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钩沉
范仲淹名扬九州
徐新民(山东)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春,27岁的范仲淹告别了母亲及长山(今山东邹平县长山镇)父老兄弟,赴京赶考,以“朱说”之名中了进士,从此踏上仕途,辗转朝廷州邑,所到之处均政绩卓然,仕民敬仰,后人誉为“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
勤政爱民 九州争誉
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在泰州西溪监管盐税。这—带经常受海潮威胁。每年秋季,海涛滚滚而来,泛滥成灾。沿海各州县人畜被淹,房屋漂没,大片土地盐碱荒芜,百姓无以为生,只好扶老携幼外出逃荒,苦不堪言。范仲淹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多次访问当地群众,了解灾情,研究治理方法。他发现修复捍海堰是治海安民的最好途径,于是上书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修复捍海堰,得到了张纶的称赞和支持。张纶便奏请朝廷,任命仲淹为兴化县令,主持捍海堰的修复工程。当时,有些人对工程持不同意见,认为修堰虽可以挡住海潮,却不利于排除内涝。张纶和范仲淹以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道理力排众议:“涛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获多亡少,岂不可乎?”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秋后,范仲淹带领泰、海、楚、通四州的民工4万多人开进工地。谁知工程刚开始,就遇上特大风雪,海水汹涌而来。范仲淹临危不惧,亲临一线指挥民工撤离,无情的狂风巨浪还是吞没了上百名民工。范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总结教训继续施工。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他只好离开工地回南京守孝。其间,范公多次给张纶写信,反复说明修捍海堰利国利民的重大意义,张纶亲自到工地监工,长达150多里的捍海堰终于于天圣六年(1028年)春修成了。沿海四州数十万人民奔走相告,逃离家乡的3000多户人家都陆续返回家园,生产恢复,民众安居乐业,国家田赋和盐税收入也大量增加了。当地民众为了表达对范仲淹的感激,遂将捍海堰命名为“范公堤”。
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理政,范仲淹奉诏回京,任右司谏。这年,京东、江淮一带大旱,相继又遭受了严重的蝗灾。范仲淹心如火燎,立即上书,请求皇帝火速派人到灾区赈济灾民。当时仁宗正迷恋着后宫声色,对朝政很少理会。范仲淹的上书一直不见下文,于是冒着触犯圣怒的危险,前去质问皇帝:“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受了感动,立即答应派他前往灾区,赈济安抚灾民。范公每到一处,首先开仓放赈,安抚民心。他把看到的灾情惨状上报朝廷,请求免去灾情最严重的庐州、舒州等地的折役茶和江东的丁口盐税。他看到灾区人民以乌昧草充饥,亲口尝之,又苦又涩, 实在难以下咽,便将这种草带回京城,请皇帝在朝廷和后宫传看, 以提醒他们体谅民间疾苦,力戒 奢侈之心。范公同时又上书,罢修长芦寺,禁止滥修淫寺,以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救灾措施,京东、江淮百姓很快得救了。
范仲淹一生宦游泰州(今江苏泰州一带)、楚州(今浙江淮安一带)、陈州(今河南淮阳一带)、睦州(今浙江建德一带)、饶州(今江西波阳一带)、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耀州(今陕西耀县一带)、彬州(今陕西彬县一带)、邓州(今河南邓州一带)、青州(今山东青州一带)十余州,所到之处均留下卓越政绩。他在苏州疏浚河道引太湖水入海,解除了苏、湖、常、秀各州的水灾之患。他宣抚河东,鼓励麟州少数民族发展酿酒生产,使边陲人民安居乐业。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奉命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这时62岁、体弱多病的范公仍“触事为忧,所重在太平之业”。他看到青州的田赋公粮要运到千里之外的博州缴纳,又了解到博州粮价偏低,便决定让群众卖粮缴钱,再由官府在博州买粮交赋,免除了百姓长途运粮之苦。这时,青州流行“红眼病”,范仲淹立即带领医生上街熬药,亲自为黎民洗眼洗手,防治眼疾。皇佑三年(1051年),青州春旱无雨,范仲淹便带领群众劈泉抗旱,当年秋季喜获丰收,乡民便称此泉为“范公泉”,以后又在泉旁建了座亭子,取名“范公亭”。
铁骨忠心 许国忘家
《宋史》载:范公“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天圣五年(1027年)冬,范仲淹去官守丧南京。守丧期间,本来是可以不问世事的,但他看到国家的忧患、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忧心忡忡,便写了一份奏章,冒哀《上执政书》。书中说:“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忧”。他在上书中提出六项十八字的方针,即“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重点是对州县官的选择。他认为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还反复阐述了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宰相王曾看了上书,非常称赞范公的见解。
景佑二年(1035年),范仲淹任吏部员外郎,代理开封知府。仅几个月就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京城“肃然称治”。这时,他见到一些地方官吏把严刑拷打视为审案法宝,对此很不赞成。他认为屈打成招必然造成冤狱。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他做了一个试验,让厨房做了100个馒头,点清数字后交一使女看管,趁使女不注意拿走一个。然后叫使女点数,点来点去就是少了一个。范公故作生气,厉声问道:“那一个馒头哪里去了?”使女大呼冤枉。范公一拍桌案:“拿家法来!”使女为了免遭皮肉之苦,连忙承认自己偷吃了一个,请大人恕罪。范仲淹笑了,从衣袖里拿出馒头,向大家说明原由,并一再安慰使女。后来范公常把这事讲给同僚、下属和孩子们听,告诫他们办案必须慎重,多做调查研究,要重证据、轻口供,决不可滥用刑罚、严刑逼供。范仲淹在开封府审理了很多案子,也纠正了很多错案,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敬仰,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范公的字)”的民谣。
这时,吕夷简把持朝政,极力培植自己的党羽。范仲淹看到非常气愤,便请朝廷立个升官晋阶的规矩,请皇帝亲自掌握。随之,又向仁宗皇帝献《百官图》,揭露吕夷简任用私党、企图把持朝政的图谋。一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吕夷简反讥曰:“此迂阔之论也。”谁知90年以后,无险可守的汴京终于陷落于金。范公又献“四论”讥切时弊。吕夷简非常恼火,利用宰相职权之便,在仁宗面前反咬一口,诬陷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吕之心腹也趁机群起以“朋党”罪名攻击范公。仁宗不加分析,偏信了吕夷简的谗言,当即撤销了范仲淹的官职,将其贬知饶州。
景佑三年五月(1036年),仲淹在饶州给好友谢绛写了一首《和谢希深学士见案》,诗中写道:”天地久开泰,过言防结括。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尽金得江行,君恩与全话。回首见诤路,尚愿无壅遏。岂独世所非,千载成迂阔。”诗中抒发了范公“介然如石”的报国之心及“可裂不可夺”的钢铁意志。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奉诏回京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询问国家兴革之事。范公当场写出了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一曰明黜陟,即做好官员的考察评定工作;二曰抑侥幸即限制恩荫法滥行;三曰精贡举,即改革贡举制度使之精当合实;四曰择官长,即强化地方官员的任用制度;五曰均公田,即平均分配官员的职田;六曰厚农桑,即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七曰修武备,即整顿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八曰减徭役,即减少徭役征派;九曰覃恩信,即推行恩惠,重信守义;十曰重命令,即重视号令的发布。仁宗当即诏令全国实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全面展开了。
吏治改革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范仲淹坐镇京师,看到那些贪赃枉法、罪恶深重的官吏十分气愤,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奏请撤掉他们的官职。坐在一旁的枢密副使富弼不免有些担心,半开玩笑地说:“你勾掉一下很容易,可这一笔下去会使一家人哭哇!”范公答曰:“一家哭总比一路(北宋行政区划设15路,后改为21路,又改为23路)哭好吧!”
庆历新政实施一年多,全国出现了清除恶吏、改革弊政、扶植农桑、减轻徭役、兴办学校的热潮,呈现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也触及了一些保守势力的既得利益。他们联名攻击改革派,仁宗皇帝先凉了下来,庆历新政失势了。 范仲淹外调,辗转诸州。他那许国忘家的忠心铁骨,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广播九州,也为王安石变法打下了基础。
威镇边塞 和睦边民
宝元二年(i039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两次大举进犯。夏军逼近延州(今延安),宋将范雍束手无策,只好紧闭城门,派人求援。援军在三川口陷入重围,死伤无数,朝廷震惊。这时宰相吕夷简推荐范仲淹出征。仁宗拜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范仲淹到任后,先视察了边防,分析了宋夏双方的情况。他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山路崎岖窄狭,辎重运输十分困难,一时难以抵御骁勇剽悍、来势凶猛的夏军,只有对内修固边城,精练士兵,对外坚壁清野,封锁交通,以挫败其锐气,然后等待时机,巧取制胜,多则两三年,西夏必然不战而溃。范公的战略主张,却被一部分人说成是怯懦无能。韩琦气盛,极力主张进攻,急于求成的仁宗采纳了韩琦等人的主张。庆历元年(1041年)初,韩琦调集人马全面出击,西夏皇帝元昊则仅用少量残兵弱卒迎战,佯败而逃,韩琦命马步军副总管任福率部紧追不放,结果误入夏军在好水川设下的包围圈,元昊放出信鸽,夏军从四面山上齐放弓箭、火炮,又率铁骑猛扑下来,一场恶战,宋军6000多人全军覆没,任福阵亡。韩琦只好赶紧率部撤退。在回营的路上,阵亡士兵的家属拦路痛哭,韩琦也留下了惭愧的泪水。好水川的惨败教训了韩琦和朝廷,开始认识到 范仲淹战略主张的正确性。 范、韩同心协力,精练士兵,修筑城堡,营田戍边,和睦边民,四大政策取得空前成功。 范公首先整顿改编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老弱残兵;大胆起用了种世衡、张去惑、狄青等有勇有谋的人才;严谨治军,赏罚严明;针对西夏铁马骄悍,苦练破敌硬功。二是在延州东北200里筑青涧城、庆州城北马铺寨筑大顺城。两城地势险要,深入敌后,切断了西夏各部落之间的通路,箝制了西夏入侵大宋的战略进攻,当时就有人赞为“百万雄师,莫可以前”。三是轮流营田。范公筑好城堡,在当地招募了很多熟羌(与宋朝友好的少数民族),经过训练作为守城士兵。范仲淹破除黥面规定改为刺臂,士兵人格受到尊重,大为感动,因而也格外尽力。范公采用了轮流值勤的办法,一部分练兵守城,另一部分营田屯垦。营田者发给口粮种子,每人分给赋田80亩,自己养马的,另多分赋田40亩。守城与营田者一年一轮换,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很快发展到6营3000多人,他们训练精良、待遇优厚,对抵御西夏入侵起到重要作用。四是和睦边民。范公一贯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反对动辄兵戎相见、穷兵黩武。他“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重用了一批深得羌民之心的官员,还经常访问少数民族酋长,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对立功的部落首领,则以大宋皇帝名义犒赏奖励,立大功的还请朝廷给以封号。不久,很多部落都纷纷归顺了宋朝。彬、庆、延等州的百姓和部落首领都亲切地称呼范仲淹为“龙图老子”。这样一来,西夏受到孤立,宋军士气大振,边境广泛流传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一贯骄横狂妄的元昊并不死心,几次率部来犯,在铜墙铁壁面前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范仲淹积极寻找战机,突袭制胜,很快收复了灵州、夏州等重要边城。西夏官兵士气低落,纷纷传言:“如今的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可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
军事屡遭失败,物资日渐枯竭,西夏国力逐渐消耗殆尽,迫使元昊不得不向宋朝求和。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元昊派使臣去延州求和,后又到汴京称臣。仁宗皇帝封元昊为夏国主,同意在边境高平寨设立榷场,进行贸易,从此大宋西北边境战云消散,和平相处了几十年。
兴学重教 爱才荐贤
范仲淹一生非常热心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从政30多年,所到之处,几乎都有他亲手创办和热心扶持的学校。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刚刚步入仕途,任广德军司理参军之时,看到当地人不重视读书,便聘请了三位饱学之士,在广州办起了学校,并亲自动员青少年入学读书,使广德出了很多人才。天圣四年(1026年),晏殊在南京办了一处学校,聘请范仲淹主持。范公对学生教育管理非常严格,并处处以身作则。他每次教学生写文章,总是先按照命题自己作一篇,摸摸题目的难度,论说的范围,达到心中有数,再去指导学生,因而府学学生进步很快。范仲淹在知饶州时,亲手迁建了一处郡学,学校办得很有成绩,这所郡学出了不少进士,还出了一个状元彭汝励。即使在出征西夏、军务繁忙的情况下,范公也不忘教育事业,他知延州时所建的嘉岭书院,直到今天仍然是延安的一大景点。
范仲淹46岁那年,由睦州调知苏州。半生奔波,没有个属于自己的家,现在回到原籍,便在苏州南园买了块地,准备建处住宅。有人说这是块风水宝地,房主必然世代显贵。范公听了后说:“一家贵何如千家贵?如果建一处学校,让学子都显贵,岂不更好?”于是把地献出来,并出资建了一处学校。
范仲淹认为:国之患莫大于人才缺乏。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三番五次向仁宗皇帝建议创办学校,仁宗专门召集了近臣范仲淹、宋祁、欧阳修等人进行了一次大讨论,形成共识后,以仁宗皇帝名义颁布了兴学诏书,全国兴起了办学热潮,成为庆历新政的一大政绩。
范仲淹一生求贤若渴,他曾写过一篇《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他经常向皇帝进言:”得人则治,失人则乱。”范仲淹主持南京府学时,某日,来了一个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秀才孙复,范公看他人穷志不穷,是求学上进之士,当即拿出俸钱十千。孙复凄然地说:“家中老母无以为养,学生又想读书,如能日进百钱,我即可安心求学了”。仲淹便在学校给孙复安排了职务,并循循善诱,授之以《春秋》。孙复学习认真刻苦,夙夜不懈,10年后成了专门研究《春秋》的儒学大师。范公极力向朝廷推荐,说孙复“隐居泰山,著书不仕,心存圣贤,迹在穷谷”,朝廷起用了他,历官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殿中丞等职。
狄青勇猛善战又豁达开朗,是大将之才。范仲淹便把自己常看的《左氏春秋》送给他,并教诲狄青:“武将如果不博古通今,就不能增长智谋,推断大事,也就只能是匹夫之勇。”在范仲淹的帮助下,狄青读了很多史书、兵书,后来成了一名有勇有谋、屡建战功的名将。经范公推荐任用的种世衡、张去惑巩固边防功绩斐然;许元在理财漕运方面显示了才华,解决了京城粮荒;杜杞、张炎、尹洙等人或博古通今、办事干练,或主持正义、敢于直言,或高风亮节、廉洁勤政,都受到朝廷重用,为国家做出贡献。
范仲淹常说:“俊哲所聚,虽危必安”,他在给同榜状元蔡齐写的祭文中赞颂蔡齐:“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嫉;闻善言则喜”,范仲淹正是这样的人。
廉洁自律 严谨治家
《宋史》中说范仲淹“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富弼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他“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出将入相的范公俸禄及朝廷奖赐应该是十分丰厚的,那么,他的钱到哪里去了?正如富弼所说:“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的确,范仲淹的俸赏都用来奖励了将佐、士兵,安抚了边境少数民族及其首领们;都用到了办学校、置义田、帮助部属亲友,抚恤孤寡贫困上面。
范公知越州时,户曹孙居中死在任上,范仲淹便拿出自己的俸银为孙料理后事,并为其家属老小雇了一条大船,派可靠衙吏护送回原籍。临行前,范公考虑到路上的安全,便写了一首诗交给孙居中家属,诗曰:“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诗中要求一路关津给予关照,也充满了对孤儿寡妇的怜悯与同情。
范公是当世的著名文学家,他文章简练,笔锋犀利,才华横溢,很受人崇拜。他一生为人写了很多碑铭、墓志、序文等。按当时风尚,是要收取很多酬金或贵重礼品的,但他一律拒收,分文不取。不过他却有个原则,凡是请他写碑文、墓志的人,不论职位大小,必须是受他尊重之人,对那些心术不正、少廉寡耻之徒,他一概拒绝,决不阿谀奉承。庆历六年(1046年)正月,范雍去世,范仲淹给他写了墓志,称赞范雍是“邦之伟人”。范雍之子为了表达谢意,给范公送去了非常贵重的礼物,仲淹拒不接收;范雍之子感到心中不安,又送去了父亲多年收藏的书画珍品,范公仍然不收;范雍之子又送去许多珍贵书籍,下跪求他收下这片心意。范仲淹无奈,只好留下一本很普通的书《道德经》,对范雍的儿子说:“我以勤俭为道,以不贪为德,就留下乃父读过的此书为念吧!”并且再三嘱咐:“你父一生收藏的古书、字画很多,都是稀世珍品,要好生珍惜,切莫丢失。”
60岁以后,范仲淹感到身体疲惫,精力不足,曾表露过退闲之意。于是他的下属便要给他在洛阳建处园林,也有人要给他买下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洛阳到处是园林,如果将来退闲后有兴趣的话,无论到哪处园林去玩,都不会有人阻拦,何必建自己的园林呢?建一处园林,必将动用人力物力、耗费钱财,造成很大浪费。至于买下别人的园林,那更是取人之物为己所有,我会于心不安的”。
范仲淹家训颇严,曾作百字铭以示家小:“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做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范公以身示范,即使官至参知政事,也要妻子亲自下厨。二儿纯仁结婚时,女方家境很好,要陪嫁罗绮帐幔。范仲淹听说后很不高兴,说:”罗绮岂是做帐幔之物?布衣粗食乃我家风。”女方才没有陪嫁罗绮帐幔。他常以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颜真卿为太守而米 粥不继的故事教育子女。子女在范公的熏陶下,也勤俭上进。
一年夏,范仲淹命二儿纯仁去姑苏运俸麦500斛(十斗为一斛),船至丹阳,忽然听到一船上发出悲痛的哭声,纯仁便派—随从过船相问。原来那船是石曼卿护送亲人灵柩回家安葬。石曼卿时任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因廉洁清贫而难以应付丧事。范纯仁立即将全船小麦送于石,救了他的燃眉之急。范仲淹知道后称赞纯仁“救人之难为仁之本,真吾子也!”范公的四个儿子均有乃父之风,各有成就。长子纯佑青年随父征战,屡有战功,因伤劳成心疾,为官不达;次子纯仁官至宰相;三子纯礼官拜礼部尚书、右丞;四子纯粹知延、熙、邓诸州。仲淹曾谓诸子:“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
皇佑三年(1051年)冬,范仲淹病重,仁宗派人去问疾赐药。按宋朝规定,大臣临终前要留《遗表》,内容多是向皇帝提出对自己、对子女和家人的请求。而范仲淹在《遗表》中,谈自己生平志愿;谈自己做人原则和忧国忧民之忠心;请求皇帝要“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彰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民于未乱,纳民于大中。”600余字《遗表》尽论治国安邦,只字不提家事,“不干私泽”。范公死后,没有属于自己的家,“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将相之位、封疆大吏,如此廉洁自律的情操,如此无私奉献的精神,能不使人崇敬吗?
功满华夏 德昭千古
范仲淹一生功业卓著,道德斐然。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胸怀;他忧国忧民、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他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傲骨正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得失不计的崇高品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家风度,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赞颂。《宋史》载:“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为政尚忠厚,所至有恩,彬、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满三日而去。”欧阳修称赞他“少有大志,其与高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富弼称赞他“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爱国全民赫赫在人耳目”;韩琦称赞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来哲”;南宋朱熹称赞他“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金元好问称赞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为孔子所谓大臣者,求诸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已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自勉的道德准则。毛泽东主席就非常赞许范仲淹的道德文章,曾亲笔书写了范公的名词《苏幕遮》留传于世。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千百年来,范仲淹出生、生长和为官、征战过的地方,纷纷建祠堂、立石碑以为纪念。笔者现已见到四处。—是邹平长山纪念祠、邹平黄山下塑像;二是苏州虎丘塑像;三是青州范公亭、范公祠。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在抗日战争前夕游青州范公祠,书丹勒石以激励抗日:“甲兵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那秀才先生”,碑文至今完好;四是延安清凉山上建有范公祠,嘉岭山下刻有范仲淹亲书”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并刻有“出将入相”、“先忧后乐”、“泰山北斗”、“一韩一范”、“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相衬左右,向游人述说着范公一生的辉煌业绩。


作者徐新民
作者简介:徐新民字昕旻,微信笔名旭升,1949年10月生,山东省利津县凤凰街道西李村人。毕业于山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原任滨州市政协常委兼文史委主任、《滨州文史》主编,兼任山东省市政协书画联谊会理事、市诗词学会理事、市书协美协会员。连续五次被省政协评为全省文史优秀工作者,其诗文书画作品先后80余次在全国及省市报刊发表,书画多次在省市展出,并被省内外和美英法日新朋友收藏,2009年9月在滨州举办文史书画个展。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