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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在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冕2021-11-22 14:22:08

11 1981年与“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合影,前排左起:乐黛云、唐沅、王瑶、严家炎、孙玉石;后排左起:赵园、钱理群、吴福辉、凌宇、温儒敏、张玫珊、陈山

 

谢冕:在严家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他引领了一门学科

 

  1957年,时年24岁的严家炎以同等学力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攻读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杨晦、钱学熙教授。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他被改任中文系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60年严家炎为中文系1957级讲授中国现代小说课程。这一年,严先生完成关于《创业史》的第一篇论文,并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

 

  往后数年,他被安排参加现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开始协助主编改稿。在这些工作中,他一直是唐弢先生的有力助手。严家炎的才华、学养与能力得到导师的器重。196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近六十万字初稿完成。严家炎协助主编修改、重写、整理这些文稿。这一年,主编唐弢先生突发心脏病住院,严家炎接力完成主编未竟的工作。

 

  这期间,社会动荡,业务受阻。严家炎没有中断他的研究工作,在艰难中先后写出《关于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等论文。严家炎因他丰厚的学识和优良的工作,给北大和学界留下深刻的印象。1989 1213日,王瑶先生在上海病逝。1990年,在杭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严家炎以他杰出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接替去世的王瑶先生担任会长。

 

  严家炎秉承唐弢、王瑶等一代宗师的学术传统,开始立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领域, 由于他的勤勉和会心,他很快就赢得学界的承认,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性人物。他的务实求真的言行准则与北大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立校精神相结合,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以及北大中文系(他长期担任中文系主任)科研教学事业健康发展。

 

  严上还要加“严”

 

  严家炎有鲜明的治学风范。概而言之就是:严谨的求证,严密的表述,无处不体现着他严格的学术精神,也无处不发扬着他严正的言行立场。严谨、严密、严格、严正,一个“严”字贯穿他为人、为文、立论、行事的一生行止。我注意到,《严家炎文集》十卷的安排,第一卷不是写作较早的“知春”,也不是我们熟知的、最能体现他的治学精神的“求实”,而是不按照年代排列的系列的“考辩”文章。将“考辩”列为十卷之首,显然是作者特意的安排并着意强调的。

 

  《考辩集》收集了严家炎最重要的一批文章: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新体白话的起源问题,所谓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文学革命论》作者的“推倒‘古典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这些从业者耳熟能详的、一般“不疑”的、或“人云亦云”的、甚而已是“定评”的问题。然而,严先生偏不,“从来如此,便对么?”他要寻根刨底,偏要在众人不疑、且多半有结论处提出疑问并锲而不舍地往深处开掘,从而寻求真相和真知。

 

  举例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都说起自五四,严先生认为“似有不妥”。他列举黄遵宪、《老残游记》《孽海花》《海上花列传》,特别是陈季同小说《黄杉客传奇》的实践,提出现代文学的起点应当提前到19世纪80年代。他称自己的这一论断是他为现代文学史研究奠下的第一块“基石”,考辩成了严先生治学的重中之重,是他学问的前锋。关于严先生的治学与为人,近年来谈论颇多,其实无须多言,用他的姓名即可概括。人们戏说他是“严上加严”,简而言之,即自始至终的一个“严”字。严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不能讨巧,必须下真功夫、苦功夫,必须严上还要加“严”。

 

  严先生是最早、也最坚定肯定姚雪垠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学者,他写出了长篇专论《〈李自成〉初探》。为此目的,他反复阅读原作,阅览《明史》相关部分,以及明末清初的诸多野史。没有充分的准备,严先生轻易不会发言,更不会下定论。“我尽量谨守着这样一条原则:让材料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 没有材料就不说话。” 他的话坚定而自信,对于我们无疑有着极大的警策意义。

 

  雍容中见奇崛

 

  严先生为人儒雅、沉潜、思维细腻,平时语气轻缓。初识,往往给人以不苟言笑的印象。事实并非如此,这往后再说。先说治学,他对人、对己、尤其为文、立论都极为严苛。但他绝非四平八稳之人,有事实为证。柳青的《创业史》问世,舆论一片叫好。叫好的基点,在作者创造了梁生宝这一代表时代潮流的 “新人”形象上。严先生经过认真阅读、思索,论定《创业史》中最成功的形象不是梁生宝而是梁三老汉。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期,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是什么氛围?过来人心知肚明。严家炎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显然“不合潮流”。他的严肃的思考所体现的“学术”和“审美”精神,显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事实是,他的“学术”冒犯了“潮流”!在这点上,你可以说他“迂”,但我却读出了他令人起敬的刚正!

 

  严家炎求实的学术精神,作为学者的勇气所显示的理论锋芒,就隐藏在他那有条不紊的和从容不迫的姿态中。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严先生。他的学术行止远不止《创业史》这一端,它贯穿他治学的全过程:关于萧军批判,关于丁玲《在医院中》的辩证,关于巴金《家》的评价,以及他主张将鸳鸯蝴蝶派和旧体诗词入史,等等,均闪现着他坚定的理论立场。这种理论的锋芒,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金庸武侠小说的评价和定位上。19941025日,严先生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会上致辞称:“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当日可谓“语惊四座”,而他坚持,证明他一旦认清了事实,就有勇气不容置疑地、尖锐而果断地判断并立论。

 

  始终前行的身影

 

  严家炎在多次接受记者访谈中,总是对学术的前途充满信心:真诚永远不会老,“严寒”过去是新春。他的表面上严肃的叙述,内里却是充满温馨和热情。他曾为多年前的一桩事件写下了《五十七年前的一桩冤案》,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改历来行文严肃的习惯,劈头就是:“1956年,仿佛是个没有寒冬而只有暖春的年份”。这不是一般的抒情笔墨,严先生笔下饱含了沉重和忧思。当年这批青年才俊,正是受诱人的“早春气象”的鼓动而陷入苦难的深渊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严上加严”,严先生还有一个绰号:“过于执”,简称“老过”。“过于执”是当时流行的一部戏曲中的人物,指他遇事死板、固执。这正好“套”上了一个“严上加严”的严先生。“老过”在鲤鱼洲农场用皮尺“精密”丈量田埂高度的“事迹”广为流传,一时成为“美谈”。这不是“八卦”。说真话,先生有时行事是有点“执”,不是固执的执,而是执着的执。执着于他的文学信念,执着于他的审美理想,对此,他是分毫不让的。但一般行事他都没有“过”,说他过,是夸张了。鲤鱼洲逸事,他只是错把农事学术化了。我对严先生的总的评语是:“执近于迂,终及于严”。我对他是充分理解的。

 

  我与严先生在北大共事数十年,深知他是一个言必严、行必决的人。我从他身上不仅学到做学问的道理,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他在我们这些同辈人中,是最早在学问和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我始终奉他为鼓励前进的榜样,也始终信任他的人品与能力。我们相识几十年,回首凝望,眼前挥之不去的是他坚定前行的身影。至今犹记,只要时代需要时,他总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我们尊敬的严家炎先生,他在学术和事业上走在队伍的前列,也在人生和社会责任上走在队伍的前列。致敬始终勇敢前行的严家炎先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谢冕)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作者:谢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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