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村的？

《你是哪村的？》（侯马/文）

 
一进北师大，就有同学因为我来自山西侯马叫我“侯马”。我觉得这个称呼带有贬义和嘲讽，很恼火。后来，在中文系新生的创作潮中，“侯马”变成了我的笔名，等于我还没写出像样的东西，已经有人在传播我的诗名了。后来我也觉得有很强的宿命感，就是我的诗风、诗歌理想、审美力的对象，从来就是对风花雪月的一种厌恶，所以让我起一个具有那个年代特点的笔名是不可能的。它是非常有现代感的古老物体的存在，跟我诗歌的形象高度一致，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我诗歌的形象，对这个笔名我深感满意，到目前为止，我的创作成就这个笔名是担得起的，内在一致的。

 过去我一直以为我是新绛出生的，可是不久前我妈告诉我，我是在曲沃的东杨村出生的。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连自己的出生历史都不知道，生日也是自己编的，因为小时候家里人一会儿说农历一会儿说阳历，而且说的不一样。我一直相信我是抱养的。

我是在曲沃出生的，生下来后就被抱到新绛了。在新绛有了作为人的第一次记忆，那就是绛州的桥。那天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回新绛。河上没有桥，那座桥是用铁锁链把很多的木船拴在一起，就像“赤壁之战”似的，然后上面铺上木板。我妈推着我，我坐在自行车横梁上的时候，突然发现世界在我面前出现了。我看见了那座桥，看见了铁锁链，看见了桥下面非常浑浊、乌黑的水，饱含了煤末儿在桥下滚滚流去。这是我生命当中最早的一次记忆，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岁左右，世界诞生了，我也诞生了。

我五岁之前经常被放到侯马的上院村生活。五岁被放到曲沃乡下一直到七岁以前，我跟爷爷在东杨村生活。我知道我是孤独一人，而我哥、我弟由我爸我妈带着在侯马城幸福地生活，我自怜而无奈。七岁以后我到侯马上学，到侯马的第一天，我哥、我弟非常兴奋，带着我到院子里玩，我也疯玩，院子里有个孩子向我示好，但我觉得他有看不起农村孩子的因素，所以我毫不留情地打了他一顿。我们在大杂院里生活的时候还是非常快乐的，分拨打架、用石头砍仗是我们经常玩儿的血腥游戏。基本上两边儿手心手背分拨儿，分完以后两边互相砸石头，直到有一边儿的人脑袋开瓢，鲜血直流，大家就一哄而散，过两天再玩，反正老有被砸破头的。还玩在房顶赛跑，分头站在房上面，同时开跑，一人跑一个房脊，那个也非常危险，按我爷爷说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至于去河里把棺材拉出来，用棺材板当船下河，证明自己不信鬼神。直到有一天一个伙伴被淹死，这种游戏才作罢。我们算是艰难长大，同学夭折了好几个，我自己也差点跳粪坑被沼气毒死、差点被车撞死、棉衣被点着差点烧死，反正也算九死一生。

我有一首诗叫《氟斑牙》。小时候我牙齿特别白，上大学时天天踢球晒得乌黑，一笑满口白牙闪亮，但是前些年突然发现牙齿出现了黄斑，我问医生怎么回事？牙医问我老家是哪儿的，我说山西侯马。他说那就对了，那儿的人有氟斑牙。我说怎么小时候没有？他说这就是毒素积存在体内，慢慢沉淀出来的结果。当时我就想，小时候的生活在体内可能存了很多精神的毒素。《他手记》是一次总清算。其中《身份证》里面我写到弟弟自己做了个身份证，我就会揍他，代表一种管教的力量来教育他。小时候岁数虽然小，但干的恶行太多了。危险混乱的童年也是快乐美好的童年，我从烟盒得到了审美教育。北京礼花牌香烟红色的烟盒上绚烂的礼花，香山烟烟盒上的枫叶，曲沃烟烟盒上是绿色的小方格，上海烟烟盒上印有华表，新港烟印有大船——烟盒太美丽了。这种设计感、这种美的形象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

小时候我经常被人问到：你是哪村的？回到侯马人们也这样问。我以城里人自居，觉得这句话很有贬低的意思，而且很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村的。但在这么多年的诗歌写作中，我越来越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我是东杨村的，所以西杨村的人就是最大的敌人。东杨村跟西杨村的庄稼地连成一片，交界线像战壕。后来我终于明白，东杨村和西杨村都是史村人民公社的，所以其他公社就成了我们的敌人。有一天，我意识到曲沃、侯马都属于临汾，我们就把运城人看成敌人，晋南人把晋北人看成敌人。外乡人不仅觉得山西人亲切，还一致认为山西人吝啬，喜欢吃醋。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中国人看不起非洲人。要是有外星人，我们就会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所以你是哪村的不仅是一个根，也是一个身份。因为当我们没有别的身份时，出身、祖籍就是最大的身份。

 曲沃意味着我的童年，意味着东杨村的一个平原，一座庭院。庭院，是李清照“雨打芭蕉的庭院”，也是博尔赫斯的《庭院》，在我的想象中甚至是《雨》里“我的父亲回来了，他没有死去”——父亲回来的庭院。有时真不敢相信，我如此贫瘠的童年，竟然拥有过一座庭院。我在那个庭院度过了两年非常孤独的童年，直到21岁，我才意识到这个孤独的童年是我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深矿。孤独的童年造就了一个诗人。那时我的玩伴是一个漏气的皮球，我想象它是一只宠物，用一根棍子驱赶它，走过胡同、庄稼地。每天早晨，我在爷爷打扫庭院的扫帚声中醒来，与孤独的爷爷相依为命。有一天，村里在学校操场开批斗会，原因是一个地主在农忙时节在自家院子里盖了一个厨房，被认为有意干扰生产。爷爷被拉去陪斗。我第一次知道了父母不曾告诉我的秘密，原来爷爷是富农。深夜，我久久不敢睡去，担心被他杀害。直到又一次在他刷刷刷的扫地声中醒来，摸着被窝里爷爷温暖的气息，我感到爷爷是好爷爷，他不可能杀害我。有一天妈妈从城里回来，我鼓足勇气告诉她我想回侯马，妈妈一时心软就答应了。我一阵狂喜，立刻和小伙伴们去疯跑，累得精疲力竭，满身大汗地昏睡过去。当我从暮色中醒来，妈妈已经离开，又是寂静的庭院，只有爷爷刷刷刷扫着落叶。

1985年，我考上北师大，独自一人赴京报到，从晋南到晋北途经忻州的时候，下车去看望大姨。大姨给我买了一身运动服，那是我生平第一身运动服。她还送我一只皮箱，是她结婚时的嫁妆。那个黄色的虽然老旧、但依然结实的皮箱，陪伴我读完了四年大学。从一个城区搬到另一个城区，直到住到芍药居地下室时，它竟消失了。那个皮箱里装着我和傅琼大学毕业以前全部的信件、情书、小说、草稿，以及我们可怜巴巴为数不多的照片，在地下室被雨水浸泡了，我的小姨子拿到户外去晒，被收破烂的顺手牵羊了。于他是废纸一堆，于我们是全部童年、少年和青春的回忆与纪念。

 在北京生活，吃不到魂牵梦绕的家乡饭菜，很少听到撩人心弦的家乡口音，没有熟悉的同学、身边的亲友，使我不得不一次次重生，一次次站在新的起点。故乡，有时是一个刺痛人心的词，有时是陌生的一种感觉。我没从骨子里觉得我是北京人，但我经常也不觉得我是山西人，我是现代中国人，一个用诗歌重塑精神的人。近三十年的诗歌创作，使我终于认识到，诗歌从本质上讲正是人的本质身份的本质证明。诗人身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私人身份。我们太需要确立每个个体的生存感了，太需要从尊重生命来写起了。

想到曲沃，第一想到的是羊汤，我们叫羊头菜。离开山西后，我每次回到侯马都会专门驱车几十里到曲沃喝正宗的羊汤，据说它的发源地就在我们东杨村所属的史村公社。童年时，每周日爷爷都会带着我去喝一碗羊汤。从村口的大槐树出发，走过田鼠驻扎的田野，那是我步行到达最远的疆域。羊汤馆门口是一条通南通北的公路，逢年过节，爸爸妈妈会在路上骑车赶来。假如村里人在外面死了，他们会被从那条路上运回来。几十年后，我住在侯马的爷爷去世了，就是从那条公路被送回东杨村的。我常常想，也许我会有机会再一次真正回到东杨村，搞明白“我是哪个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