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怀念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
怀念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
吴思敬
1月3日清晨，当郑敏先生的女弟子章燕，通知我郑敏先生仙逝的消息，我瞬时惊呆了。郑敏尽管已是百岁老人，但我印象中她只是年老，而没有大病，以她的身体状态，肯定还能再挺几年。但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
郑敏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在冯至先生引领下写出第一首诗，直到21世纪初，她从事诗歌写作70余年，真可谓是中国诗坛的一株历经风霜雨雪依然丰茂挺立的世纪之树。
在上世纪90年代，郑敏写下了《我的爱丽丝》一文，将自己数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这是20世纪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旅行。尽管几十年来历经各种挫折、坎坷与磨难，但不论是在贫穷、战争，还是在浊流、浩劫面前，对于郑敏而言，诗歌就是她内心深处、深埋在无意识中的那个小女孩——爱丽丝，宁静、安谧，任凭风霜雨雪都不能伤害到她。
心中的爱丽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郑敏的诗歌之路。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进入哲学系。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其中有两位老师对她的人生与创作道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位老师一位是她的德语老师冯至，1942年当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诗呈送给冯至先生的时候，冯至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这句话让郑敏对未来的命运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从此她以寂寞的心境迎来诗坛的花开与花落，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有诗与无诗的日子。另一位老师是哲学家冯友兰。郑敏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郑敏在西南联大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后，她体会到：“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界限，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点。”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人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进入新世纪后，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
正是这双有力的手
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
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
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
最后的诞生
……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
应当说，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她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以同属于九叶诗派的女诗人陈敬容为例，陈敬容的诗是忧郁的少女的歌吟，郑敏则是静夜的祈祷者。以同是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杜运燮为例，郑敏的诗中没有入缅作战的《草鞋兵》的坚韧，也没有“滇缅公路”上的硝烟与灰尘，更没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飘荡的“森林之魅”。但是郑敏有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沉思与人文的气质。用郑敏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郑敏得自冯至的真传，亦是理解郑敏诗歌的切入点。
如果说“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作为诗歌的经纬”，标志着郑敏诗歌的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那么“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则代表了郑敏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范。郑敏的诗歌具有一种里尔克式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在郑敏的诗中不时会有着光洁的雕塑般质感的意象出现。在前期的代表性诗作《金黄的稻束》中，她提炼出一个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意象——“金黄的稻束”。诗人把站在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为有着“皱了的美丽的脸”的“疲倦的母亲”的雕像，很自然地就把金黄的稻束与博大的母爱联系起来。进而诗人又用“收获日的满月”为这座雕像抹上了光辉，用暮色里的“远山”为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终伴随着雕像的是“静默”，正是在静默中，在对历史的回溯中，让人感到了母爱的博大与深厚。在当代女性诗人中，郑敏突破了女性写作仅仅关心消解男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的层次，在默想与沉思中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郑敏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这在现代女诗人中尤为难得。对郑敏来说，对诗歌理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是高校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她人生的需要。在郑敏看来，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探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她的诗歌有浓郁的哲学底蕴，她的论文又不同于普通的哲学著述，有明显的诗化色彩。郑敏的诗歌理论著作，偏重内心沉思，凝结着她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贯穿着对宇宙、自然和人的哲学思考，力图把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是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郑敏的诗学思想十分丰富，就对国内诗歌理论界影响最大的几点而言，主要包括对诗歌创作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对诗歌内在结构的研究、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关注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对新诗应当继承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思考等。作为有70余年创作经历的老诗人，作为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有充分了解的学者，郑敏提出的命题都是经过她认真思考的。她对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断裂由衷地痛惜，她对当前新诗创作状态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体现了她对中国新诗的深厚情感与生命深处的渴盼。她由接受冯至的启蒙和现代主义的洗礼开始新诗的写作，到经由后现代主义向古典诗学传统的回归，这随着20世纪文化思潮划出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运行轨迹，本身就能给人们以足够的启示。
郑敏先生是我的长辈，从年龄上说，她只比我的母亲小两岁。我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便认识了郑敏先生。她的慈祥、敏锐与渊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带研究生访问郑敏先生。听她讲诗，讲述她的人生经历，在谈完正题后，她又会和我们谈起诗坛，谈起社会，谈起教育，谈起全球生态环境，无怪乎她的家人称她是“忧国、忧民、忧地球”了。郑敏，这位生命力超常旺盛的诗人，创造的信念就像太阳那样明亮，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她那颗不老的诗心总会应合着时代跳动着，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期许。
如今这位百岁长寿的诗人仙逝了，但她生命的奇迹，她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的创造激情，她为我们留下的光彩的诗篇和诗论，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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