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背影
奉荣梅2014-11-24 17:32:30
千年的背影
■奉荣梅
二零一三年，雨中三月，我独自在闽北的武夷山区，寻觅一个宋代名儒、“闽学鼻祖”的背影。
在一个叫泰宁的静美小城，我只寻得八百多年前，大师“传道东南”飘逝的讲学声音。便循声向南追寻到相邻的将乐县城，大师生长的故里。在一个年轻的杨姓后生引领下，沿着一条叫金溪的河流，驻足在县城四五里地的北郊水南乌石山下，也叫龟山的地方。数株合抱的古樟，疏枝散叶，荫蔽一座牌坊，上书“龟山陵园”四个大字。一座九曲桥中分一泓池塘，连起一线数百米长的条石步道，串起缀满绿珠样果实的枇杷，还有高过人头的巴茅和不知名的杂木，彼岸花在荆棘丛里露出惨白的脸蛋。在一片苍翠的杉木和松林里，挺立一亭名曰“道南”，半山腰的青砖阶梯上端，有一座坟茔。这里就是埋葬理学大师背影的地方。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三月十五日，八十二岁的大师在诸友陪同下，亲自勘定了自己的墓地。一个多月后，他病逝于家中，十月下葬于乌石山腰，但大师的灵魂在宋代的史册、在理学浩繁册页里不朽。
除了我们，还有两位中年男子在“道南亭”中观瞻。对于我的问询，一中年男子回答说，我们是在附近做工的，随意来看看，不知道这墓里埋的是什么人，应该是个古代当官的吧。
据说，龟山之麓曾建有“龟山书院”，南宋咸淳三年（1267）礼部尚书冯初心（梦得）奏请朝廷御准而建，宋度宗亲题“龟山书院”匾额。我向引路的小伙求证，他也说不清楚遗址在何处。是的，要介绍这座古墓的主人杨时，只得先从“吾道南来”、“程门立雪”的典故说起，这个故事也与杨时的生平有关。
“吾道南来”来自杨时与他的老师程颢的故事。杨时（1053—1135），子中立，号龟山，祖居闽北将乐。熙宁九年（1076）杨时中进士后，调官不赴。神宗元丰四年（1081），程颢寓居河南颖昌，杨时便慕名前往拜师，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 当杨时结束学业南归故里时，程颢送自己的得意门生出门，不舍地说：“吾道南矣。”“昌明正学，于是濂洛关闽，递接薪传。”岳麓书院有块皇帝赐匾“道南正脉”，还有清朝大学者王闿远书写的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杨时的老师程颢程颐兄弟，正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湖南人周敦颐的学生。
“程门立雪”则是讲杨时与程颢的弟弟程颐的师生轶事。程颢去世后，哲宗元祐八年（1093），杨时四十多岁了，又一次北上洛阳师从程颢之胞弟程颐，师事老师十分恭敬。一个大雪天，他与游酢去嵩阳书院拜见程颐，适逢老师在堂中闭目暝坐。二人不忍惊动老师，就在雪地静候，待老师醒来时，积雪已淹没二人膝盖，成了雪人。程颐对杨时破为赞赏：“学者皆流于夷狄，唯有杨（时）谢（良佐）二君长进。”杨时被再传弟子、同乡朱熹称颂为“功符孟氏，德续先声”，将其与孟子相提并论。而“程门立雪”的故事被朱熹写进了《朱子语类》，流传了八百多年。
一生精研二程洛学的杨时，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兴教立学，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著述颇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杨龟山先生文集》中。他得二程的心传之妙，整理他们的重要著作《伊川易传》、《二程粹言》等，使得二程遗著赖以传播。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从二程到朱熹，杨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杨时的哲学思想影响了门生罗从彦，罗从彦传道李侗，而李侗再传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达到中国儒学发展的高峰，这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杨时的哲学思想流传到国外，在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宋嘉定十六年（1223），宋使到高丽（今朝鲜），国王急切地问道：“龟山先生安在？”杨时、游酢后来讲学著述于武夷，终老于斯。他们的理学一派在武夷一带植根繁衍，历南宋、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历代著名的理学家接踵而来，藏修著述。长期在湖南传授理学的胡安国、胡宏和“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以及蔡元定、蔡沈、黄干、刘火仑、真德秀、魏了翁等，都长期在闽北武夷山传播理学，号称闽学。
我曾在数年前，一个人夜游无锡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也叫龟山书院，是杨时创办。宋政和间，杨时“从京洛南旋，侨寓于此”，并聚诸贤讲学。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顾允成兄弟重建书院修建“道南祠”，祭祀杨时及宋明诸贤。杨时曾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达十八年之久，从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初寓居常州，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因为当时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和曾任过北宋宰相的无锡人李纲，是杨时的密友，于是，他在五十八岁到七十六岁的晚年时光，就是在两地授受理学。
东林书院的声名，在北宋声名鹊起，是因为杨时。“东林书院”的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东林寺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寂寞莲堂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一进东林书院大门，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到书院的“道南祠”去拜谒。是夜，我见到东林上空的月，还是九百多年前龟山先生见过的月色，可惜祠堂已关门落锁。在粉墙朱门前，想及杨时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在担任地方官吏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 绍圣年间，他在湖南浏阳任知县时，曾上书朝廷，反映实情，赈济灾民。我朝着“道南祠”大门，深深一揖，代湘人表示一份谢意。
绍圣元年至四年（1094—1097），杨时在浏阳做知县，留下了被人称颂的政绩，赈灾济民，革除浏阳“妓乐随处张设”等恶习。在浏阳，他遥想师祖周敦颐先生，学术传承，又有诗心继承。他在浏阳县治南向阳门内西街建了个书院，后人以其谥名为“文靖书院”， 是浏阳最早的书院，明成化（1465—1487）间重修过，现已不存。他还在县署仪门外，修建一亭一阁，即飞鷃亭和归鸿阁，并都作记文铭刻于石。“鸿阁斜阳”、“鷃亭芳草”，后成为浏阳人游览的胜景“浏阳八景”之一。杨时在浏阳知县四年任期曾作诗多首。“薄书投老岂身谋，朱墨纷纷晚即休。平世功名归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县斋书事》三首为政治感遇诗。《浏阳五咏》则是高远清雅的抒情小品：“帘卷晴空独倚栏，冥鸿点点有无间。秋风注目无人会，时与白云相对闲……”
杨时的这些生平事迹，在宋元学案有说：“始解褐徐州司法。数转，知浏阳县，安抚张舜民礼之，不以属吏待，而漕使胡师文恶而劾之。”《龟山年谱》对他在浏阳为官的经历记载得稍微详细些：“元祐八年，四十一岁，授知潭州浏阳县事，四十二岁赴浏阳任，四十三岁官浏上程漕各书，四十五岁始去。在任四年，有惠政，于县治作《飞鷃亭》，又作《归鸿亭》，自为石刻记。”
《浏阳县志》对他在浏阳的履历记载得最为详尽。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春至秋，浏阳县干旱数月，杨时在《久旱》一诗中说：“农郊阡陌起黄尘，望断天涯绝点云。疏懒无情讼风伯，幽窗时读退之文。”杨时见灾民缺粮谷价暴涨，立即递交《上州牧书》等三章，请求州府拨付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的赋庸调，并着手先自救，让寺庙救济灾民，动员县衙官差和有粮人家捐粮捐钱，安排县衙膳房煮粥济民，等到潭州府批文一下来，立刻开官仓出谷三千石赈济灾民。因此浏阳当年积欠赋庸调较多。朝请大夫、潭州知州事张舜民与杨时交好，湖南漕使胡师文却与张舜民不和，对他们的交谊“羡慕嫉妒恨”，于是迁怒于杨时，以不积极催收积欠为由奏劾杨时。其时杨时任期已满，因尚未离任，被坐冲替，寓居浏阳，催欠近一年才得以离开浏阳。浏阳百姓不忘杨时的勤政惠民，建起“道南祠”供奉他的肖像拜祀，杨时主持建造的飞鷃亭和归鸿阁成为浏阳百姓游览的胜景，阁壁上书写着杨时在浏阳所作八首诗歌。
杨时多次路过洞庭，均有诗韵留存。“鸟鼠荒庭暮，秋花覆短墙。苍梧云不断，湘水意何长。泽岸蒹葭绿，篱根草树黄。萧萧竹间泪，千古一悲伤。”《湘君祠》是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杨时从京都开封返乡途中，十月游览湘君祠时所作。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杨时从荆州到达岳州，又赋二十四行即景抒怀的《岳阳书事》：“洞庭水落洲渚出，叠翠疏峰远烟没。重楼百尺压高城，画栋沉沉依天阙……”
在三月的细雨中，我在将乐寻找杨时的故居而不得，被领进隐藏于僻静巷陌里的一个小院落：电信巷6号林氏贞节坊，门额上挂着“杨时纪念馆”的牌子。大门壁上写有文字，清雍正年十三年（1735），为旌表杨时后裔杨祖绳妻节妇林氏，县衙奉旨给银设立。二门是贞节牌坊，“贞节”二字被勒刻在坚硬的石头里，在两百年的风霜雪雨中，高高地树立在空中，一把大锁把牌坊的大门紧紧地禁锢了，也锁住了门内的杨时纪念馆，清圣主亲题的“程氏正宗”等杨时的多种史料也被锁在了“贞节牌坊”里面。
一提到理学，很多人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世俗化地理解为，这些理学冬烘，就是要剪断凡夫俗子的尘根，就是宣扬“好女不嫁二夫”，要做节妇，于是那些丧夫的苦命女子便被活生生地掐灭了再婚的念头，孤老余生，就是为了竖起那流传百世的冰冷无情的“贞节牌坊”。杨时后裔的贞节牌坊，锁住了林氏的“贞节”，也扭曲了杨时心性修养的本意，是否也进一步误导了凡人对理学本质的认识？便觉得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天理早已不存的历史烟尘里，该灭的是统治者无限膨胀的钱权色的贪欲，而不是草民的基本生存的欲念……
透过门缝，我只能窥见一方天井与散落的几尊柱础，龟山先生的身影漂浮不定。贞节牌坊门外，几个真人高大的武士石像守护着精巧的小院，有的在与时光的搏斗中伤残了臂膀、损毁了面容，门口散放着雕花精工敦实的粗壮柱础，墙壁下靠着两口密布青苔盛满天雨的石缸，还有高出墙身的几株古树，它们在小城侥幸留存的这个古建筑遗存里，静守着这方寸寂寥的天空。
一位高挑的老妇在纪念馆门口徜徉。我与她搭讪，语言不通。同访的有位闽南朋友翻译说，老妇说的是闽南话，是惠安人，九十一岁了，在将乐住了六十多年。我要她转述我的提问，知道这个院子里曾是谁住的吗？她说，是古代有钱人家的房子吧。老人并不知道千年来关于理学以及杨时理论的一星半点，更不知道关于那些伦理的曾经激烈论争。老妇的步态身形像个中年女人，清瘦淡定的背影，又像一个丁香女子，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抛却身后贞洁牌坊的阴影，沿着小院围墙悠悠地远去。
“吾道南来”，理学的光芒借助大师如炬的注视，像一柱无极宇宙聚光，投射并光照着杨时的千年背影之后，最后凝固在千年讲坛的一副对联里。“程门立雪”，那雪地里肃然的雕像，也从千年的镜头里不断拉伸，雪与火的洗礼，在镜头里不断更迭……
(此文刊发于2014年3月《湖南文学》。)
奉荣梅简介：
奉荣梅，主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各大报刊发表数百篇散文随笔，作品多篇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读者》等转载，入选多个年度优秀作品选本。出版散文集《浪漫的鱼》、《寒花淡影》，编辑出版《新媒体散文》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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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奉荣梅的“文化散文”
石英
最近，有机会读到了湖南省女作家、报纸副刊资深编辑奉荣梅的两本散文集，《寒花淡影》和《浪漫的鱼》，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作为几十年间深度接触散文作品的研究者，我觉得荣梅女士和她的散文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优点与特色。这些特色自然意味着在同类散文中是不多见的。
其一，是作者对于地域文化情有独钟，与此相联系的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具有独特风格的展示。荣梅女士自幼生长于湘南潇水流域的道县。此地毗邻广西，自古即为南北通衢。潇水水流清澈，滩多水急，然仍可通航。自然环境多姿多彩，风光非俗。道县自古文化风气浓郁，历史遗址良多。作者生长于这片文风习习、多经熏陶之域，加之家庭教育的影响，故尔对地域文化浸润极深，可谓由衷的酷爱。自唐宋迤至明清，道县并扩及到附近的永州，便有本地与被贬至此的显官和文人如柳宗元、寇准、周敦颐、蔡元定、何绍基等巨子。实际上，热爱乡梓与崇慕名士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又无不是源于对文化的崇尚，对中华民族人文中最精华部分的珍重。所以我觉得，荣梅女士所写的“文化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之的话），绝不仅是通过眼睛看来的，而是由笔尖上的爱滴出来的。且看作者对故乡道州充满感情的文字：“故乡，是一个人‘零公里’处，那里雪藏了我们曾经的笑和泪，惶惑与无奈，希望与梦想。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梦想是半径，梦想有多大，半径就有多长，离家的路就有多么遥远。”读她的“文化散文”，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某些“文化散文”有一种明显的不同感觉：她从来不以“唯我知之”自居，教你如此这般，诸如此类；而是将浸沥着感情的人和事、物与景向你倾诉，自然地感染着你，使你心向往之，与那片地方那个人产生亲和感。这无疑是一种赤子之情的魅力。
也许与女性作家的心灵细敏有关。我注意到：她每在凭吊一位值得崇仰的历史人物，观览一处有价值的历史遗址时，从不是置身于其外，而是将整个心灵投注于其中，甚而能达到与其人感同身受，仿佛能吐出彼物不能言之言，真正体现了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如当她站在寇公楼前（公元1019年寇准遭奸人丁谓陷害遭贬于此），体味着寇公当时的心情：“在高高的城墙上，筑楼藏书。公务之余，或诵读经史佛道，或凭栏远眺，依风长吟。自他双目中射出的是一股凉凉的心灵之光，凝结了无穷的人生感悟。”使客体一变而为主体，从而使古今不同代之心自然融为一体！然而毕竟今日已非昨日，当“回身西望鸟瞰全城时，花花绿绿的世界，随即粉碎了诗中的宁静与野趣。在川流不息的喧嚣市声中，这古檐悄然寂寥地立在残垣上，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媪妇，给人带来沉思和感喟，淹没了所有的故事，把静穆和庄严归还人世。”这段感慨系之的文字，将贯通千年的所有得失与遗憾，都凝缩在欲言又毋须尽言之中。不仅如此，作者少年时期的许多生活细节，也如地域文化遗址如影随形。如《古城墙上好读书》就是：“在倾圮了的古石城墙的断壁残垣，同窗分散找好了地方，或就砖墙而坐，或席地而坐，开始了各自的读书 。因为空旷，四周都是菜土和荒岗，没有房屋，可以随意地阅读，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大高声朗诵。读得乏了，索性就势往草地上一躺，摊成一个‘大’字，看天际的晚霞沉落，远处农人荷锄牵牛，淹没于村野，甚至懒懒地做起了周公梦……在高考前鏖战的那些日子，甚至白天有时也到这城墙遗址上读书，一读就是大半天。”
仅举几例，当更可见出，奉荣梅的“文化散文”带有她自己深深的戳记，她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嫁”给了心爱的无比深厚的（尤其是本地域）的文化底蕴，又将这些文化遗存及其派生出的浓浓意蕴浸泡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她的文化散文风格所在。
其二：荣梅女士作为一位在编、写两方面多经砺炼的创作者，给我另一突出印象里：她笔下的文字兼有沉实绵密之重与典雅俊爽之美。人尚年轻，而文笔却颇见功夫，且能适应多种内容多种格调的题材。尤其在劲挑比较庄重比较厚实的“文化散文”这方面，更显谐调而从容。这种“功夫”的获得，从她的两本著作中即约略可知。我想不外是源于读书之勤，多思之利与善炼之淬。沉实却不乏味，挤掉不必要的浮华；情文兼糅并具，弃却“小女人”之忸怩；筋、骨、肉配当协同，尽显游刃有余。而这一切之根本，还是潜生于“女流”胸中之浩气，才统领了以上所表现出的诸般优点，这种浩气支配着呼吸的节奏，使文气自有抑扬而不瘟不火。如——
“是永州的绮丽山水成就了柳宗元，还是柳宗元的山水佳文成全了永州山水的美名？无论如何，在我的眼里，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间，无论压抑愤懑、病衰孤绝，还是纵情山水、读书著述，都浓缩成一个古代士人傲岸独钓的标志性画面，一千多年来伫立在西山脚下的潇水河畔，让中国的文学史里再添一根顶天的脊梁。”
有的文字又不乏细柔，情味十足，楚楚动人。譬如：“长沙城里有母亲60年代初期医士学校老同学，结拜姊妹‘长沙姨妈’。当时，‘长沙姨妈’每次回乡省亲，便落脚湘南小县城里的我家。每次，她总少不了给我买一段漂亮的花布，乔其纱，柔姿纱，朱丽纹，府绸等等。这些质地与名字一样飘逸、柔曼的布料，在少女的梦里，无数次幻化成公主的裙衫，穿在身上炫丽成霓裳。我的衣裳，便常成了小县城里让女孩子艳羡的‘时装’。这些时尚和美丽的布料在少女的眼里就是长沙的化身。长沙的具象，烙印在我们孩童心里的还有‘长沙姨妈’带来的大包小包的特色小吃：香辣兰花豆、灯芯糕、绿豆糕，以及松花皮蛋、兰花干子等等……”（《在长沙跑江湖》）文字的运用达到十分圆熟的地步，便往往不再囿于现成的表达，而自然形成为新颖却不拗涩的组合，于是，“炫丽成”等类的不俗配当便呼之即出。
至于那些形神兼备、情采奋生的典型美文更能信手拈来。如“我只是一个匆匆的旅人。到古镇时恰逢不尽梅雨的暮春时节。八十余载过去了，龙潭的山水古檐乍一入眼，仍是沈从文描摹的那幅古典写意风景画。雨廉遮天，柄伞伫立龙潭河拱桥，我欲近观这写意风景的细节。黄龙湍急，在河心滩石高激浊浪，河身狭小，河床滩石突兀，已是不通航的样子。曾经使从文先生心跳的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那种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的美丽动人光景，消失在历史的风云、自然的神力中了。站在河边，你不由自主地会眺望对河，在雨幕下，一个顶着硕大竹笠肩着背篓的窈窕身姿，疑是那个十八岁就做了匪首的出名美姣姣王夭妹，一张白白的脸儿、大大的眼睛，那副眉眼那副身段那么停匀合度。”（《没有过渡的风景》）
不难看出，作者的笔路是有变化的：因地、因事、因情、因人制宜；但又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她总体风格之下的具体应用。我们常常肯定和推崇的语言风格，其实也不是动笔一个样，一个味儿（即老舍指斥的“一道汤”）。无变化还是说明不是真正的成熟，不能运用自如太多了，自然会引起“阅读疲劳”。荣梅女士的语言文字好就好在静中有变，变中仍有定力。她还有很多散文写的灵动活泼，轻松幽默，又是一格。此处不再举例。
在当前散文大军铺天盖地和汹涌澎湃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情势下，最使人心烦的恐怕是一般化、欠特色。可要写出特色来亦非易事，其中之一要素得有扎实的语言文字根基，台风撼动仍能俯仰自如的招数。所谓熟能生巧，固而生新是也。如果语言文字太“水”，质地太松，立地尚且欠牢，再想出奇、有特色效果必不甚佳。
无需赘言，散文的语言文字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切文学的立地之本。而荣梅女士在这方面无疑是有优势的。如更明确地意识到此点，当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和伸展。
其三，作者“文化散文”的史学价值也是不能不提到的。有人说过：“文史不分家”。这话有道理，但还不可笼统地讲，还要看这“文”是什么样的文。但如用在荣梅女士的“文化散文”上，那还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她的“文化散文”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与历史人物和史实可谓密不可分，或者说是贴得很紧。看彼时人物的命运，自然也会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动态与变化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因为，任何的时代环境总离不开人物的活动，尤其是政治人物和杰出文化人士的命运如何。我读过这部分散文，深有感触的是：荣梅女士既是一位文思泉涌的诗质作家，又是治学非常严谨的年轻学者。她对她所写的历史人物相关的史实抠得很细，关键时绝不大而化之，绝不搞“模糊哲学”。因此，当我认真读过这部分散文之后，至少还没发现不应有的“硬伤”。这一点固然应该如此，但也很不容易。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对许多人说来并不很熟悉，但她却反而为此花费了更大的搜求功夫。如对南宋时期朱熹的重要弟子蔡元定就做了剥茧抽丝般的“透析”。本来这只是她的一篇长文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却占了相当重要的份量，给了读者以极其突出的感觉，从而也对蔡公有了清晰的了解。其实这位蔡元定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和难得的音律学家，荣梅女士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而况蔡氏并非本地学者，乃福建建阳人，遭诬陷贬谪于此。荣梅女士的眼界甚宽，评价出诸公正，凡正直有为之士，尤其是被奸人陷害贬至本地的贤者，更倾注了无限同情，不吝心力为之张扬正义，彰显其被掩蔽之辉光。与之同时，她对每一位历史人物尽可能考据出的事迹，务求准确详尽，这对今世诸多不准确的传述也是一桩有力的匡正之举。如寇准，应该说是人所多知的历史人物，一般皆因其正直抑邪，尤其是一位主战派而为人所推崇。但在戏曲和传说中，这个人物的许多地方均与史实有很大距离。仅以其活动时期而言，似乎其历程很长且模糊，大致自宋太宗经真宗直至仁宗皆有寇老西儿的身影在朝堂出现。其实他主要是活动于真宗朝，曾为宰相，但先为王钦若排挤罢相。后复相，又被奸人丁谓诬陷贬至南方，道州以及雷州。荣梅女士文章中特别强调：寇准再也未能归朝，直至死于南方（此点在戏曲和民间传说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种结局的阐明是很重要的。另外，她对寇准的籍属和生卒年代等表述得也很确凿。准为今陕西渭南人（宋时华州下邽）。此点也并非无所谓的小节，因在北方一带，民间惯称寇准为“寇老西儿”，使许多人误以为这个“老西”指的是山西，其实他是另一处“西”地人。还有，荣梅女士在谈及她的家乡道州时，以可观的篇幅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军和长征中的红军都经过了此地，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述及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同样也表现出一种应有的史家之笔。绝不像近年来某些文人那种随“时尚”之风影响，采取了一种感情用事甚至随心所欲的写法，直至将太平天国比成今天的邪教。而荣梅女士显然对此则不取，她以应有的理性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实事求是。这在今天是非常可贵的。
如上所述，她的散文作品不止是“文化散文”这一类。笔者仅就这一类写了以上的读后感受。荣梅女士正当盛年，她在为文之道上还有很大潜力，今后将会以不懈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俾使我深有印象那些优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我想，这同样亦是实事求是的期待。
■奉荣梅
二零一三年，雨中三月，我独自在闽北的武夷山区，寻觅一个宋代名儒、“闽学鼻祖”的背影。
在一个叫泰宁的静美小城，我只寻得八百多年前，大师“传道东南”飘逝的讲学声音。便循声向南追寻到相邻的将乐县城，大师生长的故里。在一个年轻的杨姓后生引领下，沿着一条叫金溪的河流，驻足在县城四五里地的北郊水南乌石山下，也叫龟山的地方。数株合抱的古樟，疏枝散叶，荫蔽一座牌坊，上书“龟山陵园”四个大字。一座九曲桥中分一泓池塘，连起一线数百米长的条石步道，串起缀满绿珠样果实的枇杷，还有高过人头的巴茅和不知名的杂木，彼岸花在荆棘丛里露出惨白的脸蛋。在一片苍翠的杉木和松林里，挺立一亭名曰“道南”，半山腰的青砖阶梯上端，有一座坟茔。这里就是埋葬理学大师背影的地方。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三月十五日，八十二岁的大师在诸友陪同下，亲自勘定了自己的墓地。一个多月后，他病逝于家中，十月下葬于乌石山腰，但大师的灵魂在宋代的史册、在理学浩繁册页里不朽。
除了我们，还有两位中年男子在“道南亭”中观瞻。对于我的问询，一中年男子回答说，我们是在附近做工的，随意来看看，不知道这墓里埋的是什么人，应该是个古代当官的吧。
据说，龟山之麓曾建有“龟山书院”，南宋咸淳三年（1267）礼部尚书冯初心（梦得）奏请朝廷御准而建，宋度宗亲题“龟山书院”匾额。我向引路的小伙求证，他也说不清楚遗址在何处。是的，要介绍这座古墓的主人杨时，只得先从“吾道南来”、“程门立雪”的典故说起，这个故事也与杨时的生平有关。
“吾道南来”来自杨时与他的老师程颢的故事。杨时（1053—1135），子中立，号龟山，祖居闽北将乐。熙宁九年（1076）杨时中进士后，调官不赴。神宗元丰四年（1081），程颢寓居河南颖昌，杨时便慕名前往拜师，与游酢、谢良佐、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 当杨时结束学业南归故里时，程颢送自己的得意门生出门，不舍地说：“吾道南矣。”“昌明正学，于是濂洛关闽，递接薪传。”岳麓书院有块皇帝赐匾“道南正脉”，还有清朝大学者王闿远书写的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杨时的老师程颢程颐兄弟，正是北宋理学开山鼻祖、湖南人周敦颐的学生。
“程门立雪”则是讲杨时与程颢的弟弟程颐的师生轶事。程颢去世后，哲宗元祐八年（1093），杨时四十多岁了，又一次北上洛阳师从程颢之胞弟程颐，师事老师十分恭敬。一个大雪天，他与游酢去嵩阳书院拜见程颐，适逢老师在堂中闭目暝坐。二人不忍惊动老师，就在雪地静候，待老师醒来时，积雪已淹没二人膝盖，成了雪人。程颐对杨时破为赞赏：“学者皆流于夷狄，唯有杨（时）谢（良佐）二君长进。”杨时被再传弟子、同乡朱熹称颂为“功符孟氏，德续先声”，将其与孟子相提并论。而“程门立雪”的故事被朱熹写进了《朱子语类》，流传了八百多年。
一生精研二程洛学的杨时，特别是他“倡道东南”，兴教立学，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他的著述颇多，主要的都收集在《杨龟山先生文集》中。他得二程的心传之妙，整理他们的重要著作《伊川易传》、《二程粹言》等，使得二程遗著赖以传播。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二程的思想体系，被后人称之为“程氏正宗”，从二程到朱熹，杨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中间环节。杨时的哲学思想影响了门生罗从彦，罗从彦传道李侗，而李侗再传朱熹，集理学之大成，达到中国儒学发展的高峰，这对中国的古代哲学，特别是思辨哲学方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杨时的哲学思想流传到国外，在朝鲜、日本的影响很大。宋嘉定十六年（1223），宋使到高丽（今朝鲜），国王急切地问道：“龟山先生安在？”杨时、游酢后来讲学著述于武夷，终老于斯。他们的理学一派在武夷一带植根繁衍，历南宋、元、明、清数代，经久不衰。历代著名的理学家接踵而来，藏修著述。长期在湖南传授理学的胡安国、胡宏和“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以及蔡元定、蔡沈、黄干、刘火仑、真德秀、魏了翁等，都长期在闽北武夷山传播理学，号称闽学。
我曾在数年前，一个人夜游无锡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也叫龟山书院，是杨时创办。宋政和间，杨时“从京洛南旋，侨寓于此”，并聚诸贤讲学。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顾允成兄弟重建书院修建“道南祠”，祭祀杨时及宋明诸贤。杨时曾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达十八年之久，从北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初寓居常州，至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因为当时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和曾任过北宋宰相的无锡人李纲，是杨时的密友，于是，他在五十八岁到七十六岁的晚年时光，就是在两地授受理学。
东林书院的声名，在北宋声名鹊起，是因为杨时。“东林书院”的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东林寺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寂寞莲堂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一进东林书院大门，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到书院的“道南祠”去拜谒。是夜，我见到东林上空的月，还是九百多年前龟山先生见过的月色，可惜祠堂已关门落锁。在粉墙朱门前，想及杨时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还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家，他在担任地方官吏时，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不忘”。 绍圣年间，他在湖南浏阳任知县时，曾上书朝廷，反映实情，赈济灾民。我朝着“道南祠”大门，深深一揖，代湘人表示一份谢意。
绍圣元年至四年（1094—1097），杨时在浏阳做知县，留下了被人称颂的政绩，赈灾济民，革除浏阳“妓乐随处张设”等恶习。在浏阳，他遥想师祖周敦颐先生，学术传承，又有诗心继承。他在浏阳县治南向阳门内西街建了个书院，后人以其谥名为“文靖书院”， 是浏阳最早的书院，明成化（1465—1487）间重修过，现已不存。他还在县署仪门外，修建一亭一阁，即飞鷃亭和归鸿阁，并都作记文铭刻于石。“鸿阁斜阳”、“鷃亭芳草”，后成为浏阳人游览的胜景“浏阳八景”之一。杨时在浏阳知县四年任期曾作诗多首。“薄书投老岂身谋，朱墨纷纷晚即休。平世功名归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县斋书事》三首为政治感遇诗。《浏阳五咏》则是高远清雅的抒情小品：“帘卷晴空独倚栏，冥鸿点点有无间。秋风注目无人会，时与白云相对闲……”
杨时的这些生平事迹，在宋元学案有说：“始解褐徐州司法。数转，知浏阳县，安抚张舜民礼之，不以属吏待，而漕使胡师文恶而劾之。”《龟山年谱》对他在浏阳为官的经历记载得稍微详细些：“元祐八年，四十一岁，授知潭州浏阳县事，四十二岁赴浏阳任，四十三岁官浏上程漕各书，四十五岁始去。在任四年，有惠政，于县治作《飞鷃亭》，又作《归鸿亭》，自为石刻记。”
《浏阳县志》对他在浏阳的履历记载得最为详尽。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春至秋，浏阳县干旱数月，杨时在《久旱》一诗中说：“农郊阡陌起黄尘，望断天涯绝点云。疏懒无情讼风伯，幽窗时读退之文。”杨时见灾民缺粮谷价暴涨，立即递交《上州牧书》等三章，请求州府拨付粮钱赈灾和减免灾民的赋庸调，并着手先自救，让寺庙救济灾民，动员县衙官差和有粮人家捐粮捐钱，安排县衙膳房煮粥济民，等到潭州府批文一下来，立刻开官仓出谷三千石赈济灾民。因此浏阳当年积欠赋庸调较多。朝请大夫、潭州知州事张舜民与杨时交好，湖南漕使胡师文却与张舜民不和，对他们的交谊“羡慕嫉妒恨”，于是迁怒于杨时，以不积极催收积欠为由奏劾杨时。其时杨时任期已满，因尚未离任，被坐冲替，寓居浏阳，催欠近一年才得以离开浏阳。浏阳百姓不忘杨时的勤政惠民，建起“道南祠”供奉他的肖像拜祀，杨时主持建造的飞鷃亭和归鸿阁成为浏阳百姓游览的胜景，阁壁上书写着杨时在浏阳所作八首诗歌。
杨时多次路过洞庭，均有诗韵留存。“鸟鼠荒庭暮，秋花覆短墙。苍梧云不断，湘水意何长。泽岸蒹葭绿，篱根草树黄。萧萧竹间泪，千古一悲伤。”《湘君祠》是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杨时从京都开封返乡途中，十月游览湘君祠时所作。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杨时从荆州到达岳州，又赋二十四行即景抒怀的《岳阳书事》：“洞庭水落洲渚出，叠翠疏峰远烟没。重楼百尺压高城，画栋沉沉依天阙……”
在三月的细雨中，我在将乐寻找杨时的故居而不得，被领进隐藏于僻静巷陌里的一个小院落：电信巷6号林氏贞节坊，门额上挂着“杨时纪念馆”的牌子。大门壁上写有文字，清雍正年十三年（1735），为旌表杨时后裔杨祖绳妻节妇林氏，县衙奉旨给银设立。二门是贞节牌坊，“贞节”二字被勒刻在坚硬的石头里，在两百年的风霜雪雨中，高高地树立在空中，一把大锁把牌坊的大门紧紧地禁锢了，也锁住了门内的杨时纪念馆，清圣主亲题的“程氏正宗”等杨时的多种史料也被锁在了“贞节牌坊”里面。
一提到理学，很多人就联想到“存天理，灭人欲”，世俗化地理解为，这些理学冬烘，就是要剪断凡夫俗子的尘根，就是宣扬“好女不嫁二夫”，要做节妇，于是那些丧夫的苦命女子便被活生生地掐灭了再婚的念头，孤老余生，就是为了竖起那流传百世的冰冷无情的“贞节牌坊”。杨时后裔的贞节牌坊，锁住了林氏的“贞节”，也扭曲了杨时心性修养的本意，是否也进一步误导了凡人对理学本质的认识？便觉得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在天理早已不存的历史烟尘里，该灭的是统治者无限膨胀的钱权色的贪欲，而不是草民的基本生存的欲念……
透过门缝，我只能窥见一方天井与散落的几尊柱础，龟山先生的身影漂浮不定。贞节牌坊门外，几个真人高大的武士石像守护着精巧的小院，有的在与时光的搏斗中伤残了臂膀、损毁了面容，门口散放着雕花精工敦实的粗壮柱础，墙壁下靠着两口密布青苔盛满天雨的石缸，还有高出墙身的几株古树，它们在小城侥幸留存的这个古建筑遗存里，静守着这方寸寂寥的天空。
一位高挑的老妇在纪念馆门口徜徉。我与她搭讪，语言不通。同访的有位闽南朋友翻译说，老妇说的是闽南话，是惠安人，九十一岁了，在将乐住了六十多年。我要她转述我的提问，知道这个院子里曾是谁住的吗？她说，是古代有钱人家的房子吧。老人并不知道千年来关于理学以及杨时理论的一星半点，更不知道关于那些伦理的曾经激烈论争。老妇的步态身形像个中年女人，清瘦淡定的背影，又像一个丁香女子，穿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抛却身后贞洁牌坊的阴影，沿着小院围墙悠悠地远去。
“吾道南来”，理学的光芒借助大师如炬的注视，像一柱无极宇宙聚光，投射并光照着杨时的千年背影之后，最后凝固在千年讲坛的一副对联里。“程门立雪”，那雪地里肃然的雕像，也从千年的镜头里不断拉伸，雪与火的洗礼，在镜头里不断更迭……
(此文刊发于2014年3月《湖南文学》。)
奉荣梅简介：
奉荣梅，主任编辑。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各大报刊发表数百篇散文随笔，作品多篇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读者》等转载，入选多个年度优秀作品选本。出版散文集《浪漫的鱼》、《寒花淡影》，编辑出版《新媒体散文》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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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奉荣梅的“文化散文”
石英
最近，有机会读到了湖南省女作家、报纸副刊资深编辑奉荣梅的两本散文集，《寒花淡影》和《浪漫的鱼》，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作为几十年间深度接触散文作品的研究者，我觉得荣梅女士和她的散文具有鲜明而突出的优点与特色。这些特色自然意味着在同类散文中是不多见的。
其一，是作者对于地域文化情有独钟，与此相联系的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具有独特风格的展示。荣梅女士自幼生长于湘南潇水流域的道县。此地毗邻广西，自古即为南北通衢。潇水水流清澈，滩多水急，然仍可通航。自然环境多姿多彩，风光非俗。道县自古文化风气浓郁，历史遗址良多。作者生长于这片文风习习、多经熏陶之域，加之家庭教育的影响，故尔对地域文化浸润极深，可谓由衷的酷爱。自唐宋迤至明清，道县并扩及到附近的永州，便有本地与被贬至此的显官和文人如柳宗元、寇准、周敦颐、蔡元定、何绍基等巨子。实际上，热爱乡梓与崇慕名士一直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切，又无不是源于对文化的崇尚，对中华民族人文中最精华部分的珍重。所以我觉得，荣梅女士所写的“文化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之的话），绝不仅是通过眼睛看来的，而是由笔尖上的爱滴出来的。且看作者对故乡道州充满感情的文字：“故乡，是一个人‘零公里’处，那里雪藏了我们曾经的笑和泪，惶惑与无奈，希望与梦想。地图上的那个小圆点，是我们的起点，梦想是半径，梦想有多大，半径就有多长，离家的路就有多么遥远。”读她的“文化散文”，与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某些“文化散文”有一种明显的不同感觉：她从来不以“唯我知之”自居，教你如此这般，诸如此类；而是将浸沥着感情的人和事、物与景向你倾诉，自然地感染着你，使你心向往之，与那片地方那个人产生亲和感。这无疑是一种赤子之情的魅力。
也许与女性作家的心灵细敏有关。我注意到：她每在凭吊一位值得崇仰的历史人物，观览一处有价值的历史遗址时，从不是置身于其外，而是将整个心灵投注于其中，甚而能达到与其人感同身受，仿佛能吐出彼物不能言之言，真正体现了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情语皆景语”。如当她站在寇公楼前（公元1019年寇准遭奸人丁谓陷害遭贬于此），体味着寇公当时的心情：“在高高的城墙上，筑楼藏书。公务之余，或诵读经史佛道，或凭栏远眺，依风长吟。自他双目中射出的是一股凉凉的心灵之光，凝结了无穷的人生感悟。”使客体一变而为主体，从而使古今不同代之心自然融为一体！然而毕竟今日已非昨日，当“回身西望鸟瞰全城时，花花绿绿的世界，随即粉碎了诗中的宁静与野趣。在川流不息的喧嚣市声中，这古檐悄然寂寥地立在残垣上，像一个年老色衰的媪妇，给人带来沉思和感喟，淹没了所有的故事，把静穆和庄严归还人世。”这段感慨系之的文字，将贯通千年的所有得失与遗憾，都凝缩在欲言又毋须尽言之中。不仅如此，作者少年时期的许多生活细节，也如地域文化遗址如影随形。如《古城墙上好读书》就是：“在倾圮了的古石城墙的断壁残垣，同窗分散找好了地方，或就砖墙而坐，或席地而坐，开始了各自的读书 。因为空旷，四周都是菜土和荒岗，没有房屋，可以随意地阅读，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大高声朗诵。读得乏了，索性就势往草地上一躺，摊成一个‘大’字，看天际的晚霞沉落，远处农人荷锄牵牛，淹没于村野，甚至懒懒地做起了周公梦……在高考前鏖战的那些日子，甚至白天有时也到这城墙遗址上读书，一读就是大半天。”
仅举几例，当更可见出，奉荣梅的“文化散文”带有她自己深深的戳记，她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嫁”给了心爱的无比深厚的（尤其是本地域）的文化底蕴，又将这些文化遗存及其派生出的浓浓意蕴浸泡在自己的心灵之中。我想，这也许就是她对“文化散文”的深湛领略和她的文化散文风格所在。
其二：荣梅女士作为一位在编、写两方面多经砺炼的创作者，给我另一突出印象里：她笔下的文字兼有沉实绵密之重与典雅俊爽之美。人尚年轻，而文笔却颇见功夫，且能适应多种内容多种格调的题材。尤其在劲挑比较庄重比较厚实的“文化散文”这方面，更显谐调而从容。这种“功夫”的获得，从她的两本著作中即约略可知。我想不外是源于读书之勤，多思之利与善炼之淬。沉实却不乏味，挤掉不必要的浮华；情文兼糅并具，弃却“小女人”之忸怩；筋、骨、肉配当协同，尽显游刃有余。而这一切之根本，还是潜生于“女流”胸中之浩气，才统领了以上所表现出的诸般优点，这种浩气支配着呼吸的节奏，使文气自有抑扬而不瘟不火。如——
“是永州的绮丽山水成就了柳宗元，还是柳宗元的山水佳文成全了永州山水的美名？无论如何，在我的眼里，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间，无论压抑愤懑、病衰孤绝，还是纵情山水、读书著述，都浓缩成一个古代士人傲岸独钓的标志性画面，一千多年来伫立在西山脚下的潇水河畔，让中国的文学史里再添一根顶天的脊梁。”
有的文字又不乏细柔，情味十足，楚楚动人。譬如：“长沙城里有母亲60年代初期医士学校老同学，结拜姊妹‘长沙姨妈’。当时，‘长沙姨妈’每次回乡省亲，便落脚湘南小县城里的我家。每次，她总少不了给我买一段漂亮的花布，乔其纱，柔姿纱，朱丽纹，府绸等等。这些质地与名字一样飘逸、柔曼的布料，在少女的梦里，无数次幻化成公主的裙衫，穿在身上炫丽成霓裳。我的衣裳，便常成了小县城里让女孩子艳羡的‘时装’。这些时尚和美丽的布料在少女的眼里就是长沙的化身。长沙的具象，烙印在我们孩童心里的还有‘长沙姨妈’带来的大包小包的特色小吃：香辣兰花豆、灯芯糕、绿豆糕，以及松花皮蛋、兰花干子等等……”（《在长沙跑江湖》）文字的运用达到十分圆熟的地步，便往往不再囿于现成的表达，而自然形成为新颖却不拗涩的组合，于是，“炫丽成”等类的不俗配当便呼之即出。
至于那些形神兼备、情采奋生的典型美文更能信手拈来。如“我只是一个匆匆的旅人。到古镇时恰逢不尽梅雨的暮春时节。八十余载过去了，龙潭的山水古檐乍一入眼，仍是沈从文描摹的那幅古典写意风景画。雨廉遮天，柄伞伫立龙潭河拱桥，我欲近观这写意风景的细节。黄龙湍急，在河心滩石高激浊浪，河身狭小，河床滩石突兀，已是不通航的样子。曾经使从文先生心跳的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那种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的美丽动人光景，消失在历史的风云、自然的神力中了。站在河边，你不由自主地会眺望对河，在雨幕下，一个顶着硕大竹笠肩着背篓的窈窕身姿，疑是那个十八岁就做了匪首的出名美姣姣王夭妹，一张白白的脸儿、大大的眼睛，那副眉眼那副身段那么停匀合度。”（《没有过渡的风景》）
不难看出，作者的笔路是有变化的：因地、因事、因情、因人制宜；但又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她总体风格之下的具体应用。我们常常肯定和推崇的语言风格，其实也不是动笔一个样，一个味儿（即老舍指斥的“一道汤”）。无变化还是说明不是真正的成熟，不能运用自如太多了，自然会引起“阅读疲劳”。荣梅女士的语言文字好就好在静中有变，变中仍有定力。她还有很多散文写的灵动活泼，轻松幽默，又是一格。此处不再举例。
在当前散文大军铺天盖地和汹涌澎湃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情势下，最使人心烦的恐怕是一般化、欠特色。可要写出特色来亦非易事，其中之一要素得有扎实的语言文字根基，台风撼动仍能俯仰自如的招数。所谓熟能生巧，固而生新是也。如果语言文字太“水”，质地太松，立地尚且欠牢，再想出奇、有特色效果必不甚佳。
无需赘言，散文的语言文字功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切文学的立地之本。而荣梅女士在这方面无疑是有优势的。如更明确地意识到此点，当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和伸展。
其三，作者“文化散文”的史学价值也是不能不提到的。有人说过：“文史不分家”。这话有道理，但还不可笼统地讲，还要看这“文”是什么样的文。但如用在荣梅女士的“文化散文”上，那还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她的“文化散文”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与历史人物和史实可谓密不可分，或者说是贴得很紧。看彼时人物的命运，自然也会对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动态与变化会有更深切的认识。因为，任何的时代环境总离不开人物的活动，尤其是政治人物和杰出文化人士的命运如何。我读过这部分散文，深有感触的是：荣梅女士既是一位文思泉涌的诗质作家，又是治学非常严谨的年轻学者。她对她所写的历史人物相关的史实抠得很细，关键时绝不大而化之，绝不搞“模糊哲学”。因此，当我认真读过这部分散文之后，至少还没发现不应有的“硬伤”。这一点固然应该如此，但也很不容易。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对许多人说来并不很熟悉，但她却反而为此花费了更大的搜求功夫。如对南宋时期朱熹的重要弟子蔡元定就做了剥茧抽丝般的“透析”。本来这只是她的一篇长文中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却占了相当重要的份量，给了读者以极其突出的感觉，从而也对蔡公有了清晰的了解。其实这位蔡元定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理学家和难得的音律学家，荣梅女士在这方面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而况蔡氏并非本地学者，乃福建建阳人，遭诬陷贬谪于此。荣梅女士的眼界甚宽，评价出诸公正，凡正直有为之士，尤其是被奸人陷害贬至本地的贤者，更倾注了无限同情，不吝心力为之张扬正义，彰显其被掩蔽之辉光。与之同时，她对每一位历史人物尽可能考据出的事迹，务求准确详尽，这对今世诸多不准确的传述也是一桩有力的匡正之举。如寇准，应该说是人所多知的历史人物，一般皆因其正直抑邪，尤其是一位主战派而为人所推崇。但在戏曲和传说中，这个人物的许多地方均与史实有很大距离。仅以其活动时期而言，似乎其历程很长且模糊，大致自宋太宗经真宗直至仁宗皆有寇老西儿的身影在朝堂出现。其实他主要是活动于真宗朝，曾为宰相，但先为王钦若排挤罢相。后复相，又被奸人丁谓诬陷贬至南方，道州以及雷州。荣梅女士文章中特别强调：寇准再也未能归朝，直至死于南方（此点在戏曲和民间传说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种结局的阐明是很重要的。另外，她对寇准的籍属和生卒年代等表述得也很确凿。准为今陕西渭南人（宋时华州下邽）。此点也并非无所谓的小节，因在北方一带，民间惯称寇准为“寇老西儿”，使许多人误以为这个“老西”指的是山西，其实他是另一处“西”地人。还有，荣梅女士在谈及她的家乡道州时，以可观的篇幅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军和长征中的红军都经过了此地，皆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述及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同样也表现出一种应有的史家之笔。绝不像近年来某些文人那种随“时尚”之风影响，采取了一种感情用事甚至随心所欲的写法，直至将太平天国比成今天的邪教。而荣梅女士显然对此则不取，她以应有的理性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实事求是。这在今天是非常可贵的。
如上所述，她的散文作品不止是“文化散文”这一类。笔者仅就这一类写了以上的读后感受。荣梅女士正当盛年，她在为文之道上还有很大潜力，今后将会以不懈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俾使我深有印象那些优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我想，这同样亦是实事求是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