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诗集《南酸枣语》杭州首发式暨诗歌研讨会成功举办
梁子诗集《南酸枣语》杭州首发式暨诗歌研讨会成功举办
作家网消息 张云霞报道 2023年4月28日下午，由作家网主办，贵州省仁怀市纯贵坊酒业有限公司、北京金蓝鲨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梁子诗集《南酸枣语》杭州首发式暨诗歌研讨会在杭大青春饭店举办，第六届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诗刊》编委、浙江省作协原党组书记兼主席黄亚洲，作家网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会长赵智（冰峰），浙江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诗人章碧鸿，绍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作家谢方儿等出席活动并致辞。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昌建，诗人、翻译家、评论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汪剑钊主持首发式和研讨会。来自北京、浙江省内文学界嘉宾80余人出席活动。
诗人梁子本名梁相江，199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写诗，曾是比较活跃的校园诗人。2018年，梁子重回诗坛，显示出良好的创作势头，作品先后在《文学港》《人民文学》《芒种》《奔流》《诗选刊》《国际诗坛》等数十种文学刊物发表，并且担任《诗人地理周刊》执行总编，《绍兴诗歌选》主编，文艺丛刊《天姥山》主编。梁子的处女诗集《南酸枣语》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诗歌界同仁和许多读者的关注。
汪剑钊在《南酸枣语》序言中写道：梁子似乎无意于在诗歌上成就什么功名，在很多情况下，他只是顺应着 自己的情绪，按照自己的所见所闻在书写着分行的日记，同时也在对口语的捡拾中萃取诗意。这使得他的作品保留了不少原生态的场景和语言的表述，让读者油然而生亲切之感，非常容易就进入到诗中的氛围，找到自己最合意的句子或词语，并产生贴心的共鸣。
在首发式上，黄亚洲发表了热情坦诚的致辞，他说，我是1985年离开杭州大学的，梁子是1986年进入杭州大学的，就差一点，失之交臂。梁子的诗歌有明显的写作特点，就是口语诗。对口语诗来讲，涉及到当代诗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多年来大家对口语诗的评价问题。梁子这本诗集正好提供了一个参考文本。我觉得梁子的写作方向是对的，希望梁子就这么写下去。我有一点建议，要注意生活当中非常值得我们思索的细节，所有文学作品都一样，包括小说，包括剧本，剧本讲桥段，小说讲细节，所有的作品都是细节打动人的，不光是诗歌，诗歌是抒发感情的，要重视生活当中的细节，这是对于有没有诗意一个很高的评价标准，至于诗句是不是口语，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诗歌里面有一个细节感动我了，我立马觉得这是好诗，梁子的诗集里面有首诗叫《父亲》，诗中对父亲教育子女、训诫子女的细节叙写十分到位，这个父亲是梁子的父亲，跟别的父亲不一样，这种生活的细节很有意思。还有就是梁子的诗对当下社会情绪的某种感受，也很有意思。这些都是生活当中很微弱的情绪的波动和一些生活片段的截取，这是诗人的真功夫，就像我们写小说时抓取生活当中的细节一样。我们写诗，不在于你是什么诗，可能典雅的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但是口语诗营造了一种诗歌氛围，一旦我们进入他所叙述的细节里面，并且停下来突然想一想，像电影一样，击中了某一根神经，这就是诗歌给我们的力量。这也是梁子诗歌对我们的启示。
赵智（冰峰）在致辞时说，今天是梁子诗集研讨会的第二场，第一场是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场研讨会有不少重量级嘉宾出席，比如文艺报社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梁鸿鹰，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杨锦，河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关仁山，《诗刊》原常务副主编商震，中国作协机关服务中心主任梁海春，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李晓东，中国艺术报社副社长孟祥宁，《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等等。大家对梁子诗集《南酸枣语》都给予了肯定和积极评价，特别是未能抵达现场的著名作家、国务院原参事忽培元先生，读了梁子的诗歌作品后，发来了大篇幅的评论文章和祝贺视频，对梁子的诗歌作品给予高度评价。第一场研讨会，作家网做了充分的报道，大家有时间可以登录作家网看看。赵智说，第二场诗歌研讨会来杭州举办，我觉得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杭州是梁子大学母校的所在地，也是他家乡的首府所在地。我觉得，杭州的研讨会，一定会比北京的研讨会更深刻、更精彩。因为今天到会的嘉宾大部分都是梁子的好友、同学，还有他的发小，这些嘉宾，对梁子更为了解，更有情谊。从诗歌的角度看，大家一方面可以评析梁子的诗歌作品文本，还可以剖析作者，解析作品背后的人格、人性、创作背景。我觉得这样的研讨，会更深入、更深刻，也更接地气。
在谈到梁子的诗歌创作时，赵智说，梁子的诗歌创作跨度比较大，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当然那个时候正是朦胧诗歌的繁盛时期，所以他的早期作品留有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比如在意象的使用上、修辞的应运上、虚实的表现上，从他的早期诗歌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但是他的后期作品还是趋于口语式的表达，写得比较干净，有现场感，也接地气。更多的诗歌都表达了他的真实情感，所以他的诗歌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肯定，也引发了读者深层次的共情、共鸣。所以给梁子开这样一个诗歌研讨会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章碧鸿在致辞时说，梁子在一首关于父亲的组诗中写道：我要写诗/我要流浪/父亲放下农活/赶到城里/来到我的单身宿舍/默默的打扫了一地的烟蒂/临走了/说了一句/写诗能当饭吃啊。梁子的父亲赶到城里的那一天，是在30年前。那时候我也豪迈地说，我要去大西北，我要去流浪。梁子说，要流浪，就要学会逃票。我第一次逃票就失败了，事实证明，写诗真的不能当饭吃，从此我断了做诗人的念想。而如今，30多年以后，无论我，无论梁子，虽然依旧认可写诗不能当饭吃的理论，但是，我从梁子的诗里读到了真实的生活，生命的思考，生活的意义。就此而言，写诗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我对梁子写诗的再度起航表示敬佩。
谢方儿在致辞时说，梁子在祖国的心脏北京已经办过一次首发式，今天在浙江省的省城杭州也办了首发式，我希望，如果有时间可以到绍兴也办一场，这是我们家乡作协的愿望。我整体看了你的诗，总体上说比较震撼，诗虽然比较短，但是短小精悍，语言的张力比较大，而且接地气，这是我们诗歌的一种风向，有些诗歌说得难听点，意象太深了，对读者或者是社会来说没什么大的意义，这种接地气的诗歌正是读者所喜欢的。
在研讨环节，诗人梁子首先介绍了创作《南酸枣语》的基本情况，他说，《南酸枣语》是我的第一部诗集。里面收录了近100首（组）诗作。其中大部分是新近创作的，后面小部分，是目前仍能找到的30多年前的大学时代的作品。大学四年，我几乎把杭州大学图书馆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读了个遍。大二时选修了中文系汪飞白教授的现代诗课程，开始接触了诗并开始创作，也就是在那一年，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 “晨钟诗社”。之后因为情感和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对诗歌变得疏远了。直到2018年10月的一次坝上草原之旅，一场大雪过后，我踩着燕子湖边吱嗄作响的冰雪和小草，一口气写下了《想妈妈》（组诗），我写得满头大汗，仿佛有一团野火在胸中突然死灰复燃。三年疫情，大概是我创作的黄金时期，也是我陪小女儿梁子安（当时6岁）最多最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常常PK作文，然后一起晒在网上供大家点评，很好地培养了子安的写作兴趣，我的《南酸枣语》中的大部分作品也是这个阶段完成的。
梁子说，这次携《南酸枣语》来杭州，是追忆，是怀念，是对青春的祭奠。关于诗歌，引用一下杭大消防队的宗旨“消人间之苦难，防人性之丑恶”，消人间之苦难是理想，防人性之丑恶却是我们无时无刻必须保持的高度的清醒和警惕。
孙昌建在发言时说，读梁子这部《南酸枣语》，首先我感觉到新奇的一点是，梁子哪怕是不写诗，平时谈吐当中肯定也还有诗性，他把一些看似不入诗的内容都入诗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写了北漂的生活，也写了在故乡新昌的生活，总体上说，这是一部写给故乡写给大地的诗篇，这从诗集的名称中可以看出。尤其是写父亲、写“乡村贵族”的那些诗，很是动人，这是要人到中年后才能写得出来的，已经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种感觉了。包括他写老袁袁方勇的那些诗，令人动容。这里可以读出淳朴和真挚，而所谓的现代性，他就是有一点点自嘲，自嘲是最厉害的，写诗是一种进入，但他同时又有一种旁观。
孙昌建指出，梁子写故乡写家乡，并不涉及那些新农村的词汇，即他不写新鲜光亮的那些，他写的是沉没的村庄，前些年我也专门去那里看过，包括梁柏台的故居，现在都已经在水下了，这是很令人感怀的，这样的感怀现在变成了诗，这仍然是属于故乡的诗，但这又是能跳出故乡来看故乡，就像当年鲁迅写故乡一样，一定要去了北京有了距离才能写好故乡。另外，梁子诗歌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在北京的研讨会上，商震从中读出了诗经的味道和古诗十九首的味道，我觉得这是一种根脉。在表现形式上，他是口语风格的，直白、明快、简洁，特别是他写小女子安的那些诗，真的是很可爱，这个可爱分两个层面，一是小女的可爱，二是梁子那种状态的可爱，我想也可能因为这些诗真的是要写给子安看的，先要得到子安的肯定而不是编辑的肯定，所以他才写成这样风格的，正如以前有人讲白居易的诗要让老妪也能看懂。当然直白及直白中的诗意，这是个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的问题，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题来讨论。
孙昌建最后说，梁子诗歌的视野是很开阔的，这是一个当代人的世界，无论他在新昌还是在北京或杭州，无论他是近年写的还是早年写的，都能看出他是活在现实世界里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读不少人的诗，他们好像是活在古代的，当然是那个伪古代的，或是活在古诗当中的，比如我们现在去新昌去走浙东唐诗之路，感觉写出来的诗好像还仅仅是在致敬和怀念，我以为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而梁子的诗仅仅从题材上看已经涉及到了古今中外。还有一点，从他的诗歌可以看出杭州大学的诗歌传统，他本身就是晨钟诗社的成员，包括他写老校长沈善洪的那一首，我以为很少有人这样写。比他年级高的，比他年级低的都不会这样写，但是梁子写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在场感和不缺席。一个诗人活在当下，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场感，就是见证并记录，然后就是表达，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作家、诗人、浙江省作协原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伊甸在发言时说，梁子诗集的装帧非常朴素，封面的蓝色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有辽阔、深邃的感觉。这个封面风格跟里面的诗很配合。封面上引用的几句诗我也非常喜欢：“当原野一片寂静，冰雪覆盖烟子湖边的小草，妈妈，你骑着白马回来吧，穿过那片熟悉的白桦林。”这几句诗甚至让我想到，如果用其中的两句作为这本诗集的书名，也许跟诗的风格会更相配。如果这本书的书名叫《当原野一片寂静》，把这句诗作为书名，或者叫《穿过那片熟悉的白桦林》，倒是很配合诗集里面的诗。梁子的诗，基本是属于口语诗的范畴。我也是写口语诗出身的，所以对口语诗也有偏爱。上海的王小龙写的诗也是以口语诗为基础的，但是吸收了意象诗、象征诗隐喻的手法，表现手法比较丰富多样。梁子的诗基本是口语诗，但是他的口语诗也是不排斥隐喻、意象这些东西。无论是口语诗也好，或者不是口语诗也好，归根结蒂就是怎么样能够写出我们内心深处的独特感觉。比如对人性的洞察，对社会种种复杂现象的敏感。梁子的诗很有意味，能够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想到语言之外的很多东西。
伊甸说，我还想到我一个已经去世多年的老朋友，叫邵春光。他创作于80年代的一些口语诗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两句诗特别让我难忘。他有一首诗，题目是《诗人必备的条件》，第一句：“他必须不是个胖子”；第二句：“他必须被三个女人抛弃过”。这个好像写得有点幽默，有点搞笑，但是在表面的幽默之下有对人性、生活、诗歌和诗人的洞察。梁子的诗写出了他对一些事物的独特感受，所以他的诗很有意味。他的诗或者给我们带来情绪、情感上的感染和影响，或者给我们带来人生某些方面的启迪。比如说我喜欢他这几首诗：《阳光隔着玻璃照进来》《在枣庄的高空》《落叶的北京》《瓦蓝的天空》等等。梁子这些诗非常重视最后的结句，结句往往很有力量。比如说《阳光隔着玻璃照进来》：“阳光是圣洁的、自由的，无私的”，在这里我觉得这三个形容词可以斟酌一下，是否必要，或者是否可以用更好的词？但是接下来写得挺好的：“她均匀地照耀万物/也照耀万物下的阴影/阳光隔玻璃照进来/这有多简单就有多奢侈/有人唾手可得/有人用了整整76天/也有人为了信仰/放弃一生的阳光。”这个结尾是突如其来的，但就是这两句的突如其来显示出了这首诗的内在品质，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如果没有这两行，这首诗的意味就会打折扣。再说《枣庄的高空》：“在经过山东枣庄附近的高空/仿佛听到有人喊一下我的名字/这么高的地方/会有谁喊我呢？”这里有了一点超现实的意味，所以梁子的诗是不排斥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的。最后两行诗：“飞机嗖啦一下/飞过枣庄的高空。”这两句我难以解释，但是这两句诗给我留下了回味的空间，我会联想到很多很多东西，想到人生的世界的很多一闪而过的事。《落叶的北京》：“它们被不断的清扫/装车，拉走，焚烧/像一个个/一茬茬/逝去的人。”让我想到3月份的时候上海的诗人黄晓华突然走了。梁子这样的诗会让人想到人生的种种失败、无奈和死亡。这首诗后面的几句余味无穷：“他们在等待下一阵风/去惊醒下一个人……”特别是最后两行：“落叶的北京/天空变得高远”。这个“高远”写出了一种苍茫，一种凄凉，一种虚无的高远，让我心里产生微微的一种震惊、一种颤栗、一种忧伤。还有《瓦蓝的天空》：作者写他穿过一片墓地，“假如是在晚上/会不会跳出几个人来/默默地打量我这异乡人/你是谁/干什么/要往哪里去”。这样的诗句写出了一种玄幻的感觉，甚至有点吓人。但正是这种超越现实的奇思异想，才能有效地刺激读者的联想。伊甸最后说，梁子有很多这样的诗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空间。梁子可以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写出更有意味更有力量的口语诗。
诗人、作家、杭州市作协主席团成员李郁葱在发言时说，在我和梁子交往的30多年里，他每次都会给我一些不一样的惊喜。我大约18岁的时候认识梁子，当时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梁子这本诗集中有些诗似曾相识，果然很多都是在大学时候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梁子已经有他的审美的倾向，当时出现了杨黎《在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等一系列的诗歌，因为怪异，在大学生里面有非常广泛的传播，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记得梁子刚好是喜欢的，这种审美趣味和当时刚刚引入中文世界的法国作家罗布特格力叶的零度写作等相关。在很多年以后，梁子经常会给我一些意外。我们后来联系比较少，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他似乎放弃了写作。大概是1995、1996年左右，我有一次在新昌参加一个笔会，在黄昏散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在叫，看到梁子带着他儿子，现在儿子已经很大了，在杭州工作。梁子光头，穿着一个（双）拖鞋站在路边，说是因为看到名单上面有我的名字，特意跑过来邂逅。我以为他应该会继续写作，但是他那时已经不写作了。我们还是有交往，但是不是作为文友的交往，是作为朋友的交往。然后又过了很多年，他突然拿了这本《南酸枣语》的诗集出来。
李郁葱深有感触地说，文学始终在梁子的灵魂里，就像诗的审美也是有脉络可循的。这本书，无论从书名看也好，还是从书里面的装订看也好，整体风格延续了梁子早年在大学时候的趣味，倾向于口语，但是又不完全是口语，他还有很多抒情的东西潜伏着。在梁子的审美层面上，有中国古典的审美趣味，比如说像《南酸枣语》这个书名，如果按照我的审美，哪怕改成酸枣也好，枣语也好，四个字里面去两个字会比现在更加敞亮一些。我后来想到了，这是梁子的古典情怀，中国文人的古典人文的素养，这甚至体现在章节设计上面，当然是由美编设计的，但是也肯定得到了诗人自己的认可。比如说每一页页码有些花草的图案，如果按照我个人的审美，我会把这些东西都去掉，因为它很影响阅读，而且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我们的页码都是小写的，他的是大写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古典的审美情结。
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北塔在发言时说，目前中国诗歌处于两极分化的时代，一是诗歌的修辞中心主义比较严重，一是口语化盛极一时。在两极化的时代里面，梁子他有一个自我的转向，有一个自我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琢磨的。诗歌修辞中心主义者们把修辞只作为修辞。修辞的本意是要用修辞来表达思想和感情，写物写情的。而修辞中心主义者们的诗歌文本词肥义瘠情寡，缺乏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哪怕身边有人死了，他的诗心也可以无动于衷。而口语诗经常沦为口水诗，缺少逸韵，缺少技巧。梁子本来具有相当高的修辞才华，比如他能造就超强的夸张和奇崛的比喻：“一只蜗牛在奔走/远远望去/像一架飞机/突破了航线/又像一艘动力十足的/小船/花开平静的湖面。”（《蜗牛》）他早年的许多作品都有颇为漂亮和奇特的修辞手法。但梁子这些年选择了口语诗这种形式。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把诗写得明白，也是技术活”。写得明白是口语诗的要求和特点，但技术活一般不属于口语诗，却属于修辞，似乎只有重视修辞的诗人才会懂技术。而梁子写口语诗，是很讲究技术的。
北塔进一步指出，梁子之所以选择口语诗这种表达方式，原因不是抛弃修辞，而是真有话讲，因为梁子的人生经历极为丰富，他又极为敏感和勤奋，他所要写的人生感悟太多。梁子所采取的首先是跟生活基本平行的语言姿态。他文本中描写的生活中的点滴感受非常真实，包括通过回忆的方式复现乡下童年的生活、大学时代的生活，还有当前他在北京的生活。他时常以一种漫游的方式和心态去看朋友，去谈生意，去喝酒，这种漫游的感觉有点像波德莱尔在巴黎的生活方式或者诗歌姿态。他写故乡尤其写父亲的作品非常感人。如果下次到绍兴新昌去开研讨会，我有一个建议：到梁子出生的大彭头村里去召开，与会者相对可以集中一点讨论梁子的故乡书写，因为北京开了一场研讨会，杭州开了一场研讨会，主题都是广谱意义上的；我们再要开梁子的研讨会要更专题一些，下次再在北京开研讨会，可以专门谈他的都市写作。
北塔最后说，我想回到修辞技巧这个话题再补充一点。梁子的作品里用的修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辞。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就是比喻，明喻、暗喻、夸张、通感等，这些手法他当然也用。但是他的修辞策略不以这些手法为主。他用得更多的是借鉴小说的做法、戏剧的做法，刚才伊甸说他的结尾特别讲究，特别出人意外，让读者有惊异、惊讶的感觉，以表达他对人生的一些比较强烈而深刻的感悟，这有点欧·亨利小说的写法。另外他用了一些戏剧的手法，比如对比、冲突、反冲突等。这是一种文学的修养、文学的素质的综合体现。他把诗歌文本作为一个综合各种文类的文学表达场域。
诗人、作家蒋立波在发言时说，今天的这个首发式某种意义上是对一个特殊的诗歌年代的回望、回顾。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绍兴的一所大学里读书。绍兴这个地方相对是比较封闭，诗歌潮流、诗歌浪潮好像对绍兴诗歌圈的触动不是很大，所以我当时通过同学认识了梁子，那段时间经常到杭州来，通常的落脚点就在杭大。我自己的诗歌写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得益于跟梁子的交往，通过他认识了当时杭州高校许多青年诗人，也接触到了有关诗歌的最新的一些信息，特别是一种迥异于以往的诗歌语言，可以说是给自己打开了一种崭新的美学视野，想到这个非常难忘。今天我拿到《南酸枣语》这本诗集，里面马上能够找出当时梁子的代表作，周小波说的那首《黑白画面》，就是他当时还在读书的时候写的，还有《抒情种种》也是他差不多那个时候写的，堪称他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我不太愿意把他的诗称作口语诗，诗就是诗，而并不存在专门一种叫口语诗的诗歌门类。我更愿意称之为本色的写作。比如梁子的诗像《想妈妈》《沉入水中的村庄》，就很不口语。我们通常说文学诗歌好像说是要高于现实，但是把他的诗称作低于现实更加妥当一点。我们平常会说我们的写作要贴着地面飞行，贴着现实来写作，他的诗可能不单单是贴着现实，他比现实还低，这是他一个区别于当下许多同类写作的特色。他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现实生活的最敏感的部分，最幽暗的部分。这类诗其实很难写，考验的是一个诗人瞬间的一种抓取能力，一个猝不及防的现实跟我们相撞的时候，你能够用独特的语言把它抓取到诗歌当中，这需要很强的直觉能力，很需要某种理性自觉。这样的诗在他的诗歌当中有很多。有人说这种写法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琐碎、繁杂的弊病，松散，缺少提炼，读多了可能确实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对梁子来说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我们现在的诗歌而言，大部分人都是非常仰仗修辞，依赖于修辞，好像是一根拐杖，如果离开了修辞就没法写作了，但是在梁子这里这个问题不存在，修辞过度在当代诗当中确实也造成了一种弊病，带来一种表达上的无效，语言的一种空转。梁子用他的诗歌对这种弊病作出了他的反拨和反动，这也是他的诗歌的价值所在。我希望他的诗歌在处理现实的时候能够有一种提炼，有更多的一种摩擦，因为我们说介入现实，干预现实，关注现实，这都对，但是我们必须用诗歌的特有形式来处理现实，我们的现实是发生在语言当中的。要把社会正义和伦理正义转化为一种“诗性正义”。所以也要防止把诗歌的本色、诗歌的直接道德化。我们对他的诗歌在这方面应该可以有更大的期待。
诗人、作家、《星河》诗刊主编骆苡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表达了她的感受。她认为，梁子先生这本《南酸枣语》的语言单纯、自然，用词朴实无华，却不乏生动。在具体操作中，诗人娓娓道来，很有意趣，注重细节的刻画，其语句天真，情感真挚，读后很难不为之动容。此外，诗人许多描写故乡的诗，貌似平淡，看似啰嗦，实乃诗人匠心独具，隐含着他内心很浓烈的爱。东坡先生有诗道：“诗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烂漫是吾师。”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梁子先生的诗已得东坡之真传。
诗人、作家周小波在发言时说，浏览了一下诗集，属于非虚构性写作，题材大多出自普通生活，颇有灵性。其实口语诗很难写出经典的，记得罗丹的《艺术论》里写到，“别看我寥寥数笔，但集中了我几十年的功力”，好的口语诗就要这个劲儿。往往水至清则无鱼，还是要给读者留有想象余地和空间，我更喜欢梁子的《黑白画面》这一类诗。那种内在的诗的魔力往外渗透着，给读者以充分的想象空间，后几首不属于口语诗范畴，虽然梁子的口语诗有他的独到之处，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喜欢诗味浓重一些的作品。梁子是有才的，他写任何一种文体都可以，只不过是偏重口语而已。
诗人、作家、《浙江诗人》编委胡理勇在发言时说，梁子是我学弟，我中文系，他历史系，都属文科。我86年毕业，他86年入学，没有交集，但先入师们为大。通过与梁子的交往，通过阅读梁子的诗，我发现梁子对诗歌非常虔诚。他是商人，企业家，但没忘文科毕业身份，从大学时代开始写诗，写了几十年，从不间断，没有情怀支持不了。我认为写口语诗和写意象诗一样有难度，难在要写出哲学的味道。判断诗的好坏，不是看怎么写，主要还是要看是否有所表达。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生命，这是诗歌的活力所在，仅仅靠技巧，最好的诗也是昙花一现。梁子的诗这方面的内容很扎实，也很有看头。
作家、摄影家、诗人翁凯在发言时说，梁子是1987年下半年开始写诗的，当时梁子也是刚进“晨钟诗社”，我是“晨钟诗社”的第六任社长，梁子一直在写，而我因为工作的原因，离开了写作队伍。所以我们应该向诗歌致敬，向一直坚持写作的很多诗人致敬，也向梁子致敬。
最后，作家网总编辑赵智（冰峰）对研讨会进行了总结。他说，今天这个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也听到了很多新鲜的话语，比如对口语诗的新的看法和观点，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因为梁子写诗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他也经历了诗歌写作潮流和写作方向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和当下对诗歌的认知，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诗歌如果没有意象、修辞、虚实、通感等诗歌技巧的应运，诗就不是诗。因为当时我们对诗歌最基本的认知是“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的语言是超越所有文学题材的语言，小说的语言，散文的语言，都无法和诗歌语言相提并论。我们赞美其他作品的语言时，最高的评价是“像诗一样的语言”。可见，诗歌语言是多么高贵和神圣。但口语诗的出现，仿佛十级以上地震，迅速颠覆了大家对诗歌语言的认知。梁子的诗歌就是很好的例证，他的早期诗作和“复出后”的诗作，语言的脸孔已经无法让人辨识出这些语言风格迥异的作品居然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赵智进一步指出，当然，上世纪80年代诗歌意象是多维的，立体的，而且修辞手法是叠加的，我们崇拜一个诗人，主要是崇拜他的语言创造能力，而不是诗歌内容或题材的选择。诗歌的能量是在语言上而不是在语义上，梁子经历过这样的诗歌时代，所以梁子的诗歌有着特殊而复杂的呈现，就像厨师一样，做一道口味重，调料多的菜容易，做一道靠火候和靠食材本身来体现菜品价值的菜很难。比如清水煮白菜，看似简单，其实没有真功夫是做不出来的。口语诗也一样，没有高超的诗歌写作功夫是写不来的。那些遍地转发的口水诗其实并不是诗，这些诗是垃圾，影响了我们对诗歌的判断和分野。梁子的诗是删繁就简之后的“干货”，是去掉包装、修饰、掩盖、伪装之后的诗歌本真呈现。梁子的诗歌写作经历告诉我们，他和那些没有进行过诗歌语言训练的所谓“诗人”不一样，他的写作是从繁复到简单的过程，他的“手术刀”切除的是臃肿和多余。就当下而言，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诗人，都是作家，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比比皆是，眼下的事实是，我们呕心沥血想了几天，终于创造出一句可以征服读者的诗句，写出来之后才发现，网上留言区或者评论区里的孩子们的语言早就已经超越了我们。所以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还想用过去的诗歌语言来提升诗歌的能量和高度，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修辞，放弃语言的装饰，用诗歌最具能量的“核”来直接面对读者。梁子的《悼洪烛》这首诗，我到现在为止也觉得自己写不出这样的诗，这是一首好诗，清晰、简约、直接、干净，没有旁枝末节，没有多余。我觉得梁子的诗创造了口语诗的一种新的写作方向，这个方向可能就是意象诗去掉化妆之后的“素面”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南酸枣语》这部诗集是有一定高度的，也是值得我们研讨的。
在诗歌研讨会举办期间，部分诗人也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梁子诗集的观点。诗人梁晓明说，梁子的诗歌语言朴素、简洁，清晰而干净，从中可以想像梁子应该也是一位目光清澈不容沙子的诗人。这样纯粹的诗人越来越少，祝愿他一直保持和发扬下去。诗人、诗评家刘翔也指出，当代笔名为梁子的诗人有好几个，但这一位梁子（梁相江）的诗是绝对有辨识度的。他诗作的极简风格，他诗行的敦厚短小，他意象的硬朗，都像极了他家乡绍兴新昌碇岭脚村的那些石头，那些鹅卵石，有些还在沙溪江里，有些铺在路上，有些上了墙壁，而所有这些石头最终都借助回忆之光在他的诗歌中重现。梁子在他写扁石村的诗中写道：“沙溪江所有好看的石头/都汇聚到这里了/赤的橙的黄的绿的/青的蓝的紫的白的灰的/大的小的圆的椭圆的”，是的，在梁子诗歌的素朴中，我也看到了这种丰富性。
诗人王自亮在发给主办单位的微信中写道：梁子的诗，清澈、明晰、短小，在貌似随意的形式中，有其内涵与分量。尤为可贵的是，在不经意的叙述、描绘中，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它就像生活本身，充满了偶然性但绝不那么简单，有很多无解的方程式，以及意想不到之处。梁子经常将事件与变化推到极端，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奥妙。梁子诗歌题材广阔而细微，包括各种人际关系，社会伦理，行旅家居，交往唱和，涉及变化与守恒，对峙与和解，作者又往往以童真的、真切的眼光，去处理社会与内心问题，并赋予某些魔幻特质，直白率真之中饶有寓意。他的诗，具有一种“无边的现实主义”之特质。诗人余刚在微信中也写道：梁子的诗作大多体量不大，有一部分诗具有急智、即兴、直率的特点，这使我想起了美国纽约派的诗人奥哈拉，奥哈拉是即兴的大师，他利用午餐等简短时间写出鲜活的作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梁子也具有这样的特质，他的诗集《南酸枣语》里的许多作品，从标题上就可看出是即兴的。我在微信朋友圈也看到他评论当日事件的诗作，脑子里只有两个字：真快！梁子的另一部分诗作显然不是即兴，属日常写作，但风格依然明快，立意较高，引人入胜。例如《名人之死》一组，相当厚重，文化气息浓郁，读后让人深思。《世界读书日》本来是对这个日子娓娓道来，但由于加入了第三部分的具体事件，显得异常悲愤，诗歌的阅读方向立即改变。《沉入水中的村庄》是另一类记忆的打捞，写得相当的生动活泼，是新建立的乡土志，他自己也说了，是“美好记忆”。从诗中可以看出，他十分热爱生活，而这，正是诗歌写作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