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忽然知道,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忽然看见

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忽然知道,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忽然看见（马莉/文）
 
１. 我的初始经验：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

　　南方以南的一座椰风浪影的海滨小城——湛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那是一个面向大海背靠高山常年雷雨交加的雷洲半岛，一个充满诗歌意绪和亚热带雨林情调的小城。我的家就在这个小城之南，推开窗子就可以看见大海和两岸的椰子树。我的老保姆天天牵着我的小手去黄昏的海边散步。小城的人与物都具有单纯而透明的风范，它滋养了我单纯而透明的性格。７岁那年，我的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的母亲天天在医院值夜班。有一天中午，我不想午睡，悄悄从床上爬到床底下，想在床底下玩玩，没想到床底下竟然有一箱子的书！是我父亲在上海读军医大学时的医学专业书！这堆书中竟然有一本蓝色封面的文学小书，我父母当年学习俄语文学的普及读物。我翻开来，里面的一首莱蒙托夫的诗《白帆》吸引了我，我没有记错，译者是郑振铎先生。这是我生命中读到的第一首诗：
　　　　　　　　在大海的深蓝色的浓雾里
　　　　　　　　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
　　　　　　　　它在寻求什么，在这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了什么，在那自己的故乡
　　　　　　　　波涛汹涌着，海风呼啸着
　　　　　　　　桅杆弓起腰来发出轧轧的声响
　　　　　　　　啊，它不是在寻求幸福
　　　　　　　　它也不是在逃避幸福
　　　　　　　　它下面是碧色的澄清的水流
　　　　　　　　它上面是金黄色的阳光
　　　　　　　　而它，不安地，像在祈求着风暴
　　　　　　　　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安详
　　这首俄文诗配有汉译和汉语拼音，年仅７岁的我，艰难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象着诗中的大海与我家推开窗子就能望见的大海是不是同一座大海。但我无法想象，因为一个７岁的孩子不知道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的大海，与中国的大海是不是一样的大海。尽管如此，每当我跟随长年身穿深蓝色绸缎并把头发盘结在脑后的我的保姆来到海边时，我依然固执地想像莱蒙托夫诗歌中的大海是在形状上、气味上、颜色上，与我所亲眼看见的大海，究竟有怎样的异同……
　　后来，我陆续读到父母当时收藏于家中的中外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毁灭》、《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及《红岩》、《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初始的阅读敞开了我的心扉，打通了遥远诗歌中的大海与现实中的大海的阻隔，最后在我的初始经验中变成了一座模糊但又清晰的我的精神的大海。
　　我最早写作的一首诗是在我８岁时，是写给我同桌的一个男生的，他是留级生。当年我的班主任吴老师为什么让我与这位留级生同桌？是因为老师对我信任吗？我相信是的。吴老师对我说，我能“以柔克刚”来约束这位留级生。其他的同学都不喜欢和留级生同桌，但我喜欢，因为这个留级生个子很高，夏天身着他父亲的海魂衫那简直是帅极了。我的诗很短才六句：
　　　　　　　　你长得好看，但你的头发很乱，
　　　　　　　　你跑步第一名，但功课不好老是留级。
　　　　　　　　等我上六年级时你还是一年级。
　　　　　　　　等我上中学时你还是一年级。
　　　　　　　　等我上大学时你还是一年级。
　　　　　　　　等我和别人结婚时你还是一年级。
　　这首题为《留级生》的我的第一首诗，是我在下课时间用铅笔写下的，我悄悄夹进这位男同学的语文作业本里。没想到他在交作业时被老师发现并遭遇了批评。老师要他交出写这首“情诗”的人是谁？这个男同学没有把我出卖给严厉的吴老师。这个男同学叫司广生。我至今并且永远都会记得他！他是保护我写诗的第一个人。
　　“文革”时期我读小学，我看见高年级的大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那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欢天喜地的去北京串联，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同学没有资格加入，很郁闷，也很向往。但是不久，我又看见这些从北京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始批判我所尊敬的老师和校长，尤其是看见我所敬爱的数学老师和美术老师被他们揪出来批斗，我很害怕。有一天，我们海军大院的杜院长——这位１９３８年参加红军的老干部，昨天我们还叫着他“杜伯伯”呢，忽然一夜之间他就被人剃掉头发批斗了，被叫骂为“走资派”了，这是怎么回事？小小年纪的我，不明白，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我的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老干部，当年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还立过“三大功六小功”呢！“文革”时也被红卫兵视为“吃老本不立新功”人；我的母亲的所谓“阶级成分”当年被划定为破落的“地主”（我母亲为此吃尽了苦头！她认为是划重了，应当划为“小土地出租”才合理。无论是划轻划重，我母亲至今依然耿耿于怀的是，属于她家族“个人资产”的大片种植果树的土地和房屋，在文革中被收归国有之后，至今仍未归还！）。我的父母都是十几岁告别家庭出来投奔革命的军人，为什么在“文革”中会受到这样那样不公的待遇？我至今还记得我父亲在一天深夜里对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组织上要是不相信我，我可以用一条绳子到他家里上吊给他看！”　父亲所说的这个“他”，我不知道指的是谁？小小年纪的我被父亲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吓着了，我在夜里悄悄地哭，还不敢让父母知道。我只是不断听到母亲下班回家后，在饭桌上说给父亲当天她在急诊室抢救伤者的事，譬如某某人在“逼供信”中无法忍受，回到家中用铁钉往自己的头顶上钉，鲜血满身，被送到医院急诊室不治身亡；又譬如宣传车上的人正在用高音喇叭宣传，忽然不同派别的人在高楼上瞄准了他，一粒子弹射入右胸又从背后穿出，送到医院已没有了呼吸……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候的紧张感。父亲不让我们离开家门一步，我们家的窗户也用砖头砌好并封死了，为的是防止子弹射入。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以为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主义全都是这样的。
　　就在这一年——1968年，我所就读的海军子弟小学——海鹰小学，由于老师们大部分“有问题”，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批判，学校停课了，我既不能上学，又不敢外出，社会上因为不同的派别而引起的“武斗”现象，让我心中的恐惧与迷惘与日俱增。我和妹妹在家关门自修，父亲亲自教我们算数和书法，我所能读到的文学书，就是父母当年收藏的中外革命小说，但读来读去就是那几本。后来红卫兵们开始抄家了，一个深夜，我们睡觉了，我母亲就把这些书悄悄烧了。
　　然而，我最喜欢的那首诗早已铭刻在我的心里了：“在大海的深蓝色的浓雾里，一只孤独的帆闪着白光……”
 
２. 我的七十年代：骨子里的不安与恐惧

　　上世纪整个七十年代，我的精神是苦闷和不知所措的。主要因为我的父亲重病在身，死亡时刻威胁着他，我的母亲十分焦虑，这些焦虑也传染给了我和妹妹。我的母亲在“革命年代”为了“改造自己”而努力工作，在我印象中她天天值夜班，清早下了夜班之后她马上去食堂买饭给我们吃，吃完饭之后她顾不得洗碗就又匆匆上班去了。那时候，大院里别的小朋友不太和我们玩，我和妹妹没有小伙伴，我们自己生活，独来独往。
　　有一天，重病在身的父亲给我买了一本毛泽东诗词，他躺在藤沙发上，给我念他最喜欢的那首“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还教我学习填词。父亲每天给我们布置的功课是：做１００道算术题，写１００个单词。我们天天作功课，可是总做不完，严厉的父亲就罚我们站半小时，不让我们坐。有一次父亲说如果能背诵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就可以免罚站。我背诵不下来，但是我背诵了那首莱蒙托夫的诗《白帆》，父亲很是惊喜，我看见他的眼角有些湿润。后来，父亲临终时说：“莉莉，你想当文学家吗？读高尔基的小说和列宁的著作，读优秀的诗歌……”
　　我的语文老师叫甘棠，他有一本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他在课堂上给我们大声朗读这首阶梯体诗歌，在课后他又单独借给我阅读。他对我说：贺敬之诗体实际上是学习了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诗体。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知道有一个和我同姓马的外国著名诗人。我兴致勃勃地抄写这首长诗并且背诵它。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述的就是高尔基的小说“三部曲”和著名的散文诗《海燕》。
　　整个七十年代，我在中学除了学习课本的知识外，业余时间读的是父亲当年在上海军医大学时的课本：《化学》、《物理》、《英语》、《生物》……我虽然读不懂，但是我喜欢那里面的氛围，因为它们深奥，所有深奥和读不懂的东西都让我觉得新奇。
　　整个七十年代，我在日记里写过多首诗歌，有些发表在学校的墙报上。我的“日记诗歌”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爱情，我当时暗恋着一位男同学，我把对他的爱用隐蔽的日记形式写下来。这些日记诗歌我曾悄悄地寄给了当时国内的一些少儿杂志，希望能够发表，但是全部石沉大海……
　　１９７５年底，我中学毕业来到广东卫生药场，末代知青的生活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可言，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暗中传抄外国诗歌，男同学拉小提琴，女同学唱苏联歌曲，譬如《山楂树》、《小白杨》、《灯光》、《喀秋莎》、《卡吉德勒古老森林》……这些苏联歌曲我都会唱，因为我母亲会唱，她从前教过我。在卫生药场，我们学习制药，学习酿造药酒，才半年，我就当上了图书馆管理员，在图书室馆自己借给自己大量的书籍阅读。后来，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写诗的朋友辛磊，为我借到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和《穿裤子的云》，我用手抄的形式把这本诗集重新抄在我的日记本上。
　　１９７６年，一位姓谢的中学男同学疯狂追求我，很快我们就谈情说爱起来，我们频频书信往来，相互寄赠礼物，可是绝不见面——大概是读了小说《牛虻》，我把自己比作琼玛，他把自己比作亚瑟……这很有点柏拉图的意味。我们相互赠送“情诗”——这期间我也写下许多“情诗”。也就在这一年，我参加了市里和省里组织的青年诗人创作笔会，到周边各地云游体验。１９７７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组诗《这里到处是光明》。也就在这历史性的一年，国家恢复高考，１９７８年春天，我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
这是我诗歌写作漫长的发育时期，也是我的积累与准备时期。我在肉眼可见的世界中看见了某种苦痛与不幸，某种开阔与遥远，它们是模糊的，但却是神圣的。
　　整个七十年代，我精神上的苦闷与焦虑给我的诗歌注入了骨子里的不安与恐惧，甚至反叛，但呈现在诗歌文本外观上的，却是与生俱来的飘渺、虚空、亲切、温和，这仿佛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诗歌对立物，正是这些个人的历史因素和社会背景构成了我的诗歌最早的内质结构：不安、兴奋、喜悦与神经质。
 
 
３. 八十年代的写作：我选择了不选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一个自由阅读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破碎又灿烂的时代。那时我们正年轻，思想正处于“断乳－反叛”时期，举国上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这一代腾出了思考的空间，伴随着开放大潮，数量巨大的外国作品如洪水般汹涌而入，站在此岸的我们，一下子看到了无比辽阔而蔚蓝的思想天空。
　　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康乐园里感受外面的精彩世界，我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名著并接触国外各种现代思潮。星期日，我和中文系的男同学朱子庆一起去书店排队购买外国文学作品，购买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以及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译介的２０世纪西方人文学术丛书“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系列。当时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都是我们手边容易找到的必读书籍。
　　在阅读的快乐中，我也在寻找我最喜爱的诗人，他们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叶芝、叶赛宁、吉皮乌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埃利蒂斯、兰波、艾吕雅、艾略特、米沃什、凯鲁亚克、金斯堡、迪金森、白朗宁夫人、泰戈尔……这些世界的光芒为我内心的丰富性增加了深厚的底色。不久，“朦胧诗”兴起了，朱子庆不断给我找来当时的民间诗刊《今天》，我接触到了北岛、舒婷、江河、杨炼的诗歌，我们发现他们的诗歌与外国的翻译诗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此前中国诗歌精神中缺少的因素。我在一种表面的开阔与遥远中，发现了更加隐蔽的开阔与内在的遥远，这些深度的情感与思想在当时是被讥讽为“朦胧”的，在我的内心却如此地清晰和明亮。
　　１９８１年，我在《北京文学》第一期上发表长诗《处女地》，很快又在《人民文学》第二期上发表长诗《竹颂》。除了阅读和写作，我们中文系几位爱诗的同学共同办起了校园诗歌民刊《红豆》，作为校园诗人之一，我们在《红豆》上发表自己创作的诗歌。
　　一个思想开放的年代当然更是一个诗歌勃兴的年代，我们这群在八十年代写诗的青年诗人被美誉为“第三代”！我和我的同时代青年诗人一样，用全部的热情和鲜血疯狂地写诗。有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从小时候的“大海”浮出了水面，来到了陆地，我开始写大地，写大地上生长的大树，写一棵神秘树与“一个人”的神秘故事。1985年第10期《诗刊》（邵燕祥主编）发表了我的探索性诗歌：《一棵棕榈树和两个女人》，1986年第1期《中国》（牛汉主编）又发表了我的依然是探索性的诗歌：《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这两首诗歌至今在我的诗歌写作中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们探讨生命与存在的紧张关系，挖掘男权世界与女性世界对立又包溶的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互为因果的紧张关系是基于我作为一位女性对宇宙与存在的自觉审视。这样的审视没有被当时的批评家关注，因为当时的批评家主要是男性批评家，其关注视角受到以男权为中心的偏狭视野所局限，他们希望看见的是一丁点儿都不会危及他们潜意识深处的男权的自我满足感。
我有一首写于1988年6月的题为《渴望失恋》的诗，发表在当时深受青年拥戴的《诗歌月报》上。在这首诗里我大胆地审视我的精神与肉体的矛盾，我有必要把这首我自认为最重要的诗歌抄录在下面：
 
　　　　　　　　不久前
　　　　　　　　两个影子从那幢废弃的小楼
　　　　　　　　走出   两个修长的影子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修长   而   洁白
 
　　　　　　　　他说我的影子是他
　　　　　　　　我没有反对
　　　　　　　　我们幽会时走进去又走出来
　　　　　　　　一只老黑猫惊叫着从窗台跌下
　　　　　　　　跌死在我的脚旁
　　　　　　　　我断定是两个影子在作祟
 
　　　　　　　　这是致命的一击
　　　　　　　　礼拜日他请我吃狗肉
　　　　　　　　我拔腿而逃
　　　　　　　　猫狗是一对冤家
　　　　　　　　我边跑边想
　　　　　　　　我不是猫   我说
 
　　　　　　　　醒来以后
　　　　　　　　我发现我的影子躺在杯子里
　　　　　　　　那幢废弃的小楼正向我倾斜
　　　　　　　　我喊救命呀并迅速逃跑
　　　　　　　　他无动于衷
　　　　　　　　不容我挣扎   甚至
　　　　　　　　用嘴嗜住我的红唇
　　　　　　　　舔我的脖子
　　　　　　　　咬我的乳房
　　　　　　　　吮吸我的血液和骨髓
　　　　　　　　缠绕住我   用他修长的四肢
　　　　　　　　经典的   呼吸
 
　　　　　　　　从影子的瞳仁里
　　　　　　　　我看见我的身体在动摇
　　　　　　　　咬牙切齿
　　　　　　　　我从发间摘下簪子
　　　　　　　　刺向他血流如注
　　　　　　　　醒来时我发现影子正站在墙壁上
　　　　　　　　不错  正是不久前的两个影子
　　　　　　　　从废弃的小楼里款款而出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1988年6月13日
 
 　　若把这首诗放在整个八十年代的背景下来反观，诗歌中的象征性与精神气质是特立独行的，我没有选择“性别”，而是选择了“人性”。诗歌里出现的两个影子，一个是肉性，一个是灵性。肉与灵在相互纠缠，相互依存。
　　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在“告别革命”的先锋意识下，迅速与国外的现代主义诗歌接轨，大部分诗人都集体无意识地卷入现代主义大潮中，尤其是外国的诗歌给中国诗歌的天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陌生而诡异的意象。对于女性诗人来说，这些意象直接指向一个新鲜、生动而又陌生的词：性别。中国的女性毫不犹豫地接受着这些深刻的哲学。有时候一个文本的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接受者方面而言却未必能“深刻地”接受，也有“浅白地”接受一面。例如外国的女权主义哲学把一个“性别”意识教会给了我们中国开放的新女性——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此前的中国女性是没有自己性别的，“她们”的眼光是以“他们”的眼光为眼光的。我们从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发展史来看，也的确如此。于是中国女性的诗歌书写出现了大量的“黑暗意象”，“身体意象”，“反抗意象”等。特别是美国自白派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最著名的“挖掘潜意识，大胆地写隐私和禁忌”等口号性的诗写诱惑，使得当时大部分的女性诗人主动或被动地加入了这个潮流。普拉斯自有普拉斯的正确，因为这是基于西方女权主义背景下的“个人文本”。虽然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的确从此开始，在中国女性诗歌书写的潮流中，“黑暗意识”出现了，甚至逐渐成为了一种主流意识，似乎只要在诗歌中伸手抓住一块黑暗的焦石，或者触碰一下黑夜，就是反抗男权的，就是具有先锋品质的……是时候了，作为女诗人的我，很有必要来反思一下当年的“我们”自身的局限。
　　当年，女诗人们这种仿佛抓住身体就能摆平性别的写作，其实造成的是更加势不两立的性别差异。但是，当时的评论家乃至今天的评论家们似乎从这道风景线上看见了“女性的觉醒”，评论家们与女诗人们的这种不自觉的自我误导不谋而合，实际上更是把女性自身带向一个更被男性窥视的境地。然而，女性诗写者们至今似乎还沉醉在这个吹捧之中，这种现象在当时让我十分警惕。我后来这样为自己的警惕性寻找总结：在当时，大部分女性“在黑夜中打开自己”，不但不具备较深刻的反思性的哲学意味，反而把千年来的作为“奴役和附庸”的女性包装得更具有了艺术性，变得只不过比过去的传统世俗境地，更高超也更美妙罢了。
当年，这种所谓很有“哲学意味”的女性新的诗写境地，这种所谓形而上学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境地，一开始仿佛是从对世界本质的把握介入，实际上是更多的是通过身体呈现出一种自虐和对抗，更多的是通过暧昧的身体自白，其中大部分带有很浓的性色彩，仿佛这些就是女性的所谓“身体觉醒”，仿佛女性的“身体觉醒”就证明了女性的“思想觉醒”。果然，在不久的后来，女性写作被当代一些男性批评家深度误读，他们用他们自己希望的“她们”，来解读他们自己认可的历史——无怪乎一位男性批评家说“当代最优秀的女性诗歌都深刻地触及了女性的性意识”。虽然我不能断定这样的话语是褒是贬，如果是贬，这让我心痛，如果是褒，这更让我心惊！当我们随便在一条商业中心的大街上行走，很容易看见大街两边高耸的巨大商业广告招牌上那些过度暴露的女性，不但男人们欣赏这样的女性，就连女人们自己也欣赏。男人认为女性已经解放，女人们也同样认为自己终于解放！不错，男人们通过看见女性们对自己的性描写从而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仿佛女性的成长是女性通过窥视自己的性——而得以成长的。
　　不错，在一个人的历史叙述中是这样的，但作为一个“女人类”的成长史，就不是这样简单了，正如作为一个“男人类”的成长史，他的成长与她的成长——是同样的不简单。因为人类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性别的历史，人类的所有性别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印痕。而独独以男性视角来解读的女性世界，在浑然无觉的快意之中，一再被误读，女性诗写者又被男性批评家利用或者奴役了一次。有时候我甚至这样想，有意味的是，或许既不是男人误解女人，也不是女人误解男人，倒是人类的“性别史”把男人与女人活活给玩耍了一把！因为女性解放的内含全然不是这些表面的东西，比这要深刻得多。
　　当年，我虽然被这样的历史潮流诱惑着，被女性自我的所谓“性意识”的觉醒诱惑着，但我同时也警惕着。我的警惕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命清高的，而是建立在对任何一次伟大而磅礴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体形象得到尊重并作为人的自觉和自由权利被文学艺术所讴歌所赞咏的——极大的认同之下，这种警惕是在发现和思考之后的自我坚守，我意识到：如果女性的自我觉醒在一个更为高级的层面上再次沦为新时代的男性社会话语和商业工场的诱饵，那么这样的女性解放在多年以后会不会又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当然，我们不能假设女性解放的历史能或者不能按照我们所期望的轨迹行走，我们必须尊重历史自己行走的轨迹、速度与节奏，就像历史在女性的自我选择上，没有反对或者阻止她们——要么放弃要么拿起这样那样的选择，但我选择了不选择——我选择了不选择“性别”，我选择了不选择“书写身体”或者不“过分书写身体”—— 作为女性解放的最诱惑男人的手段，我不想走大多数女性走的或者正在走的路线，因为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思想将来会多么地统一于地球村的规则和法律之下，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或她，依然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而存在着。现在想来，这也许是当时的我，一个女性自我觉醒的深刻立场。
　　在这里我特别想借一位朋友的认同感来证明我的思考是谨慎、严肃并有深度的，在关于“女性的黑夜意识”问题上，我与多年来我所尊敬的学者、我的一位好朋友崔卫平在最近交换过看法，她说她“100％赞同”我的观点。她说，“那是一个陷阱，是男性世界和商业世界愿意为女性提供的，所谓“黑夜”可以说是一种策略和一种合谋，在（黑夜）“分工”中表明自己是无害的，但这样做强化了被指认的女性弱势，谁说女性不同时站在光明之下？（黑夜）也可以说是用来激发男性的窥视欲，挑逗男性的深渊冲动。”她感叹：“这就是我为什么不专攻女性主义，至少那样的女性主义，既不增添女性的尊严，也不增添这个世界的精神高度。”在谈到普拉斯时我们也有一致的声音：“你可以听出普拉斯是将自己的生命提升为诗，而黑夜意识仅仅是将女性意识提升为诗，挖掘女性的秘密，是一种自我出卖。每件东西都染上了女性色彩，这可能吗？”她的分析让我的思路更为清晰。
　　我还特别想说的是：今年４月在苏州同里镇召开的“三月三”诗歌笔会上，我遇见了我的好朋友、同是八十年代的女诗人潇潇，我们亲切地交换着当年在诗歌书写之中有关“女性的黑夜意识”以及女性诗歌中的“性觉醒”，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也和我一样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她说：“长期以来，诗坛上女性主义写作中黑暗的东西太泛滥了，我一直都在拒绝。我一直希望，诗歌应该写得干干净净，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灵魂上。我发现我们俩的观点竟然如此的不谋而合！
    １９８５年，我在我的诗歌书写中也曾大胆地触及身体，但我是把“身体被控制与反控制”的主题纳入我的诗歌视野，而不是以“哀怨”和“倾诉”的书写方式去为女性争夺所谓的女权席位。人的行为构成人的主体，我在诗歌中试图把过去封建一夫多妻的所谓爱情问题，变成两个女人之间“自己的事情”，变成两个女人在选择同一个男人时是被“主体主导”着，而非像过去一个男人拥有几个女人（妻妾成群）时女人是被男人这个客体主导着，而女人恰恰成为了被动的客体。一个女人在世界当中主动地选择和主动的放弃选择，都表明了一个女人的觉醒，而这些觉醒也深刻地隐藏在女性“抢夺男人”的世俗本能中，隐藏在“身体的控制与反控制”之中。我这样写：“看见那个女人和他坐在棕榈树下／她哭了很久，想上前去咬那个女人／然而，浪很响……”所有的内心活动都隐藏在这个女性窥视者的世俗人性之中。然而故事还只是开始，“她突然一阵昏眩／定定地望着，忘掉浪还很响……”一个女性和她的丈夫被另一个女性窥视，这个女窥视者是如此地嫉妒，因为她是那个男人的情妇！但是，最终的结局没有结局，因为世界就是如此，只有死去的棕榈树（物质）能证明这些，但是一棵树已经死去，就像人类也将死去一样，而面对天地宇宙，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和家庭中男女的爱恨情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既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空虚，只是代代相传而已。在人类社会，所有的掠夺都是“性别”的掠夺，所有的财产、权力都是为了性别，因为“性”才能为人类的延续及传宗接代落定最后一个棋子。而这最后一个棋子，就不能不是人类的意识形态——人类所有的历史最终都要被指向人类的主体——意识形态，这是人类最无奈也最能证明人类发展的宿命。
　　多年以后，大约是１９９５年，我偶然从一本当代法国的新小说派作家罗伯－格利耶那本著名的小说《嫉妒》里，找到了与我一样的隐喻：“世界没意义也不荒谬，只是存在着。”别提当时的我有多么惊讶和兴奋了：我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忽然知道，我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忽然看见。我以我的诗歌，正如他以他的小说，在人类古老的爱情题材中，没有烟火，没有枪声，在看不见嫉妒的嫉妒中，在人性最深的层面之下，竟然殊途同归。
　　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我的诗写活动都是面对自我以及整个人类的存在——作小心谨慎的追问。１９８８年，老诗人牛汉在读到我的八十年代诗歌手稿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有两三天，我是看里尔克和他的诗的同时穿插着读马莉的诗的。使我惊异的是在情绪上并没有出现通常那种不相容的断裂感，从里尔克的内心世界仿佛一步就可以跨入马莉的诗的情境，中间不存在什么障碍和分界。这种偶然的意想不到的超时空的契合，我过去真还没有体验过……里尔克开创的诗的世界，使人类生命的意义得到了拓展，成为全世界众多诗人和读者精神上的故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莉和里尔克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同乡’，一人是先辈，一个是后人。我也或许可以算一个他们的‘同乡’……当然，我绝不是说马莉的诗已经达到里尔克的那种独特而深远的境界……我只是说明，在创作的心境和个性方面，他们似乎有着相近的追求及因苦苦追问而获得的智慧图像……马莉诗歌中这些有声有色的真情的故事和境象，那么真切，却不是现实的描摹，似乎都发生在她心灵的第二故乡，她凝聚的不是一目了然的实体，而是难以定型、躁动不安的情绪和意象，是搏动着心灵深处隐秘的情愫……马莉的许多诗，语言、形象乃至节奏，在构思完成之前都是不存在的。想象很少先于构思。她的诗更不是由于偶然获得一个不凡的诗句所能以引伸而成。看得出来，马莉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自觉地苦心探索和发现的历程。这种探索和构思总是异常艰苦的，整个生命中渗透着孤独感和执著的庄严感，它们几乎是宿命地激发着作者去征服和开创陌生的情境……”
　　与这首诗歌主题接近的是我的另一首《月光下，那棵神秘树在哭泣》一诗，这首诗当年被收入《中外当代女诗人诗歌辞典》及《探索诗集》（公刘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等重要选本之中。此后我陆续在《诗歌月刊》（蒋维扬主编）、《青年诗坛》（林贤治主编）、《花城》、《大家》、《诗刊》、《星星》、《人民文学》、《诗潮》、《当代》、《上海文学》、《文学自由谈》及台湾《创世纪》、香港《大公报》等著名报刊发表诗歌及散文随笔。每年有诗歌、随笔、散文入选当年诗歌年鉴、年度诗选、年度随笔、散文选等。2003年《黑夜与呼吸》（散文）被收入“21世纪高校文科教材”《20世纪中国散文当代读本》中。
　　我的当年被牛汉先生大为赞美的全部诗歌手稿，至今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它们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大约有两百多首。是的，除了在报刊上发表的极少部分诗作之外，我没有出过像样的诗集。我猜想，在所有八十年代写诗的“第三代”诗人之中，也许只有我，还没有出版过自己写于八十年代的那二百多首诗歌！
 
 
４. 九十年代的写作：我至今依然作为单独的人在行走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坛是繁荣而驳杂的。网络诗歌、口语诗歌、民间立场、知识分子写作、第三条道路、中间代、７０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些所谓的诗人极尽能事地吹捧自己和攻击他人，制造诗歌事件和轰动效应，诗坛像股市一样出现大量的泡沫有目共睹。我渐渐发现，所谓的诗歌运动，几乎是当代中国所谓的诗人在名利场上尔虞我诈的“诸侯”纷争，为了成名为了进入文学史的权宜之计，一场以文学（诗歌）的名义进行的阶级斗争，一批又一批写诗的人为了始摆脱上一代诗人的影响，为了从上一代诗人的遮蔽中脱颖而出，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意识。本来文学史的论争与批评是正常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诗坛就变得不正常了，变得急功近利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类，一旦机会来了中国人很会为自己着想”，也有人说因为中国人“最没有安全感，中国诗人也一样没有安全感，一切都要快！成名要快！进入文学史要快！”呵，多么可怜，这就是中国诗人的诗歌现场！在中国的整个九十年代，你不能不认下这样的残酷事实：中国诗人比中国小说家还要市侩！诗歌已经成为一种相互交换利益的筹码。
　　为了保持自己清醒的思想和语言，我沉默着。我沉默并感叹着诗风之日下，人心之不古。我同时也看见：真正优秀的诗人，也沉默着！八十年代最好的诗人在九十代都沉默着！热闹的诗坛的就像热闹的市场一样，两边站着正在大张旗鼓地甩卖自己的诗人，他们轻易的就甩卖了自己，这样的一群诗人，你不能不怀疑他们的艺术真诚与艺术良知。
　　整个九十年代，我在《南方周末》当一名“芳草地”的副刊编辑。白天我去报社上班，约稿、编辑版面，晚上回家读书写作，天天如此。整个九十年代，我沉静着，没有一丝狂躁，我尝试着远离诗坛，正像我的诗友潞潞所说：“远离诗坛，接近诗歌。”是的，远离诗坛，我决意不参与任何诗歌流派，不参与各种诗会，不参与各种争鸣。并且，我尝试着写小说，很快在《花城》上发表了第一篇实验小说《语言的几种表达方式》，进而尝试着用具体的颜色写作另一种“诗歌”——我开始画画，用抽象的黑白线条与形状，表达我的难以表达的情绪。１９９２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在“广东艺术家画廊”里举办了一次我的个人画展。
　　我诗歌的原创动力来源于我的梦想，而不是现实之境。我相信真诚的诗人都是为自己心灵的渴望而写作。我依靠自身的智性和心灵的极光，挖掘被遮蔽的幽暗之物，发现生活中投影到内心深处的印痕。我不选择日常与流俗，我不选择肉欲与色情，我也不选择快速。我选择缓慢，就是昆德拉所说的缓慢。是的，除了缓慢，还是缓慢。缓慢不是以一种悠慢的节奏应对生命的短暂，缓慢是一种写作姿态，是生命的尊严与豁达，我用缓慢以去蔽，以敞露，从而接近日常的光芒，切实实践着我内心的诉求：诗歌是一种极具私秘化的个体劳动。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在日常中进入写作状态的诗人的绝对良心。
　　整个九十年代，我在《大家》、《钟山》《当代》《作家》、《小说家》、《人民文学》发表了大量散文随笔。这些散文随笔收入我的三部重要的散文集里：《怀念的立场》、《温柔的坚守》、《夜间的事物》。这三部散文集奠定了我的“新散文”立场，著名学者袁勇麟在《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24页）中这样描述我们这些年轻的“新散文群体”：被命名为“新散文”代表作家的钟鸣、张锐锋、冯秋子、于坚、祝勇、周晓枫、宁肯、马莉、庞培、格致等新生代散文家的出现，更是加速了散文文体求变革新的进程，他们的创作“真正给传统散文美学观念带来天翻地覆的变革，并在散文文体的创新发展上具有革命意义”。
　　整个九十年代，我的散文随笔为我荣获了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２００３年）。
　　整个九十年代，我写下了近二百首诗歌，这些诗歌后来收到我的《马莉诗选》中（２００４年）。
 
 
５. ２１世纪初的写作：光芒不需要光芒的照耀

　　２１世纪注定将是一个怪异的世界，一个地球村的世界，一个模式化制作的世界、一个充斥着广告式宣传、行销、发行并与快速传播合谋占据话语霸权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恐惧的争夺能原的世界，一个转瞬即逝既没有诗意也毫无精神——然而到处是光明的可疑的世界。人类带着20世纪创造的巨大财富与创痛迈进了21世纪，但在财富与创痛的背后蕴藏着更加巨大的焦虑：人类在失去精神家园中进入了２１世纪，再次沦为了孤独的在世流浪者。
　　面对人类的苦难，认真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人类基本精神价值的问题，是每一个诗人的当然使命。这样的使命不是某种集会上宣读的仪式，也不是一拨诗人随便扯起一张旗帜下的简单宣誓，更不是某个诗歌流派推翻过去的激进主张。这个使命，应当是诗人日常的精神现象，是一种日常的宗教。在日常生活中，审美是极为平凡的事务，它几乎瞬间就可以完成一个人在情感过程中对某一事物及对象的直接把握。一个诗人对自己负有使命，是一个诗人内心的宗教，这样的精神现象时刻占有诗人的生命全部，并体验着生命力的洋溢与灵魂的升华，这样的个人宗教不是单纯的对道德命令的依从，它需要一个诗人长期的内心体验与积淀，它是一种写作的深刻姿态，一种我所坚持的疯狂的“慢写作”姿态。
　　从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我写下三百多首十四行诗歌，我的朋友庞清明在通往广州到四川的列车上，为我的诗歌命名为“金色十四行”。我觉得这个意象很符合我对２１世纪人类精神现象的描述：我们需要一种高贵的光芒，它不是来自我们以外的宗教，它是来自我们自身的宗教。自从福科说 “人死了”之后，21世纪哲学家为了找回人的精神家园，企求通过宗教的炼狱恢复人类的精神价值，借助神的力量实现人的回归。然而，都没能如愿。因为早在18世纪，康德就这样预言：宗教无力也不能根本解决人的问题，所以人类基本精神价值不能建立在宗教上。
　　我无法考证这样的思想是否是人类最后的通行证，但我觉得日常的宗教是诗人首先完成自己的必然途径，一个诗人应当能够做到，这是道德自律，也是为人“诗表”，我至今依然坚持“文如其人”这个古老的东方命题，因为只有诗人的人格，才能决定诗人最终能走多远。
　　我自认为我找到了十四行这样的金镂玉衣，披在我的身上，仿佛“我从永恒中来到永恒中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伦敦1924年版，第157页）
　　依然是：我诗故我在。
　　依然是：远离诗坛，接近真主（诗歌）
　　在今天，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思考变得更加重要，但思考不再是以树立一个对立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也不再是通过过度书写身体以求达到与男权的平等地位，这一切都不是书写的依据，也就是说，不再让女性的存在以有一个可以推翻的对立面，或者通过过度展示女性肉欲作为写作的前提条件，而引得男性的认同，这样的认同依然是不公平的，依然是带有狭隘的局限，依然是以男性的视角为认同依据的。在今天，所有的书写都应当是以自由为前提，作为女性书写者，警惕来自不同层面的所谓吹捧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品格，保持清醒的大脑，而不再被意识形态的观念所利用，不再被作为男权与反抗男权的历史的一个隐喻而存在。
现在，我依然故我地完成每天的日课：白天在报社上班，约稿并编辑版面，晚上回家先做好家务，然后读书写作画画。日日如此。我走过的地方不多，因为我胆小，还因为我坐飞机有恐高症，乘轮船有晕眩症，甚至乘坐电梯也常常因头晕而要回避而要从一楼爬到１２楼。我的毛病真是不少，这也许塑造了我的不喜欢社交个性吧。但我最感自豪的是，我直觉丰富，感受力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尤其注重内心的体验。我的所有日常生活，每一点每一滴的感受，都是我艺术原创的源泉，一想到这些，我每天的行走都会感到稳健踏实。
　　最后，我想借用我在２００７年荣幸地获得“首届中国新经典诗歌奖”时的诗歌颁奖会上，著名诗人梁小斌所宣读的授奖词作为我此文的结束：
　　“诗人马莉是我们这个躁动岁月里安静写作的典范。马莉诗歌从一块‘白手帕’的飘扬开始，直至抵达《金色十四行》，其全部凝望均表达了天下经典诗歌的一个基本奥妙，这就是：在一定的尺寸上燃烧。马莉的贡献在于她把当代女性的日常生活提升到一个智性的高度，而令世人瞩目。马莉的诗歌恢复了中国古代女性词人的典雅传统，这个典雅来之不易，几乎要被暴戾撕碎。马莉诗歌精神里无处不在的纯净之光，终于演变为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一个重要母题。马莉的诗歌尺度自给自足，无限柔韧，并且如此多娇。正如诗人自己所说‘光芒，并不需要光芒的照耀’，我们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