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一只小鸟能飞越几座大山

张志怀2026-09-29 04:22:12

随笔

且看一只小鸟能飞越几座大山

作者：张志怀【甘肃】

对于作家而言，思想比技巧重要，责任比名利重要，观察比判断重要，阅读比写作重要，时下比过去重要，事实比文字重要，修养比地位重要，死后比生前重要。起码我个人是这样想的，这样看的。

写作要么是为了说服自己，要么是为了说服他人。那些既不想说服自己也不配说服他人的文章或书籍，肯定不外乎骗人或骗钱的把戏了吧。然而，遗憾的是这类文字垃圾遍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角落、各个书店和书摊，难道不是吗？

印度哲人泰戈尔曾告戒过我们，“你们的使命是证明没有物质主义，爱地球，爱世上的事物是可能的，没有贪婪的爱是可能的。”因此，只有国民——从精英到群体——对世界、对自己有了更为自由、博大、广阔的思考和理解，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理论、程序、组织、方法、速度、效率都离不开人的主观创造性和能动性。神话和实践都告诉我们——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人的能量是无穷的。

把山还原为山，让水回归于水，使人成为其人。只有草绿着，花开着，虫鸣着，鱼游着，鸟飞着，人类才有真性情。而眼下我们只能说，“世界，爱你真不容易！”

在写作的路途上，每个作家都是远行者。

到底是远山在夕阳里，还是夕阳在远山里？——这并不是地平线说了算，而是常识和跋涉者的双脚说了算。

我总是在学生身上寄托着太多的希望。我是经历过饥饿、蒙昧和书荒的人，我见不得过度的娱乐和浪费时光。我努力地、甚至苦行僧和工作狂一般地拼命获取知识并传授知识，期盼着有朝一日，我的学生能实现我当年没有机会实现的梦想。作为教师，这肯定是我的天职和骄傲；但作为个人，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局限与悲哀。

走进每一个四十五分钟，就是走进学校、教室和课堂，走进第一道曙光和最后一缕晚风，走进雄鸡的啼鸣和息灯的铃声，走进早班和末班公交车，走进每一个工作日，走进春夏秋冬和二十四节气，走进每一个年轮的日日夜夜。走进每一个四十五分钟，就是走进集体的历史和个性化的未来，走进现实和理想，走进真理和谬误，走进问题和答案，走进三皇五帝和孔孟之道，走进古希腊和两河流域，走进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走进荷马和阿基米德，走进秦始皇和恺撒大帝，走进笛卡尔、祖冲之的运算和张衡的地动仪，走进四大发明和勾股定理，走进哥伦布的新大陆和牛顿的万有引力，走进成吉思汗和拿破仑，走进曹雪芹和《红楼梦》，莎士比亚和戏剧，走进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走进马克思和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 走进诺贝尔奖和奥林匹克运动会，走进战争与和平，走进自由、平等与博爱。走进每一个四十五分钟，就是走进乡村与田野，就是走进工业与机器，走进象形文字和ABC, 走进x y z、克隆、纳米、因特网和计算机，走进绘画和雕塑，走进京剧、钢琴和交响乐，走进武术、篮球和足球场地，走进朗读、背诵和记忆，走进讲解、演示和实验，走进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走进火箭、卫星和太空站，走进钱学森和袁隆平，走进有限和无限，走进一切已知和未知的领域……走进每一个四十五分钟，就是走进科学知识，走进真善美，走进文明与进步，走进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时代！

把日子过得像赶路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过客准备一份厚礼，为问世的婴儿和玫瑰准备适度的欢呼，为负重的骆驼和驴子准备足够的水和安慰，为市场准备讨价还价的平台和本钱。街头卖艺者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出现拥挤——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而在另一条落叶飘零的小道上，有人正若有所思地走着——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身材，清癯的面孔，一双模模糊糊的眼睛里闪烁着蒙眬而激情的光，寻寻觅觅，彷彷徨徨——他是谁？难道这个傻里吧叽的人就是我自己？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内心独白。从时空倒错、意识流和蒙太奇的语言陷阱中走出来，让善意的推理和恶意的假设都措手不及。

说自己的话，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活。既不躲藏在别人的影子里，也不把别人当拐杖和阶梯。哪怕只是土墙上的一棵芦苇，也坚守着属于自己的天空和大地。这是一个自信与自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写作风格的问题，即理直气壮地、不受约束地、充分而又诚恳地表达自己。

河与桥之间，村庄与都市之间，眼睛与视野之间，心灵与现实之间，有时既相通又相隔，既可望又不可及。——而在此情此景里，只有一行诗句才可以畅通无阻。

距离我们近的未必就是月亮，距离我们远的也未必就不是星星。夜晚是黑暗了好，白天是明亮了好，道路是平实了好，心扉是敞开了好。

暴风骤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温暖的阳光下懒洋洋的生活——有房子、车子、票子，有稳定收入和工作的生活，也就是“温水煮青蛙”般的所谓的“舒适”生活，这会使一个人在麻木地适应环境中渐渐消磨掉自己的一切，包括青春、理想、信念、激情、决心、尝试、创造、竞争，甚至责任和义务，浑浑噩噩，行尸走肉，至死而不自知。所以，人生肯定是需要历练的，没有“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就成不了“大人物（VIP）”。我窃以为写作也是如此。

谁是我？我是谁？这既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人思考终生而难得圆满解答的问题。我是在三几岁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当时我突然地感觉到“我”是一个被叫做“XX” 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叫“XX”，这个“XX”就是“我”。下面的问题即是：“我”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再后来逐渐知道——人是被生育出来的：过一、二十年才能长大成人，八九十个年头之后就要老死或病亡。也就是说，人是从生处来，到死处去。期间的时光或者年轮是充满变数的：早夭的，长寿的；行吃的，讨要的；升官的，发财的；还有工农商学兵，等等的。但不变的常数是：每个人都是要死的（不死的只有神仙，可谁也没见过）。这太没意思了。怎样从这没意思中寻找出意思来，其中就有大学问了。当然这也是写作的出发点和原点。

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又是最堕落的时代；那是个文明的时代，又是没有开化的时代；那是信仰坚定的时代，又是怀疑一切的时代……。”有人还说，那是一个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时代，那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那是一个假冒伪劣的时代，那是一个谎话、空话、大话、套话、瞎话流行的时代，那是一个花天酒地又没心没肺的时代，那是一个摩天大楼与乞丐并存的时代，那是一个金钱万能、强者通吃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英雄、只有狗熊的时代，那是一个打掉牙齿只能往肚里咽、有理也说不清的时代，那是一个拼死拼活又无可奈何的时代啊——

卡夫卡说，“一只笼子在找一只鸟。”而眼下却是——一只鸟在找一只笼子。人身依附是如此，思想自由也是如此。

一首诗应该写得像一条河流——既有微波荡漾，也有惊涛骇浪；既能清澈见底，也能深藏不露。

划时代的作品应如实地记录一个地方或民族的自然史、宗教史、社会史、战争史和民俗史，使得每一个字符都传递出隐秘而又透明的人文气息。“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沈从文）沿岸的风光有时明媚而俊朗，有时阴晦又萧索——景色与人物在其中扑朔迷离，既像现实又如梦境，一切的一切都在作者的笔下逻辑地或宿命地深入或浅出。划时代的作品更像故乡一样，既是生命最初的来源之地，也是最终的归宿所在。划时代的作品比作品本身更为永恒，——因为她们已经深深地留在了人类的记忆里。

让一个诗人无声地睡去，让一首诗喧闹地醒来。

我向来不敢肯定上帝和运气在哪儿，但我能肯定自己在哪儿。

一切都不失为做学问的方法——在大树下乘凉，靠着古人、前人、死人吃饭，考证他们生前吃过什么，穿过什么，读过什么书，到过什么地方，见过些谁，有没有过艳遇，等等。做“高精尖”的研究——茴香的“茴”字有4种写法，木头的“头”字有16种（《现代汉语词典》列出14+2种用法）以上的用法；繁体字比简化字更科学化、象形化、传统化、民族化、东方化；对学龄儿童要进行双语教学；大学应培养复合型人才；研究生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等。把学术问题演绎为两军对垒、敌我双方，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进而异化为人身攻击，商量好似地互相指责、攻讦、谩骂、揭短，大打口水仗。这样一来，既赚了稿费，又提高了双方或多方的知名度，还能使广大的读者产生莫名的敬意和神秘感——就让他们一头雾水吧！——就让他们找不着北吧！——就让他们去胡乱地猜测吧！对原创性文字或作品进行稀释、注水，进行再加工、再“创作”——能把一部老电影扩展成几十集的连续剧，难道还不能把某些史料记载、旅游指南改写为散文和游记吗？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成的东西：古今中外的、报刊杂志的、网络传媒的、各个学科领域的，——都不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为我用”一下。从大家到小家，再到莘莘学子，都这么扒拉着，谁也不要说谁，即使说了也白说。某重点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很多人就是英雄。抄一篇文字是抄袭者、剽窃者，是文贼；抄很多篇（章）的文字，就成为集大成者。”事实确实是胜于雄辩的啊！做帮忙或帮闲——对一篇或一段名家的平常文字再用三到五倍的废话进行补充、解释、说明、分析、引申、评介、赞赏等。反正是——非要把正确的废话进行到底不可。暂时列举到此为止。

任何时候都不可低估文字的教化功能——古史记载，“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由此得知，对语言文字的重视和崇拜是古亦有之的，国人向来就有珍惜纸字的传统。方块汉字能从远古一直流传到现在，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奇迹，也是很值得我们骄傲的精神财富。作为民族的记忆符号和文化的传承载体，其遗传密码早已深深地植入每一个人的血液和灵魂之中。传播、珍爱、敬畏文字不只是知识人才有的责任和义务，也应当是所有把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的自觉修养。那些动辄把文字当成垃圾或动辄把垃圾当成文字的人都应从善良、单纯、文明、正直、勤奋、创造、勇毅、承担、执著、实际、宽容、理性、同情、悲悯、博爱等普遍的人性中，来对照、检查，进而反省一下自己的阅读和写作行为。无论如何，“血淋淋”、“赤裸裸”的叙述与描写，肯定是有悖于人的精神属性和道德诉求的。我有个一以贯之的偏见——那就是，不愿意自己的父母和子女看到的文字，就不该制造出来让别人的家人和孩子去读。我认为这样既是对自个负有责任又不至于贻害他人，既公平又合理。别忘了，赚钱的地方多着呢。即使“作家”二字已不再是斯大林所定义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至少也不该是“下作”的共性词或同意语。时至今天，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依然如雷在耳，让所有热衷于舞文弄墨的人好自为之吧。

其实依我看——所谓的艺术容量、艺术水准、艺术成就、艺术方法、艺术技巧、艺术层次、艺术观点、艺术见解、艺术批评、艺术经验，等等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应放置到艺术良知的阳光下来晾晒和考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区分出好的与坏的，优质的与劣质的，先进的与落后的，积极的与消极的，经典的与低俗的艺术和作品。要知道，好吃的东西并非都是对健康有益处的东西，卖得好的东西也并非都是质地上乘的东西。所以排行榜、发行量、票房值、收视率等都是靠不住的啊！

从时间的波涛里挣扎出来又陷落到时间的风浪当中去，这是每一个人不得已的生活逻辑和发展过程。

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升起来的也不一定是太阳。

在认识拂晓之前先要熟悉暗夜。

——如何把握诗歌的形式和重量？

——在语言中寻找自我，在自我中发现语言。

我是从陇东的黄土高原上来的，因此，我的身上带着风沙。我的天空依旧是那种淡而高的蓝，下面是沟壑纵横、山梁崎岖的农田牧野。我的诗就从这里出发——一孔窑洞，一座村庄是重要的；梯田，小路，河流，渡口，桥梁，学校，城镇，也是重要的。这一切构成我的背景和语言、我的态度和风格。我的生活中没有多少奢侈的东西，更常见的是实实在在的劳作，具体的场景、具体的人和事，按照既定的方式走进我的感觉和记忆。当然，有时这种进入方式是奇特的，比如做梦或幻想。带着这种体验，进而在群体的语言中寻找自我，并试图表达自我，努力把瞬间的感觉演绎、浓缩、凝固在文字中，成为普遍的情绪和意义。当然，这仅仅只是我对个人创作过程的一种体会。在我看来，诗肯定也是相对的，诗人个体认知的局限往往会给有经验的读者留下进一步联想的空间……。也许我还在路上，还没有找到写诗所需要的灵性和技巧，而只是在天真地自说自话。

诗是什么？诗是源于语言又高于一切语言艺术的精神存在。诗是高远的蓝天，是纯净的空气，是飘逸的云朵，是曲折的闪电，是激昂的雷鸣，是呼啸的东南西北风，是洋洋洒洒的阵雨，是灿烂的阳光和星辉，是辽阔的海洋和大地，是成熟的作物和庄稼，是鲜美的红花和绿叶，是亮丽的露珠和汗水，是神的意志和力量，是人的念头和想法，是现实的梦境和梦境的现实，是承传的历史和展望的未来，是简约的村庄和繁华的都市，是温馨的家园和冷峻的社会，是永恒的亲情和坚贞的友谊，是父亲严厉的呵斥和耳光，是母亲疼爱的呵护和絮叨，是兄弟姐妹的相互帮衬，是街坊邻居的雪中送炭，是不期而至的喜讯和情何以堪的噩耗，是得意忘形时的脱口而出，是怒发冲冠时的呼天抢地，是壮怀激烈时的豪言壮语，是回归内心时的窃窃独白，是成功者的放声大笑，是失意者的抱头痛哭，是登山者的居高临下，是涉水者的浪遏飞舟，是无尽的岁月和短暂的人生，是众多的机遇和不变的命运，是正义的再现和良知的回声，是喜剧的唱腔和悲剧的台词，是形态各异的开始和结束，是千篇一律的四季和年轮，是早出晚归的劳作，是废寝忘食的守望，是披星戴月的坚持，是乘风破浪的历险，是拿不起又放不下的爱恋，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思念，是醉酒汉一步三颠的吟咏，是失眠者辗转反侧的长叹，是“不知今夕是何夕”的萧瑟秋风，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孤帆远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气短，是“春蚕到死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儿女情长，是有限也是无限，是特殊也是普遍，是曼陀铃也是催眠曲，是T恤衫也是迷彩服，是精神鸦片也是糖衣炮弹，是高山、平原、沼泽地和冲击扇，是土壤、肥料、拦河坝和高产田，是引水工程、河槽容量、杂交选种和人工受粉，是杀虫剂和除草剂，是田间管理和间种套作，是拔节期、抽穗期和成熟期，是收割、打捆、上场、脱粒和归仓，是铁锹、镐头、扁担、镰刀、鹤嘴锄和独轮车，是小麦、大麦、黑麦、燕麦、莜麦和荞麦，是稻米、糯米、玉米，是谷子、糜子和高粱，是甜菜、甘蔗、花生、芝麻、油菜和向日葵，是棉花、橡胶、咖啡、可可、茶叶和烟草，是萝卜、土豆、莴笋、雪里蕻和大白菜，是桃、李、杏、梅、苹果、柿子、香蕉、菠萝、哈密瓜和海棠果，是草坡、天然牧场、牧马人和放羊娃，是苗圃、灌木丛、防风林带、高空索道、湍急的涧流和奔腾的山洪，是蚕茧、蜂房、鸡窝、猪圈、骡马店，是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柴，是原材料、自动化和总产量，是职业病、医务室和疗养院，是储藏量、工作面、挖掘机和动力铲，是铁矿石、脱氧剂和耐火砖，是车床、电焊和生产线，是角尺、圆规、螺丝刀和刻度盘，是地下室、汽车房、单元公寓、拱门、楼梯、走廊和阳台，是丝织物、法兰绒、人造革和化学纤维，是冰激凌、麦乳精、单晶糖和巧克力，是孔雀石、红玛瑙、檀香木和景泰蓝，是漫画、木刻、山水画、蜡像和十字绣，是交通线、集装箱和里程碑，是计算机、电脑芯片、字幕、特写镜头、智能手机和网上购物，是布景、道具和化装，是观众、喝彩、献花和谢幕，是奏鸣曲、圆舞曲和进行曲，是万字文、星象图、青铜奔马和金缕玉衣，是感恩、仁慈、悲悯、礼让、奉献、团结、互助、友爱、诚实、勤劳和勇敢，是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看得见的无边无际的地平线，也是看不见的天理、人道、自然法则，以及人类内心深处的尺度、参照、感觉和体验。

我站在西北大地之上，准确地说，那是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之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半农半牧的生存环境，干旱多风的气候条件，听天由命的文化传统。我期盼着、焦渴着，同时也创造着……。“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黑格尔）因为我有太多的忧郁、孤独和茫然不解。面对大山和大川，我真切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无助与无奈。儿时在一条山路上所经历的贫困、饥饿、痛苦，以及与狼对峙的彻骨的恐惧，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世界到底有多大？我不得而知。父母亲都是拜佛信神的，是超自然力量的虔诚的信徒，老实、勤俭、吃亏、宽容、忍耐、自尊是他们的价值取向。1960年闹饥荒时，我们一家用并不宽余的口粮接济了几乎所有的亲邻，而自己家中却差点饿出了人命。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总有类似“好人一生平安”的善良情结。而当我觉察到如此缺乏竞争力的自我安慰是多么有害时，这种消极的宿命意识早已退变为我怯懦性格的一部分，并且将贯穿我的一生。其实给予我最早启蒙的是我的祖父。我1至7岁的大多数时光都是与爷爷一起度过的，他既是我最牢靠的保护人（父母要管教时，他总能庇护我免于挨打。互联网上流传一首写爷爷的短诗最能表达我对爷爷的感情——“爷爷还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的风雨/都绕过我/向他一个人倾斜”），也是我唯一的伙伴和老师。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位近乎“高大全”式的人物。他年轻时曾习练武术，能使多般兵器；研读过《四书五经》，并能背诵其中的很多章节；他的书法字帖要是能够保存下来的话，也可足以流传后世。他还能做农家所需的大部分技术活路，如打铁、木工、石匠等等。我出生时爷爷已到73岁的高龄。在其后的十多年里（祖父享年85岁），他总是向我——他这一体弱多病的孙子——不厌其烦地“炫耀”他的“文治”和“武功”。不过我倒觉得爷爷的最有能耐之处既不是他过硬的武功，也不是他超常的记忆（他是左撇子），而在于他能操持一把自制的四弦琴。四弦琴本是陇剧道情里一种独特的乐器，俗名“四弦子”。形状如二胡，有四根琴弦，加马尾弓。爷爷说，他当年也曾在皮影戏班里领过“份子”（工钱），上过台面。山里人生活单调，更何况在那万马齐喑的年月，所以爷爷的四弦琴自然而然就成了方圆三、五里地唯一的文化娱乐。每到逢年过节，或雨雪天气，爷爷的窑洞里总会聚集一群老少，听他说古论今，也听他拉弦子唱歌。——而那时我就不无自豪地坐在爷爷的怀里，与他手把手一道演奏——月朗星稀的夜晚，那美妙又苍凉的琴声，伴着爷爷粗犷沙哑的唱腔会传出很远，很远……。父亲是牧羊人出身，为生产队集体放牧近20年。因此牧羊人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总是亲切而逼真的——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顶烈日，冒严寒，忍饥挨饿，有时还要与伤害羊群的野兽搏斗。有一回，在傍晚回家的路上，羊群经过一道崾岘时，突然遭到前后七只狼的袭击，在牧羊狗的拼死护持下，父亲与群狼相持对峙约一个时辰，最后狼群渐次退去，集体的羊只安全返回。如此危险的场面，父亲一生曾经历过数次，每次他都能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战胜凶恶的野兽而化险为夷。当然这或许也是因为冥冥之中自有山神的呵护和庇佑吧！长期的翻山越岭练就父亲强健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几乎每天晚上放羊回家，他都要捎带背回一捆蒿柴。第二天天不亮又把柴捆送到山下的砖瓦厂去卖，往返十余里路程。一捆柴一百多斤，能换回1元来钱（当时每斤柴火1分钱）。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又要带着满身的汗水去出早工，午饭后就赶羊出山——差不多没有喘口气的工夫。一家八口人的吃穿用度主要就是依靠着父亲那样的拼命劳动来维持的，而我们兄弟三人上学的学习费用，也是父亲那样用柴捆和力气换来的。勤劳的父亲只生活到56 岁。就我而言，每一次对父亲的追忆和纪念都是沉重的，也是刻骨铭心的。我从家乡坎坷的小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出来，并且爱上了文学，爱上了诗。陇东的山系在我的身后愈发显得高大——皇天后土，古木参天，还有如我父兄般的山民，他们曾经以一种贫穷落后的生活方式存在于现实之中：那影影绰绰的油灯下的夜晚，那毛驴拉石磨的日子，那二牛抬杠的耕作，那广种薄收的庄稼，……。可他们活得清清白白，踏踏实实，健康而秩序，没有诸如营养过剩、神经衰弱、消化不良等都市富贵人的通病。他们的强壮与他们的美德一样令山外的人们惊奇和难忘。此外他们还有庙会、神戏、民歌和超凡脱俗的想象。我相信我的灵感是某种原初而略带苦涩的冲动，而这一冲动只能来自黄土地的底蕴。我的抉择，我的奉献和牺牲，以及我的人格和性情都与此有着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往往感到了更沉重的分量。写作有时就是人性的净化、神性的交游，信不信由你。感情是珍贵的，无论是爱还是恨。为了神秘而永恒的瞬间，请原谅我的晦涩和粗糙吧。有人说过，“把自己献给文学，就像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或穷人一样。”如此这般我就有了走不完的路，爬不完的山，唱不完的歌，交不完的朋友——而在持久的跋涉中，我才刚刚学会思考。

一旦别的文学体裁被写作出来，其文本就必然是静态的、凝固的、封闭的、定势的和已完成的，而诗歌的文本却始终是动态的、流淌的、开放的、走势的和未完成的。它永远等待着读者进一步的经验、体会、认同和参与。只是有时知音太少，所以古人才有“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的慨叹。

诗意会常常从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飘过，就像好运常常光顾人生一样。这时连午夜也会升起红太阳，山泉也能变成美酒佳酿，淤泥里也长得出洁白的莲花，苍蝇、蚊子也闪耀着璀璨的光芒。闭上眼睛，各种意象在思想深处孕育、生成、壮大、堆砌，最后在拥挤的碰撞中被语言插上翅膀，飞向幸福的抑或苦难的生活。

我有时认为，在穷人普遍生活得不好的年代，写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甚至是不道德的事情。因为该时期不需要什么诗人，也不需要什么类似诗的东西。“悲愤出诗人”，其实是极不负责任的话。我不相信吃不饱、穿不暖、夜里没房子住、流落街头的人能写出惊天动地的诗歌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乞丐都必然地成了大诗人了，那么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诗人还是诗都不显得太廉价了吗？

写诗永远是属于个体的事业。历史上还没有过成功合作的范例，更不用说集体的智慧了。正所谓“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相貌、年龄、身高、体重、经验阅历、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等一定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写诗只能是个体的内心独白，否则便一定是60%以上的模仿或抄袭。一首诗是否感人、有艺术魅力就在于它是否是原创的。因此，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和第一个把花比作女人的肯定都是天才。

在我看来，诗是发自灵魂深处的独语。写诗虽不能给一个人带来什么，却可能使他拥有更博大的爱和胸怀。是诗给予了我良好的判断力和充分的自信。我与诗的缘分或许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

在一个没有幻想的时代幻想，在一个缺少感动的世界感动。

诗是一种燃烧中的幻觉和痛苦。写诗就是在思想的荒原上，标明人类绝对精神的旗帜和风向。诗人人格意义上的相对完整，使得这个物质的世界充满眼泪和同情。

沿着语词和意义走下去——这是诗的命运，也是诗人的命运，可不是吗？谁见过无字的诗？“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毛泽东），写上些工整或潦草的字句——就是此刻的心情：激动、兴奋、高兴、快慰、满足、平静、焦虑、苦闷、忧愁、烦恼、压抑、寞落等等。用文字记录下每一个永恒的瞬间——多么神奇的语言啊！不断地走下去，有时米粒之珠也会大放光华。古人写过什么，或是外国人写过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怎样写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同样地适合于对诗的写作。坚持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哪怕走得歪歪斜斜。

夜晚没有想象的那样黑暗，阳光也没有想象的那样明媚。家园不是唯一的家园，风景也不是唯一的风景。到底是庄子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这永远都是一个需要诗人思考的问题。

写作，特别是写诗，其实是一个人的战争。期间，词汇与意义、文字与图象、形式与内容、部分与整体、梦幻与现实、精神与物质、进步与反动、积极与消沉等思想和情绪，往往在诗人头脑里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格局。诗总是在灵感或诗兴的打斗与冲突中诞生的。我相信一个刹那间的语言奇迹，也相信一个长时间的思想准备。正是太多的偶然和必然才成就了不可替代的诗和诗人。

不管怎么说，诗歌语言的领地总是覆盖着一片虚构的阳光，诗意的写作必须与现实或大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诗的语言外壳要尽可能地远离实际生活。我想，诗的创作是很难做到彻底现实主义的。因为诗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飞远蹈式的。只有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地看清生命的真谛和人性的本质。太贴近生活了，反而会损伤对现实应有的批判眼光和良心尺度。此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为缘只在此山中”（苏轼）是也。这也是从来没有哪位诗人会把诗写成通讯、报道之类记实性的东西。即使有谁这样写了，那也肯定不会是真正的诗，再大的诗人也不行。所以，无论诗人还是读者——为求全解，——都大可不必对某一首诗或一首诗中的某一句子过于当真，甚至字斟句酌，对号入座。其实一首诗所反映的只是诗人当时当地的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其中不见得有多少真人真事，但却绝不可能虚情假意。诗的品质永远都是真诚。判断一首诗是否成功的标准，只能是看其是否能够打动人心——舍此别无其它。

没有乡愁就没有诗——就像没有别离就没有重逢，没有风雨就没有彩虹，没有暗夜就没有黎明。

诗告诉我的已远远超过我所经历的。无论世事怎样千变万化，诗的魅力总是无穷的。诗人立于天地之间，呼唤花朵与果实，人性与良知，真情与真理。从他并不高亢的回声里，人们依然可以听到风的叹息，阳光的低语，泥土的祈愿，以及人类热烈而持久的爱情……这是多么的生动有趣啊！

诗歌是人生之路上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诗歌写作就是从心灵深处密切自己与母语的关系。通过纯朴美德与人格化语言的结合，可望成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

搞写作比搞经济更需要开放的心态。因为只有敞开胸怀，睁大眼睛看世界，倾听八面来风，感受四方云雨，才能做到不拘泥于已有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才能站上巨人的肩膀，才能在历史和现实的纵横比较中达到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的境界。早就有人说过，“艺术不分国界”，所以越是地方的就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屈原与荷马都是伟大的诗人，曹雪芹和莎士比亚都是伟大的作家。太平洋的深邃和喜马拉雅山的高峻不仅属于某些地区或国家，也属于整个地球上的全人类，难道不是吗？我们不妨用野兽派的色彩、表现主义的情感、超现实主义的想象，来发出时代和我们自己的声音——唱一曲土腔土调的信天游，演一出连风带沙的道情戏！

在深山里蜗居与写作不只是我一人才有的新鲜事，而教师与诗人似乎也很容易集于一身。清贫或清高都是不得已的处世态度，“鱼和熊掌”二者的兼得又多半是一种平庸。生命和存在是极其复杂的，非禅道所能尽释。因此才有诗与歌的吟咏。应该说，诗是世俗生活的一剂清凉饮料，使人不至于因些许成就便忘乎所以，也不至于因些许烦恼便自堕其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成为诗人。我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坎坷的，对于命运之神的不敬使我有时会像弹簧一般顽强——压力越大，反弹也就越大。与诗的交游就是始于我最消沉的时候：在感恩父母师长的同时，我也把自己的一点可怜的爱交给了文学。是诗给予了我最大的快乐和自由，这也是我更加笃信诗是一种值得皈依的东西，时间早已验证过诗人的诚实与不屈。黄土地是贫瘠的，又是广阔深厚的；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是辛劳的，也是最富情感和想象力的。面对家园、故土、群山、河流，我的心中会禁不住地产生敬畏和热爱之情——我的村镇与炊烟，我的麦地与羊群，我的窑洞与场院，我的校舍与操场……等等，诸般意象，图腾一样映照着我的人格理想、诗歌前途。我从不祈求诗会给我带来什么，也从不奢望诗会使我的处境有所改变。我现在的位置能够保证我的声音真实而又平静。为此我曾经焦虑、郁闷、无奈、徘徊而不改初衷——混迹于人群之中，又置身于尘嚣之外，青灯书卷虽难免有些书生意气，但仍不失为一种活法。最后，我想说的是，写诗几十年，并无有用的经验。其实，写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脑力劳动而已。而我的粗糙和晦涩有时是出于表达上的某些需要，并不是随意和矫情——我始终相信语言的力量。

文学人之对于文学，与其说是一种爱好，倒不如说是一种气质和修养。于是就有“文学即人学”的说法。只是文学人可能比别的人更有意思，更有趣味。爱好文学应该说是拥有自信心的充分表现。无论从事阅读还是写作，都是试图接近真情真理的学习姿态。这不仅需要探索和实践，而且需要勇气、意志和毅力。也就是说，要沉得下去，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住煎熬。文学人的这种忙里偷闲的乐趣是思考、体会、寻找和回忆的乐趣，是真诚的经验和感动。这份感情往往是不可取代的。要知道，高尚与鄙俗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生活状态，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思想层面。由此文学人对文学的坚守与执著，使得自己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圣徒——“人民珍爱传播的圣徒，因为他的胸膛里跳动着我的心，你的心，成千上万个人的心。”高尔基如是说。

下面是我的一点关于写作的管见——首先我想说的是搞写作往往出于一种爱好。当然对这种爱好对有的人是一时的、阶段性的，对有的人却是终生的。无论属于哪那一类型，一个人只要能爱上写作就很不容易。这说明他已有了某种自我完善的愿望，某种思考的激情或能动。最初的爱好很像人生的初恋一样，是满怀着憧憬的，甚至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以一颗挚爱的心与并不尽善尽美的现实相碰撞，侥幸的成功，抑或悲壮的失败，都是十分正常的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只不过是写作过程中不同的景观而已。倘若一个人有了某种爱好，对此通常是十分珍惜的，舍不得随便丢掉。过一段日子就会技痒难熬，总想放手一试，而不大过分注重其中的成败得失。爱好文学创作的人也一样。大家初学写作的时候很少想过某一首诗写砸了怎么办，某一篇文章写臭了怎么办。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又如何能预先知道他的丑俊呢？有了对写作的喜好，那就一路写下去，相信总有一天会写出名堂的。我有一位河北的朋友，1996年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已写了三十五本日记（除了记日记，他还写别的东西），他说他还要写下去。现在多半写到四五十本了吧。他的那一大堆日记对别人未必会有意义，更不用说拿出去发表了。可他硬是坚持了下来，绝对地只管耕耘而不管收获。我琢磨着，他的写作动力是什么呢？功利的因素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另外，也不会有谁能迫使他写那么多，阎王老子也办不到。结论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爱好——他把记日记看作是他个人生活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要么就是一种过瘾，就像很多人饭后总要点上一支烟一样。难怪有人说“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但是如果单从劳动的意义上讲，恐怕没有一个爱好写作的人会认为写作是一件轻而易举、其乐无穷的美差。这是因为从事写作不仅要占用许多宝贵的时间，而且会消耗掉一个人的大量的脑力和体力。久而久之，还会损害健康。即使写作者有了足够的时间和舒适的环境，一旦动起真个的，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也总是很费心劳神的。贾平凹写《废都》，初稿三十万字，历时一个月，平均每天写一万字，写出了一场病。古人曹雪芹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未完稿，就心力憔悴而死。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 据说在写《鲁滨逊漂流记》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星期，奋笔疾书，挥汗如雨，惟恐灵感消失，一去不复。我想他在完成那部名副其实的杰作后，身体一定很虚弱，精神一定很疲惫。而且，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那简直是拼命啊。由此看来，搞写作不仅需要一腔热情，而且需要实干精神，那是要付出代价的。玩文字玩到一定程度，就有些走火入魔的感觉了。对于这一点，过来人应该是有一定体会的。有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说”为证：“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诚然，写作也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活路，决非一般引车卖浆的简单操作可比。要自己写得好，出手不凡，就要多读别人的好书、好文章。其比例至少应该是10 ：1。即阅读十篇之后才有可能写出一篇，有时恐怕还要读更多。读好书好文章除可获得有用的知识信息外，还可培养语感，调节情绪，启迪思路，甚而至于提高境界，完善人格，是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再下来就是确定题材，寻找既适合该体裁又与作者身份相符的叙述角度，也就是话题。把复杂的事情写得简单是一种功夫，把简单的事情写得复杂也是一种功夫。而能把任意一个事件写得既简单又复杂，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深入而浅出，触类皆旁通，则非大手笔不可。由此可知，那些见木又见林，于一滴水中见海洋，一粒沙中现世界，身居斗室，心怀天下，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定然不外乎巨匠、大师级的人物了。此种境地也应当是学习写作的人的终极目标了吧。最后，该是修改定稿的时候了。此处也有大学问——自己改；请人改；先放一放，不急于公之于众，送去发表，都是明智的做法。总之，要有定力，要耐得住寂寞。某杂志社的一位资深编辑曾坦然地告诉我说，他的每一件作品在发表前都要改上十二次，雷打不动。十二遍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文人之爱惜自己的羽毛以至于此，不能不令人赞叹。当然了，“文章千古事”（杜甫），一写出来，就不但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读者负责，甚至还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怎敢不慎之重之！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语言都是艺术品。”（卢梭《爱弥尔》）

作者简介：张志怀（1960年3月——），男，汉族，甘肃环县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学（英语）高级教师。在各级文学/教学类刊物发表诗文600余篇/首。系“陇东诗群”代表诗人之一。

（注：来稿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