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那个在我生命中亦师亦母的老人，离开凝聚了85年爱恨情仇的人世间已经整整两年了。时光飞逝，只有爱与思念沉积下来。午夜梦回，泪湿枕衾，慈亲已远，孤子何依！
老师!妈妈！您可听见我心灵深处深情的呼喊？
一
1964年9月，我在村小读完四年级，升入公社中心校读高小，鲁清荣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同时还兼音乐老师。三十出头的女老师，留着那个年代知识女性标志性的短发，穿一件黑色灯芯绒衣服，显得干净清爽。
她站在我们这些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的小猴子面前，脸上满是温馨的微笑。我第一次看到人世间最美丽的笑容，听到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般的普通话。也许是刚刚从村学究老夫子严厉的教鞭下解放出来的不适应，也许是第一次听普通话讲课，高小第一课的内容我竟然一点也没有听进去。
我们沉浸在不打人骂人、很有亲和力的新老师营造的宽松教育氛围中，没有严厉呵斥和竹棍敲打脑袋的日子真幸福。很快，有科任老师严肃地警告我们，鲁老师是右派，不许跟她太亲近。果然，有女老师当着我们的面喊她“鲁右派”，说话吼声暴气，指指戳戳。
有次星期四下午教师政治学习，我从会议室门口经过，竟然看见我们的鲁老师在一群教师中间独自埋头站立，头发搭下来遮住了大半边脸。那绝对不是鹤立鸡群的傲然独立，而是战战兢兢的垂首而立，其他老师在声色俱厉地说些什么，还有人拍了桌子。我不敢多看，赶忙走开。我不明白，同样都是老师，为什么别的老师就可以欺负另外一个老师？
右派是什么，年幼的我根本不知道，估计不是什么好的称谓。但是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只要她来到班上，气氛立马热烈，课堂纪律好得出奇。一些家境稍好的同学，还从家里给她捎来新鲜蔬菜，女孩子们课间甚至跑到她的家里，帮她做家务，抱孩子（那时候最小的师妹春妹还在襁褓之中）。这更招来一些老师的嫉恨。偷眼观察，鲁老师在校园里独来独往，离群索居，面色从容沉静，神情不卑不亢，基本上不跟其他老师来往。陪伴她的，课堂是我们这群学生，课后是她的一群乖乖女儿。
我是那个年代最穷苦的学生之一。整个冬天都是一条单裤，无法换洗，就生虱子；没有鞋穿，成天打光脚板，双脚双手双耳长满冻疮，一段时间的奇痒之后就溃烂化脓，走路一瘸一拐，散发的臭味自己闻着都恶心。好在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好，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公开展示。那年月，农村许多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为了不让我失学，鲁老师给我申请了学费减免，我才得以读完小学六年级。
有一次连续几天下雨，我的满脚疮痍无法在往返6公里泥泞湿滑的田坎路上行走，请了病假。天晴后我拄着竹棍到校，立马被同学嘲笑，他们用当时电影《槐树庄》中的反面角色，给我取了一个外号“瘸大爷”。鲁老师看到我的可怜相，竟然转过身去红了双眼。她跑到校长办公室，以我成绩好为理由，帮我申请了临时医疗救助，又不顾我浑身稀脏，责令我趴到她的背上，把我背到公社卫生院敷药治疗。幸福地趴在老师温暖的背上，心里突发奇想，要是她是我的妈妈，该多好啊！
从那一刻起，我生命中另一个妈妈出现了。
二
遗憾的是，在鲁老师膝下承教的幸福只有短短一个学年。小学六年级，我们班换了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据说是因为她跟学生关系太好，怕右派分子影响贫下中农子女健康成长。
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我们的鲁老师，原本是五通桥盐商的女儿，跟丁佑君还是先后同学。后来，她考入四川大学家政系，与同是五通桥盐商之子的翩翩佳公子、华西大学口腔系高材生黄位安结为伉俪。一对玉人，郎才女貌，一时间在桥滩传为美谈。转眼到了1949年底，四川解放。作为解放前的进步青年，解放后更是积极要求进步，鲁老师二十几岁就当了小学校长，夫君黄先生也在当地谋了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位。他们出双入对，恩爱有加，事业上互相砥砺，生活中相濡以沫，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相继出生，给小家庭带来无限欢乐。课堂上童音咿呀，小家庭莺声燕语，我们的老师行走在人生的巅峰，浑身是劲，容光焕发，逢人就说新社会好，誓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然而——汉语中最不详的词语就包括这个“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这是道家总结的哲理，同时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宿命。
1958年，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已然接近尾声，但乐山县文教系统因为还差一个名额，才能完成上级下发的右派指标。县文教科领导眉毛胡子愁拢了一堆，把全县教职员工档案履历翻来覆去检视了一万遍，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右派人选。
上峰命令如山，指标必须完成。文教科把教师集中起来，大会加小会，苦口婆心动员大家给领导提意见，直说得唇焦口燥白泡子顺着嘴角流淌。有了上一年“引蛇出洞”，致使多少赤忱之士因为快人快语而折戟沉沙的前车之鉴，老师们个个宛如泥塑木雕三缄其口，恨不得找把铁锁把嘴巴锁起来再贴上胶布。
我们那当惯了积极分子的鲁老师，此时正身怀六甲，见“组织上”如此为难，便一门心思给领导排忧解难，打破沉默给某位领导提了点诸如“不该拿公家的信笺写家信”“要求老师做到的领导应该先要做表率”之类不痛不痒的意见。这壁厢满腔热情飞蛾投火，那壁厢暗藏杀机张网以待，大喜过望的领导求之不得，当场许下“与其他教师一视同仁，不歧视不打击”的诺言，慷慨大方赏给了她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
对“组织上”的一片痴情换来塌天大祸，年轻的女校长顿时呆若木鸡，真是“铸错已无铁，噬脐宁有口乎”！光荣当上右派以后不久的秋天，她的第五个女儿降生，由于在娘胎饱经忧患，可怜的孩子患上了轻微智障。
右派分子的帽子，犹如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任何人都可以当唐僧，随时随地叽哩哇啦念上一通。从此以后，我的老师厄运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躲避。
犹如前一年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时高层“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铮铮誓言只是引蛇出洞的诱饵一样，文教科领导在派她当右派分子时的口头承诺，一出口即被风吹散。接踵而至的遭遇顺理成章：先是小学校长的职务被撤销，工资降级，紧接着政治上打入另册，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肩垂首，简称“地、富、反、坏、右”，共同享受接受监督改造，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待遇。昔日的满座高朋，到如今纷纷转身形同陌路，刚才还是春光明媚百花灿烂，转眼间便是秋风穿堂寒气彻骨。慨当初无限风光，到而今满目凄凉，什么是人世沧桑，且看那世态炎凉！
众叛亲离之际，只有一位在工厂被打成右派赶回农村的难姐难妹，敢于隔三差五来看望。我记得那个人，我们喊她“杨孃孃”。此外，就是手足情深。
同胞的哥哥姐姐弟弟，风流云散在各地，大哥就在五通桥盐厂，小弟大学毕业后安家兰州。得知她的遭遇，莫不扼腕叹息，除了尽力慰勉，不忍过多责难。在后来艰难困顿的日子里，这些收入原本微薄的亲人，还不时给以接济。
相濡以沫的丈夫好言劝慰：我们就过平凡人家的小日子，埋下头来认真教书，把孩子们养大，其他的就不要多想吧。她含泪应承，从此更加努力地教书。她用家政专业学得的知识，把一大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把孩子们个个打扮得光光鲜鲜，精心呵护着多难人家最后的尊严。
磨难当中，她的一家，居然成为我们乡场的一道风景。
三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她一家的命运干净利落地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文革”初期，患难与共的丈夫黄老师，因为坚持不跟右派分子妻子离婚，被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三番五次的批斗中被打成重伤，辗转求医艰难，伤情被耽误后转为危重，最后客死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
那一次，我的老师在痛失爱侣之后痛不欲生，独自徘徊渭水之滨，在古人灞岸折柳依依送别的地方，几度临流饮泣，要不是考虑到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她真恨不得一头扎进万里涛，随着夫君的冤魂而去。最后，在亲人焦灼的呼喊声中，她擦干眼泪，火化了夫君的遗体，在胞兄的搀扶陪伴下，怀抱骨灰盒回到四川，一个人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遮风挡雨。
紧接着，已经长大成人的我的大师姐突发精神疾病。大师姐性格刚烈，在迫害与侮辱面前绝不低头，一介弱女难以抵挡红色恐怖的因为，难以承受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尤其不能接受父亲的惨死，导致精神分裂（后来幸好有一位脾气极好的小学老师娶她为妻，终生任劳任怨照顾她，我那苦命的大师姐才得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屋漏偏逢连夜雨，噩梦远远没有结束。
我的老师最钟爱的当属二女儿晓荣。我这个二师姐长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真个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远近闻名的一朵花。年方二八的她，不仅歌喉婉转，而且舞也跳得特别好。当时正在修筑成昆铁路，铁道兵某部队看中了她的文艺天赋，不顾她家庭出身不好的现实，把她从民工队伍中招进部队文工团当主要演员。因为聪明伶俐，模样儿可爱，全团上下都喜欢她。文工团每到一地演出都会引起轰动。她演的角色是喜儿、吴清华之类绝对女一号。据说她表演的高难度舞蹈动作“倒踢紫金冠”，堪与中央芭蕾舞团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女主角媲美。
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神情严肃地来到学校，告诉鲁老师一个可怕的消息：文工团员黄晓荣在某个晚上到连队演出结束后，莫名其妙失踪，部队寻找多日了无踪影！一个大活人说不见了就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来到晓荣失踪的地方，她发疯般不吃不睡，漫无目的又徒劳无功地寻找、呼喊。乌斯河的大山，洒满了一个母亲呼唤爱女的血泪。有关方面不耐烦，干脆向她下了逐客令：部队重地，军事机关，哪里准许右派分子哭天抹泪漫山遍野找人！从此以后，每日每夜她都只能在梦中寻女，梦想奇迹发生，晓荣突然出现在眼前，脆生生地喊“妈妈”……
就在她面临天塌地陷、失魂落魄的时候，毫无人性的学校“革委会”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宣布将她开除公职，发配学校附近的向阳三队，让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保留城镇户口，每月只发21元生活费。而这21元和她挣的工分，将要养活她和膝下三个女儿……
学校收回了分配的寝室，她们一家被迫搬到农村，临时借住肖姓人家的一间小屋。她用竹笆把一间十几平方的屋子隔出两间寝室和一间厨房。尽管方寸之地，她仍然带领女儿们收拾得干净整洁。下雨天，屋子漏雨，锅碗瓢盆全部派上用场，在地面摆开八阵图，叮叮咚咚的滴水声伴随一家人惊恐无助的无眠之夜，直到天明。每逢风雨阴寒天气，她昔日在破旧的木板教学楼上课时摔断过的腿，就会钻心透骨地痛。
她很快跟农民打成一片，每天在生产队出工，凡是农妇做的活路，她都会做。常年拴一张围腰帕，戴两条粗布袖套，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落地摔八瓣，任劳任怨，从不喊累，年终决算，她的工分居然跟壮劳力妇女不相上下。收工回来，她又在小小的自留地里忙活，种上瓜豆蔬菜。她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坦然接受了社会强加的苦难，咬紧牙关活下来，始终保持一种知识女性的尊严。无论劳动多么脏多么累，她都能做到衣衫整洁，谈吐文雅。最初的时候，生产队甚至派她晚上独自一人守护晒场，那里是全队的粮仓。有流氓摸到晒场，对她欲行不轨。她对此早有防范，用一把锋利的剪刀和凛不可犯的威严，吓得心怀鬼胎的家伙连声告饶，仓皇逃窜，再也不敢骚扰。
没有唉声叹气，没有怨天尤人，她用温和的笑容应对一切苦难，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苦难终将过去。她的勤劳、善良、朴实和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赢得了生产队所有人由衷的尊敬。肩负对她进行监督改造重任的贫下中农同志们，从来没有把她当成所谓的阶级敌人，大人娃娃都满怀尊敬地称她“鲁老师”。
我们一群群年轻人经常出入这个所谓“阶级敌人”的家，甘心情愿受她“毒害”，夜晚还围坐在竹林下大声武气唱些不合时宜的歌，全生产队居然没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揭发，因此也就没有人下来追查。现在看来，鲁老师被发配农村，始作俑者本想把她彻底逼上绝路，却无意间给了她一个避风港，一个世外桃源。真是祸兮福兮！
四
1974年春天，在部队混了三年多以后，我一事无成退伍回到农村。见过了外面精彩的世界，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从事农业生产。百业凋敝的社会，大量城市青年都无法就业，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帽子赶到农村劳动以缓解就业危机，遑论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娃娃！
前路茫茫，看不到希望。我们几个退伍兵成天二流子一样东游西荡打鱼晒网，在生产队一个月干不了十天活，月黑风高成群结队跑出去偷菜、打狗、摘果子，引起村民们侧目而视。我的几个精力旺盛的战友，还经常在嘉华水泥厂放坝坝电影的时候，故意向青年工人寻衅滋事，引起双方打群架，用部队学来的三脚猫擒敌拳打得别个鼻青脸肿鼻血流淌，然后趁保卫处赶来之前作鸟兽散。
无聊的日子不堪回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脸红。
碰巧我的一个战友曾经是鲁老师当年在青衣坝小学（现在属九峰乡）教过的学生，算是我的师兄。我们相约去看望她。没有钱买礼物，我们“甩着十根豇豆”就贸然登门。
时值初夏，小春收获季节。鲁老师正在家门外的田坎上扯胡豆，戴一双硕大的劳动布手套，双手用力把棱角分明的胡豆秆子一窝窝拔起来，抖掉根部的泥土，然后在牛鼓眼背篼里面装满，再背到晒场上去称重，按照重量记工分。她正在专心致志地扯胡豆，突然几个打扮不城不乡的大小伙子出现在面前，齐刷刷一声亲切的呼唤：“鲁老师！”当时吓了她一跳，顷刻间汗水涔涔的脸上绽放出意外的惊喜：“唉呀，是邓碧清！啊，还有张利权！你们咋个来了？”
从此，我们成了她家的常客。
地坝边的竹林下，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是大自然馈赠给鲁老师的天然客厅。自从我们去后，这里再也无法清净，一拨拨的下乡知青、回乡青年来到这里，感受文化的魅力，感悟知识的力量，学习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
她苦口婆心劝我不要再漫无目的东游西荡，沉下身子参加劳动，不要让相依为命的老母亲为我担忧。她希望我发挥在文学上的些微爱好，读书，写作，尽量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她说，总有一天，国家会重新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不会永远这样把野蛮、无知与暴力当作国宝。
我听从了恩师的劝告，大大减少了游荡的时间，回到生产队老老实实出工劳动，每个月总有20多天在田里挥汗。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自学写作，把一些习作拿给她看。由于看不到未来的曙光，习作未免格调低沉，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气息。
这一次，她一改和颜悦色的面目，板起面孔骂了我好一阵，语气严词正色。她说：“我这辈子最见不得哪个唉声叹气哭哭啼啼了。要说苦，哪个比我更苦？你几时见我哭过？要说没有希望，我最没有希望，你看我放弃过没有？你能不能拿出点军人的骨气男子汉的骨气来，挺起腰杆做人？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自暴自弃？为什么要怨天尤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自尊自信？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加油，努力，做一个比其他同龄人更有出息的人，等待机遇降临的那一天。”
一席话点醒梦中人。我开始重新审视、认识自己。我不适合婉约一路，我只能走豪放的路子，一路高歌猛进。后来的岁月里，我告别多愁善感的过去，重寻大江东去的出路，以她为榜样，活出尊严，活得自信，逆境时勇毅刚强，永不言败，顺境中不畏强暴，不欺弱小。是她的楷模，铸就了我的人格与个性。
每天晚上，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反复阅读城里一位老师送我的由重庆五中语文教研组编写的《语文基础知识》，以及能够找到的一些书籍，开始了对古典文学的偏爱，尤其喜欢李白、苏东坡的作品，背熟了许多唐诗宋词。
鲁老师还给我推荐认识了场上一位独居的名叫杨凯（字仲尧）的老人，这是一个古典文学功底非常深厚老年知识分子，解放前曾经担任四川省林业厅技正，解放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右中因为说了什么话，被判刑押送沙坪劳改农场劳改多年。老人离群索居，多年来很少接触到我这样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自是喜出望外。农闲时候，我经常跑到他的蜗居拜望，一呆就是大半天。
杨凯老人给我上的第一课，居然是送我一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武将西乡隆盛（杨先生记成了伊藤博文）的汉诗：“男儿仗剑出乡关，志不成兮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这首诗豪情万丈，好比一针兴奋剂，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催我奋进促我向上的座右铭。
老先生不厌其烦给我讲近体诗的格律，我从他那里学会了格律诗的基本规则，大致了解了什么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算是一大收获。
没有教材，我们就把当时“批林批孔”运动中当局东鳞西爪印出来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的所谓法家著作、儒家毒草当作教材，一起讨论文言文的文法、字词句、篇章结构等等，自是受益匪浅，为我后来在大学中文系比较轻松的学习打下了基础。我读大学期间，杨凯先生以90岁的高龄辞世。我专门写了《杨仲尧先生传略》，连同他的几十首旧体诗，刊登在毛西旁老师主编的《乐山史志资料》。这是后话。
1979年高考，我的语文单科得了全省较高的89分。
五
前文说到，鲁老师的家成了年轻人的俱乐部。那真是一场场虽然穷困但非常欢乐的聚会。
春花秋月的夜晚，天气凉爽，我们一班男女青年聚集在鲁老师的地坝边竹林下，天南海北、无拘无束地吹牛谈天，兴之所至，聚会就演变为一场无伴奏歌咏晚会。为了宣示我们不与时代同流合污的反叛精神，大家不约而同拒绝当下流行的文革歌曲，而是起劲地唱被禁唱的老歌、外国歌曲特别是苏联歌曲，还有就是在知青中流传的知青之歌。
我们唱《南京知青之歌》等知青歌曲，还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小路》等外国名歌，也唱《秋水伊人》、《湘累》、《送别》、《天涯歌女》、《松花江上》等等不计其数的老歌。唱到情深处，女孩子门禁不住热泪涟涟，歌声哽咽。大家赶忙又换喜庆的歌儿。有时候，我们也做点击鼓传花、丢手绢，或者轮流讲故事之类的游戏。
鲁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核心人物。她经过严格的声乐训练，又当过音乐老师，歌声婉转悠扬，非常传情。我记得她给我们唱《流亡三部曲》，我们是第一次听到《松花江上》之外的另外两首歌，算是开了眼界。
人来客往多了，鲁老师本来就非常拮据的生活就显得捉衿见肘，经常寅吃卯粮。生产队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几个待业的女儿口粮更是有限，21元的生活费只能聊胜于无。尽管有娘家的兄弟姐妹时不时接济一点，还有已经参加工作的两个女儿偶尔资助，但仍然杯水车薪。
细皮嫩肉、身体娇弱的师妹黄华，被迫托关系做零工，每天从岷江河坝挑河沙，颤颤巍巍爬上一个漫长的陡坡，运到嘉华水泥厂，累死累活，一个月可以挣来30多元钱贴补家用。
另一个在娘胎里受反右运动“胎教”而降生后有智力缺陷的师妹菊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比农村妹子更能吃苦受累，什么苦活累活都可以干。有一次，家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肉，菊妹听说有一家村民的小猪掉到茅厕淹死了，农民嫌脏，不肯要。她如获至宝，跑到人家家里，不怕嘲笑不怕脏臭，征得同意后把死猪捞起来，顾不得猪儿身上大粪淋漓，落落大方拖到小河边，细细刮洗，忙了大半天，然后大剂量加上花椒海椒八角三奈各种佐料，居然烹制出了一大盆麻麻辣辣香味扑鼻的红烧小猪肉，慰劳了一番生锈的胃肠。
出卖《三希堂法帖》的故事，至今让我难以释怀。
鲁老师家有一部保存完好的木刻本《三希堂法帖》，一共四函三十二册，是她们家的镇宅之宝，经过破四旧的劫难全力保存下来，也是黄老师留下的一点念想。据说，黄位安老师有一位大哥名叫黄镇，早年在外工作时抛弃了老家的发妻幼子，投身革命参加红军，还当了不小的官。这部刻印精美的《三希堂法帖》，是红军经过遵义是他寄回来的。此后，黄镇就断绝了跟家人的联系。“文革”中黄家遭受巨大灾难，黄老师、鲁老师夫妇病急乱投医，梦想正在中央当大官的那个黄镇就是失散多年的大哥，能够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轻扬杨柳枝，洒几滴净瓶水，对小弟一家救苦救难，便准备写信寻亲求救。后来得到确切消息，彼黄镇根本不是此黄镇，两个黄镇风马牛不相及，只得彻底灰心。
黄位安老师惨死之后，除了骨灰盒和这部《三希堂法帖》再也没有遗物。鲁老师视这部书为至宝，基本上秘不示人。后来，一位酷爱书法的青年某君成了这家的座上客，鲁老师爱惜人才，忍不住把这本书抱出来供其观赏。其时我正好叨陪末座，得以一睹宝书真容，果然是汉字书法两千年历史上的瑰宝荟萃。那青年一看，立马爱不释手，尤其喜爱苏字那一卷。鲁老师禁不住其反复恳求，将整整一函书借给他把玩临摹，反复叮咛不能半点污损。他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把书驼回了城里的家。
不久，鲁老师家柴干米尽，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下，打起了这部书的主意。她托人找到大佛文管所的黄高彬先生，希望把这部书卖给文管所，换点银子救饥荒。黄高彬是乐山久负盛名德高望重的文物工作者，自然知道这部书的价值。他看了带来的样书后马上拍板，整部书100元人民币。鲁老师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虽然知道书的价值远远不止100元，但等米下锅的现实，让她没了讨价还价的底气，叹口气，过了这关再说吧。
那一次，鲁老师托我去那个青年家中，把许久前借走的那函书索要回来。青年先让我看了书的完好无损，然后拿进卧室，把书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得非常严整，交我带回完璧归赵。
第二天，鲁老师带着女儿，非常郑重地把全套《三希堂法帖》送到凌云寺，当面交给黄高彬先生。哪知道黄先生仔细一清点，居然少了苏轼书法那一册！而这一册，正应该在我昨天从某君处拿回来的那一函里面！凌云寺距离某君处不远，鲁老师赶忙跑去询问，某君矢口否认截留苏轼卷，说是全部交给我带回来了。一桩无头案，嫌疑只两人。我没法洗清自己的嫌疑，但我敢于赌咒发誓，我是清白的。鲁老师不好责怪任何一方，只能自认倒霉。由于缺了一卷，珍贵的《三希堂法帖》已成残编，最后只卖了40元。母女几人用这宝贵的40元，好歹打发了火烧眉毛的日子。
当时不懂版本学，没注意这套《三希堂法帖》是几时的刻本。如果是乾隆宫廷初刻本的话，现在的价值少说也值三五百万了。因为，最早的宫廷刻本只有几十部，十分珍贵稀有。
轻信他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弱点，吃了无数哑巴亏都无法改变。这些年我一直自责，愧对恩师啊！
六
1977年文革结束，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直到1979春天，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下，全国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才获得平反昭雪。鲁老师被重新请回学校，重新过上人的日子。20年人生的黄金岁月，却在噩梦中一去不复返。
重获新生以后，鲁老师的生命焕发了第二季青春。此时女儿们都已经长大，她才开始安排自己的生活。一个忠厚善良的男士走进了她的生活，这个人就是陪伴了她生命中最后30多年的李叔叔。
再婚以后，她从学校退休，把家搬到了五通桥。我和妻子曾经到五通桥瓦窑沱盐厂宿舍去看过她几次，偶尔又在乐山相聚。她和李叔叔参加了五通桥的老年门球队，而且是得力干将。每年，两老都会结伴出游，天南地北走了个遍。她身体日渐发福，精神矍铄，笑声爽朗，我们都为她高兴。知道她过得好，生性懒散的我，去看望的时候越来越少。
几年前电视台办了一档现场直播节目《好人一生平安》，经我引荐，老师上了节目，现场讲述一生的传奇遭遇，讲得众多观众热泪盈眶。事前故意没有告诉她有学生出场，当主持人说有个学生马上来到现场看望老师，请她猜一猜是谁的时候，她脱口而出：邓碧清！我捧着鲜花冲进直播现场，跟老师紧紧拥抱，母子二人喜极而泣，现场许多观众也跟着我们哭。我说：
“老师，妈妈，你一定要好好活着，一定要长命百岁呀！”
2011年国庆刚过，我奉命出差新疆库尔勒。出发前一天，大约是9号下午，鲁老师的另一个学生、多年来一直把恩师当作母亲来伺奉的李玉群专程来到广电宿舍，给门卫留言让我去武警医院，说是鲁老师想见我最后一面。
不相信我的老师经过了人生的千难万险，安享晚年之际会有病魔能够打倒她。半信半疑来到医院，病床上的老人，依旧那么慈祥，看到我便笑容满面，却是浑身插满管子，再也起不来了。不期而至的罪恶的胆总管癌，还是在她85岁的时候把她击倒了。
抱着我的老师兼母亲，我苦苦哀求她一定要挺过这一关，再次放声大笑。师妹黄华送我出来，告诉我这一次妈妈怕是挺不过去了。我仍然祷告苍天，让奇迹发生，至少让老母亲一定坚持到我从新疆回来以后，披麻戴孝亲自送终。没想到，那一次真的是最后一面。
10月12日下午，我正在库尔勒广场漫步，思念病榻上的老人。突然，不祥的电话骤然响起，小师妹黄春哽咽着告诉我噩耗：半小时前，妈妈走了。接完电话，我躲开同行的伙伴，蜷缩在广场的角落里，任凭悲泪纵横。世界上又一个最爱我的老人去了。当夜，我大半夜无眠，关山万里，我只能嘱托妻子代我尽孝了。我在遥远的地方，用我的心，为她守灵。我的老师，我的妈妈，我的教母，祝你升天快乐！
两年过去了。老师，妈妈，你在天堂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