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上有山、山上有土豆
风上有山、山上有土豆
——土豆三题
文/北 塔
此次在山西岚县参加“土豆花开”主题采风期间，让我对土豆及土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了更多的感想，甚至有了更高的期待。且讲三个方面。
一、土豆亦有神
在原始宗教时代，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土有土神（如中国神话中的土地爷），豆有豆神（如非洲神话中的扁豆神），土豆与人类关系如此悠久而密切，怎么可能没有神呢？
中国没有土豆神，因为中国早在孔子时代，就开始“不语怪力乱神”了，就开启人本主义信仰时代了，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社会的“早熟”现象本质上指的就是社会普遍观念由神本主义滑向人本主义。中国社会思想的早熟导致神话思维提前中断，于是，中国人很容易把神看作人，同时把人捧为神。在古希腊神话中，人与神媾和产生的人因为一半的血统是神，所以被称为半神（semi god)，而人哪怕再英雄，也不能封神，只能入传说，不能入神话。而中国人习惯于把所谓伟人甚至大人神化。比如，把“稷”（周朝始祖）当做谷神，把关羽称为财神，把嫦娥奉为月神，把麻姑奉为寿仙，把默娘奉为妈祖。这种神化人的思维于今为最烈。到了三八妇女节，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冒出上亿个“女神”。在人被当做神的环境里，自然神自然就会被压制，已有的会被取缔或屏蔽，未生的永远不会降世。
而土豆是明朝才传入中国的，那时，中国人的神话思维早就已经停滞两千多年，不会再神化这个外来的自然物种。
土豆和玉米是印第安人贡献给全人类的两大粮食品种和文化符号。
关于玉米神及其神话我有所了解，因为我上大学时曾痴迷于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长篇小说《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 1949）。这部杰作系统呈现了玉米神信仰。据阿斯图里亚斯自己说，其灵感直接源自玛雅人的圣典《波波尔·乌》（Popol Vuh），尤其是这一句：“众神用黄白玉米面团造人”。玛雅人称玉米神为雅姆·卡克斯（Yum Kaax）。
虽然我曾四度去拉美（包括印第安人生活区）访问，关于“土豆神”及其神话我却未有所闻。但我相信：印第安神话之发达，而且在泛神论谱系中，土豆神必然占有一席。那么，这土豆神该是什么样的呢？叫什么名字呢？
当我们在岚县土豆科普展教馆参观时，这个问题萦绕在我脑海里。
在种薯繁育展区的大门口，有一个长长的展板，一开头就是一个土豆神的形象。那神祗身材矮矮的、胖胖的，皮肤黑黑的，眼睛大大的——活脱脱一个印第安人的典型。他穿着绿色的上衣、红色的裙子（据说这是传统印加服饰）。他的整个头颅像个土豆，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绿色的形同小揪揪的东西——隐指土豆发出绿芽？他的两只手在身体两边分别握着一根跟他一样高的粗壮块茎，那块茎的上中下都挂着大大小小的土豆。我虽然用“他”来称呼这个神，但其实他难辨男女，甚至难分老幼。这整个形象的气质是敦实、天真，甚至有点孔武有力——两边的块茎像两把流星锤！其艺术特征是高度卡通化、具有中国年画人物一样的装饰效果甚至喜剧色彩。这其实是民间的尤其是原始艺术的基本特征。那画像的下面的说明词是“马铃薯神”，而不是“土豆神”。是否制作者认为前者比后者洋气抑或因为叫“马玲”而听起来更加响亮？然而，我本人更喜欢“土豆神”之名，土得掉土的“土豆”也有“神”，这名称本身就让人在产生惊讶感和喜剧感后更产生敬重感。
其实印第安人（主要指其南美洲的大分支印加人）是给这土豆神取了真正的名字的，叫做Axomamma（阿索妈妈，也拼写为 Acsumama、Ajomama），意为“土豆妈妈”（一般人都翻译为“土豆之母”，哪有“土豆妈妈”亲切直接有力啊）。她是大地女神“帕查妈妈”（Pachamama）无数的儿女之一。有人说，是这位地母直接监护着土豆，不确；因为大地上有太多的生物需要她监管，她一个神哪忙得过来啊；所以，她生育了无数的儿女，分派一个个孩子来监护这类或那类物种。“土豆妈妈”就是这样的小妈妈之一，更年轻（未必貌美）；尽管前面我说的土豆神形象看不出男女，但事实上这是个女神，应该用“她”来指代。
印第安人给土豆本身命名为“爸爸厮”（Papas），意为“生命之食”或“丰收之神”。印第安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分支泰诺人（Taino）则把土豆叫做“爸塔塔”（batata）。西班牙殖民者把它音转为“帕塔塔”（patata）。大概在1560 年代，英国人又把它音变为“破抬头”（potato）。莎士比亚写于 1598年的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就出现了这个现在地球人都熟悉的单词。
有神，就有神话。
第一个关于土豆的神话跟其它物种神话一样，讲述的是它的起源故事。
据说，土豆的故乡是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位于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交界处，在安第斯山脉3800米之上。在游客眼里，这个高原湖是不世之美景。但在耕者看来，这片高原湖区是苦寒之地。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因为在山下连连吃败仗，被逼上山；这跟中国许多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部落有着类似的经历。上山之后，他们发现，这里种什么不长什么，连玉米都不长。于是，他们开始祈求神灵。神灵从天上给他们抛下来一袋“石头”一样的种子。他们满怀欣喜地把种子种到土里。地里长出了茎叶，茎叶上还开满了花。可是，他们等到花谢，也没有看到果实的影子，便有些绝望了，于是又祈求神灵。神灵托梦告诉他们，果实藏在地下呢，若长在地面上，肯定会被强敌抢走。于是，他们挖出果实，煮了吃，竟然相当美味。
有神，就有祭神仪式。
印第安人在种植土豆前，都会先祭拜“大地妈妈”和“土豆妈妈”，以求风调雨顺、丰收有望，祭品就是土豆。其实，他们每家都日常供奉一个形状奇特的土豆，一般是人形的。每到丰收时节，他们会举办“爸爸厮”晚会，包括游行。
哪怕歉收，他们也要举行仪式，不是为了谢恩，而是为了谢罪。神恩浩荡，不容怀疑，人类只有自责；歉收的原因是自己没有用好神恩，或者说，自己怠慢了“土豆女神”。于是，人们要举行更加盛大的祭祀仪式，以更加虔诚的方式，来祈求神灵保佑第二年的丰收。他们会绕着那个人形土豆边歌边舞，献上牲畜，甚至不惜献上童男童女，而且是现场杀祭，必须见血；因为，在印第安人心目中，神都是嗜血的，只有人的血才能满足他们的口欲、平息他们的愤怒。反正，人自己的生命之延续都靠土豆、靠土豆神，那么人的孩子与其说属于人，不如说属于神。与其说人把孩子献祭给土豆妈妈，不如说是奉还给了她。
这种以人祭神的习俗在现代人看来是极为残忍、不仁的。不过，在当时的印第安社会，包括杀人的和被杀的，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不正常、不应该。这种杀祭习俗在中国的商朝普遍存在。怪不得，有一种人类迁徙学的假说，说印第安人是商人的后裔——“印”者“殷”也，“殷”乃商朝首都；这些迁移到美洲的商人念念不忘故都，所以见面时相互问候的用语是“殷地安”。由此可以推测，印第安人可能还是商朝王室的后裔，至少是首善之区的所谓首都人民的后裔。
总之，在印第安神话谱系中，土豆尽管主要长在地下，但不仅有高高在上的神，还有丰富绚烂的神话。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神话，我们也没有把土豆尊仰得那么高上。
二、土豆也有花
土豆顾名思义很土，而且因为从地下挖出来时浑身是土，看上去跟土疙瘩一样丑，更且切开后很容易因为氧化而迅速变黑，此三者很难让人把它跟美联系起来。
庄稼的果实让人饱腹，花朵让人养眼；但是，人在饿得发慌的时候，或者说在饥馑年代，人只盯着果实，往往忽视花朵。仓廪实而知礼节，肚腹饱而能审美。
我的少儿时代是所谓困难时代，经常处于饥不择食的状态。我们吴人把红薯叫做“山芋”，把土豆叫做“洋山芋”。这两样东西曾拯救我的肚子，我只知道它们能填饱肚子甚至还挺有味道；我应该无数次经过土豆生长的自留地，它们肯定也曾开花，但我似乎都视而不见，对它们是否有花朵居然没有任何印象。
直到三年前，我在郊区弄了几个菜畦，开始自己种土豆，就种在房子的后门口，有那么一阵，每次一开门，我都能看见土豆绿色的茎叶和白色的花朵。啊，原来土豆也是开花的，也是爱美的，也是要我们欣赏它的美丽的。我惊讶，甚至惭愧，就像一个傻小子，娶了个媳妇，天天只知道让她给自己热炕头，却从不去注意欣赏她的发型、她的衣着甚至她的声音步态、眼角眉梢。我有时会久久地站在菜畦边上，细细地、痴痴地观赏它那小小的、白白的花朵——如同她的发簪或衣饰。我拍照片，还晒朋友圈，把它的美分享给跟我一样曾经只知道肯吃土豆的人。我甚至赋诗表达我的这种惊喜，题目就叫《土豆也开花》，诗云：
你们把我大卸八块
把我埋到逼仄的地下
只因我淤青的脑袋
孕育了一棵自己的芽
这棵芽在黑暗里兀自萌发
动作缓慢，而且过程漫长
突破了地皮的层层围堵
突然兀立在你们的后院
我也有浓绿的藤蔓
我也有洁白的花朵
我块茎的子子孙孙
将抱团、拓展、延伸
我自家地里种的只是区区数株土豆，它们开出的花也不过数十朵吧。
到了8月上旬的岚县，我的惊讶变成了震惊。屋前屋后，路左路右，山下山上，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土豆花，如此旺盛，如此烂漫，如此张扬。她们占据着土地、占据着山岭，占据着我们的视野。它们不仅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甚至还有粉色的。黄色的花蕊让她们显得更加花枝招展、争奇斗艳。她们像一群调皮的小媳妇一样，似乎对着眼馋流口水的傻小子们说：“想要娶我们，可得先做个雅人，张开审美的眼，好好学会欣赏我们的美丽。”
岚县有全世界最丰富、最美味的土豆宴，厨师们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世传经验，吸取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土豆烹饪法，把土豆切成块、切成丝、捣成泥，或者就囫囵着，蒸、煮、煎、炸、焖、烘、烤各种烹饪法齐上阵，再配以蛋、肉、荤、素几乎无穷无尽的食材，尤其是岚县本地的黑猪、山羊、土鸡，食用菌、山蘑菇、胡麻油等，真是琳琅满目，让人在色香味上俱得满足。
然而，我们这次采风的主题与其说是饱享土豆宴，而是悦赏土豆花。当我耐心地、慢悠悠地、一道道品尝土豆宴的美食时，我脑子里时不时焕发出土豆花的魅影。我终于到了嘴里嚼着土豆心里想着土豆花的年龄，中国社会也发展到了实用与审美并举的水平。
土豆在岚县发展得很好，不仅饱人之腹，而且悦人之目；这充分表明岚县自古以来既富饶，又美丽，既有物质的丰足，又有精神的丰赡。这从岚县的面塑艺术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在饥馑年代或穷困地方，面粉只能被当作饱人之腹的口粮，而千百年来，岚县人一直把面食做成各式各样非食用的甚至是非实用的面塑作品，寓意美好而丰厚，外形漂亮而别致，让人不忍心去把它们还原为面食——一拿到手就吃掉。岚县人还更有创意地给面塑取了一个具有唯美主义色彩的名字：面花。当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人，更加倾向的不再是土豆或面的本身，而是其“花”的一面，他们意图的是一种更高雅的人生追求。
三、土豆也有诗
花朵是植物书写的诗，诗是人类文明的花朵。
由于土豆是晚来之物，所以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关于土豆的作品不多，杰作尤其少，因此显得更加稀罕。
诗人多敏感，才华越高的诗人越敏感。徐渭是我们老徐家历代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乃“明代三大才子”之一（另两位是解缙和杨慎）。他是晚明人，当时土豆刚被引入中国不久，因新而珍，因少而贵。他是最早品尝到土豆也是最早开笔书写土豆的中国人之一。且看一代才子是如何写小小土豆的：
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
吴沙花落子，蜀国叶蹲鸱。
配茗人犹未，随羞箸似知。
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
徐文长主要用了比较和比拟的手法。首联和颔联都用其它几种中国人都熟悉而且喜欢的类似美食品种跟土豆进行比较。
首联说：论松软，榛子仁不如土豆；论滋味，茭白（菰根）肯定甘拜下风。
颈联中的“蹲鸱”（蹲着的猫头鹰）之典来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张守节《<史记>正义》释曰：“蹲鸱，芋也。”四川人把“芋头”十分形象地比作“蹲着的猫头鹰”。“汶山”者“岷山”也。杜甫《赠别贺兰铦》云：“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卓文君的先祖所说汶山之下沃野之中的“蹲鸱”就是老杜穷困潦倒时最爱吃的“岷下芋”。卓氏说，这种芋头不仅美味，而且数量大得让人一辈子都吃不完。徐文长把土豆比作“蹲鸱”，可见其多么热爱、重视土豆！因此，此联的意思是：土豆赛如东吴沙地里的落花生（花落子）、西蜀沃野里的大芋头（有人解释说，土豆比花生和蹲鸱更美味。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得不到文本内的逻辑支撑）。
腹联开始写土豆与人的关系。人们配着茶吃土豆总觉得意犹未尽，连筷子似乎都深知土豆跟其它食材一起做味道更美（筷子是主语，比说人拿着筷子知其味，更具诗家语三昧）。
尾联则直接把土豆比作人：土豆本来娇美如西施，只是现在它如同还在村口溪边勤苦浣纱而的西施，其荣光尚未焕发，其绝美尚未人知。这是文长在自比。正如西施是绝代佳人，文长乃绝代才子。但他一生因为没有考取功名而沉于幕府，甚至流落民间，郁郁不得志，正如尚在村中因劳累而憔悴的西施；西施后来因为遇到范蠡而出道并建立不世功勋、留取千古美名，文长也渴望自己能像西施那样建功立业、名垂千秋。巧妙的思路是：土豆被暂时埋于地下，正如人才之被埋没。土豆在地下黑暗中坚持生长，正如人才之在默默无闻中坚持努力生长壮大自己。土豆终将成为众口交赞的美食，才子也将找到用武之地、光芒四射。
徐文长（1521–1593）这首诗堪称杰作。在我看来，当代土豆诗很多，但水平能达到四百多年前的这一首的实在寥寥。而且他开启了一个土豆诗写作中的普遍而重要的范例，即以土豆拟人，甚至以土豆喻己。
这种写作思维中外皆然。在欧美尤其如此。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带有语言神秘主义色彩的原因，即谐音。比如，英语中的土豆一词“Potato”和诗人一词“poet”相当谐音。在拉丁语系中，这种谐音更加明显。在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诗人一词都是“poeta”，以至于世界土豆大会与笔者所服务的世界诗人大会这两个国际专门组织的缩略名用的是同样的三个拉丁字母，只不过顺序有点区别（为区别而区别吧）。世界土豆大会的全称是“WORLD POTATO CONGRESS”，其缩略名为“WPC”；世界诗人大会的全称是“WORLD CONGRESS OF POETS”，其缩略名为“WCP”。两者相互有模仿关系吗？如果有的话，谁模仿谁呢？应该是“土豆”模仿了“诗人”。第10届世界土豆大会（WPC）年会于2018年5月在秘鲁库斯科举行，而早在10年前即2008年10月即土豆大会刚刚呱呱坠地时，我们世界诗人大会就已经在墨西哥的海滨名城阿卡普尔科举办第28届年会，而2014年我们就已经在秘鲁的特鲁希略举办第34届年会了——遥遥领先啊。
这种谐音或许对诗人的自我身份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渐渐地，他会认土豆为自己或另一个自我，甚至在思考自我时也会联想到土豆，一方面把自我的感情投射到土豆的形象上，另一方面把自我的形象与土豆的形象高度融合在一起，臻于“我中有土豆，土豆中有我”的境界，甚至获取“土豆即我，我即土豆”的自我身份认同意识。
美国现代诗人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写有《土豆之舞》(The Potato's Dance)一诗，模拟一只蟋蟀的视角，描绘一场地下室里的盛大舞会：土豆们是服务员、乐队歌手也是参加派对的舞者。它们把这狂欢的歌舞献给那位“让土豆生长的爱尔兰女士”。“爱尔兰女士”类似于神话中的土豆女神，因为在爱尔兰，土豆曾经被神化。在18世纪，爱尔兰曾掀起一股全民种土豆的热潮。然而，他们种的土豆品种比较单一，只栽培产量高的品种。1845年，一艘从美洲到爱尔兰的船带来土豆病毒，第一年土豆减产三分之一，第二年更近颗粒无收。以土豆为主食的爱尔兰人面临严重饥荒，几年间，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为了生存，一百多万爱尔兰人飘洋过海到美国，成为美国西部大开发的一大主力。他们也在美国种土豆。美国的土豆业由此发展壮大，爱尔兰移民也由此迅速繁衍。这首诗以童话视角，把土豆多角色化，并把它和民间故事编织在一起，不仅有真实的历史暗示，还有奇幻的神话色彩。
美国当代诗人斯坦利·摩斯（Stanley Moss）写有《土豆之歌》一诗，写的是：土豆们虽然在黑暗里被切开、被埋到地下，但他们依然能感受到阳光和雨水，依然能“发芽、开花”；不过，它们对地面上的纷争几乎无从知晓 (But potatoes hardly have a way of knowing)”。诗人用土豆来象征顽强、简单的生命力和有点盲目、不自知的生命，一如莎士比亚或尼采笔下的盲众；不过，斯坦利·摩斯对他们抱有同情甚至羡慕的态度。
徐文长把土豆比作一个人（表面上明指西施，实际上暗指他自己），林赛把土豆比作几个人（服务员、歌者、舞者），摩斯则把土豆比作一类人（盲众——社会下层乃至底层的民众）。
中国当代诗人白连春也把土豆的生存状态描述为：在“泥土底下无边的黑暗”里“悄悄地爬着前进”。诗的前面部分中的土豆形象似乎跟摩斯所写的一样，也在肯定民众在重重黑暗中克服千辛万苦、坚持前行的姿态和努力：
悄悄地爬着前进，
对于泥土底下无边的黑暗土豆一句话，
也不说它只是悄悄地爬着前进，
穿过石头的缝隙穿过阳光和雨水，
冰冻的烽火穿过时间的战场，
土豆悄悄地爬着前进，
从不曾停止过...
但在这首诗的后面，白连春竟然彻底否定了土豆本身的力量和努力的价值；他说，土豆“的力量来自种它进泥土的手”，还说土豆们只有靠某个有伟大力量的人的引领才能爬出地面，见到天日。他在民众的对面或上面，塑造了一个拯救者的领袖形象。而且，他还把土豆们所隐喻的人扩大为整个民族。这种叙述后面的价值观是有严重问题的，是对威权主义的妥协和对皇权观念的投降，作者的笔不仅削掉了土豆的面子，也切断了普通人个人努力的出路；这与现代民主观念背道而驰。
与白连春的思想正好相反，笔者在《土豆也开花》一诗里强调的是：土豆虽然卑微、弱小，生命被挤压、被伤害、被限定，但它始终在尽可能地挣命、拼搏，它能开花如同能微笑，能笑对苦难，甚至最终能带着果实突破限制跃上地面，这是它自己努力的结果。它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而且也是有可能成功的。笔者在年轻时写过一首极短的诗，题为《地窖里的土豆》，宣告的也是土豆的反抗意志、乐观精神和希望信念：
丰收的季节
早已被从铁镐上刮去
真理的白云
被暴风雪锁住
人类被裹在钢筋
混凝土的大氅里
而土豆还在地窖里
响亮地发芽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在其名作《挖掘》（黄灿然： 译）一诗中，对这个类型的比喻进行了延伸处理，他不再把土豆比作诗人，而是比作诗人创作的诗歌，把父亲用锄头挖掘土豆的劳作比作自己持笔写作，而且强调说这两种行为其实一脉相承。这弥合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别，这给他的诗歌提供了土豆甚至土地一般的质感和分量。
我的食指和拇指间
夹着一支矮墩墩的笔，偎依着像杆枪
窗下，响起清脆刺耳的声音
铁锨正深深切入多石的土地
我的父亲在挖掘，我往窗下看去
直到他紧绷的臀部在苗圃间
低低弯下，又直起，二十年以来
这起伏的节奏穿过土豆垄
他曾在那儿挖掘
总之，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土豆不仅有淀粉、脂肪、粗纤维、蛋白质等，而且有神、有花、有诗；我希望人们在大嚼特嚼土豆时，尤其是在盛大的岚县土豆宴上大快朵颐时，也能看见土豆文化的这些更高的品质和内涵。
我建议，在岚县的关于土豆产品尤其是土豆文化的各种展览和推广材料中，适当加上这三方面的内容，以深化土豆文化，把土豆形象神圣化，有助于加强中国人对土豆的感恩、敬重甚至崇拜。
作者简介
北塔，诗人、学者、翻译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原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曾受邀赴美国等近50国参加各类文学、学术活动，包括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等，曾率中国诗歌代表团出访秘鲁等约30国。有作品被译成罗马尼亚文等近20种外文，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已出版诗集《滚石有苔》等各类著译约30种。有“石头诗人”之称。