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的橱窗

街边的橱窗（赵树义/文）
 
我把手臂搭在车厢扶手上，3路电车把手臂搭在车顶高架线上，肉体和金属的手臂以平行的方式斜向北方。我以这样的叙述回到33年前的秋天，你或许会感到诧异。事实上，第一次挤上电车时，我的心情是漠然的，我不清楚我的手臂与电车的手臂存在怎样的几何关系，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怎样开启。但站在此刻回首往事，我突然发现，在那一刻，我的手臂与电车的手臂竟然是平行的，虽然在当时的视线里，二者并不处在同一空间。但在此刻，我看见那两只手臂以相近的姿势出现在同一时空里，我甚至觉得在从校门口到五一广场的路上，我应该听到车顶上擦出噼啪的电火花声，就像我在高考前的除夕夜看见蜡烛上爆裂的火苗。祖母说，蜡烛开花预示着好年景呢。
凡事都有第一次，包括乘坐火车、电车和闯进一座城市。连串的第一次集中发生在同一周里，这样的事实显然预示着一种改变，而我却浑然不觉。在那一天，我被陌生的人流裹挟，闷在鱼罐头一样的公交车厢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在几天前，我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出现在火车站出口，从这一刻开始，我将正式告别故土，不过，第一次看到城市时，我想到的依然是乡村庙会，扛着大包小包的人流熙熙攘攘，纷乱无序，奔腾的河流似乎永远不会停顿下来。迎着高楼间的夕阳，坐在学校迎接新生的大卡车上，我一路由北而南摇向山西大学。行走在人来人往的校园，我蓦然觉得，川流不息这个词或与河流有关，或与城市有关，但绝对与乡村无关。城市其实是一座水库，溪流从各个方向涌向这片洼地，越是低处，越不缺少喧哗和泥沙，我此刻便是汇入水库的一滴水或一粒沙子，但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重要。正在发生的，或许并非重要的，至少在当时一切顺理成章。可弹指几十年过去，站在此刻看那刻，假如当时我未能跨过高考的独木桥跻身这座城市，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呢？历史无法假设，个人史亦如此，但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而言，除了感恩高考，便是感慨改革开放。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记忆，不曾经历过时代转折，便难以理解那代人的情感和心结。
入学后的第一个周末，站在校门口等车，我发现门外空地仿佛一片海滩，电车高举着金属手臂刚出现在马路对面，人流便潮水一样涌向站牌，场面俨然排队的食堂——不管男生女生，都竞先占据有利位置，时刻准备把饭盒伸进窗口，饥饿与矜持是绝缘的。寒假回家，邻居问我，大学是什么样子？我说，食堂的饭真好吃。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回答很荒唐，事实上，今天若有人说食堂的饭最好吃，我也会怀疑他的感官是否正常。
拥挤的食堂。拥挤的车站。拥挤的商场。如果说五一百货大楼是一座汇聚人流的水库，那么，海子边便是一条河道。是的，第一次走进海子边，我觉得它很像家乡山沟里湍急的河流，所不同的是，河水只流向低处，人流却如羊群，却如浮云，聚散自由，奔涌自由。海子边的前生其实就是一片洼地，赵光义火烧水淹晋阳之后，命潘美在唐明镇重建太原城，镇东这片洼地才与一座城市有了交集。太原地势东高西低，每逢雨季，东山雨水便汇集于此，东城墙下这片洼地日久成潭，到元代时已长大为两处湖泊。蒙古语称湖泊为海子，湖泊周边自然被称为海子边，也就是说，到了元代这片洼地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大明时期，晋王朱棡扩建太原城，在海子边不远处兴建晋王府，海子边被顺势括入城中。朱棡顾虑王府安危，命人围堰治湖，北湖便是圆海子，南湖便是长海子，海子边则改称海子堰。康熙年间，圆海子湖水泛滥，殃及居民，太原知府王觉民捐出俸禄，将北南两海子疏通，并将湖水导出南城墙古水口，水患才被消除。北南两湖状如砚池，湖边文峰双塔倒映水中，宛如巨笔吸墨一般，岸边贡院肃立，自是一雅致去处。有舞文弄墨者称其为文瀛湖，且美其名曰巽水烟波，此景与崛围红叶、烈石寒泉、汾河晚渡、天门积雪、土堂怪柏、双塔凌霄、西山叠翠并肩，人称阳曲八景。海子边的变迁让人想到丑小鸭与白天鹅的故事，光绪年间，冀宁道连甲在文瀛湖周边安设木栅栏，湖内放置游船，并建亭阁影翠亭，湖的北岸还建有三座二层楼房，用来陈列晋地土特手工产品，名为劝工陈列所。辛亥革命后，此地被命名为文瀛公园。北伐战争后，文瀛公园又改称中山公园。到此时，园内已建有讲演亭、六角亭、水阁凉亭和喷泉，沿湖植有杨树、柳树、桃树和丁香，湖东还辟有篮球、网球、国术场及通俗图书馆，俨然一座文化园林。公园幽静之极，园外却见小商小贩云集，修脚的、钉鞋的、耍把式卖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甚是热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海子边的幽静和喧嚣被战火泼灭。解放后，中山公园更名为人民公园，1982年又改为儿童公园，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从一片洼地到一座园林公园，从一条僻静小巷到一座繁华市场，海子边宛如一个多变的女子，曾破落丑陋过，曾貌美如花过，也曾花容失色过，福或祸、兴或衰都不过陈列在时代橱窗里的剪影。1981年，我第一次走进海子边时，公园门口还挂着人民公园的牌子，公园门外则是集贸市场，巅峰时期，从山西大饭店北侧到郭家巷，距离不足600米，竟容纳摊贩500余户，每个摊位占地仅一扁担大地方，月收费只有10元，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在市场启蒙阶段，这立锥之地上蹦跶的都是些小鱼小虾，可如今看，他们个个都是弄潮儿。看到海子边的第一眼，我觉得它便是故乡的庙会，或买卖服装鞋帽，或经营日用百货，或配钥匙、修伞、钉鞋，还有开饭店的，海子边饭店算规模较大的，刀削面小有名气，一盘过油肉仅两毛四分钱，比学校食堂还便宜一分。狭窄，曲折，拥挤，海子边鱼虾混杂，他们共有一个名字，叫个体户。其实，他们是一支无业游民、刑满释放人员、返城知青等组成的散军，是无路可走的，是被歧视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如当今的下岗者。所谓绝处逢生，这群社会最底层的人最后竟成为第一批最先富起来的人，大浪淘沙之后，其中的佼佼者还是今日太原各大型商厦、星级酒店和高档楼盘的业主，他们的身份演变好似3路电车变成103路电车，又好似海子边历史的翻版，人与车和一片水洼的遭际有时竟也惊人相似。
那一年我16岁，虽已开始独立生活，实际上还是个懵懂少年，我从人流中穿过，却未意识到这股商业大潮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怀揣父亲东挪西凑的生活费，我第一次穿过海子边，第一次经过柳巷琳琅满目——在当时，这个词是恰当的——的橱窗，却不敢稍做停留，我的目标明确：配眼镜。高考之前体检，我左眼视力为1.2，右眼视力为0.9。入学体检，我左眼视力为0.9，右眼视力为0.3。仅仅一个假期，黑板在眼前已模糊如一片水洼，我有些吃惊。其实，原因很简单，高考之后，我躺在老家的炕头一口气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用如饥似渴不足以形容，我显然是饥不择食，显然是饥肠辘辘，就像饕餮之后突然感到肠胃不适一样，视力骤然下降。在此之前，我在高中只读过一本课外书《说岳全传》，父亲之所以破例，是因为当时的广播里正在播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我听得如醉如痴，如果父亲不让我读这本书，我会疯掉的。不过，父亲虽然恩准我看《说岳全传》，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不准把书带到学校去。
我去的那家眼镜店叫亨得利，是一家老字号，位于钟楼街。验光，配镜，站在柜台前犹豫再三，我选了一副秀朗眼镜，度数仅150度。一次花掉10多元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只配了一副眼镜，着实有些心疼。更让我心疼的是，这副眼镜仅戴了一个学期，寒假后开学，眼前的黑板又清晰如初。我只是假近视，我的近视只是假期玩命看小说的结果，我很懊悔。当然，所谓视力恢复也并非完全恢复，右眼仍有些近视，左眼却不受影响，那副近视眼镜便被束之高阁。现在眼睛花了，右眼看得越来越清楚，左眼开始有些模糊，老花镜也与我无缘。看来一只眼睛近视、一只眼睛不近视也是有好处的，前半辈子用左眼，后半辈子用右眼，对我的两只眼睛来说，这样的分配很公平。
 
逛柳巷是太原人的传统，起码在这30多年里，我看到的太原人对柳巷都很有感情。大学毕业之后，我去柳巷一直延续三站式：书店，商店，饭店。其时，柳南老槐树下有家书屋，名尔雅，是我的学长开的，门店仅一间，却是太原最好的社科书店。多年来，买书一直是我的一项固定支出，对书籍的选择自然也挑剔。尔雅未开之前，我常去解放路新华书店、五一路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它们皆位于柳巷周边，店面虽大，找到一本喜欢的书却很难。尔雅开业之后，我便很少去那几家书店，即使去也多是空手而归。尔雅起步于柳巷大槐树，枝叶茂盛于双塔西街，作为山西最大的民营书店，太原乃至山西的读书人几乎无人不知，但网购和快餐文化风靡之后，尔雅像所有传统产业一样，也受到很大冲击。我购书挑剔，吃饭却无甚讲究，逛街累了，便到食品街口的两家小店，或要一碗四川担担面，或点半打锅贴、一碗馄饨。当时食品街小吃店林立，生意火爆，我之所以选择这两家小店，一是图个方便，二是味道好，经济实惠。
于寻常百姓而言，物美价廉永远是最高消费准则，就像追求一生平安远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跌宕更现实。我的人生虽不具戏剧性，阅历还是有的，至少对人性还是有切身感受的，不过，寻常是百姓生活的总体基调，我能在平淡中修得左眼三十年光明、右眼三十年光明，已属上天眷顾。我是个不务正业的理科生，除了喝酒、读书、写作，偶尔打打牌，并无多少生活乐趣，逻辑和计算或许算我的长项，但在人云亦云的现实中，严谨的逻辑和精确的计算显然不受欢迎。我初二之前是在“广阔天地”度过的，没学过地理和历史，对方位一向模糊，我印象中的柳巷并非一条街，而是海子边、钟楼街、开化寺、食品街的总括，至于柳巷的历史，尤其传说中的历史，我向来持怀疑态度。柳巷的故事多发生在大明，但若依我的逻辑，我倒觉得柳巷应与柳溪有关。宋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并州知州陈尧佐在汾河东岸筑建护城长堤，并引汾水于汾堤与太原西城墙之间，潴周五里湖泊，在湖畔周边种植杨柳数万株，人称柳溪。柳溪俨然宋太原城的“西湖”，阳曲八景与之相比，要逊色许多。柳溪在城西北角，柳巷在城东南角，站在东山瞭望，柳溪为城之首，柳巷为城之尾，首尾呼应，柳色依依，自当同宗。况且，柳溪300年风光已片瓦不存，以柳巷纪念柳溪，也算对大宋一个交待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太原人永远忘不掉火烧晋阳的那把大火，即使大宋也有善举，譬如重修晋祠圣母殿之类，仍无法化解太原人心头的怨恨。晋阳之后，太原人不认宋太原城，只认明太原城，好事自然都要算到大明头上。事实上，所谓传说只不过以民间的名义为前朝贴金而已，即使历史上曾出现过美不胜收的柳溪，大宋仍惨遭忽视也是人之常情。
其实在大明时期，柳巷仅是个地名，柳巷的兴盛始于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水，如果柳溪在，这场大水或可避免。人祸是仇恨，天灾则可能是辉煌的酵母，清光绪十二年秋，汾河决堤而出，水淹半座太原城，城南城西商铺几遭灭顶之灾。洪水退去，商家心有余悸，便大举迁到地势较高的城东，柳巷摇身成为商业中心。辛亥革命后，柳巷更是店铺毗邻，商号林立，京津豫冀的商贾慕名而来，华泰厚、乐仁堂、大隆祥、大兴茂、六味斋、双合成、稻香村、认一力、老鼠窟等老字号相继开张，柳巷一时名噪华北，俨然晋商历史的回光返照。日军占领太原后，柳巷百业凋敝，人去楼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柳巷这池水才被改革开放之风消融，此时之繁华，已堪与北京王府井、武汉汉正街相比，每天人流量达数十万，夜色阑珊时依然人声鼎沸。
记忆中，早期的柳巷除了店铺还是店铺，店铺面积不大，楼高仅二层或三层，一到周末或假日便人满为患，不像现在的商厦，感觉卖东西的比买东西的还多。店面小，售货员少，每家店铺都摩肩接踵，售货员站在柜台里，收银台设在店角最高处，一条钢丝从店的这端横贯店的那端。收款时，售货员把钱和票据用夹子一夹，从钢丝这端送到收银台那端。结完账，收银员又把票据和找零凌空送回，夹子夹着钱和票据在顾客头上滑来滑去，仿佛滑翔在电线上的燕子，便捷而有趣。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我很好奇，竟站在原地盯着看了半天。商家那时还无广告概念，看橱窗便知商铺规模。小商铺有窗无橱，大商铺的橱窗也仅是实物展示，没有养眼的帅哥美女，更不存在广告设计和创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物质本身便是诱惑，便是宣传，橱窗里摆放一台电视机、两台收录机，便足以令人驻足不前。物资稀缺，物资便是最好的眼球，于贫困而言，任何形而上的表达和夸张都是画蛇添足。这样讲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家不用说宣传，进回好东西还藏着掖着，只怕有人知道。那时很多东西都凭票供应，粮油如此，烟酒如此，自行车、缝纫机也如此，粮票、布票之普及就像当今的银行卡。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辆凤凰自行车，便是托同学从榆次买来的，逢年过节所需的汾酒、牡丹烟、凤凰烟也都是托关系买的，就连太原卷烟厂出产的双头凤，最初也凭号供应。我经常看见市民手握供应票排队，心底好生羡慕。1988年秋天，我调到报社工作，这一年国庆节，天龙大厦开业，这是第一座远离柳巷的大型商厦，巨大的墙壁上张贴着各种产品广告，商家的巨幅条幅从楼顶直挂地面，商业广告已然扑面而来，媒体广告却还未形成气候。天龙大厦与我的单位毗邻，开业那天我与同事在店里转悠，偌大一座商厦门可罗雀。我当时想，太原人早已习惯了逛柳巷，把商店开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不是在烧钱吗？孰料转过年，单位周边便热闹起来，天龙大厦也一跃成为城市商业标志，变化之快令人吃惊。在上世纪末，天龙大厦着实红火了一阵子，从那时开始，迎泽大街两旁的楼顶上次第矗立起各种广告牌，每栋临街楼房都仿佛一个巨大的广告橱窗。
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个朋友贸然闯入户外广告市场，那时媒体广告已十分火爆，户外广告似乎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朋友最早买下柳巷一条街，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可他除了户外广告并无其他业务，只能勉力支撑。那时生意好做，钱好赚，户外广告无疑是鸡肋，很多跟风进入这个市场的很快便退出，整个柳巷的户外广告便陆续归到朋友名下。回想这段历史，朋友调侃自己当时像个收破烂的。新千年之后，伴随互联网崛起，户外广告突然变成香饽饽，资本苍蝇一样先是盯着互联网，继而盯着户外广告，之后便是传统媒体，似乎谁拥有媒体资源，谁便拥有财富。人的认识有时很奇特，越是物质匮乏，资源越不值钱，越是物质丰富，资源越是金贵，似乎在贫穷年代资源不算财富。朋友误入广告圈本是寻找一条出路，却在一夜间变身户外媒体老大，过上跑马圈地、坐地收钱的日子。朋友的经历让我想起煤老板，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约有十年时间，煤炭一直全行业亏损，煤炭似乎并非乌金，煤矿无疑是座黑窟窿，当时的煤矿主或千方百计转让煤矿，或使尽浑身解数低价售煤，个个都想跳出这无底的苦海，那些没关系的煤矿主，每天愁眉苦脸地盯着场地上自燃的煤炭，恨不得一烧了之。突然某一天，煤价开始抽风似的上涨，事前没有任何征兆，最倒霉的人精彩上演了一出一夜暴富的悲喜剧，令很多精明的老板大跌眼镜。朋友的发迹与此类似，客观地讲，他的经营之道与眼光和胆识无关，与拥有资源有关。当然，这种拥有也是一种煎熬，与此后资源领域频现的掠夺、侵占、破坏和权力寻租等故事，显然不是一个脚本。商场如战场，兴或衰不过一夜间的事，记得海棠洗衣机、春笋电视、华杰电子表、铁锚自行车、大光香烟曾风光一时，如今也都烟云散去，徒留一声叹息。最令人扼腕的是长治海棠洗衣机厂，这是我家乡的一家企业，其最早在全国家电市场的地位甚至超过海尔。全国人大代表梁吉祥是海棠创始人之一，我采访过他，写过一篇长篇通讯《拿来樱花，植出海棠》，详细解读过海棠的企业文化。梁吉祥很满意，便赠我一张优惠券，优惠价450元，市场价540元，这在当时也算“腐败”吧？遗憾梁吉祥退休之后，海棠经历一场人事风波，便从人间蒸发。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人如此，企业也如此。
我从事媒体工作20多年，第一次真正与广告结缘还是一次客串。新世纪初，单位发生人事变动，新领导鼓励我们下海，我便兼职帮朋友打理过一段网站，之后，又到一家文化公司负责图书市场和音像市场管理，此间，还差点与尔雅等几家书店合作，做山西的图书物流。写诗多年，我对经商一向存有偏见，我在这时弃文经商，完全是一种意外；何况文学界当时很浮躁，文学走出神圣殿堂跌落尘埃，令很多人迷茫。我的从商经历仅是个小插曲，于我却不无裨益，每天面对商户、顾客、工商、公安、消防和清洁、保安以及监管部门的突击检查，也算阅尽人生百态。每天走进商场，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但你必须做好随时化解风险的准备。我做记者多年，见惯了突发场面，应对这些还算得心应手，但最让我满意的，还是把市场大大小小的墙壁都变成广告墙。我刚接手市场时，市场每三个月刷新一次墙壁，商场本就通风不好，粉刷之后油漆气味久久无法散去，商户意见很大。可批发市场每天大包小包上货，墙壁粉刷不久便又脏了，即使安排专门看管也无济于事，管理人员常与商户发生纠纷，有时甚至大打出手。房东与房客打架显然很荒唐，征求各方意见后，我决定把商场所有墙壁，包括楼梯、过道、门店窗户统一规划，全部分割成广告橱窗，卖给商户。商户显然比我更懂得广告的重要性，仅一个周末，广告栏便被卖了个净光，自此以后，商场再也不用花钱刷墙，市场也美观整洁起来。我离开公司已经十年多，据说这些广告墙至今还在。回想这30多年，广告其实就是市场的晴雨表，从黑白的橱窗到多彩的户外广告，再到超炫的巨型LED屏，往事仿佛一节节火车车厢，从眼前一晃而过。
 
阅历是加法，也是减法，是丰富，也是沉淀。我在1981年秋天来到这座城市，至今已30多年，如果以每个十年为一个时间窗口，每个窗口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或激情与梦想，或浮躁与迷茫，或喧哗与疯狂，三个十年过后，我才在浮沉当中咂摸出淡泊的味道。个体经历无疑是社会变迁的投射，无论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皆大体如此。个体是社会的细胞，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社会则是个体细胞的集大成者，也不可能凌驾于个体之上虚幻为空中楼阁。从本质上讲，这30多年的变化更多体现在物质方面，毕竟经过十年文革动乱的洗礼，信仰虽在，物质却几乎一穷二白。肉体饥饿的驱动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古到今，由贫穷到富有最容易坠入一个怪圈：从饥饿始，到奢靡止。饥饿是动力，也是罪魁，欲望一旦出笼且不受节制，道德、良心和人性便备受熬煎。所幸的是，物质轮回渐在疯狂中谢幕，精神和信仰已重回舞台中央，这是成长的代价，在泥沙俱下的历史里，河流曾被污染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不在拐弯处迷失方向，希望便永远与我们同在。
什么是财富？或者说，该如何对待财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30年。客观而言，财富虽非洪水猛兽，也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拜金主义要不得，苦行僧更非芸芸众生都该接受的生活。我不否认，不同的人群对财富的需求和认知是不一样的，面对财富和欲望，人既有动物性的一面，也有植物性的一面，人既可以动物一样贪婪、掠夺、占有和弱肉强食，还可以植物一样吐纳生长所需的阳光、氧气和水分，且与同类一起安静地开花、散叶和结果。是的，如果动物本能占据上风，权利、金钱和性的交易必定泛滥成灾，人的欲望便是无止境的；如果植物本能成为主导，节制、友善和包容便是社会生存的土壤，人的欲望便是适度的。财富兼有物质性和精神性，人与动物的差别仅存在于精神层面。懂得约束或超越动物本能的人，视财富为身外之物，认为物质财富有下限，精神财富无上限。人毕竟要生存，在保障基本需求的前提下，人应当拥有适度支配财富的自由和权利，有物质做基础，生命才可能持久健康。而精神财富却是无上限的，一个人只有脱离物质的束缚，精神才可能是自由的，才可以超越时空局限，在更广袤的宇宙尽情遨游。
我曾在一栋欧式风格的大楼里工作过，看到门窗上镀了金箔的饰物，总感觉怪怪的，看到大楼里的勾心斗角，愈发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生活不适应。在骨子里，我还是更喜欢中国文化，我相信社会不管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本土文化的根里。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就像柳巷越现代，我越是怀念记忆中的老字号和街巷。虽然偶尔也到铜锣湾走走，偶尔也从柳巷宽敞、时尚的夜市穿过，但我与繁华终归还是隔膜的。于夜店、酒吧和KTV而言，我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人，我喜欢安静胜过喧哗，喜欢简单胜过繁复，喜欢素朴胜过奢靡，更多时候，我愿意一个人穿过熙攘的人流，在公园里踽踽独行。大概是2010年夏天吧，我开始上下班步行，这时我才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在步行。繁华落尽，走路竟成一件幸福的事，而道路两边的风景仿佛生活的橱窗，在四季更替的风景线上，即使一片树林、一个站台、一个路口，都会让人咀嚼出不同的人生况味。
穿过迎泽公园，抵达喧哗的第一站便是大南门。大南门由迎泽门更名而来，光绪年间太原古城被汾水所淹，便有人戏言：大南者，大难也。这场被历史记住的大水先是造就了柳巷，继而造就了迎泽湖——半城洪水自大南门疏导而出，城外的沼泽地聚而为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市府决定修建迎泽大街和迎泽公园，这儿便被改造为迎泽湖。迎泽大街所在地曾是古城外的官道，严格地讲它并非古城的一部分，但在现在，它无疑是这座城市的中心。新建路与迎泽大街交叉口原是宋太原城的西南角，从大南门到新建路口虽仅一站路程，但如果你懂得路边草木的荣衰，你便可窥见一条大街或一座城市的演变轨迹，历史有时就是浓缩的，就像一扇橱窗。
迎泽大街两边树木众多，种植最早的是槐树。槐树是太原的市树，遍布城内城外各处，最年长的是天龙山汉槐，已有2000年历史，之后便是晋祠的隋槐、唐槐以及郊外豫让桥的古槐，它们都是晋阳古城堙没的见证。太原建新城以来，槐树依然是常见的树木，柳巷、北肖墙、新民北街、东辑虎营的古槐便是北宋之后种植的。不过，种植槐树最多的地方还是迎泽大街和迎泽公园，这儿的槐树已近60年树龄。大南门与新建路之间是南海街，街口两边空地种有碧桃，碧桃的记忆与桃园路西的桃园有关，那是民国时期的事了。路边还种有酷似碧桃的紫叶李，更具观赏性的紫叶李应与碧桃有关，桃园当年毕竟也是桃李杏争芳斗艳的。南海街是太原城西水系的一部分，城西水系的形成源自柳溪时代。与南海街公园遥相对应的是工人文化宫，这栋建筑的风格和名字显然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改革开放之后，这儿变成旧书市场、古玩市场和股市，看来历史越短的地方越懂得与时俱进。迎泽大街几经改造，银杏渐有取代槐树之势，今人喜植银杏或因银杏的枝叶干净，而北方最渴望的便是干净，包括水、空气、街道，还有人。
在上班的路上，我经常遇到一个女子，遇到她时我便会想到银杏。如果行走在这座城市的人都如这女子一般干净，这些树或城的历史还会被人津津乐道吗？城市的历史固然是属于城的，但更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我每天早晨七点半出门，经过银杏夹道的青年路，穿过迎泽公园，八点一刻左右与她在大南门与新建路之间邂逅。当然，这是我按时出门时的情景，如果我多睡一会懒觉，便与她失之交臂，据此判断，她的作息时间应该很规律。春秋冬的时候，她素颜淡妆，每天步行。夏天的时候，她戴一副宽边太阳镜，皮肤反被棕色镜片衬托得更加白皙。偶尔，她也骑车迎面而来，云一样飘过，她像所有女子一样，也怕嗮，怕出汗。我喜欢顶着大太阳行走，汗津津的感觉令人舒坦，到单位水房用清水洗一把脸，感觉更舒坦，可让一个女子像我一样衣衫湿透，显然有违常情；更何况，在这个有钱没钱都买一辆铁壳子拥堵在路上的时代，她一年四季几乎都在步行，这该多么难得。一个人生活方式健康，心态便健康，心态健康的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阳光的。上班的路上，她一脸阳光地微笑着，很干净地从我的身旁走过，衣着素雅，行止端庄，擦肩的瞬间，我感觉她应是一个安静、笃定、不事张扬的人。我猜测她在附近某座大楼里上班，但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的年龄，不知道她的住址，与身份证有关的信息我一概不知，可这重要吗？就像可以通过一站路便可了解一条街道或一座城市一样，感知一个人其实也是刹那的事。道路即风景，擦肩便是缘，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都是这样的陌生人，我们会不会更爱这座城市？城市传承的是一种脉络，人传达的是一种气息，能够在一座脉络清晰的城市遇到一个、几个甚至一群气息清新的人，这或许才是城市的美好吧。
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不再关心路边巨型的广告牌，但对路边的草木却越来越感兴趣，有时候，我会停下脚步仔细端详枝桠间微小的花朵或叶芽。当然，我也会留意与我擦肩而过的行人，我觉得于一座城市而言，创造商业奇迹固然重要，营造人文情怀更重要。我喜欢具有生命体征的事物，这些年如果说我们曾经丢失掉什么的话，那便是对生命的尊重。让生命健康起来，财富才有意义，而最好的财富便是与生命有关的自然景观，当一座城市被广告牌挤去大量空间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路边的绿色风景和风景里干净行走的人，我觉得只有道路才是展示生命的最好橱窗。
 
2014年7月   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