变局，依然带给我们深深震撼，令我们悚然警醒。公元1894年，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都是一个风云变幻的重大历史拐点：一个在痛苦中落败，错失机会，倏尔间没落于世界丛林，被动挨打，任人践踏，受人宰割，昔日称雄世界的泱泱帝国山河破碎，中国龙在痛苦中挣扎沉沦，饱尝历史大变局之痛；一个在野心中窜升，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一跃挤身世界列强，企图通过打通朝鲜半岛陆路通道征服中国龙进而称霸亚太，扩张侵略，狠辣凶残，走上了极端狂热势力主导之下扩张帝国主义的不归之路。风云突变，一左一右，冰火两重天。
 
　　大浪淘沙，激荡百年。历史令人警醒，教训催人奋进。120年前的甲午大变局，在敲响大清王朝丧钟的同时，也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有志之士，为拯救民族危亡而苦苦抗争。梁启超讲：“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大变局，唤醒了民族志士，改写了中国历史，戊戌变法，五四觉醒，抗日保家，革命建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不断地发奋寻找救亡图存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新路。60年前的公元1954年，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朝鲜战场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一个甲午年一雪耻辱，扬眉吐气。120年后的今天，在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二个甲午年，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中华儿女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机遇向来与危机同在，机遇可变为危机，危机亦可成为契机。12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正视历史，直面教训，祭奠忠魂。因为，今天的历史，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历史表明：如果没有深刻反思，现实就是历史的翻版；只有痛定思痛，现实才能跳出历史的阴影。历史，如同一面镜子，照亮过去，也照亮未来。当此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关键战略机遇期，中国一步步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一步步接近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伟大目标。居安当思危。回首悲情甲午，勿忘国耻民辱，祭奠将士忠魂，探求败局原因，推进军队战略转型。
 
　　回望历史，甲午之觞，痛彻心扉。在此又逢甲午之际，我们应以史为鉴，以现实的视角审视历史，保持高度警醒，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回望公元1894年的甲午大变局，把时针回拨120年，审视历史，反思教训，瞻望未来，运筹今天。
 
　　一、风雨飘摇
 
　　梦生如烛，梦灭如烟。120年前的甲午战争，使大清帝国的迷梦破碎，令后人更是感叹不已。曾经称雄世界的大清帝国，何以软弱溃败如斯？清初诗人纳兰性德曾在跟随康熙皇帝巡视行途中忧郁地写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身为八旗子弟的诗人一语成谶，在他去世仅仅二三个甲子之后，一个曾经英武骁勇的民族就迷失在走向世界丛林的路上，乡心迷失无梦，故园风雨如磐。走过268年风雨的大清帝国历经浮华沧桑，最终踏上了生命和鲜血铺就的青冢黄昏路。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浩瀚如繁星般的历史上，朝代如烟，更迭无数。一个个王朝的兴盛衰败，英雄沉浮，命运多舛，总让人为之感叹不已。而大清王朝的兴盛繁华和衰败没落，更是令人为之深思。
 
　　“长白山，松花江，满族人的老故乡……”。这是迄今依然流传在北京皇城根的一句顺口溜。翻开大清王朝的历史，雄才大略的帝王，空前绝后的疆域，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给后人留下扑朔迷离的万千景象。曾几何时，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是多么的英武骁勇，他们率领血性善战的八旗子弟，旌旗猎猎，马鞭成林。他们挟雷霆之势，从白山黑水的关外，越过长城，跨过黄河，饮马长江，纵横高原，剑指边关，席卷华夏大地，立身马背傲视寰宇，成就了不凡伟业。
 
　　满族崛起是一个神话，充满戏剧性。传说因为猎狗和乌鸦为部落早期的繁荣立过汗马功劳，为此，他们一代代知恩图报，坚决不吃狗肉，奉乌鸦为神鸟。一个英勇善战、知恩报恩、励精图治、开放包容的民族天下无敌。于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清王朝，骑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独领风骚，风华绝代，把中华文明圈推向历史巅峰，书写出了康乾盛世的显赫功业。
 
　　公元1644年八旗子弟入关后，虚心学习并接纳儒家文化，迅速地融入并扩张中华文明圈，大清王朝巩固并扩大了以中国为亚洲宗主国的华夷体系，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滋养和浇灌下的大河文明达到历史巅峰，令全世界为之瞩目。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礼乐飘飘，舞姿翩翩，万国来朝，其乐融融。康乾盛世，长达百年，GDP占世界的五分之二，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博大精深、浩瀚如海而又平和中正的东方文明如同一个巨大而又富有魅力的磁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前来朝拜交流。作为宗主国的大清王朝的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看山河万里，经纬乾坤，笑对青史，指点中外。彼时，大清帝国是名符其实的中央之国、世界强国、超级大国，是帝王将相眼中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悠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各民族间的不断融合与碰撞发展，在人类历史上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瑰丽无比的壮丽诗篇。无论是世代地处中原大地的汉族，还是崛起于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都共同为中华文明的兴盛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一个民族的视野大小与精神面貌决定着民族命运，视野开阔、融合发展则兴，视野狭隘、排斥异已则衰，是被数千年中国历史印证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周期律。

　　居安思危，否则危矣。春秋时期帮助齐桓公完成称霸诸侯大业的管仲曾讲：“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之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急。”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安而忘危，即使强盛一时，也终将滑入衰败没落的深渊，轻则残延苟存，重则惨遭覆灭。天道轮回，历史周期率残酷无情；人心易变，创业艰难而守业更加艰难。“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陆权时代显赫一时的大清王朝也终到了强弩之末，由盛转衰，由强转弱。
 
　　在清史研究中，向来有“存亡两妇人”的说法，把大清王朝在康乾盛世华丽开局之功归于孝庄太后，誉满千古，认为她睿智无比，历经艰险，力挽狂澜，拯救危局，教导出康熙这样的千古帝王，一手把大清王朝推向康乾盛世；把大清王朝在后期狼狈收局之罪归于慈禧太后，谤满千古，认为她思想愚昧，迷恋权力，发动政变，垂帘听政，乾纲独断，计短谋拙，堪比虞公，直接把大清王朝一步步带向败亡深渊。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看，清朝的历史就是一部“太后史”。孝庄太后、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都曾一一上演了大清王朝历史上的“太后干政”。公元1912年2月12日，慈禧太后的内侄女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彻底结束了清朝的统治。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隆裕太后续写了“清史三太后”的凄凉终篇。
 
　　中国人历来讲究盖棺定论，对于孝庄功绩的评价历来都推崇极高，对于慈禧罪责的评价却争议颇多。从深层讲，把大清王朝的败亡简单地归因于慈禧太后一人之身，是不客观的。大清帝国的崩溃没落，慈禧太后固然难辞其咎，但她一个人承担不了如此沉重的罪与罚。
 
　　一个没有雄才大略帝王的帝国，一个失去昂扬精神的时代，一个身处危急关头却浑然不察的民族，如何去奢求年迈的慈禧太后书写一个帝国的奇迹？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古往今来，创业之路艰难困苦，守业之路更是荆棘密布。骄纵始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后汉书》云：“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实际上，自从康乾盛世之后，八旗子弟已经惯于安逸，腐败不堪，熬鹰斗虫，玩物丧志，贪图享乐，漠视危险，已经丧失了祖辈血液中彪悍的战斗力，失去了立身马背争锋天下的雄心壮志，虎狼之气慢慢消退，大清王朝已经是虽富不强，虽大不壮，虽盛已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还自遗咎”。英年早逝的清初诗人纳兰性德曾在跟随康熙皇帝巡视行途中忧郁地写道：“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梦生如烛，梦灭如烟。身为八旗子弟的诗人一语成谶，在他去世仅仅二三个甲子之后，一个曾经英武骁勇的民族就迷失在走向世界丛林的路上，乡心迷失无梦，故园风雨如磐，大清帝国最终踏上了生命和鲜血铺就的青冢黄昏路。
 
　　马上打下天下，下马治理天下，马下失去天下，大清帝国在268年的历史变迁中书写了令人感喟不已的浮华沧桑。马上打天下，靠的是血性；下马治理天下，靠的是谋略；马下失去天下，是因为丧失了引以自豪的血性和谋略。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王朝已经如同一个被打破窗户的屋子，门窗洞开，风雨飘摇，“破窗效应”引发一个个来自海上的野心家和探险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家安而天下治。”公元1583年，25岁的努尔哈赤以十三幅遗甲打天下，何等的意气风发。公元1861年，刚进入而立之年却沉溺于鸦片之瘾的咸丰帝撒手西归，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托付给一个年仅六岁的稚童、两个年轻的寡妇和一班位高权重、飞扬跋扈的大臣。其情其景，判若云泥。大清王朝危在旦夕，以“清流”自居而又视野短浅的大清王朝官僚阶层却依然观念陈腐，难以洞察存亡之玄机，还依然在守旧争权中浑浑噩噩，满汉排斥，一盘散沙，大清官员大都身陷个人、家族或帮派的利益藩篱，眼光向内，擅长于“窝里斗”，不为大清帝国分忧解难、针贬时弊，丝毫没有居安思危为民族大局考量的大战略意识，如同舟过河之客，不顾风高浪急，船倾进水，仍然在摇摆的孤舟中兀自打斗，丝毫没有舟覆人亡的危机意识和共患难精神。当此历史危急关头，虽有李鸿章、左宗棠等股肱大臣为之忧心如焚，试图为帝国四处奔波缝补救火，但最终难以挽救大厦之将倾的国运。君道之衰微，臣道之崩溃，军道之腐朽，最终使大清帝国如暮年衰弱之狮在杀机四伏中无奈地引颈就戮。此时，失去了锐气和活力的大河文明犹如一潭无澜死水，暮气沉沉，抱残守缺。相比之下，大河文明犹如江河逆流失控，海洋文明却如同朝阳跃出海面。此时的大清王朝，如屋漏偏逢连雨天，割地赔款，积穷而弱，久病难返。大清王朝如同一只线被割破的风筝，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只能在风雨中无奈飘摇，在岌岌可危中摇摇欲坠。
 
　　自咸丰帝之后，慈禧太后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王朝的黄昏也越来越近。公元1908年12月3日，幼小的溥仪在啼哭中登基，文武百官的三拜九叩没完没了，皇帝的哭声越来越响，挣扎着哭喊着要回家。侧身跪在宝座下面、急得满头大汗的大臣哄慰道：“别哭别哭，快完了”。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大清江山轰然倒塌，一个曾经辉煌耀目的王朝终于在风雨中走到了历史的终结，曲终人散，遍野狼烟。
 
　　时势造英雄。没有造就英雄的时势运气，如同宝剑尘封于匣中，与铁石无异。大清王朝国势至此，清醒如郭嵩涛、林则徐、魏源、黄遵宪等人虽痛心疾首，但也回天无力，只留下风雨中细弱无力的呐喊和数声喟然长叹。而此时，一个对东亚体系主导权觊觎数千年的忍者之国日本已经蠢蠢欲动，危险在悄悄逼近中国。
 
　　二、忍者之术
 
　　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一次侵略扩张行动。忍者如猛兽，蛰伏数日，只为最后致命一击。回望历史，在中日千年较量中，野心勃勃的日本，如凶残野兽蛰伏，一直在等待中阴骛地捕捉着进攻时机。危险，自海上而来。血色黄昏中，昔日曾征战东亚大陆的八旗子弟们却仍然肩背弓箭手拿长矛，斜倚着高高的城墙看夕阳西下，浑然不觉利剑抵喉，大清王朝即将走向覆灭。要全面读懂今日之日本，必须深入了解发动甲午战争之时的日本，甚至要了解与中国有着千年恩怨的历史上的日本，了解日本隐忍狠绝的忍者之术。透视日本历史，在日本人的骨子里，传承着一种忍者精神。
 
　　浪人与忍者，是岛国日本人文历史上毒辣无比的罂粟花。浪人无良，在日本的幕府时代，手拿武士刀的浪人四处流窜，砍杀肆虐，险中求利。忍者，则是浪人中最为阴狠的高手，数日蛰伏，只为搏取最后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因此，欲深入了解近代日本，必要全面了解浪人与忍者畸形扭曲的武士道精神，那些被推崇备至的剖腹自杀，看似神圣实则疯狂，宣扬成仁成义实则惨无人道，是一种独有的自虐行为。
 
　　纵观日本历史，武士刀是日本扩张主义的代表符号，忍者则是日本武士道隐忍狠绝极端性格的代表符号。老子讲：“行于大道，唯施是畏”。追根溯源，日本在冒险主义者的操控和蛊惑下，一直是“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日本，是中国一个心怀叵测的邻居。
 
　　从历史上看，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并非只是一场孤立的战争，它是中国与日本千年战略较量中的一次战争。只是这一次战争，一战扭转乾坤大局，中国主宰并引以为自豪的华夷体系彻底土崩瓦解，日本则如蛇出洞顺势而上开始了称霸亚太的不归之路。回望漫长历史，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由来已久。岛屿如虫，擅长于咬噬蚀木。岛国日本，历来在战略纵深的梦想中挣扎沉沦。作为太平洋边缘的一个岛国，日本土地面积十分狭小，资源贫瘠，向大陆扩张，获得陆地资源，取得战略纵深，一直是日本历代当政者梦寐以求的首要战略目标。对于中国主导建立的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东亚体系，日本更是觊觎良久。因此，中国大陆，始终被日本野心膨胀的当政者视为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和试图取而代之的战略目标，欲走出海洋称霸大陆，必先走出中国巨龙的影子，踏上东亚大陆。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中日之间的心理冲突、情感冲突、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和发展冲突时强时弱，随着中日两国的强盛衰落，日本挑战中国的欲望也时起时伏，或战或和，或强或弱。
 
　　千余年来，中国与日本反复进行较量，其中，有三次大的较量：第一次，公元663年，唐朝军队在朝鲜半岛白江口海战中大胜日本援军，焚毁倭舟400余艘，百济国灭亡，日本仓皇退缩本岛；第二次，公元1274年和公元1281年，日本斩杀元使者，蒙古黄金家族的尊严不容侵犯，忽必烈大怒之下先后两次派军队会同高丽东征日本，但是腥风浊浪，时不逢运，在陆地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在海上登陆作战中终未获胜，最终使日本游离于东亚大陆体系之外，并威胁着元朝帝国的东亚秩序；第三次，公元1593年和公元1597年，明朝出兵朝鲜将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军团或围歼或重创，使丰臣秀吉“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和“渡海登朝，迁都北京，定居宁波，征服印度”的狂妄野心灰飞烟灭。公元1894年之前中日之间的三次较量，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日本企图挑战华夏文明，瓦解华夷体系，通过占领朝鲜半岛陆地通道入主华夏，建立新的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秩序。特别是丰臣秀吉作为日本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野心之膨胀，构想之狂妄，尤其是他“天皇居北京，丰臣秀吉居宁波，同时征服印度”的称霸图略给日本刻下了深深烙印，影响深远，不可轻视。
 
　　隐忍狠绝，伺机而动，一剑封喉，一招制敌，是日本冒险主义者一向崇尚的忍者精神，也正是这种火中取栗的冒险精神，促使日本在对外战争时多选择以偷袭的方式先发制人。千余年来，在对中国主导的华夷体系控制权的争夺之中，日本的忍者精神更是表露无遗。处弱势，则示之以弱，以中国为师，发展壮大实力；处强势，则如蛇出洞，以中国为敌，伺机打破平衡。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海战中大败于唐朝大军之后，日本意识到实力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便以胜者中国为师，激发了学习唐朝的热情，一次次派遣大规模的遣唐使，如蚂蚁搬家，船塞于道，全面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领域的经验技术，使日本成为唐朝的一个异类的浓缩型的翻版，甚至时至今日，“唐”的烙印在日本依然十分深刻。在郑和下西洋前后，中国的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中国的陆权实力争霸世界，海军战力也是天下无敌，在亚洲大陆制陆权和世界制海权上拥有绝对优势。彼时，东亚国家几乎都承认天朝上国不可挑战的宗主权。公元1404年，即明朝永乐二年，日本正式进入中国的册封体制，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和华夷经济圈。公元1598年，野心家丰臣秀吉在挑衅中国惨遭失败后死去，日本立即从朝鲜撤军，德川家康取代了丰臣秀吉势力，建立统一的日本户幕府，又马上采取对中国表面上的睦邻友好政策。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表面上与大清极力和好，暗地里却积极扩军备战，伺机侵略中国，日本政府甚至还贼喊捉贼，多次向大清帝国通报俄国侵略朝鲜的野心，诱导大清将防御重点由防日转为防俄，而大清帝国的帝后臣僚也被日本虚假的表象所迷惑，最终在生存和毁灭面前误入岐途。
 
　　公元1598年之后的300年，中国的大陆文明在康乾盛世曾一度达到历史的巅峰，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滋养和灌溉下的中华大河文明，兼容并蓄，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于一体，面向海洋，称雄大陆。彼时，血性善战的八旗子弟，旌旗猎猎，马鞭成林，越过长城，跨过黄河，饮马长江，纵横高原，剑指边关，立身马背傲视寰宇。
 
　　但时移世转，世界已进入海权时代。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在航海技术和海军势力上突飞猛进，海洋文明席卷世界，经济全球化大幕快速展开，坚船利炮开始游弋于远洋。公元1792年，英国外交官玛噶尔尼携带英王亲笔书信来到中国，次年9月，他两次觐见乾隆皇帝，提出开放通商口岸等要求，被大清政府驳回。此时，玛噶尔尼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中国的衰败之势，回国后甚至断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即可摧毁其海岸舰队”。公元1840年，一个与大清王朝相隔万里、由寥寥数艘舰船组成的英国舰队，冒着黑烟，逶迤千里，从广州湾到渤海湾横行无阻，叩关而入，打败了庞大的大清帝国。这一年，是中华民族近代灾难史的开端。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让世界看到大清帝国庞大外表下的脆弱不堪。世界丛林的法则，向来是在弱肉强食中一次次得到印证，此时的大清帝国，也难逃被动挨打的厄运。公元1840年，是中华民族百年灾难的滥觞。
 
　　危险，自海上而来。血色黄昏中，昔日曾征战东亚大陆的八旗子弟们却肩背弓箭手拿长矛斜倚着高高的城墙看夕阳西下，浑然不觉大清王朝即将走向覆灭。曾几何时，八旗子弟是一支叱咤风云的虎狼之师，此时已经狼性全无，羊性十足。金碧辉煌的紫禁城里，皇帝和股肱大臣们摆弄着腰间精致的鼻烟壶，上面镌刻着中华大河文明的秀美风景，他们早已忘记了祖先“贵而不显，华而不炫，安不忘危”的古训，帝后争权，臣僚争利，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夜郎自大，浑然不觉海洋文明的浪潮已经狂飙般席卷世界，恐怖的黑烟鬼船即将以跨时代的超凡战力颠覆性地改变世界格局，进而也改写中国命运，使大清王朝在哀歌四起中一步步走向无底深渊。
 
　　国势更迭，危机四伏。野心家擅长于寻找机会，谋略家擅长于利用机会，忍者则擅长于在潜伏中捕捉机会。作为野心家的忍者日本，如凶残野兽蛰伏，在等待中阴骛地捕捉时机，酝酿着新的阴谋。此时，国运变化导致命运迥异，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
 
　　三、历史拐点
 
　　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近代东亚和世界历史上的关键节点。从历史上看，素以和合文明享誉世界的中国一直是东亚稳定繁荣的基石。甲午大变局，直接导致东亚和世界格局失衡，日本在军国主义的扩张之路上越走越远，最终给东亚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回首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观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发展再好，但如果观念落后，战略失当，照样挨打。机遇稍纵即逝，在风云激荡的历史变局时期，海权时代的到来，因理念和选择不同，把中国和日本带入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并由此改写两个国家的命运。
 
　　机遇面前，人人公平，并非厚此薄彼。机遇成为契机，还是成为危机，因选择而不同。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成为契机；抓不住，则成为危机。海权时代的到来，因理念和选择不同，把中国和日本带入一个危机四伏、迷雾重重的重大历史拐点：一个向右，保守僵化，内缩于陆，由海失陆，在浮华沧桑中支离破碎；一个向左，扩张于海，由海图陆，在肆意杀戮中侵略膨胀。
 
　　日本近代的崛起，机遇来自于波澜浩淼的大海；大清帝国的灭顶灾难，也同样来自于神秘莫测的大海。中国海岸线虽然漫长，但自古以来，在大陆文明体系中，海洋一向是被排斥和抗拒的，滥觞于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大河文明止步于海，停滞于入海口。数千年来，在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织发展的大陆文明滋养下，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习惯于临河而赋，止步于凭海临风，不热衷于乘风破浪并游弋于远海。在中国诗人的笔下，江河水是诗意的：桃花流水宛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神秘无边的大海，则被视为畏途或逃避现实的无奈选择；大海彼岸的居民，则被视为蛮夷之族。孔子讲：“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民族”。在陆权时代，中国的制海权曾经无与伦比，船行四海。唐朝中期，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发展，到了宋元时期兴盛繁荣。明朝郑和七次远洋，庞大的船队曾经纵横远海，牢牢控制着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使中国对海外的影响力达到历史巅峰。大清帝国早期，也曾经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大清舰队收复台湾。令人惋惜的是，受传统大陆文明思想的制约和影响，到了海权时代，中国的制海权却开始萎缩丧失，大清帝国甚至长期闭疆封海，内缩于陆，严令不许私造大船，不准与外蕃通商。
 
　　环境影响思想，思想又决定性格。在陆权时代，大河文明称雄世界，重农思想成为大陆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偏重安稳，担忧风险。在海权时代，重商主义开始风行欧洲，成为海洋文明的主导思想。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利益空间，欧洲各国纷纷争夺制海权，眼光向外，鼓励冒险，开疆拓土。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的战舰开始使用蒸气机为动力，以铁甲和铸炮为装备，海军装备技术发生重大革命，随后美国开始采探石油，并试图用石油取代煤炭作动力，黑烟鬼船犹如幽灵般驶向远海，即将以跨时代的超凡战力改写世界格局。桅杆木船变身为铁甲巨舰，大炮重弹取代大刀长矛，世界走出了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技术革新改变世界军事格局，进而改变国家命运，此时，要控制或夺取制海权，必须要认清世界大势，紧跟世界潮流。顺之则兴，逆之则亡；先进则强，落后则弱。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小国。在此重大历史拐点，对海权拥有强烈欲望的日本及时抓住转瞬即逝的难得历史机遇，把西方列强铁甲巨舰洞开国门的危机化为自强发展的契机，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战略目标，大力发展海军。公元1854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所属的蒸气机船“森宾”号到达长畸，受日本幕府聘请，舰长费比尤斯中校讲授欧洲海军知识，日本近代海军正式开始发展。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后，天皇将幕府手中的权力集于一手，日本开始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首先提出把海军建设作为第一要务，确立了“耀皇威于海外”的海军长远战略目标。公元1872年，日本废除兵部省，分置海军省和陆军省。公元1873年，英国海军教官团到日本，同时，日本也派出大批人员赴英美海军学习。公元1875年，日本海军开始远洋航海，对美国进行访问，3年后又远度重洋，访问欧洲和澳洲。短短数十年，日本海军舰队从无到有，大小到大，从近海驶向远洋。
 
　　纵观历史，我们不得不说，在日本人的骨子里，是躯壳在岛，灵魂向陆；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则是躯壳在陆，灵魂在陆。当历史进入海权时代，日本在进攻性的海权战略思维主导下，越过海洋，把目光瞄向彼岸的中国，瞄向辽阔的东亚大陆，日思夜想去征服大海彼岸的中国，以获取战略资源和战略纵深。此时，控制亚洲大陆的制陆权，战胜并征服中国继而称霸亚洲，成为日本政界和民间的主流思想。公元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30%作为军费，明治天皇每年还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元补贴海军建设，日本官员和民间富商也纷纷捐款捐物。与此同时，日本幕府体制瓦解后，大批失去禄位的幕府武士成为四处流窜的浪人，他们都极其狠辣疯狂，乐于冒险，热衷于侵略扩张，如野狼四处流浪，此时更是蔚然成风，他们鼓吹对外侵略，在日本民间大肆宣扬造势。此时，在鸦片战争中被列强叩开国门的大清王朝，也开始在举国震惊中苏醒，与日本明治维新相对应，开始兴办洋务运动。在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人的主持下，相继建设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海军力量。但是，家有恶邻，却浑然不觉。大清帝国的掌舵者们依然坚持防御性的海权策略，控制临海目的仅仅局限于保护陆地不受侵犯。而以“清流”自居的官僚阶层甚至还坚决抵制技术图强，目光不出三尺之外，依然如井底之蛙，坚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上也”。即使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李鸿章也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最终，导致大清帝国错失难得的历史机遇，混乱失控，造成毁灭性后果，直至国破家亡。因此，盘点导致大清帝国灭亡的罪魁祸首，首推身处紫禁城的帝后臣僚。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公元1891年，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引以为傲的“定远舰”和“镇远舰”等主力舰出访日本，经神户到达横滨港，港内各国舰只纷纷鸣礼炮致敬。站在甲板上洋洋得意的大清官兵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情此景已经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辉煌，引以为傲的铁甲巨舰发射的礼炮马上成为一个帝国的绝响。
 
　　观念的落后，是最可怕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并非是发展落后就要挨打，即使发展再好，但如果观念落后，战略失当，照样挨打。何况一般情况下，观念落后必然导致发展滞后不前。一个拘泥于大河文明停滞不前，在利剑抵喉之时却浑然不察，一个急速转向海洋文明开拓扩张，在蠢蠢欲动之中伺机而行，对海权的不同观念和态度，最终决定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走向。日本如同一条冬眠之蛇渐渐苏醒，吐着蛇信准备随时对大清帝国发起致命攻击，虎视眈眈，磨刀霍霍。当此历史拐点，中日之间一旦对决，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对抗，而是思想观念的强烈碰撞，是国家战略的整体对抗，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死交锋。
 
　　四、甲午交锋
 
　　公元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天干为木，地支为火，对于大清王朝而言，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慈禧大寿，海军大阅，朝鲜风云，甲午交锋，在浑浑噩噩之中，大清帝国大败于小，多败于少，强败于弱。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大清帝国在东亚海域显赫一时的北洋海军烟消云散，日寇登陆，满目疮痍，一寸山河一寸血。随后在谈判桌上，李鸿章在万般屈辱中无奈地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天朝荣光，从此荡然无存。
 
　　公元1894年，即光绪二十年，是中国的农历甲午年，天干为木，地支为火，对于大清王朝而言，注定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多事之秋。而悲剧，往往以喜剧的方式徐徐拉开帷幕。
 
　　……年初，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大清帝国皇城修缮一新，处处张灯结彩，文武百官个个有赏，喜不自禁，尚不知噩梦在即。仅从颐和园宫门到紫禁城西华门所经道路两旁的修缮就耗费白银240多万两，花费惊人。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在帝国华丽外衣下，此时已经破绽百出，海军多次提请购舰换炮的奏请被束之高阁，甚至部分费用被挪去修缮颐和园。《汉书》云：“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知身之恶而不改，誉日损而祸至，大清帝国最终走上穷途末路。三朝元老的户部尚书阎敬铭甚至以死相谏，强烈请求停修颐和园。慈禧太后大发雷霆：“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迄今依然高大巍峨的颐和园万寿山，彼时清廷用购舰换炮的白银修缮一新，见证了老佛爷荒诞可悲的六十大寿。
 
　　……5月，北洋海军举行声势浩大的三年大阅仪式。20余艘大清舰船组成了混合舰队，舰船相连，龙旗飘飘。公元1888年成军时的北洋海军，曾经拥有各式舰艇25艘，总吨位达3.8万吨，号称“远东第一”。而此时李鸿章等人早已意识到，北洋海军此时实际上已经虚弱不堪。因户部拒绝拨银购舰，北洋海军已经多年未添一船一炮，甚至连日常保养支出都不能给付到位。此时，却犹如寓言故事中不着丝缕的皇帝的新衣一般，被阅者心知肚明，巡阅者装聋作哑，但战争毕竟不是演戏，大清王朝最终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自食苦果。
 
　　……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负责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全权筹划和指挥对中国展开致命一击，剑指威胁其制海权的北洋海军，对大清王朝进行致命袭击的战争机器开始高速运转。
 
　　……6月1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以歼灭清朝海军主力，迅速掌握渤海和黄海制海权，从渤海湾登陆中国，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决战，进攻清廷京城为战略上策。对大陆战略纵深已经觊觎千年的日本对大清帝国再次亮出狰狞倭刀，企图以海图陆、称霸东亚。

　　……7月17日，日本经过好战分子不遗余力的宣传鼓动，进入战争狂热状态，民间发动募捐，鼓动青壮年参军入伍，腰插武士刀的浪人蜂拥而来。此时的日本宗教也陷入疯狂，有的寺庙住持公开讲经，鼓吹：“为国征战乃无上功德，修成圆满即可登极乐净土”。甚至有数十名佛教僧人放下佛经，拿起屠刀，披着袈裟参军入伍，成为“从军僧”。仅仅月余时间，日本海军战时编组就快速完成，组建了庞大的日本联合舰队。此时，经过10余年的战争准备，日本已经拥有各式舰艇31艘，总吨位达7.2万吨。
 
　　……7月23日，得到潜伏在中国传回北洋舰队行动情报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动，寻机对大清海军进行偷袭。此前一天，方伯谦率“济远舰”、“广乙舰”“威远舰”等3艘舰驶向牙山，为运输船护航。同日，“操江舰”、运兵船“高升号”从大沽出发驶向牙山。此日，日本《国民新闻》发表评论：“天赐良机，清国冥顽不灵，给我们以开战之辞，现正是同清国开战的好时机：一是军备上我方遥遥超过对方。二是财政宽裕，足以提供一亿多日元军费。三是他国立于旁观地位。四是我于朝鲜已占优势地位。五是国民团结一心。”
 
　　……7月25日，中日舰队在丰岛打响海战，日本“吉野舰”首先向中国“济远舰”开炮。在日本“浪速舰”炮击下，清朝租用运送中国士兵的英国货轮“高升号”被击沉，800多名官兵不幸殉难。罪魁祸首的“浪速舰”首任舰长东乡平八郞后来成为日本海军元帅，与陆军的乃木希典并称为日本“军神”。
 
　　……7月28日，光绪皇帝23岁生日，北京依然歌舞升平。此时，大清王朝中枢对前线战局仍然一无所知，清流领袖们尚夜郎自大，视日本懦弱不堪，强烈要求对日开战。
 
　　……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光绪皇帝颁布上谕“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至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已拯韩民于涂炭。”
 
　　……8月4日，卫汝贵、马玉崑等率万余大军抵达平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团。而大清朝廷委任牙山败将叶志超为“总派总统诸军”，节制所有入朝陆军。后来的战争事实证明，身为李鸿章淮军嫡系的叶志超是一个卑劣的逃跑行家，打仗外行，撒谎内行，遇战即跑，毫无军人的血性和节操可言。
 
　　……9月7日，协助李鸿章参赞军机的周馥、盛怀宣联名致电丁汝昌，发出趁日本国内空虚，突袭长崎，得胜后再回击仁川的战略进攻建议。李鸿章也给丁汝昌致电让其考虑进袭日　　本本土。甲午战争中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建议却被丁汝昌置之不理，大清王朝失去了最重要的翻盘机会。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3天后发起总攻。统率叶志超战心全无，当夜败退，被日军伏击，伤亡惨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驻守牡丹台、玄武门的清军总兵左宝贵则身穿御赐黄马褂，亲自操炮击敌，不幸壮烈牺牲，成为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清军高级将领。在叶志超弃城逃跑之际，左宝贵怒骂：“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矣。” 一语成谶，魂断异乡。
 
　　……9月16日，李鸿章命北洋海军出动护送运输增援平壤军队的船队至大东沟。
 
　　……9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诡秘而行，赶至大东沟方向，猛烈攻击北洋海军。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此次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最后关头大声疾呼：“我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 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随即指挥遭受重创的战舰快速撞向日舰，欲与日舰同归于尽，在日舰的猛烈炮火中被击沉，全舰官兵除7人幸存外全部牺牲，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舍生取义。波涛哽咽，浪花如泪，英雄与军舰共沉海底，谱写了一曲让海天为之变色的慷慨悲歌。英雄邓世昌，原名永昌，字正卿，公元1849年9月17日生于广东番禺，马尾船政学堂驾驭班第一届学员。这天，他毅然指挥军舰在炮火中义无反顾地撞向日舰的时候，也正是他45岁生日。“致远舰”遭日炮击沉后，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邓世昌坚决拒绝，并讲“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也！”随后淹没于大海，其爱犬“太阳”也随之沉入海水。身死神以灵，魂魄为鬼雄。苍天垂泪，大地含悲。英雄邓世昌以身殉国的消息令举国震惊，光绪帝垂泪为之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邓世昌为“壮节公”，追封为“太子少保”。甚至时至今日，当年海战中沉没军舰上的将士遗骸依然苦苦守在舰上，保持着冲锋战斗的姿态，令人唏嘘不已。
 
　　……9月22日，在黄海海战中遭创的日舰修复后，即开始侦察大连湾，准备攻击辽东半岛，占领旅顺。此时，山县有朋抵达朝鲜北境义州，饮马于鸭绿江畔，窥探大清的山川地貌，万分得意之下作诗一首：“对峙两军今若何？战声恰似迅雷过。奉天城外三更雪，百万雄师过大河。”
 
　　……10月24日，日军开始登陆大连花园口，至到11月7日，将24049人及装备和近3000匹马送上陆地滩头。在日军大摇大摆登陆过程中，驻守在大连湾、旅顺清军均坐视不管，视若罔闻。此时，慈禧太后在慈宁宫庆祝她的六十大寿，紫禁城内戏曲不绝，朝廷诸事一概延搁不办。戏台上水袖飞舞，千里外国土沦丧。时至今日，翻看历史，令人悲愤不已、欲哭无泪。
 
　　……11月3日，日军进攻金州，3天后攻克，4天后轻取大连湾，守将赵怀业望风而逃，清军“甫及城门，闻警复返，不战而溃”。赵怀业率军逃跑，给日军留下了包括火炮100多门在内数量巨大的武器装备和粮草供应，成为日军攻打旅顺的重要物资保障。
 
　　……11月7日，丁汝昌率舰队离开旅顺湾向威海撤退。
 
　　……11月17日，日军进攻旅顺。驻守旅顺的六支清军有五支的将领逃回天津，只有总兵徐邦道统领的一支爱国官兵进行英勇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远东第一要塞”旅顺失陷，日军屠城，尸横街道，就连白发老人和幼小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惨遭杀戮，数万居民仅存36人。在日军残酷无情的屠刀之下，远东要塞旅顺成为一座人间鬼城，冤魂游离，血染大地。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也揭穿了日本宣扬的虚假的“义战”幌子。
 
　　……此后，大清王朝兵败如山倒。在攻陷旅顺之后，日军大本营迅速确立了进攻威海卫、全歼北洋海军主力的作战目标。次年1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开始登陆成山角，攻占荣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就是在同一个港口，让中华民族记住了一个悲怆无比的历史印记。唐朝时期，日本庞大的遣唐使带着图书、茶叶和凝结着中华文明的典章书籍，从此处飘然登船回国，此时他们的后人又面目狰狞地泊舰登岸，凶残地举起了手中的枪枝和屠刀。2月12日，丁汝昌在签署投降书后在悲怆中服鸦片自杀。而“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在悲愤绝望之中对准自己头部开出了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饮弹自尽，杀身成仁。2月17日，日本联合舰队正式侵占威海卫港，占领刘公岛，俘获“镇远舰”、“济远舰”等军舰10余艘，扯下大清龙旗，换上了日本旗。萧瑟春雨之中，被拆掉大炮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北洋海军将领的灵枢，拉着哀鸣泣诉的汽笛，缓缓驶离刘公岛港，北洋海军最终全军覆没。3月12日，在清流官僚的一片指责和怒骂声中，北洋海军被裁撤。8月，北洋海军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自此以后，在东亚海域显赫一时的北洋海军烟消云散，仁人志士耗费心血数十年谋存图强的雄心成为海之殇。大清王朝失去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北洋海军，日寇登陆，满目疮痍，山河失色。随后在谈判桌上，李鸿章在万般屈辱中无奈地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割地，丧权辱国。天朝荣光，从此荡然无存。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处心积虑地把打捞上来的“定远舰”拖回日本，用大清北洋海军旗舰的铁甲残骸建造了一个“定远馆”，以永久宣示日军的显赫战功。甚至时至今日，“定远舰”的灵魂依然还在大海彼岸苦苦地守望着中华大地，目睹中华民族百年的兴衰沉沦，彼岸坚实的大地和熟悉的港湾成为他回不去的家园，每当炎黄子孙驻足于此，莫不为之悲愤交加。
 
　　一寸山河一寸血。龙旗飘落，大海呜咽。重创中华民族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败于小、多败于少、强败于弱的耻辱之战，最终以大清帝国史无前例的惨败而告终。晚清的麻木与沮丧，书写着一个民族最悲惨的苦难史，那些忍无可忍的痛苦，呼唤着中华民族觉醒时刻的到来。由此一战，日本撕开了大清帝国主导的东亚秩序的口子，步步为营，开始对亚洲大陆进行丧心病狂的蚕食、侵略，把腐朽不堪的大清王朝一并侵略肢解，直至万劫不复。
 
　　四、败局探因
 
　　居安当思危，临危须思变。成功难，失败易。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败，却不需太多理由，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盘点历史，成功之际争功领赏者如云，失败之后推诿掩过者众多。120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甲午战争，追问大清帝国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在反思中保持高度警醒。检讨120年前的甲午败局，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武断地把原因归咎于前人，毕竟他们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家国天下的梦想掣肘于荆棘密布的现实。回望历史，有很多人在名利关留下耻辱的背影，也有很多人在生死关刻下不朽丰碑。历史，不能淡忘，也不容淡忘。长歌当哭，刘公岛是中国的警世之岛。拂去历史的尘烟，刘公岛是一座用血和泪书写的历史座碑，承载着百年的悲愤与伤痛，镌刻着民族的血性和耻辱，记录着一段改写中国命运并足以使后人为之悚然警醒的历史。
 
　　多年来，我曾数次前往旅顺和威海，乘船出海，登高望远，重温历史，凭吊忠魂，审视和反思甲午战争大败局。春暖花开，乍冷乍暖，当我又一次登上威海刘公岛，看到樱花遍岛，不由为之深感悲哀、痛彻心扉。岛上樱花怒放，白者如鬼魅，红者似鲜血。
 
　　历史，不能淡忘，也不容淡忘。长歌当哭，刘公岛是中国的警世之岛。2013年5月，在甲午战争纪念馆前，偶遇威海青年作家鸿鸣在签名出售他的作品《英雄邓世昌》。为纪念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邓世昌，这位血性汉子用了3年多的时间，辗转数千公里，翻阅了大量的史实资料，完成了他的力作。刘公岛上那只锈迹斑斑的大铁锚，曾经是“镇远”舰上的巨锚，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连同其他残存的舰船一并掳走，直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后，才回到中国。铁锚无言，奇耻大辱，刻骨铭心。刻史铭记，扬鞭奋起。拂去历史的尘烟，刘公岛是一座用血和泪书写的历史座碑，承载着百年的悲愤与伤痛，镌刻着民族的血性和耻辱，记录着一段改写中国命运并足以使后人为之悚然警醒的悲愤历史。
 
　　从公元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公元1945年日军在沮丧中举白旗列队投降，无数中国同胞在日本狰狞的屠刀之下如草木待割，命如草芥，血流成河。日军铁蹄所过之处，山河易色，草木含悲。中华民族是坚韧的，历尽艰辛，在苦难中又重新崛起。在120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同心同德，凝心聚气，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梦而奋斗。城头铁鼓声又震，匣里金刀血未干。当前，危机依然四伏，亚太安全形势风云突变，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战略压力。美国在不断点燃中东战火把阿拉伯世界碎片化之后，又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在第一、二岛链上为中国量身定制围堵遏制发展的包围圈。日本右翼分子则蠢蠢欲动，日本政要频频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2013年8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准航母即22DDH型直升机母舰在横滨下水，命名为曾作为侵华战争时期日军旗舰的“出云”号。数月后，日本自卫队陆海空三军集结，长途奔袭，在钓鱼岛100多海里处大搞“离岛自卫”军演。凡此种种，无不暴露出日本急于摆脱和平宪法限制、加快复辟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
 
　　居安当思危，临危须思变。韩非子讲：“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成功难，失败易。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失败，却不需太多理由，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当此历史重要关口，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和深刻反思甲午战争，在反思甲午大变局中保持高度警醒。此次审视，重在从失败中找出历史教训，从历史教训中深刻反思。有果必有因。甲午惨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战略、人才、精神、技术、训练、清流、吏治、谍报、指挥、谋略等十个方面。
 
　　▲其一：战略。政略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战役。甲午战争败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败在战略。“人君之大患也，莫大乎详于小事，而略于大道；察于近物，而暗无远数。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在皇权时代，君权与臣权之间的争夺制衡，是导致政权更迭、改朝换代的制度性原因。从历史上看，君权与臣权如制衡得当则兴，失衡则亡；君主睿智臣子无能亡，臣子能力突出君主昏庸也亡。开国之初，新上位的皇帝大都开明睿智，君臣一心，从善如流。三、四代之后，依靠血缘关系传承到天子之位的帝王却难免出现德才瑕疵者，甚至低能者也不鲜见。共苦易，同甘难。此时，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为寇仇。大臣之间也争权夺利，中枢之力难以制衡皇权，中枢之间又陷入内耗争斗，最终导致君臣一起走向毁灭，朝代土崩瓦解。因此讲，不能简单地把甲午惨败归罪于慈禧太后一人。纵使慈禧太后迷恋并控制君权，挪用北洋海军部分经费修缮颐和园，这也只是她人格上的瑕疵。而那些掌握中枢权力的臣子们，却在战略上出了大问题，则是能力上的极大瑕疵，何况甲午战争爆发前，前方吃紧，后方内斗。无论是帝党主战，还是后党主和，均非为国，只虑私利。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清廷帝后臣僚漠视外部逼近的巨大危险，还不停地内斗瞎折腾，焉能不亡？与此同时，洋务运动支撑中国建立了近代海军和陆军，同时也引起日本的坐立不安。为了确保在东亚海权上的战略优势，日本国内的主战派一再要求立即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中国欲强未强之际率先出手，其首要目标就是威胁其制海权的北洋海军。因此，日本在发展海军力量时注重的是战略进攻能力，以进攻取得制海权，进而取得东亚大陆的制陆权。与大清王朝君权相权争夺不休、广大官僚一盘散沙相对比，日本则是君权相权高度配合。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天皇亲自督战，大权在握的伊藤博文更是把办公地点搬到“军都”广岛，日本战争机器高效运转。而大清王朝对日本的战略图谋却没有丝毫警觉，依然画陆为牢，把发展海军力量仅仅定位为战略防御。甚至清醒如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的创建者和掌舵者，也天真地认为可以采取联合日本抗击西方列强的战略，在日本、俄国和西方列强间犹豫不决，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日本的战略欺诈所迷惑。一攻一防，清朝在战略上先失先机。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才是战略眼光。习惯于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的清朝大臣们，忽视了日本的战略企图。如果洞察日本的战略意图，可以在公元1894年之前尚保持战略优势之时先发制敌。即使坚持战略防御原则，那么也可以韬光养晦，避免过早刺激日本。祸莫大于轻敌。战略上的轻敌思想，在清廷上层官员中根深蒂固。早在公元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日本以朝军在事变中杀死日本军官为由，立即派出海陆军前往朝鲜兴师问罪，8月，丁汝昌率北洋水师抵达朝鲜，迅速控制住局面，日军不战而退，进一步深化了清廷官员“弹丸小国不足为惧”的轻敌思想。因此说，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罪责主要在掌控中枢权力的臣子。因为，我们无法苛求没有经过科举考试的慈禧太后比浸淫学海数十载且深谙权谋之术的臣子们拥有更高超的战略洞察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大清帝国在战略上出现的重大误判，是根本性和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直接导致甲午惨败。刘亚洲同志在《大战略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远没有认清过去，就急急忙忙地追赶未来；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摔倒，却又匆匆地赶路。什么都可以出错，战略不能出错；什么都可以失败，战略不能失败。战略的失败是最彻底的失败。”战略一旦失误，难以弥补。身处一个不断变幻的国际环境中，却坚守着落伍而不合时宜的战略，又如何不头破血流？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战略。
 
　　▲其二：人才。政贵得人，不贵得官。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数千年来，选才历来是一个朝廷的头等大事。历史表明，英才，是一个民族的真正脊梁。大才可以救国，中才可以治国，小才可以利国，而庸才误国，蠢才祸国。泱泱大清王朝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吗？答案是否定的，究其因，囿于满汉之分，有人才而不育、有英才而不用，对汉族精英人才进行排斥，是大清王朝吞下败战苦果的重要原因。扶大厦之将倾的安邦治国之才，必须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此时，要救大清，必须放手让良医一搏，如医治顽疾一般，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延续中国数千年的科举制度，越来越走向重视八股、归于清流的极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们终日穷经据典，两耳不闻窗外事，纵使学富五车，又有何益？不把真才实学用于国家和民族，为拯救中华民族施展才华，而是终日蝇营狗苟，为个人利益穷于算计。公元1864年，李鸿章就在致总理衙门的信中提出公开选才，以弥补科举制度之不足，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公元1875年和公元1877年，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先后奏请选送两批30多名学员赴英法留学。公元1881年，由于朝野强大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所有的留学计划被迫取消，一大批留美学童被迫返国，错失培育英才改变国运的大好良机。有人才而不用，使人才无用武之地，是大清帝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甲午战争中，即使李鸿章身边，也聚集了一批留学返国的人才和海军船政专业人才，但因派系林立，用人制度扭曲，都被排挤在外。此时大清帝国的人才被严重边缘化，他们进入不了重要岗位，参与不了重要决策，更不可能去研究并改革清廷制度，以此去改写中国命运。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军总兵以上将领平均年龄超过61岁，最大的已经74岁。而日本旅团以上将领平均年龄只有48.78岁，其中年龄最大的山县有朋也才只有56岁，而且日军大多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新式军人。在普通士兵中，作战清军年龄老化、幼化严重，既有胡须花白的老兵，也有身高不及兵器高的娃娃兵，受教育程度低，是一支名符其实的老弱病残幼之师，是一支良莠不齐的杂牌军。如此的两军对峙决战，无疑如同鹰与鸡的对垒。“定远舰”作战参谋吴应科是返国“留美幼童”之一，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即英雄），但他在悲愤之中，把得到的勋章用军服包裹着扔入大海。国恨家仇，甲午惨败后国人莫不愤恨，回天无力的有识之士更是悲愤不已。哀莫大于心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在悲愤绝望之中杀身成仁。在国难当头之际，也有大批英才上忧社稷下忧黎庶，却欲报国保家而无门，庸才甚至蠢才却占居重要位置误国误已。因此，甲午惨败，败在人才。
 
　　▲其三：精神。精神决定状态，精神决定成败。一个悲情的时代，必然有一个麻木混沌的精神状态。在痛陈甲午战争失败原因时，李鸿章曾讲“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纵观中国浩瀚历史，无论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是蒙元帝国，一个属于英雄辈出的时代，必然有高昂向上争锋天下的精神状态。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民众，都无不心系社稷，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为君者心系天下苍生，为臣者舍我其谁，为将者冲锋陷阵。历史也表明，只有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民众爱国家，方能纵横寰宇无敌于天下。否则，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懈怠萎靡，贪图安逸享乐，自我麻痹大意，为将者贪生怕死，执政者互相拆台，则不打即垮，不战即败，误国误已，祸国殃民。在大清帝国晚期，皇室贵胄和官僚大臣虚骄奢糜，妄自尊大，信仰体系崩塌，精神支柱匮乏，知识分子汲汲营营地钻研孔孟之道，却只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忙碌于为个人和家族谋取私利，上下钻营，明哲保身，已经失去了家国天下的强烈责任感，选贤任能的科举制度沦落为谋身求利私器。公元1860年9月，英法联军先后在张家湾、八里桥大败清朝军队，进驻通州，直逼京城，年仅31岁却沉溺于鸦片的咸丰帝带着近臣和后妃仓皇北上，避走热河，留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都和崩溃离散的人心。而当时的清廷衙门中抽鸦片之风盛行，甚至有些官僚不得不雇人代执公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此精神颓废的时代，又怎么能奢望产生登高望远、把栏杆拍遍的英雄情怀？又怎么能奢望拥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无畏精神？一支丧失斗志的军队，更是如同一只引颈待宰的羔羊。在世界丛林法则中，软弱可欺者必不自保。对于日本的侵略活动，大清帝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软弱无能任人欺辱，同治十三年，即公元1874年6月，西乡从道率军入侵台湾，总理衙门与日本理论，日本在理屈词穷之际竟然索要兵费，最后支付“恤银”50万两。此次试探性挑衅行为的胜利，使日本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公元1879年，日本公然吞并硫球，随后又把侵略势力延伸至朝鲜半岛。甲午战争爆发后，京师绿营兵奉调山海关驻防，作为大清军队劲旅的绿营官兵精神萎靡不振，行军场面令路途围观者无不绝望至极：“人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汗如雨。有囊洋药具于鞍，累累然。有执鸟雀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渴蹙额，戚戚然。”甲午战争之前，北洋海军曾先后两次派舰队出访日本，上岸官兵与日本民众发生冲突，舰上官兵居然在炮管上“凉晒衣物”，在作战室玩游戏，这些都令日本有心人观察到后纷纷窃喜不已，认为大清海军虽大不壮，不以为惧，日本海军将领更是由敬畏变成藐视。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道：驻守保定的清军听说要向大沽开拔，抵御日军，官兵无不失神失色，恐慌万分，彻夜难眠，开拔之日鬼哭狼嚎，如同送丧出殡。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大清王朝十分重视东北的防御，清军甚至还在鸭绿江畔修筑了一条结构坚固、堡垒遍布的长垒，但纵使如此，日军枪炮一响，防守的清军贪生怕死，四处逃窜，不打而败。见侮而不斗，乃军人之大辱。大清军队军纪之松散，精神之懈怠，可窥一斑。与清军的精神萎靡不振相反，明治天皇驻守作为最高战争指挥机构的“战时大本营”，伊藤博文等极力为他打造“军人天皇”形象，建立起“战时体制”，大肆宣扬“天皇亲征”，以鼓舞士气。日军官兵无不是陷入战争的精神狂热中，甚至很多人抱着武士道精神一心以身殉国。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国内媒体浓墨重彩报道战况，给日本民众洗脑，鼓吹对大清之战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和“救亡之战”，驻外日本外交人员也纷纷在报刊上撰稿宣扬中国威胁论、日本投入战争是代表了文明进步等等，鼓动和渲染战争士气。大清的《点石斋画报》则常以天马行空般小说式的虚假新闻迎合大众，甚至连前线溃败都被报道成大捷，对于凝聚民心士气对抗日本有害无益。战争对峙的双方，清军是高而不大，萎靡退缩，日军是矮而不小，咄咄逼人。因此，甲午惨败，败在精神。
 
　　▲其四：技术。视技术为奇巧淫技，还是作为关系发展存亡的大事；单纯依靠引进技术，还是坚持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注重自主创新，是中日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一个重要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重要差别，导致北洋海军在战争中快速惨败。事实上，大清王朝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技术革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不能解决长远问题，必须坚持对外引进与自主研制并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重视对新技术在引进中创新。日本海军对购买的舰船、武器等在熟练掌握性能后，制定自主制造的时间表。早在公元1861年，日本幕府就在长崎饱之浦修建了第一个洋式船厂即长崎制铁厂，内设锻冶、炼铁、制造车间，可以对军舰进行清理、修补等。公元1885年，北洋海军“定远舰”、“镇远舰”归国加入战斗序列后，对日本震动极大。公元1886年，日本政府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扩张舰队，其中，4278吨位的“桥立舰”在日本制造，标志着日本近代海军造船工业的重大突破。甲午战争中，虽然日本的军舰、大炮基本上是由英法制造，但士兵使用的步枪已经是国产的村田式步枪，后来成为日军在中国攻城掠地的利器。公元1894年9月17日“黄海海战”，日军“西京丸”、“松岛舰”等损毁较重的舰船，仅仅经过一周的快速修复就重新投入战斗，而北洋海军受创较轻的“靖远舰”、“济远舰”等舰船还尚未修复。弹药生产没能实现自主研制，受制于人，也是北洋海军惨败的重要原因。北洋海军的弹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局供应，但是由于天津机器局技术力量不足，一直无法生产大口径开花弹，仅能制造填充沙土不会爆炸的实心弹。即使是购买的舰艇、武器等，也出现大炮与炮弹不匹配的现象，甚至经常出现炸膛现象。甲午战争即将打响，北洋海军受户部以“停购外洋军火”上谕影响，舰队炮弹数量奇缺，甚至有药无弹，有弹无药，导致甲午海战中，战争尚在继续，舰上已经没有弹药。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军舰桅杆上的观测人员还在手持仪器进行远观测量敌舰距离，后装炮每分钟才能发射1发炮弹；日本舰队则装备着先进的测距仪，拥有大量每分钟可发射5至6发炮弹的速射炮，两军对垒，高下立现，技术决定输赢。令人悲愤的是，北洋舰队盛名之下，徒有其表，清军陆军装备则更是一塌糊涂，大半的清军士兵还在使用冷兵器时代的大刀和长矛。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技术。
 
　　▲其五：训练。老子讲：“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平时不训练备战，战时必被动挨打。一支军队，只有注重日常训练，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才能在战争来临时迅速投入战斗并夺取胜利。否则，平时训练中松松垮垮，在战争来临时只能以失败告终。用金钱可以买来先进的武器装备，但买不到战斗力，擅长于指挥的军官和纪律严明的士兵只能在训练中养成。北洋海军后期疏于训练，甚至视训练为儿戏，最终只能自吞恶果。在北洋海军建立之初，清廷聘请了大批英国、德国和法国顾问人员帮助训练，包括高级顾问、教官、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等。这些外国雇员承担了舰队训练、部门训练、技术兵种专业操练等，甚至有的直接担任某些部门的操作主管。公元1882年，李鸿章经过考核审定，决定聘请英国海军中校琅威理担当北洋水师总查，为副提督衔。中法战争后，英国宣布中立，琅威理为避嫌去职。公元1886年，李鸿章再次邀请琅威理重返中国任职，并在合同中规定5年内将北洋水师训练提升到国际水平，并在战时帮助中国作战。当年5月，醇亲王巡阅北洋水师，看到琅威理训练得力，操练精严，给予重奖，赏提督衔，封为“会统北洋水师提督衔二等第三宝星琅威理”。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琅威理任内，北洋海军训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此时投入战斗，北洋海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涨，战斗力不可小觑。遗憾的是，公元1890年，琅威理因被排挤愤而出走回国，北洋海军训练从此一落千丈，操练荒废，军纪松驰。甚至停止实战训练，视训练为表演。如在炮术训练中“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使。码数已知，放固易中。”甚至因贪污腐败，出现舰船机器因保养不及时过度磨损，机器零件缺失，夜晚大部分舰船官兵违反军纪上岸居住的荒唐现象。薛福成对此忧心忡忡：“海军不在遽添船炮，而在增练技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弗可逭”。对训练视同儿戏，对待武器装备更是敝帚不自珍。平壤清军的克虏伯大炮竟然锈蚀的拉不开炮栓，自天津运往山海关的大炮和弹药堆积在海边沙地上，数十天无人收管受潮。清军如此训练水准，舰队形同虚设，遇战必败。反观日本海军训练，日本海军大尉岛村速雄早在1876年就制订了日本军舰与北洋水师对战的演练计划，并反复修改战法进行训练。如此反差巨大的训练水准，导致战争打响后已经成为一场非对称作战，一方咄咄逼人，一方被动挨打。因此，甲午惨败，败在训练。
 
　　▲其六：清流。外战未打，内战先行，本应是抗敌御侮的北洋海军，却在清流的指责非难下成为派系争斗的靶子。前方忙于对日本开战，后方忙于对前线将领开战，清流官史声色犬马，沽名钓誉，却对前方将领横加指摘斥责，孟子讲：“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说：“真正的雄辩在于说出所有应该说的，而不是说出所有可以说的”。而对于清流而言，他们信奉的却是：说出可以不负责任的，而不是说出需要负责任的。清流误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别人热火朝天地干，清流在边上指指点点，甚至吹毛求疵、冷言恶语，表面上慷慨激昂，嘴上讲的是家国天下和民族大义，背后却置家国利益和民族命运于不顾，争的是个人利益和小群体的利益，各有所图，各执一词。甲午战争前夕，相对于日本“举国一战”的狂妄情绪，大清王朝上下则“一盘散沙”。甲午战争之初，就有清廷官员提出立即抽调南洋、广东、福建水师投入战争，全力对抗日本，但这一极具战略价值的建议却在官员内斗和相互倾轧中终未得到实行。无论是上至朝廷，下至普通百姓，对战争危险漠然视之，即使是在战争之中，也是麻木不仁，李鸿章感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甚至经历过甲午战争的外国人感叹：甲午海战几乎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整个日本的决斗。对日开战一个月内，丁汝昌就遭受到来自朝廷多达12次的弹劾和严饬。公元1894年11月27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等人：“旅失威亦吃紧，诸将领等各有守台之责，若人逃台失，无论逃至何处，定即奏拿正法。汝等稍有天良，须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同日，御使安维峻等60多人联名上奏请诛丁汝昌等，称“如果日军直扑威海，丁汝昌非逃即降，我之铁甲等船，窃恐尽为倭贼所得”。甲午惨败，朝廷清流纷纷怒骂海军误国，公元1895年3月12日，海军衙门就被裁撤。清流误国，只因是专长于内斗，甚至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同为清廷重臣，翁同龢却处处刁难李鸿章。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原本预订购买300箱炮，因军费不到位，只能购入3发炮弹。因为对主政海军的李鸿章心存不满，翁同龢等清流主持下的户部对海军经费挪用短缺，不但连购舰购炮的银两卡住，就连舰船用煤都不能保证，致使海军用劣质煤作燃料，导致管路堵塞，燃烧不足，航速滞后。理论航速18节的“致远舰”和“靖远舰”跑不到16节，“扬威舰”航速甚至只有7节。反观日本，“吉野舰”航速达23节。甲午海战中，日舰很远就能发现北洋舰队的踪迹，因为北洋舰队使用劣质煤，不但速度慢，而且烟雾大，日舰使用无烟煤，令北洋舰队很难发现。清流一派对北洋海军经费百般卡扣挪留，在朝鲜危机爆发时又纷纷上书，不顾中日实力悬殊，鼓动早日开战。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要求大清配合其必敛“烈士”遗骨，在日本本土大肆树立纪念碑。面对被日本放回的被俘清军官兵，清流不但不宽慰安抚，反而严厉质问他们为何不杀身成仁。于甲午战争而言，清流破坏性十足，建设性全无。国难当前，行为可耻。读了一辈子圣贤书，平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标榜自己，危机面前却不以民族大局为重，在重大历史关头做着偷鸡摸狗的勾当，处中枢之地，却行鬼魅伎俩。把事关国家安危的朝堂当作自己的名利场，只算自己的小账，不算国家的大账，令亲者痛、仇者快。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清流。
 
　　▲其七：吏治。仕者为已，则无善政。吏治之乱，祸国殃民。韩非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作风虚浮，迟早要输；用人不慎，满盘皆输。“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清朝后期史治混乱，腐败不堪，帮派林立，尔虞我诈，互相倾轧，重要岗位误用贪生怕死和无能平庸之辈，是导致甲午惨败的重要原因。史载，大清王朝晚期史治混乱不堪，大清军队腐败现象严重，有的利用舰船载客跑运输，有的利用豁免权从朝鲜走私人参等，有的甚至为争抢一个歌妓而争风吃醋。清人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南洋兵船到专供兵船物料铺家买煤，账上记100吨，实领二三十吨，给店里二成好处，其余皆被管带贪污。”不但清军官员想方设法发国难财，从舰艇装备采购中捞油水，克扣士兵的薪水，就是连老兵也抢夺或克扣新兵口粮。甲午战争爆发后，卫汝贵奉旨率盛军马步十三营增援平壤，六千余人的队伍一路上“遇物即掳，毫无顾忌”，军纪之败坏，令人发指。吏治腐败，如虫蚀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以90岁高龄寿终正寝，第二天嗣皇帝嘉庆即颁发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坤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同时，对和坤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抄家。诛和坤，反贪腐，亲政后的嘉庆开始对漫延帝国上下的官僚腐化现象进行刀削斧砍，纵使如此，也未能从根本上医治帝国腐化堕落的顽疾，大清王朝依然一日日地跌落腐败不堪的泥坑。唐代吴兢盘点历代兴亡史后感慨地讲：“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派去欧洲购买武器的官员，请各专业人员评判武器性能，力争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武器。而大清官员计较于拿多少回扣，对武器性能却漠不关心。强烈对比之下，让欧洲武器制造商也为之感叹不已。从历史上看，李鸿章识人不明、用人不慎，选择丁汝昌节制北洋海军，是吏治败笔，直接导致北洋海军惨败。丁汝昌原为太平军程学启部下，后随程归降曾国藩。公元1862年，程部转归李鸿章隶属，丁汝昌也一并归属淮军体系，并逐渐为李鸿章所赏识。但丁汝昌为人懦弱多疑，优柔寡断，对近代海军一无所知。但李鸿章出于更好地控制北洋海军考虑，拒绝了丁日昌关于起用福州船政堂海军专业官员的建议。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先是临战不前，后又错失战机，最终甲午惨败后自杀，误国误已。公元1894年8月4日，清朝大军聚集平壤达万余人，装备行营火炮32门，机关炮6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军团。而清朝廷委为“总派总统诸军”节制所有入朝陆军的居然是牙山败将叶志超，后来更是在对日作战中，如惊弓之鸟，战心全无，仓皇逃跑，贻误战机。危机，是检验一个人素质高低的验金石；战争，则是检验一个军人忠诚与否的验金石。风起云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中枢重臣和清流派系，还是地方大员和带兵将领，除如李鸿章、邓世昌、左宝贵等人外，大部分官史和将领都麻木不仁、腐败无能，无不偷生苟安、爵以贿成，甚至在危机来临之时，还在拉帮结派、排除异已，清军中湘军、淮军、福建帮等帮派林立，互相挚肘，导致大清王朝在战争危局之中破绽百出。今日回顾历史，依然令人哀其不幸而又怒其不争。历史表明，如果让自私自利和平庸无能之徒治国，致使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弱任重，小人因罪恶而升迁，君子因德行而没落，必然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内忧外患，积弊重重，最终祸国殃民。因此，甲午惨败，败在吏治。
 
　　▲其八：谍报。孙子讲：“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战争有偶然性，胜负有必然性。傲慢自大，不了解日本底牌，又疏于防范对手刺探，被日本充分摸清底细，致使大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迅速惨败。日本间谍潜入中国刺探情报，时日已久，间谍或伪装为乞丐，或伪装为商贩，或剃发伪装为和尚，潜伏于大清各地，大肆收集情报。早在公元1872年9月，日本就派遣间谍化妆成商人，从上海乘船经烟台到营口收集情报，在发回的谍报中断言大清王朝军队“士兵怯懦”、“常备军几乎是徒具虚名”。公元1873年，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伪装潜入台湾绘制军事地图，第二年日军就据此图侵台。公元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尉荒尾精化妆为平民，秘密潜入上海，后到汉口开办了名为乐善堂分店的间谍机关。同年，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从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系退学，开始潜入中国刺探海防情报，后来他又直接参加了甲午战争。公元1890年9月，日本在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培养大批间谍人才，并多次派员进入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等军事要地收集情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清贸易研究所停办，学员大都征召入伍，在大本营集训之后分配至各军中。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甲午战争前一年，日本海军少校井上敏夫甚至购买了一艘中国渔船，雇佣中国船夫，从烟台港口出发，经旅顺沿辽东半岛东海岸直达鸭绿江出口，后又沿朝鲜西海岸到大同江，沿途大肆收集北洋海军情报。日清宣战后，日本参谋本部召见了向野坚一、猪田正吉等六名“中国通”，日军参谋总长亲自为他们训话，让他们荣幸拜谒天皇，随后派往中国执行间谍任务。与此同时，清廷对日本的战略动向和海军实力却没有丝毫关注，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既不知已，亦不知彼，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可笑自信，对日本的实力却持无知蔑视。公元1894年6月，日本破译了中方电报密码，潜伏在烟台的间谍宗方小太郞更是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掌握了清军行动，日本舰队设伏发起偷袭，导致北洋水师惨败。早在公元1882年，日军少佐神尾光臣就奉命潜伏到中国从事情报收集工作，甚至买通清廷军机处官员收集重要情报，后来奉命监视清廷重臣李鸿章的一举一动。因此，甲午惨败，败在谍报。
 
　　▲其九：指挥。指挥混乱，任务模糊，互相推捼，是导致甲午失败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本成立了直属天皇的战时大本营，作为海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制定了统筹海陆军战略意图和行动的全面作战计划，在战争进程中，战时大本营对前线军队实施集中统一指挥。反观大清军队，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官僚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杂乱无章，时常变更，指挥混乱。公元1895年2月11日，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刘公岛在日军联合舰队的攻击下即将陷落，岛上战争惨烈，形势迫在眉睫。此时，坐镇天津指挥的李鸿章已经五内俱焚、几乎晕厥，却也无可奈何。威海卫附近驻军多达18营2哨，但派系复杂，指挥混乱。烟台以东的清军和南方调来的援军归山东巡抚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由李鸿章的淮军负责，彼此各不相干，谁也指挥不了谁。就在威海清军拼力血战之际，周边清军却视若无睹。同日，节制多方军队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甚至由烟台移师莱州，同胞在厮杀，他非但不出手援助，反而冷漠地率军远离战场。更有甚者，在日军登陆花园口时，清朝的附近驻军没有采取任何阻击行动，放任日军泊舰靠岸，一路杀戮。翻阅甲午战争时的史料，令人悲愤难平，公平地讲，这场战争对于大清军队来讲，有天时地利之优势。公元1894年7月，酷热难当，日军在涉海远行中出现严重中暑。11月25日草家岭战役中下起了大雪，日军大批士兵在大雪中严重冻伤。大清军队在本土作战，即使是在朝鲜也经营多年拥有很多优势，而日军不得不远离本土长途跋涉，在此种情况下，大清军队依然惨败，不得不说，关键是败在“人”上。公元1894年11月，日军进攻旅顺，驻守旅顺的六支清军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甚至有五支清军的将领逃回天津，只有总兵徐邦道统领的一支爱国官兵进行英勇抵抗。经过三天激战，“远东第一要塞”旅顺失陷，日军屠城，数万居民仅存36人。遇到野狼一样的劲敌，又有蠢猪一样的友军，大敌当前，同床异梦，推捼扯皮，袖手旁观，如此指挥之下，大清军队又如何能与日军抗衡，又焉能不败？因此，甲午惨败，败在指挥。
 
　　▲其十：谋略。上兵伐谋。兵贵于奇。没有长远谋略就没有正确的策略。“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只有谋定而后动，才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在战争较量中占据主动。目光短浅，闭塞言路，对于治国治军良策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顾，是甲午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曾几何时，施琅率领的大清水师曾经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但此后的100多年间，大清帝国的掌门人没有海权意识，忽视了海上的长远威胁，大清水师几乎无用武之地，技术落后，人员松散，战斗力跌至低谷。公元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轮船“阿美士德”沿中国沿海至朝鲜航行，对中国水师的评价至低，甚至说：“有大小不同的1000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1艘英国战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已经认识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也不得不先事筹维”。林则徐委托魏源编印《海国图志》，首次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公元1875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他在寄给总理衙门的《使西纪程》中，洞幽烛微，抽丝剥茧，指出了中国要抓紧向西方学习，应改革政体，抓紧兴办实学，却被朝野视为异端，肺腑之言被当作危言耸听，不到一年时间，郭嵩焘即被免职。此时，大部分清朝官僚大臣，仍然抱着泱泱华夏世界中心的自大心态，对世界大势和清朝实力无知无觉，谋不长远，略不保身，更谈不上“知其雄，守其雌”。在鸦片战争中，作为东亚帝国的中国被小股英军打翻在地，让日本上下震惊。公元1842年，日本武士佐久间象山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被幕府立即采纳并付诸实施。公元1880年起，日本全力以赴加快扩充军备，以赶超中国为目标，酝酿一场国运相赌、称雄亚洲的战争。至公元1894年甲午战争打响前，日本已经拥有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陆军常备兵规模达6.3万多名，陆军预备役达23万。公元1891年，户部奏准停购舰械两年，刘步蟾认为日本在加紧增修武备，成为威胁大清安全的重大隐患，恳请李鸿章奏请朝廷按年添购铁甲船2艘，以防不测，但李章没有应允。刘步蟾气愤难平：“平时不备，一旦偾事，咎将谁属？”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在朝鲜聚集了优势兵力，呈狮子搏兔之势，对清军步步紧逼，此时，李鸿章还对通过国际列强干涉与日本和谈抱有希望，多次电示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屈，切记勿忘！”这种绝不打第一枪、只防御、不进攻的战争谋略，贯穿于甲午战争始终。公元1894年9月7日，协助李鸿章参赞军机的周馥、盛怀宣联名致电丁汝昌，发出趁日本国内空虚，突袭长崎，得胜后再回击仁川的战略进攻建议，李鸿章也郑重给丁汝昌发电让其考虑进袭日本本土。这是甲午战争中最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建议，如果被采纳，北洋舰队出其不意猛烈攻击日本本土，将一举改写甲午战争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重大战略建议却被丁汝昌置之不理，最终使大清王朝失去了最重要的翻盘机会。因此，甲午惨败，败在谋略。
 
　　五、视野博弈
 
　　公元1894年的甲午风云，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视野博弈和力量对决。历史表明：视近者危，视远者安。善谋者，未雨绸缪；不善谋者，危在旦夕。视野决定命运。因为视野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个人视野决定个人命运，国家视野决定国家命运。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行程，而一个国家的视野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视野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格局。回望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败局，带给我们很多思考和启示。120年前的甲午惨败，是一场视野博弈下的力量对决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讲，大清王朝败在视野狭小，败在行动缓慢，败在格局不高。
 
　　回首甲午，我们不能不悲愤地看到，120年前决定中国命运的甲午战争，是一场大败于小、多败于少、强败于弱的耻辱之战。彼时，大清帝国国土幅员辽阔，疆域东起茫茫大海，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南达曾母暗沙，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拥有43000多万人口，军队规模达100余万人，公元1870年，大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7.2%，仅次于英国；而日本只有一个蜿蜒狭长的岛屿，仅区区38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6700万，军队规模不足25万人。然而，泱泱大清帝国仍然败于宵小日本之手，实力之巨大悬殊，胜败之匪夷所思，时至今日，仍然令人费解不已。甲午之败的奇耻大辱，不能不令我们深刻反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反之，则愚蠢麻木，危在旦夕。大清王朝向以天朝上国自居，长期闭关锁国，导致对外知之不多，视野狭小。自公元1840年之后，洋人纷纷叩关而入，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此后便是不断地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大清王朝身陷绝境，使一些清醒者开始在痛苦之中睁开眼睛看世界。公元1866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公元1868年，清廷派出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公元1887年，光绪皇帝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历时2年之久，调查报告100多卷。但这些长篇大论的考察成果却鲜为人知，更缺乏借他山之石推进改革发展的动力，最终使清廷错失拓展视野的良机，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日本明治维新不久，公元1871年日本派遣几乎囊括明治政府各部要员的庞大使节团赴欧美游历考察，目标就是“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学习借鉴欧美各国政治、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等制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推动明治维新改革，对日本确立近代化道路和方向起到巨大作用。公元1885年，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回国，他心系大清命运，身在旅途，心在朝堂，通过观察国外发展变化为病入膏肓的大清帝国把脉，利用二年时间闭门写出长达40卷的《日本国志》，详尽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改革进展，试图为大清王朝改革提供参考。可惜，此书并未引起视野短浅的中枢重臣重视。
 
　　鸡蛋从里面打破，是涅槃重生；从外面打破，则是彻底毁灭。人亦是如此，从内打破是成长，是重生；从外打破是压力，是毁灭。危局当前，如果此时大清王朝能够清醒认识自身存在的重重积弊，顺应世界大势，借鉴先进经验，加快内部变革，或许可以改变命运，在内忧外患中涅槃重生。可惜历史不能重写，那些脚穿官靴、迷恋京剧、擅于内斗的大臣官僚们，最终还是驾着破败不堪的大清王朝的马车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改变一个人的位置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艰难，改变一个庞大帝国根深蒂固的思想更是艰难险阻。虽有黄遵宪等清醒者振臂高呼，但他们的声音最终还是淹没在朝廷官僚的高谈阔论和声色犬马之中。
 
　　视野决定命运。个人视野决定个人命运，国家视野决定国家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人的视野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行程，而一个国家的视野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作为大清帝国和日本政府的重臣，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较量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他们的视野大小直接决定了战略谋划水平高低和执政能力优劣，并最终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作为日本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开创者，伊藤博文学贯中西，既学习中国儒学，又在英国留学过，注重学习，长于谋略。公元1868年，伊藤博文建议统一兵权，次年日本成立兵部省，3年后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公元1873年，伊藤博文访问欧美回国，进入明治政府担任幕僚。2年后，他进入政府决策圈，开始成为日本事实上的首相，此后20多年间，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长期居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地位，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伊藤博文大力推行“欧化政策”，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发展上“脱亚入欧”，使日本身在亚洲，魂为欧洲。而且，伊藤博文强力招募留学西方或者游历过西方的有识之士担任政府要职，极大提升了日本政府的世界视野。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伊藤博文就伙同大山岩、川上操六一起制定了侵略中国的“作战大方针”，先扶植朝鲜独立，再与清军作战图谋中国。甲午战争爆发后，大山岩被任命为侵华第二军司令。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一直觊觎台湾，公元1895年3月26日，日本正式派兵占领台湾岛和澎湖列岛，随后于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日本正式割占两地，从此台湾成为日本经略亚洲的海上跳板。与之相反，作为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和掌门人，清廷重臣李鸿章成为大清王朝的“裱糊匠”，虽然他充分展现经世之才，赏爵封疆，最终位列阁首。李鸿章也清醒地认识到清廷弊端，极力鼓吹改科举、兴洋学、改兵制，并为此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但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李鸿章才被迫出国主持谈判。足不出国门，运筹于封闭之中，使李鸿章难以清晰了解世界大势和未来走向，更是难以准确把握邻国日本的战略意图。同时，曾经游历过西方的有识之士和返国的“留美幼童”却被清流视为异端排挤在外，更是难以进入清廷重要决策部门担任要职，在李鸿章身边担任幕僚师爷的大都是擅长于清谈却不务实的谋士，不但缺乏洞察全局的大战略视野，对军事上的大兵团特别是多兵种协同作战更是一窍不通。这些都最终导致清廷的视野狭小而又怪异，如井底之蛙，视野短浅，思想狭隘，处于“信息黑夜”的封闭状态，视方寸天地为整个世界，不了解世界，亦不愿去了解世界，更不愿意接受世界大势转变的残酷现实，从而洞悉世界风云变幻的玄机。历史表明，战略定力来源于敏锐的战略清醒，战略清醒来源于宏远的战略视野。否则，视野狭小封闭必然容易导致战略误判，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没有清醒的头脑，脚步迟早会走上歪路。对于后来者，永远是一个惨痛教训。此时，大清王朝虽然也不断进行改革自强，但终究难以改变没落大势。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郞在深入侦察了解大清王朝情形后，刻薄而又精确地形容为“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大雨，貌似华丽无比实则不堪一击。
 
　　生逢危局，回天无力，李鸿章的名字一次次与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绑定在一起。公元1895年，在经历平壤、黄海、旅顺等战役，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大清军队连连溃败之后，清朝派遣已经73岁高龄的李鸿章率团赴日本议和。临行前，庆亲王奕劻对李鸿章说：“是你发动的战争，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你是否能结束这场战争，而且不要在倭寇面前给国家丢脸。”在第三轮谈判后，李鸿章在回驿馆途中遇刺，左颊中弹，血染官服，但他仍然在伤痛之中无奈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惨败，谁应负起这沉重的历史责任？李鸿章在朝廷清流的指责中度日如年，在日记中写道：“庆亲王的这句话，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比行刺者那颗肮脏的子弹还要深”。在李鸿章忙于与伊藤博文谈判的时候，康有为召集在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发起了“公车上书”，要求清朝政府拒绝签订卖国条约，拉开了中国近代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李鸿章回国之后，更是骂声一片，甚至后来被义和团作为卖国贼，列为“一龙二虎”必杀之列中的二虎之一。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逃出紫禁城的慈禧太后令李鸿章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勖一起主持议和，最终签订《辛丑条约》，国人无不指责：“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看得到多远，就有可能走多远。而有的时候，时势不由人，看得越远越深，就会越痛苦。一如越是骄傲的雄鹰，越不能接受不能展翅飞翔的卑微，李鸿章的悲剧就在于，他如同一只背负沉重的雄鹰，虽心有飞翔的壮志，却在帝后同僚的掣肘拉扯中难以展翅翱翔。国破家亡，心若寒冰。明知大厦之将倾却恨生逢乱世、回天无力，李鸿章等人也在痛苦中走到了生命尽头。公元1901年，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在整整一天瞠视不瞑后默然辞世，在离开这个为之四处缝补终生的国家时老泪纵横。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剧的，苦苦奋斗过，书写出很多精彩亮点，也留下很多人生败笔，无不虞之誉，却有求全之毁，最终在自责和愤懑中无奈谢幕，甚至死去还背负着“卖国贼”的滚滚骂名。盖棺不能定论，毁誉集于一身。梁启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公元1905年，目光明炬却贬谪回乡的黄遵宪也在黯然魂伤中撒手人寰。岁月如刀，历史无情。他们作为一代人杰都曾经站在时代的潮头，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苦苦为多难的中国寻找出路，试图力挽狂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他们都曾经在彼时风云际会的世界潮流中，抖擞精神，奋发图强，处心竭虑企图去拯救民族危局，却最终在帝国的裂变衰亡中一一抱恨而去。无论后人如何给他们盖棺定论，他们的人生都是在民族的巨大灾难中，以悲剧惨淡落幕。此时，回味他们晚年的心路历程，仍然令人不胜唏嘘，深感悲哀。或许，在他们最后的岁月里，深夜独坐书房时，会经常眼含热泪轻声吟诵苏东坡的诗：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自嘲中回顾风雨一生。在悲苦绝望中又心怀“多难兴邦”的渴盼，李鸿章在遗诗中写道：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无尊严则民众更无尊严，民族蒙羞则个人遭受耻辱。甲午惨败之后，大清帝国在混乱中开始崩溃，面对大清帝国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翁同龢也在自责之中一次次检讨自己此前的行为，国难当头时被一时意气蒙蔽双眼，国破家亡时悔之万分，在日记中，他痛心疾首地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甲午惨败，大清帝国陷入国破家亡的险境，但无数的官史和民众仍沉醉于自己狭小的天地之中。此后，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不无痛心地写道：“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自咸丰帝之后，慈禧指定的新君一个比一个幼小，大清王朝的黄昏也越来越近。公元1908年12月3日，幼小的溥仪在啼哭中登基，文武百官的三拜九叩没完没了，皇帝的哭声越来越响，挣扎着哭喊着要回家。侧身跪在宝座下面、急得满头大汗的大臣哄慰皇帝：“别哭别哭，快完了”。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大清帝国轰然倒塌，一个曾经辉煌耀目的王朝终于在风雨中走到了历史的终结，曲终人散，遍野狼烟，只留下一个帝国步履蹒跚的背影和挥之不去的惆怅。
 
　　六、文明碰撞
 
　　文明，脱胎于野蛮，异化于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公元1894年的甲午交锋是一场文化力的激烈对抗。“铁血宰相”俾斯麦讲：“如果一种文明没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来保护，那么这种文明是脆弱的，迟早会被野蛮所征服。如果文明没有对野蛮进行排斥、打压，那么这种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着经济上的强盛，而且伴随着文化的兴盛和文明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和文明发展为支撑。
 
　　不尽江河万古流。江河，涌流着中华文明的血脉，海洋，镌刻着民族的耻辱。江河与海洋，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今天，审视和反思120年前的甲午大变局，我们不能不重新面对海洋，从文明碰撞的角度去解读历史，也从文明发展的角度去勾画未来。当一个民族痛苦到极点，即是这个民族觉醒的时刻，只有文化上的反思和觉醒，才能真正从危亡中拯救一个民族。从一定意义上讲，甲午交锋是一场文化力的对抗。
 
　　文明，脱胎于野蛮，异化于文化。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生命起源于海洋，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主线。从一定意义上讲，海洋文明，源自海洋文化，重视向外开拓。大河文明，则源自大河文化，重视内敛含蓄。海洋文明与大河文明并非以离海远近而划定，靠近海洋，并不等于拥有海洋文明，甚至即使有比较发达的海洋文化，也不一定是海洋文明。古埃及三面临海，但其文明主要来自尼罗河的浇灌；古巴比伦也面向大海，但其文明主要得益于两河文明；中国自古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文明主要是来自黄河与长江的浇灌，是一种大河文明，更确切地讲，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江河文明。滥觞于地中海的古希腊海洋文明，是综合与融汇东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新型海洋文明，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旗帜和摇篮。江河入海流，任何江河水终究要汇入大海，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并非天生排斥，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不应该成为常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沿着理性的轨迹前行，互相兼容，融合创新。

　　从历史上看，日本自古就是海洋小国，虽然四面临海，也拥有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但日本长久受中华文明的滋润和影响，其文明的核心依然是大河文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启了试图向海洋文明迈进的扩张性航海时代，伊藤博文主导下的日本政府，在大力加强海军力量建设的同时，也试图加速由大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转轨，使日本身在亚洲，魂为欧洲。但由于受岛国心态和民族习性的影响，日本在向海洋文明迈进的过程中，失去了理性发展的方向，最终加快堕落异化，走上野蛮侵略之路，尚武主义成为主流，蕞尔小国对大清王朝伸出狰狞魔爪。开拓异化为扩张，开放异化为狂傲，包容异化为占领，海洋文明在日本异化扭曲，并最终与大河文明激烈碰撞。公元1884年，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撰文提出，中国将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被西方列强和日本瓜分。三年后，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大清帝国的作战准备。甲午战争前，山县有朋在国会演讲中狂妄地把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和台湾等地视为日本的生命线。此时，福泽提出的“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的侵略思想成为日本文化的主导灵魂。
 
　　毋庸置疑，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大河文明的典范和代表。相较于其他文明古国，中华文明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面对甲午败局，我们不能不重新认识和解读中华文明。
 
　　解读中华文明，必须要深入了解长江与黄河，最合适的观察点应当在青藏高原。数年之前，我曾乘车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翻过五道梁，住在沱沱河畔简陋的旅店。高原的天黑得异常晚，虽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天色依然明亮。我独自一人沿沱沱河畔行走，彼时，晚霞满天，河鸥飞旋，河水既混沌又黄的发亮。面对滚滚河水，我站在河岸久久沉思。黄河之厚重，长江之清越，雅鲁藏布江之雄浑，都是一同源自这条高原之河。转身望去，这条河从绚烂如画的彩霞中流来，又消失在远处的天地一线间，只有那不时卷起的水花，在提醒着我，这是一条真实的河，不是流在梦中的河。面对这条河，我思绪万千。我的一位忘年至交施江城老师，从不到而立之年起就沿着三江源，一路走下去，边走边画，用了整整30多年，从长江源头画到了长江入海口。时至今日，还很难以忘记初次见到那幅《万里长江图卷》带给我的震撼，整整10多个长卷，三江之源，雪山草地，天府之国，楚湘大地，绮丽江南。后来，他创作的《云峰会弈图》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悬挂在鸟巢会客室，江河气概，云卷云舒，让人一眼难忘。从而立之年，画到花甲之年，施江城老师也成长为中国山水画大家。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画的不是一条江，而是厚重丰富的中华文化，是沉甸甸的人文历史。从高原出发，一水长流，或江或河，不停地滋养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就是在沱沱河畔，他开始比较和感悟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他也从这里汲取了无数灵感，在他的画笔下，不断地涌流出亘古的禅意和高远的情怀。
 
　　中华文明是人类大河文明的代表，得益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滋润与灌溉。山水多情，江河中融进了画家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在施江城老师的画卷里，蕴藏着画家对祖国山河的无比挚爱。关于大河文明，我曾与他进行彻夜长谈。在画家挂满画稿的画室里，施江城老师指点着画面上勾勒出的远山与近水，不断地比较着同源不同流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异同：流入北方黄土高原的为河，汇入秀丽南方的为江，相同的起点，相同的归宿，因历程的迥异而蕴藏着不同的精神内涵。黄河体现的是凝重深沉、悲壮苍凉的美，是健壮雄性的美，是坦荡雄浑的美，是裸露天华、质朴而坚定的力，是不尚雕琢、混沌而空寂的神秘，是一种苦涩而伟大的悲剧魅力，是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宇宙意识；长江文化的美学精神是一种雄健畅达、清韵超越的美，是仁和母性的美，是浪漫飞扬的美，是精妙瑰丽的美，是陆离多彩、灵动而飘渺的神秘，是一种超越生命、知 命达观的生命魅力，是一种“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的流观宇宙大生命的运动意识。
 
　　文明，源自文化。中华文明，源自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交织融合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碰撞、发展和升华，如同一条同源之河，从远古时代流来，又融汇于现代，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精华一代代传承下来，不断汲取着岸边一道道清澈的溪流，向着大海奔腾不息地涌流而去，不尽江河万古流，在人类文化史上成为最亮丽的风景。文明的形态并非固化不变，华夏大河文明也曾一度走上探索海洋的盛世之旅。
 
　　公元1403年，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后，下令迁都北京，修复长城，疏通运河，派出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多次远洋，给帝国带回财富，给世界带去文明，是一场庞大战力支撑下的和平主义的大宣示。令人遗憾的是，永乐皇帝去世后，为大河文明一度注入清新空气的郑和船队被解散，宝船被封存腐烂，大河文明退化保守，封锁国土海疆，抵制创新变革。从大河文明传承上讲，内敛保守绝非大河文明固有的特质，东晋谢灵运开启了中国文人远行之风，大儒王阳明更是强调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甚至骑驴载书奔走大江南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一度为中国历代文人看重，开放接纳，提升境界。我们也要看到，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大河文明更是危机四伏，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为此承受着血和泪的痛苦，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大清晚期，面对海洋文明的汹涌浪潮，因循守旧的官僚阶层仍然盲目坚持“华夏文明优越论”，以偏狭心态反对学习世界海洋文明的优长，使中国文化走向枯萎，在文明碰撞之中逐渐失去生命力。

　　今天，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不断提速。我们要重新认识海洋和海洋文明，海洋是生命摇篮，海洋是风雨故乡，海洋是资源宝藏，海洋是交通要道，同时，海洋更是中华文明发展嬗变的新鲜血液。同时，我们也要坚守大河文明之魂，因为海水可以带领我们远行，拓展文明视野，但只有淡水可以维系生命，滋养文明之根，两者不可替代，缺一不可。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伴随着经济上的强盛，而且伴随着文化的兴盛和文明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和文明发展为支撑。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老子讲：“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大江，大河，大海，中华文明理应跨过文明冲突的羁绊，融合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由江河走向大海，让文明碰撞的危机成为文明融合的契机，坚持和平主义的传统美德，同时不淡忘尚武自强的危机意识，在实现大国崛起的进程中，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胸襟和气度铸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把中华和合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加快推向世界，和合共生，和合融汇，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七、走进深蓝
 
　　公元1894年的甲午风云，促使中华民族重新面对海洋，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重视海洋文明的基因。风景因视野而变化，视野因站点而改变。俯瞰一处风景时，可以尽览风光全貌；但是仰视一处风景时，却只能窥见一剪鸿影。站在海岸上向外看，大海是陆地的延伸；站在大海上向大陆看，陆地是大海的彼岸。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加快发展，让世界进入更加开放、对抗更加激烈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需要我们加快走向深蓝进而走进深蓝。
 
　　和合文明，并非妥协求生。实现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融合发展，必须面向大海，经略海洋，走进深蓝。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2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望历史，全面审视和反思甲午战争，不是为了单纯的纪念，更重要的是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为加快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提供动力和助力。
 
　　中国梦，是民族复兴的梦。大国崛起，则是国家视野的不断拓展，是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是利益边界的向外拓宽，是民族心理的日益强大。复兴，事关一个民族的发展和未来；崛起，则关系到国际安全格局的调整和变化。
 
　　在120年前的重要历史拐点，大清王朝因为长期漠视海洋，腐败不堪，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最终在中日战略较量中丧失海权，导致甲午惨败，饱尝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苦果，大清王朝由衰而亡。120年后的今天，面对全球化风云诡异的浪潮，我国再次面临大国崛起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日益渗透、融合和发展，能否由富而强、实现民族复兴，是又一个甲午年对中国命运的重大考验。在全球化浪潮中，我国国家利益边界不断向外拓宽，国家安全形势日益错踪复杂，特别是第一、二岛链的遏制与反遏制、海洋通道的制衡与突破风起云涌，东海、南海主权争端也骤然升温。在东海方向，日本屡屡就钓鱼岛争端和防空识别区问题挑起事端，企图拉美国下水，遏制并打断中国崛起进程，海上自卫队装备力量建设紧锣密鼓；在南海方向，菲律宾不断在黄岩岛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也煽风点火，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和长期化；在印度洋方向，海盗四处流窜抢劫，严重威胁我国远洋海上运输线，近年来，印度海军加快从“近海防御”和“区域威慑”战略转向“远洋进攻”，通过重点发展战略核潜艇和航空母舰打造一支“蓝水海军”。在“大航海时代”，海洋成为我国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
 
　　经略海洋，走进深蓝，是一代代中国人为之拼搏的梦想。在信息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复杂多变、时空多维、手段多样，海上的较量也不只在海上，信息化如同一张无处不在的网，使战场不再局限于一城或一域，对抗能够以任何一种方式发生在地球甚至太空的每个角落。对于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而言，推动持续发展需要的重要资源和能源自海上而来，陆上边界争端大部分已经平息，而海上争端日益成为热点，遏制和围堵我国发展的岛链线在海上蜿蜒纵横。在此复杂情况下，中国要崛起，必须加快走进“大航海时代”，提高远海作战能力，走进深蓝，以海控局。公元2012年9月，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入列服役，迈出了中国航母之路艰难的第一步，终于开启了中国版的“大航海时代”，是中国走进深蓝的里程碑式的重大转折点。
 
　　风景因视野而变化，视野因站点而改变。俯瞰一处风景，可以尽览风光全貌；仰视一处风景，却只能窥见一剪鸿影。站在海岸上向外看，大海是陆地的延伸；站在海上向大陆看，陆地是大海的岸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加快发展，让世界进入更加开放、对抗更加激烈的“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需要我们加快走向深蓝进而走进深蓝。走向深蓝，摆脱不了陆地的制约和牵绊，心理上是临时性和阶段性的，仅仅是经略海洋的第一步。走进深蓝，就是要在大国崛起中树立远洋意识，身处远洋，心也在远洋，能够以远洋心态和海洋视野观察世界，在天海一体的平台上构筑强大的国家利益边界。
 
　　实现大国崛起之梦，必须要拥有深蓝心态，全面认识海洋，运筹经略海洋，俯瞰全球大势，掌控世界大局。热爱大海，走进深蓝，绝非奢侈地挥霍浪费海洋。岛屿是海洋的灵魂。有岛，在海洋上可进退自如；无岛，在海洋上将孤立无依。钓鱼岛不是一个单一的岛屿，承载着历史的恩怨世仇，控制着现实中进出岛链的战略通道，绝不能容日本染指。中国辽阔海岸线近海与远海的大小岛屿，都是中国经略海洋、走进深蓝的重要桥头堡，绝不能任其野草荒芜，或者失去管控，必须加快开发建设岛屿，打造成一艘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集自然优势与区位优势于一体的海南岛，则是岛屿开发建设的重中之重。海南岛风光秀美，气候宜人，区位重要，国际旅游岛建设如火如荼。海南岛更应该是中国经略海洋并走进深蓝的安全岛，成为提升远海战力的重要基地。加快建设南海蔚蓝色海水中如宝贵珍珠般的岛屿，在岛上建设民用设施，以海为疆，移民而居，保护并控制南海宝贵的油气资源和战略通道。加快引进和聚集优秀人才，大力发展热带医学和海洋医学，加快提升海南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辐射南亚，发挥在亚太经济一体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构建南亚安全新态势的战略要地。
 
　　八、大国经略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赢得亚洲邻国的谅解，是日本面对战败体制的正确态度。但毋庸置疑，当前日本选择了一条以迎合美国遏制中国战略意图换取自身解套的邪路。历史表明：多行不义者必自毙，养虎为患者必遭反噬。格局决定大局。谋略决定大势。强者角逐智者胜。经略周边，分解日美，需要认清自身战略优势，认真进行战略谋划，通盘考虑。要充分利用周边国家与美日的历史恩怨和利益考量，适时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方向，精细经略周边安全局势，打拉结合，与其中部分国家进一步建立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可持续的健康的“亚太价值链”。
 
　　中国梦，是强国梦，需要勾勒梦想的激情，更需要成就梦想的战略。
 
　　今天，重新反思甲午战争败局，是因为历史永远不会走远。在史学家的眼里，所有的过去史都是当代史。
 
　　当前，经略中日关系，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子，要透视日本，更要透视美国。二战后，日美结盟，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了不彻底的政治和社会改造，美国大刀阔斧地改造并处心积虑地利用日本。日本表面上对美国俯首听命，但日本人的骨子里，对美国充满仇恨，对美之恨，深入骨髓，甚至日本的右冀势力一直千方百计企图瓦解“和平宪法”，近年来其影响在日本不断加速膨胀。实际上，日美之仇可以追溯至公元1853年。公元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4艘战舰，驶入德川幕府咽喉要地江户湾相州浦贺海面，舰上大炮对准岸上炮台，威胁日本必须立即开国通商，否则炮轰日本。短短7个月之后，佩里又率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武装人员气势汹汹再次来到江户湾，逼迫日本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公元1941年12月7日，山本五十六狞笑着指挥日军偷袭珍珠港。日本如毒蛇出洞，突袭珍珠港，妄图把美国从亚太赶出去，固然是出于打通太平洋航线的需要，但看到美国军舰被炸沉海底，美国大兵伤亡惨重，在山本五十六狂热膨胀的内心，也有着深重的基督山伯爵复仇式的快感。从明治维新时期起，日本政府就把神道教尊为国教，主旨即日本是神造之国，大和民族是神的子民。在神道教的宣扬下，日本人习惯以“八肱一宇”的天下观看世界，更企图以此取代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华夷秩序”观，甚至成为世界中心。虽然在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下，日本暂时臣服于实力，但强悍尚武的民族意识和凶狂神秘的武士道精神并未泯灭。因此，日美同盟，貌合神不和，暗流涌动。
 
　　毋庸置疑，最了解日本人的是美国人。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中讲“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忍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也正是因为大和民族独特的性格，1945年，美国最终决定把原子弹扔到日本本土，把广岛和长崎炸成一片废墟，日本遭到毁灭性打击。美国用最残酷的方式炸掉了日本国民最后的心理底线，让大和民族俯首臣服。石原慎太郞说：“二战之后，日本如同被美国割掉睾丸的太监，跟着美国走”。因为被阉割为太监而自卑，因为跟着美国走而自大。与强者为伍，拉邻国当垫背，一句话暴露了日本自卑而又自大的矛盾心理。
 
　　从战略上讲，日美关系畸形扭曲，脆弱不堪，极端不可靠。美国把日本改造为经略亚洲的棋子，纵容和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牵制俄罗斯，制衡朝韩。从美国政客的利益来讲，一个碎片化的亚洲更符合美国的需要，由此导演了岸信介从甲级战犯到日本首相的历史闹剧，纵容其后代安倍晋三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行为。如同中国的地方皮影戏一般，美国在幕后操纵着傀儡日本在亚太地区上窜下跳，美国边演边看，乐不可支；日本边演边乐，甘当道具。而从日本利益来讲，如日美实力和地位一旦发生形势重大逆转，日本首先会反噬和攻击美国。如果美国仍然沉浸在改造并利用日本的窃窃自喜中，“突袭珍珠港”式的历史悲剧有可能会重演。
 
　　从2005年开始，日本加快军事转型建设，日本自卫队全力打造四种能力：一是提高导弹防御能力；二是提高特种作战和游击战能力；三是提高岛屿作战能力；四是提高应对海空作战能力。近年来，日本更是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不断向外拓展自卫队活动空间，与中国、韩国、俄罗斯就岛屿主权争端问题全面交恶。2013年日本自卫队陆海空三军集结，长途奔袭，在钓鱼岛100多海里处大搞“离岛自卫”军演，剑指中国钓鱼岛。近年来，围绕钓鱼岛争端问题，中日之间风波不断，舰船对峙很容易随时引爆战争，而中国民众对日本心中的忍耐也已经接近临界点。追根溯源，治权归日，主权模糊，引发中日之间适当时机冲突，借此牵制中国，削弱中国和日本，而美国可以火中取粟，这是美国肢解亚洲并为之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布局。危局当前，中日之间可否一战？小战，美国隔岸观火，居中调停，从中渔利，乐享其成，借机强化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中战，全球经济必遭受重创，美国势必插手；大战，影响美国重大利益，势必会强力介入。不战又如何？美国亦不乐意，或明或暗地从中怂恿和挑拨，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中日之间和睦共处。在美国人的眼中，危机就是契机。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霸主和超级大国。为了把世界政治版图肢解成碎片，美国在二战之后就在世界各地预设危机，为引发冲突埋下导火索，近年来，美国军队更是忙于在全球各地煽风点火。但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欧洲统一为欧盟，欧盟一体，境内欧元取代美元。亚洲也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地缘政治中心聚集，出现东盟加上合组织统一为亚盟的趋势，如中日关系修好，亚盟整合成功，成为与欧元区并行的亚元区，美元将再无立足之地，此局面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亚洲利益，但不符合美国利益。因此，挑拨中日关系，围堵孤立中国，让亚洲版图碎片化，使亚盟无法顺利形成，这就是美国政客在亚太的战略。
 
　　美国立国时间虽短，但素来是战略与谋略并举。与之相对应的是，从历史上看，作为岛国的日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有谋略而无战略。在二战之后经过美国坚持不懈的改造，日本更是失去了战略意识。实事上，近年来，日本不惜因岛屿主权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三面交恶，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自卫队加快扩充军备，一方面是由于核危机引发日本民众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加深，日本政府急于转移国内视线。另一方面则是大地震危及日本核安全和战略物资储备，日益引起日本国内外质疑，而部分日本地震专家关于数年内日本将发生毁灭性超级大地震的预言，更是洞穿民众承受的心理底线。此时，选择战或不战，不由变通的日本民众决定，而是由一小撮日本政客决定，但是在政党派系林立、换戏服一般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政坛，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日本政客们没有战略，只有投机，从一个危机莽莽撞撞地走向下一个危机。玩火者必易自焚，一旦中日开战，日本政客有罪，但却连累日本普通民众遭殃。
 
　　在日本，去很多地方，都恍若穿越历史回到唐朝的州县之感，很多日本人身着从汉服演化而来的和服，浓妆艳抹的歌伎，烟雾缭绕的庙宇，端钵化缘的和尚，日本被打上“唐”的烙印。庞大的遣唐使一次次不遗余力地搬回日本的中华文化被复制模仿并停滞不前，使日本成为唐朝政治文化生态的一个活化石。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之间，日本人秉承着等极森严的传统观念，在美国的全面压制和综合改造下彷徨、停滞、扭曲和挣扎，服力而不服理。而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美国豢养的日本政客已经被美国操纵的失去了辨别力。日本政府在处理核危机中表现的低能、无序，也让人们看到日本政治生态的分裂混乱。
 
　　格局决定大局。谋略决定大势。中国要在亚洲和平崛起，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必须要经略好周边关系，构建有利战略形势。特别是要看到，不是亚洲国家的美国在东亚安全秩序中处于中心位置，阻碍和干扰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影响着东亚安全态势。二战后，日本与美国结成安全同盟，将国防安全交由美国负责，日本则一心恢复和发展经济。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鼓励日本重整军备，一步步助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死灰复燃。200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900万，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3%，一个日趋老化的日本在焦虑与怀旧之中日益陷入迷惘。
 
　　经略中日关系，中国的应对战略应是强势压制日本，加快分解日美同盟，给日美畸形关系松绑。同时，以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积极推进与俄、韩、印等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建设。用历史遭遇团结韩国、俄罗斯、东南亚等与日本右翼政客疏离，用经济杠杆促使日本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群体同美国切割，示好则双赢，示强则惩戒。对于日本来讲，全面深刻反省历史，回到亚太，与美国松绑，融入亚盟，放弃“远交近伐”的战略思路，才符合日本人民的长远利益。对于中国来讲，忍耐有底线，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对于日本狂热的右翼分子必须适时予以出手重击，对日进行全方位反制，军事上“硬摧毁”，经济上“软打击”，先机制胜，把日本民众打清醒，认识到何为利，何为弊，坚决遏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野心行动。
 
　　强者角逐智者胜。分解日美，需要认清自身战略优势，认真进行战略谋划，通盘考虑。对于美国在我国周边的5个正式盟国，即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即印度、越南和印尼，要充分利用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历史恩怨和利益考量，适时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方向，精细经略周边安全局势，打拉结合，与其中部分国家进一步建立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契机，不断扩大自贸区建设范围和力度，以点带片，以片带面，形成可持续的健康的“亚太价值链”。
 
　　九、强军之梦
 
　　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只有建设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复兴。近年来，美军推出的空海一体战正引领美军建设转型。以高新技术为牵引，世界各国的军事变革如火如荼。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必须要抓紧推进军队战略转型，打造胜任联合作战任务的人才队伍，确保技术体系集成，提高后勤保障效能，强化战斗精神教育，建设一支能够遂行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联合作战任务的强大军队。
 
　　中国梦，也是强军梦。只有建设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复兴。
 
　　世界大势，风起云涌。120年前的悲情甲午大变局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实力，是最好的发言。战争不能儿戏，必须战略研判，全面考量，积极应对，立足世界军事变革前沿，打造一支能打、谋打、善打的军队。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战争形态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美军推出的空海一体战正引领美军建设转型，为实现“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的战略目标不惜巨额投入。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为了防止中国冲出珍珠链，美国全力实施对中国层层围堵的“莲叶计划”。以高新技术为牵引，世界各国的军事变革如火如荼。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标志着国家安全决策进入长效机制化阶段，是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和对外大战略的迫切需要。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军队改革的重大课题，为加快推进军队战略转型谋篇布局。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必须要抓紧推进军队战略转型，打造胜任联合作战任务的人才队伍，确保技术体系集成，提高后勤保障效能，强化战斗精神教育，建设一支能够遂行信息化条件下体系对抗联合作战任务的强大军队。
 
　　▲其一：加快推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当前，强军首要是战略转型。军队战略转型，不是细微调整，而是一次系统、综合、整体性和战略性的重大改革。军队的任务是打仗，存在的意义是以战斗力打击震慑敌人，维护和巩固党的领导，为保护国家主权和拓展国家利益空间提供安全保障。因此，军队的形态模式要随着战争需要顺势而变、随时调整。要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需要加快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兼顾不同战略方向的安全需要，组建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需要的指挥体系。精简重组陆军部队，加快大陆军编组瘦身。同时，关注退役军人合理的利益诉求并加大保障力度，成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复转退役军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化矛盾为动力，提高军人荣誉感和自豪感，凝聚军心民心，减轻阻力，放下包袱，为军队战略转型助力。在体制编制调整中，要明确中长期改革目标，规划好路线图和流程表，科学确定转型路径，确定改革时间节点，慎重进行研究论证，不可急于求成，亦不可固步不前，要打破原有的体制编制，优化顶层设计，局部服从全局，明确职责分工，由上而下依次调整。
 
　　▲其二：加快推进军队人才建设转型。加快推进并顺利实现人才建设转型，是当前军队战略转型建设的关键。优化军事人力资源调整改革，推进人才建设整体转型，加快打造英才方队，牢牢掌控“制人才权”，是军队建设战略转型的战略支撑和人才保障。军事人力资源调整改革，总的是要适应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国家政策制度的创新，适应军队技术构成的深刻变化和知识密集程度的提高，更好地集聚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部队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因此，在军队人才建设转型过程中，必须要从我军建设面临的形势和所处的历史方位出发，确立与新军事变革相适应，与国家改革发展相衔接，与军队建设转型相契合，与军队使命任务拓展相协调的主导理念。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特别是要在构建人才核心素质能力模型、健全完善岗位任职资格体系、研究制定人才职业发展规划、推进人才考核评价标准建设、健全人才资源科学配置机制、深化院校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突出抓好创新人才团队建设、深化军民融合培养人才工作、加大优秀拔尖人才引进力度、健全人才工作组织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大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着力培育能打、敢打、善打的战斗精神。
 
　　▲其三：加快推进后勤保障转型建设。要打赢现代信息化条件下的体系对抗联合作战，后勤保障必须要突出战略性、一体性、联合性和精确性，从国家安全全局利益角度统盘进行资源配置，提高战略投送能力，深化军民兼容融合，创新后勤保障模式，尽快把战略资源转化为战略保障能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推进后勤保障转型建设，更要跳出后勤保障就是“推粮送草”的陈旧思维。在一定意义上讲，信息条件下体系对抗作战，战争是打后勤，拼保障。特别是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基因战”、“生物战”等新质战斗力在孕育发酵，进一步拓展了后勤保障的内涵。美国主导的转基因技术大量商业化后，给国家粮食安全、健康安全、军事安全都造成新的威胁，进一步拓展了后勤保障的视野。随着国家利益边界的不断拓展，作战力量到达，后勤保障必须到达，进一步拓展了后勤保障的范围。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高度融合，进一步创新了后勤保障的模式。
 
　　▲其四：加快提升军队智库建设水平。行动取决于思想，而思想来源于思考。一支能打善战的军队，必须是一支具有战略眼光、洞察世界大势并且善于思考、长于谋略的军队，必须能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时刻保持高度清醒，及时反思并弥补发展短板。加强军队智库建设，是加快推进军队战略转型的战略需要，是构建军队战略转型改革协调机制的重要关键。军队智库建设，忌大而空、忙而乱，防止陷入事务主义，更不能脱离军队建设实际，夸夸其谈，不着边际。智库研究人才，宜少而精、专而深。智库研究制定的战略咨询报告，应突出战略性、指导性和操作性，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国军队转型建设进展，深入持续跟踪研究周边热点问题，紧扣军队战略转型建设主题，切实找准突破口、着力点和发力点，建立高效的“战略—规划—行动—评估—完善”体制，为军队战略转型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其五：加快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统筹整合军队信息化建设力量，以提高军队联合作战能力为着眼点，注重武器装备体系集成，走出“大陆军”模式，研究新质战斗力生成模式，加快打造数字化联合作战部队。科学确定科研攻关重点和经费投向投量，力争打造一批新的杀手锏武器装备系统并尽快形成战斗力。以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编队建设为重点，加快提升以海天一体战为核心的体系作战和联合作战能力。
 
　　▲其六：肃贪反腐以提振官兵精神。一支军队只有具有能打敢打的尚武精神，才能在战争中取胜，一个民族只有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才能无敌于天下。毋庸置疑，120年前的悲情甲午大变局，给我们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作为保国护家的军队，绝不能陷入腐败的泥淖。军队钢铁长城的形象不容玷污，惩治腐败必须重拳出击。如果让买官卖官之风盛行，让庸才蠢才占据重要岗位和关键岗位，让贪腐之辈拿国家安全利益谋取个人私利，则会形成对精英分子的逆淘汰，使军队陷入利益藩篱，最终严重制约军队建设的战略转型，严重影响军队战斗力，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看一支军队的精气神，就看有无强烈的使命感，有无时不我待的责任感，有无虽远必诛的血性，有无安不忘危的谋略，有无敢打必胜的勇气。
 
　　——2013年秋写于百望山下

　　作者简介：

　　宗潭，山东人，军旅作家，编剧，主要作品有《雪狐行动》《丛林出击》《天上的额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