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二人转

闲话二人转（苏兰朵/文）
 
 东北式幽默
 
　　一次在辽宁大厦乘电梯，同行的有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穿着制服。中途上来一位男士，也穿着制服。一进电梯，立即伸出手，非常热情地与女士相握，面目诚恳地：“你好你好！好长时间没见了。”女士微微有点迟疑：“对不起，您贵姓？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正要替男士感到尴尬，电梯停了，男士匆匆而出，临别，两人相视哈哈大笑。我恍然，也笑起来。这是典型的东北人的幽默，突如其来，毫无征兆。一般发起者是男人，导致两种后果，一种对方来不及反应，被戏弄了，如同小品中的高秀敏；另一种则像电梯中的女士，迅速入戏，让你惊叹不已。两种后果，男人都非常受用，遭遇傻女人，有促狭的乐趣；遭遇聪明女人，有棋逢对手的快意。棋逢对手之后，如果有充裕的时间，也是可以分出高下的，通常以占到口舌便宜的一方为胜。成年人的便宜往往与性有关，所以东北女人练就了一副泼辣的脾性，否则就总得受欺负。这种玩笑，是动不得气的，开不起玩笑的人，在东北是不讨人喜欢的。两种后果，都因有了看客(譬如电梯中的我)而更加完美，看客的反应也有高下，若迟愚些，被戏弄的就是看客，开怀大笑的则变成了默契配合的表演双方。看客也不是看过就完了，还有传播的义务，在办公室、饭局、酒吧，或者田间地头、小区花园、午休的车间，声情并茂地二度创作，将其演绎成可以流传的“段子”。段子来源于生活，生活中流传着段子，东北人就是喜欢笑声不断的生活。一群人聚在一起，如果没有笑声会迅速散去。
　　二人转是这一过程的浓缩。两个人在台上斗嘴，一群人在台下参与。所以，二人转的演出一直是松弛的，台上台下打成一片。这一点在后来广为流传的小品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关于小品的源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戏剧院校学生练习表演的一种形式，类似于戏剧片段；一说脱胎于东北二人转。这两者在我看来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倾向于表演，后者倾向于娱乐。尽管东北演员充斥着几乎所有的小品舞台，赵本山所代表的风格还是后者。他的放松和笑场是明显的标志。二人转演员最忌讳孤芳自赏，他要在戏里戏外自由地进出，在舞台上讲一个故事不是目的，目的是把大家逗乐。所以他更乐于扮演讲故事的人，而不是故事中的角色，把角色演绎得多么惟妙惟肖都不值得炫耀，值得炫耀的是从角色中跳出来嘲弄角色，这时他就成了观众的代言人，完成了观众参与的过程，也完成了双方分享快乐的私密过程。和民间段子的基本流程一样，交流也暗藏着较量。真正有本事的演员，既能讨好观众，又有能力嘲弄观众，这样，在这场幽默游戏中，他就成了最大的胜者，观众既喜欢他，又佩服他。幽默成了衡量智慧的一把尺子，二人转中真正的角儿从来就不是小丑。
　　演员戏里戏外的自由进出为二人转带来了即兴、灵活的特点。在表演形式上是通过砸挂来完成的。砸和挂是两个动词，源于北方土语，是联合词组，意思是相近的。在即兴交流中，接近于戏弄的意思。被戏弄的对象可以是舞台中表演的双方，也可以是观众、乐师。孙小宝有一出戏的开头是和打快板的乐师较劲的。二人转的表演程序一般是上装(男演员)先出场，讲几个段子，说一首定场诗，类似于热身，待观众的兴致被挑起来之后，再把下装(女演员)请出来，然后或唱或说或表演绝活。孙小宝一出场，闲话两句就作势说定场诗，乐师没来得及打板，孙就回头去教训乐师，乐师于是开始打板，孙小宝又回说现在讲段子，不用打板，如此反复几次，乐师来了脾气，把竹板往舞台一扔，甩手走人了。孙于是讪讪地拾起竹板，一副万事不求人逞强的样子，就在观众为他担心的当口，他突然出人意料地自己打起了专业的快板，演出于是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进程也得以推进。还有一次看的是一个女演员中途即兴表演流行歌曲《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温柔》，她一低头把倾诉对象转向了舞台边缘的一名男观众，边唱边走下台去，先是深情款款，如泣如诉，把他拉扯到舞台上，接着开始对着他捶胸顿足，歌声也充满了怨恨，把男观众逼得满舞台乱跑，最后终于一个踉跄摔倒在舞台上。此时男演员完全成了观众的一员，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这些砸挂，充满了即兴的鲜活，达到的娱乐效果也自然是新鲜的，后来可能也被演员固定成了段子，但它的源头绝对是即兴的，可能就是演员一闪念的事。反正被砸的一方无论反应成高秀敏还是电梯里的女士都是让人兴奋的，比事先排练好的表情有趣多了。
　　
男女关系
 
　　与宋丹丹、高秀敏搭档，赵本山的角色地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赵处于弱势，后者赵则绝对强势。“白云黑土”系列中，大叔显得有点蔫，蔫在东北话中不等于老实，自我意图在委婉地彰显；“卖拐”系列中，他则十足地“坏”，不光坏在忽悠范伟，更坏在利用高秀敏。蔫坏，是东北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基本面目，看似女人风光，实则男人在掌控着大局。他们在女人面前可以把姿态放得很低，不在乎征服和驾驭的形式，所以有时候显得有点无赖。只有私下里把女人捧上天的东北男人，才会在公开场合享受到东北女人给足的面子。此时，两人多半是心照不宣地在外人面前演戏。就像赵本山和杨蕾多年前的一个小品《小九老乐》所呈现的。老乐其实是个典型的怕老婆型男人，但是在外人面前，小九还是要维护老公的尊严。外地人常常认为东北男人大男子主义，其实那不过是表象，是他们用卧房里的低姿态换来的，烈性的东北女人绝对不是能打服帖的。东北人天生会演戏的基因就是这么练出来的，无论男人女人。二人转严格说来不是戏，就是若干个被稍稍夸大了的生活片段。
　　二人转以男人为核心，女人是绝对的绿叶。上装通常扮丑角，越丑越耍得开，下装因为是女人，耍和破是有限度的。在这种情况下，砸挂是一边倒的，女人通常占不到便宜，为了平衡，上装就把自己踩得更低，甚至可以承受女人适度的暴力。这样，我们就看到舞台上充斥着很多“傻”小子，并且以傻卖傻吃女人的豆腐，而心理优势明显的女人时不时地打傻子一个嘴巴，或者踹上两脚，各得其所。很多二人转的名角都演过傻子，魏三下的力气有些过猛，注意力全在演技上。周云鹏更符合娱乐精神，他身材矮小，一张娃娃脸，扮小孩有优势，所以他的傻子是个小学生，女搭档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师。这样的角色关系，冲突明显减弱了，与女人过招时可以适当地撒娇，场面看起来就柔和很多。说到柔与硬的问题，赵本山、小沈阳乃至周云鹏在舞台上都偏柔一些，这就恰到好处地撇去了东北男人的粗糙。硬的结果通常会把演出引向骂街和耍泼，男人女人都不可爱。东北人的生活充满了娱乐精神，可以想象，一个每天都开着玩笑的地域，傻和憨一定是假象，是表演。因为玩笑与表演充斥着生活，东北男人的认真是需要仔细辨别的，这就有了赵本山和高秀敏之间的戏，“笨”女人一当真，“傻”男人就得逞。记忆中我的父亲就很喜欢我母亲开玩笑，每每母亲动了气，父亲就亮出底牌，哄上半天，待平安无事好几天，又故伎重演。问题是，我的母亲无论上过多少回当，还是会拿玩笑当真，父亲的玩笑就得以不停地开下去，也算棋逢对手。就像赵本山和高秀敏的搭档，找到了支撑点，使高秀敏有了一个合适的角色定位，演技得以充分发挥。至今，她仍然是二人转女演员中最成功的一位。
大多数女演员在舞台上的地位很尴尬。要么可有可无，要么形同泼妇，让人倒胃口。在东北三省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至少存在着近千个二人转剧场。这其中的女角，90%都可以被随意替换。不过，二人转演员一般都是夫妻档，换搭档就几乎等同于换老婆，所以即便她们可有可无，也将继续可有可无着。因为二人转具有人戏不分的特点，因而男人疼老婆不分台上台下，这就更加助长了女角在台上偷懒的行为和心理。很多20分钟的表演，女角几乎只剩最后5分钟才上场，不痛不痒地唱首歌了事。观众对此行为也一直心存理解和放纵，从不挑剔女角，却会加倍地挑剔男角。这样的环境直接导致了二人转盛产优秀男角，而不出好的女演员。而女演员只要一敬业一上心琢磨演技，马上就能出来。比如丫蛋和沈春阳。如果女角挂了头牌，这个演员就值得刮目相看了。吉林的李毛毛、黑龙江的孙大美都是二人转演员中不可多得的女丑。她们在表演中，担当的是绝对的上装。一个好的二人转女演员就是要柔硬适度。放不下身段耍，不成；放得太开不懂得收，也不成。放不下身段开不起玩笑耍得不开，就不好玩；放得太开比男人还凶猛就不可爱也不美。在东北二人转的舞台上，充斥着这两种女演员。要么好看不好玩，要么泼得丑陋不堪。出得来的女角，拼的不只是演技和绝活，还有智商和情商。
 
方言的魅力
 
　　方言是有地域性格的。东北话是东北人性格的一部分，就像上海话是上海人性格的一部分一样。东北二人转的说口是靠东北方言来完成的。方言不单是指一种发音方式和语调，还包含着一些独有的表意词汇。外地人只能理解前者带来的幽默感，而后者产生的情感效果只有本地人可以识别。譬如，李毛毛在台上说，你要是记不住我叫啥，就说那个“大翻斗子”，我就知道你是叫我呢。东北人很理解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被称为“大翻斗子”，所以他们笑了。外地人需要解释一下才能笑，或者解释了也不觉得可笑。因为对于方言而言，没什么解释比那个词汇本身更传神。这有个文化上的差异问题。
　　赵本山对东北二人转的改造，多多少少是有点“去东北化”的，因为太地道的东北方言，外地人听不懂。所以东北人看赵本山春晚的小品没有看二人转剧场里的演出过瘾。另一个过瘾之处在于，相比赵本山的“绿色”二人转，剧场里的演出要更“黄”、更“暴力”一些。东北小剧场里的二人转口味有多重，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赵大叔一直在致力于给二人转“脱俗”。好不好，对不对，其实一直褒贬不一。有人担心，这样改良下去，还是东北二人转吗？这尝试颇有点像相声走过的路，相声的改良也是火过一阵子的，但这条路马上就难以为继。郭德纲一出，相声还是重新回到了“三俗”的老路上去了。无论相声界内部有多少种争论的声音，观众还是更愿意买郭德纲的账。所谓“雅俗共赏”这码事，其实重点从来说的都是“俗”。有些艺术就是在俗的层面才存在的，比如评书、相声、二人转。而以审美的角度来说，也从来都不是只有高雅才美。昆汀·塔伦蒂诺、周星驰、Lady Gaga，甚至脱衣舞娘Dita Von Teese都站在一种美的巅峰。
　　东北二人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过一次向普通话和戏曲靠拢的尝试。那是二人转的一个黄金期。那个时期的吉林民间艺术团造就了韩子平、董伟、秦志平、关长荣、李雷、李晓霞等一大批二人转明星，他们都是以唱功见长。无论唱词和道白的发音，都是标准的普通话，相应的，一些东北俗语也都被净化掉了。经典剧目有《回杯记》《包公赔情》《马前泼水》《水漫蓝桥》等。现在人们把这些称作二人转的正戏，一个戏码唱下来最少半个钟头。如今只是极少的剧场还有唱全本戏的。一个原因是没多少人有耐心听，另一个原因是也没多少演员能唱下来。
　　这两次改良尝试都出自一种用心——让二人转走出东北，脱俗趋雅，拥有更大的市场。比较起来，赵本山的改良更成功一些，也更有影响，因为他让二人转保留了更多东北特质。影响之一大概要首推他对东北话的普及。东北方言的地域性格因了赵本山和他的徒弟们，而具有了更加浓烈的喜剧色彩。东北人于是在出了山海关之后都变得喜忧参半、患得患失，呈现出两个表达的极端——要么大肆张扬东北话，要么刻意隐藏东北话。只有福原爱操着一口东北口音的汉语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时，这两种人的心态才是毫无分歧地窃喜。有意味的是，赵本山的这一通折腾，把自己折腾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事实上，二人转就是到了他的手上，才开始变成了一个戏曲不是戏曲、曲艺不是曲艺、歌舞不是歌舞、杂技不是杂技的“四不像”，好在东北方言的灵魂还在。东北人在电视上看赵本山一般都是抱着为自家人捧场的心态。说到看二人转，每个东北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去处，刘老根大舞台那是专门演给外地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